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史研究的12个疑难问题

红军长征史研究的12个疑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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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三大主力会师后红军还有多少人，一直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如果加上这些部队，三大主力会师人数就应该是58000多人。事实上，到三大主力会师时，红十五军团和红一方面军都进行了扩编，人数都有增加。所以，在三大主力会师时，红军的总人数应该在6万至6.5万人左右。

　　本文摘自:《中央党校教授讲党史(上)》 主编:柳建辉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本文作者：郭德宏

　　 郭德宏:1967年8月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共中央党校中**史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中国现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组党史党建学科小组（学科评审组）成员。

　　一、“长征”一词最早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

　　二、红军长征的原因是什么

　　三、红军长征是不是“战略转移”

　　四、红一方面军是什么时候开始长征的

　　五、遵义会议是不是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

　　六、陈云的《（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是不是传达提纲

　　七、“四渡赤水”可不可以称作“战役”

　　八、关于张国焘的“密电”问题

　　九、应该重视对其他几支红军长征的研究

　　十、红军长征的路程究竟有多长

　　十一、三大主力会师后究竟有多少人

　　十二、应该怎么理解长征精神

　　对于红军长征史的研究，历来十分重视，研究得也很充分。但是，有的问题还不是很清楚，写得还不是很准确，还有继续研究的必要。下面，就谈谈自己对几个问题的看法。

　　一、“长征”一词最早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

　　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突围转移时，并未使用“长征”一词，当时的说法是“转移”、“突围”、“西征”。那么，是什么时候使用 “长征”这一名词的呢？有的学者认为，长征一词是王明于１９３４年１１月在莫斯科向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中国部全体工作人员做报告时第一次使用的。但王明所使用的“长征”概念，指的是红七、红六军团的突围转移，并不是指红一方面军的战略大转移。1935年6月10日，《前进报》第1期刊载博古的署名文章《前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去!》，把红军的行动称为“长途远征”，开始有了“长征”概念的内涵。6月12日，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在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报告中指出，“西征军（指中央红军）万里长征，屡克名城，迭摧强敌”，这是目前所见文献材料第一次将中央红军的行动称为“长征”。因为这份报告结尾署名 “向前代草”，所以最早提出“长征”以及“万里长征”概念的是徐向前。到7月10日，《红星报》在第25期社论《以进攻的战斗大量消灭敌人创造川陕甘新苏区》中开始使用“万里长征”一词。此后，随着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距离的不断延长，“长征”的定语由“万里”逐步增大。10月19日，红一方面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毛泽东在对萧锋的谈话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概念，说红军长征共经过了１１个省，“根据红一军团团部汇总，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 ”。1935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中明确提出: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余里的长征，跨过了十一省的中国领土，以一年多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最后胜利的到达了中国的西北地区，同陕甘两省原有的红军取得了会合”。这是目前最早使用“二万五千里长征”概念的文献。从此，“长征”、“二万五千里长征”就为人们所熟知了王建强、许秀文：《“长征”、“万里长征”、“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由来》，《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年第4期。。

　　但有的学者认为，“长征”一词是1935年红军进入川西少数民族地区以后，红军总司令朱德在5月22日于冕宁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最早使用的。这个布告写道：“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袁征：《关于“长征”一词的提法》，《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王大钊：《“长征”一词在冕宁第一次提出的考证》，同前刊。也有的学者认为，“长征”一词是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李富春在１９３５年２月２３日于贵州发布的《告工农劳苦群众书》中最早使用的，该文件说：“我工农红军从江西转移作战地区，长征到川贵边地域……”赵福贵：《“长征”称谓的由来》，《党史文汇》２００５年第３期。

　　从上面的考证可以看出，王明虽然最早使用了“长征”一词，但他指的是红七、红六军团的突围转移，并不是指红一方面军的战略大转移。真正用“ 长征”一词称呼红一方面军的战略大转移，始于红军总政治部１９３５年２月２３日于贵州发布的《告工农劳苦群众书》和朱德１９３５年5月22日于冕宁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至于“二万五千里长征”，那是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以后，才开始使用的。

　　二、红军长征的原因是什么

　　关于红军长征特别是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原因，过去都归于“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以及由它导致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的失败。但有的学者认为，红军之所以进行长征，主要原因是经济问题，认为“左”倾冒险主义控制苏区后，其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错误使苏区由盛到衰，最终导致战争资源枯竭，红军失去立足之地。具体来说，其错误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左”倾的土地、经济政策使苏区工农业生产发展受到限制；（二）财政政策的失误导致苏区财政拮据，红军给养失去有力保障；（三）苏区连年出现的粮荒使红军军粮常处紧张状态之中；（四）庞大的军政队伍超过了苏区的负荷能力；（五）不能有效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使苏区物资短缺现象十分严重。“上述情况表明，土地革命后期，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苏区经济已经到了枯竭的边缘，红军除了转移，易地求食外，别无它途单人麟：《红军长征的主因是经济问题》，《甘肃理论学刊》1996年第5期。”。还有的学者认为，红军长征的根本原因是当时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1.国民党新军阀统治在全国确立，蒋家王朝“大一统”局面出现，使中央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存在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消失，红军只有转移方能生存下去。2.共产党的政治主张逐步深入人心，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日益发展壮大，及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危及蒋介石统治之势。故蒋必欲花大力气消灭之。为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红军必须转移。3.“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及其领导下的红军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实现“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不得不相应调整政策，实施转移。熊晓燕：《长征研究中需要再认识的两个问题》，《锦州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有的仍然认为，北上抗日是红军长征的大目标。闻文：《红军为什么要进行长征》，《福建党史月刊》２００５年第１２期。

