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事件：从三方面分析香港面临的深层次矛盾

内容提要：修建高铁对香港大有好处，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反对？凤凰卫视评论员石齐平在1月19日《时事开讲》节目中分别从高铁、80后以及新思维三个方面分析了目前香港面临的深层次矛盾。以下为内容实录：

王若麟：各位好，欢迎收看《时事开讲》，我是王若麟。香港特区政府的高官原本以为从2009跨进2010年最难搞定的可能就是关于普选时间表和路线图政治争议的解决，但是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为了修建广深港高铁，为了拆一个小村子，竟然掀起了一场近年罕见的群众运动。这个让人们不禁想起了影片《阿凡达》的场景，其实修建了高铁之后，从北京到香港只需要8个小时，和坐飞机的时间差不多，对香港是大有好处的，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来反对呢？今天我们节目也从三个角度来透视香港深层次的矛盾，我们先看看这张图表是哪三个角度，分别是高铁事件、80后、新思维，是香港深层次矛盾的全折射。

今天节目请来了石齐平先生来为我们点评分析，石先生您好。

石齐平：你好。

王若麟：香港高铁拨款这样的一件事，引起了很大的风波，可以说经过了长时间的辩论，并且在反高铁这种强大势力的反对之下，最后还是在立法会通过了。这个事件引发了各方的关注，石先生您是怎么看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呢？

石齐平：你刚才讲的一点很对，就是高铁作为一种交通运输的方式，应该说也是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新崛起的一种方式，应该说是最好的方式之一了。

高铁事件：香港“深层次矛盾”全折射

石齐平：为什么呢？因为它节能、减排，占用的土地面积又相对比较少，而且速度很快，所以应该说是21世纪最值得重视的交通发展方式。然后中国在这方面，我觉得有后发先制，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中国在这方面并没有很突出的表现，但是最近这几年来，可以说是突飞猛进。据说现在有四纵四横，预定到2020年，政府打算要规划的200公里时速以上的总长度将达到18000公里，这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水平了，在国际间也都非常非常出色。

换句话说在中国很多大城市，将来都可以通过高铁网把它连起来，大概基本上都不超过12个小时之内，统统可以连住了。那么香港，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地理位置中国东南比较靠边的地方，但是如果有上一条高铁，它也就跟全国的所有大城市统统连起来了。但是有一条通道，最重要就是广深港这条，是香港连上高铁网最重要的。广深港全长才140多公里，在香港这一部分只有26公里，但这26公里的造价相对是比较高，每一公里大概是26亿港元，这就是目前的一个情况。

王若麟：这个工程应该说是一个大家值得去高兴、欢迎的事情，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来反对？

石齐平：反对者之所以反对我想有各种不同的理由，其中第一个最重要的理由就是，你刚才提到了有一个地方牵扯要迁村的问题，高铁进入到香港之后，到底在哪一个地方作为它的总站。现在有两种方案，一个是在九龙西，一个是在新界，比较靠北一点的新界，那个地方又叫菜园村，菜园村就涉及到数以百计老百姓迁村的问题。对他们来讲世世代代在那边居住，他们当然不情愿，政府也给予一定补偿，这是一个。

第二，就是涉及到资金确实很庞大，刚才讲669港元，差不多每一个香港人要负担一万元的港元，这个相当可观了。

第三个，就是有很多人怀疑，这么多的钱，你又没有很公开，到底是不是图利地产商，很容易想到这么一条反对的理由。为什么呢？因为你假设总总站设在九龙，那个地产的增值是完全不同的。

那么最后一个当然也有人批评，香港特区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尤其在一开始的时候，没有把整个最重要的内容做公共咨询，我觉得这个当然也是一个缺失。

王若麟：类似这样一个公共的工程和建设，面对社会上不同的意见和反对，其实在其他的国家是经常出现的。石先生，您认为应该如何去面对？另外对于特区政府在这件事的处理上，你是怎么评价？

石齐平：你讲得也对，就是在世界各国有关的公共政策或公共工程，常有这种涉及到不同利益团体的比较复杂的情况。那么逻辑、理论上最好的一个方式，利益重新的分配或者是补贴，就是把这件事情，因此对整个社会所创造出来的利益拿一部分出来，去补贴因为这个工程而遭到损失的那群老百姓。

