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度观察家年会主题演讲“中华文化的未来”实录

2010年1月16日，由《经济观察报》报社主办的“2009年度观察家年会”在北京举办，本次会议主题为“中国再出发”。凤凰网财经进行全程直播。下面是主题演讲“中华文化的未来”实录。

主持人 易中天：尊敬的各位嘉宾，《经济观察报》主办的主题是中国再论坛进行第四个环节，讨论的是中华文化的未来。

开始之前我们有两位嘉宾向《经济观察报》献礼，有请第一位著名书画家齐峰先生，他号称是天下第一驼，是画骆驼的专家。

齐峰：有幸到这个会场很高兴，见到这么多企业和老师演讲，因为我对经济不太了解，能参加这个会很高兴，我为今年年会赠一份作品，表示对《经济观察报》的支持。

主持人：意思就是希望《经济观察报》像骆驼一样忍辱负重，中国再出发。下一位请出第二位，著名书法家，林中阳先生。

林中阳：宏观大经济，中国再出发。

主持人：下面进行论坛的发言，请出第一位嘉宾是世界展览局局长吴建民先生。吴先生是当年驻法大使，风度不减当年。鲁迅先生说过“耽误别人的时间是谋财害命”，你只有十分钟的演讲时间。

吴建民：非常高兴在易中天主持下讲几句话，我讲的题目是构建中华主流文化是时代的需要，我想讲三个意见，第一，为什么构建中华主流文化这个问题要提出来，我想这是因为历史形成的。我们这个国家历史悠久，文化很了不起，我搞了一辈子外交，去过世界上不少地方。有一次去大学去讲话，有一个大学生很厉害，他一下子把麦克风触到我面前，他问我，你搞了一辈子外交，觉得最自豪的是什么？我当时冒出一句话，我最自豪的是中华文化，我们的文化确实了不起，5000年没有中断。为什么我提出构建中华主流文化？因为这是历史形成的，原来中国主流文化非常明确，我们2000我年前是百家争鸣时代，一大批思想家，经过争鸣他们奠定了封建社会的基础，创造了主流文化，慢慢形成。中国的主流文化应当说从50年之前，一直到满清封建之前，可以改朝换代，但是主流文化没动。所以中国封建社会相当稳定，一个朝代几百年，可以改朝换代，但主流文化没有变过。

但是我们的革命来了，革命来了就对当时的主流文化进行冲击，对不对，回头看，没有这个冲击，没有后来的革命运动大概也不行。因为你还是按照孔夫子讲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当时是必要的，你到全世界走走，任何革命都是矫枉过正的。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继续往前走，到了文化大革命登峰造极。我们的主流文化受到了强烈冲击，改革开放门打开了以后，我们一看外面世界很美好，慢慢就形成了一种现象，中国当前中国现象很有意思，人们觉得现在的比古的好，这种思想相当普遍。所以中国现在信教的人多起来了，问你信什么，你不清楚。我想大家肯定都有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老百姓跟全世界老百姓不一样，全世界多数老百姓信教，中国老百姓多数不信教，我们的行为规范靠文化，而受到革命的冲击出现了今天的现象，这是一个原因就是构建主流文化。

第二点，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我想讲的第二点，主流文化为什么构建是时代的需要，任何国家都希望我们长治久安，我们经过了中国人闹革命闹了一百多年，今天当然需要长治久安。怎么长治久安？我想构建主流文化是根本打击，如果主流文化构建起来，老百姓的行为不用主流文化规范，那会出很多问题。国际上来讲，你看看今天的世界，过去几百年大体上是西方文化主导的，西方文化好不好，我想对人类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任何文化都不是十全十美的，我说今天世界面临的问题跟西方文化也有关系，西方文化里面是基督教文明为基础的。

我前不久在中国北师大举行的中国社科前沿论坛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中国人老是在讲我们的软实力，我们讲的软实力跟美国人讲的软实力是不一样的。美国人讲软实力是要改变人家，你要变得跟美国一样。所以世界从现在来讲，过去几百年进步很大，但今天看看，很多热点问题没有解决，可能跟西方文化有关系，如果中国人，陈下心，花几代人世间，把主流文化构建起来，这是世界的需要。到世界上走走，西方有思想的人跟我说，西方现在走了几百年，现在好象觉得路走的差不多了，需要新的营养，这时候人们就朝向东方中华文化是否给人类带来更好的东西。

