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谁在提高犯罪率

究竟是谁在提高犯罪率

文/安庆仁

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由于强调发挥本能带动的作用，也就是把利己看成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发动机，所以这个模式统治下的人，心底里的犯罪欲望总是蠢蠢欲动。这个问题在逻辑上其实不需要做太多的解释，因为在群体中任何个体的利己行为，都不可避免的要在客观上造成“损人”的结果，只不过，受个体利己程度的影响，对他人构成的伤害也大小不同。

具体来讲，买房就是利己行为，当众多富裕的个体参与这种利己行为的时候，对那些并不富裕的个体就构成了伤害，因为受众多富裕个体利己行为的影响，房价就会上涨，那么毫无疑问，那些并不富裕的个体就会因此而蒙受财产损失。做进一步分析，假如众多富裕个体购房不是以居住为目的而是以投资为目的，每一个个体都买上多套房屋，那么这种利己行为对那些并不富裕的个体就构成了重伤害。

事实上，那些富裕个体在购买第二套房的时候，心底里非常清醒地知道，这种利己行为必将驱动房价上涨，自己将从这种由自己亲手导演的房价上涨中受益，而对于那些并不富裕的个体来说，自己的利己行为在客观上无疑具有犯罪性质，因为这不但将使他们受到财产损失，甚至还将导致他们的生存状况急剧恶化。

看了以上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繁荣表象所掩盖的问题就淋漓尽致的展现在了我们的眼前，第一、资本主义体制鼓励利己，本质上是在纵容和鼓励犯罪，无论资产阶级的学者用多么动听的说辞和多么理性的思辨为利己行为作无罪辩护，也改变不了“利己”在客观上必然“损人”的事实；第二、既然“利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必选和首选，那毋宁等于说，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一是人人都有企望伤害别人的犯罪冲动，二是这种犯罪冲动每时每刻都会在“利己”的具体过程中变成犯罪事实。

耐人寻味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犯罪本是一种普遍现象，可是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家们却坚持认为，贫民窟才是犯罪高发地区，也就是说穷人是犯罪的主体；而那些以“利己”为己任，在“利己”中迅速致富并成倍提高“利己”能力的富人，却成了遵纪守法的模范。毫无疑问，在资本主义社会学家的观念里，法律和道德是相互分离的，换言之，如果因为道德缺失在客观上给他人造成伤害，那么无论这种伤害多么严重，也不能作为犯罪的证据而受到法庭的追究。

这种论调在中国同样是大有市场，所以面对二百万人沦为乞丐、六百万年轻的女子沦为妓女、两千万工人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至少1.5亿农民被夺去土地的社会现实，至今也没有一个人为此承担任何法律责任。2008年流传在网上的一份资料，以极其详尽的数据，客观而又严谨的披露了最近30年里中国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情况，最终数字触目惊心，高达7000万人。这个数字与当年厉以宁的观点惊人的吻合，——改革开放就是要牺牲一代人。

面对这个恐怖和血腥的事实，即便不是可谁又能否认这不是有计划的屠杀呢？否则精英们除非能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让我们从心底里信服，700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仅仅跟人道主义关怀的缺失有关而绝非精英们有预谋的犯罪。不用分析，他们是解释不了的，因为他们所做的一切，根本就不合理，而正是他们不合理的设计和不合理的手段，才导致了大规模的人口灭绝。金庸先生在小说里讲，无论手段有什么不同，用刀子，用毒药，抑或用其它什么温和的方式，杀人就是杀人，杀人犯就是杀人犯。

更加卑鄙的还在于，这些杀人犯一边大规模的灭绝人口，一边说穷人才好犯罪。1月14日，出席首届网易经济学年会的茅于轼，此前抵死反对惠及穷人的经适房建设，在这次会议上又把矛头对准了廉租房，其反对理由是，很多低收入的人住在一起，就变成了脏乱差的地方，犯罪率也会很高。并不否认，低收入者住在一起的确不那么讲卫生，但我们坚决反对“低收入者住在一起犯罪率就很高”这个观点，这明显是对低收入者的蓄意诽谤，因为事实上，中国最守法的人群，恰恰是低收入者。

这不需要作深入的研究，只要公安机关出具一份统计数据就足够了，中国有8亿农民，他们是世界上收入最低的群体，但同时，中国农村也是全世界治安状况最好的，农民的房子既不需要安装防盗网、监视器、报警器，也不需要保镖、藏獒，但很多家庭，就这样生活了几十年，也没有丢失过财产。最近十几年，成年人外出打工，家里只留下老人和儿童，但村子里仍然平安无事。不然按照茅于轼的逻辑推理，农村显然已经不适合人居了，因为它早已成了犯罪分子的天堂了。

城市的情况也大同小异，普通工人聚居的小区一般都比较安全，原因不外乎两点，一、这些工人们所以富不起来，是因为大家都不做有悖道德和触犯法律的事情，否则要是敢于谋财害命的强盗，早搬到高档住宅区里住了；二、工人们都不富裕，所以没人打他们的注意，顶多是捡垃圾的，趁没人时候顺走几辆锈迹斑斑的自行车罢了。不然我们打量一眼高档住宅区，隔三差五公安局、检察院、纪检委就带走几个。而从去年开始，又出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有些别墅区几乎变成了“寡妇”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