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SARS组稿：“SARS西侵”(《财经》 200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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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西侵”系列之一：疫区山西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3年05月03日 17:47 《财经》杂志
【《财经》杂志将于5月9日推出《财经SARS调查特刊》，每周五出版，敬请关注！】
系列之一：疫区山西、系列之二：忧患中西部、系列之三：甘肃遇袭、系列之四：有气无力的四川乡镇卫生院、系列之五：分析--农民工在SARS阴影中、系列之六：背景--SARS全国传播链、系列之七：公共危机处理--美国经验与中国现实、系列之八：评论--重建中国公共卫生医疗系统、系列之九：经济--不再乐观、系列之十：广交会意兴阑珊、系列之十一：蒋彦永--诚实的医生 作为第一个被列入疫区的内地省份，山西正同时成为广袤中国腹地“非典”灾情及人们所作艰 □本刊记者胡舒立 楼夷 李其谚／发自山西 上篇 飞来横祸 (一) 太原市退休女工谢某刚从北京奔丧归来，就觉得身体不适，胸闷发烧。她立即前往太原的山西省人民医院看急诊。 谢某的哥哥刚刚在北京过世。他去求治结肠癌，结果死在佑安医院，死亡证明上说：“发热，原因不明”。此刻，谢某也是“发热，原因不明”。 这是2003年3月23日。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在八天前将中国广东、香港和亚洲一些国家发现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定名为SARS，确定为对全球所有国家具有重大威胁的疾病。香港已经处于SARS大爆发的前夜，病毒从医院扩散至社区，媒体关注铺天盖地。在北京，许多人听到一种传言，说非典型肺炎已经悄然进了北京，佑安医院就是医治点之一。 如果谢某是个消息灵通的人，她至少会把哥哥的可疑病情告诉人民医院的医生；如果她有足够的知识，她完全可能意识到自己的危急状况；如果…… 可惜她在山西，在太原。她不懂英文，不上网，甚至没有机会听说“传言”。所以，没有“如果”。她以为自己是普通的感冒发烧，也没有介绍哥哥的不明死因。她被安排在人民医院急诊室观察暂住，三天后死亡，死前才被确诊为非典型肺炎。 在医疗水平相对落后的山西，省人民医院是最好的医院之一，但也是个没有专门传染科、以往也并不接受传染病人的综合性医院。 一切都是猝不及防！谢某被怀疑染有“非典”后，医院曾为她留住急诊室的观察区打了隔断。但就连为临时隔离区接通电路的电工，后来也染上了“非典”。 这一轮，仅人民医院就有10多名员工感染SARS，最后一个倒下的是急诊室副主任梁世奎。4月24日晨8时，57岁的梁世奎终因疾患过重不治身亡。 4月25日，在山西省人民医院的院长办公室里，书记和院长向《财经》记者回忆起这一切，伤心地流了泪：“当时我们怎么会想到，北京也是疫区呀！” (二) 3月27日，在世界卫生组织(WHO，网址是www.who.org)终于把全球的SARS案例中国项从零调为“中国广东972例”之后，又宣布：越南河内、新加坡、加拿大多伦多，还有中国的广东、北京、山西、香港、台湾为“疫区”(affected area，参见本刊2003年4月5日号《世卫组织专家去广东》)。 将山西定为疫区绝不为过。4月2日，山西报告的确诊SARS病例为四例；6日，升为24例；14日卫生部调整诊断标准后，山西在一天内增加了50例，总数字调至82例；到18日，山西的确诊病例增至95例——不仅如此，山西还是当时全国惟一报告疑似和观察病例的省份，称总住院人数为140例。 4月20日，随着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长孟学农的去职，北京的“非典”病患总数升至300例以上，并连日大幅上升。然而直至现在，山西仍是全国仅次于广东和北京的SARS重灾区。 截止到4月30日10时，山西报告确诊病例299例，疑似病例130例，死亡9人，出院22人。这个内陆省份有一个地区和10个地级市，现在除晋城一地尚未发现SARS，其余地市均已发现确诊或疑似病例，形势极为严峻！ “我们遇到了突如其来的灾难，事先没有准备。”“这场疾病现在还没有得到有效控制。”4月26日，在山西SARS防制指挥中心的“新闻通气会”上，卫生厅长李俊峰的语气相当沉重。 作为中部经济落后省份之一，山西陷入SARS之灾倍显残酷。人们在想，为什么山西会成为SARS在中国的重灾区呢？偶然之中，必然何在？曾有人简单推测，恐与广东疫发之初多有人前往山西贩醋有关。经《财经》调查，事实并非如此。 (三) 山西官方在报告本地病例时，常用“输入型”与输入之后的“继发型”。所谓输入，是指从外地传入；所谓继发，是指在本地又传染给他人。需要分析的是从哪里输入，又如何继发。 上述谢某，并不是山西最早发现的“非典”病人。在她之前，还有两个首发病例，每一例身后又有一串。连同谢某，山西当地称为三条链。 第一链的源头于某，是常年在太原一家商场包租柜台做珠宝买卖的女商人。2月下旬，她在广东进货时染疾，发烧胸闷。当时，广东媒体对于“非典”的报道已经趋于寂然。身为山西来客的于某无从知晓，2月初一度在当地引起恐慌的“非典”还在继续扩散，自己也有可能被传染；更无从知晓一旦患上这种传染病，应在当地迅速求医，隔离治疗。 回到山西，她的病情愈发沉重，却一直与家人生活在一起，父母亲朋往来密切。 在太原求治若干家医院未果之后，于某家人不再相信当地医院。按当地富裕人的习惯，于某3月1日租车到北京看病。7日，在解放军301医院被确诊为“非典”，转入302医院。可是已经晚了，父母、丈夫等一家相关者八人都出现类似症状，有重有轻。全家相继抵京就诊。 从目前《财经》所掌握的情况看，于某正是北京的首发病例，曾导致301医院一批医护人员染病。其父母很快病死在北京。其本人和其他家人后来被要求接回山西继续治疗。(参见本期“焦点人物”) 那是山西医疗界首次亲睹SARS的传染强力。在于某最后求诊的山西省人民医院，3月8日以后有五名医护人员相继病倒，都是“非典”。 对于山西和太原的防疫人员来说，“亡羊补牢”式的努力从一开始就在进行。3月9日，太原疾控中心主任赵宝新便亲率员工赶赴北京，在病房找于某了解发病过程和曾经接触了哪些人。经过这种被专业称为“流行病学调查”的步骤，赵宝新们在山西确定了30个患者的密切接触者，按上面要求“内紧外松”地“布控”进行医学观察，而且后来发现其中果然有四人发病，即送到医院救治。 于某这一链，山西住院者一共有近20人。潜在影响则无法估计。 然而，山西的灾难还远远不止于此。 (四) 3月20日，又是在山西省人民医院，一位从北京301医院诊治口腔溃疡的患者入驻，还是治口腔溃疡，不过有些发烧。 患者岳某，太原市郊清徐县的一个乡党委书记。书记病了，消息传出，许多同事赶往太原探望。 3月23日，岳某被怀疑患有“非典”。可是已经晚了。前往探望过他的一位好友4月5日终因重症“非典”死亡。四天之后，送岳氏去北京的县交通局司机，一个32岁的年轻人和他的妻子双双染恙，相继死去。 清徐是山西陈醋的产地，也是山西比较著名的富裕县。2月初广东闹“非典”的时候，当地据传醋能“治非”，一瓶卖到数十元，于是也有一些商贩到清徐进货。 “从那时就听说有这种‘非典型肺炎’了。不过，一直觉得对我们是非常遥远的事情，而且听说广东已经控制住了。”在清徐县防疫站弥漫着消毒水气味的办公楼里，身着防疫制服的站长啜瑞义告诉《财经》。 他还肯定地说，虽然当时来过不少广东人，但清徐并未发现由此染病的。“首发病例，就是岳某。”当然，无论啜瑞义还是岳某本人，都没有想到这种可怕的传染病不仅没有在广东消失，竟又转道北京，潜入清徐。 清徐县一夜间成了疫区。从3月下旬开始，啜瑞义和他手下的40多名防疫人员就在夜以继日地工作，动员“疑似者”住院，记录观察密切接触者的症状，从中再发现新的“疑似者”。 “当时不敢叫‘非典’，这是保密的。所以我们对外说‘春季呼吸道传染病’。好多人想不通呀，这么个病干吗要住院呢？我们挨了多少骂呀。”防疫站的财政科长马秀珍回忆道。 按啜瑞义的记录，在岳某一链，密切接触者有七人，医学观察对象有128人，最后住院者有24人，死亡两人。绝大多数接触者和观察者都是县城人。 一串又粗又长的链条，加上三名死者，清徐成山西省SARS灾区的重中之重。街道冷落、学校停课自不待言，清徐人上太原，到饭店下榻也多遇冷脸。 (五) 直到4月中旬，在太原SARS预防控制一线，勤勉的专业人员还在按照首发链条追踪病人。除了上述三链，还有一根无头的链条，又可以串出20余人。 SARS是一种传染力非常强的疾患，远远超过以前人们所知的呼吸道传染病。3月初以来数例重症病人相继在太原出现，事前没有征兆也难有准备。事发之后，当地对SARS的预防救治一直被要求以“绝密”的方式进行，防疫人员无法广而告之，取得公众的广泛配合。 很难想像，在如此形势下，山西脆弱的医疗防疫系统能够挡得住病毒的进一步蔓延。很难想像，在数例而扩至上百例病人出现、大批医护人员感染后，没有更多的潜在带菌者存在。更何况，SARS病毒此时已在北京也在全国扩散，外部环境同样堪忧。 果然，及至4月，尽管一线倾其全力，人们很快发现山西新增病例此伏彼起，再无法用有形的链条穿连。前方防守亦愈加吃紧。 4月26日，卫生厅长李俊峰说：“到目前我们掌握的疫情仍然是输入型继发感染,同时也有散在病人出现。有一部分病人(病源)不明确，所以为控制疫情增加了难度。” 在清徐县，整日疲于奔命的啜瑞义也已经无法理清楚本地的链条。他说，清徐现在需要进行医学观察的“流调(即流行病学调查)”对象则有1300多人。每天县乡两级防疫队伍跟踪调查，天天要忙到凌晨两点。 清徐有了可疑的SARS病人，总是送到40里开外的太原市去住院。4月21日，清徐县西关村有一名农民疑似患者在太原被隔离以后，竟然逃离私自回家。啜瑞义得知，立即带几名防疫员赶到那位农民家，做了两个多小时工作，把病人劝回医院。还好，没有动用公安。 农民患者回去了，他的家眷都是留在家里的隔离观察对象。啜瑞义说，他实在无从知晓，那位农民是如何染病的。 在太原，此类无头可寻的新病例已经不胜枚举，有民工，也有干部和市民。4月23日，市区一个桥洞下还出现了一具尸体，经过鉴别，确定为外来民工，且为SARS疑患。一线防疫人员奔走四方，辛劳已极。 在临汾，4月13日首次报上一例病人，据称是在太原学习后染上“非典”。不日，一位在太原打工的河南林县农民又在火车站被发现患有“非典”，住在当地医院。23日距临汾20多里地的吴村死了两个农民，均为“非典”，一是老人，一为学生。两人一直长居乡村，并未外出。据了解，现在吴村已经戒严，经过按户排查，又发现几个小孩有发热迹象，怀疑是“非典”的疑似病例。 到4月26日，太原以外的10个地级市已有九个发生了疫情，不少病案源头已难以理清。 4月23日，世卫组织将中国的山西、北京和加拿大的多伦多与广东、香港相提并论，列为建议旅行者取消非必要旅行的地区。此后，在该组织确定的“SARS疫区”一栏，已经加入了美国、英国伦敦和中国的内蒙古。按世卫组织的解释，所谓疫区，是指当地出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传染链。那种可以清晰辨识出传染链条的疫区，算是轻疫区，其余则是重疫区。 轻疫区包括了台湾、美国和英国伦敦。当然，山西属于重疫区。这不是偶然。 下篇 背水之战 (一) 在山西，4月15日又是个分界。 13日，国务院召开全国非典型肺炎的防治工作会议以后，当晚，省长刘振华便紧急部署，决定拿出600万元专用于“非典”的救治和疫情控制。15日，山西成立了由省长领衔的防治领导组，领导组办公室主任正是分管卫生和财政的副省长王昕。 至此，山西防治“非典”成为政府的中心工作，全线动员，紧锣密鼓，步步为营。 4月20日以后，山西当地媒体对“非典”的报道开始加大力度，报人们说，较之过去报道量多出三倍以上。山西卫生部门也更公开地公布疫情，不仅每天正式发布，而且详细说明患者在全省各地的分布。 临汾13日报告一起确诊病例后，太原以外的疫情引起高度关注。18日，山西出台了《加强非典治疗管理的紧急通知》，要求地市党政一把手坐镇指挥不得外出，并明确“严格疫情报告制度，严格控制跨市地转送病人，严格落实首诊负责制”。4月2日，刘振华又签署了第162号令，以紧急通告形式布置地县政府的“非典”防治工作。 在26日的新闻通气会上，卫生厅长李俊峰告诉与会记者，“现在省委书记、省长每天与我们一起研究疫情，说的都是‘行话’了”。 在19日到26日的一周中，山西新报告病例仍在上涨，按统计，平均每天新增确诊病例8例，疑似病例19例。李俊峰认为可以说明两点,一是疫情确实在上涨，二是早发现早报告的措施加强后，病例增长较快。“总之，这说明疫情还没有控制住。”李俊峰分析说。 山西将眼前的SARS称为一场恶战，其方针是“动员各行各业都来参战，尽可能早发现病例，防止其散入医疗卫生条件较差的农村地区”。参战者已经动员到了城市的居委会与乡村的村委会一级。而热线举报电话的原则是“宁错勿漏”。 人人心中一本账：以太原的条件，救治尚且困难。如果疾病在农村暴发，后果将不堪设想。 (二) 激战之际，愈显出防疫一线的作战部队长年给养不足。 啜瑞义是转业军医，1984年就当了清徐县防疫站站长。他记忆所及，县防疫站近20年来只拿到过一次设备投资，是在1986年，用10多万元钱购置冰箱和一些简单的化验仪器。从1999年开始，县财政拨付防疫站的款项就出现了大缺口，只有通过卫生监督获得收入，可以勉强开出工资。 比如去年，县财政只给了20万元。