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为何饱受争议

余秋雨凭《文化苦旅》一举成名之后，赢得过掌声与鲜花，近年来引来的更多是质疑和批判。“余秋雨现象”带给人们深思：这些纷纷攘攘的文坛事件意味着什么——
■何贤桂
在《问教余秋雨》一书中，吴拯修以独特的视角重新审视了余秋雨其人与其文。书中对余秋雨作品中的文史差错作了指正，同时尖锐质疑余秋雨的“文化人格”。作者认为，余秋雨的自吹、撒谎和善变，源于他的胆小和自欺心理，有违文人真诚和风骨，由余秋雨引发的“余秋雨现象”关系到中国文坛的真诚与正义问题。
近20年来，文化界关于余秋雨的话题此起彼伏，层出不穷，有上百个文化人对余秋雨及其作品提出了各种善意的批评，最近吴拯修的《问教余秋雨》可谓是余秋雨问题的集大成者。书中吴拯修的语言有时不免有过于尖刻之嫌，但他的观点大多是考证事实之后得出的，我们不妨将他的观点看作一家之言。
余秋雨怎么了
余秋雨无疑是近20年来中国文化界颇受争议的文化人之一。有人说，读余秋雨散文是一种时髦，骂余秋雨也是一种时髦。我们不禁要问：余秋雨怎么了？
20世纪90时代初，余秋雨挟一本《文化苦旅》进入文坛，掀起一股“文化大散文”的热潮，而余秋雨也成为名噪一时的散文家。但在20世纪末，余秋雨成了人们批评的对象，报纸、杂志、网络等媒体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批评声音，其中有关余秋雨的批评作品集就有萧朴的《感觉余秋雨》、愚士的《余秋雨现象批评》、《“审判”余秋雨》等20余种，还出现了咬余专业户——“古余萧沙”，可以说批评余秋雨及其作品的人有成百上千之多。
当下，批评余秋雨的队伍还在不断壮大，连一位理科出身的退休局长吴拯修也挟着《问教余秋雨》一书杀入文坛，并试图以大量的史料揭示余秋雨的“真面目”。吴拯修原来并不是文化圈的人，他早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数学系，做过工人、工程师，还担任过企业厂长、局长等职位，2004年退休后，开始步入文坛，专业“问教余秋雨”，这无疑成为当下文坛的一个特殊风景。
在《问教余秋雨》一书中，吴拯修以独特的视角审视了余秋雨。全书分为“伪者无疆”和“‘苦’旅一生”上下两篇，吴拯修在书中对余秋雨的“文史差错”作出指正，同时也质疑了余秋雨的“文化人格”。在吴拯修看来，余秋雨是一个非常善于表演的人，如同一个演员。
书中先是回顾了余秋雨的生涯：成名之后，从书斋走向舞台，担任文化顾问，做“青年歌手大奖赛”评委，做嘉宾发表演说，走南闯北为中国文化呼号。在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后，余秋雨含泪劝告灾民，还为灾区的慈善事业奔波。可余秋雨所做的这一切努力，很快遭到了人们的质疑。吴拯修认为，余秋雨出场表演的“节目”中，有虚假的成分，比如余秋雨在点评青年歌手文化素质时，出现了多种“口误”，余秋雨担任文化顾问或做文化嘉宾的时候，开口闭口地说“中国文化”，有故弄玄虚的感觉。
闹得沸沸扬扬的余秋雨“诈捐”事件，又一次将余秋雨推向风口浪尖。吴拯修在《什么叫“已经”》一文中这样质疑道：“捐款应该有证据，小学应该有照片，即使还没有开始建，图纸总应该有吧。”在人们的一片质疑声中，余秋雨的私人秘书和他的“九久读书人公司”出面澄清：余秋雨捐的不是钱，而是向3所学校提供价值20万元的图书。这总算勉强挽回了他的脸面。
吴拯修还注意到，与余秋雨有关的还有“首富门”、“故居门”、“私通美女”、“关闭博客”等事件，人们对余秋雨的称呼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最初，人们亲切地称他为“余老师”、“余校长”，可后来人们逐渐称他为“余大湿”、“余含泪”、“含泪大师”，即使有人称他为“大师”，多半也带有嘲讽之意。
余秋雨怎么了？难道是20世纪90年代的商品经济大潮冲昏了他的脑袋，使他被眼前的经济利益遮住了双眼？情况远非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
余秋雨的软肋
吴拯修认为，余秋雨的一生是说谎的一生，他是一个是用谎言包装起来的大师。余秋雨的谎言散布在他的作品、演讲、点评等各个方面。“稍微有点文史常识的人，估计都能辨别他华丽的谎言”，吴拯修在书中说道，比如余秋雨认定自己的先祖是清人余珍，还将导演谢晋归为晋人谢安谢玄之后，“这种牵强附会的表达，多少会让人贻笑大方”。
在吴拯修看来，“自我美化，洗刷自己和妖魔别人，是《借我一生》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2004年，余秋雨将回忆录《借我一生》作为封笔之作。吴拯修在书中指出余秋雨的回忆录在撒谎，他认为“余秋雨的记忆是带漏斗的记忆”，“余氏的《借我一生》，是一本‘谎’话连篇的秋雨传奇”。
