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不能承受房价之重 中国中产阶层“被消失”

“被消失”的中产

仿佛一夜之间，中国大城市的中产们有了深重的危机感。有学者指出，中国的中产阶层正在“被”分化中走向消失。日本作家大前研一在《M型社会:中产阶层消失的危机与商机》中阐述的穷者愈穷、富者愈富、80%的中产阶层向下流动的社会现象，在中国似乎有克隆的危险。

从物质上，“一座房子消灭一个中产”在2009年高涨的房价中可能成了现实。在北京，有机构统计表明，仅11月份的拟开盘项目均价，环比涨幅就达到了16.7%。高额的房贷不仅影响了中产们的幸福指数，还进一步抑制了消费。更严重的是，由于这种物质上的紧缚，原本属于中产阶层的理性、稳定、闲适和精神上的富足，也变成了紧张、惶恐、惴惴不安。社会的稳压器，瞬间变成了加压阀。

“理性”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特征。在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诸生活中，中产阶层的理性常常通过他们对社会的责任感表现出来。一个失去中产或者中产正在消亡的社会，无论从何种意义上都潜伏着巨大的理性危机。

也许正是着意于此，中央政府在2009年年末开始调控房价。新“国11条”的推出和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调整，也许会缓解中产的压力。但中国中产阶层的“被消失”，并非单一房价造成，而是多年来单一追求经济增速的增长模式销蚀了中产阶层的生存土壤。要改变这种现状，除了房价之外，重构中产正常向下向上的流动机制，恐怕才是长远解决之道。

不再中产

如果大城市的房价继续保持过去几年的上涨速度，则未来5~8年后，大城市的中产阶层将被彻底剥离出主力购房人群

本刊记者/孙春艳

2009年12月初的一天，34岁的林浩杰终于绷不住，在刚拿到钥匙的新房中放声大哭。

林浩杰并不是个脆弱的男人。1998年于中国人民大学市场营销学专业毕业之后，林浩杰已经在北京一家知名外资企业打拼十年。林现在的身份是北京中关村一家科技软件公司的高级销售经理，月收入在1.2万元左右。在买房之前，林浩杰几乎是北京这个国际化大城市中人人羡慕的典型白领，或曰标准“中产”，他的人生，也可以用“小资”一词来概括和代表。

但是，一套房子改变了林浩杰的人生。

自从2008年底银行批准贷款以后，每月近万元的月供，开始让林浩杰透不过气来。同居多年准备结婚的女友雨菲，最近也因为厌烦了与林浩杰的争吵而搬离。更糟糕的是，为林浩杰买房拿出了20万积蓄的父亲，最近因肝硬化在北京住院。每日往返于医院与单位之间，林浩杰主管的部门销售业绩开始下降。上司找到林浩杰，要求在年底之前必须完成销售任务。

“房子不是万能的，没有房子是万万不能的。”为了在这个拥有15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中买套房子，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林浩杰已经记不清自己付出了多少艰辛。但当真正拥有自己的房子之后，林浩杰发现，噩梦才刚刚开始。

不能承受的房价之重

林浩杰的生活品质和心理状况，以2008年12月买房前后为分水岭。其间差距，可以用“冰火两重天”来形容。

2005年前后，作为销售主力的林浩杰业务做得很顺利，从2000年的月收入4000多元逐渐涨到了目前月收入1万2千元左右。不过，因为喜欢旅游和时尚消费，加上没有固定的女友，林浩杰当时没有把买房列入自己的计划，当时的想法是“等钱攒得再多些吧”。其时，北京在经历了2000年至2004年房价低速上涨之后，2005年北京房价上涨近20%。

林浩杰对此浑然不觉。他是一个喜欢自由的人。手中攒了一点小钱，2006年，林浩杰用16.98万买了一辆马自达M3。林浩杰租住的房子也离单位不远，坐公交车到中关村的单位只有几站地的距离。因为交通拥堵，林浩杰也不经常开车。他买车的主要用途，是周末和朋友们一起到郊区游玩之时，享受打开天窗在风景宜人的马路上奔驰的感觉。