防疫站有14名退休职工，就需要21万元。其余的全部由防疫站自收自支。全站的工资加费用，一年要80多万元，所以日子格外紧。防疫站的平均工资900多元，并不高，但到年关，常常发愁开不出工资。 今年出现紧急疫情，清徐县防疫站在费用上更显捉襟见肘。3月24日出现首例患者后，财务科长马秀珍立即购置了一批防疫必须使用的白大褂和一次性防护服。 4月17日，县里为防疫紧急拨款的2万元到账，总算付了款。 4月24日，疫情报警一个月以后，马秀珍终于狠狠心买了一箱方便面和火腿肠，让天天加班到凌晨两点的防疫员们吃上了宵夜。“这些日子，看着他们实在太苦了。”说着，她抽泣了。 县级防疫站如此，太原市的疾控中心担子更重，处境也只有更艰难。主任赵宝新没有时间算细账，只是觉得“人手根本不够”。为防止疫情扩散，需要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的对象越来越多，现在太原市疾控中心200多人中，100多人被抽调建立流调队。不过，当疫情扩大成散发，一切变得很难，“散发了，不知道传染源在哪里，也搞不清接触史。” 赵宝新他们想了很多新办法，包括盯人、现场追踪、医疗督导、系统排查。这些都意味着人员和设备，可人员和设备都远远不够，甚至办公用电脑也不能满足需要。除了再想办法，联合各路人马设置重点观察哨，就是加班加点。 工作实在太忙太累，连采访赵宝新本身都非常难。他除了不停地接电话，一有间歇就只想打瞌睡，让人不忍发问。记者随他的“流调”队伍前往一个发现了“非典”的工地进行排查。人们刚刚散开，只见这位疾控中心主任靠着一棵大柳树，竟已悄然入睡。 据副省长王昕向《财经》介绍，山西整个的防疫系统都相当落后，设备人才远远不足。不仅基层，甚至省级疾控中心，也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流行出血热的时候武装了一点，90年代初出现脊髓灰白质炎时又添加了一些。中心没有任何科研能力。此次山西是疫区，但在病原样本研究方面毫无作为。 她透露，因为这些年公共卫生方面欠账太多，国务院最近已经作出计划，从国债基金中拿出一部分钱，用于建立加强省市县三级疾病控制体系，初步的说法是县级100万元，市级300万元，省级2000万元。这种钱是为了长远建设，但眼下防疫体系应急已经困难之极。 在全国，山西还属于基层医疗系统相对完善的省份。除县级医院外，乡镇一级卫生院尚且存在并没有被拍卖，有合作医疗点的村庄在全省占到了88.9%。据王昕介绍，这得益于1998年山西搞过一次“农村健康工程”，山西自己拿钱又靠国家少量援助，改建了一批防疫站、妇幼站和乡镇卫生院(或是中心卫生院)，搞起了农村合作医疗，还确定了基层医务人员的培训计划。 现在，山西用于农村健康工程和农村卫生院建设的专项经费每年约在1000万元左右，偌大的省份，仅卫生院就有1800多家，实在是杯水车薪。 王昕很实在地说：“幸亏多少做了点事情，否则情况更糟，现在更要难办了！” (三) 山西的医疗救治系统，同样在飞来横祸面前暴露出脆弱性。 太原好医院不多。最好的三家，人民医院、山西医学院第一及第二附属医院，从一开始就设为定点医院。王昕说：“这是为了让老百姓信任，因为治疗这个病有难度。”不过，这些医院的设备条件仍嫌偏差，不足以应对突如其来的危机。 临床医疗救治力量和设备也严重不足。诊断治疗和护理SARS这类呼吸系统急症需要经验丰富、有专业特长的临床专科医生和护士，还需要呼吸机(有创及无创)、血氧监护仪、床头X光机等专用设备。李俊峰说，山西只有几家设呼吸科的医院，一家最多也只有三四十张床位的实力。最初，当地决定由山医一院和人民医院充当指定治疗SARS的医院，各准备了50张床位。谁知病人，包括确诊、疑似和观察病人增长的速度超过预计，专设的SARS病房很快不够用了。到4月初，新病房一时准备不出来，一度曾出现收治困难。一个疑似病人在门诊见不能马上入院，情急之下，竟然扯下接诊医生的口罩，迎面啐去…… 真正体会了“有备无患”意味着什么，山西从4月8日开始进行大规模调整准备，至18日，终于在太原安排出总计406张专治“非典”病人的病位，以应对疫情的继续蔓延。然而，救治设备的缺口仍非常显著。省人民医院的武晋副院长在向《财经》谈及设备需求时，一口气说了20多项，包括了急救车、抢救床、呼吸机、床边X光机、空气消毒机等基本设备。 人民医院的呼吸科副主任魏东光曾经接诊过最早的患者于某，3月8日就发现自己也染了病，同时感染的还有其他医护人员。事发突然，山西曾通过卫生部协调请来经验较多的广东专家会诊。 魏东光3月24日出院后又重入病房，成了人民医院救治“非典”的主力医生之一。他告诉记者，早期得以在太原向广东专家求教获益非浅，算是“因祸得福”。据悉，此间山西省卫生厅也抓住机会，请专家们在太原给一些医院的临床医生进行了诊治方面的培训。“幸亏我们下手早，现在这些专家还不好请了。”李俊峰说。 SARS的诊断和救治有相当专业难度，山西的医疗界在这方面起点很低，只能通过“临阵磨枪”式的专业培训做些最起码的准备。为应对SARS走出太原后的局面，山西从3月下旬起，分批对地市级医生也进行了诊治“非典”的专业培训。全省各地目前准备的接受“非典”床位已达到2000张以上。不过，李俊峰承认，在地市一级医院，内科病房一般不设专门呼吸科，专科大夫相当少见。而且，县级医院和乡镇卫生院还根本来不及进行正式培训。太原之外一旦有大规模的非典暴发，医疗救治力量仍会面临严峻挑战。 实践中，看去又是疫情走得更快。 《财经》记者一行在山西采访，了解到多数人认为政府定期披露的疫情数据确是真实的报告数字。所担心者，无非是疫情正在蔓延，在基层在农村真有患者未必能及时发现。副省长王昕说：“我们没想过要瞒，这些都是老百姓的命啊！”她还承认，因为基层诊断水平有限，仍然很可能发生误差。 “我们现在只好掌握一个原则，宁肯宽些，不要漏掉。” 王昕最担心的是晋西一带的防治能力。例如吕梁、忻州和朔州市医院。据她介绍，朔州的医院是城区医院改建的，条件较之一般地市医院又要差去许多。 水平偏低，发现和确诊SARS都会有困难。救治难度更大。例如吕梁刚买了两台呼吸机，不过，目前尚不能确认当地医疗界有能够熟练掌握呼吸机的人才。 要紧的是晋西已经发现了为数不少的“非典”病例。到29日18时，疑似与确诊合计，忻州五例，吕梁三例和朔州五例。危象已现。 (四) 虽然太原“先富起来的人”有条件赴北京看病，山西其实是个很穷的省。 山西有过相当富庶的过去，但毕竟是过去。近10多年来，这个地处太行之西、黄土高原之上的内陆省份经济实力一直增长比较慢，排名在全国不断下滑。20世纪80年代初期,山西的人均GDP曾排在全国第10位左右，至1998年已经下降到第17位,1999年则滑到18位。2001年,山西的人均GDP仅为7529.384元,比起排名第一的上海的37382元,相差了五倍之多。 即使在中部地区的六省中比较,山西也是排名比较靠后的,位次低于湖北、湖南和河南,仅仅列于安徽和江西之前。 如果看标志人民生活水平高低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标,山西位列全国倒数“三甲”；农民人均收入也长期徘徊在全国第20位之后。 突如其来的SARS之灾，对于山西不啻是雪上加霜！ 王昕告诉《财经》，今年以来，山西的经济形势本来非常好。现在第一季度的各项经济指标已经公布，山西GDP的增长是13.2%;工业增长速度达到了21.7%,财政收入的增长达到了28.4%，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则增长了13.9%,农村人均现金收入也增长了9.5%。 “今年是卯着劲要好好干一下。过去落后，要赶一下。现在，感觉很不乐观了。”她说，“(SARS)对山西的冲击太大了。” 山西省财政拿出钱“抗非”是见诸报端的，据统计，目前总额为7460万元。其中，省级财政1900万，市级以下财政拨付5560万。这些钱是应急，买设备，一线医疗人补助，还有必需的防治费用。省财政厅副厅长王亚对《财经》说，山西各地市基本上是“吃饭财政”，至少有一半属于困难县，还要靠转移支付才能保住饭碗。拿出这些钱，“吃饭”一定会受影响。可现在只能先救急。 他有些悲观地说，现在有两个不确定性，一是确定不了疫情持续时间，二是确定不了疫情范围。谁也不知道疫情什么时候结束。照目前的一般趋势，他粗算，山西的防治经费缺口至少在1.5亿元。 王亚还提到，除了疫情可能向农村扩散让人担心，还有煤矿。煤矿工作面小，人员居住集中，一旦瘟疫流行，后果堪忧。“特别是还会大大影响山西的煤炭生产”，那就直接关系到国家的能源供应了。 “天下之形势，必有取于山西也。”SARS阴影重重之中，山西正在奋争。现在还不是胜算在握，但这是一场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战争！-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30503/1747337153.shtml
“SARS西侵”系列之二：忧患中西部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3年05月03日 17:50 《财经》杂志
【《财经》杂志将于5月9日推出《财经SARS调查特刊》，每周五出版，敬请关注！】
系列之一：疫区山西、系列之二：忧患中西部、系列之三：甘肃遇袭、系列之四：有气无力的四川乡镇卫生院、系列之五：分析--农民工在SARS阴影中、系列之六：背景--SARS全国传播链、系列之七：公共危机处理--美国经验与中国现实、系列之八：评论--重建中国公共卫生医疗系统、系列之九：经济--不再乐观、系列之十：广交会意兴阑珊、系列之十一：蒋彦永--诚实的医生 中国卫生资源在东部和西部、城市和乡村间的配置长期失衡，如此状况日积月累，中西部将如何应对SARS的威胁 □本刊记者楼夷 本刊实习记者田启林／ 警言与现实 4月24日，四川岳池县城汽车站。几位身穿制服的警察挥手示意，一辆来自深圳的长途汽车戛然停止。一位神情委顿的民工刚下车，就被带走了。 在这位民工的家乡——岳池普安乡十五大队，村民们纷纷猜测他犯了什么罪。一打听，才知道他是得了“非典”，从广东的医院逃回来的，却被堵在离家60里地的县城，重新送往医院。 来自岳池县的打工妹赵素芬告诉记者：“亲戚们都劝我要当心。”她还听说，另外一个从广东逃回来的民工尚不知下落。 类似的戏剧性排查正在全国各地上演，方式不一，既有村委会调查，又发动群众举报，甚至动用警力。随着农村“双抢”季节迫近，数百万打工者返乡的可能性，使农村的“非典”防治形势愈加不容乐观。 早在一个月前的4月9日，世界卫生组织就在其《中期报告》中预见到今天的困境：“中国的许多贫困省份根本没有充足的财力、物资和装备，来应付SARS的暴发。”在4月14日举行的北京新闻发布会上，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进一步表达了对中国内陆省份的担忧，并提出希望到新发病例的地方去调查。 这种担忧正在成为现实。3月7日，山西出现了首例病人，10天之后扩散到19例，并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为疫区。 4月15日，内蒙古出现首例病人，经过短短10天上升到70例。 4月17日，宁夏报告首例病人。截至4月30日10时，SARS已扩散到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其中包括内蒙古、甘肃、山西等缺乏医疗经验和设备的15个中西部省区。在全国确诊的3460例人中，中西部占483例；2203例疑似病例中，中西部占452例，且呈迅速上升趋势(参见本期相关文章)。 天平失衡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所指“内陆省份”，是指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四川、重庆、云南、贵州、西藏1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国土面积832.4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86.6%；人口7.16亿，为全国的59.1%。 长期以来，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根据2001年国家统计局的公报，中西部19省市区的人均GDP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3/4，仅相当于东部省份人均GDP的三分之一左右。 同样失衡的是卫生医疗资源配置。卫生部2001年的《中国卫生统计提要》显示，同为此次SARS重灾区，北京每千人拥有的医院床位数为6.28张，山西省只有3.23张；以每千人拥有的医生计，北京为4.62人，山西仅为2.69人；以每千人拥有的护士计，北京为3.59人，山西为1.33人。 在中西部19省市区里，山西省的医疗条件还算不错。在另一个也发现了SARS病例的安徽省，每千人拥有的床位数、医生数和护士数仅为1.83张、1.13人和0.67人，也就是说，平均下来，每五个安徽居民，才能享受到一个北京市民的医疗卫生条件。 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北京尚且猝不及防，中西部地区的医疗系统将会面临怎样沉重的考验！ 较早出现SARS疫情的宁夏，已经备尝苦果：没有专门的传染病院，除宁夏医学院附属医院设有传染病房，并配有两台专用呼吸机，其他综合医院均无传染病房；六所定点接诊非典医院没有配置非典病人专用呼吸机、床旁X光机、多功能监护仪和空气消毒机等医疗设备。