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9月05日18:01   南都《岭南大讲坛》

　　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

　　新一轮思想解放主要任务，是破除传统的发展理念和模式，一方面树立新的发展方式来推动经济发展，一方面改变“全能主义”的政治模式。所以这一次解放思想要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体制改革和建设发展。

　　在经济建设和改革上，要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大大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特别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近年来，在国有大企业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这个经济改革的大关面前，攻坚力度不足，进展缓慢，在一些领域还出现“国进民退”，强化政府对企业微观决策的干预之类的开倒车现象。经济建设和改革中产生的问题，一方面使经济沿着依靠资本和资源的大投入驱动粗放增长方式一路狂奔，引发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一方面设租和寻租活动频频，带来贪污腐败、贫富差别拉大和社会失范愈演愈烈，引起社会民众强烈不满。

　　经济改革显然存在着两种严峻的前途，一条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一条是权力主导的市场经济道路，即权贵资本主义道路。如果说16年前我们解放思想迎来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那么今天我们思想解放，就一定要进一步完善法治的市场经济体制，决不能走向权贵市场经济的道路。

　　 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不久前召开的十七届二中全会提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我们要以这个为重点来推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位一体”的体制改革和建设发展。过去政府包办社会的一切，所有民众的吃喝拉撒都由政府包下来，这是几十年来一贯的政治体制管理模式，现在要改变这种全能主义的政治模式。

　　政治体制改革的确是个敏感的问题，应该慎重推进，但并不是洪水猛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也做了不少政治体制改革的事，它与经济体制改革伴随进行，问题是相对经济体制改革来说滞后了，带来很多新问题。

　　我认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两大成就显著：一是党与国家领导成员平稳交替走向制度化、规范化，这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政治体制改革取得最重大的成就。我们建立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退休制度，“七上八下”(67岁上，68岁下)已经约定俗成，中央核心领导层年龄界限和任期虽然没有具体规定，但实际上已经形成规范。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带头实现最高权力的平稳交替，到十七大曾庆红的退出，可以看到政治局常委68岁退下来，任期不超过两届，已成为制度。这个很重要，应予充分肯定。

　　二是网络推进政治民主的作用突显，特别是从中央到地方高层都能利用网络这个新媒体听取民意，得到从政有益启示，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如山西黑砖窑事件在网上被揭露了出来，山西省政府公开道歉，显示了政府的公信力；还有“周老虎”、“吴老虎”、“欧阳坑”、“刘羚羊”等等弄虚作假(有的非主观故意)，都是通过网络监督曝光的。厦门政府也是听取了网民意见，将污染环境严重的PX项目转移出厦门的。轰动全国的广东许霆案，更是在网民们强烈要求下开庭重审，由原来判处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五年。从冰雪灾害到汶川大地震，网络媒体在及时沟通信息和舆论监督作用发挥得越来越大。由于网络媒体舆论多元化，在主流媒体高度垄断体制下，开辟了一个舆论监督的新空间、新平台，推动了政治民主进步，让广大民众有了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这应该也是政治体制改革取得的一个重大成就。

　　政治体制改革第一步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今年两会推行“大部制”改革，这主要是要转变政府职能，变成服务政府、廉洁政府、法治政府。政府不要干预微观经济，不要站在招商引资第一线，与开发商打得火热，而着力干好宏观调节经济、监管市场的事，把力气用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这实际上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你是有限政府，不是全能主义政府。大部制也是为了限权，有利于实现高效政府、责任政府、节约政府。对政府的限权与对政府的监督，才是我们搞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目的。为什么现在有些地方政府贪污腐败蔓延？就是政府权力不受制约，执掌许多审批权，有许多寻租空间。如果一个地方土地价格不是市场说了算，而是市长说了算，那个地方必定产生腐败。我们不是有一批省委书记、省长、部长就这样栽倒的吗？这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一定案 要围绕这个主题进行。大部制千万不要变成大权独揽制。令人高兴的是，张国宝同志兼任能源局长后，甫上任就明确宣布不管定价权，能源价格由市场定，这就是政府管理观念上一个大转变。也就是解放思想带了头。政府公共权力不能形成特殊的利益集团，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政策化，这是很危险的。

