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红色间谍郭汝瑰：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长

郭汝瑰，又名郭汝桂， 1907年生， 1926年黄埔军校五期学习。1927年4月14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尚未在武汉传开。黄埔军校主持校务的吴玉章，通知郭汝瑰和傅秉勋提前毕业，回四川。郭汝瑰的堂兄、也是傅秉勋妻兄的郭汝栋，是川鄂边防副司令，有两个师一个旅。吴玉章说:“蒋介石已经公开叛变，很可能进攻武汉，四川军阀杨森将配合蒋介石进攻。你们尽快返回四川，想办法让郭汝栋阻止杨森出川攻打武汉。如阻止无效，可劝他待杨森出川以后，打其后方,使其崩溃。如这也办不到，就要他不出一兵一卒帮助杨森。” 郭汝瑰和傅秉勋与同时毕业的党员任逖猷，回到四川。郭汝瑰与傅秉勋转达吴玉章的意见。郭汝栋说:“我和杨森感情不好，无法劝他；袭击他，我力量不够；不过如杨森出兵，我可以一兵一卒也不他。”不久,汪精卫武汉国民政府，与南京蒋介石合流反共。郭汝瑰从此与吴玉章失去联系在郭汝栋军中任排、连、营长，1928年5月由少校团副、共产党支部负责人袁镜铭介绍，入党。
1930年4月蒋冯阎大战，蒋介石调郭汝栋部到湖北驻防。郭汝瑰任郭部独立旅一团三营营长。已离开郭部的袁镜铭，联系郭汝瑰，要他率领所属的第三营，配合红军游击队，举行兵暴。联络差错，敌我混淆，准备配合红军作战的这个营，被红军消灭大半，郭汝瑰中弹负伤，进汉口医院。出院才知道三营损失太大，已撤销建制。到军部任参谋的闲职。1930年躲抓捕，郭汝栋安排去日本留学，失去党的联系。
1931年12月进陆大10期，中国陆军大学每期只招收几十名，校长为曾任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参谋长、思想比较开明的杨杰；不久，蒋介石自任陆大校长，杨杰改任教育长。郭汝瑰继黄埔军校后，又成为“天子门生”。学习三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因不愿到军队任职成为反共的帮凶，被杨杰推荐进入陆大研究院深造，任战史学教官。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郭汝瑰见为国效力的时机已到，到陈诚所属第十四师任参谋长，并到蒋介石筹划过对日作战的“庐山军官集训团”受训。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十四师，奉命参加华北的抗战。中途因日军进攻上海，又奉命回师参加淞沪会战。蒋介石，为保卫首都南京，调集组成左、中、右三个方面军的近百万主力部队，与侵犯上海地区的日军坚决对抗；还自任司令长官。十四师的两个旅在南北塘口作战，四十二旅旅长胆怯，师长霍揆彰怕其误事，让郭汝瑰与其交换职务，代四十二旅旅长。郭汝瑰在数十架敌机狂轰滥炸下，率部坚守阵地，每到下级有人叫喊“顶不住”时，就冲出掩蔽部督战。危急关头，留下遗书，亲临斗志发生动摇的八十四团指挥作战。该旅与日军反复冲杀七天七夜，八千多人只剩下二千多人，阵地仍未丢失。被视为书生的郭汝瑰，成为全军著名战将。不久，陈诚任命郭为五十四军参谋长。
武汉会战时，蒋介石和陈诚没接受淞沪战役，南京保卫战失败的教训，根据德国顾问建议，在武汉构筑环形工事，准备死守武汉。陈诚召开作战会议，宣布作战方案时，郭汝瑰斗胆直言:“此方案是步南京保卫战的后尘。这样的环形阵地，有一点被突破，必将全军崩溃，有下河吃水的危险。”他建议利用山地，在外围作战，积极防御。到会人员对郭汝瑰的意见纷纷赞同，陈诚点头称是，指定郭汝瑰等重新部署作战计划。结果，武汉战役各军均因实施外围作战,未受重大损失。郭汝瑰受到陈诚的特别青睐，升他为第二十集团军参谋长，陈诚推荐蒋介石批准郭汝瑰为暂五师师长。他率部参加了长沙第三次会战，以弱胜强，受到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嘉奖。要他兼任九战区军官训练团校官大队的大队长。被兼任副院长的陈诚，调到培养“全能将校”的国际研究院任研究委员；并被自任团长的蒋介石，任命为中央训练团副大队长，成为蒋介石心目中的军界精英。1944年 3月以驻英大使馆副武官的名义，赴英国考察国防机构的组织情况。1945年2月升任军政部长的陈诚，报请蒋介石批准后，任命郭汝瑰为掌管全国各军师编制、装备的军务署副署长、署长，兼国防研究院副院长。并以军政部代表的身份，随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前往芷江和南京，参加接受侵华日军投降的仪式。