比方这次的话，对菜园村的居民，香港政府也尽可能把补偿的价格提高了，但是你也可以知道，即使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说不定还是有一些人，用大陆话来讲就是所谓的钉子户，出来这个情况怎么办呢？出现这个情况化的话，通过民主的方式了，立法会议就决定，要通过的话，就是大家都共同决定，应该采取强制执行，并不是没给你补贴。

但是这个强制有个前提了，民意代表，就立法会的议员，必须要老百姓真正选出来，真正能代表老百姓的，这样子的话争议性就比较少。

你问到第二个问题，香港特区政府在这件事情上处理到底是怎么样的，我觉得除了刚才前面提到早阶段没有做公共咨询以外，在整个问题进入到争议以后，香港特区政府表现，我觉得还是可圈可点的。比方在前几天上个周末我们可以看到，一而再再而三，延长辩论，辩论就是让你反对者有充分发言的机会嘛。辩论到最后一个阶段还是要表决，但是辩论的时候还是让你充分辩论，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主管的官员郑汝华，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表现也是不卑不亢，不温不火，我觉得这个做得很好。

另外就是主持议会的那个刘慧卿，刘慧卿他本来政治立场是比较偏向泛民的，就是反对建制派的。但是他主持议会的时候，他的立场还是做到尽可能客观，所以说明香港的民主政治发展确实已经到了一定火候。

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这种民主政治的优点在哪里呢？它确实能够通过这样一个监督，把一笔非常庞大的预算支出，尽可能把它的效率发挥到最高，而减少有可能出现的腐败或者是浪费，这就是香港特区政府在这方面值得肯定的。

王若麟：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坚决反对，而且我们特别注意到了，这次主要的反对者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80后，就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

石齐平：这确实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这部分我们稍候再进一步分析。

王若麟：那行，谢谢石先生，稍候让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分析这个话题。

王若麟：欢迎您回到《时事开讲》。石先生，这次高铁事件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焦点，就是很多年轻人参加反对的这样一个行列了，这个年轻人我们称之为80后，您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石齐平：我觉得这个词蛮值得注意的，确实你讲的没错，在过去香港反对政治运动中，一般来讲都是老面孔，一方面是年纪也偏大，二方面是这些人老出来。

《80后》：香港“深层次矛盾”全折射

石齐平：那么这次出现了很多新面孔，这些新面孔媒体上把他们叫做80后，主要是年轻人，我听说你也是80后。

王若麟：对，我是80后，我是80年的。

石齐平：30岁以下，30岁以下80后在香港也算是一个新生事物，因为在我的印象中，在一、两个月以前，媒体上没有这样报道的。正是因为高铁事件，出现了这么一个80后的现象。我们可以看到短短的一段时间中，通过这个反高铁，无形中把一批年轻人，对于现状不满的一些年轻人汇集在一起了。

但我还可以注意到，你再仔细看，他是不是真的反高铁呢？他是在反高铁，但是是不是完全在反高铁？我看也未必，只说明这里面，他实际上还有不满，这个不满是平常这里面（预计音对）的，可能也很抽象。通过这么一个反高铁事件，居然能够把他们凝聚起来，应该说他是通过这么一个高铁事件，把他们过去长期的不满做一个宣泄，应该是这样去理解。

王若麟：那这样一个80后的现象，为什么会产生？跟其他社会中的一些年轻人的集体行为有什么异同吗？

石齐平：你讲的没错，一般的社会里面也都有类似像年轻的族群，有一些特殊的表征或者特殊的特质，常常媒体上面有不同的名字来形容，在大陆就叫做鸟巢一代，是不是也是指比较年轻的一代？

王若麟：什么族。

石齐平：对，月光族，在台湾叫草莓族，过去在美国还有什么嬉皮的，诸如此类的。都是代表某一个时代中，每一个社会里面相对比较年轻的一种共同的倾向跟特征。那么这个年轻人为什么会有共同的倾向和特征呢？因为我们比较年轻，年轻人就比较有理想性。你说是不是？

王若麟：是。

石齐平：比较有理想，同时还有一种叛逆性，是不是？

王若麟：对。

石齐平：很多事情，而且还比较执著，我就是要这么干，他成长的一个背景，可能多半的社会，包括今天大陆和台湾、香港都有这个现象，衣食无余，他这个环境跟过去老一代人不同，不愁衣、不愁吃、不愁穿了。那么在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但是没有经过比较严厉的锻炼，吃不了什么苦，比较容易受到挫折。所以这些年轻一代的人通常有两种可能的趋势，一个就是自我放逐，一个就是上街头，这就是一般年轻一族共同的表现。

