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我们究竟是谁？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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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究竟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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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诗人马拉美说得好：“世上一切存在都是为了被写进书中。”毫无疑问，小说最能吸收世界上的一切。想象就是把意义揭示给他人的能力，它是人性最大的力量。许多世纪以来，人性最本真的表达，就是在小说之中。
讲演者小传
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
1952年6月生于伊斯坦布尔，土耳其当代著名小说家。早期作品有《塞夫得特和他的儿子们》、《寂静的房子》，创作于1985年的《白色城堡》是其成名作，获1990年美国“外国小说独立奖”。1990年出版的《黑书》获法兰西文化奖；1998年出版的《我的名字叫红》于2003年获得欧洲三大文学奖，即柏林文学奖、法国文艺奖、意大利卡佛文学奖，确立了他在国际文坛的地位；2002年出版的《雪》以思想的深度著称，是其本人最钟爱的作品；2005年出版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获德国书业和平奖。200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是迄今为止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最年轻的作家之一。
一、在卡尔斯和法兰克福，我为了写小说而实地调查
我的小说《雪》的主人公卡在法兰克福度过了人生最后15年时光。卡是土耳其人，与卡夫卡并无关系，他们之间的联系只是文学上的。卡的真名是Kerim Alakusoglu,但他不喜欢这个名字，而是喜欢这个名字的缩写。20世纪80年代，作为一个政治避难者，他第一次去了法兰克福。他并不特别对政治感兴趣——他甚至根本不喜欢政治；他是生活在法兰克福的一个诗人，其一生是诗歌的一生。他看待土耳其政治的方式就仿佛别人看待一件意外的事故——不在意料之中，却已经被卷了进去。
由于不想在描写卡在法兰克福的生活时犯下太多错误，2000年我造访了法兰克福。当地土耳其人非常热情慷慨，带我参观了我的主人公度过他生命最后时光期间所生活过的地方。为了更好地想象卡每日清晨如何从他的家走到他度过大量时光的市立图书馆，我们穿过车站前的广场，顺着大街，路过性用品商店、土耳其杂货店及土耳其烤肉店。我们还去了卡购买大衣的百货商场，那件大衣他穿了那么多年，给了他许多安慰。有两天时间，我们徘徊在法兰克福的土耳其人贫民窟，参观清真寺、饭店、社区协会还有咖啡馆。《雪》是我的第七部小说，我仍然记得当初所做的那些不必要的冗长笔记，仿佛自己是一个初学者，我为每一处细节而痛苦，并且问自己：80年代电车真的会穿过这个角落吗？事实上，每写一部小说前，我都会进行这样的研究，我会造访那些地方，阅读大量书籍。尽管实际上最后90%的研究结果并不会进入我的小说，我仍然会进行这样的研究。
我在卡尔斯也做了同样的事。卡尔斯是土耳其东北部的一座小城，我许多小说里的故事都发生在那里。由于对卡尔斯知之甚少，在把它作为小说背景前，我多次去了那里。当我一条街道又一条街道、一个商店又一个商店地探查这个城市时，我碰到了许多人，交了很多朋友。在这个土耳其最边远、最被遗忘的城市，我与那些失了业的人们聊天，他们终日在咖啡馆度过，甚至没有再找工作的希望；我跟大学预科生、穿便衣和制服的警察聊天，我走到哪里，他们就跟我到哪里；我还跟报纸出版人聊天，他们报纸的发行量从未超过250份。
二、想象赋予我们以解放的力量
我今天在这里并不是要讲述我是如何创作《雪》的，借用这个故事，我想谈谈我所认为的小说艺术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正日益清晰，那就是回响在我们每个人头脑中间的“他人”、“陌生人”或“敌人”的问题，我们如何改造这个存在的问题。当然，我的问题并非所有小说家的问题。通过想象人物处在我们通过经验所熟知、在乎并能认出的环境中，小说当然能够提高人类的理解力。当我们在小说中遇到那些能使我们想到自己的人物，我们对那个人物的第一个愿望，便是希望他能向我们解释“我们是谁”。所以，我们讲述那些仿佛是我们自己的母亲、父亲、房子以及街道的故事，将这些故事放在我们亲眼见过的城市，放在我们最熟悉的国家。小说艺术的奇妙规则，能使每个人在作者创作出来的家族、家庭和城市中，感受他们自己的家族、家庭和城市。人们常说《安娜·卡列尼娜》是一部自传性非常强的小说。但当我十七岁第一次拿起那本书，我并没有把他读作托尔斯泰对自己家族和婚姻的描写，当时我对他还了解甚少；相反，我把它读作我自己很容易认同的、具有普遍性的家庭问题。小说的神奇机制使我们能把自己的故事当作所有人的故事展现出来。
