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的中国特色（上）

2007-08-08 09:49　来源: 　网友评论 0 条 浏览次数 7  

 

李炳炎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实质与价值取向

    所谓新自由主义，是相对于老自由主义而言的，也可称为自由主义思想的现代形式。
    关于新自由主义的定义，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的观点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在继承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以反对和抵制凯恩斯主义为主要特征，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要求的理论思潮、思想体系和政策主张。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并且通过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而著称于世；“华盛顿共识”的形成与推行，则是新自由主义从学术理论嬗变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范式和政治性纲领的主要标志。
    新自由主义经过近百年发展，学派林立，思想、理论体系庞杂，就当前美英新自由主义主流学派而言，其主要观点如下。
    在经济理论方面：新自由主义继承了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自由经营、自由贸易等思想，并走向极端，大力宣扬“三化”。一是“自由化”。认为自由是效率的前提。二是私有化。有他们看来，私有制是人们“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从而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三是市场化。认为离开了市场就谈不上经济，无法有效配置资源，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
    在政治理论方面：新自由主义特别强调和坚持三个“否定”。一是否定公有制。几乎所有的新自由主义者都一致认为不能搞公有制。二是否定社会主义。在新自由主义者们看来，社会主义就是对自由的限制和否定，必然导致集权主义，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三是否定国家干预、在他们看来，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都只能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
    在战略和政策方面：新自由主义极力鼓吹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一体化。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和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但经济全球化并不排除政治和文化的多元化，更不等于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新自由主义并不是一般地鼓吹经济全球化，而是着力强调要推行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即全球资本主义化。
    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社会矛盾发展的产物。它的产生和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早期新自由主义创立时期、新自由主义受冷落与自我雕琢时期、新自由主义勃兴时期、新自由主义政治化和向全球蔓延时期。
    20世纪70－80年代以来，随着高新科技革命兴起，生产力巨大发展，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向国际垄断发展。适应这种需要，新自由主义开始由理论、学术进而政治化、国家意识形态化、范式化，成为美英国际垄断资本推行全球一体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标志性事件是，于1990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牵头召开的，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及拉美国家部分学术机构代表参加的会议所最终达成的包括十项政策工具的“华盛顿共识”。正如美国著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他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明确指出的：“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其基本原则简单地说就是：贸易自由化、市场定价（‘使价格合理’）、消除通货膨胀（‘宏观经济稳定’）和私有化。”在该书的导言中，罗伯特•W•迈克杰尼斯则对“华盛顿共识”的本质内涵给出了如下简明概括：“华盛顿共识”具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三重特征。
    “华盛顿共识” 的出笼，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嬗变为美国的国家意识和主流价值观念。