在中央训练团，听了蒋介石的三十多次讲话，受到蒋介石和许多高官的宴请。直接掌管部队以前，郭汝瑰还以为对日作战的失败，主要是装备落后和指挥失误。到暂五师接任师长时，才知道这个暂编师，实际只有三千多人，却上报七千多人。这才更清楚地知道，国民党的许多军官，都是平时谎报人数吃空缺，一旦打起仗来就谎报伤亡逃亡要补给。郭汝瑰到国防研究院研究军事学术的同时，有机会耐心来阅读孙中山的著作，才清楚地认识到自称是孙中山最忠实信徒的蒋介石，从来也没有实行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郭汝瑰坚持不贪污，薪金还不能够维持家庭的最低生活，靠在银行工作、兼做一些转手买卖的三弟，补贴家用。郭汝瑰初进黄埔军校时，就听到蒋介石“率部东征，扫平南路”的传说，又亲眼见过北伐誓师的场面和北伐军长驱直入的情景，以为蒋介石确有军事才能。经过抗日战争的多次战役，特别是到国防研究院了解了战争的全局以后，才深感此人政治手腕厉害，军事上并不高明。
1945年军政部军务署副署长兼国防研究院副院长。5月在重庆经任廉儒介绍见董必武，提出恢复党籍，董让郭用实际行动经受党组织的考验并将郭转交中共吴克克坚情报系统。1946年2月郭任张治中随员参加与中共的军事谈判。3月在重庆密见董必武并接受指示继续在国民党内部、解放战争时期在蒋介石身边工作，国民党国防部中将作战厅长，为中共中央提供国民党军队的重要情报。
4月，郭汝瑰在军务署瞥见任逖猷。三十年代初，任逖猷被刘湘抓，郭汝瑰曾鼎力相救。郭汝瑰问他如今还有“关系”没有。任逖猷战战兢兢地回答:“哪还有什么关系，莫非你还嫌我‘鸡圈’（即监狱）还没坐够。”郭汝瑰以为他是怕暴露身份，任逖猷说是实话。郭汝瑰满心失望。任逖猷临别时丢下话:“我堂弟任廉儒，原来也是‘CP’，不知他是不是还有关系，我可以去打听一下。” 几天之后，郭汝瑰见任廉儒。郭汝瑰表示想到延安去，参加抗日杀敌。可任廉儒却是闪烁其词， 原来与中共失去联系的任逖猷，已将他和郭汝瑰对话，告诉了任廉儒。任廉儒否认自己与共产党有联系，警告任逖猷“不可多事”。任廉儒向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汇报，奉命同郭汝瑰联系。
任廉儒几次来到郭家，获得了一些重要的军事情报，就不再避讳他了。郭汝瑰谈起他读过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当今中国所有的军事家写不出来的。任廉儒送来《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多篇毛泽东著作，供郭汝瑰阅读。任廉儒安排郭和董必武会面。郭汝瑰要求恢复自己的党籍，董必武问:“国民党最近要你干什么？”郭汝瑰如实相告:“何应钦约我去美国任中国军事代表团员，我不想去，我要求去延安。”董必武说:“你可以去美国，多多调查了解美国，继续与我们保持联系，革命要看远些嘛！”两天，任廉儒告诉郭汝瑰:“董老说，你要求恢复党籍，原则上可以，但要经过一番考验。你去延安作用不大，希望你留在这边能为党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情报。由我和你单线联系。” 在郭汝瑰与董必武秘密会见，成为中共方面的高级情报工作人员之后，就作为张治中的助手，参加了有美国五星上将马歇尔参加调停的国共谈判。蒋介石在赢得了由内地向沿海运兵的时间，自以为胜券在握，便撕去了假和谈的面具，开始了规模空前的反共内战。蒋介石为顺应美国政府的意愿，根据美国特使魏德迈的建议，将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国防部，使陆、海、空三军一元化。掌握国防部实权的参谋总长陈诚，先是不顾郭汝瑰早已获得中将军衔，任命他为总长办公厅少将副厅长；不几天，任郭汝瑰为掌握军务的国防部第五厅中将厅长；又向蒋介石保荐郭汝瑰为主管作战的国防部第三厅（即作战厅）中将厅长，一度派赴徐州，任顾祝同为总司令的陆军总部参谋长。一些反对陈诚的人，就骂郭汝瑰是陈诚手下十三太保之一，官运亨通，红得发紫。
