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谁在拍卖中国9章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17 07:48:37
第八章 中国文物保护的三大瓶颈 瓶颈Ⅱ：走投无路的中国文物鉴定业（1）
2009年9月上旬，记者在北京安贞里一间狭小的破旧居室里采访了谢辰生老人。一见面，谢老就高兴地告诉我，10天前他在哈尔滨参加“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二次年会”，和代表们一同起草、公开发表了两份文件——《关于加大对行政违法、破坏文物案件查处力度的呼吁书》和《关于加大对盗掘古墓等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的呼吁书》。接着，谢老向记者表达了自己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物市场出现的乱象痛心疾首，对屡禁不止的盗墓和文物走私等危及中国文物资源的现象忧心忡忡。尽管刚从医院做过治疗回家，谢老仍然不失“文物斗士”的锋芒。他明确表示：“中国文物市场乱象丛生，潘家园、古玩城之类起了相当坏的示范作用。文物黑市买卖，进一步刺激了盗墓等犯罪行为日益加剧，无论有多大的道理，如果国家允许那些‘赃物’进入市场流通，那不是真正保护文物，无异于饮鸩止渴！”谢老还主张：要严肃整顿各类文物市场，进一步加大对盗墓、走私行为的打击力度，坚决杜绝非法买卖出土文物。
纵观各家之言，要解决“文物私生子”的出路问题，说来说去还是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瓶颈，那就是《文物保护法》。记者曾在媒体上读到一位原国家文物局主要领导说过的一段话：“《文物保护法》形成于60年代初期，定型于70年代中期，显然是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的产物，现已严重地脱离了社会实际……”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不少业界学者支持认定那位领导的观点。他们指出：改革开放30年，各条战线都从理论和社会实践上突破了原有的思想禁区和旧体制造成的种种诟病与樊篱，唯独在文博界还是死水微澜，很有必要补上“解放思想”这一课。他们同时还认为，现行的《文物保护法》尽管比前版有所进步，但依然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其中不少条款定义模糊、职责不清、操作难度大，必然导致在实施过程中出现有法难依、违法难究的乱象。而要解决这种由于法律不完善而产生的缺憾，就有必要在对这些年文物保护工作的成败经验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再次实事求是地对国家《文物保护法》进行修订和法律解释，只有这样，才能使《文物保护法》真正成为一部有生命力的、可操作性较强的法典。
在五花八门的观点中，最引起记者注意的是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理事长彭中天博士的说法。他认为，防止文物流失光靠堵是堵不住的，他建议国家发布“文物特赦令”，让那些非法渠道里的文物浮出水面，通过市场手段把它们留在国内。他还建议政府在《文物保护法》之外，制定《文物流通法》，他认为，有了公开、合法、透明的文物流通渠道，就有可能使我国的文物市场从经营模式到管理机制都超过佳士得和苏富比等国际拍卖行，这样做了，不但可以有效阻止文物外流，而且还有可能把外国的文物珍品吸引到中国的市场上来。有鉴于此，彭中天于2009年与部分“两会”代表，共同向“两会”提交了一份《建议成立中国文物产权交易所》的新提案，力促以革新国内文物市场的方式抗衡国际拍行对中国文物的非理性定价，掌握本土文物的价值话语权，以有利于从经济角度上减少文物走私外流。
同时，彭中天还认为：“中华五千年历史遗留下来的东西，都是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今天我们的百姓应该每个人有份。人民群众在文物增值过程中的参与权和分享权是我们政府应该着重考虑的，是我们制度优越性的充分体现……”
综合各家之言，记者认为：严厉打击“三盗”与走私犯罪，这是保护国家文物的最大前提，这一点是不能动摇，也毫无疑义的。而如何对待那些非法面世的文物，实事求是地、有效地解决好那些“文物私生子”的出路，同样也是决定着我国文物保护工作能不能见到实际成效的大是大非，需要我们政府的有关当局表现出大勇气和大智慧，尽快拿主意、做决策。早一天解决这个难题，就有可能多阻止数以万计的珍贵文物流失国外。
世上有许多事情，会同时存在多种逻辑，令我们面对它们时经常处在左右为难的境地，犹如战争与和平、生存与消耗、建设与污染、*与*，等等。我们无法回避上帝强加给我们的艰难选择，谁让我们顶戴着“人类”的桂冠呢？也许在特定的情况下，我们应当学会以局部的妥协与放弃，去换取最终的坚持和最大的整体利益。
第八章 中国文物保护的三大瓶颈 瓶颈Ⅱ：走投无路的中国文物鉴定业（2）
谈及文物保护，必须涉及文物鉴定，道理很简单，真假不分、优劣不辨，你保护什么？往下走，要谈及文物鉴定，恐怕圈内人都会有话要说，什么“真品”、“赝品”、“仿品”；什么“捡漏儿”、“打眼”；什么“专家”、“行家”、“眼学”、“科学”，等等等等，五花八门、莫衷一是。吵到最后，对于收藏者来说，千言万语，多半只有一句话：“你的藏品是假的，我的东西是真的！”对于鉴定专家来说，也是千言万语一句话：“我过眼的不会有错，他看的东西，可就难说……”
于是，此界便有了“国宝帮”、“文博帮”、“考古派”、“理论派”、“实战派”。山头鼎立、帮派斗殴，收藏成了“江湖事”，国人站在一旁，内行的看道道，外行的看热闹。于是，中国的文物市场真伪莫辨、乱象丛生，给文物保护工作造成了前置性的障碍……
发生在人民大会堂的捐献事件
“国宝帮”是近年来流行于收藏界的一个新名词，泛指民间收藏古董重器的人群，其特点是言必称“国宝”，行必藏“国宝”。据记者所知，刚开始“国宝帮”是“考古派”和“文博派”（国家文物、博物、考古单位的专家学者）送给民间收藏者们的雅号，后来，乡野收藏大众不忌讳专家们的嘲讽，干脆以此称呼独树一帜、自嘲嘲世，对抗以故宫博物院专家为首的“朝廷重臣”。渐渐地，一些“实战派”专家（有国家授予专业职称或鉴定资格的市场专家）也陆陆续续加入了“国宝帮”的队伍，为民间收藏家鉴定藏品、释疑解惑。这样，本来已经热闹非凡的收藏天下就更加三国鼎立、烽烟四起，只要有什么大型活动，就势必会引发一场口水战。
自打2008年汶川大地震以来，虽然说类似活动一场接一场，早已为民众司空见惯，但是这次捐献仪式的规格之高——国家级的会场、国宝级的藏品、国家级的鉴定专家——还是引起了大部分中国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新华社、人民日报、参考消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二十多家新闻单位都派出了精兵良将入会报道。新浪网负责全程网络现场直播。
参加捐赠仪式的国家相关部门的新老领导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原空军司令员王定烈将军、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原国家民政部副部长章明、四川省有关方面的负责人。中国文物鉴定界权威人士雷从云、单国强、孙学海、朱学谦、赵青云等老专家，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位文物捐献者也出席了捐赠仪式。
记者调查后得知：此次“国宝献汶川”爱心行动，缘起四川收藏者伍义江。2009年5月汶川大地震一周年的时候，69岁的伍义江老先生为支持灾区重建，把自己最珍贵的一件文物——清乾隆珐琅彩“花熏冠架”捐赠给汶川县。伍义江老人说，之前曾有人出价千万要购买这件藏品，但自己坚辞没卖。
虽说百废待兴，资金缺口相当大，但出于对混乱的文物市场有所了解，接受捐赠的汶川县政府对此态度谨慎。为了稳妥起见，特意派了一位领导带着这件“宝物”去了北京，找到多名国家鉴定委员会的权威文物鉴定专家，并请中国收藏家协会学术研究科学检测实验室等单位对这件文物做了“物理检测”，结果均被认定为“真品”。而且，专家们认为这件捐赠品的市场估价，可参考2005年香港苏富比拍卖以亿港币成交的花石锦鸡纹双耳瓶，还有2006年香港佳士得拍卖以亿港币成交的杏林春燕图碗。
第八章 中国文物保护的三大瓶颈 瓶颈Ⅱ：走投无路的中国文物鉴定业（3）
至此，汶川县政府才于
于是，汶川县政府成立了专门的领导班子，组建了“国宝献汶川”活动组委会，联络各地的文物收藏家，号召并发动全国的文物收藏者和企业家来捐献或购买文物。后来，此活动还受到在“国宝帮”中极有影响的元青花研究者、上海社科院《社会科学报》社社长*博士的支持，在他的影响下，一批民间收藏者纷纷将自藏的重器拿出来捐献汶川。紧接着，国内著名鉴定专家雷丛云、李辉炳、孙学海、赵青云、朱伯谦，中国收藏家协会副会长、湖南省博物馆馆长熊传薪，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单国强等人，还无偿、义务对捐赠藏品进行甄别和鉴定，并逐一出具鉴定报告。
为了感谢全国民间收藏者对灾区的爱心奉献，汶川县政府决定在人民大会堂四川厅举行“国宝献汶川”捐赠仪式。来自灾区的汶川县县长廖敏代表灾区政府和人民，向全体捐献者和为这些捐赠文物做鉴定的专家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会场上，66件准备捐赠给地震灾区汶川县的珍贵文物一一呈堂，让到场者惊羡不已。其中有：“鬼谷子下山”纹元青花大罐、直径米的明代宣德年釉里红大盘、70厘米高的宣德五彩鱼藻纹大罐、明永乐年间的铜鎏金三世佛、清乾隆珐琅彩“花熏冠架”、清乾隆年间直径米的粉彩瓷桌、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鸟尊……内行人都清楚，这些珍品每一件都堪称国宝、价值连城，单是那只“鬼谷子下山”纹元青花大罐，几年前就曾在伦敦苏富比拍卖会上以相当于2亿多人民币的价格成交……
有人做过估算，就藏友们捐出的这66件国宝，假如全部变现，怎么地也能给汶川的灾后重建增添几十个亿的援款，这对于地方财政还有100多个亿资金缺口的汶川县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之举。可是，就在人民大会堂献宝仪式后，事情再一次出乎人们意料之外——从第二天开始，在国内颇有影响的雅昌艺术论坛等网站上，出现了大量对“国宝献汶川”活动的质疑声。只要看一眼文章的标题，大致上就可以了解那些声音所代表的观点：
“国宝献汶川，还是‘洗白’赝品？”（《南方周末》）
“假国宝献汶川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腾讯论坛》）
“国宝献汶川是地摊货？”（《世界日报》）
第八章 中国文物保护的三大瓶颈 瓶颈Ⅱ：走投无路的中国文物鉴定业（4）
“本世纪最大的捐赠欺骗，假国宝捐汶川！”（雅昌艺术品论坛）
“谁在为‘国宝献汶川’做鉴定？”（《南方周末》）
……如此种种，责难声一时间铺天盖地，更有网民将此次捐献活动比作“三聚氰胺有毒奶粉”、“又一个周老虎”。在众多吐口水的人群中，记者还注意到有两位近年来活跃在中国文物鉴定场面上的人物，一位是首都博物馆副研究员、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古陶瓷鉴定专家王春城，另一位是中国古陶瓷科技鉴定中心首席鉴定师、北京华夏物证古陶瓷鉴定技术研究所所长毛晓沪。前者认为此次捐献的“国宝”中，有些物件在生产工艺水平上为当朝所无法达到，他还笑谈直径米的宣德釉里红大盘“闻所未闻”；后者在过目“国宝献汶川”的图录后，对其中一些捐赠文物给予了明确的否定性意见，“它的晕散问题完全解决了，这个都超过康熙的水平，根本就不是宣德的东西”、“这个元青花……（摇头）”
记者还曾就这一事件分别向几位在国内举足轻重的文物专家作过咨询，但诸位老人家对此都保持沉默，顶多也是“拈花一笑”。还有人答复记者：“鉴定的事你现在也明白，谁能对此下一个死结论？”
记者又对此次活动专家鉴定小组的部分成员进行了咨询，专家们对自己义务鉴定的文物真实性坚信不疑，对大部分捐献者的良好动机也表示肯定，但也没有谁能够对所有捐献物品全部保真。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兼研究室主任、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副秘书长李辉炳先生认为：“捐赠品有些质量还是不错的，有些甚至是国宝级别的，也有假的，但是收藏家不知道是假的，他认为是好的，这也是一种爱心。”该专家还认为：“市场现在有很多新出土的东西，文物鉴定委员会往往是根据之前的标准，所以往往给人家否定了，不一定对。但是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迟早会被证明的，只是目前还做不到。”同时，李辉炳先生对那只争议最大的明宣德年釉里红大盘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我没有见过那个米的大盘子，但是据我所知，那个时候是可以生产出这样的东西的……”
原国家鉴定委员会资深委员、国家博物馆顾问孙学海先生认为：“这次捐献的几十件物品大部分都是真品，有不少还是精品，要去国外竞买价格会很高。”老先生还对此次“国宝献汶川”活动所引起的风波感到伤心和不理解：“持宝者无偿捐献、专家们义务鉴定，大家都是一番好意，想要为灾区重建献一份爱心，怎么就会弄成这个样子……”
被业内人士戏称为“国宝帮”帮主的*博士对此作出了比较理性的分析，他说：“这并不是学术之争，对方（指“文博帮”）不改变的原因在于之前一直是他们的观点指导商业活动（指文物市场），一旦更改，过去的声誉、器物的价格，包括自己的学术生涯就会坍塌，（所以）为什么真假不分呢？要维护既得利益和价格体系！”
此次活动捐献者之一的南京某企业老总，更是将此次事件上纲上线。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尖锐地指出：“这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是文博领域既得利益者和科学发展论者之间的斗争。陈旧的腐朽的文博体制让一些道德低下的、唯利是图的、置国家利益于不顾的人钻了空子。我深信这只是暂时的现象，保护国家文物不流失，保护国家文化安全是大是大非问题，党和国家不会不管的！”
第八章 中国文物保护的三大瓶颈 瓶颈Ⅱ：走投无路的中国文物鉴定业（5）