    “滞胀”是国家垄断资本充分发展导致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日趋激化的必然结果。具体地说，是由技术进步使生产率提高但在资本追求剩余价值（利润）最大化过程中导致失业增加，经济过度开发导致能源短缺和成本上升，政府过度干预导致政府机构膨胀、政府开支增加。企业税赋加重等多种原因所致。但是新自由主义者却仅仅将其归结为国家干预过度、政府开支过大、人们的理性预期导致政府失灵所致。面对“滞胀”，凯恩斯主义政策束手无策。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多年受冷落的新自由主义适应这一需要，伴随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上台，在否定凯恩斯主义的声浪中，占据了美英等国主流经济学地位。新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把反对国家干预上升到一个新的系统化和理论化高度，是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学者又称新自由主义为“新保守主义”。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一个包括众多学派的思想和理论体系。狭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要是指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广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除了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伦敦学派外，还包括经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和以拉弗、费尔德坦为代表的供给学派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伦敦学派、现代货币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
    资本主义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不同的理论。如果说国家垄断阶段需要的是凯恩斯主义；那么，国际垄断阶段需要的则是新自由主义。
    作为完成形态的国际垄断资本的理论体系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方方面面都有表现，归纳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这就是经济的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全球一体化。这四个方面互相联系，彼此促进，不可分割。自1990年“华盛顿共识”出笼之后，新自由主义开始向全球蔓延，为国际垄断资本开辟了全球空间。
    第一，私有化浪潮席卷全球，即加速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阶段的过渡，同时又摧毁了原苏联东欧国家的公有制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国际垄断资本难以进入或无法控制的领域已经所剩无几。
    第二，经济市场化波及全球，国际垄断资本在全球的运作有了越来越可靠的制度保障。由于新自由主义的蔓延，西方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致力于追求市场机制的完善，而非市场经济国家则纷纷谋求建立市场经济制度。20世纪90年代以来，原苏联东欧国家几乎是齐步走向市场经济制度转轨。从拉美、亚洲到非洲，各类经济模式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越来越发挥基础作用。各国的“经济市场化”进程，等于是在规范“行车规则”，为国际垄断资本进行全球扩张、控制全球经济扫清制度上的障碍，使垄断资本在国外的“自由空间”急剧扩大。
    第三，在经济自由化进程中，金融自由化尤为引人注目，影响也最大，它为国际垄断资本控制全球经济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杠杆。主要包括；实现完全的利率自由化；金融机构业务的多元化；改变境内外金融市场的分离状态，对外开放金融市场，实行外汇交易自由化等等。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国际化紧密相连，相互推进。在金融越来越成为现代经济命脉的情况下，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国际化使国际垄断资本有了一个控制全球经济最重要的杠杆，从而通过金融“扼制”，把整个世界经济体系更加牢固地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
    第四，新自由主义的全球一体化，是国际垄断资本企图统一全球的制度安排。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华盛顿共识”的炮制及其出笼，正是国际垄断资本企图一统全球意志的体现。“华盛顿共识”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全球化，而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一体化”，即美国化。所以，自20世纪90年代始，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全球的蔓延是国际垄断资本在全球扩张的理论表现。