国防部作战厅长直接参与指挥作战，经常向蒋介石提供作战方案，定期到蒋介石官邸汇报战况，听取指令，还要随蒋介石到各战区视察，等于直接参与了这场反共反人民的战争，郭汝瑰对于担任此职还有顾虑。这时，为保持与郭汝瑰的经常联系，随着蒋介石还都南京，已转到上海任川盐银行上海办事处主任的任廉儒，向他传达党的意见说:“你应该去就任作战厅长，为党提供更重要的情报。”
1946年他到南京任职，租套普通民房居住。蒋经国到郭家探望，发现郭夫人自己在厨房做饭，只有两样素菜，叹息说:“要是我们的高级将领，都像郭汝瑰这样就好了。”有些人也因郭汝瑰生活如此俭朴，怀疑他是潜伏的共产党人。
1946年6月后任国防部5厅副厅长、厅长、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徐卅司令部参谋长、国防部2厅（计划）厅长、3厅（作战）厅长，参与辽西、徐蚌、平津会战决策，系蒋介石的军事“智囊”。 1946年到1949年，郭与中共方面密晤100余次，提供了大量有关国军的战略战术情报，国军竟未察觉。对郭起疑的是杜聿明，杜妻曹秀清早年曾入中共，杜与郭接触中似有曾相识之感，某次杜去郭家，见客厅沙发有补丁，暗忖，自己在国军中已是廉将，竟还有比自己清苦的，更加深了原有的看法。杜提醒蒋介石注意郭，蒋不以为然，让杜拿出根据，杜有口难言。徐蚌会战中，凡蒋按郭建议下达的作战命令，杜执行时均打折扣。整个解放战争期间，郭汝瑰冒着生命危险，通过来往于宁沪之间的任廉儒，为我党我军提供了许多核心的军事情报，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一份特殊的贡献。晚年回忆录中，以赞扬任廉儒的口气，说道:自己担任作战厅长以后，“廉儒同志往来宁沪更密，传递的情报也更多，所冒危险也更大。可当时我并不深刻了解。”1947年5月12日郭汝瑰接到蒋介石侍从室主任俞济时的电话:“今晚八时三十分，请到总裁官邸出席晚宴并汇报战况。”他与主管情报的二厅厅长侯腾同时到达，参谋总长陈诚与参谋次长刘斐也相继到来。这时，山东军情紧急，解放军一度攻克泰安，并进入卞桥、梁邱一带。郭汝瑰汇报了战场态势和作战方案，经过讨论，蒋介石当场决定了汤恩伯兵团、欧震兵团、王敬久兵团的进攻方向和目标，“对共军实施合围”。郭汝瑰将作战部署交给任廉儒，说:“这一次的战斗序列中，有整编七十四师，全部美式装备，要解放军特别小心。”解放军因为知己知彼，在孟良崮战役中，全歼国民党王牌部队整七十四师，击毙其师长张灵甫，使蒋介石重点进攻山东的图谋严重受挫。
1948年10月，淮海战役前夕，何应钦在国防部召开作战会议，提出“守江必守淮”的主张，决定集中优势兵力于徐州、蚌埠之间的津浦铁路两侧，寻机与共军决战。责成郭汝瑰制定作战方案，送蒋介石审批。此方案尚未下达到有关国民党军队，就被郭汝瑰报达到解放军的指挥机关。以后，徐州“剿总”决定坚守蚌埠，郭汝瑰又诱使蒋介石改在徐州外围作战，增加了蒋军在移动中被解放军分割围歼的机会，以致日后徐州“剿总”副司令长官杜聿明在《淮海战役始末》一文中说:“这里，我心忐忑不安，觉得上了蒋介石的当，并认为蒋介石、顾祝同是完全听信郭汝瑰这个小鬼（因他是军校五期毕业生，人又矮小，所以我称他小鬼）的摆布，才造成这种糟糕局面。我想责问郭汝瑰为什么不照原定计划主力撤到蚌埠附近，正在犹豫不决之际，见顾祝同等人同意郭汝瑰报告这一方案，觉得争也无益，一个人孤掌难鸣，争吵起来，反而会失了蒋介石的宠信。” 郭汝瑰为中共提供绝密情况，并助长蒋介石的瞎指挥，差点被个别明眼人识破，也险些被国民党的特务机关破获。这个明眼人，就是杜聿明。早在淮海战役胜负未分，杜聿明在南京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时，已决心放弃徐州，坚守蚌埠。因为对郭汝瑰有些怀疑，所以在会议上没有公开说，只是在会后向蒋介石个别呈请，并获批准。想不到移师途中，蒋介石三变决心，先是要他率兵去解黄维兵团之围；旋又令“万勿再向永城前进，迂回避战”；不久又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就地停止待命”，增加了所属部队的混乱。杜聿明已经得到情报，说郭汝瑰是深入中枢的“共谍”，但一时苦无真凭实据，不敢向蒋介石报告。淮海战役结束后，解放军准备大举渡江，直捣南京。蒋介石集团一面玩弄假和平的阴谋，一面调兵遣将，制定了庞大的江防计划和江南作战计划。