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漫谈华语背景的创造力缺失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03:58:58
历经数千年岁月迁延和社会巨变的强烈冲击而一直保持未经任何中断的继承和延续，至今仍旧对本族群拥有强大影响力的华夏原生文化所突出体现的生生不息的旺盛生命力无疑堪称人类文明史上的惊人奇迹；但与此同时，这一于创建初期便诞生了无数至今仍旧享有崇高学术地位的思想大师并因之而在千多年的风霜岁月中以自己的智慧之光泽被四邻的文明体系所曾展现过的非凡创造力竟然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呈现日渐钝化和衰竭的运行轨迹却又使人们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难以释怀的困惑，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结果缘何反而变得更为渺小和稚拙呢？！
只要回顾一下号称五千年而实际有据可考的史实则只有三千多年的华夏原生文化的漫漫历程，然后再对因受西方文明的巨大影响而早已发生深刻变化的中国近当代文明的现状以及其与西方文明相处时的地位作一评估，我们就会发现，有关华夏原生文化的嫡系传承者或其他有厚重华语背景的族群之创造力早已开始日趋递减并最终严重缺失的基本结论并不是民族虚无主义式的主观臆断，而实乃是对这一正陷入困境的文明体系的真实情况所给予的客观评价。
华语背景的弱势显而易见
自从春秋战国以诸子百家的群星闪耀为特征的辉煌时代结束以来，中国历史就再也没有重现过思想流派纷呈、各路群英并起的昔日盛景；虽然其后也曾零星产生过一些学术泰斗，但其思想创见大都没有超越前人业已搭就的基本框架，而其对后世的影响也同样无法与孔孟老庄孙墨韩等震古烁今、驰名中西的思想巨擘相提并论。至于近当代的中国学者或其他具有华语背景的境外华裔学者，其之于人类文明进步的影响力而言，则更是处在毫无作为的尴尬境地。
且不说截止目前为止尚没有一个最能代表华夏文明传统的中国大陆的自产学者获取过象征最高学术成就的诺贝尔奖，即便如杨振宁、朱棣文等因受惠于西方文明熏陶而成长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少数精英，其学术成果也几乎都集中在并不反映传统民族精神的自然科学领域；至于曾为中国本土作家的高行健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突破性事例，鉴于其获奖更多是缘于政治因素的作用而非创作造诣的结果之论断已为各界普遍接受，因此，该奖并不具备任何实际意义。
虽然是否获得或获得多寡诺贝尔奖并不是鉴别一个国家或民族是否具有创造力的唯一衡量标准，但具有深厚华语背景并以该语种作为主要表达工具的学者始终未能开创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全新学术体系的不争事实则还是能从另一个侧面准确反映华语背景的创造力严重缺失的根本问题；环顾当今世界，尽管具有华语背景的人群占全球总人口的比例超过五分之一，但其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与此完全不成正比的事实却是显而易见的。且不论类似于将完全不搭界的行为学和经济学完美融合为一个全新学科的行为经济学的开创性建树在西人群体中屡见不鲜，单就西文媒体对国际舆论所一直葆有的巨大影响力和导向性而言，就足以令以华语为传播载体的从业人员汗颜和望尘莫及；拥有十多亿受众却从不曾展现或就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向或就开创性的学术探索等诸多凸显深邃睿智境界的重大问题发表最后得到切实验证或广泛认同的真知灼见的尴尬现实已然将基于华语媒体弱势表现的华语背景创造力的缺失现象演绎得淋漓尽致。
需要指出，华语媒体的弱势和华语背景的创造力缺失等现象并不仅仅存在于全面继承了华夏传统文明的中国大陆，一切经受过华语系统教育并因此具有深厚华夏文明背景的华裔学者——不论其生长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都没有能够在各国交流与竞争日趋紧密与激烈的全球化时代达到因在学术（尤其是人文学科）探索上有杰出创见而令全球广为推崇的高山仰止的巍峨高度。
“独尊儒术”是侵蚀创造力的元凶