　　关于红军长征是为了北上抗日的说法，很多学者已经提出异议，指出那不过是一个宣传口号，求生存才是红军的真正目的。时局的变化，蒋介石必欲歼灭之等，也并不是长征之前才出现的，蒋介石早就想将红军彻底歼灭之。至于经济原因，确实是红军长征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革命根据地一般都是人口较少的落后地区，连年的战争已经使这些地区财源枯竭，没有办法再支撑下去。但这也不是红军长征前才出现的现象，经济的困难在长征之前早已出现了。因此，它也不是导致红军长征的直接原因。我认为，红军长征的直接原因还是军事的失败，经济的枯竭等是红军长征的深层原因。

　　三、红军长征是不是“战略转移”

　　长期以来，都说长征是一次“战略转移”。但有的学者认为不能这么说，理由如下：（一）所谓“战略转移”，是指改变原来的战略方针而实施的大转移，而红军退出中央苏区时，并没有改变原来的战略方针，仍然坚持从前去湘鄂西的既定方针，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二）战略转移必须是主动的、适时的、有计划、有步骤进行的，是有准备的行动，而当时中央红军在“左”倾错误领导下退出苏区时是被迫的、准备不充分的仓促行动，是不得已所为，故不能称之为战略转移，应称之为“大转移”更为准确。熊晓燕：《长征研究中需要再认识的两个问题》，《锦州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但有的学者对长征的评价很高，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先后进行的第二次重大战略转移：第一次是社区性的转移，即将革命从城市转入农村；第二次则是地缘性转移，即通过长征将革命大本营从南方转到北方。荆南翔：《长征最重大的意义——第二次战略转移》，《社会科学辑刊》1996年第6期。

　　我认为，长征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不能因为红一方面军长征初期的转移是被迫的、准备不充分的仓促行动，是为了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就把它和中后期的长征分开，不承认它是战略转移。如果按照这一标准，红一方面军中后期的很多行动也是被迫的，否则它就不会转那么大的弯子。事实上，红一方面军从坚守中央苏区转移到湘西，本身就是一种战略的转移。至于说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先后进行的第二次重大战略转移，我认为是很有见地的，确实是通过红军的长征，把革命的重心从南方转移到了北方。

　　四、红一方面军是什么时候开始长征的

　　关于这个问题，似乎已成定论，即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从江西出发开始长征的。但近年有的学者提出新的看法，认为黎平会议前的红军突围转移是“西征”而不是长征，“西征”和长征无论是在战略方向、实际领导还是在其评价和结果上都根本不同。黎平会议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根本转折，是长征胜利的起点。因此，黎平会议才是红军长征的开端。方小年、周剑：《中央红军长征开端新说》，《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２００５年第６期。我认为，黎平会议虽然在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但黎平会议后的长征是西征的继续，不能把西征和长征截然分开，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还是以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从江西开始比较合适。

　　至于红一方面军在江西是何时从何地开始长征的，也存在着争论。有的学者认为应以中革军委在瑞金发布长征出发命令和中央红军首脑机关离开瑞金出发为标准，因此红一方面军的长征是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１０日从江西瑞金开始的。刘良：《中央红军长征始于何时何地考》，《党的文献》２００３年第５期。有学者认为，红一方面军长征开始的时间和地点应以红军在集中地队伍开始移动即渡过贡江为标志，因此，红一方面军长征开始的时间是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１７日至２０日，出发地点是于都河（贡江）北岸（以于都县城为中心）。姚连红：《中央红军出发长征几个历史问题的考辨》，《南方文物》２００５年第４期。还有的以红一方面军的集结地作为红军长征开始的地点，例如有的学者认为长征的出发地不只一处，红军是分别从福建的长汀、宁化，江西的瑞金、于都等地出发的。黄如飞、张杰：《长征，从这里开始——党史专家解读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福建日报》2005年10月26日。石仲泉认为，红军各部和中央机关分驻不同地方，接到转移命令后离开所在地。就此而言，这就是他们各自开始长征的出发地。但是，他们又不是从所在地直接离开中央苏区各自长征的，而是奉命都先到于都集结，做好最后的准备，然后才统一地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因此，红一方面军的长征应该以离开最后的“集结出发地”于都为标志，同时不否认其他地方也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刘海音：《聚焦红军长征史上的几个重大问题——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访谈录》，《上海党史与党建》２００５年１０月号。在这个问题上，我同意石仲泉的意见，即应该把红一方面军离开最后的“集结出发地”于都作为长征开始的标志，但也不否认其他地方如瑞金、宁化等，也是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