郭汝瑰在把这些作战方案报送蒋介石的同时，也将这份绝密文件，交给了中共的联络员任廉儒。不巧的是，任廉儒的直接联系人陈家康因事离开了上海。无奈之下，只好请时任上海民革主委的中共地下党员王葆真，设法迅速转交给党。民革地下组织遭受破坏。王葆真在这些机密情报尚未送出去时，突然被捕。所幸这些情报在急切中已被王葆真焚毁。王葆真这个年届古稀的老人，被捕后受尽毒刑，直至被判处死刑，也没有供出任廉儒和郭汝瑰，切断了特务继续追查的线索，使郭汝瑰得以转危为安。这件事，郭汝瑰当时并不知情。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后，蒋介石的几百万精锐部队已丧失殆尽。郭汝瑰担心蒋介石将作战失败归咎他人，决定主动引咎辞职，并要求任廉儒转告中共中央，同意他从此离开黑暗的蒋家王朝，到解放区去。刚从香港请示工作回来的任廉儒，前来传达党的批示说:“你的愿望，党非常理解。不过经再三研究，认为你到解放区作用不大，预计解放军渡江后，蒋介石必然妄图巩固西南，那时必有一场恶战。你不如争取掌握一支部队，到解放军进军大西南时举行起义。这不是比到解放区作用更大吗？” 郭汝瑰决心再冒险带兵去西南。他去找顾祝同，要求下部队出任军长。经过顾祝同的保荐，蒋介石任命郭汝瑰为七十二军军长，要他重建这支已经在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围歼的部队，并立即开往四川。郭汝瑰待委任状一下达，立即在上海北四川路一个小学里设立军部，开始招兵买马，并委任了自己信得过的人任师长、团长。还利用各种关系，向国防部和联勤总部，要了足够装备一个军的枪械、车辆，然后立即奔赴四川。一面举办军官队，一面派员招兵，郭汝瑰很快就招满了两个师的兵员，加上同为陈诚派系的罗广文拨给的一个师，七十二军就成为四川境内的四个机动主力军之一。蒋介石的任命，正好与党对郭汝瑰的要求相符。他将此消息告知任廉儒，要求任也能去四川经常与他保持联系，并派一些军事干部来帮助掌握部队。任廉儒也以重庆川盐银行高级职员的身份，回到四川，与郭汝瑰接上关系。1949年1月郭任72军中将军长，驻军四川沪州，直到这时，蒋介石还被蒙在鼓里。当解放军进入湘西，准备向四川进军时，蒋介石飞抵重庆，召开守卫大西南的作战会议。会后，亲自召见了郭汝瑰，询问部队的作战情况。当得悉解放军由贵入川时，蒋介石又电令郭汝瑰为二十二兵团司令，直接指挥第二十一军、四十四军、七十二军和三个独立师，作为防堵解放军进入四川的前哨兵团。并要求七十二军在长江、沱江布防，以便蒋介石将其主力集中于成都附近，与解放军决战。后任22兵团司令兼72军军长，叙沪警备司令，郭汝瑰已经剪除了七十二军中的特务和反动分子，做好官兵的思想工作，1949年12月11日按刘伯承指示在中共地下组织的指引下，以国民党二十二兵团司令兼七十二军军长的身份，率部在四川宜宾起义，破坏了蒋介石固守大西南的计划。被退踞台湾的国民党称为“最大的共谍”。
新中国成立，四川分为四个行政区，郭汝瑰为川南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1950年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南京军事学院，来电征询郭汝瑰是否愿意前去任教。他辞去川南交通厅长， 3月到南京军事学院报到。1951年南京军事学院任教，多次提出恢复党籍或重新入党。军事学院十八年，任合同战术教授会教员，司令部工作教授会教学组长，军史史料研究处副处长，江苏省政协委员，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苏友好协会会长。1970年南京军事学院撤销，回到四川巴县和重庆北碚定居。粉碎四人帮后，为五、六、七届政协委员，全国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中央军委定为副兵团级离休干部。
郭汝瑰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在肃反运动中，因为一个教员胡乱编造假坦白交代的材料，致使郭汝瑰被关押审查。郭汝瑰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放弃国民党的高官厚禄，毅然投入革命阵营，反遭人诬陷为假起义的真特务。但他不管如何逼供诱供，始终不说假话。不久事情真相大白。军事学院政委钟期光上将向他道谦说:“在军事学院的肃反运动中，只有两个半人没有说假话，其中你是表现最好的一个。”