林浩杰与女朋友雨菲在2006年底正式确立了婚恋关系。雨菲是中关村一家教育类杂志的编辑，每月收入3500元左右。从此林浩杰的生活变得丰富起来，每周一次的大餐必不可少，购物也开始变得频繁。每至周末，扫荡西单和国贸区的商城并购买打折名品，成为二人的欢乐来源之一。旅游则每年一次，2006年春节去海南三亚，2007年春天去云南大理，林浩杰与女友过着杂志上刊载的标准“小资”生活。

2007年，林浩杰开始与女友谈婚论嫁，此时买房已经成为必须。林浩杰对房子有一个基本的要求，面积不要太小，以供将来老人和孩子共居一室。林浩杰的存款在这时已经有30万元左右。两个年轻人开始了买房大计——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突击看房，几乎每个周末的清晨，林浩杰与女友都不知疲倦地加入到看房大军中。

连看数月的结果，林浩杰发现，在飙升的房价面前，除了郊区的房子，30万元的存款根本交不起100平米左右房子的首付。

林浩杰很泄气。大学毕业七八载，手中握有30万人民币，居然不够交房子的首付？此时，朋友同学聚餐和同事聊天，话题已经大部分都在讨论房子。当房奴的诉说房奴之苦，没有买房的则更加焦虑，言语中充满了害怕被这个城市边缘化的恐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表明:2007年，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比2006年上涨7.6%。但每日看房的林浩杰感觉，在北京，这个数字可能有20%之多。北京四环以内的房子每平米已经涨至近2万，郊区的房子也近乎7000元/平方米。2007年12月一个月，林浩杰看的北三环附近的一个楼盘，价格从1.5万/平方米升至1.8万/平方米。

林浩杰发现，攒钱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他决定再等一等。但那年年底发生的两件事，让林浩杰已经不能停下买房的脚步。

一是为了迎接奥运会的召开，2008年初北京加大了对治安以及出租房屋的治理力度。林浩杰租住在奥林匹克公园附近的一个旧小区里。有几次已经午夜时分，该片区的派出所民警敲门查暂住证和身份证。林浩杰深深体会到，“租房的日子缺乏安全感，在大城市中有二等公民的感觉。”

二是准岳母的压力。对要不要买房，林浩杰还在犹豫之际，准岳母打来电话频催。“没有房子就等于没有家”的岳母式催促，让林浩杰的爱情与房子绑在一起，难分彼此。

林浩杰的遭遇并不个别。2009年9月，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顾云昌在成都“中国地产金融年会2009区域巡回峰会”上表示，房价上涨的一部分是因为“丈母娘需求”——小两口要结婚，丈母娘要求女婿买房，这是“特刚需求”(特别刚性的需求)。

痛定思痛，2008年底，林浩杰咬牙贷款买房。在横扫了地铁5号线周边的楼盘后，他最后在北辰绿色家园选了一套120平方米的房子，1.8万/平方米，总价值近220万。当时房价正处于2008年的低点，林浩杰知道自己不能再等了。

为了交首付和装修，他不得不向远在沈阳的父亲求助。退休前承包了当地村医院的父亲，拿出了自己的养老钱20万元。

中国人民大学市场营销专业毕业，一向独立自主的林浩杰，一不小心成了“啃老族”。据2009年新浪网一次大型的网络调查显示，北京超过50%的购买者用了父母的钱买房，或者支付首付。

随愧疚一起席卷而来的，是巨大的还款压力。

175万元的贷款，贷款期限25年，每月还贷9392.45元，相当于林浩杰每月收入的80%。这也意味着，如果林浩杰工作一旦出现差错，就可能面临“断供”的危险。林浩杰也终于理解了单位里那些早自己一步成为“房奴”的同事，平时工作中为何谨小慎微。因为买了房子惧怕失业，林浩杰一夜之间改变了自己我行我素的做派。

但怕什么，来什么。林浩杰所在公司的几款产品，在2008年年底之后，遭遇了同行类似产品的价格倾轧，部门销售业绩一路下滑。这直接影响到了林浩杰的收入。不仅如此，年关临近，林浩杰今年的销售计划还有大半没有完成，林浩杰每天如坐针毡。