但是我要说香港当然也有这样共同的一个发展、成长的背景，也有年轻人共同的特征，但是我们要指出今天香港的80后，除了刚才我所讲的那些特征跟他的成长背景以外，他有一种特殊香港元素。这个香港元素，就跟我们今天主题有关系了，就可能涉及到香港的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包括深层次问题的问题。

王若麟：这个就是一个对我们今天的主题，什么是深层次的矛盾和主题？

石齐平：这个问题听起来是比较抽象，大陆方面对香港所谓深层次矛盾也有各种不同的理解和说法，比较抽象一点，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一种方式帮他稍微梳理一下。从几个角度，比如从社会发展的角度，从经济发展的角度，从政治发展的角度，来剖析一下你刚才所谓的什么叫做香港的深层次矛盾，还是可以做做。

王若麟：我们能不能新从社会的角度来分析一下。

石齐平：社会的角度，可以，我想最重要的，最简单的理解和感觉就是贫富差距的问题。我们说香港，你在香港也生活一段时间了，你有没有注意大香港的贫富差距是比较明显的？

王若麟：对，没错。

石齐平：假设用经济学家说法来讲就是基尼系数，这个基尼系数，不要说香港跟内地很多省市来比香港的贫富差距很突出，香港跟一般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社会来比都算是突出的，这个是第一条。

第二我们还注意到，虽然香港贫富差距比较大，好在香港特区政府过去从英国殖民地到现在，基本上社会保障制度做得还不错，住房问题、医疗问题，基本上问题也不大，要不然的话，我相信社会矛盾老早就已经爆发出来了。

虽然如此，但是我还进一步指出，贫富差距如果只是反应你跟我之间的聪明才智不同，或者我们努力的程度不同，因此反应在我们收入上的不同，这还可以理解。但是我们要注意大香港的贫富差距可能不完全反应这个东西。

它更多的是反应一特殊利益的结构问题，就是说很多人之所以累计这么多财富，也许并不是因为他比别人聪明或者比别人能干，而是因为其他的特殊原因。包括资本的积累，或者包括制度上的原因，这就比较容易让人不满了。尤其让年轻人感到不满了，这种不满就可以投射在其他方面的行为之上。

王若麟：我们再从经济的角度分析一下。

石齐平：经济角度可以有两个角度，第一个就是一般国家常常会碰到的，就是阶段性的，或者是短期性经济上的困难。比方说现在不景气了，不景气的话工作比较难找，找到工作待遇可能也不多。那么这种挫折感、不满，香港也好，各地方都一样。

但是我们可以注意到，在香港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我也认为它是结构性的。怎么说呢？就和我相信香港很多年轻人现在慢慢有一种比较越来越强烈的感觉，就是整个香港的竞争力放到整个中国或者放在整个亚洲地区，似乎面对到中国大陆的崛起，香港的竞争力也好，或者是大陆年轻一代的竞争力和香港年轻一代竞争力也好，香港好像慢慢地显不出它的优势出来了。

甚至于它好像有越来越弱的压力，这个年轻人压力可以感受到。更值得注意的是，面对这样一种新的形势，香港政府在教育政策、产业政策、未来发展政策上，似乎没有给年轻人一种感觉，就是还是一个充满着希望、充满着理想的憧憬。如果没有办法能够给年轻人这种感觉的话，年轻人就会感觉到很无奈、很无力。因此就可能会转变成一种不满。

王若麟：也会很彷徨。

石齐平：对。

王若麟：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呢。

石齐平：政治的角度是这样去理解，假设一个年轻人或者香港一个朋友，他对于经济或者对于社会发展，刚才讲贫富差距也好，或者各方面的挫折也好，未来前途彷徨也好，他认识到这种不满，也就算了。但是他如果发现这种不满越来越严重，他就开始感到一种焦虑了。

而且如果他再进一步发现到，造成这种社会或者是政治、经济上不满的原因中，又有很多是跟政治上的一些结构有关系。这个话讲得更具体一点，比如说如果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改善这些问题呢？很可能是因为政府，或者是因为立法会，他没有真正的反应我们老百姓的一种感觉，或者没有办法能够根据我们的感觉落实到政策上去改变这样一个形势。再具体讲，就是说为什么民意代表，不是通过我们老百姓或者年轻人一票一票的选出来的。类似像这种的，慢慢就变成一种议题了，如果让这个议题再进一步升华下去，可能会挑战很多更敏感的政治性话题。