肃反运动后，一些准备转业的教员要求评军衔，怂恿郭汝瑰起草一份给国防部长彭德怀的信。郭希望党组织能接受肃反中轻信一些人作假坦白的教训，在信中写了几句尖锐的话:“一些无耻之徒，希图过关，假坦白，攀诬好人。一时满城风雨，鬼影憧憧，逼得悬梁的悬梁，投水的投水。”这封信因一些同志嫌言词过激，决定将分发征求意见的打印稿全部收回。但有个觊觎者却心怀鬼胎，把一份打印稿收藏起来。等到1957年反右派运动一来，就作为炮弹抛出来，说郭汝瑰恶毒地攻击肃反运动。加上在南京市委召开的整风会上，郭汝瑰说了:“刘邦入关，约法三章；李世民尊贤纳谏，从善如流，所以才能将政权巩固了几百年，我们要厉行民主法制，才能长治久安。”这些本来是正确的话，竟被说成“郭汝瑰攻击共产党连古代帝王都不如”。原来是郭汝瑰部下的教员，纷纷站出来批判他。军事学院准备将他划为右派，中央军委批示:“情节经微，不作右派处理。”文化大革命中，军事学院军事史料研究处的一位领导，为保护自己，装出一副极左的面目，四处张扬说“我们处成分复杂”，动员一些学员在“点鬼台”上点鬼，把副处长郭汝瑰点成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让史料处所属六个级轮番批斗。郭汝瑰见过人硬顶挨打，觉得自挨一顿打不值，批斗时给他加上的罪名他都承认，于是就斗不下去了。军院的造反派闯入郭汝瑰住处抄家，得知他的女儿郭相慰与他们同属一派，不但没有抄家，还与她握手连称同志，弄得郭汝瑰啼笑皆非。由于造反派忙于内战，再无暇顾及郭汝瑰，一阵批斗之后，安排到所属的农场劳动。
1980年4月郭汝瑰给中央组织部写信，不久他所在的重庆警备区党委接到中组部的通知:准许郭汝瑰入党， 1981年2月杜聿明在北京临终时郭去医院探望，杜问郭“当年你是否为共产党做事？”郭答：“光亭兄，我们只是见解不同，守红必守淮呀！”郭否认自己是贰臣，称一生从未改变过信仰。 1981年成都军区党委将他评为军区优秀共产党员。
他主动给重庆警备区的干部教授英语，不取分文报酬；组织上给他一笔钱修缮住房，他全部作为党费上交了；成都军区按副兵团级待遇，要他迁进一幢别墅楼，他坚持住在七十多平方米的平房里；他向重庆市委书记廖伯康坦率进:，“希望从你自己做起，坚持用国产手表的好传统，不坐进口车。”政协会议期间，国家主席杨尚昆请他和邓兆祥吃饭，他进言说:“我们的部队无论如何不能经商。国民党军队，就是因为军官敛财，丧失了战斗力。”
郭汝瑰十余年主编《中国军事史》和《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填补中国军事科学研究的空白；近四十万字的《郭汝瑰回忆录》和由王钟伦的长篇报告文学《独钓龙潭》，台湾舆论哗然，发表长篇文章:《一谍卧底弄乾坤,两军胜负已先分》、《郭汝瑰投共始末》。1997年10月23日车祸去世， 90岁。中央军委在为他举行的追悼会上，赞颂他的一生是“惊险曲折、丰富深刻的一生”， “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蒋介石：我没有想到郭汝瑰是最大的共谍
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任命郭汝瑰为兵团司令，防堵解放军入川。郭在宜宾通电起义，破坏了蒋固守大西南的计划。蒋介石到台湾后曾说：“没有想到郭汝瑰是最大的共谍。”
蒋介石作战失败经常迁怒于人。近来我多少有点敏感，觉得有人中伤我，蒋介石已开始对我不信任。我是深深了解特务手段的残酷的。一想到万一情况败露，被严刑拷打，血肉横飞，求死不得的情景，确实有点不寒而栗。不如还是引咎辞职，早日离开受怀疑的境地为好。1948年12月24日何应钦离职，徐永昌就任国防部长的机会，递上报告请辞第三厅厅长。但是顾祝同劝我打消辞意。他说：“你不过是承办业务的人，重大决策都是上级决定的，哪能由你负责呢？你不必引咎辞职！”他不知我真心是想趁机离开避祸，引咎只不过是饰词，所以还善意地留我。
我看见形势急转直下，迫切希望能够从此离开黑暗的蒋家王朝，奔向充满光明和希望的解放区。1948年10月以后我曾一再请求任廉儒把我的心愿转告党。
任廉儒一直以川盐银行上海华山路办事处主任身份为掩护，秘密进行党的地下活动，经常来往于京沪之间，与我联络。他到南京常住《益世报》报馆。