    新自由主义的基本思想对于各国的经济政策仍然具有广泛的影响。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采取的经济形式这一大背景下，新自由主义的基本思想是有它一定的现实基础的。他们的基本思想概括为秩序论和动力论。即经济的高效率发展是建立在这“两论” 的基础上的。从经济运行的角度看，要实现经济的高效发展，经济运行必须是有秩序的，而这种秩序就是客观经济规律和市场机制，因而不能有其他的力量去破坏市场机制。从经济活动的角度看，要实现经济的高效率发展，经济活动必须是有动力的，而这种动力就是个人的自由和自由选择的权利，因而不能有其他的力量去剥夺个人自由和选择权利。
    新自由主义从秩序论和动力论出发，又得出了必须对经济实行私有化、非调控化和市场化的结论。因为私有制经济的最大好处是在于保证了个人的自由，并能够给人们自由选择的权利。同时，私有制经济又具有自身内在的稳定性，在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 的调节下，私有经济能够自动地实现经济的均衡。正因为如此，经济的运行应该是非调控化的，市场机制对经济活动发挥着绝对的作用。
    这“两论”（秩序论和动力论）和“三化”（私有化、非调控化和市场化）就构成了新自由主义的基本思想和政策主张。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借鉴和吸引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思想，其中也包括新自由主义的合理成分。但是，不能照搬照抄，更不能以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作为指导。而应该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针对经济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的基础上，科学选择中国经济改革的对策。

                       新自由主义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影响

    首先，要解决舆论与政策导向问题。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吴易风教授尖锐地指出：10多年来，某些经济学家一直企图用新自由主义误导我国改革开放的方向。有人在国内反复宣传西方公认的反共分子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思想。
    美国新自由主义者、货币学派领袖弗里德曼很早就向我国宣传新自由主义，企图用新自由主义误导我国改革开放。
    张五常多次来内地宣传新自由主义，国内很不正常地连续多年出现了“张五常热”。一些大学请张五常作报告。一些媒体大肆宣传张五常。经过一些人的反复推动，“张正常热” 不断升温。“张五常热”升温，实质就是作为新自由主义一个流派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国内不断升温。张五常大肆散布新自由主义观点。
    他用科斯定理的产权清晰论反对公有制。他说：举世闻名的科斯定理其实就是一句话：产权清晰“是市场交易的先决条件”，而产权清晰就是“私有产权”他断言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说：“北京的执政者一方面要保持公有制，另一方面要发展市场，怎会不互相矛盾，前言不对后语呢？”
    他用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论断言私有制优越于公有制，宣传私有制是灵丹妙药，是惟一选择。他说，在交易成本方面，“共产比私产大得多”，而交易成本的大小“决定制度优劣”。“中国会逐渐改变成为一个类似私产制的体制”，“私产制是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私产制度是惟一的选择”。
    他主张把国有资产变成特权者的私产，主张由共产党推行私有财产制度。他说；“将某些资产干脆交给有较大特权的人作为私产，让他们先富起来。”“以共产党推行私产制，听起来有点语言矛盾，但权力所在……是可行之道。”
    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俄罗斯“休克疗法” 的倡导者萨克斯等人为“引导中国的发展”制定了中国经济联邦制和中国私有化方案。该方案说：中国正处在“制度变迁时期” 或“转轨时期”，必须对经济制度进行“质的变革”：建立“经济联邦制”，发展“对抗中央的统治经济”的“地方诸侯经济”；“用非国有经济包围国有经济”；通过“产权清晰化”，使国有企业“私有化、股份化”。萨克斯等人认为，中国私有化方案与俄罗斯私有化方案的主要区别只在于：俄罗斯私有化是“突变式私有化”，中国私有化是“渐进式私有化”。
    有一位外籍华人也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经常来国内讲学，他提出对全部国有企业“釜底抽薪” 的私有化方案，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实行股份化—私有化，股份化—私有化的商业银行不仅不再给国有企业贷款，而且要逼国有企业还债。这样就可以把全部国有企业彻底搞垮，实现国有企业全面私有化。他还提出土地私有化方案，说：“中国农业要真正搞起来，土地一定要私有化。”
    以上这些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在我国经济学界已经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如果失去警惕，听任新自由主义泛滥下去，误导我国的改革开放，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就会丧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会蜕变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