由此便构成了如下一个颇具深远内蕴的疑问，璀璨文明的传承族群何以退化为思想创见的一片荒漠呢？或者换句话说，是什么破坏性因素的作用而使得曾经活力四射的华夏先祖未能将其与生俱来的非凡创造力遗传给后世子孙呢？这个问题看似庞杂浩繁，但如果能够有效剔除各种枝节现象的困扰而直接探究事物的内在本源，所将得出的极具穿透力的结论却是出人意料的简洁明确，其概括起来便是如下两方面内容：一是以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残暴行动为肇始而初次拉开的炎黄子孙即将走向蒙昧的预警讯号，二是自汉武帝以来的历代皇朝所共同信奉的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理念则彻底摧毁了华夏民族曾引以自豪的自由精神与学术勇气，并因之而促使其逐渐堕落为只有躯壳而丧失灵魂的木偶般族群。
为遏制被征服地域的民众对新王朝的反抗，对其从精神层面实施压制和奴役便成为秦始皇的首选之策；可以说，“焚书坑儒”所导致的后果并不仅仅是大量的典籍被焚毁和无数的饱学之士被坑杀，更为重要的是，整个族群的求知欲望从生命意义的源头遭到了沉重打击，其破坏性影响无疑极其深远。至于为巩固王朝统治而在两千多年时间里一直得到持续不间断实施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理念则更是对华夏民族的心灵和人性造成了万劫不复的永久损害，即便将各少数民族对汉民族的征服和倭寇对明王朝的侵扰以及整个中华民族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所蒙受的一切羞辱和苦难皆归因于此恐怕也不为过；可以认为，较之于“焚书坑儒”的专制暴政，“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理念对国民精神的戕害更是达到了不可估量的极致顶点。
不错，儒家学说于历朝历代在维系社会稳定和促进文明传播等各方面也确曾发挥过无与伦比的巨大作用，而兴起于二十世纪中国大陆以外地区的新儒学派甚至还将曾经令整个世界为之瞩目的东亚经济奇迹归因于儒家学说的积极影响和推动；但所有这些裨益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理念给华夏文明带来深重灾难的基本事实。显然，当儒学以外的一切学术思想均被视为社会稳定的破坏因素而予以绝对禁止，或者换句话说，当儒学因历代王朝出于有效统治的需要而在政权体系的作用下逐渐演变为精英阶层成就功名的唯一依凭和普通大众行为处世的唯一准则之时，其万马齐喑的格局对整个族群活力的窒息和创造力的扼杀便达到了登峰造极之境；尤其是诸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等严重磨损人的主体意识的儒家经典主张在两千多年的漫长时间里的持续沿袭和不断强化，则更是令华夏民族逐渐形成并最终固化了盲从圣人、膜拜领袖、迷信权威和敬畏世俗等自我奴化的文化心理。正是由于这一系列人性方面的重症病灶的恶劣影响，从而使得具有华语背景的后世学者从来不曾在学术探索领域达到超越前人的更高境界，这也是这个曾经的优秀族群在一切外来攻击面前总是呈现弱不经风状况的内在根源，同时更是中国先进份子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高擎“打倒孔家店”大旗的动力所在。
膜拜西学同样是缺乏主体意识
然而，这个时期的所谓中国先进份子，他们最初学识的获得和最初文化心理的形成也都源自以儒家学说为象征的华夏传统文明，因而，深深烙入其骨髓基因中的自我奴化秉性却并不会因为深切痛感自己所代表的文明体系在西方强势文化面前尽显猥琐渺小的严酷现实而声嘶力竭般发出“打倒孔家店”这种颠覆性呐喊后便能自行得到彻底根除；只要看看诸如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一切西方社会思潮于“五·四”前后被不加辨别地引入中国并受到被称为先进份子的精英阶层盲目追随的历史史实，人们就能得出由“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理念所衍生的华夏文明自我奴化的文化心理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的结论，只不过其心目中不可攀越和征服的偶像已由备受凌辱的列祖列宗更换为正处于强势扩张状态的西方列强。