吴拯修在书中详尽地解剖了余秋雨回忆文学中的人生。在余秋雨的一生中，恐怕无法绕开他在“石一歌”写作组的经历。关于这个问题，吴拯修认为余秋雨一直在美化自己，刻意回避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为此，吴拯修在书中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论证余秋雨的谎言，余秋雨不但参加了“石一歌”写作组，还参与该写作组的各种活动，最著名的当属他参与写作《鲁迅传》之事。吴拯修还找到了余秋雨当年使用过的借书证，证件上赫然写着“《鲁迅传》编写组”，而他自然是“石一歌”写作组的成员。
当年的“石一歌”写作组成员高义龙回忆说：“其实当时余秋雨进入‘石一歌’的时候，是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从年龄上看，是我们的小阿弟。在他呆的一年多时间里，参与了《鲁迅小说选》、《鲁迅杂文选》、《鲁迅诗歌散文选》、《鲁迅书信选》的编选工作。他的工作不重要。”然而，余秋雨却在书中否认自己的这段经历，大肆渲染自己的清白无辜，这不得不让人怀疑起他的“文化人格”。
吴拯修还在书中指出，余秋雨装扮成历史的见证人，不仅将自己打扮成“文革”的受害者，还将自己标榜为“反左”的勇士。这种不诚实尽管可以赢得一时的掌声和鲜花，将骂声变为掌声，但这样的日子并不会长久，终将会迎来更多的质疑声和批评声，会引出更多人的“问教余秋雨”，问谎到底。
创作与批评都需要底线
现在打开百度百科，可以看到这样的介绍：《文化苦旅》是余秋雨先生的代表作，书主要是以余秋雨先生在全国各地的文化之地的游览过程为线索，思想非常深刻，语言也极有震撼力……整本书向读者展示了余秋雨先生渊博的文学和史学功底，该书也为当代散文领域提供了崭新的范例。尽管有人指出，《文化苦旅》只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它作为余秋雨的真正成名之作，获得了太多的溢美之词，但我们不能否认，余秋雨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至少他有才气，创造了一种“文化大散文”，他的文字充满灵气，影响了很多人。
正是因为余秋雨风靡一时的巨大影响，其后的“余秋雨现象”才更引人深思！《十作家批判书》一书中朱大可的观点颇有代表性，他这样批判余秋雨：余秋雨的散文充其量是一种都市里的“文化口红”，暂时麻醉读者的心灵，但不能深入剖析人生，缺乏正视社会丑陋的勇气。
吴拯修在书中说，余秋雨给人们制造了“文化幻觉”，跟读者开了历史玩笑，靠着离谱的谎言装扮自己，误导了青年读者。20世纪30年代，鲁迅曾将中国文学划分为“帮忙文学”和“帮闲文学”。余秋雨在“石一歌”写作组中的所作所为是一种“帮忙”，而此后的创作则可以看作是一种“帮闲”，余秋雨帮的是“文革”恶势力的忙，帮的是商业社会的闲。
现在看来，由余秋雨引发的“余秋雨现象”已有不小的影响，它已经关系到中国文坛的真诚与正义问题。文如其人，做人贵在真诚，文艺创作亦如此，特别是在写作回忆性文学作品时，更需要真诚。余秋雨经常怀疑批评他的读者别有用心。吴拯修说：“他的文字和演讲的虚假撞痛了我的神经……这世上假货已经够多，沉默就是纵容。”在吴拯修看来，纵容余秋雨这样说谎，也就是纵容整个中国文坛，这样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但话说回来，批评余秋雨的读者同样需要真诚。近20年来，整个批评界对余秋雨的质疑和批评主要集中在文本和人格两方面，而人格批评又占了大部分比重。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些读者在批评余秋雨时有过激言辞，不仅给余秋雨扣帽子，比如动不动就说余秋雨是“余孽”、“蛀虫”、“杀手”等等，甚至出现过谩骂和人身攻击现象。这都是一种畸形的批评心理，违背批评的原则，缺乏批评者所必需的正义和良知。
其实，每一个时代都需要像牛虻一样的批评者，批评作为一项严肃的工作，首先要面对的是批评什么和如何批评的问题，然后需要以事实为依据，以独立精神和理性对待对方，不谩骂，不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说到底，这是批评者的底线，也是当下文学思想界应当直面的大问题。
（《问教余秋雨》，吴拯修著，金城出版社2010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