　　第二步，要从党内民主做起。党内民主包括民主决策、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有人提出，县市党委可以尝试民主差额选举书记，两个候选人选上为书记，差下来的当纪委书记。这就有从体制上和组织上监督了，有利于不让“一把手”变成“一霸手”。所以，实行民主先从党内做起，因为党员、干部素质比较高，从党内做起是有条件的。这里特别需要提出的是，要防止党内出现特殊利益集团。有材料表明，2900多名高干子女拥有2万多亿资产。在金融、外贸、土地开发、大型工程、能源5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大都是高干子弟。确实需要防止出现特殊利益集团，把市场经济引向权贵资本主义歧途。

　　第三步，民意机关改革，尤其是人大改革。人大是我们国家权力机关，既有立法权，也有决策权、监督权，尤其要对政府监督问责。但是，现在我们的人大功能偏离，只搞立法。人大在财政预决算方面要起重要的决策和监督的作用。政治民主是从财政民主做起的。古希腊古罗马最早就是推行财政民主。那时国王要打仗没有钱，向富人征税，要先向富人说明打胜仗对经商的好处。富人怕国王挪作他用，提出要“专款专用”，国王就承诺了。这就是最初的民主监督。所以，我们应当加强人大对于财政预决算的审议和监督作用，因为利益格局的调整实际上就是财政的调整。所以这一次温总理提出，要把财税制度改革提到重要的位置上来。财税是源头，收多少税，收来以后怎么用，怎么分配，那才是真正的利益格局的调整。国外的议会审议政府的预算需要花几个月的时间，监督得也很紧，一发现政府开支违规马上进行问责。这一点我们做得还很不够，需要进一步改革。

　　最后是社会民主，建立公民社会，实现公民自治，逐步推广基层直选。现在我们有些地方实行干部公推公选，如最近南京做得比较好，几个局长公开在社会招聘。干部的使用和选拔是今后推进民主的重要方面，如果做得好，民主的推动就有成效了。从村一级直选做起，将来推到乡镇，然后推到县一级人大代表和政府的直选，自下而上地推动社会民主。

　　推动民生取向的社会改革

　　十七大提出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牵涉到两大问题，一是解决民生问题，二是建立公民社会体制，真正构建和谐社会。要正确全面领会十七大精神，真正做到解决民生问题。现在许多地方给低收入者、退休人员加点钱，免掉小学生学杂费，增建廉租房，增加教育经费支出，还有医疗卫生作些改善，这些都是需要的。但真正解决民生问题必需兼顾六个方面。

　　一是建立完善的现代化国民教育体系，这是中央一再强调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建立学习型社会的基本要求。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要更新教育观念，改变教育内容方式，搞好小学、中学、大学教育同时，还要搞好职业培训、社会教育、终身教育等等。要从教育这个起点上实现机会公平和社会公平。这很重要。光靠增拨教育经费是不够的，还要利用社会力量办学。中国封建社会一二千年的教育，没有靠国家出钱，都是靠社会办私塾、办书院，培育了一批批人才。

　　二是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就已提出这个问题，十多年过去了，不是国家财力不足，而是由于政府内部重重阻碍，至今未建立，使弱势群体基本生活保障不能落到实处。现在建设进度必须加快，尽快建立城乡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三是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并努力形成合理、公平的分配格局。扩大就业是合理公平分配格局的基础。一次分配在提高工作效率同时，就要注意公平。二次分配更要体现公平、公正原则，使低收入者提高收入，高收入者在税收上多贡献些，扩大中等收入人数，拉小贫富之间差距。1993年，邓小平就说过，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解决12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的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今天回头看，小平同志的预见多么正确！

　　四是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保证人人享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尤其是农村医疗服务最差，要改善。医疗卫生作为公益性事业，应当以人为本，最大努力保障民众的身体健康。

　　五是建立保障人人有房住的城乡住房建设制度，但不是人人住产权房。低收入者通过廉租房解决。上海这些年建了那么多高楼大厦，但老百姓住房也没有真正解决。新上任的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到市中心黄浦区居民点考察，看到不少居民还住棚户，晴天日晒，雨天漏水，他感慨地说，在上海繁华的市中心，还有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是我们政府没有尽责啊！的确，现在不少城市是表面繁荣，百姓痛处何在，缺少关心，一定要改变啊！