另外，由于没有专门的流行病学实验室，检测病理还要送到北京，非典病情的快迅检查难以施行。 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在4月20日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坦承，由于中国农民的收入、农村医疗条件以及农民的自我防护意识相对比城市水平低，一旦农村发生疫情流行，后果将非常严重。 更加脆弱的防疫体系 受政府投入不足及农村预防保健机构服务能力的限制，农村公共预防保健服务更是非常薄弱。 据记者了解，一般而言，各地政府对县级预防保健机构的拨款只占其支出的1/3左右，大部分款项来自业务收入。这使防疫站、保健站等把主要精力用于门诊、住院等有偿服务的开展，计划免疫控制以外的某些传染病(如肝炎等)尚未得到有效控制，一些新的传染病(如性病、艾滋病)发病率出现上升趋势，甚至出现了一系列注射器和针头未消毒而导致大批农民感染艾滋病等触目惊心的恶性事件。 记者在采访中，普遍感觉到防疫系统人员对于“重医疗轻防疫”的不满。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一位专家告诉记者：“嘴上说‘预防第一’，实际上并不把预防放在第一位。”他告诉记者，为了保证吃饭问题，防疫部门只好自我筹集资金，靠创收弥补经费的不足。这样一方面导致预防和控制大规模疫情的能力下降，另一方面也出现了“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弊端。 此次SARS突然来袭，中国公共预防体系面临极大的考验。在SARS重灾区之一的山西，记者走访了太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得知该中心最大的问题是投入少，设备陈旧。中心门诊主任李茂栋以做血常规检验为例，“我们现在还是一边眼睛看着显微镜，一边用手计数，而大医院里都是机器直接打出来的。我们下去搞体检特别不方便。” 在记者的采访中，这些忙于抗疫的防疫人员都对于国家增加投入满怀期待。“只要把疫情损失的十分之一拿来投入，就好了。” 冰冻三尺 在SARS的威胁面前，如此脆弱的草根层农村公共预防机制让有识之士备感担忧。 “今日SARS的威胁，是中国长期失效的公共卫生体系对新型的流行病应对失措的集中体现。”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萧庆仑对记者说。 中国农村医疗体系曾有过短暂的辉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广袤的中西部和农村，与“赤脚医生”这个历史名词相伴随的农村合作医疗体系，曾给农民提供了最初级的医疗卫生保障。20世纪70年代，该制度与农村三级医疗保健网、赤脚医生一起成为农村医疗的“三大法宝”。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集体经济的衰落以及社会经济结构的深刻变革，医疗卫生体制逐步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使得农村合作医疗逐步解体。90年代后，政府在推进城镇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同时，提出了“恢复与重建”合作医疗制度的任务。但事实证明，除部分试点地区和城市郊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恢复和重建起来，其人口覆盖率始终低于10%的水准，90%左右的农民成为毫无保障的自费医疗群体。 至于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更是受到严重冲击，一些已经消灭或控制的传染病再度复发，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比比皆是(参见《财经》2002年4月20日号《农村医保风雨飘摇》)。 与此同时，在卫生费用逐步减少的压力下，各地纷纷出现了拍卖卫生院的一幕。1984年财政制度改革后，财政经费逐级下放给省县乡各级政府自行支配，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乡政府形成了“分灶吃饭”的一级独立财政，其中卫生经费也由县财政划拨到乡政府直接管理。但由于乡政府缺乏懂得卫生知识的管理人员，对乡卫生院的管理多是流于形式。加之很多地区乡财政捉襟见肘，出现了乡政府截流卫生经费的情况，甚至有的乡的工作人员的工资都是来自卫生经费。 “政府没有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研究员王延中谈起此事直言不讳，“这是政府从农村基本卫生服务的提供者和组织者的角色退出。” 另据世界银行专家对中国近11年来的公共支出的分析显示，中国公共开支的分配向富裕区域倾斜，而在区域内则向发展最快的省份倾斜。据统计，目前约占中国总人口15%的城市人口享用着2/3的卫生保障服务，而约占85%的农村人口却只能享用不到1/3的医疗卫生保障服务。在人口老龄化、人口流动性增强、劳动保护不足、部分地区生活环境恶化等因素的集体作用下，农民健康状况在许多方面呈现相对和绝对恶化的趋势。 萧庆仑教授则用“可悲”一词来评价中国对公共卫生的投入。1990年，中国医疗卫生支出占GDP的3.5%，人均医疗费为11美元，分别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4%和3%左右，甚至低于印度等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医疗卫生支出。《中国统计年鉴》显示，从“一五”时期到2000年，中国的卫生事业费占国家财政的比例一直徘徊在1%到2%左右，1996年以后不断呈下降趋势。1991年至2000年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在卫生总费用的构成比例中也逐年下降。 在萧庆仑看来，如果说中国在落后时期财政能力在公共卫生方面力有不逮，那么以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看，这么少的支出只能反映出政府对这个领域的忽视。 “毕竟基础医疗是一种公共产品，SARS事件让我们反思在市场化进程中政府不能退出的太彻底，政府对于公共卫生资源投入不足未来还会使我们陷入其它困境。”王延中对《财经》解释说。 迟到的努力 4月2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决定，中央财政设立非典型肺炎防治基金，基金总额20亿元，从预算总预备费中安排，主要用于：农民和城镇困难群众中非典型肺炎患者的救治工作；中西部困难地区县级医院的应急改造和购置治疗非典型肺炎的医疗设备；支持非典型肺炎防治的科技攻关等。财政部并即日从这笔基金中，对中西部地区按每省1000万元进行预拨，用于有关患者的救治工作。 为支持中西部地区疾病控制机构的建设，国务院在已安排20亿元国债资金的基础上，再安排9亿元；为支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一期工程建设，安排专项资金6亿元。 4月20日，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政府已经要求中央和地方财政准备充足的资金用于SARS的防治。“为控制疫情，中国花多少钱也在所不惜。目前还不能准确计算出需要投入多少钱，但卫生部已与财政部达成默契，只要卫生部所做的预算是合理的，财政部就会大力支持。” 出身财政部副部长和国务院副秘书长的高强此番受命，使许多观察人士产生更多的寄望：经此一疫，非常时期的救急与积累多年的卫生欠账问题能够一同得到解决。- 本刊记者叶伟强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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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西侵”系列之三：甘肃遇袭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3年05月03日 17:52 《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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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之一：疫区山西、系列之二：忧患中西部、系列之三：甘肃遇袭、系列之四：有气无力的四川乡镇卫生院、系列之五：分析--农民工在SARS阴影中、系列之六：背景--SARS全国传播链、系列之七：公共危机处理--美国经验与中国现实、系列之八：评论--重建中国公共卫生医疗系统、系列之九：经济--不再乐观、系列之十：广交会意兴阑珊、系列之十一：蒋彦永--诚实的医生 甘肃省卫生厅称其医疗基础设施和就医环境“处于全国最落后状态”，而非典已经叩响了这一西部大省的大门 □本刊特约记者毛浓曦／发自兰州 4月20日，星期天。一些人在闲散中从甘肃省电台惊悉：甘肃定西发现两例输入性“非典”病例和一例疑似病例。同时，电台反复播放甘肃省疾病控制中心通告，寻找与两位“非典”患者同乘飞机、火车人员。 次日，兰州又发现一例疑似病例。甘肃各媒体对这些情况均作报道。 4月21日后，街头及一些公共场所不时可见戴口罩者，饭店、商场等均醒目地标示“已经消毒”，娱乐场所门前异常冷清，不少干脆关门。22日，记者连走几家超市，往日少有问津的消毒液“早就抢光了”，“什么时候有货不知道”。 风声鹤唳。甘肃人猛醒：“非典”真的来了。 应对之策 4月20日定西发现两例输入性SARS病例，使甘肃防治进入战时状态。此前政府层面的主要工作是动员、研究、部署，当日工作思路即由“预防为主”变为“预防、治疗、控制相结合”。 24日，记者到甘肃省卫生厅采访，颇感这里异常忙碌、紧张。在某处室，人们神色凝重，行走匆匆，一位处长正靠着堆满防护服、口罩的办公桌打电话，记者大致听出，是在催要口罩。记者伸出欲与处长握手，处长说：“我们现在都不握手。” 发现疫情的定西县，以最快的速度实施了七项紧急措施，包括对SARS患者和疑似病人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省上调集人员、设备、资金全力救治；连夜追查与患者和疑似病人有接触的人，进行保护、隔离、消毒；把4月19日下午与一位疑似病人同乘班机从北京返回定西的30名劳务工，全部收留到定西地区医院观察等等。 经追寻，与一例患者和二例疑似病人同机(113人)、同车厢(在甘肃下车约35人)的乘客以及一位“的哥”中，已和绝大多数取得联系，其中有75人留验观察，但均未发现“非典”临床症状。 记者在卫生厅采访时，省纪委来人问：通告所说“非典”患者的航班是哪一天的？在获知是18日北京返兰的MU2112航班后，来人长出一口气：“我们领导的航班是19日的！” 与此同时，一系列行政措施快速实施：省和各市州地均成立高规格的疫情防治领导小组；组建省级疫情处理组，负责疫情报告、调查处理、防治措施效果的评估、病源学样品的采集与检测等；组建省级医疗救治组，负责指导对疑难危重病人的抢救治疗；制定下发《甘肃省非典型肺炎应急处理预案》以及多项“非典”防治技术方案；向社会公布疫情信息和有关防控情况等。 4月27日，甘肃确认礼县一例死亡属“非典”致死。该青年病前在郑州打工，感身体不适后，于4月22日返乡，25日至礼县留验站治疗。该县已对死者做消毒、焚烧、深埋处理，对与其接触过的人、到过的场所严格按规定处置，同时加紧全面检查802名打工返乡人员。 并非杞人忧天 看起来，似乎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与广东、北京、山西等地比较，甘肃疫情更难以同日而语。然而，SARS阴影骤至，于甘肃仍有千钧之重。作为大西北的贫困省份之一，甘肃的医疗卫生状况经年积弱，应对大规模新疫情的还手之力已十分有限。 4月26日中午，甘肃省卫生厅副厅长李存文忧心忡忡地告诉记者：“幸亏甘肃只有几例，而且是在外地发生‘非典’数月之后，他们积累了很多经验可供我们直接采用。要是这事首发在甘肃，后果不堪设想。” 危险确实在与日俱增。目前，一些在广东、北京等地打工的人员开始返乡，使疫情扩散到农村的危险性增大。特别是定西县，疫情发生后，密切接触者量大面宽，查找困难，医学观察和隔离观察遇到人力、物力、财力的限制以及社会恐慌心理等困难，疫情随时都有扩散的可能。 甘肃省卫生厅厅长侯生华表示：“我省医疗卫生机构设施和技术条件较差，医疗救治设备、病房消毒隔离条件一时无法达到要求，经费困难，物资匮乏，特别是医护人员防护设备严重不足，控制非典的形势十分严峻。” 这并不是杞人忧天。据了解，甘肃是一个地方病比较严重的省份，2000年传染病发病率居全国之首，死亡率居西北之首；鼠疫、口蹄疫等26种法定传染病发病并扩散的危险性始终存在；2001年全省结核病发病率较上年继续增长；糖尿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发病率近年也快速上升，全省每年因此死亡的人数占全部死亡人数的22.08%，高出全国近10%。 “卫生资源相对紧缺，预防保健和疾病控制力量十分脆弱，医疗卫生的发展水平与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之间矛盾突出。”这是甘肃省医疗卫生系统对自身状况的总体评价。 据甘肃省卫生厅介绍，在医疗方面，代表着全省卫生事业发展水平的省级医疗机构，“目前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滞后，就医环境差，处于全国最落后状态。”最有代表性的实例是甘肃省人民医院，现有门诊楼和住院部楼均建于上世纪50年代，年久失修，已成危房。 兰州以外，基层医疗卫生状况更是乏善可陈。目前，甘肃省有41所较困难的县医院(接近半数)和360所乡镇卫生院(全省1500多个)的基础设施处于西部最落后状态；全省1.7万多个村卫生所有一半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修建的，现已破旧不堪，还有少数行政村没有医疗点。 在甘南藏族自治州，有一半的村无卫生所；在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回族自治县，有四个乡的卫生院每院只有一名工作人员。至于村级卫生机构，根本无从谈起。许多卫生院由于报酬过低，稍有技术的医护人员纷纷调离，导致一些基本的检查诊疗无法开展，甚至上个世纪70年代尚能开展的业务，现在却不能开展。 在甘肃省，越是农村，尤其是落后地区，发生各种疾病的几率越大。有调查显示，甘肃农村贫困人口中有25%系因病所致，陇南等地甚至高达40%以上。这些地方，疾病已成为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制约。 预防保健则更为落后。调查显示，在疾病中心应当配备的13种主要试验设备中，状况最好的兰州市疾控中心仅有七种，且使用年限较长，不能正常运行；临夏和甘南两州的疾控中心均只有两种，陇南地区疾控中心一种都没有。 李存文坦承：“甘肃卫生事业的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其它社会事业的发展，如不采取有效措施，必将影响全省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根本症结 甘肃导致医疗卫生水平低下的因素非止一端，但似乎都可追溯到“投入严重不足”上。 李存文副厅长告诉记者，甘肃的医疗卫生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基础还是不错的，那时国家仅卫生系统支援甘肃的人就有10批，达4000多人。“这些年来，支援的人才陆续离开甘肃，政府的投入又很有限，造成现在这种状况。” 据了解，省各级财政对卫生事业补助的增长幅度明显低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卫生总费用占经常性财政支出比例在下降。“九五”期间，全省卫生总费用占GDP比重保持在4%左右，低于4.82%的全国平均水平；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重从23.85%下降到19%；卫生事业费占全省财政支出比重由3.41%下降为2.40%；用于预防保健等社会卫生的支出在卫生总费用中占的比重也逐年下降。 目前财政补助、医疗服务收入、药品进销差价收入是医疗机构经济补偿的三个重要来源。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医疗机构在经济补偿方面普遍出现了“两头掉”的现象，即财政补偿渠道不畅，投入不足，且在人员工资、管理费用、各种医用物品成本上涨的同时，大多数技术服务项目收费价格较低，不能补偿医疗服务中的成本消耗。这种现象助长了医疗机构从药品销售、大型设备检查中得到补偿，扭曲了医疗行为。 多年来，财政对医疗卫生事业实行两种补贴方式：医院是差额补贴，卫生监督、疾病防控等公共卫生是全额补贴。但受财力制约，两者的补贴标准都比较低。 零星的数据显示，财政对省级医院的补贴仅占整个业务支出的10%左右，一年的补贴可发一个半月的工资，不足部分需从医疗服务、药品利润中出。但去年以来，药品实行招标采购，药品的价格降低，利润也随之降低；同时，医疗服务收费仍然执行数年前的较低标准。如在三级综合医院，心脏冠状动脉搭桥手术、颅内血肿清除手术的实际成本分别为14303.6元和1605.41元，但实际收费仅为900元和300元，总体上，医疗收费只占医疗成本的40%。 卫生厅一位处长称，甘肃全省对整个医疗卫生系统的投入每年约4亿元，平均到系统10万职工，每人约4000元，其中绝大部分用于人员工资，工作经费非常紧缺，只能维持基本工作。 没有足够的财力，人才问题必然突出。甘肃卫生人才的总体状况是“总量不足，整体素质不高，队伍不稳定。”在甘肃10万卫生工作者中，大专以上学历的只有40%，有高级职称的仅占卫生技术人员的23.9%，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6.3个百分点；每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3.1人，低于全国和西北五省的平均水平。 同时，由于住房、工资等待遇很低，工作、研究条件简陋甚至不具备，甘肃的卫生人才特别的高层次人才大量流失。据称，近年来仅兰州流到北京、广州的卫生人才就数以百计，到国外的也有两三百人。 痛于人才的大量流失，甘肃省卫生厅有关负责人甚至警言：如不改变这种局面，数年后社会公益性职能将无可行之策，国有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将无可用之才。 防患未然 SARS威胁登陆，目前甘肃省卫生厅已着手研究《西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理模式》。李存文介绍说：“国家有一个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理模式，但西部有自己的特情，基础很脆弱，我们研究这个模式，就是为了在西部突发疫情时，以最小的投入及早、有效地控制、预防疫情。” 思路是清楚的，但李存文副厅长认为，长远之策是抓基础工作。他将其称为“抓两头、放中间”，即一头大力扶持城市大医院，使其快速发展，使病人的很多难题在这些医院解决，而不是动辄跑北京、上海；另一头抓农村、社区，使民众一般的疾病可随时随地得到诊治；中间引入市场机制，放活中型医院及企业医院，使其与政府医疗机构展开竞争。 但在这个方案中，“钱从哪里来”至关重要。李存文认为，主要还是需要政府以各种方式投入。“毕竟医疗卫生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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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西侵”系列之四：有气无力的四川乡镇卫生院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3年05月03日 17:58 《财经》杂志
【《财经》杂志将于5月9日推出《财经SARS调查特刊》，每周五出版，敬请关注！】
系列之一：疫区山西、系列之二：忧患中西部、系列之三：甘肃遇袭、系列之四：有气无力的四川乡镇卫生院、系列之五：分析--农民工在SARS阴影中、系列之六：背景--SARS全国传播链、系列之七：公共危机处理--美国经验与中国现实、系列之八：评论--重建中国公共卫生医疗系统、系列之九：经济--不再乐观、系列之十：广交会意兴阑珊、系列之十一：蒋彦永--诚实的医生 □本刊特约记者闻心／发自成都 截至4月30日，四川全省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病例累计12例，疑似病例21例，均为输入性。 相比于北京、广东、山西等地，这个数字不算触目惊心。但随着农村“双抢”季节迫近，数百万打工者返乡的可能性，使SARS有传入农村的危险；加之四川农村医疗的现状，防治形势不容乐观。 在四川农村，主要由乡镇卫生院承担着医疗卫生和防疫任务，而其中不少活得“有气无力”。 以四川广安市的一个区为例，在“非典”防治工作之前的调查发现，一些乡镇卫生院医务人员，利用国家优惠政策，自由分散经营，全区60所乡镇卫生院，分散经营的有22所，约占37%。分散经营的医务人员不纳税、不交管理费，有的还不承担法定义务，如预防保健工作、传染病报告工作等。 国家、集体投入乡镇卫生院的固定资产，在有的卫生院已经变成了职工获取个人利益的工具。固定资产的折旧、集体积累和发展再生产根本没有纳入医疗成本，使得卫生院的房屋越来越破，设备越来越旧。该区60所乡镇卫生院，仅有七台B超机，二台X光机，其他就是血压计、体温计、听诊器等简单设备，诊治手段十分落后。 乡镇卫生院人员年龄老化，技术水平低下。年龄在45岁以下、具有医师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只有32人，约占在职职工总数的9%，职工中只有少数人员是正规卫生专业院校毕业，绝大多数是跟师学艺和自学，还有一部分人连医疗基本知识都不懂，不少的病无法及时有效地诊断和治疗，医疗纠纷时有发生，所以病人宁肯舍近求远，到城市医院就诊。 四川省卫生厅对乡镇卫生院面临的这些问题也采取过针对性措施，2002年底下发文件，要求乡镇卫生机构上划到县级人民政府管理，经费预算指标相应上划到县级财政。实行政府举办的乡镇卫生机构给予定额和定项补助；实行人、财、物等由县级卫生行政部门按职责管理，以便改善乡镇卫生院的面貌。 但这项工作刚刚展开不久，非典就开始在国内出现，乡镇卫生院一时还难以具备足够的能力来抗击“非典”。 目前在国家和四川的紧急投入中，乡镇卫生院一级将获得相当的投入。省财政已安排拨付1200万元，其中500万元用于疫情防治，700万元用于购买设备和器材等。另外，各市(州)已安排1889万元。全省累计安排“非典”专项资金3169万，其中部分将用于乡镇卫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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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西侵：分析--农民工在SARS阴影中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3年05月06日 16:27 《财经》杂志
【《财经》杂志将于5月9日推出《财经SARS调查特刊》，每周五出版，敬请关注！】
系列之一：疫区山西、系列之二：忧患中西部、系列之三：甘肃遇袭、系列之四：有气无力的四川乡镇卫生院、系列之五：分析--农民工在SARS阴影中、系列之六：背景--SARS全国传播链、系列之七：公共危机处理--美国经验与中国现实、系列之八：评论--重建中国公共卫生医疗系统、系列之九：经济--不再乐观、系列之十：广交会意兴阑珊、系列之十一：蒋彦永--诚实的医生 一些城市人突然对他们更少善意，返乡成为农民工们的自然选择，然而这却正是最大的 □本刊记者赵小剑 胡一帆／文 逃离北京 “大家都不想干了，想回家！” 小陈是建工集团承建的昆泰国际大厦工地上的一名普通建筑工。4月24日下午5时左右，小陈坐在几根钢筋上，与记者攀谈。他的背后是昆泰大厦挖了几十米深的巨大地基，数台超级大号圆锥型搅拌机正在轰轰作响，滚滚灰尘不停地腾挪弥漫。 记者问小陈，所在的工地是否有人患上“非典”，小陈回答“还没有”，但他强调许多工人都想回家，觉得北京像被瘟疫笼罩，太可怕了。就在几个小时前，他的几十名来自河北的同事就已经离开了北京。他们没有领到工钱，只拿到少许车旅费，还是毅然决然地坐上了北去的列车。 2003年4月的北京，暂时幸免于往昔肆虐的沙尘暴，却被由SARS病毒引起的恐慌阴云遮蔽得难以呼吸。迎面走来的许多路人几乎都将下半个脸藏在各式各样的口罩背后，口罩上面的眼神是明显的惊恐与不安。 然而，事实上，让人更感焦虑的恰恰是小陈们的生存状态。像他们这样的农民工放弃土地、背井离乡，选择以出卖劳动力为主要谋生手段，力图凭一己之力到北京闯世界。小陈告诉记者，他们二三十人住在40平米左右的两间房子里，没有任何医疗保险。“非典”袭击北京，老板并没有给他们发口罩，宿舍倒是每天都被消毒了，因为“每天回去都能闻到很呛人的消毒水味”。 小陈自称自己是江苏人，但听他的口音是分明的广东腔，他几次问记者：“广东的情况现在怎么样了？” 记者又来到位于呼家楼附近一处工地现场。正在躬身铺设路面的一位建筑工告诉记者，这个工地已经有五个民工被抬了出去。记者到工地大门口询问，只见两扇铁门紧闭，不许外人进入。两位头带绿色钢盔的保安，对记者“工地里是否有‘非典’患者”的问题均以“不知道”作答。 记者从工地周围人获悉，这个工地已被封锁，工地里面的人用餐是由专门人员送来，通过铁门递进去的。 北京市2002年外来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公报显示，至2002年11月1日，在京居住一天以上的外来人口为386.6万人(其中务工经商人员占76.7%，随亲家属占13.7%，学习培训占6.1%，探亲访友、因公出差、旅游购物、治病疗养、旅途中转占1.9%)。他们涉足建筑业、餐饮服务、修理服务、家政服务、商业、运输等各个领域。 对于拥有1300万人口的北京而言，顽强地突破现行城乡壁垒、从农村涌向城市的农民工，正是这个城市保持正常运转的齿轮上一根不可或缺的链条。