是的，小说可以被定义为这样一种形式，它使技巧高明的写作者把自己的故事转化为别人的故事，这一伟大而迷人的艺术，近四百年来带给那么多读者以狂喜，给了那么多作者以灵感；但这只是小说艺术的一个方面。它的另一面则吸引我来到法兰克福和卡尔斯的街道，这就是：把别人的故事当作自己的故事来书写。正是通过这样的研究，小说家开始试验那条把自己与“他人”区别开来的界限，同时也改变着自己身份认同的边界。他人变成了“我们”，我们则变成了“他人”。一部小说能够同时实现这两个业绩。它把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作别人的生命来描写，同时也就为我们提供了把其他人的生命当作我们自己的生命来书写的机会。
希望进入别人生命的小说家，并不见得都要像我为写作《雪》所做的那样，亲临他们的街道、他们的城市。希望将自己置于他人的环境，并认同他们的痛苦和麻烦的小说家，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要依赖他们自己的想象。请让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倘若一天清晨醒来，我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蟑螂，会怎么样呢？在每一部伟大的小说后面都有这样一个作家，他最大的喜悦来自进入别人的样式并赋予它生命——他最强烈也是最具有创造力的冲动，就是试验他的身份认同的限度。如果一天清晨醒来，我发现自己变形为一只蟑螂，我需要做的就不仅仅是研究昆虫；如果我要猜想房间的每个人都感到恶心，猜想他们甚至恐惧地望着我飞檐走壁，想象甚至连我自己的父母亲都向我砸苹果，我就仍然需要寻找成为卡夫卡的方式。在我试图把自己想象为别人之前，我或许需要做些调查。我所需要思考的问题是：那个我们强迫自己想象的“他人”究竟是谁？
这个与我们毫不相像的生物，使我们想起自己最原始的憎恶、恐惧和焦虑。我们非常清楚，正是这些情感点燃了我们的想象，赋予我们写作的力量。因此，关注自己艺术规律的小说家将会看到，试图认同“他人”只会给他带来益处。他也会明白，思考每个人都能在其中看到自己对立面的“他者”，将能够把自己从自我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小说的历史就是人类解放的历史。让自己穿上别人的鞋子，通过想象放下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便能将自己释放。
所以，笛福在他的伟大小说中不仅创造了鲁滨逊·克鲁索，还创造了他的奴隶星期五。同样，《堂吉诃德》不仅有生活在书本世界的骑士，还有他的仆人桑丘·潘萨。我非常喜欢《安娜·卡列尼娜》，这是托尔斯泰最出色的小说，我把他看作一个已婚的幸福男人对一个破坏了自己不幸婚姻的人以及他的女人的想象。在所有寓言小说中，《莫比·迪克》是最伟大的一部，麦尔维尔在其中探索了他那个时代美国的恐惧——特别是对异质文化的恐惧，他所使用的中介是白鲸。对于通过书本了解世界的人来说，当我们想到美国南方时，便无法不想到福克纳小说中所描写的黑人。如果那些黑人的形象不可靠的话，他的作品就不会流传至今。一个希望为所有德国人写作的德国小说家，如果他未能想象这个国家的土耳其人以及他们所带来的不安，他的作品就是有欠缺的。同样，一个土耳其小说家，如果他不能想象库尔德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生活，如果他忽视了他的国家里那些未被言说的历史中的黑点，在我看来，他的创作也是浅薄的。
三、东方-西方问题是关于财富、贫穷与和平的问题
与许多人的看法不同，我认为，小说家的政治观点与他所从属的社会、政党以及团体并无关系——与他对任何政治事业的奉献也不相关。小说家的政治观点来自他的想象，来自他将自己想象为他人的能力。这种力量不仅使他能够去探索从未被言说的人类现实——这使他能够替那些不能为自己说话的人代言，那些人的愤怒从未被倾听，他们的话语曾被压抑。小说家可以没有原因地对政治产生年轻气盛般的兴趣，如果是这样，他的动机就是无关紧要的。今天，我们并没有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这部伟大的政治小说，按照作者的最初愿望——对俄国西化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的论辩——来加以阅读，相反，我们把它看作是对当时俄国现实的反映，认为它揭示了紧锁在斯拉夫人灵魂深处的伟大秘密。这样的秘密只有小说才能探索。
很明显，我们不能指望只通过阅读报纸、杂志，或者观看电视来掌握如此深刻的事情。要理解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独特历史，分享那些令我们不安的独特生命——我们为他们的深度而恐怖，被他们的简单所震动，我们只能通过对伟大的小说进行细致耐心的阅读，才能获取这样的真理。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开始对读者低语，向他们讲述根植于历史之中的秘密——因骄傲和失败而生、带有羞耻和愤怒的秘密，这时，那些秘密也会同样照亮读者自身历史中的阴影。那个低语者就是绝望的作者，他对西方有多么热爱，就有多么轻视，他不能将自己看成西方人，却又对西方的文明感到眩目，他感到自己被夹在这两个世界之间。
在此，我们面临着有关东方-西方的问题。记者们都对这一问题非常感兴趣。当我看到它在部分西方媒体中的含义时，我认为还是不谈这一问题为妙，因为许多时候，西方媒体都有一个假设，即东方贫穷国家应该顺从西方和美国所建议的一切。当然，东方-西方这样的问题是存在的，但它不只是由西方发明并强加给人们的一个恶意公式。东方-西方问题是关于财富、贫穷与和平的问题。