    精通西方经济学且具正义感和批判精神的左大培博士认为，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们从西方经济中学来的误导改革的观点有以下几条：
    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市场经济中一切经济活动的前提。
    强调交换和市场的自发运行会带来充分的效率。
    认为自由贸易政策是最好的对外贸易政策。
    认为只有一种最优的经济体制，把美国的经济体制当作惟一的学习榜样。
    “中国特色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还独创了特有的误导改革的观点和信条。主要有如：
   （1）“改革开放”’至上的政治标准和思维定式。把改革开放应为解放生产力服务改为“改革开放”本身是经济政策为之服务的目标。
    这种思维定式的流行造成了一种为改革而改革，为开放而开放的社会政治风气，它像流行的服装时尚一样统治着社会。在这种流行氛围下，谁要被认定是“反对改革开放”，谁就会遭到舆论起哄式的围攻或唾弃。2001年某小报在评论老国有企业的产权变更时还质问；职工利益与改革哪个是更大的政治？其用意显然是：经济政策必须服从的第一位目的是“改革”。而不是职工利益。
   （2）只强调效率，不讲公平和平等。而效率又被等同于个人的发财致富。
    最近20年来，中国人在讨论经济问题时，普遍强调的是提高经济效率，社会舆论关注的更是个人如何能尽快致富，大富翁成了人们崇拜的偶像和敬畏的神明。而中国的经济学界则一直在引领着这股思潮，把它引上借口效率而否定公平和平等的邪路。大多数经济学家不仅把经济效率当成惟一重要的事情，而且对强调公平和平等十分反感，认为这样会降低经济效率。这种情绪充斥了有关经济政策的几乎每一场讨论。
    他们历来就是只讲效率，而且把这种所谓的效率与个人发财致富划上等号，而绝口不提公平和平等，甚至不准别人讲公平和平等。谁一讲公平和平等，他们就说人家要降低经济效率，并且还要给扣上“反对改革开放” 的大帽子。
    某些个人在没有任何公平和平等的条件下致富，这样的个人致富就只能加剧社会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造成社会的两极分化。但是中国经济自由主义者们从来就不担心这一点。人们几乎从来就听不到他们对贫穷的劳动者表示过关切，也没见过他们为改善最贫穷者状况出过主意。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信徒把扩大贫富差别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这又以“提高经济效率”为冠冕堂皇的借口。
   （3）不要任何秩序的倾向。这是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的又一重要特色。
    秩序的反面是混乱。20年来我国出现过的经济上的混乱可谓多矣，诸如“全民经商”、“全民炒股”、人人吃回扣、个人随意侵吞他人和公共财产、走私盛行、大肆制造假冒伪劣产品、全国性的房地产投机之类，或者违反了社会公共规则，或者破坏了社会资源配置机制，都是破坏秩序的混乱现象。但是那些经济自由主义的卫道士们却从来不肯对这些混乱现象作点批评。相反的，有人倒是经常颂扬和提倡其中的某些现象。像“全民炒股”、全国性的房地产投机之类的事情，都曾经得到某些人公开的大力提倡，反对这些东西的人则被扣上“保守”、反改革的帽子。
    从有关这些个别问题的争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是敌视秩序的。他们最愿意提倡的，是所谓“搞活经济”。
   （4）主张自由放任的政策。对一切都放任自流，反对靠政府的干预来建立秩序．反对政府的任何强制措施。
    主张政府尽可能少干预个人的经济活动，反对在建立秩序的名义下进行配置资源式的政府干预。这本来是西方的经济自由主义与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共同的特征。不过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在这方面要更极端，走得更远。
    这些年来几乎已经形成一个规律：每当政府要对某一方面进行干预，实行某些强制性的管理时，那就不管这种干预多么合理，在经济社会上多么有必要，总会有一批人出来指责这种干预“损害了老百姓的自由”，是“反改革”，“经济因此而不能搞活”。
    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大反政府干预和管理的主要理由有两个：
    一个理由就是前边已经指出过的“搞活——效率”论点：只有政府不干预，才能确保个人的经济活动自由，才能“搞活经济”；而只有保证了个人自由并“搞活”了，经济才能有效率。至于这样会形成不公平，造成经济上的不平等，那是根本就不值得关心的：不平等是为效率所付出的必要代价，而效率才是第一重要的。
    另一个理由是基于社会哲学式的一种价值，这就是要“站在民一边，反对官”。
    这种反“官”崇“民” 的说法最近几年颇为流行，一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到处都在鼓吹发展“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这种提法暗中的含义就是把国有企业贬为旧式的“官营”。而仔细的语义分析会告诉你，现在大吹大擂的“民营企业”其实是雇佣许多人的典型的私营企业，而主要不是指下层老百姓所自营的那些个体企业。这一点足以说明，经济自由主义者们是在打着“民”和“民营”的招牌掩盖“民” 当中的贫富差别，或者不如说是要在同一个“民” 的旗号下制造出贫富差别来。