然而，当SARS偷袭北京时，劳动负荷最重、劳动条件最艰苦、收入最微薄的他们，也是抗“非典”战线上最薄弱的一环。 没有医疗保险可以依靠，没有故土亲人可以依恋，在SARS的威胁中，他们还要遭受比平日里的白眼更为让人心碎的歧视。 据报道，4月24日，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乡芍药居小区贴出紧急通告：“在当前紧急预防非典时期，我们小区接到乡办事处通知，要求凡是居住在芍药居10号楼和11号楼的外地人，必须在三天之内搬出北京回到原籍，以免在北京传染上非典，请大家谅解。如若不搬，公安部门将强制执行。”落款为“居委会”，通告上没有任何印章。 这条“紧急通告”贴出后，立即在小区内外引起轩然大波。10号、11号楼下不少操外地口音的住户聚集在一起忧心忡忡地谈论着：“勒令三日内离京，我们能搬到哪里去呢？”“现在根本租不到合适的房子，也买不到回家的车票，更何况工作就在这里，离开北京我们一家怎么生活呢？”更多的人则在楼上楼下忙乱着搬运行李准备离开。好在25日，太阳宫乡责令芍药居居委会撕掉该通告，并对其进行了批评。 对于SARS的恐惧、来自异乡的冷眼与朴素的恋乡之情，形成一股合力，推进了农民工逃离北京的速度与规模。 采访中，有民工告诉《财经》：“死也要死在家乡。”4月底，一度冷清下来的火车站再现春运时人山人海的大场面。相当数量的民工背起行囊，踏上了不合时节的返乡之路。 4月26日凌晨3时30分左右，记者被楼下的嘈杂声吵醒，原来租住记者邻居家房子的十几名装修工不知从哪里搞来了一辆面包车，正将自己大包小包的行李塞进车中。深黑的夜幕下，他们红白方格的编织袋显得格外耀眼，这群来自内蒙古的北方人将在夜色中逃离北京。 北京仿佛一下子清静下来。但这是它的不能承受之轻。 蔓延之灾 SARS病毒通过民工蔓延至缺医少药的广大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后果将不堪设想。这正是许多专家学者、政府官员深为焦虑之处。 忧虑并不能改变现实的脚步，北京返乡民工携带SARS病毒感染家乡的事例逐渐浮出水面。 4月19日20时35分，甘肃省卫生厅接到定西地区卫生处关于定西县发现一例“非典”疑似病例的报告。省卫生厅组织专家赶往现场调查。根据临床症状、实验室检查结果以及肺部X线的征像，临床诊断两人为非典，一人为疑似病例。 甘肃首例“非典”患者叫马某，是一位25岁的回族小伙子，甘肃定西县香泉镇马家坡村人，高中毕业后到北京打工，至今已经五六年了。发病之前他是朝阳区一家拉面馆的经理。4月14日，他在北京自感全身酸痛乏力，在朝阳区小庄医院就医诊断为感冒。17日从北京乘T151次列车返家。18日到达定西。下车后直接去定西县医院传染科发热门诊就诊，医生怀疑有感染“非典”的可能，14时30分收住在隔离病区的单人房间。19日3时30分开始X线胸片、血象、体温等体征和临床症状符合病例诊断依据。专家组临床诊断为输入性非典型肺炎。 马某告诉记者，回京前两天就开始觉得头晕无力，但发烧并不高。当时之所以决定回家，就是觉得北京的“非典”越闹越凶，希望回家暂避一阵再说，没想到却把SARS病毒带回了家。 现在他在定西县医院住院接受治疗，交了治疗费等费用5000元左右。记者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正在输液，声音有些微弱而气喘。不过他告诉记者，他已经在渐渐好转。县医院的条件还不错，医生护士都穿着防护服、戴着厚厚的大口罩给他治病。 据人民网报道，近日经飞机和火车返回宁夏的民工已达1.1万人。这些人回到宁夏后，立刻分散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四个市的多个地方，给防治非典型肺炎带来相当大的难度。不排除这些人中存在感染者，成为宁夏当地人群非典型肺炎的播散者。 在太原，一位打工的河南民工，在临汾市转车时高烧不退，被送到传染病医院，后确诊为非典型肺炎，并免费住院治疗。令人难料的是，这位民工住院期间竟从医院二楼越窗而逃，临行还顺手牵走一部手机。 民工的逃跑令临汾市民担忧不已，当地警方随即全力追捕。根据手机信号的线索，警方一度追到火车站，但对方又关闭了手机。临汾警方根据已知线索，推断此人很可能坐火车回河南老家，即迅速与河南警方取得了联系。此后，这位疑似病人在河南林县被发现，送入当地病房。 近日，山西固原市公路检疫站截查的两批61人中，就有二人处于发热干咳状态。而在沈阳鲁园劳务市场，每天仍然至少有数千名外来民工在这里寻找工作，其中一些人来自“非典”疫区，包括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这里没有任何预防“非典”的迹象。 紧急阻击 为了遏制SARS在中国更为广阔的土地上肆意蔓延，中央立即公布了一系列阻击措施。 4月18日，农业部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农业部门做好农村非典型肺炎预防工作，坚决防止非典型肺炎向广大农村地区扩散。 通知特别强调，要阻断农民工因流动就业感染疫病和成为向农村传播疫情的途径。 4月20日，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20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对在城市里打工的农村民工，像城市居民一样，一视同仁给予积极救治，并实行医疗救助；如果农民染病，要及时送到传染病医院去治疗。对经济困难者，当地政府财政给予经费补助。如果当地财政经济困难，由中央财政给予补助。 而在此之前，按照1999年9月颁布的《北京市外地来京人员卫生防疫管理规定》中的第十六条的说法是“外地来京人员发生疫情时，疫情处理涉及的流行病学调查、疫点处理、应急预防接种、病人隔离治疗等费用，由用工单位承担；无用工单位的，由病人或其监护人承担”。 4月23日，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中央财政设立总额20亿元的非典型肺炎防治基金，用于救治“非典”患者、购置“非典”医疗设备等一系用途。关于基金用途，特别强调，对农村居民(含进城务工农民)及未参加有关医疗保障制度的城镇“非典”患者，医院要及时收治。 4月25日，北京市建委紧急通知，要求在《北京市对非典疫情重点区域隔离控制通告》实施期间，禁止外地施工队伍进京，禁止工地之间人员的流动调配，外地施工人员不得擅自离京。 市建委要求，严禁施工人员居住在通风不良的环境里，凡居住在地下室的施工人员必须立即搬出，每间房屋居住人员不得超过15人，每人床铺面积不得少于2平方米。工地必须每天对施工人员进行体温测试，并作好记录。每天对居住和饮食环境进行两次以上的消毒措施，对餐具要及时进行消毒。工地配备专职卫生监督员，负责对工地防疫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建委紧急通知公布后的第三天，记者戴着口罩再次到雅宝路附近的工地现场采访，工人告诉记者，工头已经向他们传达了建委不许回家的规定，并要求他们一旦有发烧症状立即上报，工棚每天定时消毒。 记者透过工地围墙的缝隙，看到工地上架起的临时工棚中依然是低矮而脏乱不堪，依然是大通铺。看来改善几十万民工的生存卫生环境非一日之功。 被遗忘的角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社会保障体系呈现出城乡分割的特点。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特别是1995年《劳动法》正式颁行后，中国城镇陆续建立起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救济金、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三条“保障线”，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工伤、医疗、失业、养老等各项保险，一套社会保障体系日趋完备。 但是，远离土地的城市农民工，多数却与这些社会保障无缘，其医疗保障更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记者从北京市劳动局了解到，原则上是允许外地人参保，但主要针对参保者从其他城市转入北京的保险接续事宜。对于负责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劳动局，记者有关农民工医保的提问显得匪夷所思。 据《北京市2002年外来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公报》显示，在386.6万北京外来人口中，务工经商人员占76.7%。在这部分外来务工主体人群中，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占3.2%；单位负责人占0.2%；办事人员占3.0%；商业工作人员占18.9%；废旧物资回收人员占1.4%；餐饮服务工作人员占14.4%；修理服务工作人员占3.0%；其他服务工作人员占14.5%；农林牧渔劳动者占2.1%；工业劳动者占15.0%；建筑业劳动者占19.8%；运输业劳动者占2.7%；不便分类的劳动者占1.7%。由此可见，这部分人群以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为主。 从受教育程度看，6岁及以上外来人口中，受大专及以上教育的占9.3%，受过高中教育的占15.8%，受过初中教育的占58.3%，受过小学教育的占14.3%，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占2.3%。平均受教育程度不高是这群人又一主要特征。 由是，农民工在城市的医疗保障很大程度上寄托于雇主的实力与仁慈，即使在SARS面前亦是如此。 在长安商场对面的四星级饭店“中国职工之家”做临时工的苗静静(化名)，此时此刻并不想回到东北老家。23岁的她告诉记者，目前“职工之家”已经停业，但公司给她们每人都发了口罩，每天定时喝预防SARS的中药，并建立了职工专用用餐通道，且每天都会定时消毒。记者问她是否害怕，“不害怕，我反而觉得这里比家里更安全。”苗回答道。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研究员王延中在接受《财经》专访时分析说，农民工可以分为几种类型，举家到城市去打工者是一种类型，这批具有在城市定居倾向的半城市化农民工虽然没有城市户口，但其生活、工作、学习都与城市居民类似。还有一种就是摆渡式的农民工，这批人经常往返于各个城市和农村之间，具有很强的季节性。他们最直接的追求就是经济收入，与社区的联系比较少，对于自身各方面的保障也无力关心。即使有些保障也主要依赖于雇主和流动农民工群体内部的一些措施。“而对流动性很强的后者我们更为关注。”王说。 王延中认为，农民工目前基本上属于自费医疗，也就是说，还没有社会干预力量覆盖到这个社会群体。现阶段他们的保障状况还主要依赖于雇主方的态度。虽然国家的《劳动法》、《公共卫生法》、《传染病防治法》对雇主有一些要求和约束，但总的来说还是一种软性约束。除了加强对雇主的约束，政府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建立社会医疗救助制度，财政资金是社会医疗救助主要资金来源。 针对目前的现状，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抗SARS”专家通过《财经》建议说，各省财政应通过各地驻京办事处对目前处于下岗又不能离京状态下的农民工进行补助，对于患病的农民工给与一定的慰问性津贴，以配合中央的医疗救助。她认为，与其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对逃走的民工围追堵截，莫若就地给其补助，以稳民心。 在增长与发展的天平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李培林在接受《财经》采访谈到，“非典”事件对于农民工将会产生深远影响。 他认为，作为廉价劳动力的农民工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充足的动力，而“非典”危机将大大抬高农民工的用工成本。政府已经意识到，当“非典”这类突发性事件来临时，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居住环境、卫生条件极为恶劣的农民工，不仅自身受到严重威胁，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安危严重威胁到整个社会的安全与稳定。 “这其实是人类天性中的自私之处——一种威胁只有威胁到了自身利益才会被真正认真严肃对待。”李培林总结说。 王延中、李培林两位专家不约而同谈到同一个观点，就是如何看待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近20年来，中国的经济模式一直以经济增长为导向和核心，GDP成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指标，它的持续高速增长始终伴随着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并且成为衡量其它价值的基础。尽管国家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但在不少决策者心中，经济增长才是第一位的，包括环境、医疗保障、就业、乃至公共卫生防疫系统等构成经济发展的一系列关键要素被忽略，造成“有增长、无发展”的现象。 李培林特别强调，经济增长是有底线的，如果经济增长总是一枝独秀，不能与环境、医疗保障、就业等其他相关因素协调发展，一旦底线被突破，迟早有一天人们会受到来自这些因素缺失的惩罚。 “从这个角度来说，SARS提醒了我们。毕竟经济增长是手段，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的福祉与安康，而不仅仅是那一个或高或低的数字。”李培林说。- 本刊记者对朱晓超此文亦有贡献
