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奸前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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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奸前传

 

编者按:“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曾经眼里有侠气、胸中有理想的热血青年,因为对战局的悲观,纷纷投靠日本侵略者,最终集体堕落为汉奸,在这个过程中,汪精卫等人自己很清楚,汉奸行为是不会被国人饶恕的。不管是被动投敌,还是主动走上汉奸路,面对叛国的道德困境,他们经历了痛苦的内心挣扎。然而,现实的利益,对战局的悲观心态,或者干脆说是对战败的恐惧,最终战胜了做汉奸的耻辱。

汪精卫:学生心中抗日领袖

汪精卫接见学生代表,发表对内政外交的意见。诸如:对日宣战须有最后决心与准备;武力不能统一,应以建设求统一、以均权求统一;今后不再检查报纸,使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机会;支持马占山抗日;还指责南京政府对日交涉中不坚持日本撤兵主张。粤方的反对专制独裁,主张政治民主方案及抗日主张,被学生理解为是汪精卫的思想。

 

汪精卫暗杀摄政王未果 狱中赋诗表革命决心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07-04-23 [ 打印 ] [ 大 中 小 ] [ 关闭 ]   汪精卫(见图 1883年5月4日~1944年11月10日 原名汪兆铭 精卫是他的号)因在抗日战争时期与日本人合作而被中国人视为“史上最大汉奸”。但在早年,汪精卫却是一个狂热的革命分子,参与创建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在革命运动陷入低潮时,他效仿古代“荆柯刺秦王”的豪举试图暗杀当时清朝的摄政王载沣(宣统帝溥仪的父亲),以期用生命唤醒革命。

为鼓舞士气愿做现代荆柯

 

  汪精卫在上个世纪前三十年里,一直是民国政府里头“有头有面”的人物。他十八岁便考中秀才,并于1904年赴日本留学,入法政速成科。青年时代的汪精卫,与许多革命人士一样,痛感于“国势日危”的现实,在社会改革浪潮的冲击下,走上了反清的道路。

 

  1905年,他加入了广东人的留学生组织的兴中会,并参与组建同盟会,被选为评议部部长。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后,文才出众的汪精卫与胡汉民(同盟会南洋支部长)、章太炎、朱执信等先后任主笔。1906年,他又被派遣到南洋设立同盟会分会,成为孙中山手下的一员猛将。

 

  1907年至1910年期间,同盟会发起的如镇南关、河口诸次战役都遭遇失败,让同盟会情绪日渐消沉。汪精卫为此感到非常愤慨,为此,他想以一死来激励革命。于是他邀来同盟会成员喻培伦、黎仲实等前往北京,试图暗杀当时的清朝高官(当时还未将目标锁定载沣)。

 

  当时的中国,恰逢极乱之世,各种暗杀活动已是司空见惯。早在1900年,革命党人史坚如就曾谋杀清广东巡抚德寿于广州;1904年11月,万福华(字绍武 安徽人)曾在上海谋杀广西巡抚王之春;1905年9月,吴樾(号称晚清最著名的刺客)曾在北京车站掷弹狙击被派往西洋各国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但这些暗杀行动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

 

  临行前,他写信给胡汉民说:“此行无论事之成否,皆必无生还之望。”“弟(汪精卫与胡汉民是同乡)虽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

 

  当时,汪精卫还与同盟会的元老级人物黄兴(曾创建华兴会)商量,想去北京暗杀摄政王,“一令敌人胆丧,二鼓同志意气”。但黄兴认为汪精卫是同盟会重要干部,如此孤注一掷,殊不值得,便竭力劝阻。然而,汪精卫去志已决,他说:“我要为已死的同志报仇,如果大家不放我去,我就投水自尽。”黄兴无奈,只有任他而去。

 

刺杀计划败露

 