尽管许“帮主”与身边弟子忧国忧民，大有要为保护国家文物而舍身下地狱的豪壮气概，可惜收藏界江湖凶险，帮外有帮、帮内有派，就这件事，记者发现在“国宝帮”内幸灾乐祸、同室操戈者大有人在，好无奈呀！
面对这起捐献事件所引发的纷争，最尴尬、最无奈的当然还是汶川县政府。事后，他们又重新邀请部分专家和有关仪器测试的单位，再一次对几十件捐献文物进行全面鉴定，但是所得出的结果是：有些专家认定的东西仪器不认，有些仪器测试认定的东西专家又不认，还有些这种仪器认定的东西另一种仪器不认，这个专家认定的那个专家又不认……
有鉴于此，此次活动领导小组负责人、汶川县委常委江中渔只能发出一声长叹：“现在文物市场很不规范，文物鉴定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
汶川县委宣传部另一位领导对记者说：“拍卖计划落空了，有些有意购买的企业现在也退回去了。如果这些东西卖不出去，我们把它们列为国有资产，会好好地保存下去，这是全国藏家对汶川的一片爱心，希望有些人不要再在汶川人民的伤口上撒盐了……”这位领导所说的“有些人”究竟是谁？记者不得而知。
值得一提的是，记者在一家网站上读到一位署名“南都网友”者写诗对此事件作出别出心裁的总结：“捐赠高尚，走眼可谅。大体不错，个别可商。技分高下，与德无伤，行善堪嘉，谤善乃狼。世风日下，唯此国殇！”
对这个网友所作的结论，对于此次事件，记者不想多说什么，相信细心的读者对于个中曲折看得分明。近些年来，由于文物鉴定界的无序无能和门派争斗，此类看似悲壮，实为荒诞不经的故事每年都有发生——从首届民间元青花研讨会上“国宝帮”怒砸亿元青花大罐看胎正名，到澳籍华人宁志超献国宝20年未得“入宫”，还有国宝级文物鉴赏家史树青捐献越王宝剑被指“赝品”、故宫和国博联手收购河南农民仿造的“北魏陶俑”……如此种种，概莫例外都暴露出我国文物鉴定业的无奈与没落。
“出口转内销”的商代青铜器
2009年6月，记者在南方某省拜访一位富豪收藏家时，看到一组3件套中国早期青铜器，一只斝、两只爵，品相完美，从器型、材质和制作工艺上看，最晚也能到商代。青铜斝与青铜爵并行为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那一时期的青铜器胎质薄，而且工艺简单粗糙，除开少量乳丁纹外，多无花纹。从器型上讲，目前能见到的斝要比爵少得多，外加这只青铜斝除开有乳丁纹和几道玄纹外，还有几个圆型装饰图案，非常稀少，所以越发有收藏价值。
“好东西，这铜锈、土锈、结晶斑、包浆、气味、手感全都到位，大开门的老货！”记者看着眼馋：“花了多少钱？”
“咳，别谈了，亏死了！”公司的艺术品顾问小舟（化名）一脸的悔色与怨气。
“花了多少钱？”我又追问了一句。
“3件东西一共花了280万！”小舟好像对这个价码挺不甘心。
“就花这么点钱值得你唉声叹气的？按价值论，这3件东西哪一件不比‘鬼谷子下山’值钱？”我觉得奇怪，这小舟今日怎么了，往常帮他老板去国外拍卖会买东西，哪一次不得花上个几百上千万？更何况这么好的东西，还“3件套”。
“您不知道，这3件东西本来已经谈妥只花不到30万块钱就可以买下来，后来老板愣是不相信我，听北京专家的！”小舟愤愤地说。
第八章 中国文物保护的三大瓶颈 瓶颈Ⅱ：走投无路的中国文物鉴定业（6）
这档子事情，我当然不愿放过。经过一番打探，小舟才说出个中原委。
“那还是2006年的事。一个河南人，听说我们老板舍得出大价钱买古董，就拎着1只蛇皮袋，装了3样东西来到这间办公室。他磨磨蹭蹭地把东西放在这张桌上，我一看，嗨，这不天上掉下3个林妹妹吗？对不起，你们北方人喜欢天上掉馅儿饼，我们南方人更喜欢多掉几个林妹妹。我让那个河南人开价，他先是伸出5个指头，我一看，500万？心想，按照主动上门的买卖规矩，砍下一半再打个6折，顶多花上100万就可以一窝端了。于是，我伸出1个手指，准备给他再往上抬一点，120万左右成交。谁知道那人憋了半天，忽然冒出一句：‘10万块钱太少了，最少得30万’——好家伙，我把他的报价多加了一个0，幸亏我们用的是手指头，而不是嘴巴！”
“捡大漏儿了！”我说。
小舟不紧不慢地说：“我又向下压了两万，那人说，给钱吧！”
“是呵，快掏钱吧！”我听着着急。
“可钱不是我的呀！老板一听，怎么这么便宜？就给北京一位熟悉的专家打电话，专家一听马上就从电话那头传过来一个问号：‘国宝呵，怎么那么便宜？一准有问题。’于是，老板要我领着那人带着东西当天下午就飞往北京，请北京的专家过目。
“到了北京，专家只朝这些东西看一眼，手都不用上，说：‘仿品。铜锈是沾上去的，包浆是用熬制的草药煮出来的……这几件东西要对，得值多少钱呀？那年纽约苏富比上拍了一只商早期的青铜爵，还是素面的，成交价就达到80多万美金，折合人民币就是600多万哪！’”
“后来呢？”我急切想知道这几只快煮熟的鸭子是怎样飞走的。
“您听我说呀，后来，那个河南人一听专家说一只青铜爵在外国就卖了600多万块钱，眼睛瞪得有灯泡那么大，说了声：‘哎呀俺的娘啊，这东西那么值钱呵？俺还不知道呢！专家，您能帮俺拿到外国去卖了不？卖了钱俺们分成，您一半，俺一半！’看样子那小子是个新手，自己刚刨出来的货。专家不屑一顾地说：‘你把我当什么人了？我见过多少东西？更别说你这样的低仿品，哪一天不帮人看上几十件？’”
“后来呢？”我又问。
“哪还有后来哟，那河南人立马将东西用卫生纸缠上，重新塞进蛇皮袋子里，走人了！”讲到这，小舟仍然为当年的事气愤不平。
“那后来你们又从哪里把这3件东西买回来啦？”我接着问。
“还能从哪里？出口转内销呗！2008年，我去美国帮老板买东西，又在拍卖行碰上了这‘3件套’。我跟拍卖行的人说，‘你们上当了，这3件东西我在国内见过，是赝品。’人家不高兴了，拿出3个国家认账的鉴定单位开出的科技测试报告单，还有两家权威鉴定机构给出的专家鉴定报告，结论完全相同，跟我当初的结论一模一样——商早期的青铜礼器。他们换了一样说法，‘公元前1775-1885年’。我打电话请示老板，但没告诉他就是一年前看到的那几件东西。买了。因为是一次性捆绑买了十几件东西，拍卖行帮忙从中撮合了一下，场外议价成交，大概便宜了百分之二十吧。
“东西买回来以后，老板一打量：‘这几件东西怎么看着那么眼熟啊？’我说：‘在电视上看过呗！’最绝的是后来，那位北京的专家来我们这里开会，到公司看到这几件东西，连声称赞：‘好东西、好东西，这才是真正的国宝呵’……”
第八章 中国文物保护的三大瓶颈 瓶颈Ⅱ：走投无路的中国文物鉴定业（7）
“有没有这种可能，这3件东西并不是你当年放弃的那3件？仿品仿品，不都是照着真品做的吗？”我说。
小舟没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只是拿起那只青铜斝，点出一处指甲印让我看：“这是第一次见面时我抠下来的，试验土锈是否用强力胶沾上去的……”
像小舟他们所遇到的那种由于鉴定失误而导致文物外流的事件绝非个案，而且，更多的文物跨出国门后就再也难觅踪影，永远消失在异国他乡。一位“老海关”曾向记者透露：“这些年由于鉴定失误混出海关的文物不是小数字，你们看到的往往都是海关的战绩，查扣了多少多少走私文物，其实那些数字只是挂一漏十，你可以去算算。我们经常会遇上这样的尴尬，有些重要文物流散到国外被曝光，后来一查，它就是以现代艺术品的名目大摇大摆出海关的。大家看了报、看了电视，只会大骂我们海关无能、*，可是有多少人知道，我们往往也是代人受过！”
“老海关”给我举了个事例：“前两年，有个香港人用集装箱装了十几个石头佛像，接到报告后我陪同一位外请专家去鉴定，我虽然不是专家，但在海关搞的时间长了，对一些东西多少有些感觉。我提醒专家说这些石佛像看上去老气，专家轻蔑地瞧我一眼，说：‘老什么老？你都看得出来还要我们这些专家干什么？这种东西潘家园西面院子里一搬几大车，都是从河北、山西那边拉过来的！’后来，我在网上看到，那些石佛在纽约拍卖行被拍卖了，成交价好几百万呢！领导说，你别没事找事，兴许那些东西跟你看到的不是一回事。专家鉴定还不如你？”
由于鉴定失误，小舟的老板冤枉多掏了几百万元钱，海关“捉放曹”让国家多流失了一批珍贵文物，这些事不大也不小。近年来在打击文物犯罪方面出现一些鉴定环节导致的法律尴尬，更加让人心惊肉跳。如：2003年发生在北京的广西农民李广球“汝瓷诈骗案”，由于专家和鉴定机构对交易品真伪的意见相左，导致涉案农民无罪被拘，几乎家破人亡；2005年发生在北方某地的农民走私国家一级文物获罪，但因赃物真假有争议，当事人被关了4年最后无法定罪；还有2006年发生在湖北的国际快运“网上走私国家重要文物”案，当事人因文物真假莫辨而在生死线上荡秋千……
文物鉴定的失察，还直接威胁到我国文物业的基础。在记者调查各级博物馆时，发现很多博物馆都有误藏赝品的记录。一位博物馆的领导向记者披露：不完全统计，目前不少公立博物馆的藏品中，赝品比例要占５％以上。还有知情人危言耸听，说馆藏赝品的真实比例要远远超过这个数字。记者在调查中还得知，有许多博物馆由于患有“赝品恐惧症”，甚至干脆拒绝接受所有来自民间的捐赠文物，导致这些文物转落市场，迅速流失。凡此种种，给我国的文物保护、甚至是国家文化资源安全重重地敲响了警钟。
从“只有××件”看中国文物鉴定界的不作为
中国鉴定界存在着两种通病：一是世界观上的崇洋媚外，按照洋拍卖行的成交价评估文物价值，这种现象人尽皆知，本文不多做评述；二是方法论上的形而上学，“只有××件”的理论就是这种逻辑诟病的集中体现。“汝窑瓷器只有78件”、“宋代钧瓷只有200件”、“红山古玉只有200件”、“元青花只有300件”，等等。我们不妨来剖析其中一种类型的真实情况，看看中国的文物鉴定家们是怎样走火入魔的。
第八章 中国文物保护的三大瓶颈 瓶颈Ⅱ：走投无路的中国文物鉴定业（8）
还是以知名度最高的元青花为例来说事儿吧。自打2005年佳士得整出一只天价“鬼谷子下山”大罐以后，此前对元代青花瓷毫无研究的中国陶瓷专家们，立即弃我民族数千年文明之辉煌于不顾，唯洋人之马首是瞻，将元青花奉为至高无上的“国宝”，万千恩宠于一身。为了配合佳士得等拍卖公司的圈钱运动，他们放弃一大堆该干的事不干、该研究的课题不去研究，不辞劳苦，又是著书立说，又是游说四方，将元青花的物质垄断权毫不吝啬地拱手相让——数量上锁定“只有300件”，分布地域主要锁定在“中国之外”，图画原料锁定苏麻离青（进口颜料），工艺特征锁定*文化……如此种种，荒诞不经。
最坏的事情还在后面，这些荒唐的理论被以“权威”的方式发布后，受到国内收藏界少数既得利益者的追捧与滥用，于是，一个独具中国特色的公式诞生了——“理论权威”+“收藏大家”=“绝对真理”。在这个公式的误导下，元青花的300件指标早已被洋人和国内少数博物馆以及“收藏大家”们瓜分，民间一有出现，必然会遭到“统统地——枪毙！”。
事实究竟如何？记者曾就元青花的若干问题认真做过调查研究。
1.元青花的数量问题。实际上，只要稍有逻辑思维能力的人都不会相信那个著名的“300件”理论，因为它显然是一个脱离实际、在真空中编织的笑话。但是，为了用事实说话，记者还是多次赴景德镇做专题调查，翻阅了有关历史资料。元人蒋祈在《陶纪略》中记载：“景德镇，有窑300余座。”毫无疑问，这些窑场都是用来烧造瓷器的；数量如何呢？没查到具体数字，但我们可以从另一条渠道去估算。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宋代景德镇的瓷场每年纳税“3337贯950文”。另据《元典章校补》卷九记载：浮梁县景德镇课税处所每年收税“500锭以上”。按元代钱币换算方法，1贯等于1两，50两等于一锭。那也就是说，景德镇一年要上缴国家的税额至少在万贯以上，比宋代瓷业税收高出七倍以上；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些窑场烧制的主打瓷器品种是什么呢？许多到过景德镇考察的人都知道，从出土窑场堆积物残片看，当时窑场生产量最大的便是青花瓷器，道理极为简单：青花瓷是朝廷推崇的主流新品种。假若有人说：“现代中国人吃饭用的碗以陶器为主！”会有人相信吗？
元青花的数量之多，我们还可以从国家认账的发掘记录上领教：记者在江西省高安市博物馆看到，单从一座元代晚期的窖藏里，就出土了24件质量上乘的元青花、釉里红瓷器，其中不乏体积硕大、制作精美的梅瓶、盖罐，比较国外同类藏品，有过之而无不及。除此之外，自从“元青花”的概念传到中国以后，在江西、北京、河北、浙江、江苏、内蒙、云南等地，都有精美的元青花器物出土，地域之广涉及东西南北中。以上还仅仅是考古发现，至于民间盗墓、偶得之物有多少？地底下还有多少？我们不妨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推算，至少不会是“只有300件、主要在国外”吧？可见此理论毫无疑问是吃里扒外的无稽之谈。
2．元青花的工艺界定。虽然专家们从数量上将元青花锁定在“只有300件”，而且大部分在国外，但是，纵然在资料匮乏、数据缺失的恶劣条件下，他们仍然给元青花的鉴定编造出若干“要领秘诀”，不得不令人望洋兴叹。记者将元青花专家们的这些“秘诀”归纳起来，大致为：胎必露麻仓土、料必是苏麻离青（进口颜料）、色必见翠兰外加铁斑和晕散，此外还有型必大、纹必洋……
第八章 中国文物保护的三大瓶颈 瓶颈Ⅱ：走投无路的中国文物鉴定业（9）
对于这一套已被炒作为元青花“鉴宝*”的理论，假若记者从正面攻击，难免也会落入形而上学、盲人摸象的误区，因为很显然，我们缺少大量的元青花标本或实验数据。我们不妨从侧面进攻，用反证法来推断这些理论的以偏概全，这样，获胜的可能就变得轻而易举了。首先，假定这种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元代除开景德镇之外，还有很多区域，比如云南、河南、河北、内蒙等地都大量烧制青花瓷器，他们都得去景德镇挖取麻仓土吗？显然得不偿失；其次，苏麻离青为进口颜料，价格昂贵，包括景德镇在内的一般窑场，他们有足够的本钱去进口苏麻离青料吗？还有，当朝那些生产国产青料的作坊都停产了吗？再其次，元青花使用量最大的怎么说也应当是当朝老百姓吧？中国幅员广大，有多少人会向游牧民族那般捧着一只直径50多公分的大盘子装菜、拎着一只40多公分高的酒壶盛酒？
如此说来，符合专家鉴定标准的元青花恐怕还真“只有300件”。怪不得在中国民间收藏的元青花全都是“假货赝品”、怪不得中国富豪收藏家只有远渡重洋花费天价竞买元青花！只是这样一来，可就苦了当朝百姓，恐怕当年那些成吉思汗的子民们不得不使用宋代古董碗吃饭、赊明代宣德壶冲茶饮酒……
随着时间的推移，“只有××件”差不多成为文物圈内的笑柄，专家们似乎也不怎么再去钻那个牛角尖儿了。但是尽管如此，中国文物鉴定界失察于“形而上”的“鉴定*”并没有从本质上得到改善，无论从哪个层面上看，“形而上”的鉴定模式始终占据着国家文物鉴定界的主流地位。不管是什么门类，专家们的鉴定秘诀不外乎把所谓的形、纹、工、材放在首要位置上，再也不能越雷池一步，很少有人会去理会在那些精美古物的“形之外”，原创者们进行艺术创作时的原始动力和情境中个性化的审美趣味，从而在比较中识别仿造者于急功近利心态下所留下的怯痕，更不谈在光影线条之间去体会和感受今人无法模仿的古老中国艺术哲学，以及在这种哲学影响下所抽象出来的各类艺术作品之“神”，进而识辨当今那些所谓高仿品的“丢魂落魄”之作。
