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曙光：政府与开发商合谋禁止农民卖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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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问题的实质是土地问题，但农民权利不能局限于土地问题

张曙光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

农民问题的实质和要害是土地问题，但是农民权利绝不能仅仅局限于一个土地问题，而是一系列的问题。因为中国农民总处在我们社会最底层，是权利受到不当限制和侵犯最严重的一个群体。这个问题在中国很严重。

一﹒打破对农民土地权利的不当限制和侵夺

农民权利有多种，首先是土地权利。在现有的法律的框架中，对农民土地权利不合理限制相当多、相当厉害，对农民权益的剥夺也相当严重。我们可以看看政府制定的管制办法，不光是在诸如《土地管理法》等相关的法律文件之中，而且还有相当多的政府文件，尤其是最近几年来国土资源部的文件、国务院办公室有关土地问题的文件。农民的土地按照用作分为农业用地和建设用地，建国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这两部分土地权利的变化是不一样的，从农业用地来看，是缓慢的朝前走，现在农地流转已经没有法律限制，而建设用地则是往后退了，实际上1998年是一个界限，随着城市建设规模的扩大，地价的升值，城市周边的土地就成了争夺的对象，如果说农地有用作限制，那么，建设用地就没有改变用途的问题了，但是，集体建设用地不能盖商品房，城里人也不再能到农村购置宅基地盖房。所以，农用地和集体建设用地这两块不一样了，甚至进而限制了农民的住房权利，农民的房子只能卖给农民，不能卖给城里人，这还算是什么私人财产？所以，“小产权”房有两个概念，大概念是农民的房子都是小产权房，小概念就是农村建设用地上建设的商品房。

比如，北京宋庄画家村，法院判决画家购买农民的房子是不合法的。直到现在，宪法上明确规定，房子是私人财产，不能买卖算什么私人产权啊？土地是公有的，房子从来都是私人产权，你看看，这已经倒退到什么地方去了？由此可见，改革30年到今天，土地的产权问题，还是政府手中的一个政策变量，他可以随意的改变它，今天可以这样，明天可以那样，这个事情很明显。

对农民土地权利的剥夺集中反映在征地问题上，这一点大家都清楚了。明摆着这是政府的侵权行为。我觉得，现在有一个潜在的危险，就是很多地方搞的所谓宅基地换房的城乡统筹，实际上这是变相征地。我调查过重庆和天津的城乡统筹，比如，那里搞的示范镇建设， 12个村，1.2万亩宅基地，3600亩用于建新村，让农民上楼，另外的8千多亩地，市政府4000亩，区政府两千亩，镇政府两千亩，分了，都变成了国有土地。如果说征地是明目张胆的剥夺，那么，现在的城乡统筹把农民搞得迷迷糊糊，先给你点好处，做法还相当民主，来征求你的意见，宅基地换房，让你上楼，其实把土地弄没了，这样做虽然是保证了农民的住房权利，但却剥夺了农民的土地的权利。要知道，住房权利和土地权利不仅是不同的财产权利，而且是农民不同的生存权利。

大家知道，在住房商品化改革以前，城市实行的是公有住房制度，这种住房制度比农村的制度落后，效率制度更差，现在反过来，城市的住房制度比农民的住房制度要先进，要有效率，因为农村实行一户一宅，一户农民只能有一个宅基地，你把房子卖了，宅基地的使用权也就转移给购房者，你就再不能取得宅基地了，城市里面不一样，我可以买一套住房，也可以买多套住房，中国人可以买，外国人也可以买，可以买多套，也就有了多个房基地的使用权。你想想，城市这些年的大发展，住房商品化是一个很重要的推动力。住房商品化以后，房子解决了，而且城市的房地产和城市建设发展了，中国的经济也发展了。商品化改革以前，我和妻子分居12年，来北京以后，在经济所办公楼的洗澡间里面住了六年，我小孩上学校，就在窗台趴着写作业。但是现在你再看，住房商品化以后，城市人均住房面积从1978年的6.7平方米，2005年达到了人均26.1平方米。

现在农村发展落后，就落后在这个地方，政府管制太多，市场化改革受到限制和阻碍，如果放开，会是一个什么结果，我想不难预知。可见农民的财产权利，一个是土地权利，一个是住房权利。现在的住房权利，城里人的商品诱导房是“大”产权，农民的房子是“小”产权，只能卖给农民，不能卖给城里人。这是什么逻辑？农民卖自己的房子，就像农民卖菜、卖粮食一样，公平交易，自由买卖，不偷不抢，不欺不骗，但是现在咱们政策在限制，不能买卖，限制交易，同样，城里人向农民买菜和买房也没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不允许？原因在于这两个交易背后的关系不一样，农民卖菜卖粮是农民和农民的竞争，而农民卖房是和开发商竞争，你卖房动了开发商的利益，咱们政府要从开发商那儿取利，与开发商合谋，当然不允许你卖了。

现在改革开放30年了，市场化改革30年了，农村的宅基地和住房仍然是自给自足，还处在自然经济形态，农村经济自然发展不了。可见，维护农民的土地和住房权利，推进农村宅基地和住房的商品化，是农村发展和繁荣的必由之路。

二﹒农民应当享有普通公民的一切权利

农民应当享有其他公民的一切权利。这些年，个人的公民权利受到很多限制，城里人的公民权利受到限制，农民的公民权利受到更大的限制，在一定意义上说，农民还没有取得一个公民的资格，说是二等公民。第一个是城市化，你可以看到，中国现在的城市化是个半拉子城市化，统计上说中国的城市人口达到了45%，实际上只有30%，你把这些进城的农民都算在里面，他们是城里人吗？这个事情变成了什么样子，农民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霏发展需要了，让你大地进城；经济遇到困难了，就让你回老家，中国农民连个迁徙的自由权利都没有。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小规模的人口迁徙，咱们一系列问题都解决不了。不要说政治上的问题不能解决，经济上的问题也解决不了，比如，不是说要启动内需吗，怎么启动呢，靠家电下乡，靠发消费卷，行吗？其实，真正的启动内需，还要实实在在地推进城市化，减少农民，使进城农村人口真正变成市民，具有霏人的思想观念和消费方式，才有可能。

刚才讲了选举权利和财产权利，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社保权利，社会保障的权利是一个公民权利和宪法权利，比如，基本养老保险，公民到了退休养老的年龄，就应该享有这个权利，基本医疗保险也是如此。尽管它的产生是工人运动的结果，是政治家为巩固统治而做出的安排，但是发展到今天，已经变成了一项人人享有的公民权利。但是，我们现在是城里人可以享有，而农民不能享有。咱们现在要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既然是公民权利和政府现任，那么国家财政就要承担，由于我们还是个发展中国家，国家财政还不富裕，咱们从最低水平做起，但必须人人有份，包括农民在内，首先把这个框架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