19世纪，奥斯曼帝国开始感到自己正被日益活跃的西方所笼罩，不断被欧洲军队所击败，看到自己的势力逐渐衰退，这时，出现了一群自称“青年土耳其党”的人。这些人同后来追随他们的精英一道，面对西方的优势感到眩目，因此就发起了西化改革运动。现代土耳其共和国和凯末尔·阿塔土尔克的西化改革，遵循了同样的逻辑。这一逻辑的基础，就是认为土耳其的虚弱和贫穷源于它的传统，源于它古老的文化，以及它社会化组织宗教的方式。
我来自中产阶级、西化的伊斯坦布尔家庭，必须承认，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自己有时也会屈从这样的信念，但这种信念是狭隘的、甚至是头脑简单的。西化主义者梦想通过模仿西方来改造和丰富自己的国家和文化，因为他们最终目的是想建立一个更加富有、幸福及强大的国家，他们往往是本土主义者和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我们当然能够在“青年土耳其党”和年轻的土耳其共和国的西化主义者身上看到这样的倾向。然而，作为向西方看齐运动的一部分，他们对自己的国家和文化持深刻批判的态度，他们认为自己的文化不完全，甚至毫无价值。这就产生了另外一个非常深刻而又混乱的情感：耻辱。
我看到耻辱反映在对我的小说的接受中，以及对我与西方之间关系的认知上。在土耳其，当我们讨论东方-西方问题，当我们谈论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紧张关系，当我们谈论我们国家与欧洲之间含糊其辞的关系，耻辱总会悄悄潜入。当我试图理解这种耻辱时，总是把它与它的对立面“自豪”联系起来。我们知道，每当人们太过自豪，总会有耻辱的幽灵在游荡。因为，无论在哪里，只要人们深感屈辱，我们就看到自豪的民族主义会显现。我的小说正是取材于这些黑暗的素材，这些耻辱、自豪、愤怒以及挫败感。我来自一个正在试图敲门加入欧洲的国家，我太清楚那些虚弱的情感常常会轻易地燃烧成为无法抑制的火焰。我今天努力要做的，就是把那些耻辱看做低语的秘密，就像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所倾听到的那样。正是在分享秘密的耻辱之中，我们带来了自己的解放。这就是小说艺术所教导我们的。
小说家游戏掌控社会的规则，挖掘表面以下隐藏的布局，像好奇的孩子那样探索秘密的世界，被无法理解的情感所推动，他就不可避免地会给家庭、朋友、同僚及同胞带来不安。但这是一种幸福的不安。因为正是通过阅读小说、故事和神话，我们开始理解那些掌管我们生活世界的理念；正是小说使我们得以接近被我们的家庭、学校和社会所遮掩的真相；正是小说的艺术使得我们能够自问“我们究竟是谁”。
四、小说家的想象，赋予日常生活以特殊性、魔力和精神
我们都了解阅读小说的乐趣，我们都了解走在通向他人世界之路上的兴奋感，我们全心全意地沉浸在那个世界，并希望改变它。我们知道，我们所阅读的，既是作者想象的产品，同时也是他带领我们进入的实际世界。小说既不是全然虚构的，也不是全然真实的。阅读小说，既是与作者的想象相遇，也是与我们通常仅以烦躁的好奇划过其表象的真实世界的相遇。当我们安静地呆在角落里，静卧于床，平躺在沙发上，手拿一本小说进行阅读时，我们的想象就在小说的世界和我们仍然生活的现实世界之间穿梭往来。我们手中的小说，可能会将我们带到我们从未到访过、从未看到过、也从来不知晓的世界里去。或者，它会把我们带到人物内心的隐密深处，这些人物看起来与我们所熟知的人是如此地相像。
我提醒大家注意每一种可能性。有时候，我试图设想，一个又一个、一群又一群读者隐藏在某个角落里，拿着小说蜷缩在扶椅上；我试图想象他们日常生活的地图。然后，在我眼前，数以千计乃至数以万计的读者就会出现，他们出现在城市街道的远近各处。阅读小说的时候，他们梦想着作者的梦想，想象着作者所描写的人物，观看着作者所生活的世界。这些读者同作者一样，也在试图想象“他人”，他们也开始把自己放入彼此的境地。正是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能体会到我们心中的屈辱、怜悯、忍耐、同情以及激动，因为伟大的文学并不对我们的判断力说话，而是对我们把自己放入“他人”境地的能力说话。
我能够想象，这些读者运用自己的想象把自己置于“他人”的境地，在他们的世界，一条街道紧接着另一条街道，一个街区紧接着另一个街区，这个时候，我意识到，我是在思考一个社会、一群人、一个国家。在现代社会、部落和国家，人们通过阅读小说进行着他们最深刻的思考；通过阅读小说，他们得以探讨自己究竟是谁。就算我们拿起一本小说只是为了消遣、放松，只是为了逃离日常生活的枯燥，我们也会不自觉地回想起我们所从属的集体、国家和社会。正因此，小说不仅言说一个民族的自豪和喜悦，还言说一个民族的愤怒、脆弱和耻辱。
在我成长的家庭，每个家庭成员都阅读小说。我父亲有一个很大的图书馆，在我还是孩童的时候，他会同我讨论刚才讲到的那些伟大小说家——托马斯·曼、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有托尔斯泰，就像其他的父亲会同自己的孩子讨论著名的将军或圣徒那样。很小的时候，在我的脑海里，所有的小说家都与西方概念紧密相连。这并不仅仅同我的家庭相关，因为我的家庭热切地信奉西化运动，无辜地相信自己的家族和国家比实际的情形更加西化；事实上，小说是西方最伟大的艺术成就之一。