从记者暗访过的文物高仿基地来看，对付目前眼学所依据的所谓形、纹、工、材，已经不是什么难题，用高精密度电子计算机控制的扫描、绘图、配料、复制，早已将“形而上”的眼学鉴定法蜕变成为市场游戏中一个个黑色幽默式的喜剧情节，就在专家们振振有词地开具文物鉴定证书的同时，那些腰缠万贯的文物造假者，在密室里兴高采烈地交换着专家们“打眼”的笑话。即便是我国最权威的眼学鉴定机构，也正在受到高科技制假业的严重挑战。
一位曾在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工作过的领导曾讲过一个笑话：有一次，为了对一件文物做年代鉴定，有关单位同时请了3位国家鉴定委员会的专家到场，采取背靠背的方式分别给出鉴定结果。第一位专家看过物件后，得出结论：从器型上看应该是“明代作品”；半小时后，第二位专家到场，仔细看了看颜料、雕工、人物服饰等特征，然后签写鉴定结论：“……系清代一般文物”；又过了半小时，第三位专家来到现场，看完后哈哈一乐：“这是什么文物？赝品！潘家园遍地都是……”请注意，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全都是“国家级”。
第八章 中国文物保护的三大瓶颈 瓶颈Ⅱ：走投无路的中国文物鉴定业（10）
为了对自己的某种结论作出求证，记者曾多次使用文物“高仿品”做过相关测试，成功率几乎百分之百。例如：2007-2008年，记者先后将6件高仿“宋代名瓷”分别送交北京市3家拍卖公司，全部顺利通过专家鉴定，收为拍品（后自主“拍回”或撤回）；2008年，记者将2件“古玉”高仿品送北京“世纪坛”请国内知名文物专家鉴定，结论均为真品。不仅如此，更有制假高手确切向记者指认：前几年在国内外拍行拍出的清代官窑瓷有哪几件是自己亲手制作……如此种种，令收藏者闻之不寒而栗。
一边是质疑不断、威信扫地，一边是自信满满、置若罔闻，中国文物鉴定界怎么了？
据记者了解，在中国，被人称为文物专家的大致有3类人。第一类是出身于北京琉璃厂的一批老人，他们原有文化水平不高，但从解放前开始，就在古董店当老板或帮人收货卖货，解放后，他们当中大部分人被聘用到国家文物局或下属文博单位、各省市文物局或文物公司工作，经过长时间的耳濡目染，积累了较强的实战经验，在圈内被称作“实战派”，其中也不乏成为国之大家者，如公私合营后进入故宫的陶瓷大师耿宝昌、孙瀛周等人；第二类人为“学院派”，他们大多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有大学以上学历，有的还与新中国第一代文物专家，如已故的陈万里、冯先铭先生等人有着师承关系。这部分专家大多分布在故宫、国博和各省市文博部门，有的在大学任教；第三类人被称作“考古派”，顾名思义，指的是从事考古工作的专业人员。近年来，市场太火，他们不得不频频被请出“冥界”，来到世间鉴宝凑热闹。
有趣的是，当记者分别采访3类专家中的一些代表人物时，他们竟然彼此做出这样的评价——
“实战派”说：“他们（学院派）只会搬书看物，不知道作假的人也是按照书本上写的内容去仿造！看来看去他们都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谁比谁高明？那些考古队的人跟普通民工没什么区别，只会跟在盗墓贼的后面捡破烂，能认得出好东西来？”
“学院派”说：“什么实战派，都是一群没文化的店小二，连三皇五帝夏商周都搞不清楚，还能给人识朝断代？看什么什么真！那些考古队的人则看什么什么假，只会认坑！你不相信就把他们自己挖掘出来的东西换个地方放，他去看了同样说是假的！”
“考古派”来得更加干脆，他们说：“什么学院派、实战派，都是一帮赝品推销员！靠开鉴定证书骗钱！”
尽管各界都有“同行是冤家”这一说，但记者倒是觉得他们把该讲的话全都讲尽了。
怎么看待中国的文物鉴定专家？应当划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95年以前，当时中国的文物市场基本上还没有形成，仅有一些国家特批的国营文物公司，经营的文物基本上都是在“*”当中各地“破四旧”、抄家流散到社会上，被文物部门收购或保管起来的一些无主物品。那个时候的基本情况是：“实战派”负责收购、保管社会零散文物；“学院派”则负责清理、著录各级博物馆的馆藏文物，同时还负责一些文物期刊的编撰工作；那个时候“考古派”的主要工作是进行田野考古和对少数由于各种原因暴露的古墓进行发掘、整理发掘报告。简而言之，在那个阶段，中国文物专家的主要工作就是收集、保管、解读一些已知的文物，而且那种意义上的解读，多半仅限于制作展览卡片和说明书，所以很少会出错。
第八章 中国文物保护的三大瓶颈 瓶颈Ⅲ：“槌”下众生（1）
第二个阶段是1993年以后，中国的文物市场开了闸，拍卖公司、各种名号的跳蚤市场铺天盖地而来，赚钱效应很快催生了文物制假、盗墓盗捞等行当，大量的出土文物、文物仿品和赝品充斥各地文物市场。这样，社会上开始出现专职文物鉴定公司，前面所提及的一些文物专家理所当然地成为抢手货，充当那些社会化文物鉴定机构的骨干力量。刚开始，一些文化素质低下的农民所生产出来的低劣赝品，当然逃不出专家们的法眼。可是到后来，问题出现了：随着造假者的知识化和仿古手段的高科技化，我们的专家越来越气力不支、招架不住，渐渐败下阵来。原因很简单，他们缺少知识创新能力，同时加上受主观或客观条件所限，很难对原有的经验进行更新，审美水平仍然停留在对过去他们所见到过的那部分旧物的浅表认识上。面对突如其来的大量出土文物，许多都是他们前所未见未闻的东西，所以只能“形而上”地视之为“赝品”、“假古董”。而面对那些形自他们所编著的图录，按照他们撰写的“鉴定方法”去配方、做旧的高科技仿造品，他们反倒会有“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觉，熟识如故，断为文物珍品。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文物鉴定专家的队伍迅速发生蜕变，一部分人退出市场，四门不出，以著书立说来维系权威与名声。另一部分人则仍旧混迹文物江湖，或成帮界大侠、或为混世魔王，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京城一家鉴定公司的特聘专家曾经这样对记者说：“真东西也好、假东西也罢，古玩古玩，不就是一个玩字吗？就算我把一件高仿品鉴定为真东西，谁有能耐挑出它哪个地方不符合真品的特点？”
那位朋友说的是真话。我国原有的文物鉴定体系，似乎已经近乎穷途末路。迄今，我们未能建立一门能够解读历史、诠释古代遗产的中国文物学，甚至连一部像样的文物鉴赏著作都见不到，更谈不到能如同广大收藏者所期望的那样，制定各个门类的文物鉴定标准，倒是大量混淆视听的“鉴宝秘籍”遍地都是，每天都在误导着名利场上的芸芸众生。另一方面，现有能用于文物鉴定的科学测试项目，只是借用相近学科的某些仪器设备和手段，适用范围很狭隘，而且由于许多文物类别都没有建立相对完整的数据库，所以这样的“科技鉴定”基本上与“眼学”相差无几，对于送检文物，只能给出“基本符合”、“基本不符合”、“仅供参考”等等模棱两可的报告，加上检测者良莠不齐、居心不一，所得结论同样难以令人信服。
“眼学”和“科学”鉴定的同时失灵，不止是贻误市场秩序，还严重阻碍了我国考古学的进步。如今的考古挖掘，只要现场未能保持原状，就会引起各路专家们的口水战，陷入“不可知”的泥潭。而猖獗的盗墓贼们现在已经不太可能手下留情，给我们留下多少完整的古墓和遗址。最近河南安阳的“曹操墓”真假之争，就是鲜明一例。只要不是自己亲手挖掘出来的东西，哪怕是同门的师哥学妹所为，也都有“周老虎”假照之嫌！更何况有些实物还是从盗墓贼那里收缴过来的东西，谁敢拍起胸膛打保票呢？
中国文物单位在鉴定方面闹出的笑话层出不穷，已经扬名海外。2008年，在美国洛杉矶5家博物馆因非法收藏中国出土文物而受到联邦调查局搜查的事件发生后，当地一位郭姓华裔收藏爱好者公开向记者披露：“中国某些知名大博物馆，曾经在世界各地回购古文物，有的经由当地官员引荐卖家，高价将一堆赝品当‘国宝’买回内地，丢人现眼。最后为了顾忌国家和博物馆的面子，只得将赝品丢进仓库，吃哑巴亏认赔了事！”这位郭先生还说：“其实，买卖双方都是专家，是真的不知道交易品真伪，还是另有猫腻，只有他们自己与上帝知道。不管是哪种情况，丢脸的都是我们中国人……”
也许，对于高科技制假者来说，没有不可复制的物质，只有不可复制的灵魂。而我们中国的文物鉴赏家们，不少人却恰恰只能停留在世俗的物质时空里，无人能靠近我们祖先博大精深的艺术灵魂。所以，他们不得不放弃那些储存着远古人类最高美学境界的抽象物和与天地通灵的千古至尊，而乐此不疲地去为那些毫无生气的近代皇宫奢侈物，以及它们惟妙惟肖的复制品妄估天价、奢封“国宝”。
可悲的是，迄今，我们的民族文化瑰宝还不得不在一种毫无科技含量和非标准化的鉴定机制下被妄断伯仲，我们的“文物国门”仍然不得不由于缺少真知灼见的守护者而上演“空城计”，我们的收藏大众还不得不困顿在庸俗不堪的审美误区里想入非非、浪费金钱！
第八章 中国文物保护的三大瓶颈 瓶颈Ⅲ：“槌”下众生（2）
这些年，随着西方博物馆中巨量中国珍贵文物的曝光，加上接二连三的圆明园文物拍卖事件，给国人造成一个假象，似乎中国文物的大量流失全部归罪于西方列强的哄抢。可是，如果我们能静下心来思考，却不难发现一个会使同胞们脸红心跳的事实，那就是：数千万件漂泊异乡、宿命天涯的中华历代遗珍，原来绝大多数都是经国人之手逐利割脐。
中国最早最大的文物走私者
国人盗卖祖宗遗珍并非始自当朝，最早、最著名的一个国贼当属祖籍浙江、享誉欧美的超级大古董商卢芹斋。
1905年，清廷崩溃在即，一些王宫贵族、八旗子弟生活无着无落，有的从皇宫盗宝、有的搬出祖传文珍，拿到市面上典当换饭吃。一时间，各地古董市场红红火火、生意兴旺，其中尤以上海城隍庙一带最为热闹，商人云集，国宝汇聚，场面胜过了北京琉璃厂和天津、香港的古董场。就在那一年，26岁的卢芹斋，经浙江同乡、孙中山先生的好友张静江点拨，漂洋过海，开始了他的古董生涯。
初入行时，卢芹斋与北京、上海等古董行的一些大买卖人搭帮结伙、欺行霸市，国内凡有青铜古玉、瓷器字画等稀世古货露面，不管如何周转，最后必定落入他们之手，然后再从上海港发往巴黎、纽约等地贩卖。从1906-1949年，卢芹斋等人的这种交易从未间断。据史料记载，仅1926年，上海港向美国出口文物的关税达778325海关两（当时1美元合1海关两）。当时经卢芹斋拍卖的一件康熙年黑地素三彩瓷器仅值2000美元，一件古玉才卖64美元。以此推算，在长达近40年的时间里，此人倒卖的中国文物恐怕会在几十万件之上。
很快，卢芹斋以其收藏的众多精美的中国文物，征服了巴黎、伦敦、纽约等地的文博界。当时，提起“巴黎卢芹斋”、“纽约卢芹斋”的名号，欧美一些大收藏家，甚至是国立博物馆人士，几乎无人不知。如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纽约大都会美术馆以及哈佛大学的福格美术馆，还有收藏界大佬弗利尔、梅尔夫妇以及约翰·小洛克菲勒，都曾把卢芹斋奉为座上宾，大量收藏经他倒卖的中国文物珍宝。从当时的欧洲媒体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卢芹斋在居住国的影响之大：“考古学家卢芹斋将大量的墓葬雕刻、青铜器、陪葬古玉、陶俑、佛像运抵欧洲和美国，让欧美收藏者学会欣赏中国墓葬文物……他以精湛的文物专业知识和天才的商业眼光逐渐征服了欧美收藏者，随即在欧美的银行家、军火商、石油商、不动产商中形成对中国文物的抢购潮……”（摘自美国《纽约时报》）
究竟卢芹斋倒卖了多少国宝，至今无人能说得清楚，记者查证后知道下落的有：唐代龙门石狮，现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14世纪大型佛教壁画，现藏于美国大都会美术馆；隋代佛教青铜造像、一组汉代画像砖，现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数尊真人大小的响堂山雕塑，现藏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唐代侍女图墓葬石雕，现藏于西雅图市立美术馆……另据资料记载，仅卢芹斋亲自在纽约举办的两次拍卖，就出售中国文物2800余件，成交价仅10多万美元。在巴黎的一次展销中，他卖出青铜器、雕塑、玉器3000余件。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当时卢芹斋用于推销而出版的部分画册中略见端倪，那些画册有：《中国石雕展》、《中国艺术人物展》、《中国古代祭祀青铜器展》、《伦敦国际中国艺术展》、《唐宋元绘画》、《汉代镶嵌铜器图录》，等等。这些展品数量巨大，而且件件都是精品，其中不乏世界级的珍稀文物，用此国贼自己的话来说：“足可以完整见证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全过程……”
第八章 中国文物保护的三大瓶颈 瓶颈Ⅲ：“槌”下众生（3）
在被卢芹斋倒卖的中国文物当中，最著名的莫过于驰名海内外的“唐太宗昭陵六骏”（其中两骏）和宋代《睢阳五老图》。这两样国宝，都是中国艺术史上最伟大的杰作之一，它们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无法估量。这样的国宝，竟被卢芹斋在初入美国时，作为见面礼，以万美元和8万美元的价格分别贱卖给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华盛顿佛利尔博物馆、耶鲁大学博物馆和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解放后，中国政府和民间组织曾多次通过美国政府讨索这些国宝，但是终因收藏这些文物的博物馆票据齐全，而且还有当时中国政府开具的通关证明而无果告终。
卢芹斋因倒卖中国文物有功，经法国政府特批，在巴黎闹市建造了一幢五层的红楼，用作收藏古董，被当地人称作“中国卢浮宫”。据美国人著文记载，几乎所有欧美国立博物馆，至今都还藏有从这座“卢浮宫”里倾销的中国文物，他们将卢芹斋视为合作伙伴与功臣。美国亚洲文物收藏大亨、国立亚洲艺术馆创始人弗利尔在给卢芹斋的信中写到：“亲爱的伙伴，美国需要你！欧洲需要你！”
倚仗有强大的资金和社会关系作后盾，卢芹斋很快成为美欧市场上的中国文物霸主，有恃无恐地进行市场垄断。有一年，一位中国古董商将河南彰德出土的一批商代青铜兵器运抵美国销售，卢芹斋从国内同伙那里得到消息后，便提前在纽约举行记者招待会，宴请美国的著名考古学家、鉴赏收藏家和新闻记者。他在宴会上宣布：最近有人要从中国运来一批青铜兵器的仿制品和修补残件，请各位务必注意。那个中国古董商来到美国后，莫名奇妙地受到了当地所有古董商的冷遇，几个月后，他只好把带来的中国文物，全部作价便宜卖给卢芹斋，凑足路费打道回国。两年后，卢芹斋又把这批文物一次性售出。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卢芹斋设在上海分部的一大批重要文物被收缴，他分布在中国各地的伙伴与帮凶，有的被监禁，有的被处决。卢芹斋知道，自己再无可能继续在新中国的土地上暴殄天物、为所欲为。他悲哀地向友人倾诉：“中国文物的交易已到尾声，我的乐趣将被全部剥夺！”1950年，中国史上“最牛”的文物走私者卢芹斋在美国宣布退休，接着将纽约古董分店清仓，由他的同僚弗兰克·加罗接收，法国巴黎古董店和那座大名鼎鼎的“中国卢浮宫”，则由他的小女儿JanineLoo接管，直至2006年被家族拍卖。
