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时轮在红军长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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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时轮的一生，是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生，也是坎坎坷坷的一生。当年，他在长征前受到开除党籍处分、长征中革命信念更加坚定、长征后又重新入党的经历，充分显示了共产党人对党和人民事业忠心耿耿的品格，以及自身老成持重的修养。

　　出席江西省委扩大会议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之后，由陈毅推荐，调宋时轮到江西军区司令部任作战科科长的命令到达红二十一军，由林发接任该军参谋长职务。寻淮洲、李井泉觉得，宋时轮暂时还无法离开，立即向周恩来、朱德报告：林发在登仙桥战斗中负伤，现正随队养伤，身体情况尚难尽快投入工作，宋时轮暂时还走不了。

　　到1933年春夏之交，江西军区参谋长郭天民因到红军学校学习，军区总指挥陈毅、政治委员李富春敦请红一方面军朱德、周恩来要宋时轮尽快到职。5月6日，宋时轮告别红二十一军寻淮洲军长、李井泉政委，匆匆赶往江西军区。几天后，由于方面军部队整编，红三军团第七军与红二十一军合编组成红三军团第十五师，红二十一军完成了它自组建以来的历史使命。

　　宋时轮到职后听说的第一件大事是“江西罗明路线”，让他很不理解。毛泽东在长汀福音医院养病的时候，碰到也在治伤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二人长谈过一次。罗明出院之后，按照毛泽东同他谈话的意见，亲自前往上杭、永定、龙岩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博古在二三月间进入苏区途经上杭的时候，罗明去迎接。见面时博古很不高兴的责问罗明：“你是省委代理书记，不领导全省工作，来杭、永、岩干什么？”罗明直言回答：“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并经省委研究决定，来这里开展游击战争的。”为此，

　　博古到苏区后很快就做出决定，在党内开展反对以罗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并且撤销了罗明省委代理书记的职务。使宋时轮不可理解的问题是：罗明只是福建省委代理书记，连中央委员都不是，怎么就成了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

　　江西军区所在地宁都，中共中央局于6月上旬召开第二次宁都会议。第一次宁都会议是1932年10月上旬召开的，会议争论的焦点是前线作战方针的问题。毛泽东坚决反对红军无条件的去攻击强敌。会上，中央局的一些成员指责毛泽东对“夺取中心城市”的方针“消极怠工”，“诱敌深入”是“守株待兔”，是“右倾主要危险”等等。宁都会议之前，1931年11月初的赣南会议也发生了激烈争论，毛泽东坚持中央革命根据地在根据地、军事问题方面符合实际的一套正确的方针和路线，几个中心县委书记列举大量事实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中央代表团却认为中央苏区的严重错误在于“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否定中央苏区的工作，实质是不点名地批判毛泽东，所谓反对“江西罗明路线”，其实质是赣南会议和宁都会议的继续，目的在于全面否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第二次宁都会议，毛泽东对前次宁都会议提出批评，而博古认定前次会议是正确的，并且强调说：没有第一次宁都会议，就没有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作为作战科长，宋时轮出于协助总指挥做好各方面军事工作的目的，同列席会议的江西军区负责人陈毅交谈时，从多方面了解了毛泽东关于反“围剿”作战的方针与方法。1986年10月，宋时轮回忆说：第二次宁都会议时“陈毅还与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一同建议请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为江西省机关干部作报告，其用意是给毛泽东提供申述观点的讲台，但未获会议主持人的批准。”会上，周恩来作了关于第四次反“围剿”的报告之后，强调指出红军中不存在“罗明路线”。

　　一个月后，临时中央派人参加江西省委扩大会议，督促清算江西省的“罗明路线”，指名批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在根据地、军事问题和土地革命等问题上，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会昌中心县委，认真贯彻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是完全适应当时边缘地区特点的正确的路线，在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坚决抵制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路线，却被指责为在敌人大举进攻面前“仓惶失措”、“退却逃跑”，犯了“单纯防御的错误”，“是与罗明路线同一来源”的“机会主义”。江西省委通过决议，对邓、毛、谢、古4人做出组织处理：邓小平被撤销会昌中心县委书记和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职务，给予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毛泽覃被撤销军内职务；谢唯俊被处分调离工作；古柏被撤销职务，并给予“最后严重警告”处分。

　　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重提旧事说：“他（指邓小平，笔者注）在中央苏区是捱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由于毛泽东当时在党内和共产国际都有很大的影响，临时中央不便点名批判，博古等人就拿邓、毛、谢、古开刀，借以打击毛泽东和以他为代表的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博古一语道破说：“苏区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泽东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

