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

 
    作者: 余杰 (01/10/2000)

　　80年代的思想解放浪潮落潮以后，整个90年代沦为一个彻底平庸和彻底苍白的年代。在这种平庸和苍白中，余秋雨以一本《文化苦旅》登上文坛，一时间洛阳纸贵，人人争读余秋雨。紧接着，《文明的碎片》、《山居笔记》、《霜冷长河》相继问世，余秋雨所倡导的“文化散文”被人们口耳相传，而余秋雨本人也俨然成为传媒争夺的骄子和时代文化的代言人。他滔滔不绝地谈论中国文化在当前的状况以及在下个世纪的走向，扮演着无所不知的预言家的角色。他似乎成了一驾将把中国文化拉向复兴的马车。他完全有理由这样做，因为最喜欢他作品的年轻人们早已经对他的过去一无所知了——他们至多知道他是研究戏曲的专家、知道他为了“自由”而弃“官”（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不做。所以，余秋雨尽可以“放眼未来”，欢欢喜喜地踏上香港凤凰卫视的“千禧年之旅”。 
　　 
　　然而，任何人的历史都是无法抹杀的，正如余秋雨先生深入中国的历史长河进行一次辉煌的“苦旅”，我也想深入到余秋雨本人所参与过的历史进程中，跟余秋雨先生进行一次真诚而艰难的灵魂对话和精神驳难。这对我本人、对余秋雨先生、甚至对所有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来说，都是必要的、无法回避的。所以，尽管余秋雨先生在许多场合宣称，谁批评他，就是想自己出名；谁批评他，就是盗版书的书商雇请的“枪手”；但是我还是愿意承受着这一“恶名”，来展开一场严肃而沉重的讨论。 
　　 
　　对我来说，“余秋雨现象”仅仅是一个个案，它背后所蕴含的人文意义，早已经超越了余秋雨这一具象的生命个体，而具有了一种普遍的“共性”。我希望通过对这一个案的分析，透视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缺席与独立意识的沦丧，并寻找出一条精神重生之路。 
　　 
　　2  历史拷问与灵魂拷问