1957年，卢芹斋因长期瘫痪在床，患肺炎死于瑞士一家诊所，终年78岁。临死前，这个千夫所指的国贼知道自己罪孽深重，但却想用自欺欺人的方式解脱自己负罪的灵魂。他在绝笔中写道：“我的确感到非常羞辱，因为我是使这些国宝流失的源头之一。但我唯一感到可以欣慰的是：这些文物没有一件不是在公开的市场上与其他买家竞标得到的……”
卢芹斋至死还在撒谎，美国艺术期刊《帕纳索斯》曾载文透露：“过去数年中，市场上出现了许多墓葬雕板，似乎是那些收藏中国雕塑的人已经把中国大多数地面文物拔光，现在已经开始把目光投向地下来填补市场。卢芹斋自称，这些东西，都是由他的合作者直接从中国的盗窃者手里购得……”
“卖自己祖宗的东西能有什么错？”
第八章 中国文物保护的三大瓶颈 瓶颈Ⅲ：“槌”下众生（4）
在卢芹斋客死他乡之前，另一个混迹于北京琉璃厂的古董商岳彬也于新中国成立后的次年，以倒卖国家重要文物罪被绑赴刑场、饮弹身亡。然而，两个害群之马的离场，并没能真正扭转中国文物流失的厄运。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高压政策后，随着文物市场的大开放，我国又面临着一场新的、更大的文物资源危机。在这一场危机中，正义失去了准星，法律失去了准绳，囊括方方面面的潜规则成为主宰中国文物市场的隐形利器。由此，在拍卖公司天价木槌的诱惑之下，成千上万个“当家作主”了的卢芹斋和岳彬们，以“国家主人翁”的身份，肆无忌惮地用各种近似疯狂的方式，理所当然地变卖起祖宗遗产。
去年，一位律师朋友曾经给记者讲述了他办理过的一个案件：
安徽某地有一个农户，他们家的祖上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大臣，暮年时因未受到朱元璋的器重而告老还乡，死后埋葬在老家的祖坟山上。前几年，全国各地盗墓成风，这家人祖孙三代一起合计：他们这个家族的所有人都知道老祖宗的墓地里一定有陪葬的金银财宝，迟早会有人打它的主意，与其被别人挖走，还不如自己来一个“先下手为强！”
于是，祖孙三代一齐上阵，辛苦了几个晚上，终于打开了那座合葬墓穴，取走了全部陪葬品，其中有朱皇帝赏赐的青花梅瓶等瓷器10余件、金银首饰和玉器大小共几十件。几天后，他们将所有东西总共作价10万块钱，一股脑全部卖给了邻村的一个下海多年的文物贩子。过了两个月左右，另外一个文物贩子也来找这家人，问他们还有没有古董出手，这家人说没有，那个文物贩子以为他们是不愿意把宝贝卖给他，便告诉这家人说：“你们上次卖给某人的那批东西可吃大亏了！”
这家人赶忙打听是怎么一回事。那人告诉他们：“你们上回卖给他的东西可全都是国宝，那些瓷器叫‘洪武瓷’，跟英国人卖了两个亿人民币的那个元青花罐同样值钱！光是那只洪武梅瓶他卖给一个香港人，就赚了上百万！”
这家人告诉他，不只有梅瓶，大小有几十件东西呢！
那人说：“那，弄得好他最少搞了千八百万，唉，黑呀，他就不给你们奖励点儿？换上我，怎么也得回头给你们补一两百万感谢费！”
这家人一听，全傻了。那人刚走，他们就去邻村找老文物贩子算账，商量了半天，老文物贩子又补给了他们10万块钱。他们不答应：“你都赚了几百上千万，怎么说也得分给我们一半。就这前后一共20万块钱就想打发我们，也太过欺负人了吧！好歹那东西也是咱老祖宗的……”
老文物贩子一听，这现钱难舍呀，干脆脸一板：“你们想讹我呀？门儿都没有！我不是喝稀饭长大的。你们回村里打听打听，我在方圆几百里收过多少东西？别说是你们祖宗的东西，就是那些姓朱的人家，也卖过不少东西给我，带洪武款儿的官窑瓷器我也卖过好几件。说好的价格，出手就了结，别说我还没赚你说的那么多，就算我真的赚了一千万，也不关你们什么事，那是我的本事，有眼力，捡漏儿了！”
话是那么说，这爷孙几个咽不下这口气呀！隔三差五去找老文物贩子吵闹。吵来吵去，后来被他们家族里另外几家人听到消息了，跑到他们家评理算账：“祖宗不是你一家人的，每年清明节供品一样买，祖祠堂立碑大伙儿一样摊钱，凭什么墓里面的东西你们爷孙几个独得，偷偷给卖了而我们连一分钱的好处也没有？按照法律规定，没有遗嘱的遗产也得由后人平均分配呀！”
第八章 中国文物保护的三大瓶颈 瓶颈Ⅲ：“槌”下众生（5）
吵到最后，那家人的叔伯兄弟们干脆一纸诉状递上法庭，告这家人私自侵吞共有的祖上遗产，外加盗墓，要求法庭为他们做主，重新分配遗产。这一下可就热闹了，除开这家人祖孙三代之外，还有那个老文物贩子，全都作为非法盗墓、贩卖国家重要文物的嫌犯被公安部门拘捕。接下去一审问，临近几个村子又带出来一大堆同类嫌犯，而且都是大明皇朝王公贵族的嫡亲后裔。
在法庭上，除开老文物贩子以外，其他全部嫌犯众口一词，大叫冤枉：“我们挖掘的那都是祖上的坟墓，我们是那些祖坟的主人，卖自己祖宗的东西能有什么错？国家凭什么判我们有罪？如果是这样，那么多因为国家征收土地去动迁祖坟的人家，也应该全都抓起来判罪！国家为什么还要给他们发放动迁费呢？”
“乍一听，好歹也是个理呀！挖的是祖宗的坟，卖的是祖上遗产，凭什么给他们判罪？再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属于集体所有和私人所有的纪念建筑物、古建筑和祖传文物以及依法取得的其他文物，其所有权受法律保护。’虽然说没把有明确后代的古墓权属列入其中，但是也应当是那个理！”律师朋友开玩笑说。
我们都是“卖国贼”？
我曾经向很多朋友讲过那个安徽农民的故事，大部分朋友只留下一声感叹：“那些农民啊……”也有一些社会学家将追罪的眼睛盯上了另外一个恶因——贫困。很多年了，盗墓、盗捞、盗卖，一切带“盗”字的脏活儿，似乎都是穷人所为，中国人有古训：“贫穷起盗心”嘛！
固然，贫困的确可以成为某些犯罪行为的诱因，但是，记者看到更多的却是衣食无忧者对国家利益的冷漠和追逐财富的疯狂。
“那些搞文物缉查的人，只有能耐对付我们这些小人物，查来查去怎么也不会去查那些有头有脸的有钱人！”记者暗访时，一位跑单帮的文物贩子这样抱怨。他告诉我：某家产亿万的富豪收藏家曾委托他私下收购出土文物数百件，全部混杂在自家公司的出口外贸产品当中，用集装箱运出境外卖掉，然后再从境外通过拍卖行买回一两件东西掩人耳目，让人觉得他们家的东西一是真、二是来路明白，加上报纸、电台一炒作，成了爱国护宝的典型，这样做，有些东西他在国内出手也没有哪个会怀疑来路不正。
另有一位地方博物馆的负责人给记者讲过一件事：他们那个地区有一位富豪收藏家，在国内国外收购了几百件有价值的古代文物。这位馆长上门动员他拿出一两件捐献给博物馆，或专门在博物馆为他开设一个展厅，让更多人能欣赏到他的藏品。那位富豪一听破口大骂：“你他妈的不要到处瞎给老子造舆论，以后我家失窃了找你算账！没错，我家里的东西件件是国宝，比你那个破博物馆强出百倍。但是我的东西跟你们国家有什么关系？拿我自己的血汗钱买的，说什么爱国不爱国那纯粹是你们这些人瞎扯淡！像我这样的人，有谁会将自家的东西送给博物馆？要卖我也只卖给外国人，卖给你，你出得起价吗？”那位馆长无端受辱，只好灰头土脸地出了门。
“是的，我相信，只要外国人肯出钱，他一定会将手里的东西再重新卖出去！我真闹不明白，他又不缺钱花！我们国家的爱国主义教育搞了那么多年，怎么都停留在口头上？”结束采访时，那位馆长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第九章 中国拍卖：乱象与期待 “国拍”出事儿了！（1）
看着那位仁兄怅然若失的神态，记者想起罗曼教授在欧洲采访时，曾听一位经常向博物馆捐献藏品的收藏家所说过的话：“见到自己的藏品能摆在博物馆里，有成千上万的人去参观，那是一种什么感觉？会有一种最大的成就感和满足感！”相形之下，我们的贪婪与鄙陋，岂是“贫困”二字所能掩饰？
另据记者调查和观察，一些国内私人博物馆实际上与古董商店非但没有多大实质性的区别，而且还在展览过程中进行幕后交易，巧妙地规避了大量国家税收，可谓是名利双收。有几位馆主听说我有购买他们馆藏文物的意向后，都表现得非常友好，不厌其烦地向我推荐他们的“镇馆之宝”，并且滔滔不绝地向我吹嘘自己曾经卖出过多少文物重器。当记者问他们的藏品有没有够档次上国外拍卖的，大多数人都回答说“有”，接着还会报出一连串成交价不菲的已出售过的文物名单。
收藏大家如此，一般收藏者的心态又如何呢？文物市场扩大开放后，流散于民间的文物存量非常巨大，有人估算这部分文物的总数可能远远超过国家收藏的总和，而且其中不乏珍稀之物。这几年，记者先后对上百位文物收藏者作过面对面的调查。
问题之一：“您为什么收藏文物？”
调查结果丝毫没让记者感到意外——70%以上的收藏者坦率回答：收藏文物的目的是“保值、增值！”25%的藏友回答说：“既满足了爱好，又可以增值！”仅5%的收藏者回答说纯粹就是因为爱好古物。
问题之二：“假若您要转让藏品，会选择什么样的卖场？”
这个问题的答案全部一致：“最好是送拍卖公司，如果拍卖公司不收再上普通卖场，谁出的价高就卖给谁！”
记者又追问：“您觉得哪些拍卖公司会卖得更好？”
答案依旧整齐划一：“佳士得、苏富比。它们的信誉好，成交价格高。其次是国内的嘉德、保利和翰海！”
记者接着问：“假若您要卖的藏品属于国家禁止出境的文物，您还会交给佳士得和苏富比去卖吗？”
85%以上的受访者笑着说：“您想卖给他们也送不出去呀！”
剩下的人保持沉默。
记者先后向佳士得与苏富比内部的部分中国籍工作人员作过这方面的调查，他们向记者透露：每年都有很多内地的收藏者通过各种渠道找他们“走后门”，想将手里的出土文物交给国外拍卖行上拍，并且主动开出给“回扣”的比例，最高的许诺愿意将60%的收入付给工作人员作为酬金。他们还告诉我，有些中国内地人，实际上在充当这类走私文物的经纪人角色。这种人的身份往往是大陆驻香港有关机构的公职人员，由于长期自由进出两地，与海关和有关国际拍卖机构都有着千丝万缕的人脉关系，用他们行内的话讲，就是“在各个关节上都安插了‘内鬼’”。这样出境的出土文物，大部分并非立即上拍，而是由相关拍卖行的工作人员先做一系列的“功课”加以“漂白”，然后再堂而皇之地摆上拍卖大厅。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国内许多人苦于没有门道将收藏品送去国外拍卖赚大钱的时候，一些海外华侨却甘愿放弃唾手可得的发财机会，倾其所有将自己家藏的珍贵文物送回祖国。
1979年，旅英华侨赵泰来意外地接受了一笔去世亲人的巨额遗产，其中包括其家族三代人收藏的数万件中国历代文物。赵泰来与太太共同商定：要一如既往地“做平民夫妻、过平民生活”。他们卖掉伦敦的别墅作路费，费尽周折和危险，将藏于地下室的5万多件价值8亿人民币的珍贵文物，陆陆续续全部运回中国，分别捐赠给国家博物馆和广东博物馆。
最近，国内媒体环球网做了一项有关中国追讨海外流失文物的民意调查，引起了一些日本网民的关注，从留言情况来看，多数日本网民不看好中国的追讨行为，有人留言：“中国文物流失有很多是中国人的自身原因”。网民mms说：“确实有被掠夺的原因，但是大部分也是中国人为了生活将文物转卖了吧？”；另有一位名叫ode的网民留言：“以前还听说中国人将金属制的古代艺术品偷去以后熔化了，改做其他用途，真是愚蠢……”
更有欧洲媒体在反对中国政府追索流散文物的文章中恶言嘲讽：“……近20年来，由中国人主动送上门来的文物，远远多于战争中被抢的文物。许多中国人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他们恨不得将手里的‘国宝’全都走私出境，换取大把大把的金钱，只愁‘卖国无门’……”
别怪那些可恶的洋鬼子说话难听，但人家并非无中生有。扪心自问，除去那些盗墓的“工兵”们不算，在我国近8000万之众的收藏大军中，有多少人真正享受过识古赏古、淡泊明志的收藏乐趣？一旦洋财神来临，又有多少人会放弃当一把“卖国贼”的机会呢？
第九章 中国拍卖：乱象与期待 “国拍”出事儿了！（2）
今年年初，在中法两国媒体为了圆明园兽首拍卖事件大打口水战的时候，有一位美国朋友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你们似乎老是被佳士得和苏富比牵着鼻子走，中国自己的本土拍卖行都干什么去了？”
不得不说，那位外国朋友提出了一个令人尴尬、但又不得不回答的难题。长期以来，由于我国没有自己独立的文物市场，作为历史文化物质形态存在的中国文物，在流通价值上一直由外国拍卖行说了算，尊卑贵贱都得在西方拍场上见分晓。一个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都取得长足进步的主权大国，却仍然无法取得本土历史文化物质形态的价值话语权，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面对如此重要的民族大义，本应当可以有所作为的中国拍卖业为何不能拨乱反正、临危受命呢？他们是不敢担当还是不愿担当？对此，国人多有说法。
有人把中国的拍卖史上溯至清代甚至还要更早，但从运作形态和规模上讲，中国拍卖业应当还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兴起。虽然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本土拍卖业起步较晚，但却生逢其时——国民经济飞跃发展，民众收藏热快速升温。1993年，北方的嘉德、南方的朵云轩，这两家拍卖公司几乎同时响起了拍槌。紧接着，一批又一批的后来者跟风而上，到了2000年，在短短的７年时间里，有1000多家中国拍卖行先后响槌，其中具备艺术品拍卖资格的有100多家；又一个７年过去了，2007年，中国拍卖行总数达到4000余家，其中具备艺术品拍卖资格的有300多家。而此时，据有关资料统计，全世界从事艺术品拍卖的公司总数仅为800家，中国拍卖公司占其一半稍逊，数量之多，全球第一。
但非常不幸的是，迅速发展的中国拍卖业仿佛像一艘在狂风巨浪里下水的木船，命中注定要经受没完没了的波折。1993年在上海响起的中国拍卖第一槌，就砸出了官司。上海朵云轩拍卖公司首次书画专场上拍的吴冠中油画《炮打司令部》和《乡土风情》，被画家本人指认为赝品，并要求撤拍。遗憾的是朵云轩未听取画家的意见，继续实施拍卖，最终以万元港币成交。于是，吴冠中委托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以侵犯著作权为由向上海市法院提起诉讼，并于3年后胜诉。
具有强烈讽刺意味的是，这宗被媒体称为“中国拍卖第一案”的诸多情节，竟在此后10余年的岁月里被不断复制，几乎成为中国拍卖业挥之不去的宿命。从此，以真假书画为代表的中国艺术品拍卖纠纷不断、官司缠身——
1996年，浙江中澳纺织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定林在浙江国际商品拍卖中心杭州拍卖会上买下10幅画作，其中黄宾虹的《湖山雨后图》、王震的《无量寿佛》、陆俨少的《山水图》、莆华的《山水》、齐白石的《蜻蜒秋荷图》、张大千的《仿石溪山水图》6幅画作。这些拍品成交后多次经权威专家鉴定，全部为赝品。在索赔遭拒后，王定林将拍卖公司告上法庭。