中国文化不是讲斗的问题，因为斗的文化不是中国的文化，主流文化比较多的是合的文化，而不是斗的文化，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不是中国文化，是外面来的东西。按照这样的思路，世界上有很多问题，所以中华文化要起来。

如何构建中国的主流文化，第一我想我们要继承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我们要接受历史，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构建中华主流文化的时候，我想有三个组成部分，第一过去几千年，我们老祖宗创造的好东西，经过时间考验，仍然是好东西，必须得弘扬，第二，中国共产党1921年创建以来有很多好东西，这些好东西就要延续下去。第三条，改革开放以来，甚至我们过去几百年当中，从国外引进的好东西，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我们要继承下来，发扬光大，变成中华主流文化。

我为什么说需要几代人呢？因为主流文化创建有一个过程，要优秀的知识分子沉下心来，我们的主流文化到底是什么东西，世界上有什么好的东西，共产党创建了什么好东西，可以千秋万代的传下去，这些东西好好总结，变成小学课本、变成诗歌、变成小说、变成电视剧各种各样的东西，就像封建时期主流文化一样，推行《三字经》一样，进入人的血脉里，规范中华民族的行为，这样不仅对中国来讲长治久安非常重要的，也是对世界来讲是中国人的贡献。

我想二十一世纪中国对世界最大的贡献，不是中国制造，而是中华文化。

主持人：我刚刚仔细聆听您刚才的演讲，核心的思想就是必须构建中华主流文化，而且这个主流文化还要通过小学课本、电视剧、儿歌深入人心。那么当吴先生提出来中华主流文化，您的设想有三个主题部分，第一个主题部分是我们中华民族制造从吸收开始3000多年积淀下来经过历史检验确实是比较好的精华的东西。第二个1927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几十年积累下来的那些优秀的文化。第三个就是我们从国外引进的那些先进的文化的进程。

我的问题是如果这三种内涵发生冲突怎么办？

吴建民：我想这就是你刚才讲的文明冲突，会不会有冲突呢？人类是相通的东西，我们讲改革开放30多年，搞市场经济，为什么搞，是因为它是人类相通的地方，发展经济必须搞市场经济。

主持人：我们没有这种传统。

吴建民：那是引进过来的，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的生活好了还是差了。

主持人：好了。

吴建民：那没有改革开放成吗？

主持人：就是说我们构建中华主流文化的时候，要把我们构建的主流文化交给实践检验，交给人民去评判，但凡是实践检验、人民群众拥护的就是我们要构建的中华主流文化，是吗？

吴建民：我想是人民接受的，人民也需要引导，经过实践越来越多的人，先进知识分子要想老百姓接受，通过实践慢慢让多数人认识。

主持人：一定要占得主脚，中国才能再出发。有请第二位演讲嘉宾，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王忠明先生。

王忠明：中国再出发，在哪个时点上出发，改革开放30年，中国从一个弱国，变成一个大国，大国就是中国再出发的时点，走向哪里，出发何方，就是强国。再从大国走向强国的再出发的征途上，必须有文化的支持，中华文化的复兴。因此在最近关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关研究当中，我一直是比较乐观的，在新十年当中，我们可以做出很多的趋势判断，其中有一个，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么一个宏大目标将会实现跨越式的突破。

标志性的我们将会看到中国将从今天的文化进口大国逐渐的向文化出口大国转折，从今天的教育进口大国逐渐的相较于出口大国转折。现在孔子学堂全球已经有一百多所分院，少林寺也有十多个分院，在全世界1000多所高等院校当中开设中文课，这些都是悄悄的在发生变化，伴随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经济逐渐融入到全球经济浪潮中，这些变化是必然的。

对趋势分析，我一直是乐观、积极的，但最近看了两部电影之后时我涂生很多自我易货，一部是《阿凡达》，另外一部是《三枪》这对我对我自己的判断产生了很多疑惑。《阿凡达》可以做到这个程度，我觉得是非常值得中国的经济界包括文化界很好的想想，我们在画里面有中国元素，有黄山美景，包括其他外国电影中，中国元素越来越多、越来越渗透。