　　六是建立良好的生活环境，保证空气新鲜，特别是水源清洁、食品卫生。现在水荒、水污染严重，食品有的不安全，药品有的假冒伪劣，百姓基本生活环境都没有保障，谈何解决民生问题？现在向全面小康社会迈进，百姓要求很高，对环境要求也高了，我们当然不可能一下子全部解决，但一定要逐步解决。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并面对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交织与激荡，人们活动的差异性、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明显增强，价值取向多样化、利益主体多元化，思想认识复杂化，成为潮流。所以要改变“全能主义”模式，构建三元格局的公民社会，即政府的公共权力、社会的自治权力、市场的配置资源权力，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和谐社会。社会体制改革，就要往公民社会体制前进，政府归政府，社会归社会，市场归市场，三元构架各得其所，又有相互联系，就能形成和谐社会合理的格局。

　　改革在深化，各个体制在转型。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政治体制向民主法治转型，文化体制从垄断型向多元转型，社会体制从政府全能走向社会自治。把基层群众自治当作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提出来，是这次十七大的一大创新。过去我们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就讲三个内容，即人大、政协、民族区域自治。这次十七大加上一个，就是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是一大进步。其实，很多社会问题都可以让群众自己解决，实行自我治理，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落实群众基层自治的权利，必定活跃民间组织，比如各种协会、学会、维权组织、慈善组织、志愿者组织，真正让他们担负起社会责任。今年春节前南方冰雪灾害，人们记忆犹新。为什么一周后才传到政府这边，因为没有社会组织在活动，等到造成严重问题后才反映到政府，才动员起来。当然我们政府的动员力量很强，一经动员势不可挡。不过，我们要反思一下，如果有民间组织，就可以在第一时间组织动员起来，解决问题。那抗冰雪效果肯定更好。推而广之，环保、就业、慈善救济，等等，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通过民间社会组织来解决，这样的社会才是有活力的社会。

　　这次汶川大地震，几乎与政府第一时间启动救灾行动同时，民间的募捐、献血和志愿者行动，也迅即启动。企业家、博士、医生、农民工、教师、记者等充当自愿者日夜兼程奔向灾区，投入救灾工作，其速度、效率几乎与部队同步；传统的红十字总会、中华慈善总会等社团之外，各种名目、不同规模的民间团体，迅速转换为志愿者组织，以各种可能的方式，有组织地投入到救灾行动。到达救灾现场的自愿者就有20万人之多，这标志着我们社会公民意识的觉醒，以及公民社会的发育成长。

　　可见，不要把民间组织当作是对立面，冲突时不要看作是“敌对”的，应是人民内部矛盾。要给予民众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让社会配合政府解决问题，真正的捣乱分子是极少数的，不要老把民间组织看作是异己。这也是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方面。

　　“经济人”要向“和谐人”转变

　　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1949年-1978年)，我国人民都变成“政治人”，人人关心政治，参与政治，搞阶级斗争，妻子揭发丈夫，儿子批斗老子，搞得家庭不和，社会不安，冤案遍地；而改革开放后的30年(1978年-2008年)，我国人民从“政治人”变为“经济人”，人人关心经济利益，人人努力创造社会财富，这是历史的进步，社会的前进。但是，“经济人”也带来问题，比如追求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享受主义，金钱万能，唯利是图，社会道德风尚缺失，社会治安混乱，腐败现象严重。当然这有经济原因，也有人的弱点所致，大家都想高消费。房子要住越大越高级的，东西要吃越来越好的，工资要高的工作要轻松的。把这些都当作人生价值目标，所以带来人的浮躁甚至异化，造成人的物化，成为纯粹享乐主义者。

　　今天我们提倡以人为本，“经济人”将变成“和谐人”。在今后岁月里，一定要从“以物为本”中解脱出来，加强人的精神关怀，加强人生价值观的引导，培育更高尚的精神，让人们精神更健康。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为物所困，人的自我和谐也受到挑衅，不少人自我紧张、浮躁、精神崩溃。据统计，当今精神病者增多，全国大约达到1600万人，其中深圳自杀者每年2000人左右。25岁-35岁患精神病的为主，一些人承受不了挫折，自杀了断，因此自杀率提高了。

