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台湾直击扁案庭审

“国务机要费”案本月29日再度开审，现场以证人作证及阿扁自辩为主

    陈水扁走进法庭，一如既往的蓝色西服和招牌式的微笑，二八开的发型看上去刚刚理过不久。坐在法庭后侧的十几名旁听民众“唰”地站了起来，“‘总统’好！”声音很齐，但其中夹杂着一个女高音“关到死才好！”

    说这句话的女子名叫许希娥，倒扁红衫军中的积极分子，民进党前主席许信良的侄女。她穿着红衣坐在一群站立的扁迷中间，显得格外突兀。“关你的头了！”立刻有扁迷反击，坐在前排的一个女子，还特地走过来，冲着她说，“你很嚣张啊？！再喊？！”法警此时走过来，用一种见怪不怪的口气说“不要吵，先坐下来。”

    此刻，陈水扁已经在被告席上坐下来。这是1月29日下午两点半，台湾高等法院再度开庭审理“国务机要费”案。上午的庭审因牵涉机密资料不公开审理，下午开放旁听后，控辩双方围绕此案相关部分是否适合公开审理再生争议，陈水扁也恳请法院考虑他作为被告的权益保护。

    下午的庭审持续了约两个小时，此前台湾高院曾发公告称，将传讯高雄市市长陈菊等证人，但她因列席市议会临时年度预算审查接受备询而请假，到场者仅“21世纪宪改联盟”召集人洪裕宏一人。此次只是阿扁所涉案件之一———“国务机要费”案诸多次庭审中的最新一场，现场以证人作证和陈水扁的自我辩护为主。本报记者得以记者身份进入旁听席，目击台湾“世纪大审判”。

    过两道安检门才能进法庭

    审判长邓振球穿着法官袍与两位承审法官从侧门进入法庭时，法警高喊了一声“起立！”全场人员悉数站起，邓振球说，“请坐下！”庭审正式开始。

    台湾高等法院位于台北权力核心区域“博爱特区”，距“总统府”仅300米远，是台湾介于“最高法院”与地方法院之间的第二级法院。对阿扁的此次庭审，在该院1968年兴建的的刑事庭大厦内专用第一法庭进行。此前，该院已贴出庭审相关公告。

    进入台湾高等法院，先要经过一道安检门，然后会看到两侧墙壁上各镶嵌有一段铭文。左侧为著名法学家查良鉴所提攸关“昌明法治”的文字，右侧则为“台北法庭大厦兴建纪略”。拾阶而上，在二楼再过一道安检门，将禁携物品(包含手机、笔记本电脑、PD A、照相机、摄影及录音器材等)存放后，即可进入最里面的专用第一法庭。

    法庭审判席后，悬着带有天平图案的标志。公诉人和辩护律师分别坐在审判席下的两侧，公诉人和律师的袍子与法官袍类似，只是中间的颜色分别为紫、白，法官袍则为蓝色。被告陈水扁在律师席下，与庭审法官面对面而坐。隔着一道木板，接下来的两侧分别为学习法官席与学习律师席，供欲参学的法官和律师旁听。

    此外，尚有记者席和民众旁听席。记者席共60个座位，要提前申请登记。民众旁听席20位，需持证明文件排队填表后始能拿到旁听证。

    庭审记录现场可纠错

    书记员坐在审判席下，与法官同一面向，负责用电脑记录庭审实况。法庭两侧有两个大屏幕，书记员每一次敲击键盘的结果都将一览无余。法官、公诉人、辩护律师、被告及证人面前，各有一台电脑，会如实看到庭审记录。这是和大陆法庭很不同的一个地方，每个人在庭审过程中都可以指出庭审记录哪里不实，现场即可修改，以保障庭审记录的绝对准确和完整性。

    庭审的发言语速很慢，即为配合书记员的记录。在29日的庭审中，证人洪裕宏语速略快，即被法官提醒。因陈菊等其他证人未到现场，洪裕宏唯一的作证开启了本次的庭审。

    洪裕宏：扁主动捐款200万

    在法官问过出生日期、身份证号、住址等信息后，证人洪裕宏开始宣誓，大意是：当据实陈述，如有增减，愿受伪证处罚。并在与被告陈水扁无亲戚与雇佣关系的文书上签字。

    洪裕宏的另一身份是台湾阳明大学心智哲学所所长。他的证词是在与辩护律师和公诉人问答的过程中展现的：阿扁担任“总统”期间，他成为“21世纪宪改联盟”召集人，并无主动向陈水扁募款，但有一天“总统府”秘书长游锡堃面见他，明确说是“总统”帮忙，捐给“宪改联盟”200万台币现金。洪裕宏问，要不要开收据，游锡堃回答，不必开。200万元打入相关银行账户，洪裕宏并没有问这200万元是陈水扁从哪里获得，“我当时的想法，是捐款人不愿公开。”

    证人作证后即离开法庭。陈水扁的律师称，证词表明，陈水扁确有赞助“21世纪宪改联盟”200万元，这笔钱出自“国务机要费”，是因公支出的一部分，仅属开支不当，不能认为扁有为自己或他人不法所得的意图，不构成刑事犯罪。公诉人不能因为无法确证这笔钱来自“国务机要费”，就推翻阿扁的辩护，认为它不来自“国务机要费”。