任廉儒向上级请示后，来南京对我说：“汝瑰同志，你的愿望，党非常赞同。但经过再三研究，认为你到解放区没有什么大的作用。你与其到解放区，不如想法争取到大西南去。党组织认为，解放军渡江及扫平江南不会遇坚强的抵抗。但是蒋介石最后必然妄图巩固西南，西南必有一场恶战，到那时，你能想法举行起义，瓦解敌军，影响作战进程，其作用和影响不是比到解放区去更大吗？”于是我决心再冒险争取带部队到西南。我又找顾祝同，请他给我照顾，让我出任军长。
“你一定要当军长，我就向总统请示看看。”顾祝同见我坚决效死的样子连忙这样说。
七十二军军长原是余锦源，在随杜聿明撤出徐州后，被解放军包围于陈官庄，后来，余锦源率部投降，跑出来了一部分官兵。蒋介石于是命令重建这支部队，并立即开往四川。能担任七十二军的军长，我真是喜出望外，至于蒋介石朝令夕改的原因，我根本不愿深究。
不过听顾祝同说，这是刘斐找替罪羊，向蒋介石说：“郭汝瑰学历和学识都够，只是历练少了，好出奇案，很不稳当。”顾同时还骂刘斐这样作很不道德。我万想不到刘斐为我作了这样大的好事。我与刘斐尽管有矛盾，我在大别山“清剿”会议见他抬白崇禧出来，在睢杞战役见他铅笔一挥就把区寿年兵团送掉时，就想向蒋介石报告，搞他下去。但我又疑惑他是与共产党有联系的人，问任廉儒，他说“摸不清楚，最好莫要下手。”没想到这次他却帮了大忙。以后我到七十二军军长职之前，晋见蒋介石，蒋说：“你不行，唔！你要好好历练！”
这与顾祝同告诉我的话如出一辙，证明确是刘斐中伤我，但是我不怨刘，反而感谢他成全了我。
任廉儒告诉我：“党中央原先决定由三野陈毅司令员指挥进军西南，董老已把你的关系介绍给陈毅司令员了，以后改为由二野进军西南，因此陈司令员又把你的关系介绍给刘伯承司令员了。现在二野已在湘西沅陵一带集中，不久就要发起进攻了。你思想上要做好准备哟！”
我知道二野部队在湘西集中，就判断二野必定由酉阳、贵阳入川，先攻克重庆，再攻成都。攻重庆时，左翼兵团必定在江津、泸州间渡江，外翼也可能伸到泸州。在此情况下我跳出包围圈，退往宜宾，让解放军进出成都，与蒋介石主力决战，我就利用形势逼部队起义，这样就可以顺利而不冒风险！因此我必须千方百计使部队不离开叙泸。由于罗广文很相信我，他私下对我说，他的参谋长赵秀崑丧失信心，一直暗中收听共产党电台的广播。我乘机告诉赵秀崑，失败已成定局，陈明仁都起义了，叫他影响罗广文，早作下一步打算。
10月，蒋介石飞到重庆，在西南行政长官公署召开作战会议。我与陈春霖同车前往参加。参加作战会议的除了陪同蒋介石来渝的及西南行政长官公署第三处参谋人员外，还有张群、钱大钧、杨森、胡宗南、罗广文、陈春霖、刘文辉、邓锡侯和我。蒋介石亲自主持了作战会议。会议室壁上挂了一张十万分之一的西南地区军用地图，室内横放着一张餐桌，蒋介石背地图坐在餐桌一侧的中央，两旁坐张群、刘文辉、邓锡侯、钱大钧等，其余人员都围餐桌列坐。
蒋介石强装冷静，脸上露出一丝笑容，照例把眼光左右一扫，然后说出一大篇鼓劲打气的话，他苦笑着说：“各位将领在时局艰危之际，忠心耿耿，精诚谋国，使我十分高兴。我希望各位坚定必胜信念。国际危机四伏，第三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中国局势尚不能测，如果我军能坚守西南、西北、两广，以待国际时局变化，定能反败为胜。因此，我军各将领必须决心坚守西南，今天请大家到这里来，就是研究一下西南如何固守，共军主力将由何处攻击西南。以及我军如何配备兵力。”蒋说到这里，掉头向刘文辉、邓锡侯等微笑地说：“好，大家畅所欲言，随便说吧！”胡宗南的参谋长沈策首先发言说：“从历史上考查，历代入四川，大多是由川北而来，也有溯江西上的，但地形险阻，不便用兵，因此我判断共军主力将沿川陕公路进犯四川，川陕公路交通方便，易于共军展开。基于上述理由，我主张调四川四个机动军于川北剑阁一带设防，以挫败共军入川企图”。沈策说完后，会场上一片沉寂时，罗广文、陈春霖和我早已接到陈诚指示，要我们在情况艰难的时候尽量靠拢胡宗南，以便保存自己，而胡宗南也想争取我们壮大实力。因此，沈策说完后，罗广文表示大体赞同，主张七十二军不动，以免后防空虚。蒋侧身问刘文辉、邓锡侯有无意见。刘、邓都表示无意见。蒋介石遂决定主力放在川西北，编罗广文两个军及陈春霖军共三个军为十五兵团，开赴广元，并以杨汉烈部固守大巴山，孙震部守三峡，宋希濂部守鄂西及酉阳、黔江，何绍周部守贵州东正面。我见蒋介石配备一大圈几千里的防线，又把重点放川北，暗暗好笑，但只要我的部队不移动，我一言不发。