虽然2009年8月拿到了新房钥匙，并在12月初住进了自己心仪的宽敞大房子里，林浩杰却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每天晚上，林浩杰都会梦到销售数字的变化，而早晨起来，害怕面对的一天又重新来临。而11月父亲的住院，则让林浩杰辗转难眠。不能开车的时候，林浩杰在地铁里因为愣神，经常坐过站。

像林浩杰这样承受巨大压力的买房族，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数量巨大。2009年12月，《中国新闻周刊》邀请专业民意调研机构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进行了《中产阶层生活状况调查》，在北京、上海、广州、沈阳、武汉、青岛、杭州、成都、西安、兰州十个城市，采用系统抽样方法，对1658名个人月收入在各地处于中等水平以上的常住居民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在贷款买房的人群中，有61.6%的人，每月房贷支出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超过了合理值30%。其中，房贷支出占家庭收入比重在五成及以上的人占了20.5%。其中43.8%的人表示，“压力较大，有时担心会‘断供’”。

压力增大的同时，生活开始捉襟见肘。为了省钱，林浩杰已经很久没有开过自己的那辆马自达M3了。新的小区停车费每月需要350元，林浩杰已经决定将“爱车”卖掉。从2009年6月以来，雨菲也承担了每月1000元的房款，雨菲已经半年没有添置新装。每周的大餐和每年一度的旅游如今皆已取消。两个人每月的生活费，则压缩至1000多元。

生活方式的突然变化令林浩杰和女友措手不及，吵架频率开始上升。12月中旬的一天晚上，住进新房才十多天的雨菲正式提出搬到女朋友那里一段时间“透透气”。林浩杰奔波在医院与单位之间，无暇顾及。最近，上司已经分别找今年销售任务尚未完成的部门主管谈话，这其中也包括林浩杰。

一般而言，国际通行的居民住房开支，应占家庭收入的20%～30%左右，房价收入比(一套家庭平均居住面积的住房价格与一个家庭的年平均收入之比)则在3～6之间。当房价收入比高于10时，居民收入水平不足以负担高水平的房价。但据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的房价收入比平均为15倍，北京为23倍。

2009年11月底，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根据研究得出结论说，未来5～8年，中国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将翻一番。不难判断，届时大城市的中产阶级，其房价收入比将被更加放大。而中产阶级，将被彻底剥离出主力购房人群。

不是每个人都能当上“房奴”

与林浩杰同样为房贷苦闷的，还有胡君。从2009年11月初刚买房子开始，胡君就陷入了从未有过的财务危机。

今年30岁的胡君，在一家知名证券公司的北京分公司做数据分析工作，月收入在1.7万元左右。妻子则在某国有银行营业部上班，每月收入在5000元左右。结婚两年多来，夫妇二人奔波在北京大大小小的楼盘中，甚至连通州的新盘也看过了，但越看房价越涨，迟疑间，时间到了2009年6月。

2009年6月起，北京的房价开始突然上涨。从2009年6月至11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的房屋销售价格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累计达到了25.3%。而北京的房屋销售价格上涨则远高于此。为了能上班方便专注城市五环内二手房的胡君夫妇，几次都与购房失之交臂。

在胡君工作的西三环附近的证券公司一楼大堂，胡君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7月份的时候，他在北京西三环的紫竹院附近看中了一套70多平方米的两居室，房主却要求在原有150万房款的基础上再加10万。正犹豫间，房子被人买走。

“越看房心里越慌，希望赶紧买到房结束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胡君面色疲倦。而在11月份市场传出二手房营业税等购房优惠政策将陆续取消的消息之后，胡君决定“赶快买房。”11月初，胡君终于买下了位于东城区和平里东街的和平新城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房价共计200万元。由于是二手房，评估后只能从银行贷到120万左右。胡君夫妻积攒的首付加上胡君父母的积蓄，只能凑够60万。无奈之下，胡君从4个朋友那里每人借了5万，付清了首付80万。

100万元的贷款，按揭年数20年，月均还款7233.71元。再加上胡君向借钱朋友的承诺，20个月陆续还清20万元。胡君月工资1.7万元，全部用于还贷还不够。日常的交通、生活开支等全部靠妻子的5000元工资支撑。为了节省开支，妻子规定每个人每月的零花钱为500元。