　　五、遵义会议是不是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

　　长期以来，为了突出遵义会议的意义，都说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关于遵义会议的档案在20世纪80年代公布以后，很多人看到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只是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不是党的主要负责人，会后确定的党的负责人是张闻天；他也不是军事上的最高负责人，在军事上仍然由周恩来负责，后来新成立的“三人团”也是以周恩来为团长，于是加上“实际上”或“事实上”三个字，说遵义会议“实际上”或“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这实际上是后退了一步。后来很多学者还指出，毛泽东在党内军内领导地位的确立是一个过程，遵义会议不过是一个起点。因此，在我２００１年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历程》第1卷中，改成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革命的正确领导”。

　　后来，有的学者又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遵义会议确立的是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毛泽东作为这一集体的一员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但并未成为核心”。何方：《谈遵义会议确立的党中央领导》，见张培森编《张闻天研究文集》第４集，中**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３４１页。 2006年，我部刘晶芳教授在《对遵义会议组织变动的再认识》一文中，还列举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对张闻天领导地位的肯定。例如1964年4月16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提到，我们党的历史上有五朝领袖，第五朝是洛甫（即张闻天）。③何方：《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香港利文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１页。同年7月10日，毛泽东在接见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日本社会党中、左派人士的谈话中，又讲到五朝领袖，说第四代是张闻天。周恩来在1967年7月12日的谈话中也谈到党的五任领袖，说“第五任是张闻天，他当了十年总书记”。③周恩来还在1972年7月5日的一次谈话中说道：“我们在扎西川滇黔三省交界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住了一天，把博古换下来，张闻天当总书记，我印象很深。”杨继武：《张闻天与扎西会议》，见张培森编《张闻天研究文集》第４集，中**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３０３页。1978年12月，中共中央批准的《关于“六十一人案”的调查报告》中也说：“1936年，张闻天同志是中央的总书记，他的批复应该看作是代表中央的。”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传》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２９页。1979年8 月25日，邓小平在代表中共中央对张闻天所致的悼词中说：“就在这次会议上他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人民日报》，１９７９年８月２６日。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关于张闻天的词条中也明确地写着：“1935年遵义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１０８８页。根据上述史料，刘晶芳认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张闻天从遵义会议开始当上党的总书记是公认的，党史上确有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

　　既然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作的悼词中都承认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是党的总书记，我们为什么还要加以否认呢？虽然毛泽东遵义会议后在党内军内的集体领导中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但既然张闻天是遵义会议后党的总书记，周恩来是遵义会议后党内军事上的最高领导人，就不能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现在有的权威党史著作仍然这样说，并在列出遵义会议后新成立的“三人团”的名字时，仍然把毛泽东排在周恩来的前面，《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492页。我认为是不恰当的。事实上，正如很多学者所指出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领导地位的确立，有一个很长的过程，遵义会议不过是一个起点而已。就拿军事领导职务来说，直到１９３５年８月周恩来病重，８月１９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毛泽东才掌管了党内的最高军事领导权，形成“毛主周辅”的军事领导体制。而在党内，毛泽东成为最高领导人那更是以后的事。因此，不能再继续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原来很多人那样说，实际上是受了个人崇拜的影响，现在已经到了２１世纪，应该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叙述这段历史了。

　　六、陈云的《（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是不是传达提纲

　　关于陈云《（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手稿，1985年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中央档案馆编辑的《遵义会议文献》根据陈云认定，说这是1935年2月或3月写成的遵义会议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但一些长期从事档案研究的同志对此有不同看法。齐得平等人认为，手稿中有明显的不宜向下传达的内容：一是会议明确规定决议到支部讨论时，指出华夫即李德的名字；在团以上的干部中才能宣布博古的名字。而手稿不仅点了李德、博古的名字，还点出了周恩来的名，甚至还写了凯丰不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二是缺少应当传达的内容，如决议最后四段激励广大指战员认清形势、鼓舞斗志、增强信心的话；三是出现了一段在当时不可能有的对决议的批评，如认为决议只在一些比较抽象的条件上来决定根据地，没有具体地了解与估计敌情与可能，没有讲清达到这个目的的具体步骤。因此，他们认定陈云的这份手稿不是传达提纲，而是他1935年10月在莫斯科为向共产国际执委书记处报告中央红军长征经过和遵义会议情况时写的汇报提纲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提纲包括《（甲）英勇的西征》和《（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两部分。齐得平、田逢禄、耿仲林：《陈云〈（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考》。我认为，他们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实不像向下传达的提纲，而是向共产国际汇报提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