　　江西省委扩大会议，是以博古为首领导反对“江西罗明路线”条件下召开的，宋时轮在这个会议之中和会议之外，发表了一些同会议中心议题相反的意见。1953年初，宋时轮忆述道：“我当时的中心意见是谢维俊、毛泽覃两同志在江西第四、第二两分区的工作做得有成绩，不仅打击了敌人政治和军事的进攻，而且巩固发展了各该区域的工作，不管从做法和结果上来看都应该认为功劳是主要的，错误缺点是次要的。如果说他们犯了什么路线上的基本错误，那么成绩的结果就无法解释。因此，我觉得应从实际的具体事实来看问题，决不能单纯坐在房子里面来想问题，乱加上一些帽子，戴在人家头上，就算作是你的错误，这样搞法没有好处，反会弄得今后谁也不敢做工作了。因为这是是非不明，不能使人心服。”总之，“不要委屈谢、毛两同志才好”。在反对“江西罗明路线”及邓、毛、谢、古的问题上，宋时轮的意见没有得到与会人员的重视，也没有得到认可。

　　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

　　1933年9月，蒋介石再次调集50万兵力，实行“以守为攻，乘机进剿，运用合围之法，兼采机动之师，远探密垒，薄守厚援，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对峙则守，得隙则攻”的原则，在美国、英国、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开始对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发动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

　　不久，红一方面军确定在北线乐安、永丰开展游击战争。为了配合方面军主力作战，中共临时中央决定：江西军区兼东北战区指挥部同时兼西方军指挥部，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宋时轮任军区代理参谋长、西方军参谋长，编入西方军的部队有独立第二、第三、第十一、第十三团，工人师、第十四师和江西军区地方游击武装。宋时轮协助陈毅组织指挥中央警卫师（即工人师，1934年2月中央警卫师改编为第二十三师）和西方军各部队积极开展游击活动，深入敌后袭扰敌人，破坏交通截夺辎重，瓦解敌军并组建新的游击武装，对密切配合方面军主力反“围剿”作战发挥了主动的和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指挥独立第二、第三团，在新淦、崇仁间七琴街地区作战，击溃保安第二师，活捉师长李向荣。“中革军委认为，独二、三团这种壮烈的动作，足以为各部队挺进游击的模范”，由于战绩突出，获得中国工农红军总部授予的“挺进游击的模范”奖旗。

　　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宋时轮受伤，留医江西军区。由于江西省委扩大会议的结果，将“邓、毛、谢、古弄成为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遭受政治上的严重打击”，这件事的结果使宋时轮很痛心。在医伤的过程中，开始产生离开江西军区到主力部队工作，不愿在地方部队工作的思想情绪。伤愈后，他反复几次向陈毅请求去红军大学学习，经批准，如愿以偿。

　　宋时轮打点行装，于1934年初春踏进早已向往的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的校门。中央红军大学也称“郝西史大学”（简称“红大”），设高级指挥、上级政治、上级指挥、上级参谋4个科，何长工任校长兼政治委员，校址就在瑞金县城。宋时轮到红大报到后，被编到上级参谋科，没有编入上级指挥和高级指挥科，他心里好大不愿意，觉得一个军的参谋长，即使是从江西军区地方部队来的一位参谋长，怎么说也是一级部队的指挥员，到指挥科是正当的，为什么要编到参谋科呢？就是心里不愿意，他在组织上还是服从了，初来红大“并且是组织上的决定，只得服从”。

　　在参谋科学习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红大遵照《优待红军家属条例》的规定：“自中央直至支部乡政府，每个工作人员……必须参加优待红军家属礼拜六工作……帮助当地红军家属耕田、收获、砍柴、挑水等工作”，组织优待红军家属礼拜六的工作。这次是帮助红军家属挖泥塘，负责上泥的一位参谋科的同学，每担弄得都很重，而且逐担增加，连泥带水的挑了几担之后，宋时轮告诉负责上泥的同学说：“太重了我挑不起，你以后少装一些泥”。可是结果这一担装得更多更重，一下子把宋时轮直犟的脾气引发了。他说：“我是自愿来优待红军家属，又不是罚苦工，你为什么要这样搞！”

　　礼拜六优待红军家属活动结束，回到红大，负责上泥的那位年轻同学向党小组汇报说：宋时轮讲“优待红军家属是罚苦工”。党小组马上就开了他的“斗争”会，会上他反复申明原话是：“我是自愿来优待红军家属，又不是罚苦工，你为什么要这样搞！”但是，那位年轻的同学硬是坚持说：宋时轮讲的是“优待红军家属是罚苦工”，双方争执不休。党小组其他同学因当时都不在场，不了解事情的真实面目，随声附和说：宋时轮对错误不接受党小组的批评。他的直率、坦诚和实事求是作风不被理解的时候，更加愤怒地说：“你们想学得江西省委扩大会议时那样委屈邓、毛、谢、古一样来委屈我承认错误，那就杀了我的脑袋我也不干。”党小组没能解决的问题上交党支部，在支部“斗争”会上，宋时轮仍然不接受非实事求是的批评，支部决定给他警告处分。越是带有强迫性质的批评、处分，他就越是不能接受。支部解决不了的问题又提交给红大，召开全校党员大会“斗争”宋时轮，就是在全校会议上“我坚决不接受不合事实的批评”。最后，红大“以破坏苏维埃政府法令，组织观念薄弱，坚持错误”，以及总政治部个别领导说“其二七年被捕后表现不好并有ABR嫌疑”等原因，在全校大会展开斗争后，给予宋时轮“开除其党籍三个月”的处分。