诺亚方舟制造者，中国，中国企业、中国制造，花木兰可以转手做成动画片，赚走十多亿美金，像类似这样的，我想不是主要的，最重要的是像《阿凡达》导演创造心态可能是中国的艺术界、文化界短期内很难塑造的。所以我们只能有《三枪》，当然这里可以看到很多艰辛的努力，贾樟柯导演在，我希望他的《二十四层计》(音译)，包括《花木兰》也可以看到编剧努力，这么沉着，经得起挑战，那里都有中国创造者自己的一种努力，但你看《三枪》之后你会真正觉得我们再出发的道路是非常艰巨、漫长的。

张艺谋应该很成功了，张艺谋也应该比我们有钱的多，但凭什么去拍《三枪》，如此滥用观众对他的信任，如此滥用他自己的品牌积累，如此透支中国观众对中国文化发展，中国影视发展的期望，包括信任，我觉得张艺谋应该沉思，整个文化艺术界都应该沉思。《阿凡达》导演曾经拍过泰坦尼克，十几年的成绩，他其实凭着经验完全可以去抢钱，不仅抢中国人的钱，抢全世界人的钱，完全可能。他没有抢，这是一种什么心态？

中国文化如果我们的艺术创造者，我们的文化工作者不能尽早脱离这种暴富心理、抢钱心态，不能很好回归自然，回归本真，我觉得我们的再出发很危险。

主持人：谢谢王忠明先生。现场采访一下，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刚才王先生发表了您对《三枪》的意见，基本上也算是给了他三枪。我这脑袋三枪就记住了两枪，一个叫做滥用，一个叫做透支，滥用观众对他的信用，透支了中国电影的前景。那么我想请教一下，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吗？

王忠明：因为我们都是农民。我们对财富的感觉是跟发达国家的导演是不一样的，我们是从济贫，从国民经济崩溃边缘起步的，所以我们没见过大钱，所以我们在金钱面前，经不起诱惑，忘记了自己更应该追求的是什么，张艺谋真不应该这么做。

主持人：我听明白了，中国电影要想有钱得挣回大钱，真正知道钱是什么样子的，最好是美元或者英镑。

王忠明：我们还是要用好自己的资源，中国的文化资源非常丰富，我们要倍加珍惜，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另外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现在可以做二望三，做三望二，乃至于做二望一，超过日本了，可想象人均GDP，日本是我们的12倍，还早着呢，所以我们还真得把自己的脚步调准了再出发，谢谢。

主持人：我们的第三位演讲嘉宾自己都上来了，还是介绍一下炎黄春秋总编辑，我的老朋友吴思先生，有请。

（吴思演讲实录略）

主持人：谢谢。下面请出下位演讲嘉宾，著名导演贾樟柯。

贾樟柯：大家好，今天是《经济观察报》的年会，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电影业经济的情况。差不多十年前，有一次我跟一个做服装生意的朋友谈这个产业，这个朋友问我电影业一年有多少产值，我大概计了一个数字，大概是5亿或者8亿，我报出这个数字，那个朋友非常震撼，为什么？不是震撼于多，而是震撼于少，他说你们整个电影也一年产值还不如我一个服装公司多。那时候的确是电影业，处在很原始的阶段。

但十年以后，到2009年，差不多整个中国电影有60亿产值，特别是一到贺岁档，各种各样的电影就拥堵到一起，都想争夺这个档期，非常热闹，占据了大部分报纸、电视，非常关心这几部贺岁片的业绩。同时这些电影里有王先生谈到的《三枪》。我们发现今年整个贺岁档的营销策略特别奇特，有一点，我的特点非常贱，制作水平之低，甚至虚实漏洞百出没有关系，观众会接受，喜欢这样的电影。的确是，这十几年电影观众对电影要求逐渐下降到减压、搞笑，如果电影提供这样的娱乐，就会受到热烈的追捧，创造很好的产值。

另一方面在《三枪》里有新的营销手段，一边营销电影，一边谩骂知识分子、经营文化。这里就是说你会感觉中国整个电影一方面是产值巨大的提高，一方面出现了很多所谓硬道理，就是票房。在这之外，一个电影不应该有思想，一个电影不应该有担当，它只是娱乐，中国电影最缺这样的电影。但问题是这样吗？《阿凡达》也到了，即使是在好莱坞这样的流行文化生产的工具，他们生产的电影里都会有他们的价值观，都会有清晰的哲学。通过通俗的方法，通过一个甚至连初中生都可以分享的一种方法来传播出来，那么即使在好莱坞电影里，也是有思想诉求和哲学诉求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对电影的要求其实已经是降低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问题的悖论就是与此同时有一个声音说，中国的文化或者中国的电影要走出去，这些年国内很多机构每年花很多钱帮助中国电影走出去，问题是输出中国的文化，输出中国的价值，我们的价值是什么呢？我们有没有清晰的价值观，这值得怀疑。所谓中国文化目前输出的工作，其实是伪命题，因为我们没有完成一个工作，就是明确和梳理全体公民都可以认同的价值观，而且是不是埋藏在我们的心里，这可能是目前我们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而且是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人口的一种悲情。我记得我在奥巴马当选总统的第二天，我应该是在从香港到台湾的飞机上，联合报正版登了就职演说词，我在航程的阅读过程里，可以说读的热泪盈眶。