第二天胡宗南、宋希濂、何绍周等中央系将领又在临江门罗广文的第七编练司令部招待所开会，他们认为张群指挥不行，要胡宗南来指挥。宋希濂对我说：“来！联名给老头子写个报告，我们请求胡老大哥来指挥。”我说：“我字写得不好。”大家齐声说：“你起草吧！起好由赵秀崑缮正。”我推诿不过，只好给他们起草报告，让他们送给蒋介石。当时黄埔学生要求胡宗南指挥西南最后一战，但根本没有结果。因为蒋介石来到重庆后，参谋总长顾祝同、参谋次长肖毅肃、三厅厅长许朗轩及国防部各厅参谋人员也先后飞到重庆。蒋介石亲自发号施令，指挥西南战役，而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张群已形同虚设。
会后不久，蒋介石突然打电话到泸州，说是要召见我，使我感到十分紧张。因为我感觉蒋介石早已开始怀疑我了，这次电召到重庆，不知道是祸是福。看来凶多吉少，我恐怕再不能回转泸州了。哪知乘车来到重庆，才听说蒋介石并不是单独召见我，还召见了陈春霖。于是，一颗悬起的心终于落下来了。我们到林园，蒋经国、陶希圣早已在等候我们，一见我们来了，蒋经国热情地说：“啊，你们来了，坐会儿，坐吧！先生马上接见你们。”还没就座，蒋介石来了。在接受我们的敬礼后，要我们坐下谈话。蒋介石问我：“郭军长，你的部队整训得怎样？你的部队作战有无把握？”我急忙信心满满地说：“请总裁放心，西南战役很有希望，别说其他部队，单我这个成立最迟的军，有三个团正在紧张训练中，另三个团是我一路在医院收集的老兵，马上可以作战。新拨来的傅秉勋一师，成立很早，估计也能打。我认为，打仗完全有把握。”蒋介石听后，唔、唔几声，转而又问陈春霖。随后我们交谈几句，就让我们走了。我出来和蒋经国、陶希圣稍微寒暄后，就急忙乘车返回泸州。从此，我再也不敢到重庆去。罗广文曾多次约我，我都借故推辞了，害怕去了出问题。其实，躲在泸州，也并不安全。解放后我才清楚，我的参谋长许亚殷就是蒋介石派在我身旁的特务，还配备有电台，经常与军统秘密联系。如果蒋介石要杀我，无论我在什么地方，无论在任何时候，都可能遭到不测。
当刘、邓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攻入贵州，蒋介石才判明解放军主攻方向，他十分震惊，立即电令调往川北的罗广文兵团，急行军开返重庆，火速推进到乌江布防，但尚未站稳脚跟，便被解放军突破了。解放军直逼重庆。
蒋介石，也顾不得对我的怀疑了，为了让我为他卖命作为防堵解放军进入四川的前哨，滞留解放军的前进，争取时间，以便集中其主力在成都附近，与解放军决一死战，遂叫国防部电令我任二十二兵团司令，要我直接指挥二十一军(军长王克俊在乐山)，四十四军(陈春霖由赤水向泸州退却)，七十二军(我兼军长)和三个独立师，沿长江、沱江在宜宾、泸州、内江一线布防，阻止解放军渡江。在电话中，肖毅肃说：“汝瑰！你知不知道谁叫你当兵团司令的？是墨公(顾祝同)。你可要卖力啊！”我知道蒋介石委我当兵团司令，并不是就消除对我的怀疑了，肖毅肃这个电话，必是有人说我不可靠，才打的。为了进一步稳住他，我故意在电话中说：“要争气，卖力没啥说的，不过你们这样指挥简直是乱搞，第一军被你们慌慌忙忙地用汽车运到重庆去补突破孔。企图固守重庆，重兵器马匹全无，只有送给共军吃掉，你们全不计算一下空间时间，就是前卫连长也知道后退展开嘛？像这样，我有力也卖不出！”肖毅肃听了，明知道说得有理，他只好说：“你不要乱说，你好好的干，看总统打胜仗！”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我也加快了起义的准备。
超级卧底郭汝瑰缘何直到1979年才被批准入党
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内涌现了一批暗中为解放军提供情报的谍报人员。以熊向晖（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胡宗南的机要秘书）、韩练成（国民党46军军长、国民政府参军处成员）、郭汝瑰（国民党国防部第三厅即作战厅中将厅长）三人最为有名。
按在国民党军内的地位与提供情报质量数量排序，郭汝瑰(1907~1997)似应拔得头筹。从1945年5月与中共建立秘密联系始，至1949年12月他领导国民党72军在四川宜宾起义止，他累计向中共提供大小情报一百余次，包括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及孟良崮战役计划、淮海（徐蚌）会战计划等。