“20个月将近两年的时间，要做到接近‘零消费’，不知自己如何能熬过去。”胡君有些恐惧，“原来还自诩自己是‘中产’，现在彻底被一套房子消灭了！”

此前，胡君的生活本来与林浩杰一样潇洒，每个月的月收入一半以上用于消费。

买房后，2010年元旦和春节即将临近，胡君夫妇开始为回不回双方父母的老家哈尔滨过年而争执。胡君认为，现在手头拮据，回去需要花一笔钱今年就不回去过年了。但作为家里独女的妻子，还想回家跟父母团圆。胡君反对说:“至少要花三四千元，今后好几个月的生活费没有了。”

同事看到胡君最近苦闷的样子，纷纷劝解他。“只要买了房，苦也是乐。不是每个人都有当‘房奴’的资格的。如果能买房，我宁愿承受你现在的痛苦。”没有买房的同事正色告诫。

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前10月，北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316元，同比增长8.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但与此相比，北京今年以来涨幅超过50%的楼盘则比比皆是。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常务理事李开发说，一套房子消灭一个中产家庭是确实的。这种现象如果长期持续下去，一个年轻人稍微优秀一点，就被一套房子套走了一生的消费能力。

“漂流者”中产

中国的中产阶层向上流动困难，大部分向下沉沦为中下产，中产的后备军成长堪忧，难以补充这个阶层，中产阶层壮大之路越走越艰难

本刊记者/庞清辉

日本趋势大师大前研一在《M型社会:中产阶级消失的危机与商机》中提到:日本代表社会富裕与安定的中产阶级，正在快速消失，约有八成人都在向下流动，M型社会即将成型。这本书的中文版主编、中信出版社的蒋蕾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中国的情况可能要更为复杂，中国的中产阶层似乎还没发展壮大，就有要崩裂的趋势。”

旅美学者薛涌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中产阶层上升之路被堵死，社会阶层的流动已经停滞，这是一个化石化的过程，社会的生机会随着中产的消灭而消灭。”

焦虑的中上产

建外SOHO，星巴克。

“别跟我谈中产，中国没有中产。”李想一坐下来就对记者说。

李想，1997年清华计算机系毕业，在IBM混到中层，2003年去美国读MBA，2007年回国创业，现在经营一个SP公司，也就是手机内容提供商。李想在东四环边上有一个上下两层大概200多平米的房子，是出国前给父母买的，现在自己住一层，父母住一层。

在美国的几年生活后，李想一回国，他就和欧美同学会的朋友们筹办了一个基金，支援贫困山区的孩子上学。有房有车有公司，有坚定的价值观，又有社会责任感，李想是个典型的“中国中产”。

“中产？我快破产了！”年初的风险投资没到账，李想正准备搬出建外SOHO，找个便宜点儿的办公楼。在李想看来，中国即使有中产也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且他们四面楚歌，上面有“天花板”，只能往下行，不能往上走。

2007年，李想和另外一个合伙人江涛由于看好中国未来的3G事业，毅然决然离开美国，回到北京。

生平第一次当老板的李想自嘲很抠门，对公司的每一笔开支，他会用自己最擅长的统计数学仔细算计，必需的设备一定是从国外进口的，其他的设备，有的是二手的，有的是国产的。李想精打细算、勤俭创业的风格给投资者流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最开始200万美金的风险投资顺利到账。“即使是这么精打细算，最开始每个月还是要烧100万人民币。”

公司刚成立的时候，每天中午李想都和员工在一起吃15块钱的快餐，周末和研发部的同事一起加班。“和在美国十分富足的小日子比起来，仿佛时光倒流，自己又回到了学生时代。”

李想最大的愿望就是，“等公司养大了，把公司连同自己一起卖掉。”但是实在没想到中国的3G产业走的道路是如此波折，“到处是壁垒，人家吃肉，我们连汤有时候都喝不到一口。”

第二笔风险投资融资失败了。为了让公司生存下去，李想只得裁员，被裁掉的员工一纸诉状把公司告到了法庭。现在的李想，每天早上一睁开眼就像陀螺一样转个不停，处理官司，寻找投资。“颈椎痛得要命，每次出差坐飞机都要带着自己特制的枕头，要么晚上睡不着觉。”对李想来说，如果创业失败，对他的打击将是致命的。