在我看来，小说同管弦乐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一样，是西方文明的基石之一。我的小说都是同这一切有关的。当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史诗，这些史诗后来发展成了小说。中国就有像《红楼梦》这样的伟大小说。但我们同时得记住，伟大的俄国小说和拉丁美洲小说都发源于欧洲文化。因此，阅读小说，就要认清这样一个事实：欧洲或西方的疆界、历史和民族特征，都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我父亲的图书馆中那些法国、俄国、德国小说所描写的古老欧洲，就像我少年时代的战后欧洲一样，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着的。
我最热切渴慕加入其中的世界，当然是一个想象的世界。在我7岁到22岁之间，我梦想成为画家，所以，我会走到伊斯坦布尔的大街上，去描绘城市的风景。在《伊斯坦布尔》中，我谈到了这一点；22岁的时候，我放弃绘画，开始小说创作。我现在认识到，我当初试图从绘画中得到的东西，与我现在希望从写作中所得到的东西，是完全一样的：吸引我进入绘画和文学的，是离开这一无聊、沉闷和希望破碎的世界的承诺，是奔向更加深沉、丰富和多样的世界的承诺。三十三年来，我独坐在属于自己的角落里，一直在建造一个令人安慰的世界，这个世界的材料当然是由与我们所熟知的世界同样的材料所构造的，与我在伊斯坦布尔、卡尔斯和法兰克福的街道上或城市里所看到的材料也一样。然而，是想象——小说家的想象，赋予被捆绑的日常生活以特殊性、魔力和精神。
精神是小说家们一生都在努力揭示的本质。我将以有关精神的讨论来结束今天的讲演。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幸福和不幸并不是来自我们的生活本身，而是来自我们所赋予它的意义。我一生都在试图探索那种意义。换言之，在我的生命中，我一直都穿梭在混乱、麻烦、快速运转、嘈杂喧闹的世界中，我被生活的旋涡时而扔到这里，时而甩向那里，试图寻找开端、中途和结尾。在我看来，只有在小说中才能找到这些东西。自从我的小说《雪》出版后（我很高兴《雪》也已经在中国出版），每当走在法兰克福的街道上，我都能感觉到卡的幽灵，我与他是如此的相似，我感到自己仿佛真的在以我试图想象的方式看待这个城市，我仿佛已经以某种方式打动了它的心。
法国诗人马拉美说得好：“世上一切存在都是为了被写进书中。”毫无疑问，小说最能吸收世界上的一切。想象就是把意义揭示给他人的能力，它是人性最大的力量。许多世纪以来，人性最本真的表达，就是在小说之中。
（本文是帕慕克
来源：文汇报
帕慕克诺贝尔受奖演说：父亲的手提箱
父亲在去世的两年前给了我一个小手提箱，里面装的是他的作品，手稿和笔记。他装作以前那样轻松玩笑地要我在他走后再看，这个“走”当然是说的是他死了以后。
他说：“翻翻就行了。看看有没有对你有用的东西。或许在我走后你可以挑选一些发表。”
说这话时是在我的书房里。在四面全是书的墙的包围之中，父亲想找个地方放下箱子。他左右徘徊，就仿佛一个想把自己身上的痛苦的负担赶紧卸下去的人。最后，他悄悄地把它放在了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那真是个有点尴尬却又难忘的时刻。但随后我们就恢复了常态。平常的轻松，俏皮和嘲讽性情立刻显现出来。我们照例聊了些家长里短，土耳其的政坛丑闻，还有父亲一直没有起色的商业投资，说这些时我们一点都不伤心。
父亲走后，我围着那个箱子转了几天，却碰都没有碰一下。这个小小的黑皮箱子我太熟悉了。父亲旅行的时候总是带着它。有时上班也用它来装文件。我还记得小时候父亲出差一回来，我就会打开箱子，把里面的东西都翻出来检查一番，感受一下古龙水和异域的情调。这个箱子就像是一个老朋友，承载我的童年及过去的记忆。可现在我却不能碰它一下，为什么？当然是因为其中的沉重的内涵。
现在就来说说这沉重的内涵。这是一个人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面，坐在桌子面前，完全把自己投入到自己的思想表达中——这正是文学的意义。
我摩挲着父亲的箱子，还是不敢打开它，可我却非常了解那些笔记本上记的是什么。我曾经见过父亲往它们上面写东西。这也不是我第一次见到箱子里的东西了。四十年代的时候，父亲有一个很的图书室。他也曾想当一名伊斯兰诗人，还把瓦雷里的诗译成了土耳其语呢。但他不想过那种在一个穷地方写几首没人看的诗的生活。父亲的父亲——我的祖父——是一个有钱的商人；父亲小时和年轻时过得都是很富足，所以他也没打算要为了文学，为了写作忍受贫穷。他喜欢生活中精致的东西——对此我也深表理解。
当然，让我无法打开父亲箱子的第一条就是我害怕我会看到我不愿意看到的东西。父亲就是知道这一点才装作不把它当回事的样子。作为一个写了25年书的人，这一情景实在让我痛心。但我对于父亲没能认真投身文学事业不是生气……我真正的担心是发现父亲是个优秀作家的可能。这正是我不敢开父亲的箱子所担心的。更糟的是我都不敢公开的承认这一点。因为如果从父亲的箱子里拿出来的真是伟大的文学作品，我就必须面对父亲身体里面存在着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人。这个可能性太可怕了。因为即便是一把年纪了，我也只希望我父亲就是我父亲而不是一个作家什么的。