    公诉人在随后的发言中，要求调阅“21世纪宪改联盟”的账户，看是否有这笔钱打入。并表示，即便确有200万捐款，仍有陈水扁向别人募款、自己捐款和以“国务机要费”支出三种可能。

    这番发言后，公诉人又要求书记员将发言更改为：仍有陈水扁向别人募款、自己捐款的可能。律师追问：为何更改？后书记员又恢复原三种可能的叙述，但在后边加注：检察官建议删除有关“国务机要费”支出可能的部分。

    陈水扁：延续惯例未记账

    阿扁在随后的发言中表示，他在2008年9月24日给特侦组的陈述状中就说过，给“21世纪宪改联盟”捐款的事。因为他2004年连任之后，“宪改”即是重点要推动的工作，他非常重视由100多个民间团体组成的“21世纪宪改联盟”，知道他们经费拮据，乃“从私人办公室保险柜中拿‘国务机要费’赞助”。因李登辉时代即延续的惯例，这笔钱没有记账，也不必另取据核销。而且，他也不希望外界知道政府对该民间团体有经费挹注。

    为何从“国务机要费”中拨款赞助，陈水扁解释说，此前的“国安密账”———“奉天专案”已于2006年初全部缴库，所以从“国务机要费”中支出。他并且爆料说，在李登辉时代，用“奉天专案”委托个人或团体做某些研究是屡见不鲜的事，譬如，1999年10月，有一笔1450万台币的款项捐给李登辉办公室副秘书长林碧炤(现政治大学副校长)做关于台海安全的研究，同年还捐给“国家安全咨询委员”蔡英文(现民进党主席)200万用于强化台湾“主权”地位研究，更大的一笔是捐给“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麦朝成3140万。

    公诉人多次提醒说话不要泄密

    话题很快转入“奉天专案”这笔所谓的“国安密账”。陈水扁说，“奉天专案”是他2002年批准缴库的，是“国安局”局长亲自到他办公室后获批的。

    陈水扁的辩护律师说，这个可以向“国安局”查阅。审判长邓振球表示，要调卷的话，应该提早，在庭审前就应做好准备。

    邓振球说，法庭会用公文程序调阅相关文书。但此时，公诉检察官站起来，提醒辩护律师注意，刚才提及的内容可能违反“机密保护法”的相关规定。

    律师说，陈水扁已经多次提起此事，但律师一直无法阅到相关案卷。

    审判长问，依据“保密法”，律师是否可以阅卷？阿扁插话说，当时把这三页纸列为机密，但只是内部的所谓机密，并不是法律意义的机密，因为“机密保护法”那时还没制定。

    公诉人建议，是否机密应送“国安局”认定。他并再次提醒，“有些事不适合在这里谈”。当审判长与律师仍就此话题研讨，公诉人再次站起，表示“当时已设定为机密，如未变更前，不适合在公开庭审中讨论”。

    在此之前，当律师提及早上某某人的证词时，也被公诉人打断，庭审记录中并且删掉了那句话。但关于“奉天专案”的讨论，仍保留在庭审记录中。

    庭审法官们在席上翻出此前的笔录耳语了一会，邓振球问陈水扁：你不是以前希望把这些封存起来么？阿扁表示，他现在希望打开看看，不然合议庭不了解其中原委，他是因没有“奉天专案”这些项目后，才动用“国务机要费”并且用其他发票核销的。

    阿扁讨要被告司法人权

    在此后的发言中，阿扁反对由“国安局”认定该文书是否法律意义上机密，因为现任“国安局”领导都是后来晋级的，对前事并不了解，且台湾行政不中立为人所诟病，既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就应由合议庭裁定处理。

    陈水扁抱怨说，法院把案件切割为公开与不公开审理两部分，但两部分尚有联结，接下来公开庭审中的辩论，他可以讲到什么程度，请明白告知，否则检察官总这样提醒，“我不敢说是恫吓，但万一我讲后，特侦组又以泄密为由追究起诉，我不能承受这样的后果。”

    他态度谦恭，说什么部分应该公开审理，什么部分不应该，完全尊重合议庭的任何决定，也感谢有这么大比例内容不公开审理，让他可以畅所欲言辩护。话锋一转，他又说，像“奉天专案”部分，没开秘密庭，检察官又不让他做有力辩护，“我作为被告的司法人权在哪？只能哑巴吃黄连不能讲？恳请合议庭帮忙做主，我该怎么办？”

    审判长表示，会审慎考虑陈水扁的意见。稍后即宣布本次庭审结束。

    阿扁继续与律师在庭审现场商议，而旁听者陆续散去。扁迷们仍亲切与阿扁挥手示意，鼓劲问好。旁听的红衫军成员许希娥则是一脸的不屑，庭审中途，她还递给本报记者一张纸条，上写“(阿扁)借势借端取钱”，并不认可阿扁的辩护。

    “阿扁开庭我每次都来旁听，他把我们老百姓的钱都拿到自己口袋中去了。”许希娥恨恨地说，而身边更多旁听的扁迷，也是“老面孔”。她们都是这个蓝绿对峙社会的政治狂热分子，庭审结束后又再度吵了一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