王若麟：问题就来了，究竟该如何去面对香港这样一个形势的发展？

石齐平：我觉得这个问题，过去有很多人讨论过，但是因为高铁事件凸现出80后，如果说80后年轻一代的人在这方面都有这种感觉，那么就有必要深入去理解它，它为什么的原因，它的来龙去脉，究竟该怎么办，然后好好的想有关的对策。

王若麟：好的，详细内容我们下一节再讨论，稍候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探讨这个话题。

王若麟：好的，欢迎回到《时事开讲》。石先生，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看来与其说是高铁事件还不如说是80现象更值得我们去深思和关注。

石齐平：对，所以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80后果然像我前面所分析的，他折射的出来一定程度上是香港所谓的一些比较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的话。我觉得面对这个80后的现象，无论是特区政府，或者是中央政府，都有必要以比较更冷静、更理性或者更有智慧的方式来面对所谓新形势的发展。

新思维：香港“深层次矛盾”全折射

石齐平：有香港媒体形容它说，80后这次反高铁的行为，很可能会酝酿成为将来所谓的新社会运动，或者是新民主运动，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完全不能排除的。所以我特别希望有关的当局，能够用刚才讲的冷静、理性、更有智慧的方式来面对它。

因为如果不能够把这件事情妥善地处理，有理由担心现在可能是反高铁，反高铁可能还会继续反下去。因为工程过程中，就像日本成田机场一样，可以一路反到底的，甚至于除了反高铁之外，可能会反到其他分方面的议题，甚至包括政治议题，所以这一点就必须需要特别小心。

王若麟：您认为政府面对这样的一个形势，应该具备和掌握哪样一种新思维？

石齐平：我觉得作为第一步，首先必须要对整个问题之所以形成、发展，有一个很深入的剖析，了解到整个问题的来龙去脉，在没有完成这么一个深入的了解、调查、分析之前，我觉得应该要对于这次80后反高铁的行为，要很谨慎的，不要很草率的给它定性，这是第一条。

第二，我觉得针对前面分析里面所提到的社会方面、经济方面、政治方面一些比较深层次的问题，香港特区政府必须要认真的去了解，去进行必要的改革。而这个改革如果涉及到有需要跟中央政府协调或者是配合的部分，也应该忠实的反应给中央政府，来谋求共同的努力，去改善现有的问题。

王若麟：另一方面，您能不能再给香港80后一些建议或提醒？

石齐平：80后，就像你这个年纪，30岁以下的，刚才讲了都比较有理想性，都有一些改革的热忱，也都有叛逆性，通常也都有

一些批判性，这些都是优点。但是也不能不说因为年纪的关系，通常比较不是那么成熟，比较冲动，也比较欠理性。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年轻人处理相关公共事务的时候，一定要切记，有一个节制自己的方式，就是一切要守法、守纪律。看到今天的报纸，曾荫权特首批评前两天反高铁的一些活动，没有遵守法制纪律，我觉得这个批评是对的。年轻人应该要坦然去接受，但是也必须要指出，如果媒体报道没有错误的话，我们也看到那些所谓比较冲动的年轻人，还是所有反高铁中比较小的一部分人。甚至于他们的行动，还受到其他反高铁比较理性人去制止。所以我们也必须要能够区别得来看待，对于那些冲动的，我们还是要提醒、批评，也不要因此去指责所有其他理性反高铁的人，这点还是要注意到的。

再一个就是，我觉得有一条很好、很重要的，年轻人是国家最宝贵的资产，不管是对香港，对整个中国来讲偶然如此。而且年轻的人才，将来不一定只表现在产业、科技、经济方面，也可以表现在社会、政治方面。而且政治方面的人才，尤其是一个国家最珍贵宝贵人才中的宝贵人才。但是这些人才，要好好地去发掘、培养，要从那些有潜力、有理想性、有改革性的那些年轻人里面好好去培养。

所以我觉得无论是特区政府也好，或者是中央政府也好，也能够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年轻人一种社会运动和民主政治运动的价值，如此这般，一国两制才会有源源不断、健康、新的生命力给它注进去，有助于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王若麟：好的，谢谢石先生点评分析。香港特首曾荫权也承认，对于80后的了解不够，他要换一种方法来进行沟通，也期待着这种沟通早日建立。

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