我感动并不是他讲的那些东西，那些东西里无非是最基本的自由、平等、人权、公正、环境，怎么去改善弱者的处境。这些东西都是非常简单的一些公共价值，问题是在他的就职的时候，他可以大声讲出来，可以清晰的表述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精神。但在我们的环境里，我们透过文学、艺术，我们目前所受到的阻碍，也就是说官方所模糊的价值观跟我们都已经接受的价值观之间的一种冲突，让我们的文化非常的奇怪，变成一个很奇怪的形状。所以配合到一起，一方面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世界第二大、第三大的经济体这些年发展速度非常快，发展速度越快越成为形象模糊的庞然大物，于是很多东西来了，对中国的恐惧，对中国的不理解，这背后就是我们跟文化工作有很大的关联。我们一直没有能力梳理清楚一个清晰的价值观，通过文化、思想、写作、电影传播出去，没有办法表述中国的表情。目前唯一的表情就是不清晰，不能清晰的感受我们内心世界的表情。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首先做的并不是怎么输出文化、输出艺术，而是我们是不是首先要形成一种共识，理清楚我们的价值观。或者这个价值观并不一定是我们需要发明的，而是需要我们清晰的接受它，其实它都是一些通俗的东西，并不是高高在上很难接触、理解的东西。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一个文化的输出背后就有一个问题，这些文化由谁输出的，或者我们梳理价值观的时候，去理清楚公共原则的时候由谁承担责任，我们都是从80年代过来的，我们都明白从80年代末开始，逐渐的去经营化、诋毁经营，逐渐让思考思想化，这个过程中，当然过去经营文化里有很多负面的东西，比如拥有知识像拥有财富一样容易炫耀，或者可能跟现实脱离的部分。

但问题是到了当代，我们这么多咨询、信息通过互联网等渠道涌到社会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知识阶层，经过严格、系统的知识训练，面对这些发生在我们生活里的事情，面对它的纷繁复杂，可以用它的系统，比如对电影行业要判断一部电影，那就要系统关上和梳理电影的发展，你可能一个新的电影出现的时候，才可能对它有一个评判。所以如果我们缺少或者我们一直压抑知识阶层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由谁负担思想的工作，由谁负担输出的工作呢？这就是问题。问题的所在还在于经营本身和民众是不脱离的啊，知识阶层本身是大众一部分，如果人为的将知识阶层和大众剥开来，变成面部不清的阶层，那我认为是离间记，那社会所发生的情况，需要发出的声音很难有一个管道抒发出来，最后就变成大众的狂欢。

我也是从县城长大的，我也是从文化资源非常稀缺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在我的成长过程里，我最容易看到的除了电视之外就是香港录像，就是武打片，就是这样的一些文化产品，但问题是那时候还有一些阅读。我记得我在80年代中，应该刚上初中不久，我读了一本小说路遥的《人生》，还还可能看爱情故事，看完之后你发现里面在讲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户口的问题，户籍的问题，在我的身边存在很多这样的情况，因为虽然我是县城的，是市民户，吃公民印(音译)的。

初中有很多学生都是借读来的，他们拼命学习，想考上一个好学校，就可以变成市民。读完小说之后我就明白了户籍制度是不合理的，我们生来都是十几岁的孩子，为什么我是市民他就不是。即使是这样的一个少年，通过阅读、严肃的文化，一下打开了我的思路，给我一点点反叛精神。这个角度一直讲民众不需要思想、不需要严肃的文化，这是一个误读，我相信如果中国再出发，我们要重新重视知识阶层，不要把它作为我们的生活里不能出现的群体，谢谢。

