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历史共同研究难掩尴尬：日方以细节否定主流

核心提示：自2006年12月启动的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目的就是希望两国在历史问题上相互理解，但是至今召开四次全体会议以来，双方学者难以达成共识。今年1月中旬，中日将分别在北京、东京同日发布研究报告，在同一个历史题目下，由中日学者分别撰写研究论文，共同发表。

东条英机在日本国民心中的印象并不是很差。

新华网1月25日报道   日本国民认为战争是全体国民发动的，日本国民也不会特别认为战犯东条英机是坏人，这种心态被一些学者称为“日本民族的精神缺陷”。

“夜里三点半起床，4点出发，再度向密林深处进发。全身上下气虚无力，很难受。水也要喝光了……好想喝水，好想喝水啊。”1942年8月某日，日本陆军军医吉野平一在行军间隙，在日记本上写上上述文字。

侵华日本士兵写下的战地日记，现在成了中日两国学者研究那场战争的珍贵史料，但是这些勾勒士兵内心感受的文字，在数十年后的和平年代，也无法令日本学者走出模糊历史观的“密林”。

自2006年12月启动的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目的就是希望两国在历史问题上相互理解，但是至今召开四次全体会议以来，双方学者之间难言达成共识。2010年1月中旬，中日双方将分别在北京、东京同日发布研究报告，在同一个历史题目下，由中日学者分别撰写研究论文，共同发表，既“同一段历史，不同的表述”。

日本媒体公开造谣

2009年12月24日，日本东京，中方首席委员步平、日方首席委员北冈伸一，就中日历史共同研究进行了一次共同阐述。

在日本记者的提问下，北冈说，双方没有讨论南京大屠杀遇害者人数问题，但是都认定南京大屠杀是存在的，并且是日本的责任。

步平接着说，研究题目里之所以没有南京大屠杀，是因为双方确定事件性质就是一次大规模屠杀。南京大屠杀遇害者的人数，不是所谓的“官方”数字，而是根据东京大审判、南京大审判来确定。

北冈补充了一句，这两个数字也没有讨论。

但是，令步平没有想到的是，当他看到第二天日本《读卖新闻》时，上述讲话变了味，步平与北冈两人似乎成了针锋相对的辩论手。日方媒体推论说，中方坚持南京大屠杀人数为30万，而日方认为这不可靠。

“这是（日本媒体）公开造谣。”中方首席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回到北京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无奈地说。两国历史学者能够坐下来坦率交流，这本身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有利于双方加深理解。但是，学术研究往往受到政治因素、国民情绪的影响，使得问题变得复杂和敏感起来。

中日学者交锋很激烈

其实，多数日本国民不知道南京大屠杀，而知道的少数人也认为中国夸大了遇害者人数，由此怀疑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这就是一些日本右翼学者的逻辑。”步平说，他们认为30万的数字来源不可靠，由此得出南京大屠杀事件不可信。

对于这种情况，中方委员之一、社科院美国所研究员陶文钊也称：“（日方）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在陶文钊看来，日方学者中倾向以细节否定主流的现象较为普遍，两国学者因此交锋的情况很多：

围绕东京大审判

日方学者：东京审判的准备工作不充分、程序不严谨，东京审判的公正性值得怀疑。

中方学者：东京大审判不是战胜者惩罚战败者，只是对战争做一个清算，对日本军国主义做一个清算，从而让日本得到新生，东京大审判实际上是日本清算自己过去、开创自己未来的重要转折点。

围绕日本侵华战争

日方学者：日本当时的对华政策是断续性的，“七七事变”“九一八事变”等是偶发性的，日本的对华军事行为只是对中国事态的被动反应。比如“九一八”事件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当时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日本担心自己在东北的权益受到侵犯，所以关东军采取了保护行动。

中方学者：自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发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殖民朝鲜半岛，直到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的侵略政策是一以贯之的。日本策划的一系列事变是日本侵略中国政策下的必然产物，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完全是主动进攻的姿态。

围绕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

日方学者：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就是反日教育。

中方学者：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绝对不是反日，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有266个，其中跟日本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仅约60个。“宣扬万里长城有什么反日的？”

……

香港凤凰卫视评论员邱震海评论说，日方学者总是惯于以细节回避应该承担的道德和责任。不过，邱震海也认为，专注细节、慎下结论是日本民族的特点，也是日本学者研究历史的主要方法。相比而言，中方没有那么严谨，在有关战争的历史交锋中，中方往往拿不出精确的细节、数据和各种材料。

步平坦承“有被日方抓住小辫子的时候”，但这不是中国学者不严谨，而是中日两国当时的社会发展程度决定的，当时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战争时期确实没有人口统计等数据材料，“非要我们拿出几十年前战争时代的数据，那确实是拿不出来了。”

日本模糊历史观背后

据与会专家透露，中方学者狠狠批判了日本模糊的历史观。对此，邱震海视之为“日本民族的精神缺陷”。

日本樱美林大学教授光田明正把此归结为“日本的文化”。光田明正教授说，日本国民善于忘记，不会分析，“一般来说，日本国民也知道对华战争是侵略，也说日本有责任，但认为不是哪一个人的责任，而是战争的责任，因为战争中杀人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光田明正教授正在曾遭受美军原子弹轰炸的长崎出差。他说，日本国民对原子弹的认识十分深刻，“但奇怪的是，日本人不会认为这是美国人的错，而只是原子弹的错，是战争的错。”

光田明正教授还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中日的思维差异。他说，中国常说日本侵华战争是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发动的，日本的普通老百姓也是受害者。这样的话本出于好意，但在日本却不被理解和接受，因为日本国民认为战争是全体国民发动的，日本国民也不是特别认为东条英机是坏人，“如果东条英机是坏的，那么整个日本就是坏的。”

一百年以后

无疑，中日历史共同研究是一场“马拉松”，研究能持续多长时间，能否得出共同结论，都是一个未知数。

日本研究南京大屠杀第一人、历史学者笠原十九司教授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指出，两国对于历史问题的解释方法、理解上都存在差异，要通过共同研究就历史问题达成共识，还有困难。笠原十九司教授认为，日方的问题在于，很多政治家本身就否认日本的侵略历史，另外，在学校的历史教育中，老师们几乎不怎么给学生讲解侵略战争的内容。在高考试卷中，也从未出现过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题目。笠原十九司教授因此希望，应该将共同研究的成果让更多的民众了解。

陶文钊说，“如果一百年后，还听到有日本右翼否认侵华战争的言论，我丝毫不感到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