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重在转变发展方式\\“紧缩型”调控谋细化\\以“从紧”力控流动性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14:49:45
目前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诸多矛盾与问题，长期看都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结构问题累积的结果
文/白津夫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解决目前我国经济运行诸多矛盾的关键所在。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指出，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把全社会的发展积极性引导到科学发展上来，引导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来”，而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核心是“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注重消费对GDP的拉动作用
消费在GDP增长中所占比重，是一国经济发展方式是否优化的重要指标。而事实上，我国近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很大部分源自三驾马车中的“投资和出口”拉动，因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首当其冲便是实现经济增长由投资、出口拉动向投资、出口、消费协调拉动转变。
从投资看：投资所形成资本占GDP的比重，2003年至2006年分别为41%、43.2%、42.7%和42.7%；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2000年的21.7%增加到2006年的40.7%；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分别为40.9%、44.1%、48.5%和52.5%。
从出口看，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已居世界第三位，进出口总额由2002年的6208亿美元，增至2006年的17604亿美元，年均增长29.8%，比1979～2002年的年均增长15.2%快14.6个百分点，占GDP比重为66.9%。其中出口年均增长31.3%，导致贸易顺差逐年增长。
从消费来看：我国最终消费率由1992年的62.4%下降到2006年的50%；居民消费率从1992年的47.2%下降到2006年的36%；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2000年的63.8%下降到2006年的38.9%；2006年我国消费仅占全球总额的5.4%，与美国的42%、日本的11.1%、德国的7.3%、英国的6.6%有较大距离。
事实上，今年以来上述三项指标在GDP中的作用已趋于好转。统计显示，前3季度最终消费、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同比提高了1.3和7个百分点，资本形成的贡献率下降了8.3个百分点。但从纵向和横向上看，三者协调的作用仍很艰巨。
当前，促进消费投资出口相协调，重要的是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一要坚持走内需主导型发展道路。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不可能把发展的基点放在外需上，尤其是在当前世界经济复杂多变、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扩大内需关系到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
二要不断扩大国内消费需求。要以增加居民消费特别是农民消费作为扩大消费需求的重点，尤其是要走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一着“活棋”。农村消费潜力巨大，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贡献率明显。近年来，由于各项惠农政策的落实，其贡献率由2002年的21.3%，提高到2006年的30.2%，拉动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由2.5个百分点提高到4.1个百分点。
三要拓宽消费领域和改善消费环境，适应社会需求的增长，积极培育旅游、文化、休闲、健身等消费热点，扩大居民消费，促进消费结构升级。
注重三次产业的协调性
我国仍处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以重化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仍呈规模发展之势。2002年至2006年，全国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44.8%上升到48.7%，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5.5%。2006年工业增加值比2002年增长了57.9%，年均增长12.1%。其中，重工业年均增长17.9%，快于整个工业5.8个百分点。
而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占GDP比重，则由2002年的41.5%下降到2006年的39.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2002年的45.7%下降到2006年的38.6%。
2006年三次产业增加值比重为11.8:48.7:39.5；就业比重为42.6:25.2:32.2。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促进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三次产业协同带动转变。要在巩固发展第一、二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其中要把发展服务业放在优先地位，从加工业优先发展逐步转向服务业率先发展。
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是一国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加快了从“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1980年～2000年间，全球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由56%升至63%，主要发达国家达到71%，中等收入国家达到61%，低收入国家达到43%。我国服务业发展相对比较落后，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在40%左右，与世界平均水平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我国服务业发展潜力巨大，加快推进服务业发展战略，就会迎头赶上。