上个月，李想去韩国和三星手机公司的负责人商谈在三星的裸机里面安装他们通过测试的手机游戏。在韩国的一个月，让李想感受最深的是:韩国的私营企业占有韩国实业资本中超过四分之三的资本，也就是说政府企业只占四分之一的资本，而在中国，这个比例正好相反。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对记者说:“能创造大量社会财富、吸纳就业的中小民营企业，是中产阶层的制度性依托，应该是经济发展的主体。”但在中国，像李想一样的年轻人创业，则面临种种制度、金融、创新支持上的壁垒，包括但不限于灰色的规则训练，以及其他种种看不见、但能够感受得到的困难。

对李想来说，如果创业失败，对他的打击将是致命的。有时候觉得自己撑不下去了，李想就会后悔自己选择了创业。当时创办公司的时候，李想一狠心把北辰那套180平米的房子卖掉了，到现在公司成立快3年了，所有盈利全部未分配，因为成立时股东会曾约定，5年之内不分红。

其实公司一直在烧钱，要像养猪一样养着。而当年卖掉的那套房子，已经涨了1.5倍，从每平方米一万三涨到了快三万，如果不卖这套房子去倒腾公司，现在比当时能多赚300万。可是卖掉房子，办了这个公司，辛辛苦苦3年一分钱没赚着，这是他爸妈最不理解的事。“中国的中小企业真艰难，早知道，还不如炒房了。”

夜色已晚，喝完最后一口咖啡，李想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如果创业失败，我将选择回美国做职业经理人，也许那个时候，我才会是中产。”

出逃的中产

杨新，《安徽商报》的新闻部副主任，曾经在北京的报纸杂志“混迹”六年。2007年，杨新带着从外企辞职的妻子回了合肥。

在北京的时候，夫妻俩月收入税后13000元，每月租房2000元，除了偶尔看看电影和聚会，几乎没有自费旅游等其他不必要的开销，每月能攒6000元左右。

和那些想“死磕”在北京的人一样，杨新忍受着不断疯涨的房价、令人生畏的医疗和养老，结婚六年还是在意外中迎来了他们的儿子牛牛。牛牛的到来，让杨新的生活更加纷乱和茫然。尤其他没想到的是，一个小毛孩竟然这么能糟蹋钱，而且糟蹋的全是他未来一平米一平米的房子。

“长安居，大不易”。巨大的生活成本和压力，让像杨新一样的中产们在北京切实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大不易”。而这部分中国中产阶层的流动形式，也从简单的“进城打工”-“定居城市”-“终老此生”，演变为“进城打工”-“寄居城市”-“落叶归根”。

回合肥之后，杨新夫妇很快找到了现在的工作。2009年3月份，杨新在报社附近买了个房子，房价不及北京的三分之一，“五分钟就到单位。”他很得意。在北京，他有几年要跨越半个北京城去上班。

杨新夫妇在合肥的家庭收入有一万多，看起来比在北京少，但是因为解决了买房的压力，消费多出不少。朋友聚餐、看电影，藏南旅游，通过淘宝购买高档品牌，开始出现在二人的消费行为中。

不久前，全球最大的战略咨询公司麦肯锡咨询公司发表了《麦肯锡-2009年度中国消费者调查报告》，报告显示:从现在到2015年，中国新增的富裕家庭将有3/4来自于二级城市与其他城市(从110万户增加到320万户)，而在一级城市只从50万户增加到70万户。也就是说，二线城市的中产们，将成为未来中国消费的主力军。

但是形容在二线城市的生活，杨新还是觉得“有点拧巴”。“主要也看工作性质，那些做营销的回来后，由于有人脉、有资源，会很抢手，可是做传媒在这里会觉得很不过瘾。”而杨新的妻子也由于当地没有外企，就选择了当地一个还算大的企业，但仍觉得“水土不服”。

“有时候会很失落，人的脚步也慢了很多，原来还想创业、创造生活，现在每天就是"撞钟"了。”杨新说，有时候在电视上看到有关于北京某个区的新闻，还是会莫名的兴奋，会和别人吹嘘一下“那个地方我住过好几年”。

