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谁将金门炮战的情报提前在海外曝光的？

核心提示：这震惊世界的金门炮战是中午12时开始的，奇怪的是在炮战开始前几小时，一家早晨出版的报纸就发表了金门即将炮战的消息。这张报纸就是1929年问世的新加坡《南洋商报》。这样重大的军事行动自然是最高机密，怎会在一张海外报纸上率先曝光呢？

金门炮战（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党史纵横》2010年第7期，作者：陈凤尤，原题：《1958年金门炮战两次提早曝光内幕》

1958年8月23日，中午12时。厦门前线，万炮齐发。

从厦门对岸的角尾到泉州湾的围头，长达30多公里的半圆形；大金门、小金门及其所有港口、海面，全部都在解放军远程大炮的射程内。一时间，硝烟弥漫，炮声隆隆。

小小的金门岛，不到一小时，就落下三万颗炮弹，火力的猛烈和炮弹的密集程度，令人咋舌。一位军事观察家说：“这和苏联红军攻击柏林的炮火差不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从空中拍摄的纪录片看，整个金门岛都笼罩在炮火硝烟中。国民党守军吓得晕头转向，到处逃窜。巧的是，金门的蒋军指挥官胡琏和美国总顾问，正要从地下指挥所走出，炮声就响了，如果炮轰推迟5分钟开始，他们就死定了。

这震惊世界的金门炮战是中午12时开始的，奇怪的是在炮战开始前几小时，一家早晨出版的报纸就发表了金门即将炮战的消息。这张报纸就是1929年问世的新加坡《南洋商报》。这样重大的军事行动自然是最高机密，怎会在一张海外报纸上率先曝光呢？

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炮战延续了几个星期，10月6日，北京突然发表了国防部文告（即《告台、澎、金、马军民书》），作出停火7天的决定。文告在10月6日发表，而《南洋商报》有关此事的专讯早在10月3日就从香港传到新加坡，于10月5日在报上发表。是谁从当时中国的最高层一而再地获取了机密？又是谁将这样的机密泄露出来的呢？

北京来的绝密电话

1958年7月的某一天，正在基层考察工作的福建省委书记、原福州军区司令员叶飞，突然接到通知，要他立即赶回福州，去接北京来的保密电话。

“是叶飞同志吗？”电话那边是总参谋部作战部长王尚荣。

“中央决定炮击金门，指定由你负责指挥。”王尚荣对叶飞说。

当时福州军区的新任司令员是韩先楚，这样一个重大的军事行动，按理应由军区司令员指挥，叶飞疑惑不解地问：“到底是不是中央决定要我指挥的？”

“是中央决定。”王尚荣回答。

“是不是毛主席的决定？”叶飞刨根问底地问。

再次得到肯定回答后，叶飞说：“我接受命令。”

“炮击金门”这一重大决策是在1958年7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上决定的。在此之前，美国的“放蒋介石出笼”的说法甚嚣尘上。有美国这一后台的怂恿与指使，台湾不断增兵金门，袭击骚扰我沿海地区。当时中东的突发事件，使中东形势骤然紧张。蒋介石集团企图乘机扩大事态，于7月17日宣布所属部队处于“特别戒备状态”。金门、马祖、台湾的国民党军先后进行军事演习，并且加强空军对大陆的侦察活动与袭击准备。针对于此，中共中央决定对台湾的猖狂活动小示惩罚，这就是炮轰金门决策的由来。

叶飞受命后，进行了一个月的准备工作。他迅速集结炮兵，对炮击的所有目标进行了现场交叉测量、观察，并标存在作战地图上，还部署了空军、海军、炮兵的共同作战方案。就在准备就绪时，8月20日北京急电召叶飞去北戴河。