注重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目前经济增长是以大量消耗物质资源实现的。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GDP增长了十多倍，矿产资源的消耗增长40多倍。2006年我国GDP仅占世界的5.5%，却消耗了世界50%的水泥、30%的钢材、15%的能源。大量消耗的能源资源主要是不可再生的矿物资源，绝大多数需要进口，大量进口我们又缺少价格话语权。
因此，必须加快增长方式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不断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从目前的不足30%向发达国家的70%以上提升，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这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关键因素，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环节。目前，劳动者素质整体上不高，直接影响到劳动效率，制造业的人均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1/25、日本的1/26、德国的1/20。特别是作为劳动力主要来源的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普遍偏低，2006年全国5.04亿农村劳动力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34.10%，其中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占6.87%。
管理创新既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也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重要条件。目前，管理体制和机制、管理手段和方法，都还不能适应创新发展的要求，管理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不高，即便是管理较好的上海市，其质量管理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也仅为15.18%。为此，必须加快推进管理创新。管理也是生产力，管理创新才能有质量地发展。
注重完善现代产业体系
首先是要完善产业体系结构，一是要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先进制造业是现代产业结构的核心，是产业竞争力的具体体现。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一方面抓住了产业结构升级的重点。另一方面，也是针对我国以加工为主的产业结构现状提出的任务。这同时意味着我们将从“加工型经济”向“制造型经济”转变。为此，要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促进工业由大变强，振兴装备制造业，淘汰落后生产能力；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信息、生物、新材料、航空航天、海洋等产业。
二是要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服务业是现代产业中最具成长力的产业，也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依托。加快发展服务业既符合现代产业发展的趋势，也符合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实际。
三是要加强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发展现代能源产业和综合运输体系。加快解决我国能源供给和需求的矛盾，根本出路是要加快新能源开发和产业化，要在优化能源结构的基础上，加快发展现代能源产业。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对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提出新的要求，要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和经济结构的变化，进行合理布局，做好各种运输方式相互衔接，发挥组合效率和整体优势，形成便捷、通畅、高效、安全的综合运输体系。
其次是强化体系功能，提高体系化程度。围绕重点企业和核心技术，完善产业体系，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整体竞争力。一是加强优势产业；二是调整弱势产业；三是培育新的优势产业。按区域定位和结构优化的要求，根据资源与技术条件，培育新的优势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创新产业体系；四是推动资源向优势产业、企业和产品集聚；五是建立创新型工业区，作为资源集聚、产业集群、经济集约的重要平台；六是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增强产业体系的活力。鼓励和支持发展产业链和中小企业产业群，重点围绕国有大型企业的优势产业进行供应链配套，围绕重点项目发展下游产品，拉长产业链，拓宽发展空间，以产业链延伸发展促进主导产业集群和产业体系的完善。□
（作者为北京科技大学教授）
“紧缩型”调控谋细化
内外联动、日益复杂的宏观经济运行，无疑对今天的调控提出了更高要求，那种“一令既出横扫天下”的朴素期待，在29年市场化转型后已成为“不可完成的任务”。这一大背景下，如何以“有形之手”四两拨千斤，通过较小的成本获得较好的调控成效，成为转型期中国政府必修的案头功课。
12月3日～5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便是这样一个“确定第二年政策基调”的高级别“调控年会”，其在“经济增速和物价涨幅”持续高涨的背景下，以“控总量、稳物价、调结构、促平衡”12字基调及“从紧”的货币政策，确立了2008年相对紧缩的调控思路。
而如何进一步“细化”政策，以瞄准“病灶”对症下药？如何理解财政政策依然“稳健”而货币政策却十年来首改“从紧”？以及如何从根本上化解中国经济运行中的诸多深层次矛盾等，则为本刊所关注，并飨读者。
细化中央确定的调控思路，以灵敏高效的调控举措瞄准“病灶”