主持人：贾樟柯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导演，他今天又为我们放电影了，我看到了两个镜头。第一个镜头是对改革开放三十年以后中国形象的描述叫做面部模糊的庞然大物。第二个镜头是对中国知识阶层的描述叫做面部狰狞。把这两个镜头按照蒙太奇的方法剪辑一下得出来的好象就是中国电影。

贾樟柯：有什么样的文化环境就产生出什么样的文化作品。

主持人：您觉得中国电影将来要走向世界，中国要成为文化输出大国，我们还需要做什么？

贾樟柯：我觉得最起码对创造者来说我们不能说把观众想象成只是低级趣味的人，满足最简单的愉悦的需求。因为我觉得自身创造者对这个社会的发展的感受跟寻找简单的清晰的哲学观点，我觉得这个工作不能丢，既使是娱乐，也是文化的一部分。

主持人：也就是说像好莱坞大片虽然很娱乐，其实背后有核心价值观。

贾樟柯：有非常清晰的坚强坚信的价值观，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主持人：谢谢贾导。我们现在请出中国著名教育学家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先生。

杨东平：首先像贾樟柯表示敬意，我是他忠实的粉丝。同时向《经济观察报》表示敬意，因为他们在这样一个盛大的会议上没有忘记讨论文化问题。教育问题有更大的发言权，今天中国教育到了一个新的关键时刻，大家知道国家正在制定面向未来和2020年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这个规划至今为止还没有亮相，可能最近会向公众征求意见，希望大家抓住这个机会，为中国教育改革建言献策，发出自己的声音。比较而言，经济界尽管是教育最大的用户，但对教育的发展帮助非常有限。

对于面向经济的发展，最重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对于新的教育要有新的提法，我们仍然就事论事的话，可能再过三十年，我们还是在原地徘徊。第二推进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教育改革，推进实质性教育改革，这个体制改革、体制变革也必须有清晰的目标模式、清晰教育理想为前提，今天教育的问题，我今天认为，首先是全社会和教育界远远没有形成对理想教育的共识，我们对什么是好的教育没有共识。另外体制改革也缺乏重视。

第二个问题，说今天的中国教育处在新的关键时刻，还有一个非常了背景，中国教育从整体上已经超越了前些年的及其短缺、贫困的状态，政府越来越有钱，教育越来越有钱，学龄儿童大幅度下降，所以教育的供求关系已经极大的改善了，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追求好的教育。但是新的理想是什么，没有共识，很多人还是认为就是上重点学校，上清华、北大，如果这就是理想，就没有什么新的追求。

我想面向未来的教育理想有三个基本对立物，教育的拨乱反正有三个需要改造和抵制的对象。第一个是教育遗留的科学文化传统，考试至上、分数至上的价值观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大的文化背景。但是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对这都是被批判的，首先是被五四的文化所批判地。毛泽东是主要文化的批判者，所以对这套成就的教育传统的批判，但是这个批判到1976年停止了，随着文革之后，对文革教育的、对高考的恢复，全民族的教育热情重新转化为强大动力，中国教育重新纳入了一个考试之上、分数之上的无人之境。如果还不抵制这种批判，中国的文化改革无从谈起。

第二需要改造的对象，就是50年代以后形成的计划模式，是以高度集权，以培养工具性人才，培养标准线的人才为主要构成。第三是再教育自身的问题，过去我们学科中心价值观转移到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教育哲学的脉络是非常的清晰，第三个阶段到工业革命之后是学科重心，20世纪初，宏观改变了教育学的困境，把教育推陈出新。除此之外，包括健康，公民权利和义务，包括有效的利用闲暇时间，包括家庭成员，包括道德的发展，包括职业训练，加上必要的知识和掌握。

所以这是为什么中国学校和世界上大多数学校不一样，今天我们主张以人为本的价值观还是需要我们补课，否则仍然是考试至上，分数之上的唯一目标。

具体而言，面向未来的教育有这么几个基本的要点，首先是更新50年代一整套的教育方针因为我们现在使用的这套话是50年代为纲合，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我们希望培养出合格公民作为未来得新的目标，把培养接班人和建设者作为培养的目标。同样我们希望把人的全面发展、学生全面发展作为重要的价值，来取代我们过去沿用的全面发展。全面发展并不是不好的口号，因为它太高了，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发展的终极理想。