　　 
　　在余秋雨的一系列“文化大散文”中，始终贯彻着一个鲜明的主题：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追溯、思索和反问。一个民族的历史，是这个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是这个民族的民族特性中正面因素和负面因素纠结而成的“沉淀物”。历史是走向未来的阶梯，忘却了历史，也就丧失了通往未来的立足点。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余秋雨在90年代初这一特定的时刻，把“历史”作为自己思考的核心材料，对历史进行一场艰辛的“反刍”，无疑是一种相当明智的选择。 
　　 
　　90年代文化思想的平庸和苍白，掩盖不了社会现实巨大变革的可能性。半个多世纪以前，波兰作家显克微支敏锐地感受到自己民族面临着一次十字路口选择的机遇和危机，因此他写下了一部伟大的作品《你往何处去？》。这部巨著不涉及当下的现实，而是把对历史的重新阐释作为重建新文明的第一步。他提出的问题对整个波兰民族来说是极其严峻的——“你往何处去？”其实，当今的中国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几乎所有关注中国命运的知识分子都在思索中国将往何处去的问题。余秋雨比大部分人先走了一步，他深知，如果没有对历史进行一场全新的拷问，将无法回答这个巨大的难题。他虽然没有写出像显克微支《你往何处去？》这样的作品来，但是他在《文化苦旅》等散文集中所作的思考，显然是竭尽全力的，这一态度也让人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感动并对作者产生某种程度的敬意。 
　　因此，学者张伯存先生评价说：“在求索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上，在反思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和历史命运上，余秋雨是一个拷问者，他有着拷问者的焦灼、痛苦和愤激。”（张伯存《余秋雨董桥合论》，《当代文坛》1998年第2期。） 
　　 
　　既然是“苦旅”，那么在余秋雨的笔下，反复出现了许多悲剧事件与悲剧人物。在悲剧人物当中，尤以读书人为其关注的重心。余秋雨在拷问历史和历史上的人物时，的确显示出“下笔力透纸背”的功夫。然而，正是在这一面表现得太突出了，另一面就显得失衡了——1949年以后的历史在何方？作者自己在何方？ 
　　我在余秋雨的散文中，很少读到他对1949年以来的历史的反思，很少感受到他有直面自身心灵世界的时刻。两个巨大的“空洞”导致了我对余秋雨散文的怀疑。 
　　余秋雨在文字中扮演的是一个万能的“神”的角色，对他人指指点点，而自己绝不与读者“同呼吸共命运”。 
　　 
　　一面重，一面轻，结果自然是天平失衡。真正的拷问者，自己也应当同是受拷问者。由于“受拷问者”身份的缺席，使得余秋雨散文本来能够达到的思想力度严重被削弱了。历史出现了断裂，人格出现了断裂。对此，张伯存先生指出： 
　　“余秋雨太在乎自己的社会形象，他高贵的文化人心态不能不成为他传播文化时的一丝心里障碍，同时也疏远了他与作者之间的距离。”（张伯存《余秋雨董桥合论》，《当代文坛》1998年第2期。）张伯存先生说余秋雨“太在乎自己的社会形象”，这种说法是真实的，但他进一步的分析则显得遮遮掩掩，似乎存在着“为尊者讳”的心态。 
　　 
　　从逻辑上说，因“高贵”而“疏远”的说法是不成立的：高贵的形象并不是通过对自身的遮掩来确立的。尤其在文学领域，伟大的作家们往往都具备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真诚”——真诚地向作者袒露自己的心灵，包括自己心灵中的善和恶。俄罗斯大文豪们，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无不是将自己的罪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对自身恶行的暴露中，完成对自我的深刻反思和批判，从而走向灵魂净化和舒生之路。让读者认识到自己不是圣人、不是完美的人、不是他们想象中的人，这不仅不会损害他们的高贵，反倒成就了他们的高贵。所以，我认为，在余秋雨的作品中，自我灵魂的缺席，并非简单的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社会形象，而还存在着更加深刻的原因。就连郁达夫也勇敢地袒露自己被欲望所淹没的风月生涯，那么余秋雨究竟要掩饰什么呢？难道他还存在着比这更难以直面的往事吗？ 
　　 
　　同样是历史的拷问者，与余秋雨相比，鲁迅先生不仅把手术刀对准别人，也对准自己——更多地对准自己。鲁迅在一篇谈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中说： 
　　“（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自己作品中的人物们，有时也委实太置之于万难忍受的，没有活路的，不堪设想的境地，使他们什么事都做不出来。用了精神的苦行刑，送他们到那犯罪，痴呆，酗酒。发狂，自杀的路上去。有时候，竟至于似乎无目的，只是为了手造的牺牲者的苦恼，而使他受苦，在骇人的卑污状态上，表现出人们的心来。这确是一个‘残酷的天才’，人的灵魂的伟大的拷问者。”鲁迅先生自己也是这样开始与走完艰难的文学道路的。他论事论人固然是苛刻的，但对自己更加苛刻。鲁迅在思考中国的苦难时，把自己放置到苦难之中。奥古斯丁说，没有过去、现在和未来这样的区分，只有过去的现在、现在的现在和未来的现在之分。过去和未来是现在意识对时间的折叠。因此，鲁迅深深地扎根于现在之中，正视自己内心恶的“基因”或者“诱因”，并抑制它在“现在”发作。他一生最大的敌人不是外部的小人们，而是内在于他的那条“大毒蛇”。他一生都在进行着深刻的抵抗，即“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对罪恶的抵抗。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鲁迅们，都在一点一滴地挤出自己骨髓里的毒素，向着健康的人性一步一步地迈进。 
　　 
　　为什么标榜“拷问历史”的余秋雨先生拒绝这样做呢？ 
　　 
　　为什么余秋雨会让自己的历史和自己的灵魂缺席呢？ 
　　 
　　这是一个偶然的原因吗？ 
　　 
    “文革余孽”
 