文/韩保江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立的明年调控基调，对现实经济运行无疑具有很强的针对性。针对目前我国经济运行中“增长过快和物价涨幅过高”等问题，中央鲜明地提出了“既要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经济过热，又要防止目前的价格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的“两防”目标，货币政策也一改“适度从紧”为“从紧”，加上仍然“稳健”的财政政策，共同形成了2008年极具特色的宏观政策组合格局。
这样的宏观调控组合，对于集“政府换届和奥运景气”于一体的2008年来说，无疑是必要的，而要进一步提高调控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则必须在此基调上，找准经济运行中的“病灶”，并将调控政策进一步细化，以灵敏高效的宏观调控，确保明年经济“稳中求进”、“好字优先”。
首先要区别经济发展中的“快”与“热”，防止过度“退烧”而殃及合理的发展“温度”。
客观地讲，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青春期”，增长速度快是它必然的特点。
一方面，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加速发展期，由这“五化”所释放出的能量和活力，极大地推动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另一方面，日益富裕并实现小康的13亿人口的消费结构升级，又为经济总量的扩张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和发展动力；再加上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为我国经济发展能够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国际资源”创造了良好条件和机会。
如果说这些是我国能够快速发展的客观条件，那么日益成熟的自主成长机制，更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内在动力。
一则高储蓄、多外资、超储备、高资本形成率给中国发展注入了“充足的资本”，高投资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直接动力；二则廉价而优秀的劳动力，又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提供了丰厚的“人口红利”；三则不断改进和提高的全要素生产率，更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创造的“生产力条件”。正像英国的一家权威机构发表的报告所指出的，中国的高速增长并不仅仅是靠高投入、高消耗，经济效率的提高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四则不断完善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由此决定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相互竞争、共同发展的格局，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提供了坚实经济基础；五则无论是政府还是老百姓都有要求经济快速发展、生活快速改善的期待，这又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创造了主观条件。
也正是由于这些主客观原因，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快都不行”。
所以，我们在分析和判断宏观经济形势的时候，不要把速度快简单地等同于经济过热。我们认为，只有经济高速增长并诱发全面通胀的情况发生，才是出现了经济过热。实际上，所有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都曾有过一个高速增长的时期。这个高速增长期为它们成为发达国家奠定了重要的发展基础。因此，宏观调控要注意保护各地的经济发展热情，正确引导发展方向，继续为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创造条件。
其次，要科学区分经济发展“趋热”的区域差异性，进一步防止“发达地区得病，欠发达地区跟着吃药”，进而殃及欠发达地区健康发展的问题。
由于市场化程度、思想观念和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需要加快经济发展的要求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会有一定的差别。发达地区可能需要解决结构性矛盾，欠发达地区需要解决的可能还是总量不足的问题；城市需要解决的是产业升级、提高质量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问题，农村需要解决的可能还是总量投入和规模扩张的问题。因此，尽管总体上防止投资增长过快和由此产生的经济过热是必然的宏观调控选择，但必须要有所差别，对于投向欠发达地区和农村的投资和信贷，不仅不能因防止经济过热而减少，相反应该对欠发达地区和农村的投资和信贷还要鼓励和增加，千万不能“一刀切”，在紧缩“地根”和“银根”进而防止投资增长过快的过程中，对欠发达地区和农村要网开一面，甚至要创造条件让欠发达地区和农村的投资热起来。
第三，科学区分物价上涨中的“真通胀”和“假通胀”，防止“泻药”过多殃及合理的价格变动。
我国目前价格水平上升主要是由于粮食、蔬菜、食用油、肉等农副产品价格以及燃油、房地产价格上涨引起的。对这种结构性的价格上涨引起的物价总水平上涨要作具体分析，对有些有可能引发全局性价格上涨的因素要重视防范，比如油、电、运等价格要进行重点监控，防止“囤积居奇”，努力增加供给。而对于由于部分农副产品价格上涨所引发的物价上涨则要理性看待。我们认为，目前部分农副产品价格上涨有其合理性，是合理的价格回归。不可否认，为了保持社会稳定和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我们长期以来对农副产品价格采取的是“压制性控制”策略，使许多农副产品价格长期背离其价值，根本不能反映土地、农业生产劳动和农副产品的稀缺程度，农业生产始终无法获得其应该获得的平均利润。这也是农业始终得不到发展和农民无法增收的根本原因。因此，宏观调控对由于部分农副产品价格“回归”性合理上涨而引发价格上涨部分应予以承认，把价格控制的重点放在防止工业品、投资品、油、电、运等关系国计民生的消费品的价格上涨上。
第四，要科学区分物价上涨诱因的“总量性”和“结构性”，针对不同的诱因采取不同的对策。
总的来讲，目前物价上涨主要根源于经济结构不合理，是农业与工业、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工业、农业主产区与农产品消费区之间利益分配不合理以及发展不平衡的结果。因此，为了防止价格从结构性上涨转向明显的通货膨胀，重点还是要多考虑使用“结构调整性对策”，而慎重“总量控制性对策”。特别是在目前我们正鼓励消费的情况下，通过调整产业之间、地区之间的利益格局进而达到鼓励短线产业或产品的发展，以满足经济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不断提高的需要。