可以说，以寻求依附和归属的精神需求为特征的丧失主体意识的文化心理经过两千年漫长岁月的深厚积淀，其巨大附着力绝非喊几句反叛口号、甚或移民海外等形式上的觉醒表示所能轻易消解的；虽然早已从“独尊儒术”的思想禁锢中摆脱出来，但以华语作为主要表达工具的近当代华裔学者旋即又沦为西学俘虏的事实则还是清楚显示出其并没有真正实现独立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之外的预期目标。显然，不论是不敢逾越先祖所制规范的雷池一步，还是将西学经典视作必须遵从的普遍圭臬，其实都是缺乏主体意识的典型体现；坦率而言，仅从早就享有宽松学术环境的境外华裔学者因自我奴化心理地影响而总将自己的治学活动归附西学权威的现象来看，或者从作为传达华夏族群精神载体的所有华语媒体几乎从来不曾为华裔学者开创性的学术探索活动提供真正具有施展空间的拓荒舞台的事实来看，华夏族群业已失去的创造力还远远没有恢复。
只要回顾一下号称五千年而实际有据可考的史实则只有三千多年的华夏原生文化的漫漫历程，然后再对因受西方文明的巨大影响而早已发生深刻变化的中国近当代文明的现状以及其与西方文明相处时的地位作一评估，我们就会发现，有关华夏原生文化的嫡系传承者或其他有厚重华语背景的族群之创造力早已开始日趋递减并最终严重缺失的基本结论并不是民族虚无主义式的主观臆断，而实乃是对这一正陷入困境的文明体系的真实情况所给予的客观评价。
华语背景的弱势显而易见
自从春秋战国以诸子百家的群星闪耀为特征的辉煌时代结束以来，中国历史就再也没有重现过思想流派纷呈、各路群英并起的昔日盛景；虽然其后也曾零星产生过一些学术泰斗，但其思想创见大都没有超越前人业已搭就的基本框架，而其对后世的影响也同样无法与孔孟老庄孙墨韩等震古烁今、驰名中西的思想巨擘相提并论。至于近当代的中国学者或其他具有华语背景的境外华裔学者，其之于人类文明进步的影响力而言，则更是处在毫无作为的尴尬境地。
且不说截止目前为止尚没有一个最能代表华夏文明传统的中国大陆的自产学者获取过象征最高学术成就的诺贝尔奖，即便如杨振宁、朱棣文等因受惠于西方文明熏陶而成长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少数精英，其学术成果也几乎都集中在并不反映传统民族精神的自然科学领域；至于曾为中国本土作家的高行健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突破性事例，鉴于其获奖更多是缘于政治因素的作用而非创作造诣的结果之论断已为各界普遍接受，因此，该奖并不具备任何实际意义。
虽然是否获得或获得多寡诺贝尔奖并不是鉴别一个国家或民族是否具有创造力的唯一衡量标准，但具有深厚华语背景并以该语种作为主要表达工具的学者始终未能开创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全新学术体系的不争事实则还是能从另一个侧面准确反映华语背景的创造力严重缺失的根本问题；环顾当今世界，尽管具有华语背景的人群占全球总人口的比例超过五分之一，但其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与此完全不成正比的事实却是显而易见的。且不论类似于将完全不搭界的行为学和经济学完美融合为一个全新学科的行为经济学的开创性建树在西人群体中屡见不鲜，单就西文媒体对国际舆论所一直葆有的巨大影响力和导向性而言，就足以令以华语为传播载体的从业人员汗颜和望尘莫及；拥有十多亿受众却从不曾展现或就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向或就开创性的学术探索等诸多凸显深邃睿智境界的重大问题发表最后得到切实验证或广泛认同的真知灼见的尴尬现实已然将基于华语媒体弱势表现的华语背景创造力的缺失现象演绎得淋漓尽致。
需要指出，华语媒体的弱势和华语背景的创造力缺失等现象并不仅仅存在于全面继承了华夏传统文明的中国大陆，一切经受过华语系统教育并因此具有深厚华夏文明背景的华裔学者——不论其生长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都没有能够在各国交流与竞争日趋紧密与激烈的全球化时代达到因在学术（尤其是人文学科）探索上有杰出创见而令全球广为推崇的高山仰止的巍峨高度。
“独尊儒术”是侵蚀创造力的元凶
由此便构成了如下一个颇具深远内蕴的疑问，璀璨文明的传承族群何以退化为思想创见的一片荒漠呢？或者换句话说，是什么破坏性因素的作用而使得曾经活力四射的华夏先祖未能将其与生俱来的非凡创造力遗传给后世子孙呢？这个问题看似庞杂浩繁，但如果能够有效剔除各种枝节现象的困扰而直接探究事物的内在本源，所将得出的极具穿透力的结论却是出人意料的简洁明确，其概括起来便是如下两方面内容：一是以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残暴行动为肇始而初次拉开的炎黄子孙即将走向蒙昧的预警讯号，二是自汉武帝以来的历代皇朝所共同信奉的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理念则彻底摧毁了华夏民族曾引以自豪的自由精神与学术勇气，并因之而促使其逐渐堕落为只有躯壳而丧失灵魂的木偶般族群。