作家是一种能够耐心地花费多年时间去发现一个内在自我和造就了他的世界的人。当我谈到写作时，我脑子里想到的不是小说，诗歌或是文学传统，而是一个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单独面对自己的内心的人；在自己的内心深处，他用言语建造了一个新的世界。这个男人或是女人，可能用的是打字机，也有可能利用电脑的先进技术，或者只是拿笔在纸上写。他写作的时候可能喝茶，喝咖啡，抽烟，还时不时会站起来，望着窗外在大街上嬉戏的儿童，如果幸运的话，可能还能看到绿树或是风景；也许他只能面对一堵灰墙。他可以像我一样，写诗，写戏剧，写小说。同样都是坐在桌子后面，努力的思考，结果却大不一样。写作就是将他内在的凝视集中到文字上、研究在他回归自我的内心后，依然人来人往的外部世界。他这样做时还得从容、执着、兴趣盎然。我坐在桌前，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不断用文字填满空白的稿纸，我感觉自己是在创建一个全新的世界，就像是在自己内心加入了许多人的性情。同样地，一个人也可以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建起一座大桥或是大厦，我们作家用的材料就是文字。我们把它们放在手中掂量着，揣摸着他们相互之间的衔接关系，有时需要后退到远处瞧瞧，有时需要用手指和笔尖细细摩挲，衡量再三，东移西凑，在时光流逝中创造出新的世界。
作家的秘诀不在于灵感——因为谁也不知道它来自哪里——而是靠固执，耐心。有一句老话——就是用根针挖井——我觉得就说出了作家的概念。在那些老故事中，我最喜欢Ferhat的那份决心，他可以愚公移山似的追求爱情——我非常理解他。在我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中，当我写到那个老波斯画家以一种不变的热情长年画着一模一样的马，一笔一画都能倒背如流，闭着眼睛也能画出那些漂亮的骏马。我知道我在谈论写作的职业化，和我自己的生活。如果一个作家讲的是自己的故事——要慢慢的讲，要当它是别人的故事来讲——假如他感觉到这些故事在他心里已经成熟，他就该坐下来，把自己完全交付这一艺术——它已经被赋予了期待。灵感天使（通常经常光顾一些人而对另一些人却不大理睬）喜欢有期待，有信心的人。而正是在一个作者感到最孤独，对自己的努力，梦想及作品的价值最困惑的时候——这时他会认为自己的故事仅仅是自己的故事——天使就是选择在这个时刻给他以故事，图像和梦来帮他描绘出他想象中的世界。回头想想那些我为之奋斗一生的书，我自己都对那些时刻感到惊讶。那些让我如此痴迷沉醉的句子，仿佛根本不是来自我自己的想象，而是冥冥之中的慷慨礼物。
我害怕打开父亲的箱子，看到他的笔记本还因为我知道他忍受不了我在创作过程中经历的艰辛。他不喜欢孤独，而喜欢朋友、人群、沙龙、玩笑和伙伴。可后来我的想法又改变了。这些想法，这些所谓放弃和忍耐才能实现写作梦想的说法，其实是我在自己的写作生活和经历中养成的偏见。不是也有无数才华横溢的作家是在人群中，在家庭生活里，在朋友的陪伴和愉快的闲聊中创作的吗？还有，父亲还在我小时候也曾厌倦了家庭生活的单调，离开我们去了巴黎。在那儿——和许多有名的作家一样——他一个人呆在旅馆的房间里，看自己的笔记。我也知道，那就是现在躺在箱子里的这些笔记。因为在把箱子给我之前的几年间，他陆续地告诉我他那一段时期的生活。他甚至还告诉我我孩提时的种种往事，但却绝口不提他的致命弱点，他的作家梦，还有他在旅馆时的身份等烦人问题。他只是大谈他在在大街上碰过几次萨特，看过些什么书和电影，说起来眉飞色舞，一脸虔诚，就像宣布什么重大新闻似的。我成了作家之后，我一直认为这要部分归功于我有一个大侃世界知名作家远胜于政坛高官和宗教领袖的父亲。所以我必须在这种背景下来读父亲的笔记，同时牢记对他的图书室对我的巨大裨益。我要记着父亲和我们一起生活的时候，和我一样就喜欢一个人看书，思考——而并未过多地注意自己的写作水平。
可当我如此热切地注视着这个父亲留给我的箱子时，我还是感觉到我做不到。父亲有时会从一摞书前面的长沙发里站起来，放下手上的书或杂志，恍然若梦，长时间的沉静在自己的思绪中。每当我看到他脸上一幅与我们开玩笑，找乐子和耍贫嘴大不一样的神情时——也就是他开始内省的迹象——我（尤其是在小时候）就会不安地猜想他又不满意了。如今，许多年过去了，我体会到这种不满其实是成为一个作家的特性。要当一个作家，光有耐心和辛劳是不够的。首先要从人群、同伴、家常琐事，日常生活中逃离出来，然后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我们乞求耐心和希望，以在笔下创造一个深刻的世界。但这种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的冲动正是推动我们作为的动力。蒙田——一个为内心愉悦而读书，一个只聆听自己的心声而抗拒他人的嘈杂的人，一个和自己的书的对话发展自己的思想以及自己的世界的人——当仁不让地可作为早期现代文学独立作家的先驱。蒙田是父亲经常反复咀嚼的一个作家，也是他一直向我推荐的作家。我喜欢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作家传统中的一位成员，不管他们是谁，来自世界的那个角落，他们都一无例外的与世隔绝，把自己关起来只跟书呆在一起。真正的文学始于一个把自己和书关起来的人。
一旦把自己关起来，我们很快就发现这其实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孤独。我们有前人的话语为伴。它们在别人的故事里，在别人的书中，我们把它们称作传统。我认为文学是人类在认识自我的追寻中最有价值的宝藏。各种各样的社会，部落，人群变得越来越智慧，丰富，先进，就是因为他们重视自己作家们的话，而且，我们都知道焚书坑儒就意味着黑暗无知的到来。但文学从来都不仅是一个民族的事，那个把自己关起来的作者首先是进入自己意志的旅程，积年之后，就会发现文学的永恒规则；这时他就需要把自己的故事当作他人的故事来讲和把他人的故事说成自己的故事的艺术才能，因为文学就是这样的。但前提是我们通揽别人的故事和书籍。