熊向晖是1936年在清华大学加入中共的，他在整个潜伏生涯中，都始终是秘密在册的共产党员。解放后，熊向晖作为周恩来的助手，先后出任了外交部、军委情报部、中央统战部、国家安全部等处要职。
韩练成原在西北军时，虽未来得及加入中共，但受刘志丹影响，曾接受中共领导。1950年，韩练成正式完成了加入中共党组织的手续，出任甘肃省副省长、兰州军区中将副司令员。
郭汝瑰则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间，只有一个“国民党起义军人”身份，以原国民党国防部中将厅长之地位，长期做军事学院的教员（副处长级）。直到1979年才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尔后，逐步落实政策，最后到年过七十之后，才以副兵团职级身份离休。
郭汝瑰1928年就参加了中共，后因军队转战而失去了联系。一直到1945年5月，他已官至国民党军务署副署长时，偶然遇到在中共时的同志，从此才与中共重新建立联系。他与中共在重庆的代表董必武秘密会面，向董提出了重新回到共产党队伍的请求。但董必武认为他在国民党内已居高位，潜伏于此，更有利于中共的事业，因此，指定了专人（任廉儒，中共军事情报处人员）单线与他联络。对于郭汝瑰提出恢复中共党籍的要求，董必武表示，要他接受党的考验后再说。
当时，郭认为入党只是时间问题。对“考验”一说，他显然也很同意。于是，此后四年间，他与任廉儒秘密会见一百余次，向任送去了大量高级军事情报。直到1949年国民党政权崩溃之际，任又向郭传达了上级要郭掌握一支国民党军队，伺机举行起义的指示，郭汝瑰也照办了。他在获任国民党军第72军军长后，举行了宜宾起义，打破了国民党西南防守计划，为解放军进军大西南撕开了一个缺口。
新中国成立后，郭汝瑰被任命为川南行署委员、交通厅长。在被调到南京军事学院后，郭曾先后向董必武、任廉儒等人写信，董回信说:“入党事应由基层吸收。”任廉儒则仍劝郭:“耐心经受考验，争取早日入党。”
韩练成的经历与郭汝瑰也有相似之处。韩练成是在抗战期间主动与中共联系的。1942年，他密会周恩来。起初，周恩来对他也是只有客气而无信任。当韩练成主动提出要为中共服务时，周恩来婉拒了韩的要求。但是，临送韩出门时，当周恩来在问话中，得知韩练成就是“韩圭璋”，即刘志丹生前曾告知过的中共在西北军中的关系人时，周恩来便亲切地称之“练成同志”，并且指定李克农亲自与韩保持联系。解放后，韩练成顺利加入了中共，周恩来为之做证明人。
郭汝瑰虽然早在1928年就加入了中共，但是，他的党内同志却都只是中共基层普通党员，而且后来各奔东西，不知去向。1945年5月，郭汝瑰向董必武提出重回中共的请求。然而，董只要他继续留在国民党阵营内，接受考验。
此时董必武的想法，就如同初次见到韩练成的周恩来一样，不会全相信郭汝瑰的要求。所以，当郭汝瑰说何应钦将派他出任驻美军事代表一事并请示董时，董必武便说:“我们不耽误你的事业，你可以去美国，在美国再同我们联系。”这样看，董必武与郭汝瑰的关系，显然难于达到同志的程度，仍只停留在统战观念之阶段。
后来负责与郭汝瑰联系的任廉儒，级别不高。像郭汝瑰这样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在与中共情报人员的联系中，除开始时见过董必武外，以后的四年，就只是与任廉儒打交道，甚至连南方局的吴克坚，都没有出面来见见郭汝瑰。
郭汝瑰的情报虽然可以到达中共高层，但中共首脑们，大概不会知道这个送出情报的国民党中将，会是一个要求归队的前中共党员。
而任廉儒虽然清楚地知道郭的功绩，但郭作为国民党中将，以前又曾是中共党员，若没有上级的态度，任也不可能解决郭汝瑰的入党问题。更不幸的是，任廉儒已于1953年因病去世。
如果，郭汝瑰不是国民党中将，只是普通的国民党军官，可能很快就能重新入党了。因为，普通人加入中共，只需基层党组织即可批准。
或者，郭汝瑰一开始秘密联系的中共人员，是像李克农那样的情报机构重要负责人，即便对郭的过去不了解，那么，经过四年间一百多次大小情报的送出，李克农则完全可能会相信郭汝瑰是真心归队，解决他的党籍问题。
郭汝瑰投向中共时，命运使他找到的是这样两个人:一个是日后并不直接领导他工作的董必武，一个是他的老乡任廉儒。前者，因不直接领导他的工作，致使郭汝瑰四年的情报经历，都无法在董的心目中建立信任。后者，因级别太低，他的任何证言，也许都无法说服或达到有关部门。他去世之后，连证言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