为遏制被征服地域的民众对新王朝的反抗，对其从精神层面实施压制和奴役便成为秦始皇的首选之策；可以说，“焚书坑儒”所导致的后果并不仅仅是大量的典籍被焚毁和无数的饱学之士被坑杀，更为重要的是，整个族群的求知欲望从生命意义的源头遭到了沉重打击，其破坏性影响无疑极其深远。至于为巩固王朝统治而在两千多年时间里一直得到持续不间断实施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理念则更是对华夏民族的心灵和人性造成了万劫不复的永久损害，即便将各少数民族对汉民族的征服和倭寇对明王朝的侵扰以及整个中华民族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所蒙受的一切羞辱和苦难皆归因于此恐怕也不为过；可以认为，较之于“焚书坑儒”的专制暴政，“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理念对国民精神的戕害更是达到了不可估量的极致顶点。
不错，儒家学说于历朝历代在维系社会稳定和促进文明传播等各方面也确曾发挥过无与伦比的巨大作用，而兴起于二十世纪中国大陆以外地区的新儒学派甚至还将曾经令整个世界为之瞩目的东亚经济奇迹归因于儒家学说的积极影响和推动；但所有这些裨益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理念给华夏文明带来深重灾难的基本事实。显然，当儒学以外的一切学术思想均被视为社会稳定的破坏因素而予以绝对禁止，或者换句话说，当儒学因历代王朝出于有效统治的需要而在政权体系的作用下逐渐演变为精英阶层成就功名的唯一依凭和普通大众行为处世的唯一准则之时，其万马齐喑的格局对整个族群活力的窒息和创造力的扼杀便达到了登峰造极之境；尤其是诸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等严重磨损人的主体意识的儒家经典主张在两千多年的漫长时间里的持续沿袭和不断强化，则更是令华夏民族逐渐形成并最终固化了盲从圣人、膜拜领袖、迷信权威和敬畏世俗等自我奴化的文化心理。正是由于这一系列人性方面的重症病灶的恶劣影响，从而使得具有华语背景的后世学者从来不曾在学术探索领域达到超越前人的更高境界，这也是这个曾经的优秀族群在一切外来攻击面前总是呈现弱不经风状况的内在根源，同时更是中国先进份子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高擎“打倒孔家店”大旗的动力所在。
膜拜西学同样是缺乏主体意识
然而，这个时期的所谓中国先进份子，他们最初学识的获得和最初文化心理的形成也都源自以儒家学说为象征的华夏传统文明，因而，深深烙入其骨髓基因中的自我奴化秉性却并不会因为深切痛感自己所代表的文明体系在西方强势文化面前尽显猥琐渺小的严酷现实而声嘶力竭般发出“打倒孔家店”这种颠覆性呐喊后便能自行得到彻底根除；只要看看诸如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一切西方社会思潮于“五·四”前后被不加辨别地引入中国并受到被称为先进份子的精英阶层盲目追随的历史史实，人们就能得出由“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理念所衍生的华夏文明自我奴化的文化心理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的结论，只不过其心目中不可攀越和征服的偶像已由备受凌辱的列祖列宗更换为正处于强势扩张状态的西方列强。
可以说，以寻求依附和归属的精神需求为特征的丧失主体意识的文化心理经过两千年漫长岁月的深厚积淀，其巨大附着力绝非喊几句反叛口号、甚或移民海外等形式上的觉醒表示所能轻易消解的；虽然早已从“独尊儒术”的思想禁锢中摆脱出来，但以华语作为主要表达工具的近当代华裔学者旋即又沦为西学俘虏的事实则还是清楚显示出其并没有真正实现独立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之外的预期目标。显然，不论是不敢逾越先祖所制规范的雷池一步，还是将西学经典视作必须遵从的普遍圭臬，其实都是缺乏主体意识的典型体现；坦率而言，仅从早就享有宽松学术环境的境外华裔学者因自我奴化心理地影响而总将自己的治学活动归附西学权威的现象来看，或者从作为传达华夏族群精神载体的所有华语媒体几乎从来不曾为华裔学者开创性的学术探索活动提供真正具有施展空间的拓荒舞台的事实来看，华夏族群业已失去的创造力还远远没有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