  据刘凤舞在《民国春秋》中记载,黄兴为了让汪精卫能够顺利完成任务,就让后者带上一笔钱,并派了两个同盟会成员同去北京,一人是四川的黄复生(即黄树中),此人也热心于暗杀计划;另一人是一位姑娘,名叫陈璧君,是南洋富商的女儿,因为爱读汪精卫的革命文章,所以加入同盟会,已与汪相爱很久,此次入京,陈璧君自告奋勇扮作汪精卫之妻,以遮人耳目。

   

  入京后,他们三人到北京便开设了一个照相馆作幌子。汪精卫秘密侦查摄政王载沣的行踪。他花了许多钱,买通了宫中的一个太监,在摄政王载沛每天上朝进宫的必经之路上,埋下了地雷,将药线与电线相结,只要按动电门,就会爆炸。

 

  他们以照相馆作位掩护,并在东北园租赁一屋,作为集合的场地。最初,他们计划炸死庆亲王奕匡和从欧洲考察海陆军当日归国的贝勒载洵、载涛,但均未得手。于是,他们便改变计划,决定炸摄政王载沣。为了加大炸力,在骡马市大街鸿太永铁铺铸造一个可盛四五十磅炸药的“铁西瓜”。

 

  1910年4月2日深夜,黄树中、喻培伦在什刹海附近的银锭桥下埋设炸弹。然而,正当汪精卫以为大功快要告成,很是兴奋之时,不料隔墙有耳,事机不密,他与那太监密商时,却被另一太监听到,深夜到摄政王府告发。

 

  载沣立刻通知步军统领衙门,一帮辫子兵直扑汪精卫的照相馆,把汪精卫、黄复生一一捉住。陈璧君没有被逮捕,因为她个姑娘。

 

  《民国春秋》详细描写了当时的场面:汪精卫快被押走时,陈璧君握住他的手,泪眼相看:“汪君,你怎么处置我?”江精卫答道:“我与你相交日久,相爱甚深,原以为来日方长,没有考虑婚姻大事,今天我这一去,必死无疑,咱俩身份未明,今天就得一言而定,你肯为我精神上的妻子吗?”陈璧君于愿已足,破涕为笑:“汪君放心地去,我一辈子为你守着!”

 

  汪、黄两人被关押在内城巡警总厅。法部审讯此案,黄复生便一口咬定是自己主谋,与汪精卫无关;汪精卫也咬定是自己主谋,与他人无关。法部堂官只得把他们打入牢房。汪精卫、黄复生分别押在死牢,肩扛四十斤的铁枷,每人每天只给稀饭一盆,粗面饼一块,脖子已被铁枷磨烂了。

   

  后来,有一位青年人前来探视汪精卫,被狱卒拦住不放进来,就写了一首词送给汪精卫。汪精卫即和一首,词曰:别后平安否?便相逢凄凉,旧事不堪回首。国破家亡无限恨,禁得此生消受,又添离愁万斗。眼底心头,如昨日数襟期,梦里重携手。一腔血,为君剖泪痕。莫滴新词,透倚寒窗。巡环细读,残灯如豆。留此余生成底事,空令多情孱僽愧。戴却头颅,仍旧跋涉山河。知不易,愿孤魂绕护车前后。肠已断歌难。

 

  汪精卫和了这首词后,也许是觉得话犹未尽,便又写了一首题为《被逮口占》的五言诗,其中八句是: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这首诗一时为人传诵。

 

  汪精卫入狱后,陈璧君四处求援。后来,她结识了肃亲王善耆——此人是新派人物,与革命党人颇有联系(他曾力主立宪)。善耆认为这是一个与革命党人联系的好机会,于是出面劝说载沣。当时,清朝政府也不想让汪、黄的杀身成仁被革命党人凝聚了民心,于是,载沣最终对汪精卫从轻发落,定为永远监禁。

 

  后来,善耆便将汪精卫转移到他的“民政部监狱”,住在裱糊一新的房间里。在那里,汪精卫终日披卷吟咏,生活倒也安逸。直到1911年11月辛亥革命爆发后,汪精卫以及黄复生被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