此外还要清偿价值，我们已经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但我们学校教育仍然是清偿价值，面向少数优秀学生的，面向少数可以升学的学生的，大多数是自生自灭。我们今天还沿用这样的教育是完全不合时宜的。还有实行生活教育，核心价值就是主张打通社会和教育、理论和实践、学校和家庭的联系，为改善生活而教育。我们未来提升教育的真正的基础，还要重新塑造一个教育理论和教育基础。回到正本清源，回到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回到教育和生活、学校和社会的联系，以及每个学生的健康成长和终生幸福上，而不是以少数优秀学生的成长为本，更不是以政绩为本、以考试为本等等。我想讲的就是这些，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杨东平先生，老朋友了，问个八卦问题，你觉得中国教育和中国足球哪个更有希望一点？

杨东平：可能还是中国教育有希望。

主持人：为什么？

杨东平：我想整个外部环境供求关系已经极大的改善，另外公众对教育改革巨大的压力已经把教育改革提到了议事日程，我们希望通过广泛的公众参与，把巨大的压力转化为改革教育的动力。当然教育是一个政治文化市场的子系统，所以可能有一些文化价值的转变仅仅通过教育自身手段不行，需要通过全社会的政治体制改革、文化观念的变化。

主持人：谢谢，刚才杨东平先生谈教育的时候谈到了科举，科举是我们的历史，实际上我们今天在谈到中华文化的未来以及中国再出发这个主题的时候是离不开历史的，现在请出本此论坛最后一个嘉宾秦晖先生。

秦晖：我觉得儒家正是因为过去两千年中大家都讲，所以变得非常泛化，西方到处都是基督徒，但是基督徒中什么样的人都有。儒家也经历了非常复杂的变化，首先要简单讲一下儒到底怎么回事儿？这里我要说，有很多人用圣人语录讲，这很必要，但很不够。需要吸取新史学的一些做法，我们谈一些言论要放在当时历史背景看。儒家讲的简单一点，在一个独特的时代，我们讲从周秦之变，西周贵族时代转到秦皇帝专制的时代。而且早期的儒家包括孔孟，对导向后来秦建立的过程非常不满。我们知道反儒的人儒家是反必倒退。早期儒家这一点的确很明显，尤其是最近出土了一个祖嗣，这一套东西和我们今天讲的有很大的不同。

儒家强调的是什么呢？照我看来，就是用熟人社会、亲人社会的伦理原则抵制陌生人社会中的强权原则。大家知道，原始儒家非常强调父子的关系，当然也用父子的关系外推君臣关系。原始儒家说这种关系的时候，从来只是说君臣关系应该变得像父子关系，但从来没有说军陈就等同于父子关系。儒家没有什么平等自由的观念，儿子是要听父亲的，这点很明显。但我们也要知道，一般情况下，父亲都会爱儿子的，替儿子着想，这不是制度制约，这是人类独有的亲情。

我们可以说人儒道德熟人、亲人社会里的确管用，这也可以理解，即使西方社会也不会一个家里需要民主选举父亲，也不需要对父亲实行三权分立。到了周秦大一统的时候，儒家就败下阵来，被法学取代了，我们最近讲的焚书坑儒，经过了儒家的渲染，其实秦始皇焚书坑儒也不光是儒家一家。的确如果从周秦一变来讲，的确这两家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后来毛泽东创造出来这么一个理论，所谓儒法之斗持续了很长时间，毛泽东是站在法家的立场上批评儒家的，但这也不无道理的。在中国的2000多年中，的确有所谓的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声音，这种声音经常是传统儒家的符号作为包装的。

到了近代的变革时期，我们往往忽略了一点，就是在民主自由这类学问传入中国，最早起来欢呼、介绍、传播恰恰就是毛泽东讲的儒法斗争中的反法之儒，对秦治非常不满的国家。很多热心介绍西方的人，是把西方描写成其实老实说，吸引他们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认为西方那是一个仁义之邦，其实就是孔孟那个时代讲的，自汉以后，中国文明日益被灭，西方叹息独善其身。有句名言2000天来自赢政，秦始皇以来的政治就是强盗之政。说这是襄垣，什么是襄垣？讲的简单一点是趋炎附势，谁强势就跟谁。那么谭嗣同说，到现在越发不可收拾了，一大棒法家在那里执政，儒家还有什么希望呢？因此那些人反法之儒是非常希望引进西方的先进制度，来解放中国的文化。