父亲有一个很好的图书室——总共有1500册藏书——对一个作家来说也足够了。22岁时，我虽然还没读完这些书，可我却对他们却了如指掌——我知道哪本很重要，我知道哪本不重要却容易读，哪本是经典名著，哪本是任何教育都缺少不了的，哪本看完就忘却不乏一些当地历史有趣掌故，以及父亲对哪个法国作家评价甚高。有时，我会远远地注视着这个图书室，想象有一天，在另一个房子里，我能建起自己的图书室，一个更好的图书室——给自己建一个世界。从远处看父亲的图书室，在我看来就是一个真实世界的一个小缩影。是一个从伊斯坦布尔我们自己的角落看过去的世界。这个图书室在这方面尤其明显。父亲的图书主要来自一次又一次到巴黎和美国的旅行，也有从专卖四五十年代外版书的商店和伊斯坦布尔大大小小的书商里淘来的，那些书商我也认识。而我的世界是国内的——民族的——和西方的混合物。七十年代时，我也曾雄心万丈地要打造一个自己的图书室。那时我还没决心成为一个作家——正如我在《伊斯坦布尔》提到过的，那时我意识到自己根本成不了一个画家，但我也不知道我该走哪条路。在我的内心有一股强烈的好奇心，一种有着强烈希望的欲望促使我去阅读和学习。同是我也觉得生活中好像缺了点什么，好像我没法过的跟别人一样的生活。这种感觉部分跟我看着父亲的图书室是的感觉有联系——生活得距离事务中心很遥远，因为那时我们住在伊斯坦布尔的人都觉得有一种住在乡下的感觉。我的焦虑和些许的失落感还有另一个原因，因为十分清楚自己生活在一个对艺术家丝毫不感兴趣的国家——不论是画家还是作家——这就令他们绝望了。七十年代时，我拿着父亲给我的钱在从伊斯坦布尔的旧书商那里贪婪地购买那些褪色的，灰头土脸的卷角旧书。那些旧书店的可怜情形就像那些书一样深深的打动了我——穷困潦倒的书商们的毫无生气，凌乱不堪。他们在路边，在清真寺的院子里，在歙簌掉土的墙脚下随便摊开自己的家什。
至于我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在生活中和在文学上一样，我的基本感觉就是“远离中心”。在这个世界的中心，有一种比我们自己的生活要更丰富，更激动人心的生活，在伊斯坦布尔，在土耳其，到处都有，可我不在其中。今天，我想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会和我有同感。同样的，世界文学，也有它的中心，离我也很遥远。其实我脑子里想的是西方而不是世界文学，我们土耳其人不在其中。我父亲的图书室就是一个很好的明证。在图书室的一端，是伊斯坦布尔的书——我们的文学，我们本地的世界，有着无数亲切的细节——而在另一端，是个外来者，西方或是世界文学，一个截然不同的，让我们又痛又爱的世界。阅读、写作，就像是离开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不同的、奇怪的和令人惊异的世界中去找寻安慰。我感觉父亲就是靠读这些小说来逃往西方世界——就像后来我做的一样。或者，在我看来，那时的书就是我们捡起来逃避我们自己的文化的工具，因为我们对自己的文化感到如此的失落。为了充实自己的笔记，父亲赶到巴黎，把自己关起来，然后又带着手稿回土耳其。我看着父亲的箱子，这就是让我坐立不安的源头。在一个房间里写作25年之后，我成了土耳其的作家，当看到父亲把自己的想法紧紧地锁在了箱子里，就像写作是一项秘密工作，要远离社会、国家，和人们的视线。这让我羞愧。这可能是我对父亲不能像我一样认真对待文学而倍感气愤的原因吧。
事实上我就是因为父亲没选择和我一样的生活生气。可他从未和自己的生活过不去，他一辈子都快乐地和朋友亲人在一起。但我自己又有点知道我与其说是“生气”不如说是“妒忌”，后者要准确得多了，而这一点又让我尤其不安。每逢想到这点，我就会轻蔑，恼怒地大声问自己：“幸福是什么？”幸福是孤独的关在暗无天日的房间里吗？或者是与芸芸众生一起，过着或装出过着舒适生活的样子？还是不管幸福与否，都和周围的人事和谐一致，享受生活的同时悄悄地写下来？这些问题实在是太让人烦恼了。谁说幸福是衡量生活的唯一标准的？大众，报纸，每个人都把幸福当作评判生活的重要尺度。这事本身是不是说明其反面也很值得探寻一番？毕竟，父亲也曾多次从家里逃跑——我又能说我对他有多少了解，我对他的焦虑又有多少理解呢？
我第一次打开父亲的箱子时就是受这种情绪影响的。父亲生活中是不是有什么我毫不知情的秘密或是不幸而他只能默默忍受，倾泻在纸上？一打开箱子，旅行的气息就扑面而来。我认出了其中的几本笔记，父亲多年前曾给我看过，但我却从没仔细读过。我现在拿在手里大多数笔记是我们还年轻时父亲到巴黎去做的。我就想读我所崇拜的作家的手记一样急切地想要了解父亲在我那个年级的时候都想了些什么，写了些什么。不久我就意识到不是那么回事。最让我不舒服的是我在笔记中时不时能读到作家的腔调。我知道那不是父亲的声音。一点都不真实，至少不属于我认识的我的父亲的声音。在对父亲写作时可能不是他自己的担心之下，还有更深的担忧：害怕内心深处的自己也不真实，害怕在父亲的作品里找不到什么好东西。这又增加了我对父亲受太多作家的影响的忧虑。我年青的时候也为此深受折磨，几乎陷入绝境，差点就放弃我的本性，我的写作欲望，我对生活拷问的习惯。在我当作家的前十年里，我对此倍感焦虑，尽管后来有所摆脱，我还是会担心某天我还得承认自己的失败——就像我在绘画上的努力一样——最终屈服于这种烦躁，放弃小说的创作。