　　近年来，许多“文革余孽”又开始重新登台亮相。 
　　 
　　沉寂了20年，他们依然还是不甘于寂寞，还是有那么多想说的话——假如他们要为当年的恶行忏悔，我举双手欢迎；然而，这群饱经沧桑的家伙们，不仅没有丝毫的忏悔之意，反而百般为自己辩解、开脱并不惜篡改历史真相，企图蒙骗后生小子。这批文革余孽当中，有原来中央文革的核心成员戚本禹、王力等人，他们如同蛟龙重现江湖，大谈自己当年如何如何与领袖亲近，自己又为人民做了多少好事云云；也有江青钦点的作家浩然，他再次宣称《金光大道》是最了不起的作品，是最真实地反映那个时代的作品，而他本人是对文革中的表现是“问心无愧”的；也有“梁效”成员周一良教授，他口口声声地说“毕竟是书生”，自己是受骗上当的，虽然写了些批判文章，却谈不上干过什么坏事……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我不是说要剥夺他们说话的权利，但我认为必须对他们歪曲历史、掩饰罪恶、开脱自我的无耻行为保持十分的警惕并进行坚决的揭露。 
　　 
　　比这些人更聪明的另一个人，是在文革中也有过精彩表演的余秋雨先生。他干脆就“雄赳赳气昂昂”地向世纪之交跨过去，把过去的一切全都抛到脑后，管他是对还是错。他的这一策略，使他与文革之间的联系越来越淡漠，最后仿佛真的跟文革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我曾经与许多跟我同龄的、或者比我更年轻的朋友交流，他们丝毫不知道余秋雨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听了我的介绍后如同听天方夜谭，惊讶得半天合不拢嘴。可见，余秋雨的这一策略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遗忘是人类保护自我的一种心理机制。这本来无可厚非。但是，“拒绝遗忘”是更高层次的精神要求。余秋雨先生在《三十年的重量》一文中，对自己中学时代的一篇获奖作文念念不忘，这是人之常情。然而，让我疑惑的是，为什么他能够记得中学时代的作品，而完全忘记了青年时代所写的一系列御用的大批判文章呢？ 
　　 
　　当年，余秋雨所效力的《学习与批判》杂志，由张春桥、姚文元所控制的“上海写作组”直接管理。这个写作组威震南方，与北京的“北京大学大批判组”和“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三足鼎立，一时间，呼风唤雨，指鹿为马，无所不为。上海的御用写作班子以“石一歌”为笔名发表大批判文章，所谓“石一歌”者，意思是11个人。（当然，由于前前后后人事方面的变动，“石一歌”的人数并非严格意义上的11个人。）这个笔名与北京的“梁效”有异曲同工之妙。（“梁效”者，“两校”也，即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余秋雨少年文章，名动公卿，当然也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于是，两个巴掌一拍即合，他成为“石一歌”中最年轻的、“立场坚定”、“有一定理论水平、斗争经验、分析能力和写作技巧的、有培养前途的革命青年”。据若干余秋雨当年的同事透露说，他在写作组中的态度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因为他的出色表现和突出成绩，他深受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青睐。如果不是毛泽东的去世和文革的结束，余秋雨也许会走上一条类似于姚文元的飞黄腾达之路——他写作大批判文章的才华并不比姚文元低，假如被领袖看上，定然青云直上九千尺。 
　　 
　　我重提这段往事，并不是故意与余秋雨先生过不去，或者抖出他人的隐私来给今天的人们好看。当年参与文革写作组，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我想，作为一个入世不深的青年知识分子，多多少少都是可以原谅的——在那个既“封建”又“法西斯”的时代，人的选择很多都是身不由己的。在“生存”还是“毁灭”的两难之间，绝大多数人都会不由自主地选择“生存”——即使是屈辱的、违心的、苟且的生存。设身处地地替那个时代的人们想想，确实是“选择之难，难于上青天”。假如让我生活在那个时代，当专政机器用装满子弹的枪口对准我的脑袋，*我写文章的时候，我会不会写呢？坦率的说，我很可能、而且有极大的可能会写。所以，我认为，过分地在道德上对逆境中的人的选择苛求，本身就是不道德的。然而，当事情过去以后，自己应当怎样面对自己的历史呢？是忏悔、是反思，还是遮掩、伪饰？我认为，对过去的事情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比事情本身更加重要。 
　　 
　　令我遗憾的是，余秋雨先生断然选择了遮掩和伪饰。他在《千年庭院》一文中，似乎不经意地写道：“于是终于有一批学生脱颖而出，冲破文明的制约，挖掘出自己心底某种已经留存不多的顽童泼劲，快速培植、张扬，装扮成金刚怒目。 