而要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还必须加快建立起一个善于权变、相机抉择、灵敏高效的宏观调控体系。
第一，要从利益分配入手，去设计宏观调控政策和政策实现机制。要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最根本的是要处理好宏观政策贯彻落实过程中的利益关系，努力形成对调控对象的激励与约束机制，进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发生。
第二，要从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的现实出发，实施有保有压的“差别性”宏观调控。要针对欠发达地区、农村地区、老工业基地、弱势产业、重点产业给予宽松、倾斜的政策，进而保证和促进其加快发展。
第三，最大限度地减少宏观调控政策之间的“冲突”和“内耗”。比如，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与扩大就业之间如何协调；不发达地区的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与加快当地经济发展之间如何协调；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减少出口与如何有效发挥劳动力优势之间如何协调；发展经济与解决民生问题、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如何协调；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如何协调，等等。
第四，要善于发挥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的比较优势，努力打好“组合拳”。要注意充分发挥税率、利率、汇率、价格等经济杠杆的作用，避免“一刀切”和僵硬的行政命令。□（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副主任）
以“从紧”力控流动性
从紧的货币政策旨在控制过剩的流动性，而非紧缩必要的生产建设资金
文/张立群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其意在综合运用财政和金融手段，进一步调控总需求，通过稳定需求的增长速度，防止经济由偏快转向过热，防止结构性通胀转向明显通胀。
财政政策之所以仍然“稳健”，原因有二：一是财政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国家财力持续较快提高；二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还有诸多薄弱环节，仅仅靠市场机制的作用，难以得到加强，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虑，需要政府统筹兼顾，着力予以支持。
例如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推动中部崛起；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进一步稳固农业基础，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村社会公共事业水平；加大科技投入，加快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教育、卫生、城市住房等各项社会公益性事业发展；加大对就业、社会保障的支持力度等。
而之所以将货币政策一年间从“稳健”转为“适度从紧”，再转为“从紧”，主要针对不断发展的流动性过剩问题。事实上，过剩的流动性已对2007年经济运行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流动性过剩的主要成因，源于大量的外贸顺差和资本金融项下的大量外汇资金流入。这是我国劳动力资源优势在市场调节的国际分工格局中的客观反映，也是我国处于快速工业化、城市化阶段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发展阶段差异的结果。
正因如此，流动性过剩问题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由于结汇的大量增加，导致人民币投放大量增长，而持续的顺差、人民币对冲操作，推动了流动性过剩问题不断发展。
由于宏观调控自2004年以来一直着力于控制投资过快增长，并形成了两道闸门、一个门槛，以及与节能减排相联系的约束体系，这些与市场竞争机制一起，共同构成了对投资需求的约束，使过剩的流动性没有推动投资需求过度扩张。
但随着房市、股市持续升温，居民家庭的投资理财活动迅速增加，2007年以来过剩的流动性通过扩张房市、股市需求，开始对宏观经济稳定产生多方面影响。
例如购房需求的迅速扩大，推动了房价过快上涨，带动了房地产投资加快升温，进而带动了钢铁、水泥、有色、石化等重化工原材料价格上涨，既增大了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的风险，也加大了资源环境方面的压力；而股价的持续攀高，则不断积聚了资产泡沫，发展下去，将把越来越多的资金从实体经济运行转移到虚拟经济的膨胀过程，最终会严重干扰社会物质再生产活动，积聚严重的通货膨胀风险，造成巨大的金融危机。
针对这些苗头性问题，2007年年中，政府将“稳健的货币政策”适时调整为“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加大了货币政策操作的力度和频度。9次提高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5次提高存贷款基准利率，加大公开市场对冲规模等。这些措施对于稳定过剩的流动性，控制货币供应量过快增长产生了明显效果。
由于流动性过剩问题积累时间长，促进其发展的因素比较强劲，因此，尽管加大了货币政策调控力度，但这一问题仍有所发展：今年1～10月份货币供应量增长仍然偏快，银行贷款新增额明显偏大，房市、股市的资产泡沫还在积聚，对宏观经济的不良影响尚未根本控制。
在此情况下，进一步加大货币政策调控力度势在必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意味着将进一步加大各种货币政策措施的力度和频度，切实控制货币供应量和各项贷款的过快增长，稳定房市、股市需求扩张速率，促进房市、股市等资产市场健康发展，控制其对宏观经济的不良影响，进而为“两防”创造良好条件。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企业生产经营而言，从紧的货币政策不会导致生产建设资金的紧张，因为我国当前流通中的货币资金不是不足，而是比较严重的过剩，从紧的货币政策只是控制这种过剩的发展，而不会造成流动性紧缩。□（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