这个现象之后发生了变化，其中有一个因素，戊戌之后中国学习西方，经过日本这个中介，和中国的背景和不一样。他们把周秦之变这个解释进入中国之后，这个时候反而形成了一种西学和法学的对立。

后来中国形成的就是这样一种东西，斯大林和秦始皇确立的一种价值，及排挤了西方的这种，也排挤了儒家保留下来的一些贵族传统。礼崩乐坏，法家就是鼓吹为了皇上可以杀爹。

反省这段历史，实际上我本人并不不认为儒家那么神奇，老实说中国要走现代化，主要的障碍到底何在呢？以及克服主要障碍过程中，我们应该吸取什么资源呢？我觉得我们现在确实应该反思一下，我觉得儒家并不是有些人讲的那么神奇，也不想有些人讲的那么险恶。但是他也不是妨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障碍，而且在中国人人都讲儒家的时代，实际上儒家已经变得内部矛盾很大，在我看来口口声声讲儒家的人，他们的假想敌不同实际上有很大的不同。在我看来很多儒家，包括孟子，谭嗣同等人，基本上可以归纳为反法徒，他们的假想敌是礼崩乐坏产生的产生了霸道的皇帝专制。

这就造成了中国人的人格分裂，我们叫做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的男盗女娼。如果一肚子的男盗女娼仅仅讲的是思想的话，我觉得还不要紧，因为老是说，人性中有些邪恶的东西，这个东西很难完全避免。我们不能指望一个人满嘴仁义道德，满脑子也只有仁义道德。但中国过去有一种最可怕的人，满嘴仁义道德，成天做男盗女娼，还不是想象而已，由于权利不受制约，而不仅仅是想坏事，而是做。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如表乏里，落实到行为上就是满嘴仁义道德，整天做男盗女娼的事。我们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很简单，经历几千年来人类确立了一些共同财富，不管叫做普遍思想价值也罢，或者普遍真理。我们总是认为我们信的这套是对的，现在发生了变化，有很多人缺乏信仰上的信任，我也不讲什么普遍真理了，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只是西方人的民主，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你说他违背了马克思主义，那马克思主义就非常讲传统，尽管解放传统的做法是不是能成立是值得考虑的，但至少是一种有眼光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确是应该这样，一方面继承我们国家过去的一些好的东西，这里我要讲，在中国当前所谓好的东西肯定是有助于中国，脱离秦治，走向政治现代化，也就是说从孟子一直到反法制度所弘扬的价值。另外一方面我们先进的一些政治文化，也可以这么说。使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能在现代化的改造中能够再一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就讲这些，谢谢。

主持人：我刚才听下来感觉斯大林加秦始皇，先生是坚决反对的，如果华盛顿加孔夫子，有这个可能吗？

秦晖：至少在华盛顿和秦始皇斗争中，那么孔子，不过我认为主要是孟子，有可能成为孔孟争。

主持人：谢谢。非常感谢诸位参加《经济观察报》的年会，各位演讲嘉宾的讲演我个人很受启发、教育，我觉得他们的观点可能有所不同，视角、立场和方法也可能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我认为今天下午发言的六位嘉宾都是热爱我们这个国家，热爱我们这个民族，热爱我们这个文化的，如果我们不爱我们的国家，不爱我们的民族，不爱我们的文化，我们就用不着在这里检讨我们的过去，反思我们的经验。现在有一种论断，指出我们民族历史上或者现实当中的缺点和矛盾，是帝国主义的阴谋，是为了摧毁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因为人家犯的错误，可能比我们还大，比方说金融危机，就不发生在中国，发生在美国，这不是证明美国西方社会、西方国家也是问题极其严重吗？他们的文化难道就那么值得推崇吗？我想这可能就是立场不同，大哥比方，比如说我有一天打喷嚏了、流鼻涕了。我的家人就会跟我说你感冒了。我会说我看医生、吃药。我不会说你怎么管我感冒，人家家里全家拉肚子你怎么不去说。我就奇怪了，那些关心西方国家，那些爱国的一些人，他爱哪个国啊？我爱我的中国，我爱我的中华民族，我爱我的中华文化。所以我非常赞同今天下午前面六位嘉宾对我们文化的反思。中国要再出发，必须有文化的支持，要有文化的支持必须对文化进行梳理和清点，首先需要理性，第二是理性，第三还是理性，而不是什么情绪。

谢谢大家参加今天下午的论坛，本次论坛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