翌日下午叶飞到北京，见到毛主席。在座的还有彭德怀、林彪、王尚荣。叶飞的汇报刚完，毛泽东突然问叶飞：“你用这么多的炮打，会不会把美国人打死呢？”当时，美国顾问配备到蒋军的营一级，主席这一问，使叶飞为难了，他说：“那是打得到的呀。”沉默了十几分钟，毛泽东又问：“能不能避免打到美国人？”“主席，那无法避免！”叶飞的回答很干脆。在毛泽东停止问话，作进一步思考时，林彪察言观色琢磨出毛泽东的意图，于是建议：让正在华沙同美国进行大使级谈判的王炳南给美国透露一点消息。

事后，叶飞回忆说，主席没有采纳林彪的建议，而是命令叶飞按原计划打，并要叶飞留在北戴河指挥，这样毛泽东可以第一时间获取最新的进展情况。为了便于指挥，一部专线电话被直接架到叶飞的房间里。当时，参与并了解炮击这一机密的范围限制在中央的最高层，知悉的人极少。既然如此，《南洋商报》又从何处早得这一“天机”呢？

从罗湖桥那边来的神秘客人

1956年7月1日，位于香港与深圳间的罗湖桥上匆匆走过一个身材矮小的中年人。他刚跨进国门，就上了中联部在那里等候的轿车。中年人在广州略事休息后就直飞北京。这位神秘的来客就是集作家、教授、记者于一身的大名鼎鼎的人物——曹聚仁。

1950年7月曹聚仁去香港，6年后他重返大陆，首站北京。

定居香港6年，曹聚仁曾是几家香港报纸的主笔，他也是海外新闻界第一个回到大陆的人。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曹聚仁就和国共两党的高层人物有所往来，所以曹聚仁回大陆的行踪自然让敏感的香港新闻媒体倍加关注。曹聚仁还未成行前，种种猜测与议论就充斥着港澳地区的各大报纸。为此，曹聚仁行前特别对友人解释说：“我这回回祖国去，绝无政治上的作用，只是替新加坡《南洋商报》到大陆上作点广泛深入的采访工作，同时，新加坡工商考察团访问北京，社里派我兼任该团记者，这便是我访问祖国的重要任务。”他还强调说，“寄语香港的朋友，不必作神经过敏的推测”。

但是，说者自说，听者自听。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曹聚仁返回大陆的前三天（即6月28日），周恩来总理在一届人大三次会上作了“和平解放台湾”的演说。曹聚仁选择的时间和这一政治召唤是巧合呢，还是有其他意义？这难免令人猜疑。曹聚仁到大陆两周后，周恩来总理在颐和园听鹂馆设宴，邀请他参加。宴会作陪的有邵力子、傅学文夫妇，还有张治中、陈毅等人。席间，宾主谈笑风生，觥筹交错，气氛十分融洽。宴会结束后，一行人还泛舟昆明湖。此时，曹聚仁就“和平解放台湾”的演说一事，向周恩来问道：“你许诺的‘和平解放’的票面里有多少实际价值？”周恩来回答：“‘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完全相符。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有第三次合作呢？”周恩来又继续说：“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双方完全可以合作……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能共同商量安排。”邵力子是曹聚仁的恩师。6年前，曹聚仁去香港，行前就得到邵力子的赞同。这时，邵力子双目注视着曹聚仁说：“你有许多条件，又有海外地利之便，这工作要多做些。”曹聚仁点点头，他们的心情彼此相通。旁边的陈毅说：“曹先生不会推辞吧？”“哪里，哪里，聚仁身为炎黄子孙，义不容辞。”

这次宴会经过，曹聚仁以《颐和园一夕谈——周恩来会见记》为题写成文章，发表于1958年8月14日《南洋商报》第三版。接着印度尼西亚华侨主办的《生活周刊》也在9月8日刊发了曹聚仁写的更详细的报道《周总理约曹聚仁在颐和园一夕谈》，正式向海外传达了周总理的国共和谈思想。文中说：“由于国共间的政治矛盾，增加了华侨中的精神负累，这一矛盾能解消，当然是国人之福。”曹聚仁还在文中第一次提出了“国共第三次合作”的口号，文章在海内外引起强烈的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