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邳州精神”与征地悲剧

的确，在邳州，市委书记李连玉每天工作10个小时，而邳州市其他官员则每天要工作16个小时。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自从李连玉担任邳州的“一把手”之后，邳州在几年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这个“垃圾靠风刮，积水靠蒸发”的苏北小县城，如今换了容颜：路宽了，地绿了，水清了，景美了，人富了。放眼望去，万亩银杏园满目滴翠，一望无际；三十里大蒜交易走廊车水马龙，熙来攘往；开发区塔吊林立，生机勃勃……”

2007年6月邳州市委书记李连玉以高票当选为十七大代表，10月参加十七大从北京归来后又受到当地群众的“夹道欢迎”，相关照片和视频在网络上广为流传，李连玉因此成为“史上最牛的县委书记”，落下了一个不好的名声。虽然邳州市有关官员对此事做了解释，说欢迎是群众自发的，可是整齐的队列却骗不了人民的眼睛，李连玉的形象也无法得到挽回。

李连玉这样一个“仇和”式的铁腕官员，自从“李连玉事件”发生之后，似乎变低调了很多，媒体上关于他的报道也大大减少。然而，2010年1月7日发生的“河湾事件”又把邳州市和李连玉推向了舆论的风口。虽然邳州市的官员们此次变聪明了很多，在事件发生之后，第一时间内要求对邳州论坛等网络论坛严加监管，屏蔽有关“河湾事件”的帖子，封锁一切有关“河湾事件”的消息。但是，纸是包不住火的，2010年1月18日，《新京报》以“邳州非法占地致村民死亡案调查”为题比较详细报道了这次事件，随后又有很多网站进行了转载。

唐福珍的影子还没有在人们的头脑中淡去，李冬冬的血衣就又开始展现的人们的眼前。神州大地上，什么时候才能没有类似的拆迁征地悲剧的上演？当唐福珍用自己的生命去保护自己的财产权的时候，生命已经成了她最后的赌注，可是，政府似乎并不看重她的生命，任凭她用汽油烧死自己。即使当唐福珍死后，她的行为还被政府定为“暴力抗法”，她的家人还因此受到牵连。当李冬冬和村里的人一起出去阻止征地的人非法征地的时候，他以为那些人会友善地和他们对话，会妥善地解决征地问题，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们会雇佣200多个小混混来对付手无寸铁的村民，更万万没有想到对方竟然会说出“捅死一人，赔30万，大不了再坐两年牢”这样的没有人性的话。2009年腊月十八，如果李冬冬不在这次事件中逝去，他将和他相恋五年的女友结为夫妻。一个即将结婚的人，如果不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绝对不会拿自己的身体和无所不为的社会上的小混混去对抗的。

李冬冬被一群黑社会的人追赶，不一会儿就被砍倒在了高速路边，他身旁就是本文开头所说的那块宣传牌。虽然他被送到医院抢救，但是最终不治身亡。如果邳州市的官员们真的像宣传语所说的有“一时不为民一日不宁，一日不为民三天不安”的追求，那么这种雇佣黑社会来暴力征地的事情还会发生吗？李冬冬的生命还会这么轻易地就消失吗？也许该是我们好好反思的时候了。

针对拆迁征地悲剧的重复发生，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暴力征地现象的背后是一种权力蛮横，要防止权力蛮横和滥用，最有效的办法是，必须健全相关制度，规范权力的运作，以权力制约权力。当下，不仅要依法惩办那些打人凶手，还要追究那些策划暴力征地的幕后指挥者、组织者。唯有如此，那种因强征土地而引发的暴力事件才不至于轻易发生。有人认为要解决好拆迁征地纠纷问题，最主要的是要实现“三个原则、两个制度”：征地拆迁必须符合公正补偿、公共利益和最小干预三原则，而原则的落实则离不开公民参与和中立评估及独立司法的制度保障；没有以上制度保障，原则再好也只是纸上的空话。还有人认为此次“龙湾事件”的根源是土地制度：表面来看，以租代征酿成了此次邳州冲突事件。但如果做深层次分析，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和集体土地中所有权人不明确的制度性漏洞才是导致此次恶性事故的最终原因。需要指出的是，只要中国继续城市化的进程，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和集体所有制的土地制度不发生变化，此类悲剧还将再度上演。

而我从这些事件中看出来的是多年以来中国地方的畸形发展，即靠发展经济来解决一切问题。“邳州精神”其实就是邳州地方政府运用公权力来来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而在发展的过程中并没有顾及到广大老百姓的感受。如果邳州市市长李连玉没有得罪老百姓，那么为什么在“龙湾事件”事件发生后，如此之多的人会拉着“向李连玉、娄从瑞讨还小孩生命”的白色横幅上街游行？如果邳州市的官员们不心虚的话，为什么“龙湾事件”的消息会受到如此严密的封锁，以致于这次事件在发生11天之后才得到披露？如果经济的发展不能给老百姓带来他们想要的幸福，那么发展经济还有什么意义？如果经济的发展要以老百姓的生命为代价，政府的良心跑到哪里去了？

经济发展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而且当政府把一切力量都放在发展经济的时候，反而会产生很大的问题，比如社会的不稳定，贫富差距的扩大，等等。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发展政治。只有发展政治，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经济能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也能使中国在国力上更加强大，但是经济不能解决人的尊严获得保护的问题。在中国，一个人可以很富裕，但是他依然可能活得没有尊严，活得没有安全感。如果政府能够对老百姓的生命稍微有点尊重，那么唐福珍和李冬冬的悲剧也不会发生。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有人竟然会喊出“捅死一人，赔30万”的话，这是对人的生命的极端蔑视。难道一个人的命是拿钱就能买的吗？比钱更重要的，可能是对人的尊重，尤其是对人的生命权和生存权的尊重。

要实现对人的尊重，不仅仅意味着给予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权利，还意味着真正地把每一个人当成人看，当成一个特别的人来看，去尊重他，保护他，不管他是农民，工人，还是干部，抑或其他。这意味着我们要逐渐建立起一套民主法治的国家制度，使所有权力都在宪法之下运行，使所有人的权利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虽然这样一套制度可能建立起来不是很容易，可能前进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以此为借口不去推动政治上的变革，更不意味着我们以保持社会稳定为借口在政治制度上向后退。唐福珍和李冬冬悲剧的产生绝不仅仅是经济利益纠纷就能解释的，而是因为我们的政治体制存在着问题。如果我们不及时进行反省，不进行政治上的改革，不发展中国的政治，也许我们将失去改革的机会，也许中国又会重新走入波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