　　马克思早就说过，人要追求全面的自由的发展。“和谐人”就是马克思说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人。以人为本，是当今社会的重要课题。以人为本，就是以人的权利为核心，保障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以人的发展为宗旨，给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以人的需要为中心，既保障物质需要，又保障精神需要；以人的持续为原则，保护生态环境。只有从“经济人”向“和谐人”转变，人与人才会取得和谐，人与自然也才会取得和谐、人与自我也才能取得和谐，最终真正建立起和谐社会。

　　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主持人：】感谢周老师为我们梳理了这三十年来改革的经过，并且为我们分析了当下改革的困境和我们改革下一步的出路。周老师最后讲到人大的改革，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周老师讲到人大财政预算，实际上人大每年三月份开会，实际上财政支出一月份就开始了，审计的预算是滞后的，所以我建议开会的时候要改一下，否则的话无法审计了。

　　下面进入互动环节。

　　【现场提问1：】谢谢周老师的精彩演讲。第三次思想解放的核心是还权于民，确立以人为本的权威，我个人的疑惑，这次所谓思想解放发端于南方，在目前执政危机下的公关活动，还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目前公权力是有天然的自我膨胀的欲望，在中国现在公权力一枝独秀的情况下，您认为要确立以人为本的这种权威，动力和力量来自于哪里？什么东西才会跟公权力自我膨胀的力量抗衡？我们对这场改革的期待应该是怎样的？谢谢。

　　【周瑞金：】这个问题确实是目前改革遇到的最大难题。但是我相信一条，还是要靠共产党，现在共产党是我们的领导核心，历史发展到今天，至少今天这个条件下，共产党还是全国稳定的中心，还是能够领导我们推进改革的领导中心，如果离开这一条，我觉得就没有一个主导了。现在从中央、从党员来看，还是推进改革的旗帜，我相信党中央的领导还是有力量推进改革的。

　　还要靠群众，靠在座的同志推动，这两年政治体制改革要充分肯定它的成果，第一我们已经实现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平稳交替的制度，年龄和任期基本上都有了限定。第二，网络媒体的兴起，网络媒体的兴起使广大老百姓的意见能够直达中央、直达各级政府，这是报纸广播都代替不了的。我昨天到网 易参观，给他们充分鼓励，这几年他们这个媒体起了很大作用，从孙志刚事件到山西黑砖窑，再到厦门PX事件，还有广州许霆案，从无期徒刑改判为五年，网络媒体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我想要发挥网络媒体民主平台的作用，特别是今年六月份胡锦涛总书记到人民网的强国论坛跟网民对话，说明最高领导人也是网民，跟大家平等对话，他很强调通过网络来了解民情、汇聚民智，大家通过互联网这样一个网络媒体，和上面及时沟通，表达意见，相信各级领导还是尊重民意的，所以要上下结合推动改革。

　　【现场提问2：】

　　第一个问题，周老师长期在高层的经验来看，中央领导人这种有理想、有责任感的人到底占了多少？

　　第二个问题，温家宝总理也是我们非常爱戴的人，但是现在看到改革推进，比如说中国电力总公司吧，华电、中石油、中 移 动，这帮人的权力没有降低，反倒越来越有恃无恐，那么周老师你看我们能不能战胜这个强大的利益群体，因为背后还有中央领导人。

　　第三个问题，周老师谈到我们国家在向好的方向走，但是今年贵州瓮安案事件可以看到社会矛盾的尖锐，我们在跟社会引爆点赛跑，如果到一个引爆点可能整个社会就爆炸了。周老师怎么看？

　　【周瑞金：】我可以回答你，瓮安事件处理有一个标志性的意义。以前我们发生群体性事件都把责任推给了群众，认为群众有坏人在那里捣蛋，大多数群众是不明真相，所以造成群体性事件，这是传统的政治思维，一直是这样处理群体性事件。我认为瓮安事件是一个标志性变化，首先要问责我们地方的党和政府组织，看到我们党和政府组织存在的问题，引发了群众的不满。当然不排除群众里是不是有坏人破坏、捣蛋，违法的还是要抓起来依法处理。但是这次已经把眼光转向了地方党和政府的领导，我认为这是一个标志性的转化。意义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推动我们政治体制改革往前走，就是这样一步步做起来的。

　　我们今天希望中央能够有理想主义改革情怀，但是你现在很难来统计到底占百分之多少，这个谁也讲不出来。但是我希望通过各种渠道表达希望中央领导集体是有理想主义改革情怀的。