    任何人都会感受到，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个别地方的经济秩序以至社会秩序变得十分混乱，近年来竟达到欺诈盛行、贪污受贿普遍化、黑社会开始形成。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一是当地政府没有充分履行其维护秩序的职责，许多该做的事不做，该管的事不管。而使政府放弃其维护秩序的职责的深层原因之一，就是听信了经济自由主义者们的自由放任主张。对于少数地方目前的秩序混乱，中国特有的那种经济自由主义思潮有不可推卸之责。
   （5）主张将一切与经济有关的活动都市场化，都变成现金交易。这是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反对一切政府干预、主张自由放任而必然导致的结论。
    所有的经济自由主义者都从来不提加强政府的执法、规范以致管理的必要，总是强调要“实行市场化改革”。可以说，对任何具体问题，他们都有一个千篇一律的灵丹妙药——“解决问题靠改革，实行改革就要市场化”；除了市场化和“民营化”（即私有化），再提不出解决问题的任何别的方法。
    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是银行业。银行业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积累了大量的问题，特别是发生了大量不良资产。产生这样多的不良资产的主要原因，是有关方面特别是政府机构没有实行有效的监管。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这几年鼓吹的却只是“银行业要市场化”、“要民营化”，在他们那里根本就听不到一句要加强政府监管或社会监督的话。
   （6）主张放纵违法违规和腐败行为。
    其思想根源是主张让一切人自由地追求私利，哪怕是损人利己的行为也不要制止。鼓励人们大胆地去做违反规定以致违法的事情。不管是贪污腐败，违法违纪，行贿受贿，走私卖淫，只要能“搞括经济”，使人们发财致富，那就是好事情，就应当让人们放手去干。
    在既定的制度和规章下，如果政府不严厉惩罚破坏规章制度的人，个别人当然可以靠破坏规章制度而发财。于是那些爱出歪主意又急着发财的人就把放纵人们违法违规当成了发展经济的秘诀。
    这里的一个典型例子是走私。正是因为盯住这个发财的门道，20世纪80年代沿海某些省份的有些人便怂恿当地政府对走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90年代初更是各地的“能人”都力主本地政府对走私不要管。他们为地方政府故意放纵违法违规行为的做法编造了一个专门的名词：对中央规定的政策实行“变通”。有的人还编了一个顺口溜来形容这种行为：“看见红灯绕开走，看见绿灯大胆干。”
    左大培说：我亲耳听到一位颇有名气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说：现在我们怕总需求不足，鼓励人们花钱，但是有钱的人就是不花钱。这是因为现在有钱的人，他们的钱差不多都不是好道来的。应当对他们过去的事实行“大赦”。这样免去了他们花钱时受惩罚的威胁，他才会敢于花钱。他还从理论上概括说：现在只能是容许“腐败适度存在”，这是一个次优状态，它“能使改革进一步推进”。
    还有一位以经济自由主义者自诩的经济学家更是直言不讳地说，反腐败要注意其代价，因为腐败有能够提高经济效率的一面；在中国改革的具体情况下，“腐败和贿赂”成为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这两段话倒是说出了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内心的真正想法。
   （7）主张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不惜一切代价地实行私有化。
    目的是把生产和流通领域的企业都变成私人所有的企业，把已经存在的公有企业、公共资金转变为少数“经营者” 私人所有。这是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一贯致力的目标。他们把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推崇发展为绝对化的信条，认定只有归私人所有的企业才能有效率，从而把彻底的私有化当作努力的目标。他们把这种思维逻辑概括为“人间正道私有化，反对私有化就是反动”。
    主张把企业全部私有化并不是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的独创。西方经济学界向前苏联、东欧国家推荐的标准药方就是把所有的企业都私有化，而这些国家的“经济转轨” 的特点之一是快速地将原有的国有企业全盘私有化。
    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在私有化问题上的真正特点，一是在于他们主张走一条“渐进的道路”来发展私营企业、实行私有化。二是在于他们实际上赞成以各种非法的或不正当的“灰色”甚至“黑色”的方式来将现有的公有企业私有化。
    按照他们的主张，这条渐进的私有化道路包括两种途径：一个途径是大力发展私营企业，让它们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而占据主导地位，最终将已有的公有制企业压缩到微不足道的地位上去。另一个途径就是以一切可能的方式逐渐将现有的公有制企业私有化。通过让私营企业享有不正当竞争的有利条件，来挤垮以致消灭公有制企业。
    这方面的例子之一就是制造有偏向性的舆论，有意识地隐瞒私营企业经营中的弊病和问题，反诬政府对这些弊病和问题的整治是“歧视和压制民营企业”。公开保护私营企业的这些不正当竞争行为。