　　硬说他们是具有政治含义的‘造反派’其实是很过分的。昨天还和我们坐在一个课堂里，知道什么上层政治斗争呢？无非是念叨几句报纸上的社论，再加上一点道听途说的政治传闻罢了，乍一看吆五喝六，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任何政治上的主动性。”这种表面的不经意，实际上是经过了周密的酝酿、思索和策划。这是明显地为红卫兵开脱，并进而混淆文革的本质，将文革归罪于上层少数人的政治斗争。所以，顺流而下，像他这样的参与者也不过是受骗上当罢了，无需承担如何罪责。于是，在谈到自己的时候，余秋雨则更加明目张胆了：“反过来，处于他们对立面的‘保守派’学生也未必有太多的政治意识，多数只是在一场突如其来的颠荡中不太愿意或不太习惯改变自己原先的生命状态而已。我当时也忝列‘保守派’行列，回想起来，一方面是对‘造反派’同学的种种强硬行动看着不顾眼，一方面又暗暗觉得自己太窝囊，优柔寡断，赶不上潮流。” 
　　 
　　这段文字让我无比震惊。这就是那个在《霜冷长河》中高谈阔论关于善良、关于友情、关于名誉的余秋雨吗？红卫兵真像他所说的那样无辜吗？真的仅仅是“顽童”吗？我在老鬼的《血色黄昏》、《血与铁》中读到过许多血腥的场面，全是红卫兵的杰作。如果说那是小说，当不得真，那么我们来看看真实的史料吧： 

　　研究文革的学者王友琴女士曾经写过一系列关于文革中学生打老师的文章，列举了无数残酷的事实——在中小学里，有往老师的额头上钉图钉的，有让老师吃粪便、煤球的，有一把一把地拔老师的头发的，还有将老师打死后扔进开水锅里去煮的……我相信，对于这一切，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余秋雨先生应当比我知道得清楚。但他为什么要拼命掩饰呢？他为红卫兵辩护，归根结底还是想为自己开脱。他竭力将自己打扮成一个无辜的“保守派”，然后心安理得地面对“新时代”。 

　　但是，有时导致的结果是越遮盖越张扬，污点往往越描越黑。尾巴在他没有意识到的时候露了出来。对此，张育杭先生疑惑不解地追问说：“按照并不复杂的经验提示和逻辑思路，早在文革初期就已经对‘造反’之类‘心灰意懒’，‘赶不上潮流’的余先生，何以到了文革后期竟然突变为‘笔锋犀利’且十分活跃的‘大批判’写作者和‘潮流’中人呢？”（张育杭《灵魂拷问链条的一个重要缺环》，《四川文学》1999年第10期。） 
　　 
　　巧言令色的余秋雨先生如何回答呢？ 
　　 
　　我与张育杭先生一样，都在翘首以盼。 

    原文发表于2000年10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