红军长征研究若干争议问题

                                    □ 王新生　《百年潮》 2006年第09期
      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的重大事件,多年来一直是专家、学者研讨的热点。由于研究角度、占有资料的不同等原因,对于长征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存在着不同的见解。

关于中央红军长征的开始时间
      关于中央红军长征开始的时间,目前学术界有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应该从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革军委)1934年10月10日从瑞金出发,率领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算起;第二种观点认为,应该从中革军委1934年10月12日颁发的行动命令算起;第三种观点认为,应该从1934年10月17日(有的学者认为是16日)中央红军主力南渡于都河算起;第四种观点认为,应该从1934年10月21日中央红军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算起。 
       上述四种观点中,第一种观点得到学术界多数的认同。因为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的时间标准,应是战略转移计划开始实施的这一天。从历史档案资料看,1934年10月9日,中革军委制定的《野战军由十月十日至二十日行动日程表》,详细规定了中央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和中央纵队11天的行动路线;10月10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项英共同签发《中革军委第五号令》,详细规定了军委第一野战纵队的组成、转移时行军注意事项等等。这两个历史文献清楚地说明,中央红军统一的战略转移计划是从1934年10月10日开始实施的。

关于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
       关于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目前学术界争论比较激烈,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是瑞金;第二种观点认为是于都;第三种观点认为有四处,即长汀、宁化、瑞金、于都。这三种观点都有缺陷和不足之处。
        第一种观点只把瑞金作为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主要是对战略转移概念的认识发生偏差。中央红军长征是个集合概念,参加长征的中央红军主力,是由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和两个军委野战纵队组成。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是整体行动,但执行起来却是中央机关和各个部队的具体行动。在实施战略转移时,中央机关和各支部队分散在中央根据地各地,是从多处出发的。瑞金是中央根据地首府,在战略转移时,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革军委等领导机关是从这里出发的。但是,不能只把中央机关长征出发地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中央机关不能代替全部中央红军。因此,将瑞金作为中共中央长征出发地比较合适。其他部队从当地出发长征,该地可称红军某军团长征出发地或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之一。
       第二种观点只把于都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是把战略转移初期的主要集结地当做整个中央红军出发地。于都是中央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的必经之地,所以中革军委将此地作为战略转移中的一个主要集结地。但不能认为中央红军主力在这里集结出发就是长征的出发地。在于都集结,是中革军委战略转移计划中的一个步骤,中央红军各部为了执行军委命令才开赴于都的,况且红九军团并没有到于都集结,将此地作为整个中央红军出发地显然是不合适的。因此,称于都是中央红军长征主要集结出发地比较恰当。
       第三种观点以长汀、宁化、瑞金、于都四处作为长征的出发地,虽然强调了长征出发地不只一处,但把中共中央、某一部红军的出发地和集结出发地等同起来。如中共中央长征是从瑞金出发的,然后到于都集结。若把于都和瑞金一起作为长征出发地,那么中央中央就有两次出发长征的问题了。因此,这种观点是不恰当的。

关于湘江战役后的战略转兵
       关于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改变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向贵州进军的战略转兵,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通道转兵,即1934年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召开的中共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放弃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立即转兵向西到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根据地主张,命令中央红军西进贵州,实行战略转兵;另一种观点是黎平转兵,认为中央红军从根本上实行战略转转兵,是由黎平会议决定的。
        在上述两种观点中,第二种观点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从档案资料看,通道会议并没有接受毛泽东提出的正确意见实行战略转兵。12月12日19时30分,中革军委虽然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关于我军13日西进的部署”的电报,红军在13日分两路西进,于15日占领黎平,但这并不意味着是战略转兵。还在通道会议前的12月11日,朱德在给红一军团领导人的电报中,就要求派人侦察入黔的道路。12月13日,野战军司令部在发给各军团电报中说,14日“我军以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14日,朱德在发给红二、六军团领导人的电报中又说:“我西方军(这里指中央红军——引者)现已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从这几个电报中,可以明显看出,中革军委在通道会议前,已有入黔意向。通道会议后红军继续西进入黔,目的仍然是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正是由于通道会议没有解决战略转兵问题,才有18日的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集中讨论中央红军进军的战略方向问题。黎平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提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可见,决定战略转兵是黎平会议。         说黎平转兵,并不是说通道会议不重要。战略转兵是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从湘江战役后中央内部对要不要放弃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产生争论开始,中间经过通道会议毛泽东的转兵主张为多数中央负责人接受,最后由黎平会议完成。可以说,通道会议是战略转兵过程中承上启下的一次重要会议。