2001年，上海市一位收藏爱好者在上海德康拍卖行古典家具拍卖会上买到四把“民国年代”太师椅，后经专家鉴定为当代仿品。那位收藏者以“涉嫌欺诈”为由，将拍卖公司告上法庭，后被判决退还拍卖款及佣金。
2003年，太平洋国际拍卖公司因拍卖北京画院画家、国家一级美术师卢平的名画《摇篮小曲》，被画家以假画侵权告上法庭。
第九章 中国拍卖：乱象与期待 “国拍”出事儿了！（3）
2005年后，此类官司更加恶性膨胀：
2006年，画家韩美林因冒仿自己作品的12幅假画被拍卖而状告荣宝斋。
同年，画僧史国良状告北京传是拍卖公司不顾自己指认，坚持拍卖两幅冒名假画。
同年，安明阳、车永仁、张永典3位画家在媒体上公开指认署有他们名字的油画《伟大的战略决策》（成交价88万元）系伪作，随后一纸诉状将北京华辰拍卖有限公司和该画委托人姜某告上法庭。
2007年，老画家杨红太因画作《打水姑娘》被仿卖起诉保利拍卖公司。
同年，75岁的著名书画家杨向阳教授因为一幅拙劣的赝品冒其名上拍，将云南天禄拍卖有限公司告上法庭。
同年，皇朝·诚铭公司秋拍中大肆宣传的4件“国宝”，有3件经权威机构鉴定为赝品，1件存疑，被北京市文物局以“虚假宣传，扰乱拍卖市场秩序”为由紧急叫停。
同年，北京中嘉立信“2007年春季精品拍卖会”展示了900多件拍品，经主管部门审查，所有标注古代文物的拍品均为赝品，该公司被北京市工商局立案调查。
2008年，德翰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因一次性竞买了17件赝品，而将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告上法庭。
同年，有关吴冠中假画的风波又起，上海收藏家苏敏罗女士以253万元高价拍回的吴冠中油画《池塘》，经老画家指认为赝品，苏女士将北京翰海拍卖公司告上法庭。此案至今未终审判决。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吴冠中先生似乎跟中国的拍卖业特别有“缘”，从上海拍卖“第一槌”开始，有关他的“假画”官司就一直没断过。鼎盛时候，竟然还出现过吴冠中假画的“专场拍卖”。如：2006年，北京圣天阁文升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举行“吴冠中作品专场拍卖会”，拍卖画册被吴冠中本人看到后，马上打电话给拍卖方，指出作为主体拍品的21幅素描“全部不对”，导致此场拍卖流产。
记者访问吴冠中时，老先生非常无奈地说：“我不是不想打假，而是在国内无法打假。我只能起阻止拍卖的作用，无法追查假画背后的黑手。对艺术品市场的经营和管理既没有完善的法律，也没有鉴定机构和执法机构，造假者和拍卖假画的画廊、拍卖行没有任何法律责任，所以画廊、拍卖行和那些做假人联合起来造假！”
吴老还说：“国外大的画廊和拍卖行，如果遇到假画，一个月内可以退画，政府执法部门对假画来源会以法律形式介入，如果发现画廊和拍卖行造假，除了坐牢等法律责任，还会把它罚得倾家荡产，为什么我们打假画这么难呢？”
拍卖公司见利忘义的不慎之举，不但使自己在国人跟前颜面全无，同时也损害了中国拍卖业的国际形象。
早在国画大师刘海粟在世时，曾收到一名日本友人寄来的一张照片，上面是藏者在中国购得的一幅大师所作山水画轴，经刘海粟亲自鉴定，此幅画轴为赝品。
2002年3月，德国人约翰在中国买下画家袁江、陈少梅、徐悲鸿、马晋和刘奎龄的5幅画作，回国后，经鉴定全是赝品。此后，约翰回到中国要求退款，卖方给他换了几幅，后经鉴定，换回的画有3幅竟然仍属赝品。一气之下，约翰将对方告上法院，此案历时3年多，终审买家胜诉。
上面所举，仅为部分规模较大的拍卖公司涉及的案例，在数量众多的中国拍卖纠纷中，仅为冰山之一角。根据记者初步统计，迄今，中国现当代著名画家未受假画侵权的人屈指可数。
第九章 中国拍卖：乱象与期待 “国拍”出事儿了！（4）
大中型拍卖公司官司不断，小拍卖公司当然更不会闲着。2009年年初，记者受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组邀请，对四川一藏家状告成都“古今通宝”拍卖公司欺诈案进行现场点评。
此案过程很简单：四川农民李尧在古玩市场买了一只青釉瓷瓶，上网发帖咨询瓷瓶是老是新，值多少钱。成都“古今通宝”拍卖公司非常热情地回帖，请他拿瓷瓶去该公司做鉴定。后经该公司专家鉴定，李尧购买的那只青釉瓷瓶是“南宋龙泉窑烧制的精品瓷器”，并颁发了鉴定证书。接着，该公司又动员李尧留下瓷瓶，参加他们总部举办的拍卖会，并给瓷瓶估价500万人民币。于是，李尧卖掉了仅有的一处作坊，向成都“古今通宝”交纳各项服务费共11800元人民币，并与该公司签订了委托巡展、拍卖的相关合同。
一年过去了，宋代龙泉瓷精品的市场价飙长到100万元左右，但是李尧那只曾被专家估价500万的瓷瓶出售价格却一路下降至10万，还是无人问津。于是，李尧对那只瓷瓶的真实年代产生怀疑，要求作进一步鉴定。在与成都“古今通宝”公司协调后，由“北京中博文物检测鉴定中心”对瓷瓶进行科技检测，得出的结论是：送检物品为“清代晚期”的制品。圈内人都知道，这一结论与一年前“古今通宝”公司的专家所作鉴定结论无疑有天壤之分，一只普通“晚清”瓷瓶最多也就值几千块钱，而“南宋龙泉精品”的价格，起码也在几十万以上。李尧的发财梦彻底破灭了，便多次向“古今通宝”公司讨还自己卖作坊缴纳的一万多元费用，但遭到了对方的拒绝。李尧一气之下，先是将此事公告媒体，后来又一纸诉状将“古今通宝”公司告上法庭，官司至今未果。
这一期节目在央视《今日说法》播出后，记者陆续接到全国各地一些观众打来的电话，很多人都反映了有类似李尧的遭遇，其中不乏也有向法院起诉“古今通宝”的“受骗者”。记者随即查阅了这家公司的有关信息，发现这是一家大型综合性文化产业公司，总部设在广州，全国有十多处子公司，经营模式均与成都“古今通宝”一致，通过网上、网下招揽客户，实行鉴定、保管、展览、销售、拍卖一条龙服务，每一个环节都要按照委托物品的估价收取一定比例的服务费。如果仅仅是这种经营模式，记者倒是觉得无可厚非，只要每一个环节都取得合法经营权，那最多也不过是多收几块钱或少收几块钱的事情。但在记者近距离调查后，却发现该公司的许多做法的确让人生疑。
为了取得第一手资料，记者如法炮制，委托朋友将几件古瓷低仿品拍成照片在有关网站上发帖，果不其然，朋友很快收到该公司的回帖，称所传物件都是价值不菲的古代器物，只要交付一定的服务费，可以委托给他们展销、拍卖。对此，记者开始只是对这家公司的鉴定力量产生怀疑，但当记者打开这家公司的官方网站，一张“超级名单”让我唬了一大跳。好家伙，这家公司的鉴定力量几乎超过了国内任何一家地方博物馆——十几位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院、首都博物馆的研究员名单赫然网上。这些几乎囊括各种文物类别的专家，在中国收藏界都是一言九鼎的“大腕儿”，民众早就通过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耳熟能详，他们的号召力可想而知。
第九章 中国拍卖：乱象与期待 “钱和良心只能选择一样！”（1）
有一位江西南昌的观众在电话里向记者坦陈，他在跟“古今通宝”签约前，也听说过这家公司的劣迹，但在网上看到这份名单后，他的种种疑虑都打消了。人家有这么多国家级的“大腕儿”专家坐镇鉴定，看东西能走眼吗？他们给定出的价格还愁没人买吗？可是咱们普通老百姓哪里知道，这份振聋发聩的专家名单上的大腕儿们，谁会真正低下头看他们送去的“宝贝”？谁又能对他们因送拍藏品被虚开高价而损失金钱的不幸负责？
另一位自称“也是受骗者”的安徽观众在打给记者的电话里气愤地质问：“现在明星替劣质商品做广告要负法律责任，而这些受到人们尊敬的文物专家甘愿放下身价，为不良商家变相做软广告，使我们造成了经济损失，他们是不是也要负担连带法律责任呢？”
客户状告拍卖公司的案例决不止一两起，记者在多年的暗访中发现：除开北京、上海、杭州几家大拍卖公司外，几乎多半小型拍卖公司都必须依靠合法佣金之外的收入维持生存。记者还从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处了解到，那一块灰色收入在法律上并无明文禁止。这就意味着，这种现象还会持续下去，类似的官司也还会一直打下去……
拍卖公司必须依赖拍卖佣金以外的所谓“服务费”糊口养家过日子，这不能不说是古今中外都罕见的大笑话。难怪中国本土拍卖业诞生十几年来，尽管从业者数量跃居世界第一，交易量跃居世界第三，但是在成交金额上却远远落后于美英等国。这里仅以国际知名艺术网站Artprice最近公布的一组数据为例：2008年，苏富比拍卖的成交金额占全球拍卖市场总金额的，佳士得的所占比率为，中国拍卖的成交金额虽已跃居法国之前，但所占份额尚不足5%。而据记者调查推测，就是这为数不高的成交额，还有相当大的水分，诸多拍卖公司不时被曝光的虚假成交记录，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中国拍卖公司数量多、合格少，官司多、信誉少，收费多、成交少的现象，早已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也成为了遏制这个行业自身发展的顽疾。近年来，不少地方政府的相关部门陆陆续续开展过对拍卖行业的整顿，比较典型的有：2001年，上海有关部门一次性取消了占全市总数40%的拍卖行经营资格；2003年，天津市摘下6家不合格拍卖行的牌子；2006年，广东省更是一举关闭了近百家不良拍卖行；2007年，北京市文物局对19家拍卖公司进行了查处，这些公司涉嫌超资质拍卖和虚假宣传……可是尽管如此，收效甚微，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你今天摘了我这块老牌子，一周之内我再重新注册一家新公司，换名不换事、换汤不换药。
“国拍”出事儿了！一个顺应时代大潮而诞生的朝阳产业，何以刚刚起步就沦落为趁“火”打劫的不良之辈？生逢其时的中国拍卖业因何错失良机？为了寻找答案，记者对北京一些不同规模的拍卖行进行了一系列直接或间接的暗访。
第九章 中国拍卖：乱象与期待 “钱和良心只能选择一样！”（2）
从地摊走上拍场的“国宝”
采访时间：2007年11月
采访地点：北京潘家园
受访人：老门（化名。古董商贩）
采访人：本书作者
记者早就听人说，别小看潘家园那些摆地摊儿的，里面可是藏龙卧虎，有不少神通广大的人物。很多人都告诉我，老门就是这类人当中的一个，说他有“点石成金”的本领，能把地摊上的东西弄到拍卖公司去拍卖。
像屡次做暗访一样，在正式与受访对象对话之前，我先在地摊上对老门观察了几天，然后再去他的摊上当“棒槌”扫货——真真假假挑那么十几件东西，然后凑一堆估价，一般几千块钱就能成交。他觉得占了便宜，我也没觉得吃亏。就这样一来二去的，我和老门很快成了“莫逆之交”，要不怎么叫“古玩江湖”呢？逢场作戏、各怀鬼胎，他为了多掏几次我的钱包，我为了让他出卖“情报”。
一个月后，我觉得可以“出击”了。那天中午，我带了个朋友去老门摊上买了两样东西，老门要给我百分之十的回扣，说是行里的规矩。我说什么也不肯要，老门便拉我去潘家园西门一家饭店里喝酒，这对于我来说，倒是正中下怀的事。
老门是个酒鬼，酒量不大，上桌就往醉里喝。当然，我只让他喝到六成，然后便开始谈“生意”。
“……别怪我直说啊，你摊上尽是一些垃圾货，卖来卖去也挣不到几个钱吧？”我说。
老门不服气地说：“您说啥？我只有垃圾货？那您就大错特错！我有地地道道的国宝……”
“你就吹吧，还国宝，一大堆假货，全部是低仿，连高仿品都见不着！我认识的人当中倒是有真本事的人，听说他们手里的东西还能上拍！”记者上的这道菜大家都会烧——激将法！
老门一听哈哈大笑：“……我还说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上拍卖公司吗？那也算本事？我还真告诉您吧，要说到跟拍卖公司合作的事，在潘家园本人算头一个！头一个，您明白吗？就是说，我不但是第一个上拍的人，也是拍得最多的人！”
“你就吹吧，反正吹牛不犯法。就你这样儿，摆摆摊儿，挣几个小钱能养得起老婆孩子就算得上是个男子汉了！拍卖行的门朝哪面开你恐怕都搞不清楚吧？”
“您还真以为拍卖公司的门槛好高哇？您听好喽，我告诉您，本人每年都要帮那帮孙子挑东西上拍，成交后，咱们哥几个分红！”
“吹呀，接着吹，我听着呢！你跟哪一家拍卖公司是哥们？”
“尽管咱们也是好哥们，哪一家公司咱不好说，但是可以给您讲一件事情，让您服气！汝窑，您知道吧？就是那个‘雨过天晴云*，这般国宝做将来！’”
“是‘这般颜色做将来’吧？”
“一样，汝窑还算不上国宝吗？三年前，一只汝窑水滴，我就在2号棚发现的，满身是水沁，显得很怪异。我故意问摆摊儿的，这是什么？一个河南女人，估计摆了很久没人出价，她已经完全不自信了，告诉我，有人说是汝窑。我对她说，什么汝窑，汝窑的颜色天青纯净，能像你这玩意儿乌眉黑眼儿的？三两下就把价砍到200块钱，成交！”
“还不知道是你骗她还是她骗了你，真要是汝窑瓷器，200块钱肯卖给你？”
“这就叫捡漏儿，您懂吗？后来怎么样，您做梦也不敢想……”老门凑近我，伸出3个手指头。
“300块钱卖了，挣100块，你不就这本事！”
第九章 中国拍卖：乱象与期待 “钱和良心只能选择一样！”（3）
“来……”老门用一支筷子蘸酒，在饭桌上写下：“×
“300乘以1万，300万？你小子还真敢吹！”
“嘘……信不信由您，反正我现在觉得吧，人哪，发财要靠命！您说我20岁出头从山西到北京来练摊，混了十几年也没混出多大点名堂来，可就从那一次开始，那个河南女人给我带来了好运气！您猜怎么着？”
“接着吹，我听着呢！”我故意漫不经心地只顾喝酒。这是暗访的诀窍，欲擒故纵。你要是表现得太感兴趣，会引起受访者的警惕。
话已经说到这份上，老门自然是踩不住刹车了，跑江湖的人都非常爱面子：“我告诉您，我刚付完钞票，离开那个河南女人的地摊儿，有一个穿得挺体面的小伙子跟上来，把我拉到潘家园北门外面。凭我的直觉，生意来了，是个懂行的人，而且他刚才一定还看见我买那只汝窑水滴！”
讲到这儿了，我初步判断这个故事不是老门瞎编的，便随手给他斟上一小杯二锅头。
“那人开口就问：‘你刚买的那只水滴卖吗？’我说，‘刚买的东西怎么会马上就卖呢？’那人说：‘别卖关子了，我认识你，平常不就在2区倒腾一些老窑儿吗？说吧，多少钱愿意卖？’他这么一说我还真想起来了，那家伙的确是潘家园的常客，不过平常只见过他满地摊转悠，很少看到他买东西。‘你说这件汝窑——水滴呀’，我故意让他知道我明白他想要的是什么东西。这摊儿上的买卖呀就这样，卖的忽悠买的，反过来买的也会忽悠卖的，有些老手买东西先要试探卖家是不是‘棒槌’，如果一旦发现你真是个‘棒槌’，他还真能把你一件国宝当一棵白菜给买走喽！”
“人家再精怪还能忽悠得了你？你是谁呀？我见过许多专家，没几个人的眼神儿能拼得过你！”这个时候，得捧着他上杆子。
“您说得一点儿都没错！那小子听我这么一说，知道他碰上行家了，不可能用仨瓜俩枣儿把这件国宝给买去，他瞥了我一眼，从手提包里摸出一包烟丢给我，妈呀，‘小熊猫’！我听人说这玩意儿最贵的一包要五六百块钱呢！‘你不是要用这包熊猫香烟，换我的汝窑水滴吧？’我说。”
我被他逗笑了。这故事越往下讲，可信度越高。“后来呢？那人干什么的？”我忍不住问他。
老门倒也不会卖乖，接着讲：“那人用鼻子哼了一声，还是那句话：‘说吧，想要多少钱？’”