　　我们今天在发展市场经济，肯定要发展要素市场，资本聚集很快，所以贫富差距拉大，可能整体水平都在提高，包括在座的同志，我想住房的条件也好，医疗卫生条件也好，都在改善，包括子女的教育，也比原来好很多了。但是比较起来，和人家相比，跟千万富翁比起来还有一肚子的怨气，所以现在要有一个真正的心理疏导。深圳有位老先生就提出新的道德规范建设，注意社会心理疏导。我们新中国头三十年，把全国人民搞成“政治人”，天天讲政治斗争，但是改革三十年又把人们变成了“经济人”，“经济人”比“政治人”要进步，是时代进步的表现，大家关心财富的创造，人人关心发财，这也推动社会的进步。但是“经济人”滋长了经济主义、享受主义、金钱主义，这又带来了对人性的残害，所以现在很多狂躁、浮躁，小青年大学一毕业就要买房子，这在美国也是不可能的，只能租房子住。房改不是人人有产权房住，而是保障人人有房住，包括廉租房，收入低的人先住廉租房吧。

　　推动改革的力量我想还是在广大民众中，危机逼改革，如果大家都很安稳，过的很好，就没有什么改革了。所以改革主体多元化起来之后，至少能够在中央的领导下推进正确的方向，引导政治体制改革，逐步解决我们目前三大差别拉大、增长方式不对头、环境遭到破坏的现象，能够有所改变。

　　【主持人：】民众的要求就是改革的方向和动力。

　　【现场提问5：】我们知道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几次很好的机会都被错失掉，有外在的原因，那么在执政党的领导层核心本身没有达到一致，或者信心不是很足的问题。2008年初有雪灾，然后有地震，然后又举办奥运会，如果有坚定的信心还是可以达到的，但是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心有机会也会被错失。这是我的问题，谢谢。

　　【周瑞金：】政治体制改革，我觉得现在很难说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大的分歧，但是实施的步骤怎么样，是要一个一个出来的，比如说党代表的常任制，现在中央已经基本上肯定了，可以各个地方实验推行了。我们中央采取的政治改革的步骤是非常稳妥的，一步步走，和我们下面的期望是有一个差距，是不是省长、市长也搞差额选举，还没有落实到这么具体，只能我们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现在也没有根据说中央产生分歧阻碍了政治体制改革，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是有一个具体的计划，逐步的推出。雪灾之后搞奥运会，包括这次瓮安事件的处理，也可以看出政治推动的标志性事件，正在推动。包括西藏事件的处理，314我们开始说达赖集团的插手，后来我们又改变了，这是社会事件，我有一篇文章也是谈到不要被浮云遮眼，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包括今天对西藏事件的处理态度，重开与达赖喇嘛集团谈判。不要希望中央一下子有大的变动，这样可能振动比较大，是要一个一个进行的，大家既要有信心，又不要操之过急，期望太高。

　　【主持人：】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现场提最后一个问题。

　　【现场提问6：】周老师您好，我这个问题刚才想到，可能表述不会很清楚。八十年代中央领导人理想主义情怀，他们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经历文革浩劫痛定思痛才有这样的情怀，今年苏联大清洗不知道是70周年还是80周年，虽然苏联已经解体，但是每年从领导者到普通民众都会进行默哀和反思，但是现在就像您说的，有人提出的回到文革时代、回到毛泽东时代，这是什么原因呢？

　　【周瑞金：】八十年代中央领导集团是遭受了“文化大革命”摧残，对“文化大革命”深恶痛绝，觉得我们如果再不走出一条新路国家和民族没有希望了，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自己作出牺牲都是可以的。但是我刚才讲到，89年之后确实产生了一个大的变化，89年之后因为这个情怀淡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本来2006年是结束“文化大革命”三十周年，我还想出一本书，但是中央出了规定，不许谈“文化大革命”，报纸也不能登。为此，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反思“文革”不能成为禁区》。今天有人提出回到“文革”，这跟对“文革”的反思不够，没有经历过“文革”，是有关系的。我们有些部门就是害怕反思“文革”，以为容易引起对党的威信受到损害，所以这个也是需要思想解放的。

　　【主持人：】我们今天的论坛就到这里结束，谢谢周老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我们下周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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