但是，杨新很肯定自己不会再回去。“在北京，我是压抑地在挣扎，可是怎么都挣扎不上去，现在虽然苦闷，但是轻松也很难得。”杨新说，如果这篇稿子要他来写，他就写“中产的精神守卫”。

而就在2009年的11月份，上海《新闻晨报》调查得出结论，越来越多的上海白领在快节奏的工作与高压力的生活下，辞去工作，移居到其他城市生活。《中国新闻周刊》委托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做的调查也显示，有超过76.6%的被调查者是因为大城市“生活压力太大、成本高、节奏快”而产生离开的想法。

挣扎的中产后备军

2009年12月10日，离2010年研究生考试还有一个月，北大金融系刚刚本科毕业半年多的张晶，已经成为大城市的新“蚁族”。

张晶和早她一年毕业的男朋友杨雷住在海淀区的马连洼，那里是北京很多大学生“蚁族”聚居的主要地点。为了节省吃饭的开支，他们还会经常来北大的学生餐厅“蹭饭”吃，所谓蹭饭就是找一个有饭卡的在校生划卡，然后再付钱给他们。“菜的品种很多，很便宜，经常可以大快朵颐。”

公务员考试的失利和进银行系统的无望，让张晶只能选择考研。父母给她的要求是:什么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待在北京。没有考上公务员，张晶的父母很失望，他们在山西老家托人帮张晶介绍了一个大她四岁、在国企上班的男朋友。“他们觉得在国企上班，是"不是公务员的公务员"。”

但是张晶还是选择了和杨雷在一起。她和杨雷是在大二那年，在北大英语角认识的。去年杨雷从中国科技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而去年也正是大学生找工作最难的一年。

北京到处都是招聘会。杨雷每天六点多起床，简单吃些油条包子，跟同学一块出门。九点左右到会场，走走看看投简历，然后在招聘会场外买点鸡蛋饼、煎饼当午饭，晚上再回马连洼。连着参加了一个月的招聘会，“经常是一天一个北京一日游。”

杨雷一心想找软件研发方面的工作，至少投了600份简历，全都石沉大海。最后，一个刚刚建立的网站挑中了他，过程非常顺利:周三投简历，周四面试，周五体检，下个周一就去上班了。主要工作是为网站做后期的技术支持，工资3000元，三险一金，有可以忽略不计的年终奖。

在马连洼，他们和另外一对情侣合租一个60多平的小两居，每月房租800。屋内是现实版的“家徒四壁”，除了两部电脑之外，唯一能称得上电器的也许只有电热水器和电饭锅。张晶忙着考研，杨雷每天朝九晚九不停地工作，周末若是不要加班就经常蒙头大睡。

张晶告诉记者，她曾经因去菜场买二两韭菜而被人笑，拒绝卖给她。“吃是花费的大头，超高的基尼系数是我们贫穷的直接证据。”

张晶很详细地和记者介绍了他们的生活开支:每天晚上，他俩计划买水果的预算是3元钱；四分之一个西瓜，或者两个梨，或者半个柚子，然后再买两块钱的酸奶。杨雷手机费每月100，她每月50，化妆品都是屈臣氏买的。衣服方面，她只买打折货，ONLY之类的五折以上绝对不买；而杨雷偶尔买李宁，因为李宁折扣比较大，有时一件外套不到100块钱。去年的情人节，他们原来打算去欢乐谷，600块钱两个人，最后还是没舍得，只是吃了顿饭，看了场电影。

而杨雷也有自己的未来规划:工作两年-读研-出国继续学习-回国工作-开自己的公司。“真是一份宏大的、永远也实现不了的计划。”张晶每次都嘲笑他愿望的不切实际，但是很鼓励他这种挥之不去的激情，因为他们都不想被这座城市边缘化。

中国社科院社会研究所研究员李春玲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当下，尤其农村出来的孩子，房子要靠自己，未来要靠自己，他们起码要推迟10年才能成为中产。”

采访结束，张晶和杨雷奔向了北大学生食堂旁边的北大百年讲堂，那里正在上演白先勇的《青春版牡丹亭》。张晶笑着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我们物质上不中产，精神上总可以中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