老门对我说：“碰上这样的主子，特别难开价您知道吗？价格开低了别人怀疑你卖的是假货，汝窑是什么？全世界总共78件，这是专家说的，那件件都是国宝啊！你要是价格开高了，人家拍屁股走人，碰上老北京，还会呛你一句：‘有本事送拍卖公司去啊？这里是潘家园！’他这一走，要想再碰上一个真懂行的特难，大部分像您这样的人都买惯了便宜的假货，恨不能几百块钱买一只元青花大罐，捡漏儿啊！”
“不错，个个像你这么精，这只水滴不就早给别人买走了，还轮得上你？可是再怎么说，你还是得给人出个价呀！”
“没错！换上您这样的客户，我顶多也就只敢管您要两三万块钱，可这一回我不能开这么低的价。我说，‘一口价，20万！’说是一口价，我就打算他给我五六万块钱也卖。谁知道他笑笑说：‘那就给你30万，卖不卖？’我愣了，还有这样的好事？我站了快20年的地摊儿没碰上过，那家伙指定嫌我开价太高，生气了，拿话呛我。这老北京的爷们儿呵，说话都很冲。我只好说，‘您要是嫌价钱贵还可以商量呗……’那人说：‘不，我跟你说的是实话，走，我请你喝茶去！’”
第九章 中国拍卖：乱象与期待 “钱和良心只能选择一样！”（4）
“后来怎么样？那家伙是拍卖公司的吧？”我又给他斟了半杯酒。
“嗨，您老不像是退休老师，倒像个算命先生，料事如神！到了茶馆，他第一句话就问我是哪里人、过去干过一些什么事，接着又问我家里还有些什么人，祖宗三代、前世今生都问了个遍。到最后，那哥们才放心跟我透底，说他是拍卖公司收货的，觉着我看东西老道，人也可靠，让我今后负责帮他找值钱的老货，上拍成交后，二八分成，这只汝窑水滴就算是我们第一次合作的拍品……”
“后来呢？”我又问。
“那只汝窑水滴卖出去了，100万！没骗您吧？赚了整整1万倍！”
“这么说，按照你们的约定二八分成，他应当分给你80万？”
“那您又太抬举我了，比例得倒过来，咱不就一个替人打工跑腿儿的？给你20%已经很够意思的了！”
“那倒也是，难怪你小子又买房又买车的……不对呀，就算你那只汝窑水滴是个真家伙吧，有那么重的水沁，那就是出土文物，照理是不能上拍的？”
“你们这些读书人哪，脑子就没学会拐弯儿！呼——一条道儿跑到黑！我跟您说啊……”老门又凑近我耳边：“上拍的时候，那玩意儿就变成‘海龟’了，屁股上盖着火漆，还有香港那边古董店开的发票，手续齐全着呢！我还告诉您，这一次没等到正式上拍，预展后就议价卖给客户了，要真等到上拍，那又该是什么价？”
“我知道，前几年河南拍过一只鸭型汝窑水滴，成交价3000多万呢！”我说。
“知道就好，现在该明白您弟弟有本事搞到好东西了吧？多给我介绍几个客户，我亏不了您……”老门说得高兴，又喝了几口酒，便趴在桌上睡着了。
“狸猫换太子”
采访时间：2009年2月
采访地点：东三环瑞士咖啡屋
受访人：小苏（原某拍卖公司职员）
采访人：本书作者
小苏前几年还是我们中国同胞，可现在已经变成国际友人了，他出国前是国内一家拍卖公司的部门负责人，两年前移民加拿大，我是前两年作国内拍卖市场调查时认识他的。
刚过完春节，小苏就给我打电话，说他回北京陪父母亲过年，过几天要回加拿大，走之前要跟我见面兑现一样承诺。
老地方，华威桥南“瑞士咖啡屋”，连那里的女招待都熟悉我了，不用开口就会给我点上“瑞士咖啡”。
“我不喝这个，味道太浓，影响睡觉！”小苏说。他要了一杯水果味儿奶茶，两年不见，一个原本挺“爷们儿”的小伙子，怎么喝起奶茶来了。
“记得早先你请我喝咖啡都点的Mandheling，现在连瑞士咖啡都嫌苦？”我说。
“那几年在北京酗酒、喝Mandheling，您老不知道吧，我还吞过摇头丸呢！”小伙子一脸的忧郁。
“吞摇头丸？不至于吧？”
“真的，只有依靠强刺激麻醉自己。最痛苦的时候要算办出国手续前的那一年……今天约您出来就是为了实现那一年对您的一个承诺。您记得吗？”
我摇摇头。
“您当时假扮古董商拿了东西去公司上拍，其实那时候把您介绍给我的那人是我的大学老师，后来他把您的真实身份告诉我了，所以当时您变着法子向我打听拍卖公司的黑幕，我对您说，等以后我离开这一行了，我会把您想知道的事情全部都告诉您！”小苏非常诚恳地说。可这会儿我却有些不安，显然他决定这样做，已经搅乱了自己内心尚未恢复的平静。
第九章 中国拍卖：乱象与期待 “钱和良心只能选择一样！”（5）
“其实，你不一定，真要找我谈的……”尽管我很想听他的故事，但说这话也是真诚的。
小苏笑笑，夹着些微苦涩：“没关系，跟您聊一聊，也许就能睡得着觉了。”
人们有意无意之间，时常会把善与恶进行潜性染色体排列，喜欢用“善根”或“恶种”这一类遗传基因去武断人的行为及本性，实际上事物的本质却往往并非如此简单。
“人是会变的，身不由己，有时候变得自己都不认识自己。”小苏一面搅拌奶茶一面说。“我爷爷、奶奶、父亲、母亲都是基督徒，从高中开始我就经常跟随父母亲进教堂做礼拜，那时候我心里的主导是上帝，生活很单调但很透明。后来我考上大学，学的是历史，对文物有很大兴趣。大学毕业后，我随兴进入了您知道的那家拍卖公司，刚开始几年，我什么都不懂，跟着老师傅做事，看标的、收货、开单，师傅说什么我相信什么……
“渐渐地，我开始能看明白一些事，发现公司有很多拍品的品质与公开标注的内容完全不一致，有时候连非常低级的仿品也会被当作真品上拍。起初我在会上提出质疑，但是奇怪的是大家都不这么认为，相反，领导批评我水平低，让我加强学习。这么一来我也纳闷：是不是自己真的本事不够、眼力不好？总不会那么多老师傅、那么多师兄弟大家都看错东西？于是，我非常虚心地向同仁们学习，他们签单的拍品我不再挑刺，而改为认真琢磨、卖力地做宣传推广、找买家，成绩很快就上去了，工资奖金也跟着见涨……直到有一次，公司出了一件事，我才如梦初醒。
“那一次，我的一位上司签收了一只嘉靖五彩云龙瓶，卖主是一位对文物一窍不通的归国华侨，瓶子是他在国外的舅舅留给他的遗产。拍卖公司从签收拍品到正式拍卖都有一个过程，拖个半年一年的是常事，那只瓶子是半年后才上拍的，成交价200多万人民币，那个买主是我找的客户。
“东西卖出去一个月后，麻烦来了，那位客户找到我，说有人看了那只瓶子，认为是高仿品。我说绝对不会，东西收来时我看过，是嘉靖年的精品。客户让我再重新看一眼，我打开盒子一看，傻眼了，的确不对。于是，我去找了签收这件拍品的上司，问他是怎么回事。上司说：‘收来的时候不是大家都看过吗？你如果认为有问题还会去谈客户吗？’我说瓶子好像被人换过，不是原来你收回来的那一只。上司一听立马跟我翻脸，狠狠训斥了我一通。过后我又去找了分管的副总，副总对我说，东西他看过，没问题。‘现在艺术品拍卖你又不是不知道，没多少东西能达到认识完全一致的，要不《拍卖法》还带免责条款呢！说真说假的都会有，假如人家一提出异议你就服软，那拍卖公司就不用开了。做做客户工作吧，工作做不通，可以让他去找我们公司的专家团队重新鉴定嘛！’
“既然是这样，我就让客户提出要求，请专家鉴定小组对这件拍品作重新鉴定，结果没变，继续认定是嘉靖五彩精品……又过了半年多，香港那边也拍了一只同样的嘉靖五彩瓶，看上去跟我们拍的这一件没什么区别，成交价1200多万。我向那边朋友一打听，他说：‘那只瓶子就是你们公司的人推荐的呀！’这一次，我直接去楼上找那位副总，把这件事告诉他，并且说我推测是有人将那只嘉靖五彩瓶掉了包，狸猫换太子，我们拍的是一只高仿品，香港那边拍的才是真品。副总很不高兴，教训我说：‘你凭什么说香港拍的就是真的，我们拍的就是假的？你说话要有根据，这么讲是会惹出乱子来的，那样对你有什么好处？要告你，就是诽谤罪！’
第九章 中国拍卖：乱象与期待 “钱和良心只能选择一样！”（6）
“这一回我没有就此罢休，利用休假，去了一趟景德镇，找到我那位上司经常去‘参观学习’的一家烧仿古瓷器的窑厂，拿出那只嘉靖五彩瓶的照片，问他们这两年有没有仿制过这件东西。他们都摇头，但我从他们那种暧昧的态度中觉察到了答案。于是，回京后我又找到那位上司，问这一出狸猫换太子是不是他干的事。那位上司压根儿不向我做任何解释，劈头盖脸地朝我大骂了一通，然后质问：‘你把我们都当贼，你以为你是谁呀？告诉我，你每年几十万的奖金哪里来的？坑蒙拐骗的事你干得比我们少哇？你宣传、推销的那些拍品全都货真价实？你个猪脑子仔细想想吧！’
“到这会儿我才彻底明白，我最初对公司很多拍品的怀疑原本都是对的。可是纵然是那样，我又能上哪儿、向谁说去？直接告诉客户，‘你们买的东西是赝品！’那不真就天下大乱了？我没那个勇气。而且压根儿说不清楚，那些拿了津贴和辛苦费的专家，谁会出面证实我说的话？岂止如此，真要像我那位上司所言，那几年我拿的几百万奖金都是黑钱，我又该怎么办？很难吐得出来呀！就算吐得出来，也还是不能证明我是正确的，全公司的职员还不活吃了我？”小苏一口气讲了半个多小时，情绪十分激动，充满了自责。
“难怪前年找你打听公司的事，你总是一副有苦难言的样子，逼急了就说，‘等我离开这一行，我一定会把你想知道的事全部告诉你！’”我说。
小苏喝了一口奶茶，情绪稍稍安定了一些。“那以后，我几乎夜夜做恶梦，后来连教堂也不敢进，家也不怎么回，没脸面对父母、没脸面对上帝呀！天天靠喝酒、吞服摇头丸麻醉自己。后来，父母亲知道这些事情后，就帮我办了移民手续，让我去加拿大，帮我哥哥打理他公司的一部分业务……可是，尽管人出去了，我内心的罪恶感还是很难放下。那只嘉靖五彩瓶，还有许多经我手推销出去的赝品，还有许许多多至今仍蒙在鼓里的受害人，总在我的脑海里飘来晃去、挥之不散……”
分手时，小苏似乎显得轻松一些，他笑着说：“您当了一回我的忏悔神父，希望您能把这些黑幕公之于众，尽管起不到多大作用，可是能救一个人我就少了一分罪恶……”
拍行遭遇潜规则
时间：2009年10月
地点：北京某古玩城
受访人：谷文鑫（化名。北京某拍卖公司原总经理）
采访人：本书作者
记者：前年我访问过您，您好像在三环那边开了一家拍卖公司，怎么不干了？
谷文鑫：开不下去。
记者：关门了？
谷文鑫：也不存在关门不关门，本来我就是买别人的牌子用了两年。不想干了，拍屁股走人就是。
记者：买的牌子？怎么回事？
谷文鑫：别那么大惊小怪，这不是常见的事情吗？就像前些年你们影视界那样，自己没有故事片制作权，向国营电影厂借牌子拍，然后向电影厂缴纳管理费，抽成。拍卖行业也一样，没有拍卖资质，就“买牌”营业，挂那些大拍卖行的招牌联络客户、征集拍品、举行拍卖，最后与拍卖行分成。有些就干脆事先协议好，一场拍卖会向他们缴纳多少管理费，最后赔也好、赚也好，他们不管。我与××拍卖公司所签协议，就是采取后一种方式。
其实，自己单起炉灶注册一家拍卖公司也并非难事。有时候，一道最简单的算术题就可以造就一批聪明人。0+X=X——零加任何数等于任何数，就这么简单。中国一批拍卖行的老板就借助这道算术题的理念挖到了第一桶金，而他们所付出的成本几乎为零——注册资金，由中介公司越俎代庖打进你的账号，几天后便可以巧立名目转出去还账，你只要付一点微薄的利息；办公地点，有一间十几平米的小门脸即可；拍卖大厅，可以去租，五星级酒店、豪华展厅任选，租金在卖方客户进门就要缴纳的服务费中支付绰绰有余。
第九章 中国拍卖：乱象与期待 “钱和良心只能选择一样！”（7）
记者：不管怎么说，若以成败论英雄，在我采访过的拍卖公司当中，真正亏本了的还只有您一家，为什么？
谷文鑫：道理很简单，我没有遵循这个行当赖以生存的“潜规则”办事。
记者：我特别留意您所用的一个词——“赖以生存”，如果我的理解没有发生偏差，您是不是说所有拍卖公司如果不按照所谓的“潜规则”办事，都活不下去？
谷文鑫：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记者：有没有可能您是因为自己受到挫折，所以才对这个行当下了一个以偏概全的结论呢？
谷文鑫：您可能不知道，我当了很多年小学教师，养成了1+1=2的思维定式。后来迷上了收藏，积攒了一大堆古董，就干脆申请了内退，在古玩城租了一个门面，开起了古董店，赚了一些钱。前几年，常听人在店里说拍卖公司的黑幕，个个咬牙切齿，当时我想得很天真：既然大家都恨拍卖行的潜规则，我何不顺乎民意，办一家不按照潜规则办事的拍卖行？指不定能一炮走红！
于是，我就与一家大拍卖公司签订协议，用交付管理费的办法借用他们的牌子，想等到干出一些名堂后再与他们脱钩，去正式注册自己的拍卖公司。接下去，我通过发布广告和在各种媒体上发表豆腐块文章的办法，宣传自己成交前不收费、拍品保真等背离时下潜规则的主张。没想到的是，首场拍卖就让我的经营理念受到了严重挑战。
要搞拍卖，首先就要征集有能够吸引买家的好标的。“标的”您懂吗？就是平常所说的拍品。征集拍品的广告打出去后，送东西的人倒是非常多，那些物件也是五花八门，每天都要看几十上百件。有的人干脆一整车一整车地将家里的藏品搬过来供我们挑选，看得我们眼花缭乱、头晕脑胀。可是那些物件真不敢恭维，一百件东西里面能挑出两件真东西来就算不错。有些客户明着告诉你：同样的东西我在某某拍卖行都拍卖过，你们何必如此认真呢？
更荒唐的事还在后头呢！两个月过去了，正在我为征集不到高档拍品而一筹莫展的时候，我原来学校的一位老同事找上门来，说知道我开拍卖行了，他没钱送礼表示祝贺，所以给我介绍一桩包赚不赔的大买卖。我一听高兴极了，还是老哥们有情分。同事告诉我，他的一位表弟有一件国宝级文物打算出手，问我干不干？我说：“当然，求之不得，感激不尽！”
我请同事吃过饭，赶忙开车一起去他表弟家看货，结果您知道是件什么东西？
记者：他不说是国宝吗？那至少也够国家一级文物标准吧？
谷文鑫：狗屁！“鬼谷子下山”，元青花！
记者：哎呀，那还不算国宝哇？两个亿耶！你的胃口也忒大了吧？想拍卖故宫呵？
谷文鑫：假的，仿品！
记者：哈哈，您那位老同事也太逗了吧？还国宝呢！
谷文鑫：那倒也不怪他，我同事是门外汉。可气的是他那位表弟，是个做生意的大老板。你猜他怎么说？“仿品就仿品，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你还是包赚不赔嘛！我的拍品，让我表哥出3000万买回来，给你几十万佣金，税收少交点，能免就想办法帮我规避掉。就这种生意我最少也做过好几回，别的拍卖公司巴结我还来不及呢！”我对他说：“您这样做至少有3种罪嫌，非法洗钱、偷漏税收、知假卖假，我干不了这活儿，您原来找的谁还找谁吧！”那人生气了，说：“冲你这德性还开什么拍卖行，就等着赔钱吧！”
第九章 中国拍卖：乱象与期待 “《拍卖法》究竟替谁说话？”（1）
记者：最后还是没干？
谷文鑫：没干。我那位同事告诉我，第二天有别的拍卖公司接下他表弟那活儿了。同事说我太死心眼。没办法呀，谁让咱出身不好，当了大半辈子老师？那活儿没接下来，我当天晚上倒是做梦被警察带走了，您说要是接了那活儿，我这一辈子还能睡安稳觉吗？就这样，辛辛苦苦整了3个多月，才征集到百来件拍品，大多都是明清两代民窑瓷器、玉器和杂项，另外还有十几张当代二三流画家的画。
记者：我去别的公司看过，征集拍品好像没那么难？卖家想上拍还得走后门。
谷文鑫：我要是像他们那样不问真假，交费就拍，那还不一样几天就收满场！
记者：我明白您的意思，您有过拍品保真的许诺，难道别的拍卖公司上拍的东西全都是一些赝品？
谷文鑫：我这么跟您说，就是您写进书里面去也不要紧。除开几个大点的拍卖公司以外，一般小拍卖公司的拍品，能有50%的真货那就是天地良心了，除非您置国家法律于不顾，去收来历不明的出土文物。就算是大拍卖公司，谁敢对拍品保真？他们也有拍赝品的时候！佳士得大吧？苏富比大吧？仿吴冠中的假画还不照样拍？国内的，××、××拍卖公司大吧？也不照样出丑闻、惹官司？