　　提出宋时轮“表现不好并有ABR嫌疑”问题的领导，1933年2月4日曾签发训令指出：红军中过去肃反工作主要的错误是肃反机关没有系统的建立肃反工作制度，而是由军事的或政治的机关，甚至由各级指挥员代为办理。因而造成乱捉乱杀、职权散滥，引起莫大恐怖，使肃反工作更增加错误。要求各级不得再继续过去的错误。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一年后的今天，宋时轮依然没有躲过“继续过去的错误，职权散滥”的厄运。

　　宋时轮曾回忆说：“被开除党籍时的思想是异常激动，开始认为学校负责同志的不顾事实真相随便结论处理是不正确的，这是学校负责同志的错误……每一回想起这段事情或遇到一件什么可感触的事情时，却引起内心叫屈，以至痛苦得很。然而每次痛苦之后，都只有得出坚决革命到底的结论，使自己更加奋激，积极学习与工作。因为只有如此是真理，同时也才有把委屈大白于天下之一日”。

　　发奋努力，认真学习的态度和行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被开除党籍之后一个月，宋时轮的考试成绩非常好，红大决定把他由上级参谋科提升到高级指挥科学习。不久，在高级指挥科的考试中又取得优异成绩，红大决定将他从高级指挥科调出来，担任上级指挥科的军事教员。

　　长征路上保持红军本色

　　由于“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战略的错误指导，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在坚持一年之后，终归于失败，红军被迫实施战略转移（长征）。1934年10月，长征出发前，为适应形势的需要，中央军委决定将红军大学、第一步兵学校、第二步兵学校、特科学校合并组成红军干部团，红军大学编为干部团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干队”），担负培养营团级军政干部。干部团团长陈赓、政治委员宋任穷，参谋长仲伟剑；上干队队长肖劲光，政治委员余鸿泽。长征出发前，参谋长钟伟剑找宋时轮谈话说：“由于你有一些军事技术，现在准备带你随学校出发，你应很好工作……”。这样，宋时轮以红军干部团上级干部队军事教员的身份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途中，宋时轮并没有因为不在党而无所事事，他按照自我反思、学习提高的方法，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进行认真、深刻的探讨。他认为：严格说来，红军的历次反“围剿”作战都是在敌人进攻红军防御的条件下进行的，这是客观存在。前几次的胜利，根源在于作战指挥的正确上，而第五次反“围剿”在作战指导上确反其道而行之，强调红一方面军要不停顿的进攻，完全脱离了中央苏区的客观实际。防御作战要积极采取“攻势防御”的行动，这是对的，而“攻势防御”的立足点仍然是防御，不是进攻，战争指导者的错误战略，断送了第五次反“围剿”的胜利。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进行的，谁人都回避不了“继承”，“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前四次反“围剿”是古，第五次反“围剿”是今，为什么战争的指导者就是不去学习、继承前人和古人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呢？

　　1935年5月下旬，中央红军越过德昌向大渡河疾进的时候，蒋介石命令“围剿”军：现在不必防红四方面军东回，应防其南下，唐式遵第五路军、李家钰第三路军主力应向邛崃、懋功、宝兴一带移动，派出部队在名山、芦山、天全、雅安布防，阻止红四方面军南下。薛岳第二路军渡金沙江北上；杨森第二十军主力和第二十一军一部向雅安、汉源推进，加强大渡河以北的防御力量。

　　大渡河是岷江最大的支流，两岸丛山耸立，河道陡峻，险滩密布，水流湍急，素有“天险”之称。蒋介石此举的目的是凭借大渡河天险，使中央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

　　无论是当学员还是当教员，宋时轮总是保持兢兢业业、扎扎实实的作风。在长征路上，上干队是边行军打仗边学习。学习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围坐在一起，由教员联系长征中的实际讲课，引导大家讨论。宋时轮经常讲些古今的战斗故事，启发学员正确看待形势，增强斗争的意志和信心。