http://finance.sina.com.cn/g/20030506/1627337677.shtml
SARS西侵：背景--SARS全国传播链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3年05月06日 16:23 《财经》杂志
【《财经》杂志将于5月9日推出《财经SARS调查特刊》，每周五出版，敬请关注！】
系列之一：疫区山西、系列之二：忧患中西部、系列之三：甘肃遇袭、系列之四：有气无力的四川乡镇卫生院、系列之五：分析--农民工在SARS阴影中、系列之六：背景--SARS全国传播链、系列之七：公共危机处理--美国经验与中国现实、系列之八：评论--重建中国公共卫生医疗系统、系列之九：经济--不再乐观、系列之十：广交会意兴阑珊、系列之十一：蒋彦永--诚实的医生 □本刊实习记者吴小亮／文 祸始广东 广东是SARS病症的原爆点。 2003年1月2日，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接收了一名来自河源市的奇怪的肺炎病人：持续高热、干咳，X光透视呈现阴影占据整个肺部，使用各种抗生素无效。而且，在河源当地医院救治过该病人的八名医务人员，全部被感染发病，症状与病人相同。 专家们给这名患者临床诊断为“非典型肺炎”。这是“非典型肺炎”这个词在公众面前第一次“亮相”。 当时前来会诊的专家中，有人忆起曾于2002年11月16日在佛山市禅城区为同样症状的患者会诊。患者是农村村委会的干部，他是迄今为止广东有据可查的第一位感染非典型肺炎的病人。 继河源之后两周，1月19日，距广州只需不到两个小时车程的中山市，有28名患者出现同样病症，其中13位是医护人员，患者年龄最大的53岁，最小的才1岁零3个月。 省会广州，早在2002年11月28日，广州军区总医院呼吸内科就收治了一位高热男性患者，当时医生给这位患者下了“重症肺炎”的诊断。事后追溯，该患者得的应属于现在所说的非典型肺炎。 从2月5日至10日，这六天是广东SARS的暴发期，省内SARS传播达到每天50宗以上。 在大多数人茫然无知的情况下，神秘的病原体开始了它奔赴全国、全世界的旅程。 △2003年1月4日广西 1月4日至14日，广西河池市境内柳州铁路局金城江机务段发生一起呼吸道传染病暴发疫情(属家庭接触传染型)，共发病六人，其中死亡二人。 直到2月中旬广东省部分地区确认发生非典型肺炎疫情后，广西疾病控制中心认为，河池市上述病例，与广东省“非典”病例发病特征相似。并正式将其归类为回顾性非典型肺炎疫情。 △2003年2月17日湖南 2月17日，湖南报告了首例病人，即为在广东的湘籍打工者，染病后返回家乡。 进入4月，湖南又报告了六例广东输入性“非典”病人。其中一名19岁的女病人，患病后先在深圳龙岗医院治疗，病重后回湘治疗，抢救无效，因呼吸衰竭于4月2日9时死亡。 4月中旬，大批在北京、广东等地求学的湘籍学生返乡，湖南省的SARS防治形势骤然严峻起来。湖南开始加强防治SARS的措施。27日，长沙共有七名干部因为防范“非典”不力被免职。这七名干部中卫生部门五人，物价部门二人，其中包括长沙市疾病控制中心主任等两位副处级干部。 △2003年2月27日山西 谁也没想到，SARS居然在第一时间从广东蔓延至内陆省份山西。 据介绍，目前山西省“非典”病例均为输入型和继发感染病例，共有三条主要传染链，形成了两轮高峰(参见本期封面文章《疫区山西》)。 △2003年2月10日四川 2月10日，赴广州探亲、奔丧后返回四川广元的吴某一家三口，先后出现高烧、全身肌肉酸痛等症状，住入了广元市410医院。12日，经追查病史和临床观察，确诊为非典型肺炎。 3月29日，一名已在广东患病并经初步治疗的农民工，回到老家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治疗，被确认为疑似病例。据四川省非典型肺炎防治小组专家分析，四川全部非典病例均为输入型，大多是从广东传入的，尤以在广东务工的农民为主。 △2003年3月上旬香港 香港最早的“非典”病例出现在位于沙田的威尔士亲王医院，一名医院员工出现发烧及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不久，香港大批医护人员感染病倒。疫情不断扩散蔓延。到3月下旬，病毒已经进入了社区，受感染人数每日以数十人的速度增加。 根据香港卫生署宣布的“肺炎个案源头发现”，来自广东的64岁医生刘某于2月21日，和太太一起前往香港，参加侄儿的婚礼。此前，刘一直在广东中山二院治疗非典型肺炎病人，曾接触过200名以上病人。当晚，他入住香港京华国际酒店。就在那里，他传染了一个多伦多女人，一个来自温哥华的男人，一个美国商人，三个新加坡女人和一个看望朋友的26岁的香港男人。他们把病菌散布到全世界。 北京接棒 早在3月1日，北京就接收了第一例非典型肺炎病例。患者是26岁的山西籍女子于某，此前她在广东从事珠宝生意，她的数位家人也先后受到传染，来到北京求治。这是北京SARS流行的源头之一。 作为首都的北京疫情日现，其为害也甚烈。以北京为中转站，全国各地纷纷出现可疑病例。 △2003年3月27日内蒙古 进入4月，内蒙古成为内地SARS的重灾区之一。 3月7日，内蒙古发现第一例疑似病例报告。此后，中部、西部和东部的六个盟市相继出现病例。 呼和浩特市有三组病例：第一组起点为一民航女乘务员，她曾于3月15日飞往香港，波及八人；第二组为一中学生，他在看望患病住院的亲属后发病，波及三人；第三组为巴彦淖尔盟铁路医院的一名实习生，他在北京结束实习后回乡后发病。 由于气候等因素的影响，内蒙古的“非典”发病来势凶、危害大、流行范围广、传播力极强。且内蒙古的“非典”病例属输入性与继发性病例并存，防治形势严峻。 △2003年4月7日宁夏 4月22日晚11时，宁夏首例输入性非典型肺炎病人赵某医治无效死亡。 40岁的赵系内蒙古自治区磴口县人，3月28日从北京出差回来，4月1日便出现高烧、头痛、干咳、少痰、呼吸困难等病症。4月7日晚因病情加重，从磴口县人民医院转院住进宁夏医学院附属医院传染科，被确诊为宁夏首例输入性非典型肺炎患者。 此后，与其接触过的赵的妻子、连襟、妻弟、弟弟等五人也陆续发病，先后被证实为非典型肺炎患者。 △2003年4月15日天津河北 4月15日，54岁的河北省某县民政局干部孟某，由北京民航总医院转院至天津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接受心脏内科治疗。孟某16日下午开始发烧，并有咳嗽等症状，后因严重肾衰于4月20日上午10时许死亡，被确定为输入型非典型肺炎。 经查证，孟某在北京民航总医院住院期间，该院曾收治过“非典”病人。 第二例患者陈某，男，70岁，是孟同一病房的病友。4月20日22时许死亡。 差不多同时，与河北省接壤的北京、山西、天津均有“非典”病例报告。而河北省报告的确诊病例大都与北京疫区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并且病例家庭聚集性明显。 保定市和张家口市报告家庭病例10例，占总病例数的25%。保定六例确诊病人中，五例是去北京为非典死亡人奔丧而感染。张家口市的一个病例是在北京护理丈夫而感染，又传染给儿子、女婿和亲家母。 △2003年4月中旬湖北吉林 4月13日，湖北省黄冈市中心医院接诊了一名叫李某的59岁的高热女病人。该病人于4月12日由北京来红安，黄冈市中心医院接诊后将其收治该院内科病房。在返京后李某被确诊为非典型肺炎病例，随后，内科医生张某也被确诊。 位于东北的吉林省，也发现了首例输入性疑似非典型肺炎病例。该疑似病例为姐妹俩。妹妹曾于发病前两周内，在北京收治非典型肺炎的医院护理产妇。回来后，出现发热、干咳、全身肌肉酸痛等症状。姐姐发病前曾与其妹妹有明显的接触史，临床症状与其妹相似。 △2003年4月19日辽宁 4月19日，辽宁省葫芦岛市发现一例非典型肺炎病例。患者王某，46岁，绥中县小庄子乡凌家村村民，曾于4月9日至15日在北京探望、护理患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亲属。 △2003年4月21日甘肃陕西 4月21日，甘肃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甘肃日报》刊登了寻找4月18日乘坐北京至兰州MU2112航班旅客、4月17日乘坐北京至西宁T151次列车14车厢在甘肃境内下车者的紧急通知。 25岁的马斌是甘肃定西县香泉镇马家坡村人，长期在北京从事餐饮工作，在北京有与非典型肺炎病人接触史。14日，马斌在北京自感全身酸痛乏力，在朝阳区小庄医院就医诊断为感冒。17日从北京乘T151次列车返家。18日到达定西，下车后直接去定西县医院传染科发热门诊就诊。医生怀疑他有感染“非典”的可能，收住在隔离病区的单人房间。19日，他开始高烧、干咳，肺部有阴影。专家诊断为非典型肺炎。 在北京期间曾经陪护过“非典”病人的60岁的马思成，也于18日乘飞机由北京到兰州。从兰州机场乘车返回定西，在他的妹夫家休息。19日开始高烧，在定西县医院传染科发热门诊就诊，被确定为“非典”病人。 此时，邻省陕西也发现了首例输入性非典型肺炎病例。这位女性非典型肺炎病人今年39岁，西安人，4月间曾陪护其他病人前往北京治病。4月10日开始发烧，并出现病症。4月16日回到西安后住院治疗，20日确诊。 第二天，在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一名新西兰人被确认为非典型肺炎患者。 流散全国 △2003年4月1日福建 福建厦门市发现两例疑似非典型肺炎病例。两人同一单位同一批从香港培训归来。他们曾与其他64人一道住在香港淘大花园，并于3月30日返回厦门。同行其他人并未发现非典病情。 △2003年4月2日上海 3月27日，一名女性商人从香港洽谈商务回到上海，途中已有症状，4月2日在第四人民医院被确诊。 4月7日，患者68岁的父亲出现了发热等症状。并于4月17日被确诊为上海第二例非典型肺炎患者。 △2003年4月8日山东 4月8日，一位山西人接到调令，到驻山东省济南市的一中央企业任职。此前的4月4日，他曾因发烧，到太原某医院就诊。4月9日，继续发烧，到济南千佛山医院治疗，最终被诊断为“非典”患者。 △2003年4月16日河南 河南分别于4月16日、17日发现并确诊三例非典型肺炎病例，分别为驻马店、南阳、开封市从外地回乡的人员。 22日，河南又新确诊三例“非典”病例。而这3例新确诊的“非典”患者发病前，都曾在北京市的医疗机构从事过打工、陪护或探望病人活动。 △2003年4月18日重庆 黄女士系万州区某局一女职工，今年48岁。4月5日曾随单位组团赴新、马、泰旅游，4月17日随团返回万州。当晚出现感冒症状，发热、干咳，4月18日被传染科收治，成为重庆市第一例疑似“非典”病例。 △2003年4月20日江西江苏浙江 一名广东省番禺市的货车司机驾车从广东到上海。4月20日途经江西省上饶地区时，自觉有发热症状，到当地医院诊治，被列为“非典”疑似病例。 江苏省苏州市，一个来自北京的旅行团内，一位67岁的游客有呼吸道感染发热症状，4月20日晚8时送入医院诊治，被列为疑似病例。 浙江省卫生厅4月20日宣布，杭州市发现三例输入性非典型肺炎病例。患者为三兄妹。4月12日，他们全家六兄妹分别从北京、上海、杭州汇聚武汉扫墓。来自北京的大姐当时已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返回北京后于4月19日被确诊为输入性非典型肺炎。4月18日，在杭州的三兄妹也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4月19日晚被确定为“非典”病例。 23日，浙江省卫生厅又发布公告称，截至当天晚6时，该省又发现两例输入性非典型肺炎疑似病例。其中余姚的一名男性患者系自广交会上返回的某公司供销员。在广州参加广交会期间，这位供销员于4月20日因发热、咳嗽在广州某医院就诊，被诊断为“扁桃体炎”，故提前搭乘广州飞往宁波的航班返回，后由该公司驾驶员专车接回余姚某酒店，因发热不退，于4月21日晚到某医院就诊，被确定为疑似病人。 △2003年4月23日安徽 4月21日，一名阜阳的打工妹乘1540次列车(深圳至郑州)从深圳返回。四个月前，她去深圳市横岗镇打工。4月17日自觉高热，全身酸痛。4月19日到横岗镇医院就诊。次日出现干咳。因经济困难，她决定回乡。4月22日下午她抵达阜阳，其家人送至阜阳市第一医院就诊。23日晚确诊为“非典”。 此后，4月26日安徽又发现三例输入型“非典”病例，皆为临泉在京务工人员返乡。 截至4月30日，全国报告有疫情的省份达26个。疫情正以超乎人们想像的速度在全国蔓延传播。- 本文资料来源：各省区发布的官方疫情报告及权威媒体公开报道
http://finance.sina.com.cn/g/20030506/1623337675.shtml