关于遵义会议是否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转折,也是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热点。目前,关于遵义会议是否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学术界有三种观点:第一种是遵义会议没有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第二种是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第三种是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第一种观点的主要理由是:遵义会议后一段时间,党内由张闻天负总责,军事由周恩来负责,毛泽东既未担任党中央主要领导职务,也未起主要领导人的作用。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立,经历了一个过程,始于遵义会议,经过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完成于1943年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任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第二种观点肯定了毛泽东从遵义会议已开始在中央起主要领导作用,但又从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负党中央总的责任出发,认为是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同时也认为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经过一个由初步确立、巩固到最后完成的过程。上述两种,共同的地方是比较看重毛泽东当时没有担任中央最高领导职务。
       第三种观点的主要理由是: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虽然在组织形式上没有担任中共中央最高领导职务,但他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军事主张,以及为红军制定的一系列战略战术,已被当时的领导层所接受,他的威信和影响力大大超过了他所担任的职务。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党中央已处于核心地位。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都明确肯定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历史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结论。这一种意见比较看重的是毛泽东提出的思想路线等在党中央的影响力,而不是担没担任最高领导职务。这种意见比较符合实际。从党的历史看,在党中央起领导作用的同志,不一定在组织形式上担任最高领导职务。目前学术界比较认可这种意见。2002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将原《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的表述,修改为“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关于鸡鸣三省会议的地点
       遵义会议后,在中央红军转战途中,中央政治局常委于1935年2月5 日在川黔滇交界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召开会议。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党中央总的责任。关于这次会议的地点,学术界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是四川叙永县的石厢子村,一种观点认为是云南省威信县的水田寨,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贵州毕节市的林口镇鸡鸣三省村(今为迎丰村)。
       造成上述分歧的原因主要是:1. 1943年、1972年周恩来在两次提到这次会议时,都只笼统地说在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召开的,没有更具体说明地点。2. 目前尚未发现有关这次会议的原始档案资料。3. 上述三地距离不远,当地老百姓把这一带统称为“鸡鸣三省”地区,当年中央红军长征又都经过这些地方。
目前,上述三种不同观点,都有自己的依据,但总的来说,都未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因此,关于鸡鸣三省会议的地点仍需进一步研究。

关于张国焘“密电”问题
        关于1935年9月9日张国焘有没有发给陈昌浩危害中央的“密电”,目前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有,一种观点是没有。前者依据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讲话、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张国焘的有关记录和一些当事人、知情人的回忆,认定张国焘“武力解决”中央的“密电”是有的。后者的理由是:在历史档案资料中未查到有“武力解决”中央的“密电”原件,同时在中共中央批判张国焘错误的文件中也未查到张国焘要用“武力解决”中央的“密电”内容,而且当时直接负责发报和收报的电台和机要工作人员,均否认见过“武力解决”中央的“密电”。        1937年3月,毛泽东在延安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判张国焘时曾说,红一、四方面军编成左、右路军北上的时候,叶剑英同志便将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从这一段话的内容看,张国焘拍发过秘密电报,电报的主要内容是“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毛泽东从这个电报的内容断定,再耐心地劝说张国焘放弃南下已经不可能。同时,如果处理不好,红一、四方面军还有可能发生冲突。因此,中共中央便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单独北上。毛泽东这个讲话,距张国焘拍发电报的时间是一年半,应该说不会发生大的记忆差错。同时,与会的张国焘对此也没有当场提出反驳意见。
        关于“密电”问题争论的一个焦点,是有没有“武力解决”四个字。查阅有关档案资料,没有找到“武力解决”的字样。因此,说“密电”“武力解决”中央是缺乏依据的。
        关于“密电”问题,比较恰当的办法,还是根据毛泽东在延安政治局扩大会议讲话的有关内容进行表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就没再用“密电”的提法,而是这样表述:“张国焘坚持南下。9月9日,他电令任红军前敌指挥部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部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关于红军三军大会师
         1936年10月9日,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会师。同月22日,红一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在将台堡地区(今属宁夏西吉县)会师。党史界将这两次会师联系在一起称之为红军三军大会师。近年来,有的研究者提出三军会师于同心城的观点,理由是:1. 红一、四方面军会宁会师,红一、二方面军将台堡会师,都是两个方面军的会师,三个方面军没有聚集一起,不能叫三军会师。2. 1936年11月初,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合于同心城一带,并于12日在同心城召开了万人军民联欢大会,100多位红军高级将领出席,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等发表讲话。对此,一些老同志在回忆中说,“三军会聚同心城”。同心城的会师比任何一次的会师都更完整、更全面、更具体、层次最高,也最合情理。 
        三军会师同心城的说法证据还不够充分。其一,主要依据是一些老同志的回忆,没有档案文献证据。其二,从当时的文献资料看,关于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提出得很早,含义并非指三个方面军在某一个具体地点会师。最早提出三个方面军会师的中央文件,是1936年7月22日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等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的电报。电报要求红二、四方面军速出甘肃南部,红一方面军予之配合,南北夹击国民党何柱国、毛炳文部,“取得三方面军的完全会合,开展西北伟大的局面”。此后,中共中央多次在致红二、四方面军领导人的电报中提到三军会师问题,并以三军会师,开展西北新局面相号召。红二、四方面军走出草地到达甘南后,《红色中华》发表《欢迎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一文,指出:“一、二、四方面军在西北的大会合,将更造成西北抗日大联合的胜利条件。”10月9日,红一、四方面军会宁会师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在为庆祝红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中说:“第一第二第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境内会合了”。上述文件说明,中共中央说的三军会师是指在一个地域的会师,不是指三军在某个具体地方会师。其三,1936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各方面军领导人时指出:“现三个方面军已完全会合了,新的伟大斗争即将开始了。”很明显,从这时起,尽管红二方面军尚在北进途中,没有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但在中共中央看来,三军会师问题已经解决,红军要执行新的任务了。把同心城作为三军会师地的观点,是很勉强的。
         比较三军会师的两种意见,以会宁会师和将台堡会师作为三军会师地更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