我曾经提到过我关上父亲的箱子时产生的两种情绪: 在外省的被放逐感觉和我自己缺乏真实性的感觉。这当然不是我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多年来他们就一直在我的阅读、写作当中存在着，我也就一直在研究，发现甚至深化这些各式各样的、出人意料的，既让人精神崩溃也让人情绪高涨的情感和色彩。我的灵魂是早已被混乱，敏感和来自生活中和书本里的稍纵即逝的痛苦所困扰，这些大多来自年轻时的体会。只有当我写书的时候才对真实性的问题（比如《我的名字是红》和《黑书》）和边缘性的生活(比如《雪》和《伊斯坦布尔》)有了更全面的理解。对我来说，做一名作家就是去挖自己内心深处的隐秘伤疤，他们是如此的隐秘，有时甚至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他们的存在，还要不辞辛苦地去研究、了解、揭示它们，真正的去拥有这些伤和痛，把他们变成我们的精神和作品中的看得见的部分。
作家谈论的是大家都知道但却不知道自己知道的事。他要去探讨它们，关注他们的成长，这是一件令人愉快的工作；读者们看到的是一个既熟悉而又不可思议的世界。当一个作家经年累月地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磨练自己的技艺的时候——他是在创造一个世界——如果他是从揭开自己的秘密伤口开始的话，不管他是否意识到了，他都是对人性赋予了最大的信任。我的信心就来自一个信念即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他们也有着和我一样的伤痛的——因而他们会理解我。真正的文学都来自于那份充满童真和希望的信心，就是所有的人都是相像的。但一个作家闭门数十载，就是在用这种姿态宣示一个基本的人性，揭示一个没有中心的世界。
但是从我父亲的箱子和伊斯坦布尔人苍白的生活可以看出，这个世界的确有一个中心，而且离我们很遥远。在我的书中，我曾详细描述这个事实是如何激起过契诃夫式的边缘感受，以及他是怎么从另外一方面引起了我自己的真实性的怀疑。根据经验我知道这个星球上的大部分人都有这种情绪，相对于我，有些人可能还遭受着更为深刻的物质匮乏，没有安全感和堕落感折磨。人类面临的重大难题还是土地缺乏，无家可归和饥饿……但今天的电视和报纸可以比文学更为迅速简洁的报道这些基本问题。而文学最迫切的任务是要讲述并研究人类的基本恐惧：被遗弃在外的恐惧，碌碌无为的恐惧，以及由这些恐惧而衍生的人生毫无价值的恐惧；集体性的耻辱，挫折，渺小，痛苦，敏感和臆想的侮辱、还有民族主义者的煽动和对即将到来的通货膨胀的担心……不论何时我面对这些伤感，烦恼，通常以夸张的语言表达出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们触及了我内心深处的黑暗。我们曾看过西方社会以外的民族，社会，和国家——我很容易认同他们——常常因为被恐惧折磨得犯一些愚蠢的错误，仅仅是因为害怕受到羞辱和敏感。我也知道西方——我也同样容易认同的一个世界——一些国家和民族对自己的财富，对他们把我们带进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现代主义有着不一般的自豪，但他们时不时的也由于自我满足干出一些同样愚蠢的事来。
这就意味着我父亲不是唯一把一个有中心的世界看得太重的人。而那促使我们闭门数十年写作的是一个相反的信念；那信念是相信有一天我们的文字会被读到而且被理解，因为世界上的人都是相似的。可从我父亲及我自己的作品来看，似乎是有点过于乐观了，因为里面充满了对被挤在边缘，排斥在世界外围的怒气留下的伤痕。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对西方爱恨交织——现在我也许多方面体会到了。但如果说我认识到了一个基本的真理的话，如果我要为这一乐观主义辩解的话，就是因为我和这位伟大的作家一起经历了对西方的爱恨情仇，一起关注了他在另一方向上建立的另一个世界。
所有献身这一任务的作家都明白这样一个现实：不论远来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历经数十载满环希望创建的一个世界最终将转移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去。他将把我们带到一个远离那张我们带着伤感和怒气工作的桌子，到伤感和怒气的另一面，另一个世界。我父亲可能还没到那里吗？就像一块正在形成的大陆，慢慢的从五彩缤纷的薄雾中升起，就像经过长途的海上旅程，终于见到了小岛，这个新世界一直在迷惑着我们。我们就像当年西方的旅行者飘洋过海寻找伊斯坦布尔一样，被雾霭魅惑了。在这个以希望和好奇开始的旅程结束时，一座满是清真寺和尖塔，密密匝匝布满屋舍，街道，山峦，桥梁，斜坡的完整的城市展现在你的面前了。看到它，我们都希望走进去，藏身其中，就像我们读一本书那样。因为感到土气，被排斥，气愤，或是极端孤独，我们坐下来看书，却发现了一个超越这些伤感情绪的全新世界。
我现在的感受和我孩童和青年时期正好相反：对我来说世界的中心就是伊斯坦布尔。这不仅是因为我一辈子都生活在此，而且因为过去33年里，我一直在讲述它的街道，桥梁，居民，购，房舍，清真寺，喷泉，传奇英雄，商店，名人，污点，它的日日夜夜，我把它变成了自己的一部分，完全接纳了它。当我亲手建成这个世界时，目标就达到了。这个世界存在我的脑海中，它比那个我所生活的世界还要真实。这是因为，在我的世界中，所有的人和物还有建筑都开始相互交流，以一种我不曾预料的方式互动起来，就像是它们不适依赖于我的想象和书，而是独立存在一样。