SARS西侵：背景--SARS全国传播链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3年05月06日 16:23 《财经》杂志
【《财经》杂志将于5月9日推出《财经SARS调查特刊》，每周五出版，敬请关注！】
系列之一：疫区山西、系列之二：忧患中西部、系列之三：甘肃遇袭、系列之四：有气无力的四川乡镇卫生院、系列之五：分析--农民工在SARS阴影中、系列之六：背景--SARS全国传播链、系列之七：公共危机处理--美国经验与中国现实、系列之八：评论--重建中国公共卫生医疗系统、系列之九：经济--不再乐观、系列之十：广交会意兴阑珊、系列之十一：蒋彦永--诚实的医生 □本刊实习记者吴小亮／文 祸始广东 广东是SARS病症的原爆点。 2003年1月2日，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接收了一名来自河源市的奇怪的肺炎病人：持续高热、干咳，X光透视呈现阴影占据整个肺部，使用各种抗生素无效。而且，在河源当地医院救治过该病人的八名医务人员，全部被感染发病，症状与病人相同。 专家们给这名患者临床诊断为“非典型肺炎”。这是“非典型肺炎”这个词在公众面前第一次“亮相”。 当时前来会诊的专家中，有人忆起曾于2002年11月16日在佛山市禅城区为同样症状的患者会诊。患者是农村村委会的干部，他是迄今为止广东有据可查的第一位感染非典型肺炎的病人。 继河源之后两周，1月19日，距广州只需不到两个小时车程的中山市，有28名患者出现同样病症，其中13位是医护人员，患者年龄最大的53岁，最小的才1岁零3个月。 省会广州，早在2002年11月28日，广州军区总医院呼吸内科就收治了一位高热男性患者，当时医生给这位患者下了“重症肺炎”的诊断。事后追溯，该患者得的应属于现在所说的非典型肺炎。 从2月5日至10日，这六天是广东SARS的暴发期，省内SARS传播达到每天50宗以上。 在大多数人茫然无知的情况下，神秘的病原体开始了它奔赴全国、全世界的旅程。 △2003年1月4日广西 1月4日至14日，广西河池市境内柳州铁路局金城江机务段发生一起呼吸道传染病暴发疫情(属家庭接触传染型)，共发病六人，其中死亡二人。 直到2月中旬广东省部分地区确认发生非典型肺炎疫情后，广西疾病控制中心认为，河池市上述病例，与广东省“非典”病例发病特征相似。并正式将其归类为回顾性非典型肺炎疫情。 △2003年2月17日湖南 2月17日，湖南报告了首例病人，即为在广东的湘籍打工者，染病后返回家乡。 进入4月，湖南又报告了六例广东输入性“非典”病人。其中一名19岁的女病人，患病后先在深圳龙岗医院治疗，病重后回湘治疗，抢救无效，因呼吸衰竭于4月2日9时死亡。 4月中旬，大批在北京、广东等地求学的湘籍学生返乡，湖南省的SARS防治形势骤然严峻起来。湖南开始加强防治SARS的措施。27日，长沙共有七名干部因为防范“非典”不力被免职。这七名干部中卫生部门五人，物价部门二人，其中包括长沙市疾病控制中心主任等两位副处级干部。 △2003年2月27日山西 谁也没想到，SARS居然在第一时间从广东蔓延至内陆省份山西。 据介绍，目前山西省“非典”病例均为输入型和继发感染病例，共有三条主要传染链，形成了两轮高峰(参见本期封面文章《疫区山西》)。 △2003年2月10日四川 2月10日，赴广州探亲、奔丧后返回四川广元的吴某一家三口，先后出现高烧、全身肌肉酸痛等症状，住入了广元市410医院。12日，经追查病史和临床观察，确诊为非典型肺炎。 3月29日，一名已在广东患病并经初步治疗的农民工，回到老家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治疗，被确认为疑似病例。据四川省非典型肺炎防治小组专家分析，四川全部非典病例均为输入型，大多是从广东传入的，尤以在广东务工的农民为主。 △2003年3月上旬香港 香港最早的“非典”病例出现在位于沙田的威尔士亲王医院，一名医院员工出现发烧及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不久，香港大批医护人员感染病倒。疫情不断扩散蔓延。到3月下旬，病毒已经进入了社区，受感染人数每日以数十人的速度增加。 根据香港卫生署宣布的“肺炎个案源头发现”，来自广东的64岁医生刘某于2月21日，和太太一起前往香港，参加侄儿的婚礼。此前，刘一直在广东中山二院治疗非典型肺炎病人，曾接触过200名以上病人。当晚，他入住香港京华国际酒店。就在那里，他传染了一个多伦多女人，一个来自温哥华的男人，一个美国商人，三个新加坡女人和一个看望朋友的26岁的香港男人。他们把病菌散布到全世界。 北京接棒 早在3月1日，北京就接收了第一例非典型肺炎病例。患者是26岁的山西籍女子于某，此前她在广东从事珠宝生意，她的数位家人也先后受到传染，来到北京求治。这是北京SARS流行的源头之一。 作为首都的北京疫情日现，其为害也甚烈。以北京为中转站，全国各地纷纷出现可疑病例。 △2003年3月27日内蒙古 进入4月，内蒙古成为内地SARS的重灾区之一。 3月7日，内蒙古发现第一例疑似病例报告。此后，中部、西部和东部的六个盟市相继出现病例。 呼和浩特市有三组病例：第一组起点为一民航女乘务员，她曾于3月15日飞往香港，波及八人；第二组为一中学生，他在看望患病住院的亲属后发病，波及三人；第三组为巴彦淖尔盟铁路医院的一名实习生，他在北京结束实习后回乡后发病。 由于气候等因素的影响，内蒙古的“非典”发病来势凶、危害大、流行范围广、传播力极强。且内蒙古的“非典”病例属输入性与继发性病例并存，防治形势严峻。 △2003年4月7日宁夏 4月22日晚11时，宁夏首例输入性非典型肺炎病人赵某医治无效死亡。 40岁的赵系内蒙古自治区磴口县人，3月28日从北京出差回来，4月1日便出现高烧、头痛、干咳、少痰、呼吸困难等病症。4月7日晚因病情加重，从磴口县人民医院转院住进宁夏医学院附属医院传染科，被确诊为宁夏首例输入性非典型肺炎患者。 此后，与其接触过的赵的妻子、连襟、妻弟、弟弟等五人也陆续发病，先后被证实为非典型肺炎患者。 △2003年4月15日天津河北 4月15日，54岁的河北省某县民政局干部孟某，由北京民航总医院转院至天津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接受心脏内科治疗。孟某16日下午开始发烧，并有咳嗽等症状，后因严重肾衰于4月20日上午10时许死亡，被确定为输入型非典型肺炎。 经查证，孟某在北京民航总医院住院期间，该院曾收治过“非典”病人。 第二例患者陈某，男，70岁，是孟同一病房的病友。4月20日22时许死亡。 差不多同时，与河北省接壤的北京、山西、天津均有“非典”病例报告。而河北省报告的确诊病例大都与北京疫区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并且病例家庭聚集性明显。 保定市和张家口市报告家庭病例10例，占总病例数的25%。保定六例确诊病人中，五例是去北京为非典死亡人奔丧而感染。张家口市的一个病例是在北京护理丈夫而感染，又传染给儿子、女婿和亲家母。 △2003年4月中旬湖北吉林 4月13日，湖北省黄冈市中心医院接诊了一名叫李某的59岁的高热女病人。该病人于4月12日由北京来红安，黄冈市中心医院接诊后将其收治该院内科病房。在返京后李某被确诊为非典型肺炎病例，随后，内科医生张某也被确诊。 位于东北的吉林省，也发现了首例输入性疑似非典型肺炎病例。该疑似病例为姐妹俩。妹妹曾于发病前两周内，在北京收治非典型肺炎的医院护理产妇。回来后，出现发热、干咳、全身肌肉酸痛等症状。姐姐发病前曾与其妹妹有明显的接触史，临床症状与其妹相似。 △2003年4月19日辽宁 4月19日，辽宁省葫芦岛市发现一例非典型肺炎病例。患者王某，46岁，绥中县小庄子乡凌家村村民，曾于4月9日至15日在北京探望、护理患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亲属。 △2003年4月21日甘肃陕西 4月21日，甘肃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甘肃日报》刊登了寻找4月18日乘坐北京至兰州MU2112航班旅客、4月17日乘坐北京至西宁T151次列车14车厢在甘肃境内下车者的紧急通知。 25岁的马斌是甘肃定西县香泉镇马家坡村人，长期在北京从事餐饮工作，在北京有与非典型肺炎病人接触史。14日，马斌在北京自感全身酸痛乏力，在朝阳区小庄医院就医诊断为感冒。17日从北京乘T151次列车返家。18日到达定西，下车后直接去定西县医院传染科发热门诊就诊。医生怀疑他有感染“非典”的可能，收住在隔离病区的单人房间。19日，他开始高烧、干咳，肺部有阴影。专家诊断为非典型肺炎。 在北京期间曾经陪护过“非典”病人的60岁的马思成，也于18日乘飞机由北京到兰州。从兰州机场乘车返回定西，在他的妹夫家休息。19日开始高烧，在定西县医院传染科发热门诊就诊，被确定为“非典”病人。 此时，邻省陕西也发现了首例输入性非典型肺炎病例。这位女性非典型肺炎病人今年39岁，西安人，4月间曾陪护其他病人前往北京治病。4月10日开始发烧，并出现病症。4月16日回到西安后住院治疗，20日确诊。 第二天，在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一名新西兰人被确认为非典型肺炎患者。 流散全国 △2003年4月1日福建 福建厦门市发现两例疑似非典型肺炎病例。两人同一单位同一批从香港培训归来。他们曾与其他64人一道住在香港淘大花园，并于3月30日返回厦门。同行其他人并未发现非典病情。 △2003年4月2日上海 3月27日，一名女性商人从香港洽谈商务回到上海，途中已有症状，4月2日在第四人民医院被确诊。 4月7日，患者68岁的父亲出现了发热等症状。并于4月17日被确诊为上海第二例非典型肺炎患者。 △2003年4月8日山东 4月8日，一位山西人接到调令，到驻山东省济南市的一中央企业任职。此前的4月4日，他曾因发烧，到太原某医院就诊。4月9日，继续发烧，到济南千佛山医院治疗，最终被诊断为“非典”患者。 △2003年4月16日河南 河南分别于4月16日、17日发现并确诊三例非典型肺炎病例，分别为驻马店、南阳、开封市从外地回乡的人员。 22日，河南又新确诊三例“非典”病例。而这3例新确诊的“非典”患者发病前，都曾在北京市的医疗机构从事过打工、陪护或探望病人活动。 △2003年4月18日重庆 黄女士系万州区某局一女职工，今年48岁。4月5日曾随单位组团赴新、马、泰旅游，4月17日随团返回万州。当晚出现感冒症状，发热、干咳，4月18日被传染科收治，成为重庆市第一例疑似“非典”病例。 △2003年4月20日江西江苏浙江 一名广东省番禺市的货车司机驾车从广东到上海。4月20日途经江西省上饶地区时，自觉有发热症状，到当地医院诊治，被列为“非典”疑似病例。 江苏省苏州市，一个来自北京的旅行团内，一位67岁的游客有呼吸道感染发热症状，4月20日晚8时送入医院诊治，被列为疑似病例。 浙江省卫生厅4月20日宣布，杭州市发现三例输入性非典型肺炎病例。患者为三兄妹。4月12日，他们全家六兄妹分别从北京、上海、杭州汇聚武汉扫墓。来自北京的大姐当时已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返回北京后于4月19日被确诊为输入性非典型肺炎。4月18日，在杭州的三兄妹也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4月19日晚被确定为“非典”病例。 23日，浙江省卫生厅又发布公告称，截至当天晚6时，该省又发现两例输入性非典型肺炎疑似病例。其中余姚的一名男性患者系自广交会上返回的某公司供销员。在广州参加广交会期间，这位供销员于4月20日因发热、咳嗽在广州某医院就诊，被诊断为“扁桃体炎”，故提前搭乘广州飞往宁波的航班返回，后由该公司驾驶员专车接回余姚某酒店，因发热不退，于4月21日晚到某医院就诊，被确定为疑似病人。 △2003年4月23日安徽 4月21日，一名阜阳的打工妹乘1540次列车(深圳至郑州)从深圳返回。四个月前，她去深圳市横岗镇打工。4月17日自觉高热，全身酸痛。4月19日到横岗镇医院就诊。次日出现干咳。因经济困难，她决定回乡。4月22日下午她抵达阜阳，其家人送至阜阳市第一医院就诊。23日晚确诊为“非典”。 此后，4月26日安徽又发现三例输入型“非典”病例，皆为临泉在京务工人员返乡。 截至4月30日，全国报告有疫情的省份达26个。疫情正以超乎人们想像的速度在全国蔓延传播。- 本文资料来源：各省区发布的官方疫情报告及权威媒体公开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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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西侵：公共危机处理--美国经验与中国现实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3年05月06日 16:16 《财经》杂志
【《财经》杂志将于5月9日推出《财经SARS调查特刊》，每周五出版，敬请关注！】