    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也想赶快把已有的公有制企业私有化，但是因为看到中国政府还不接受将企业全部私有化的方针，也因为看到了前苏联、东欧快速实行私有化的后果不好，他们就想走一条“渐进” 的私有化道路。这种私有化的对象是全部公有财产（法律上的国有和集体所有的财产），但主要是公有的企业和公共资金；战略则是一步一步来，先小后大，先集体后国营，不搞“一刀切”，而是通过各种分散的“产权交易”过程。在形势允许的地方，他们主张由政府官员以合法赠送的方式将公有企业白送给少数的所谓“经营者”个人。在私有化不能取得合法形式的地方，他们就袒护以致鼓励各种腐败行为，支持实行“贪污腐败的私有化”。所有这种种战略，其实都不过是西方经济学家们所说的“悄悄的私有化”。而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与西方的经济自由主义者的最大不同点也在这里：西方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强调守法的道德，力图把一切私有化活动都纳入法律规制的轨道；而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则注重法律之外的任意处置，想让政府官员把公有企业以各种方式白送给个人，甚至让企业的“经营者”以种种贪污的手法把公有企业据为己有。
    20世纪90年代是某些地方“悄悄的私有化”开始的时期，将原有的公有制企业（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私有化的进程以合法的方式和非法的暗流齐头并进。而经济自由主义者们则将它冠之以“民营化”的美名。
    合法的“悄悄的私有化”其方式又分为两种：第一种方式是将国有或集体企业所有权“‘分’”给许多个人；第二种方式是将国营或集体企业卖给个人。”此外当然还有种种介于两者之间或两者结合的形式。经济自由主义者将第一种方式说成是“明晰产权”、“将产权分股量化给个人”，而把第二种方式称为“产权交易”。
    第一种方式的私有化所采取的具体形式，有时是所谓的“股份制改造”，但是大多采取了“股份合作制改造” 的方式。其实，不管是实行股份制还是实行“股份合作制”，只要能将企业的股权公平地分割给企业的利益相关人，本来都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在这里耍了一个大花招：他们先是主张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造”，一旦这种改制得到认可而广泛铺开，就进一步鼓吹“让经营者持大股”，从而使原国营或集体企业很快就无偿地变成了少数个人的私人企业。
    在“卖”掉原国营或集体企业的过程中，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关心的其实是如何尽可能将公有企业白送给私人。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偏向：有经济自由主义倾向的“经济学家” 总是抱怨政府或企业员工在出售公有企业时向私人购买者要价太高。而从来不提要价太低的情况。我们在各地都可以听到许许多多多以低得惊人的价格出售公有企业的案例。
    经济自由主义者们想把公有企业卖得越廉价越好，最好白送。于是我们在报刊上就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论调：德国政府在东德地区“l马克卖企业”，以象征性收费1马克来将旧国有企业白送给私人，我们也应当像它那样做！
    为了替白送公有制企业辩护，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可算是费尽了心机。对亏损的公有企业，他们说这种企业的资产反正也在亏损中流失，因此“宁可（白送给私人）流失，不可（继续亏损）”‘坐失’”；对盈利的公有企业他们却又变了个腔调，说是要“靓女先嫁，趁还卖得出去的时候先赶快卖出去”。总之是要卖光（其实是送光）公有企业而后快。
    非法的“悄悄的私有化”就是公有企业的负责人通过贪污和侵吞公有财产后将公有企业变为己有。贪污和侵吞的方式形形色色。从公然转移财产，将公有财产转移到自己的私人财产中，直到故意让企业亏损，以便逼政府同意将企业白送给自己。而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却将这一切看成是很正常的现象。他们认定这为消灭“无效率”的公有企业所必需，因而对将公有企业的财产化为个人财产的贪污行为，他们从来就不说应当查处；对侵犯公有企业所有权的行为，绝口不提严厉制止和打击的必要。一位年少气盛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甚至说，企业负责人的这种侵吞公有企业产权的行为没有什么可怪的，这就像在大家同吃一盘菜时，一个人往这盘菜里吐痰，别人当然会恶心地不再吃这盘菜了，但是那个人自己却仍然会很好地享用它。
    与默许侵吞公有企业为已有的态度相呼应，某些经济学家近些年来积极致力于修改宪法，必欲在宪法中写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后快。但就是这同一些人，却从来不提反腐败和制止侵吞公有企业的必要。背后的用意十分明显，那就是要先违法地将公有企业侵吞为个人私有，然后再用法律把侵吞来的个人财产保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
    逐个考察“悄悄的私有化” 的各种方式就可以看清，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要将原来的公有企业私有化，其目的并不是简单地要发展一般的私营企业，而是要将原国有或集体企业无偿地变成多数富豪的私人企业，以此来快速地制造一批富裕程度远远超过社会平均水平的资本家。