您换个角度想想，首先，出土文物不能上拍，这是国家《文物保护法》明文规定的。这方面就少了一大块，明清以前的瓷器、玉器、青铜器，有几件不是出土的？除非是赝品，否则就是从博物馆偷盗出来的东西！还有，什么元明清官窑瓷器，是真品早就落入一些大收藏家之手，就算拿出来倒腾，人家不会拿到苏富比、佳士得去上拍？就算拿不出去，国内还有嘉德、保利、翰海呀，凭什么交给我们这样的小公司？有的公司也拍名画、拍官窑瓷器，几万块钱一张的名画、几千块钱的官窑瓷器，那能到代吗？不知道您听说了没有，最近一家知名的拍卖公司又曝出丑闻了。
记者：虚虚实实的丑闻哪一天都没消停过，没这些丑闻那些小报老板吃什么去？不知道您所说的是哪一桩？
谷文鑫：××拍卖公司的高级主管××，自己亲自跑到景德镇去订制高仿清代官窑瓷器，这事儿去年就曝料了，行内人都知道，您没听说？
记者：听倒是听说过，不过我不相信，对于一家大拍卖公司的部门主管，这样做值吗？还是继续说您吧，第一次拍卖流产了？
谷文鑫：那倒没有，收了半年东西，估价能上10万块钱的标的没有几件，清一色的民间工艺品，但都是真货，有争议的东西、有法律风险的东西，我一件都没上。可以这么说，我开创了北京市拍卖公司整场拍品全部保真的先河！
记者：可我听人说，您这样做也是为了炒作，先拍点真的，打响名气后再卖假的。
谷文鑫：唉，看来我的失败本来就是在所难免的事！他们拍假的，我拍真的，倒成了炒作？您还别说，就是那些参加竞买的客户，他们的思维路数也都一样。进门一看，“你这些民间的东西怎么估价上万，都赶上别人家官窑的价格了！”工作人员告诉他们：“我们的拍品都保真，有假包退。”他们说：“你们保真，别人保假呀？不都是挂羊头卖狗肉？还不如拣便宜的买！”
记者：后来呢？
谷文鑫：那还用说，赔得很惨！第二年，我摘下“保真”的牌子，照别人套路走，三分之一真品，三分之二赝品，有名画、有官窑瓷器，结果一场下来，就把我头一年赔下去的钱捞回来一大半。
记者：那为什么不继续干下去？
谷文鑫沉吟片刻，惨然一笑：“这么跟您说吧，我不是不想赚钱，可是您知道吗？搞这一行呵，钱和良心只能选择一样！思前想后，积点阴德吧，咱不是那一类能靠骗人过日子的人。所以不干了，回到古玩城继续开我的古董店，虽说这两年经济形势不好，赚不了多少钱，可总会有走上风的时候啊！古玩这一行就这样，“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年年生意好，发不起那么大的财！再说，您是内行，看看我店里的东西，好不好？货真价实，大家公认，有回头客，像您这样的人很多，就算不买东西，过上过下进来坐坐，泡一壶茶，聊会儿天，我心里头痛快！不提心吊胆，不欠良心债……”
第九章 中国拍卖：乱象与期待 “《拍卖法》究竟替谁说话？”（2）
前年，记者在互联网上读到的一首打油诗，标题叫《中国拍行八大怪》：“中国拍行八大怪，功夫花在标的外；进门先收几万块，真品赝品照样卖；看货只认‘红屁股’（火漆），不挣外快挣‘内快’；假拍拍假不要紧，成交流拍钱照赚；自家拍品自举牌，天价做局建档案；官司缠身也无妨，‘免责’护驾不言败……”
这首打油诗罗列了众所周知的一些“国拍”潜规则，从拍卖公司的经营方略到作弊手段无所不包。最引起记者注意的是后面那两句，矛头所指显然是针对《拍卖法》的有关免责条款。所谓“免责条款”，指的是《拍卖法》第61条第2款：“拍卖人、委托人在拍卖前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的真伪或品质的，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
早先，中国消费者大多数人只知道涉及商品交易方面的法律有一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很少人知道还有一部《拍卖法》，更不知道《拍卖法》里面还有一条在特殊情境下可以为卖假者“免责”的条款。让更多的中国民众知道了这个“免责条款”，还得益于老画家吴冠中先生。
2008年，上海收藏家苏敏罗女士一纸诉状，将北京翰海拍卖公司告上法庭，要求该拍卖行退还她此前竞买“吴冠中油画”《池塘》的钱款，理由是那幅画经画家吴冠中本人鉴定为“假画”。事情至此倒还不会引起舆论关注，因为大家对拍卖公司的卖假现象早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事件往后发展，却迅速演变成为众目睽睽的社会焦点。
尽管藏家苏敏罗女士手握画家吴冠中亲书“此画非我所作，系伪作”的批字，但仍然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中落败，所有诉讼请求全部被驳回，法庭判决的主要依据正是《拍卖法》中有关“免责条款”。判决云：“此案中翰海公司针对诉争拍品真伪瑕疵所作出的免责声明应当具备我国《拍卖法》所规定的效力。而苏敏罗在知晓该免责声明并且在竞买前能够充分了解诉争拍品实际状况的情况下，参与竞买并因最高叫价而成为诉争拍品的最终买受人，系其自主决定参与拍卖交易并自主作出选择所产生的结果，固然有可能因诉争拍品系伪作而遭受损失，但亦属艺术品拍卖所特有之现实正常交易风险，苏敏罗在作出竞买选择之时亦应同时承担此种风险……”
一审判决结果公开后，所有北京的媒体为之哗然，收藏界也是“满座皆惊”，普通民众更是大惑不解：“花几百万买一幅假画还输了官司，画家都没有鉴定自己画作的权利，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针对民众的种种困惑，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在收视率很高的春节特别节目“经济与法辩辩辩”系列中，专门以“艺术品拍卖该不该保真”为题，举行了一次电视辩论会。参加节目录制的“保真派”主辩有中国著名画僧史国良、“吴冠中假画案”原告律师王建轶等人。“不保真派”的主辩有中国拍卖协会副秘书长王凤海、北京华晨拍卖公司总经理甘学军等人。此外，我和国家文化部、工商局、故宫博物院等单位的有关文物专家和法学专家作为“观察团”成员出席了辩论会，还有近千名观众代表也参加了节目录制。
在辩论会上，画家史国良开场就针对“吴冠中假画事件”提出两项质问：“《拍卖法》保护谁的利益？画家对自己的作品有没有鉴定权？”他言辞犀利地指出：“《拍卖法》对拍卖公司缺少应有的约束力，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些拍卖行藏污纳垢的保护伞！不但不能保护消费者的利益，而且对国家、对艺术、对作者和竞买者都不利，如果不能修改完善，这部法律可有可无！”
第九章 中国拍卖：乱象与期待 “《拍卖法》究竟替谁说话？”（3）
屡遭假画事件困扰的史国良先生曾多次因为自己的画作被仿拍而挺身打假，并因此还遭到几家拍卖公司的联合*，凡是他的画作一概不予上拍。佛心向善、个性刚强的画僧对此“无惧无怖”，索性开办个人官方网站为喜欢他画作的民众打假辨真。
史国良先生的观点得到大多数观众的支持。有观众代表直言：“现在买什么东西都讲究个‘质量三包’，买得不好可以退货，买了这么昂贵的假画，凭什么就不能退货？《拍卖法》究竟替谁说话？”
另一位正方辩手提出：“倒不如像一些西方国家那样，将拍卖行的一些商业行为，分别类归到其他与商品交易相关的法律之中去，如《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这样可能更加易于操作。”
反方嘉宾的观点也很明确，他们认为：艺术品拍卖是一个特殊的行当，由于艺术品鉴定的复杂性和相对性，无法对拍品进行保真。还有的反方嘉宾认为：真真假假、“打眼捡漏”，本来就是古董收藏的乐趣，没必要去进行保真。
中国拍卖协会副秘书长、《拍卖法》起草人之一的王凤海先生发言举证：在美国某些州，对艺术品拍卖保真的承诺视为“欺诈宣传”，因为艺术品拍卖根本无法保真。
有群众发言反驳：“如此说来，岂不成了保真有罪，卖假有理？美国一个州的说法，就足以作为我们国家制定《拍卖法》的理论依据？这种逻辑不是太荒唐了吗？”
一位来自国家工商局的观察员发言说：“同样这一类的拍卖纠纷，告到我们消费者协会来的，我们按照‘消法’处理，就曾打赢过官司。而他们依据‘拍卖法’，就输了官司！”这位负责人的话为我们揭示了一个不该发生的法律现象——同一个国家的两项法律对同一个案例作出两种有本质区别的判决。这种现象的发生，不能不越发加深人们对现行《拍卖法》的倾向性产生质疑。
对于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北京联合大学应用经济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公开向媒体表示：“现行的拍卖法主要是拍卖行业的人士制定的，其中对拍卖行的责任规定，远低于《消法》或《产品质量法》，更没有涉嫌商业欺诈双倍赔偿之说，很难真正约束拍卖行。如果重新修改拍卖法，应该有竞买人群体代表参与立法。”
本期节目播出后，关于《拍卖法》和“艺术品保真”的相关话题在全国范围内成为大众热议。老画家吴冠中先生接受记者采访时严正指出：“国法不容售假，三鹿奶粉为例。拍卖行规不保真假，明确是假画也不负责，堂皇售假。若这是国际行规，当属糟粕，中国特色的拍卖行不仿效，诚信是中华民族之魂。谁辨真假，当世作家本人是铁证。如作家本人因故撒谎，则务必拿出铁证，证明其谎言。法之剑，斩伪劣假冒，救我国文化声誉，铁腕举剑，群目雪亮。包拯、海瑞、况钟岂无继承人？”
接受记者采访的拍卖界人士却对此有不同说法，有位拍卖公司的朋友气愤地说：“又是吴冠中惹的祸，他是因为某种原因不得不把真画说成假画！”还有人则强调：艺术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的鉴定体系十分繁琐和庞杂，有些拍卖标的真伪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意见。他们还说，迄今，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对艺术品拍卖标的保真，“免责”是“国际惯例”。
第九章 中国拍卖：乱象与期待 “《拍卖法》究竟替谁说话？”（4）
“免责条款”果真是“国际惯例”吗？在拍卖业最发达的英国，罗曼教授采访了国家古董经纪人协会主席S.Marchant先生，他说：“英国法律认为，尽管拍卖是一种特殊的交易活动，但在法律关系上同一般买卖是相似的，不同的只是拍卖活动有时间、地点的限制。英国古董经纪人协会也有相关的行业规范，该协会会员必须保证所拍卖的物品为真品，如果被认定是赝品要保证退货，如果出现恶意售卖赝品的行为，其会员资格将被吊销！”
伦敦亚洲艺术周主席RogerKenverne也告诉记者：“英国没有专项拍卖法，但却有一部《虚假拍卖法》，专门用来对付拍卖行业的潜规则。该法律条文明确规定：凡当事人唆使、实施或协助进行虚假拍卖的，均被视为犯罪行为……”
尽管大部分欧美国家都没有一部全国统一的综合性《拍卖法》，但是，作为普通法系的美国也如同英国一样，在多部法律当中含有解决拍卖纠纷的内容。那些五花八门的法律条款说法不一，其法律精神却完全一致，那就是对虚假拍卖现象的不容忍，甚至是严厉制裁。根据美国法律，任何一家拍卖行只要出现一次涉嫌故意拍卖虚假古董的行为，就会被强行逐出此行业，并且永远得不到“复活”的机会。对此，美国联邦司法部一位法律工作者向罗曼教授解释说：“拍卖只是商业交易的一种方式，必须遵从普遍的商业游戏规则。在美国，如果在拍卖中任何一方欺骗别人，那他就无法在市场中继续有立足之地！”他还告诉采访者，在美国的许多州，有关法规将那些搞虚假拍卖的人称作“坏分子”，一经发现，都会被取消经营执照，并按照相关商业交易法律法规予以严厉惩罚。
据记者搜集，国外严厉制裁虚假艺术品拍卖和其他恶*事件的案例比比皆是——
案例1：20世纪80年代，意大利某画家的早期画作受到市场热捧，为了取得更高的拍卖收入，他将自己一幅晚年画作的创作时间进行篡改，提前了20年。后经综合鉴定，拍卖行无条件退款，该画家也因此声誉扫地、锒铛入狱，被判刑2年，并同时受到高额罚款。
案例2：20世纪90年代，法国一拍卖行因为两次出售同一画廊提供的“假画”，最终被法院宣判按成交价双倍赔偿买主，并处以高额罚款。最后，这家拍卖行声名狼藉，被迫宣布破产倒闭。
案例3：美籍华人张××教授是国际知名的经济学家，1998年他在美国西雅图开办了一家古董店，专营中国古董字画，买卖一直还不错。2002年的一天，一位《西雅图时报》的记者接到读者对于这家古董店卖赝品的投诉，便以淘宝者的身份来到这里。经过一番挑拣之后，他看中了一件唐三彩茶壶，当时店铺经理不但向他保证商品货真价实，还向他出示了一张香港某大学物理材料实验室的鉴定证书，证明这个茶壶有1200年左右的历史。于是，那位记者花了1900美元将唐三彩茶壶买下，并随即送到国际权威的英国牛津鉴证所和美国黎明考古定年实验室进行鉴定。结果揭晓：这件古董是赝品，年代最多不会超过100年。
此案经《西雅图时报》披露后，全美舆论大哗，张教授受到美国司法部的起诉，不得不关闭了古董店，并进行了一系列的赔偿。2005年，美国华盛顿州的司法部部长亲自对外宣布：由于被告同意向顾客赔付50万美金罚款，撤销对被告涉嫌销售假古董的指控。
第九章 中国拍卖：乱象与期待 “《拍卖法》究竟替谁说话？”（5）
案例4：2009年，70岁的日本旧货商西尾生一等二人被日本冈山县警察本部井原警察署以涉嫌犯有诈骗罪逮捕，犯罪事实是伪造著名已故日本画家东山魁夷的代表作《绿的回响》，并将这幅赝品以4300万日元高价出售。
记者在调查采访时还发现，包括苏富比和佳士得在内的一些国际大拍卖行，很少会有人公开拿所谓的“免责条款”说事。相反，一些拍卖行为了取得良好的社会信誉，都各自制定了一整套对客户非常“负责”的制度。比如：苏富比等拍卖行有明确的制度规定，自己的鉴定专家必须经过10~20年的专业训练，才有资格从事重要标的的鉴定工作。该公司对于拍品的真伪鉴定非常严格，它们在世界各地有上千名分门别类的艺术品鉴定专家，在请这些专家对拍品鉴定时，组织者通常施用“双盲法”。即：让多位专家在绝对不知道拍品的藏家是谁、其他鉴定者还有谁的前提下，分别隔离、独自鉴定，然后实行一票否决、全票通过。到这一步还不算完，可以做仪器测试的尽量做仪器测试，应该有档案资料的要提供完整的档案资料。最后综合评定，才能决定一件艺术品最终能不能入选上拍。
尽管制度如此苛刻，为了应付不可避免的失误，苏富比公司另外还设有赔偿基金，随时准备对在“问题拍卖”中受到损失的客户进行先行赔付；苏富比承诺：假如重要器物类的拍卖不慎出现赝品，经两位以上权威专家和科技鉴定属实，５年内苏富比予以包退。而且，藏家所购重要拍品终身享受“再回拍”的特权。1999年，英国伦敦苏富比拍卖行拍出4件黄花梨椅子，最后经专家鉴定为仿品，苏富比立即承认和改正了错误，及时向客户退还了钱款，事后，几名负责征集、鉴定拍品的专家还因此事而主动辞职或离职。
由于多次非法拍卖中国文物而受到中国人民憎恨的佳士得拍卖行，在其拍卖条款中也明确列有“真伪保证金”，公开承诺在该拍卖行成交的拍品，如果经市场上公认为权威性的专家鉴定为仿品，可以无条件退款。
像中国拍卖行这样动辄就搬出“免责条款”来当救命稻草的事，许多老外都当笑话听。记者采访一些外籍文化界朋友时，他们听说“吴冠中假画案”后，纷纷表示：“你们中国的法律简直不可理喻，竟然会为制假卖假者免责！”“为什么画家没有认定自己作品的资格？”“既然知名画家人还健在，你们的拍卖行为什么不事先去请他对拍卖品进行鉴定？那样做了不是可以省去很多麻烦吗？”