看着那箱子，我觉得父亲在他写作的那些年里可能也发现了这些乐趣：我不应该对他预先判断。我很感激他。不管怎么说，他从来不是一个呼来喝去，惩罚不分的平庸父亲，而是一个让我自由选择，对我表示最大限度的尊敬的父亲。我常想，要是我当初偶尔能对父亲谈谈我的想象该多好啊，不管是放肆的还是幼稚的。因为跟我其他朋友的童年不一样，我从来没怕过我的父亲，我有时还认为我之所以能成为一名作家就是因为我父亲当初就想当作家。我必须要一颗容忍心来阅读它——看看他在旅馆房间里究竟写了些什么。
正是带着这种希望，我又走到了那个箱子跟前。它还静静地立在父亲放置的地方。我全神贯注地通读了几本手稿和笔记。我父亲写了些什么呢？我记得有一些是巴黎旅馆窗外的景致，几首诗，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分析等等……我写作的时候就像一个出了车祸的人拼命要回忆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却又害怕会记起太多的可怕场景。在孩提的时，我父母一到吵架的边缘——就是他们相互不说话的时候——爸爸就会打开收音机来调节一下情绪，而音乐就会帮助我们很快地忘掉不愉快。
现在让我来说几句像音乐一样能调节情绪的好话吧。你知道，我们作家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也是最喜欢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写作？我写作是因为内心的冲动，也因为我不能像别人一样做好其他的工作，还因为我想读到像自己一样的人写的书。
我写作是因为生所有的人的气，每一个人。我写作是因为我喜欢整天地坐在桌子前面子写东西。我写作是因为只有改变真实的生活来分享经验。我写作是因为我想让其他的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了解到我们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我们还将继续生活下去。我写作是因为我喜欢纸张、钢笔和墨水的芬芳。我写作是因为相对其他东西，我更信仰文学，信仰小说艺术。我写作是因为是一种习惯和热情。我写作是因为我害怕被遗忘。我写作是因为我喜欢写作带来的荣耀和乐趣。我写作是因为我享受孤独。也可能我写作是因为我希望你们能理解我为什么对你们这么的愤怒，对每一个人都这么的愤怒。我写作是因为我喜欢别人读我的故事。我写作是因为我曾经写过一部小说，一篇文章，某一页的开头，我想把它写完。我写作是因为每个人都希望我写下去。我写作是因为我有一个孩子般的执著：要有一个不朽的图书室，书架上还要有自己的书。我写作是因为把生活中的美和丰富转变成文字是一项激动人心的工作。我写作不仅仅是要讲述一个故事，而是要创造一个故事。我写作是因为我希望能逃脱那不祥的预兆，就像在梦里一样我有个地方要去却总也到不了。我写作是因为我从来没让自己快乐过，写作能让我快乐。
在把箱子留在我办公室后一个星期，父亲又来看过我一次；一如既往，他给我买了巧克力（他忘了我都48岁了）。也一如既往，我们聊了些生活，政治和家庭琐事。后来他终于看到他放的箱子被我移动过了。我们就互相看了看，陷入了尴尬的沉默。我没说我打开了箱子，看了里面的内容，相反，我只是把视线移开了。他立刻明白了。就像我明白他明白了一样。就像他明白我明白他明白了一样。但所有的明白就在几秒钟之内明白了。因为父亲是一个快乐，懒散但却对自己有信心的人；他只是照例冲我笑了笑。当他离开时，没忘记把他作为父亲该说的赞扬鼓励之词又重复了一遍。
我也同往日一样，注视着他离开，无比羡慕他的快乐，无忧无虑和处世不惊的脾气。我也记得那天我心里有一小会儿的窃喜让我感到羞耻。那是由我感觉到我可能生活上可能过得不如他舒适的念头引起的。可能我不如他过得快乐，自由自在，但我献身于写作了——你明白……我为自己对父亲有这样的想法感到羞愧。在所有的人中，父亲从来没让我痛苦过——他完全让我自由发展。这些都让我们想到写作和文学是和生活中中心的缺失，和我们的幸福与负疚相联系的。
我的故事同时也相应地提醒我那天还有一件事让我更加内疚。在父亲把箱交给我的二十三年前，在我决心放弃一切把自己关起来去当一名小说家四年之后，就是我22岁时，我完成了第一步小说《杰夫德贝伊与其子》。我用颤抖的手将打印稿拿给父亲看，想听一点他的意见。这并不仅是因为我相信以他的品位和智慧，或是他的意见对我来说非常重要，还因为他不像母亲那样，反对我成为一个作家。在这点上，父亲远比我们有远见多了。我迫不及待的等着他的消息。两个星期之后他来了，我跑过去把门打开。父亲没有说任何话，只是张开手臂给了我一个拥抱，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他非常非常喜欢这部作品。有一会儿，我俩陷入了那种由于异常激动带来的无言沉默。后来，等我们平静下来开始说话，他用了一种夸张的语言对我和我的处女作表达了他的强烈信心：他告诉我说总有一天我会赢得像站在这里接受这个奖项这样的无限快乐。
他说这话不是因为想用好听的来安慰我，或是把这个奖项作为目标来刺激我；他像所有的土耳其父亲那样给自己的儿子以支持，并鼓励我说：“总有一天，你会获得荣誉并成为帕夏！”许多年来，无论何时，他看到我都以同样的话语鼓励我。
我父亲在2002年12月去世了。
今天，我站在这里，站在给予我这无尚光荣的奖项的瑞典文学院的同事们和尊敬的来宾们面前，我深切地希望此刻他就在我们中间。
（根据瑞典文学院官方网站英文稿译出 翻译：湘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