    西方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十分厌恶“悄悄的私有化”一直要求通过法制的途径、以合法的方式进行私有化。而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却如此热衷于以贪污腐败的方式来进行“悄悄的私有化”。这是他们在私有化战略上的根本差别。这个差别表明，西方的经济自由主义者标榜道德上的清白，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却显示出腐败和道德上无耻的特色。
    他们声称这是为搞市场经济必须进行的“原始积累”，现在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却公然主张搞掠夺式的“原始积累’”。把马克思愤怒痛斥的东西变成了追求的对象。表明他们已经失去了起码的正义感。抢掠式的原始积累并没有带来真正的经济发展。在我们这样一个人权和公平观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抢掠式的原始积累更是行不通的。
   （8） 主张不惜一切代价地扩大对外贸易的规模。认为经济外向型的程度越高越好。
    持这种观点的人非常之多，但是他们实际上所主张的很不一样。他们所共同主张的高度外向型，表现为对外贸易占一国总产出的比例（对外贸易依存度）高。而主张这种高度外向型的人实际上所主张的可以区分为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对外贸易依存度本身就是越高越好，并且进一步认为进口也是越多越好；而为了扩大进口，走私都是有道理的。另一种观点强调的是出口越多越好，“其实主张的是对外贸易顺差越大越好，因而是欧洲近代史上著名的重商主义的翻版。
    前一种观点是与近年来闹得甚嚣尘上的“经济全球化”、“融入国际社会”的主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9）认为外国投资越多越好。
    主张不惜一切代价引进外资，这也是一种误导中国经济的有害信条。被这种信条控制了头脑的人主张以一切可能的优惠政策吸引外国资本。这些特殊的优惠政策从专门适用于外资企业的减税直到特殊的进口优惠；其结果是造成了外国资本的“超国民待遇”——某些外资企业所享受的政府政策待遇比大多数本国企业还要优厚。而在近20年，这种“外资越多就越好”的观点几乎成了一个不容置疑的教条。之所以形成“外资越多越好”的观念，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原来实行的是公有制的计划经济，经济生活的领导者们并不渴望企业有高的利润率，也没有“市场竞争越激烈利润就越低”的概念。在公有制的市场经济中，企业实际上并不为使用的资金承担成本，这就造成了这种经济的永远无法满足的资金饥渴症。由于国内有限的资金无法满足几乎是无限的资金需求，于是就产生了外资越多越好的想法。尽管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市场经济，这种在公有制下形成的观念却依然保持着它的统治地位。
   （10）对目前的全球化趋势一味赞赏，主张对外经济关系全面自由化。
    这是经济自由主义在对外经济关系上的真正态度。它要求各国政府在对外贸易上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在外国资本面前完全开放本国的资本市场，允许资本在国际间自由流动，包括实行投资自由化。自由主义者们主张由此使各个国家“融入国际社会”，在经济上成为一体化的全球性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一部分。这种经济自由主义主张确实是近年来西方某些人掀起的“全球化”宣传的一部分。
    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与西方国家的经济自由主义者有很大的差别。表现在对外经济关系上，就是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的对外经济政策主张色彩并不鲜明。他们赞同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和外资越多越好的观点，并且大都倾向于尽可能自由化的对外经济关系。有些人甚至公开说：中国的走私如此猖獗，其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关税税率太高。
    现在的问题是，最近这些年中国成长起了一批新一代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他们的一个典型特征是主张事事都应当“同国际接轨”、“融入国际社会”，从而主张对外经济关系全面自由化，“投入全球化的大潮之中”。而对于目前的中国经济，对于中国今后的经济发展，这种思潮是极其有害的。比起“出口越多越好”和“外资越多越好” 的传统看法来，这种对外经济关系全面自由化的主张所带来的损害会更大、更严重。
   （11）相信制度万能、自由竞争可以做到一切。
    这在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中是普遍的信仰。有一位经济自由主义者曾经这样概括说：“中国缺的是一个好的制度”——言外之意是中国不缺别的任何东西。而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个好的经济制度就是自由竞争的制度。
    说这是一种信仰，是因为谈到经济上的任何问题——从人均收入低到某种产品的价格高——这些人都会把原因归结到“经济制度”上，归结到“没有放开竞争”上，而从来都不会再举出别的什么原因。在他们制造的这种舆论下，不仅“制度”成了中国经济学界最流行的名词，而且制度被当成了任何经济问题的惟一原因，有人甚至说“只有制度重要”。
    在这种经济自由主义信条的影响下，产生了一种对自由竞争的迷信，似乎竞争可以做到任何事情。在有这种迷信思想的人心中，竞争不仅是最好的经济制度，而且是能够解决任何问题的经济制度，这显然是头脑简单化而十分荒唐可笑的。
   （摘自《中国企改新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