台湾建德国际艺术拍卖公司总裁李先生在接受记者访谈时坦言：“不管吴冠中的画是真是假，即便根据大陆的《拍卖法》拍卖行赢了官司，但最后的输家还是拍卖行。人家画家自己都不认账，民众信你还是信画家？你说画家品行不端，你拿得出什么证据？假若我们拍卖行碰上这一类情况，不用考虑就会先把钱退还给买家，至少还可以保全颜面……”
当代艺术品拍卖尚如此纠缠不清，古代艺术品拍卖中的纠纷，就更难得到公正解决了。原创者死无对证，大部分拍卖公司又缺少自己的鉴定队伍，在注册登记时很多都使用同样一批客座专家的名字，玩来玩去大家都是一家人，出了问题当然容易相互护短。因为假如不这样做，我今天否认了你鉴定的拍品，你明天就会否认我鉴定的拍品，大家的利益都会受到损失。这种现象不是主观推测，记者就曾亲自领教过一回：某拍卖公司的拍品发生了真伪官司，法院出面请某省级鉴定委员会进行集体鉴定，结果是一致认定该拍品为“真品”。事后，该鉴定委员会有两位专家私下对记者说，那件拍品是“赝品”。我问他们为什么当场不说真话，他们说：“如果大家相互拆台，岂不天下大乱！”另据记者所知，还有个别文物鉴定委员会竟然公开授意所属专家：“（拍品）管它真假，只要能拍出去就行！”
第九章 中国拍卖：乱象与期待 “《拍卖法》究竟替谁说话？”（6）
专家们之所以敢于营私舞弊，除开利益驱动之外，也是因为有《拍卖法》的“免责条款”作后盾，他们不用担心法律惩戒。卖假的可以免责，鉴定失误就更不用负任何责任了。在记者采访过程中，不少位高权重的鉴定专家都对文物鉴定中的失误表现出相当大的宽容，视之理所当然，张口又是“国际惯例”。可是据记者了解，在欧美国家，对鉴定专家从事商业活动中的行为管理十分严格。在美、英、法三国，专家在商业鉴定中“打眼”，轻则要赔付客户所受的损失，并自动辞职。重则被扫地出门，永久不得重新入行。如属故意作弊，以假乱真，则会以“协助诈骗”的罪名被提起公诉、绳之以法。
在记者作这方面的采访时，听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国际惯例”，起初我以为能戴上这顶大帽子的必然是大范围、大概率运用的国际公法，后来经过调查，却发现中国拍界专家们所说的“国际惯例”大多竟然是“国际个例”，就如同前面讲过的“保真欺诈论”一样。其实，不用听外国人怎么说，对于拍卖行业的诸多不良行为，国内许多有良知的“圈内人”最心知肚明，而且早有说词。北京著名拍卖师刘新惠先生曾感叹：“不是拍卖这池水有多深，而是太浑了！”北京博玩鉴定中心资深鉴定师张劲发先生告诉记者：“许多拍卖公司是在故意拍假卖假，拿出来的拍品看一眼就知道是赝品。国家应当提倡艺术品拍卖保真！”一位不方便透露姓名的国内知名拍卖行的部门主管私下对记者说：“卖假理直气壮、买假无处伸冤，这种现象太多了，有时候我们自己人都看不下去！”
对于针对中国拍卖的种种非议，中国拍卖协会副秘书长王凤海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略显无奈地说：“情况大家都知道，对于我们拍卖行协会来说，只有建议权，没有行政执法权，对于那些违规操作的拍卖公司，我们最多也只能是将其从协会组织中除名，但没有吊销它们拍卖资格的权力……”
《拍卖法》有关条款在法律公正性上的缺失，客观上助长了拍卖行业中的潜规则盛行，加重了中国文物市场的混乱态势。拍行卖假免责、专家作弊不究等法律漏洞，直接鼓励和泛滥了整个中国文物市场的造假售假行为。但是尽管如此，若把中国文物市场的乱象完全归罪于一部有瑕疵的法律，那也有失公道。为什么中国艺术品市场的交易纠纷案远远高发于国外？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参入者的素质良莠不齐，买卖双方及中间机构往往都把艺术品拍卖活动视作赌博。一方面，不管打着什么旗号，披着什么“马甲”，不守规矩的中国拍卖行就像一台台由金钱驱动的赌博机，以几率极低的“暴富效应”和配套的虚假信息为诱饵，将一群群渴望财富的赌徒卷入其中；另一方面，那些参入“赌局”的赌徒们还不具备良好的“赌徒素质”，“愿赌不服输”。非常搞笑的是，我们的《拍卖法》似乎也以绝对权威的方式认定了拍卖行业的赌博性质，“免责条款”实际上不就是要让“赌徒”们“愿赌服输”吗？
不管当下我国拍卖业的现状有多么糟糕和令人沮丧，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中国本土拍卖业的兴衰成败，与我国文物事业的发展休戚相关。
从商业属性上看，拍卖行在造富的同时，能够帮助艺术品实现最大的“商业价值”，是无可替代的最佳市场推手。国外成熟的拍卖市场在这方面有着大量的成功案例，西方许多大艺术家之所以能够在生前或身后显贵寰宇、名彪艺史，很多都借助了拍卖行的价值认定体系。无论是毕加索还是梵高，或是别的什么艺术家，也无论他们起步于何种商业模式，但是他们作品的最高价值认定，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在辉煌的拍卖场上得以实现。
第九章 中国拍卖：乱象与期待 后记：一个日本记者的“佳士得恐惧症”（1）
从文化属性上看，拍卖行可以通过市场价值认定体系的轰动效应，在艺术沙海里淘出一些默默无闻的艺术“真金”，使得它们的文化价值超越狭隘的民族区域概念，蜚声于世界艺术之林。例如中国的宋代名瓷古画、古罗马时代的人物造像、*世界的古代金银器等，都是在拍卖会创下天价成交记录后，才被本土以外更多的人所了解，尽管拍卖公司的价值体系与文物自身的综合性价值认定可能有非常大的差距。
假若我们的本土拍卖公司能通过积极健康的流通方式，汇集大量存在于中国民间的珍贵文物，不但可以大大减少日渐加剧的中国文物巨量外流，同时也有助于提高国人对本土文物的鉴赏水准，进一步专业化、科学化地调动社会力量为国藏宝，使民间藏宝真正能成为国家藏宝的有效补充。
假若拍卖公司能够通过拍卖的方式，用价格杠杆独立诠释、标榜中国本土文物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中国的文物什么值钱、什么不值钱由我们自己说了算，而不去盲从洋人的价值体系，做外国拍卖行的“跟屁虫”，甚至当外国古董商的“垃圾推销员”，那么，过去那种“洋人说什么东西好，中国人就掏钱买什么”的可悲局面就不会再出现，类似于“圆明园兽首拍卖”的恶作剧也难以重复上演。
需要提醒的是，以上光辉灿烂的场景，全都是建立在记者的“假若”之上，要让中国民众真正对中国本土拍卖建立信心，恐怕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这条路究竟怎么走？专家和民众都有说法。
国家文物局资深顾问谢辰生先生主张：“参照拍卖行业起步较早的西方国家，能成气候的也就是苏富比、佳士得等少数几家。现在中国的拍卖公司多如牛毛，没那么多真东西可拍，它就上赝品和出土文物，既搅乱了文物市场，又对文物保护造成威胁。要扭转我国文物市场的乱象，应当先从整顿拍卖行业入手，在全国分几个片区，以北京、上海、杭州为主，留下几家信誉好、已经形成规模和自身特点的大拍卖公司就够了。比方说嘉德、保利，还有杭州拍卖字画印鉴的西冷拍卖，等等……”
记者完全赞同谢老的主张。其实，近年来，我们国内像嘉德、保利、翰海那样的拍卖公司还有一些，它们都在积极探索适合国情的经营方法和发展道路，正在逐步形成各自的风格，在某些艺术门类上的拍卖成绩甚至超过了国外同行，它们的成就完全值得我们期待。但是，我们当前更应当关注的还是对于不良拍卖公司的整顿，因为这样的拍卖公司已经遮黑了中国拍卖大半边天。
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某拍行高管，曾轻描淡写地出了一计整治拍卖业的毒招——“死一批，活几个”。他对记者说：“现在大部分拍卖公司无法通过正常的拍卖业务来维持生计，专靠出租执照、高额收取各种名目的服务费用、为一些洗钱者和自我炒作者避税假拍收佣金等手段赚钱，只要有关部门稍微认真一点执法，比方说：规范服务性收费、严格按照拍卖成交额向拍卖公司征收税款，有这两招就可以将那些靠非法收入生存的拍卖公司置于死地！邪道成死路，活下来的自然会以良性竞争求发展……”
寥寥数语，可谓四两拨千斤！可是，当记者兴奋地将那位拍行高管的“锦囊妙计”转告有关部门时，官员们却面无表情、众口一词地回答：“整顿拍卖业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哪是那么容易就可以轻松解决的？”
也许，这正是解决诸多“中国式难题”的死结所在。但是，面对西方拍行频频发出的恶意挑衅，面对我国文物保护事业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尽管荆棘遍地、困难重重，我们不得不对中国拍卖寄予厚望，不得不期待至今仍在乱象丛生的困境中苦苦挣扎的中国拍卖业能够早日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积极担当起弘扬民族传统、推动中国文化复兴的历史重任。
第九章 中国拍卖：乱象与期待 后记：一个日本记者的“佳士得恐惧症”（2）
时间：2008年5月
地点：北京橘子酒店
受访人：内森（日本记者）
采访人：本书作者
芸芸众生，多半都是以契合自己内心的方式在不可动摇的现实模式中去记忆历史。
“在日本，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能记得住英国的第一任首相是谁，甚至就连在二战中声名显赫、叱咤风云的战神、英国第62任首相丘吉尔，也早已被天天更新的流行歌手不加掩饰的无技巧口水淹没得无影无踪。但是，若提起诞生于英国第一任首相罗伯特·沃波尔任期内的苏富比、还有稍微年轻一些的佳士得这两家拍卖行，人们却仿佛是一手抱着一个芳艳不老的魔鬼佳人，永远能够津津乐道。那是因为，它们在短短的两三年之内，让日本人争先恐后地吞下了数百亿美元的艺术炸弹，将日本当时的泡沫经济推向了美丽的爆点——”
尽管那些不愉快的往事已经过去十几年了，内森同行跟我说这话时似乎仍旧余怒未消，特别是只要提起佳士得，他声音就走调，几个手指不由自主地颤抖着，像是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听松本大夫告诉我，内森的家族也是那场西方油画风暴中的受害者，他父亲因为无法偿还金山一样的债务而自杀，他们家族因此而蒙受了多年的羞辱。
“我小的时候，父亲经营一家渔业公司，虽说家境算不上大富大贵，却也过得十分殷实，除开本业收入之外，在北海道还有几处房产。”像很多日本同行一样，内森记者有着刚毅、务实的风格，讲起话来一钉一铆，全然没有咱们中国同行惯用的“语言造势”。
“1988年，当时日本的房屋价格一路疯长，我父亲变卖了几处房产，用那些钱去炒股，接着又在股市上挣了一大笔钱。那个时候我还在念大学，印象中家里的钱突然一下子多得花不完，父亲为我和两个弟弟都买了轿车，又帮我们在东京重置了娶老婆用的洋楼。
“1989年年底，日经指数从6000多点扶摇直上，创下了38975点的历史天价，上涨94%。狭小的日本国土似乎已经难以承受突然膨胀的资本积累，一些富得发狂的日本人开始把目光转向艺术品投资。恰巧那时候欧洲开始面临高度繁荣后的严重经济下滑，原来一直以伦敦为艺术品交易中心的佳士得、苏富比两大拍卖巨头，看到了日本新富们急切寻找投资入口的渴望和欧洲旧贵族们羞于启齿的经济窘境，他们一面劝诫那些节衣缩食维持社交场面的贵族们打开壁橱，取出自家收藏的艺术品交由拍卖公司拍卖，体面地兑换现金，一面通过夸张的广告、豪华的预展，向日本暴发户们炫耀欧洲艺术家的绝世文化魅力和节节攀升的黄金含量。
“由此，腰缠万贯的日本人被牢牢地绑上了欧洲拍卖帝国的战车。那时候，日本各大银行争先恐后地降低门槛，为一些艺术品投资者大开贷款之门。报纸、电视天天都在大讲艺术品投资的巨额利润回报，一幅画一年之内价格翻上几十倍的神话像瘟疫一样迅速进入了每一个日本家庭。梵高、毕加索、雷诺阿、塞尚、基弗……这些早年大部分日本人连听都没听过的名字，一夜之间仿佛成了公众的财神，连三岁孩子都知道。我所在的大学里，就有一些油画爱好者，临摹那些人的画拿到附近中小学去卖，骗那些小弟弟、小妹妹的钱。
“我做过调查，从1987年到1990年间，日本人一共从西方进口了138亿美元的艺术品，一举占领了30%的世界艺术品市场。我父亲就是那个时候陷入了‘油画投资门’，3年时间，他除去投入自己的所有可动资金外，还总共向银行贷款300亿日元，全部用于去伦敦佳士得购买西方现代派油画。
第九章 中国拍卖：乱象与期待 后记：一个日本记者的“佳士得恐惧症”（3）
“有人说佳士得、苏富比在拍卖艺术品的同时，也把自己打造成了行为艺术家，这话一点都不算夸张，
内森记者告诉我，亲身参加过那一次伦敦拍卖会的父亲曾经激动地向家人描述：“那是一次魔鬼旋风式的交易，近60亿日元的买卖，前后仅仅用了才4分钟时间！”关于现场的详情，内森同行过后给我寄来了一份摘自当年《泰晤士报》的新闻报道：
……拍卖词非常优美：“1888年2月，35岁的梵高从巴黎来到法国南部小城阿尔，寻找他的阳光和麦田，在那里，他为自己的生命找到了抽象物，那就是一团团如火焰般的向日葵！他用旋转的画笔，渲染了一株株奔放着原始冲动和热情的生命体，饱满而纯净的黄色调，不仅散发着秋天的成熟，而且更狂放地表现出画家对生活的热烈渴望与顽强追求。那一块块炽热的黄色，不仅融集着自然的光彩，而且宣泄着画家对生命的尽情体验与永久激动……”
记者相信，在场的日本人一定从内心发出轻蔑的笑声，因为在他们眼里，英国拍卖师抒情而又略带磁性的嗓音并不是在念拍卖词，而是在为《向日葵》的原拥有者、乃至整个大英帝国致悼词。
“起拍价500万英镑！500万！”拍卖师话音未落，马上有人应价：“600万！”
接下来是一轮以100万英镑为加价起点的竞争，其疯狂的程度，就算是《百万英镑》里面那个该死的美国乞丐和两个打赌的英国大佬活过来，也会为之目瞪口呆。
“700、800、900、1000万！”拍卖师的脸上浮现出释然的神态——1000万英镑，这是拍卖行事先为这幅作品估计的成交价。此时，一部分买主先后退出竞价，只剩下两位没露面的买主仍在通过电话报价继续竞争。立刻，媒体记者朝会场左翼的电话席靠拢，所有闪光灯、摄像机的镜头一齐对准了两位经纪人。
与拍卖师越来越自信的神情相比，佳士得掌门人的表情却要复杂得多，因为他知道，剩下两位电话竞争者都是日本人。而在此前，为了平息部分英国人对这幅惊世之作有可能被外国人买走而表现出来的愤怒，英国政府曾援引“超过13400美元的艺术品必须取得出口许可和英国公民享有优先购买权”的法令，想让英国买主占点便宜，没想到事与愿违，几位本土竞买者没过几招就败下阵来。
两位日本买主还在激烈竞争，一口气打到2000万英镑还不肯罢手：“2100、2200、2250……2250万英镑！”拍卖师连问三遍，终于举起手里的樱桃小槌敲下，自始至终，这件拍品的巨额成交，总共只用了短短的4分钟。尽管这一交易结果创造了西方现代派油画的价格新高，但是，记者在现场并没有感受到平常那种兴奋。许多人很快就打听到买主不是英国人。于是，大家面面相觑，沉默地离开了会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