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主义的四个条件

日本经济学家盐泽田典（1988，日本《经济学人》）曾就新自由主义主义的理论模型还原到现实中，发现这个模型要在现实中成立，必须满足四个条件：
（1） 生产者根据价格信号，及时进行投资的转移，是无需支付成本的；
（2） 既成的社会生产力结构（资本存量）是非刚性的，因此随时可以自由转变或抛弃；
（3） 投资转移和生产力改造所必须的新资源、新技术要素是无限自由供给的；
（4） 生产能力的过剩是永远不发生的。
然而，现实中不存在这样一个经济体制，可以满足以上四个条件。当市场需求通过价格给投资者信号时，资本方是否能抛弃或改造他原已拥有的全部资本存量，而把资金立即转向另一个有利可图的生产部门？这种转移在经济代价上是否可行？转移有没有时差？当设备、工人、技术转移完成后，是不是还是当初那个市场，原有的高额利润是否依然存在？ 事实上，生产永远落后于市场需求的变化。按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山寨版茅于轼的“择优分配”的理论，往往会产生宏观失调，达不到资本的最优化选择。
新自由主义理论中的顽症：资本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如果说物质资本可以通过市场选择，转移、闲置或抛弃来调节，难道人力资本也可以通过闲置和抛弃来调节？哪怕闲置几年社会都是无法忍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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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国务院体改办《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正式以官方文件的形式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起草这份文件的有薛暮桥、徐雪寒、马洪、廖季立、刘明天、林子力、柳随年等。1985年，针对中国当时的通货膨胀形势，国家体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共同召开“宏观经济改革国际讨论会”，通过对经济学家刘国光、赵人伟论文的分析，以及美国经济学家托宾对当时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形成了治理措施的共识。1983年，经济学家吴稼祥和金立佐写了一篇《股份化：进一步改革的一种思路》，系统地提出了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公司化改造。此前，厉以宁也提出股份制，主张多元持股，破产重组，并致力推动股份制改造的施行，也就有了“厉股份”之称。这都没看到茅于轼的身影。
除了“历股份”，还有吴市场、张产权、曹破产、杨卖光等，用以说明“经济学家”在改革中起的作用，这些作用无论好坏，都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身份表征。这些并不是自己或者官方授予的，而是老百姓根据他们的行为按上的。最近，在“经济学家”这个帮派中，自己给茅于轼按了个“茅维权”，大概是觉得茅于轼今日身份不同，行走江湖没个绰号很丢面子，但如果不是“茅”姓特殊，谁也想不到某维权是茅于轼。说是茅于轼致力于为社会弱势群体“维权”，所以“茅维权”。暂且不说茅于轼是否为弱势群体“维权”，仅就“维权”这个社会活动家的表征放在“经济学家”头上，实在是说明这个“经济学家”很不经济、浪得虚名。
茅于轼跻身于中国“经济学家”的行列得益于美国经济学家克莱因。劳伦斯•克莱因是美籍犹太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1980年，以克莱因为首的七位美国经济学家在中国举办了为期七周的学习班，有100多名中国学员参加，日后，参加这个学习班的，或赴国外成为了前沿经济学家，或如茅于轼这样成为了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茅于轼参加这个学习班可看做是他接触到真正意义的经济学。
1986年，受美国福特基金资助赴哈佛大学任访问学者一年。茅于轼在博客中坦诚，在哈佛听了三四门课，并无收获，因为他自己就可以开课，唯一的收获是有了税收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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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理论作为当代社会科学中的一门学科，它从来就不是先有理论，而后用理论来指导实践的，它是通过对社会活动中的现象进行分析、总结，形成一套描述性的理论。先有了市场活动，亚当斯密认为有一只无所不在神秘的手在掌控，才有了“市场理论”。先有政府干预，才有了凯恩斯理论。这门学科，没有实证，只有朔后性而前瞻性不强，并不算严格的客观科学。尽管现代经济学都引入了数学以搭建模型，但每一个模型产生于不同的人，反映的是不同的意识形态。将以往的经济数据放入模型中验证，如果得出大致吻合的结论，则认为构建这个模型的经济理论是正确的，提出这个经济理论的“经济学家”很希望用这套理论来指导经济生活。可现实中的条件改变了呢，是不是还会得出以往符合这个模型的数据，中国的“经济学家”不大考虑这个，这就是按“经济学家”的理论进行经济改革，越改越离谱的原因。开始靠谱，是因为那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与它理论得出时的环境的谱子靠的比较近。由此看来，经济学就是经验型的算命的学科，在西方，“算命的”经济学门派繁多，但在我国流行的主要只有两种：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微观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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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社会、经济各个方面的模式，在实际议案中，错漏百出。理论与现实的矛盾，说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
中国哲学和中医理论的课，任何一剂药，都分君臣佐辅，没有一味药是可以包医百病的。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develop/1/25501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