　　中央红军进到大渡河安顺场渡口的时候，国民党飞机撒下的传单说：毛泽东要成为石达开第二了。宋时轮看完传单，立即召集上干队的学员，讲起太平天国著名将领石达开的故事。他讲到：大渡河，古名涐河，又称铜河，两岸雪山绵亘，峰峦重叠，每逢化雪季节，千里激流，倾泻而下，拍岸惊涛谷鸣山应，有如万马奔腾。石达开是太平天国第一流的军事家、政治家。由于受到洪秀全的猜忌，负气出走，率20万大军计划到四川搞独立；又由于脱离人民群众，流动作战，总是打败仗。1863年5月，石达开率3万太平军直抵大渡河南岸，企图越过天险，从河北岸取道雅安到川西平原。清朝四川总督闻知后派兵包围，石达开四面受敌，陷入重围。天有不测之风云，连日大雨，大渡河水位猛涨，渡河倍加困难，反复几次派出强渡的太平军无一生还。石达开仰天长叹说：进退路绝，突围无法，本藩与各弟兄今天都死在这里了！石达开被清军俘虏之后，怒目而视，不肯屈膝，最后受到极残酷的凌迟极刑而死，时年33岁。

　　宋时轮接着讲：“今天，中央红军来到这里，前有敌人扼守渡口，后有几十万国民党的追兵，西面是人烟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处境是十分险峻的，但是，石达开的悲剧绝不可能在红军身上重演，我们的士气不应该低落。因为，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不同于石达开的农民军；红军是工农子弟兵，与农民兄弟有着密不可分的血肉联系，不似石达开的队伍那样脱离群众；红军有铁的纪律，石达开的农民队伍纪律涣散……”。正讲到这里，天气陡然变化，狂风夹着暴雨，把路边成片的树木连根刮倒。宋时轮抓住这样的时机，随机启发学员，他问大家：“同样是树，为什么大风一刮，有的倒了，有的就没倒？”学员们争相回答：“因为有的树长得结实，有的树长得不结实。”他听完回答之后说：“这主要看树根在土里扎得深不深。我们红军的队伍也有根，它的根深深扎在人民群众之中。所以说，红军队伍肯定经得住狂风暴雨的袭击，大渡河是阻挡不了我们的，我们最终一定会战胜困难，从胜利走向胜利。”

　　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杨得志、黎林挑选的17名勇士，经过两个小时的拼搏，冲破敌对岸一个营的火力封锁，登岸成功，为中央红军打开了前进的通道。三天后，王开湘、杨成武率领左路纵队先锋团，又夺取距安顺场160公里之外的泸定桥，在最短的时间里让全部红军胜利越过大渡河天险。当上干队的学员们顺利通过大渡河的时候，无一不佩服这位非党军事教员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和对红军克服困难、完成任务决心和信心的分析与预测。

　　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司令员的曾克林将军1995年回忆说：“我与宋时轮同志共事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他那渊博的知识、幽默的谈吐、坚强的党性、忠厚的品德和卓越的指挥才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令我终生难以忘怀。”

　　长征开始后，张国焘与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分歧一直不断，到9月上旬分歧和矛盾白热化。张国焘不听党中央和毛泽东等人的劝说，公然违抗中央的北上战略方针和历次决定，命令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红军和危害党中央，采取胁迫右路军南下的手段，欺骗中央。“张国焘仗恃人多枪多，不顾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耐心劝导，一意孤行，竟背着党中央电令右路军南下，并提出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为此，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于9日夜、10日凌晨出发北上。由于时间仓促，宋时轮事先没有得到北上的通知，9日晚睡的很沉。第二天早起，发现主力红军全部转移，立即自动追赶中央红军，坚定不移地跟着毛泽东走。毛泽东见到他的时候说：“宋时轮你来了，好！”他没有因为受到开除党籍三个月的处分，在关键时刻选择道路时，犯方向性或路线性的错误。曾任南京区副司令员的詹大南1995年回忆说：“在空前艰苦的长征中，他（指宋时轮，笔者注）自己背着行李，靠两只脚板走路，一直跟随毛主席，四渡赤水河，抢渡金沙江，辗转二万五千里，直到陕北苏区”，他“忠诚党的事业，坚信毛泽东思想，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即使在身处逆境的时候，也从未有过动摇。”

　　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1996年10月，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时，江泽民同志说：“长征，是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力量、光明与黑暗两种命运的一场大搏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中国革命战争是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中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它的主客观条件不同于一般战争，也不同于一般的革命战争，而有它自己的更加特殊的规律。宋时轮就是在这种具有大转折意义的特殊环境里，跟随红军干部团，即要警卫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保卫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又要时时准备参加战斗的条件下，走完了漫漫的长征路。当时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杨尚昆同志于1936年7月总结说：“在千古不朽的长征中，显示了全体红色军人铁一般的意志！他们经历人所不能忍受的艰苦；克服过人所不能克服的困难。他们坚信着：共产主义领导的正确，他们用自己的脚，来表示了对于党的忠实拥护！他们更坚信：‘任何力量不能阻止我们的前进，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经红十五军团政治委员程子华和钱钧同志介绍，宋时轮重新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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