系列之一：疫区山西、系列之二：忧患中西部、系列之三：甘肃遇袭、系列之四：有气无力的四川乡镇卫生院、系列之五：分析--农民工在SARS阴影中、系列之六：背景--SARS全国传播链、系列之七：公共危机处理--美国经验与中国现实、系列之八：评论--重建中国公共卫生医疗系统、系列之九：经济--不再乐观、系列之十：广交会意兴阑珊、系列之十一：蒋彦永--诚实的医生 中国是否需要建立常设的公共危机管理机构？ □本刊实习研究员Tad Fallows 实习记者刘安田 胡春磊/文 此次SARS暴发，暴露出中国在应对大规模公众危机上，缺少足够的经验，而更重要的，是缺少一个专业的危机预警和处理机制，循法定的程序。在这方面，美国的经验值得效法。 CDC打响SARS防卫战 对于美国来说，SARS(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同样是一个重大的潜在威胁。迄今为止，针对SARS，美国CDC(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在三个主要的方面都采取了应对措施：研究，协作和信息发布。 在CDC的众多研究工作中，最著名的是实验室研究。此前，CDC和WHO(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上许多其他实验室一道，确定了SARS的致病源冠状病毒。CDC主管朱莉·哥伯丁博士说：“研究实验室能够利用这些信息，着手开发抗滤过性病源体的药物，合成疫苗的主要成分，并展开诊断性试验，使得疾病在初期就能够被发现。” 此外，CDC的网站还说明，它已经“配置了医疗官员、流行病专家和其他专门医师，在世界范围内协助现场调研”。例如，CDC寄生性流行病学的部门主管詹姆斯·麦克蒯尔博士就是在最近几个星期参与广东、北京和上海调研的WHO专家小组的成员。在美国，CDC还一直帮助各州和地方卫生部门调研潜在的SARS病例。 作为美国医疗的协调机构，CDC在获悉SARS疫情之后的数小时之内就成立了危机行动中心(Emergency Operations Center)。该中心在4月1日还只有一些志愿官员，而现在，据哥伯丁博士说，已经是“一个世界级的行动中心，应付任何公共卫生危机，不管是生物恐怖袭击还是某种新型疾病的暴发”。该中心运作经费高达710万美元，这使得美国卫生官员能够建立SARS传播的信息库，同时可以和欧洲、亚洲的同行相互交流。 第三个方面是信息发布。美国首席医师(Surgeon General)特别助理艾里克·诺齐博士在巴格达接受《财经》杂志的电话专访时说，信息发布是“极端重要的”。信息的循环以资料收集为起点，并依次经过资料分析和据此采取行动等几个步骤，“信息发布是一个信息循环的完结，”诺齐博士说，“收集的信息大部分都是毫无用处的废话。”CDC的工作就是从谣言中筛选出事实，并向公众报告已经被确认的信息。除了发布新闻简报和在网上提供信息，CDC还发布健康警告，通知那些从疾病感染地区进入美国的人士，建议他们监控健康，并提供症状的清单。 筑公共卫生防护网 美国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体系以CDC为核心，构筑了强大的公共卫生防护网。美国的疾病控制工作主要由国家及地方的卫生机构负责。这些机构的工作包括：发现、报告以及治疗病例。过去几周来一直在中国为WHO工作的CDC流行病学家麦克蒯尔博士解释道，美国各州在中央政府下，有相当多的自治权，这和中国的省有些近似。 在出现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时，总统有权视危机的严重性决定是否需要宣布国家进入“危急状态”，并启动2003年起用的联邦应急计划(Federal Response Plan)。但无论是否进入“危急状态”，美国都有一整套系统，能使各州在面临危机时迅速得到联邦的援助，从而避免各州的危机影响到全国疾病的监控工作。麦克蒯尔博士还指出，近年来，美国国家疾病控制系统有两次大显身手的机会：一是自然暴发的西尼罗河热；另一是恐怖活动所引起的炭疽热。这两次事件使美国有机会去检验并完善其应对紧急医疗事故的系统。 联邦医疗援助有多种形式。其中一个重要的功能是在疾病暴发早期及时发现并发出预警。为此，在过去的50年中，美国完善了一系列的协定，各个地方的卫生当局每天要向CDC报告各种不同疾病的病例数量，即使在正常时期也是如此。诺齐博士解释说，之所以要有这些协定，是因为社会有许多信息来源，同时不同情况有不同的信息要求。整个社会有许多不同的机构和不同的合作者，“通过这些协议，CDC能够使得他们顺利协作。”CDC网站说，“单一的监督系统不可能捕捉到所有的信息来监控公共卫生。”一般而言，CDC的信息传递链条是从城镇到郡，再到州，然后是国家卫生当局。 联邦医疗援助的另一职能是在疾病暴发后，及时调整应对之策。CDC会连续地追踪新发病例，以使民众能及时知道疾病的传播态势。同时，CDC还将来自其它组织对抗疾病的研究信息共享，以确保从各研究机构能取长补短。其他政府提供的援助包括：技术支持、人手协助以及财政方面的支援。技术支持可能会涉及到实验室试验、以及CDC的医学专家的调用；当地方医疗机构缺少足够医疗人手去应对突发疾病时，CDC会为他们派出其职员协助。Maguier博士说：“如果国家需要，我们可以派出10位流行病学专家。”同时，联邦政府还会为那些没有足够财力去应对突发疾病的州或地区提供资助。 尽管联邦应急计划只是在总统和州长官发布危机声明后才采取行动，但CDC的主要目的却是卫生预防，而不是等问题出现之后才对之作反应。为此，CDC采用大量的监控措施。这些监控项目包括，国家重点疾病监控体系(the National Notifiable Disease Surveillance System)(该体系负责报告一系列危险疾病的所有病例)，卫生保健工人全国监控体系(the National Surveillance System for Health Care Workers)(CDC称，该体系是为了防止卫生保健工作人员在职业中面临和感染疾病)。其他两个体系，危机ID网(Emergency ID Net)和全球新出现传染病预警网络(Global Emerging Infections Sentinel Network)直接从许多美国和世界上其他主要的医院取得资料，帮助CDC发现疾病发展趋势。 诺齐还说，通过这些不同的协议和措施，CDC希望在只有一到两个病例、而不是等病情大面积扩散时，就能察觉一次疾病的暴发。 如何应对国家危机？ 这样一个严密的公共卫生管理体系其实是整个国家危机反应系统的一个有机成分。一旦出现类似于SARS的危机时，FEMA(The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就负责协调各地各方对主要危机的各种反应，这意味着整个国家的危机反应系统开始起作用。FEMA成立于1979年，由当时的美国总统吉米·卡特总统合并数家联邦机构而来。 诺齐博士指出，美国直到最近才发展出来一个完全有效的协调系统。“建立这样一个无缝联结的灾难系统花了25年时间。”他说。现在，美国的危机反应系统由联邦应急计划所管理。该计划超过300页，非常明确地说明27个不同的联邦部门和机构在各种不同的灾难情况下所负的责任。 根据联邦应急计划，州和地方政府负有处理危机的主要责任。国家政府只是“当灾难的后果超出州和地方的处理能力之外时，提供补充性的帮助”。在这种情况下，所在州的长官必须向联邦政府发出请求，而且必须在总统宣布危机发生之后，联邦政府才能介入。 一旦这种情况出现，FEMA就会成为所有各种反应努力的协调机构。诺齐博士说，FEMA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在许多国家中，不同的团体之间毫无交流。”他说。美国之所以能够避免这种问题，是因为“所有的信息都进入一个机构”。信息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来源，包括国家机构、州机构和当地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军队。 FEMA隶属美国国土安全部，负责全面协调，各个具体领域的危机反应则由其他的机构负责管理。联邦应急计划将危机反应分为12个领域，并给每一个领域指派了一个领导机构。这些领域是：交通、通信、公共设施及工程、消防、信息与规划、公众救护、资源支持、卫生和医疗服务、城市搜寻和救援、危险物品、食品、能源。 各个机构各司其职。比如说，在危机中负责协调卫生和医疗服务的机构是卫生和福利部，而CDC就是其主要组成部分。在提供自己的医疗专家和设备等服务的同时，该部门还必须确保12个其他机构都处于有效和合作的状态。美国依靠其危机反应系统的高效运作，确保自己在SARS防卫战中掌握主动。 借镜美国经验 经过多年经营，美国已经发展出一套相当完善的危机管理体系，值得我们借鉴。这套体系构筑在整体治理能力的基础上，通过法制化的手段，将完备的危机应对计划、高效的核心协调机构、全面的危机应对网络和成熟的社会应对能力包容在体系中。 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教授、美国国家公共生产力中心研究员张梦中指出，美国的有效应急机制在对SARS的战役中，创零死亡记录，这要归功于其早发现、早治疗、隔离检疫和预警应急措施。在世界卫生组织首次公布SARS疫情后，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立即决定提前启用新建的应急工作中心。而此时，美国还没有确诊的SARS病例。该中心的启用明显增强了美国各政府部门和各级地方卫生机构、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等的实时信息交流能力。 比较之下，中国没有一个独立和常设的危机管理协调机制。每次灾害发生后，根据灾害程度，各省政府办公厅临时成立一个工作小组，应付省内的危机。当遇到像1998年洪灾这样单个省市无法处理的事件时，中央政府会成立一个临时工作小组，协调各个省市的救灾与危机处理工作。对于这套灾害应付程序，老百姓通过媒体，早就熟知了。 清华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薛澜认为，这种临时成立的领导小组有三个缺点：临时成立的工作小组不具有延续性，因此危机处理后的经验不能够有效保留；危机处理需要政府各个机构的合作，临时成立的小组每次都需要大量的时间与相关的机构进行协调；临时领导小组事先没有一个有效地危机处理计划，而专门的危机处理协调机构有一套成熟的危机处理操作方案。薛澜建议中国政府成立一个类似于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FEMA)的危机处理协调机构，以立法的形式授予其对其他政府机构进行协调和调度的权力。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学院副院长张成福亦称，SARS本身是一种危机，但是这也为中国进一步的体制改革提供了机会。中国政府应该吸取这次SARS危机的教训，应该理顺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建立一套制度化的体系对付社会出现的各种危机。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实践、积累和学习来锻造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提升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 事实上，中国目前正在积极进行预防未知传染病的制度建设。为此，张梦中提出五项建议。首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该有一流的实验设备和科研工作者。其次，各省、市、县、乡镇的公共卫生部门应当有专职、专业人员负责流行病信息的收集、加工、分析和传播。第三，各医院、诊所应该加倍警觉，对各种可能的传染性疾病案例信号及时收集、分析并传播给当地政府卫生部门。第四，应当建立和完善全国性的计算机网络、覆盖各级各类政府公共卫生部门、科研机构、事业单位、非盈利团体、民间机构及医院、诊所等。第五，各地党政部门应该给予公共卫生危机管理系统以人力、财力的鼎立支持。在应对别的突发危机方面，可以参照美国或其他西方发达国家，建立政府的危机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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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西侵：评论--重建中国公共卫生医疗系统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3年05月06日 16:13 《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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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之一：疫区山西、系列之二：忧患中西部、系列之三：甘肃遇袭、系列之四：有气无力的四川乡镇卫生院、系列之五：分析--农民工在SARS阴影中、系列之六：背景--SARS全国传播链、系列之七：公共危机处理--美国经验与中国现实、系列之八：评论--重建中国公共卫生医疗系统、系列之九：经济--不再乐观、系列之十：广交会意兴阑珊、系列之十一：蒋彦永--诚实的医生 一个完整的公共卫生系统，应该在城市和农村双管齐下，否则留下农村这个大缺口，任何先进的城市疫病防线也会顷刻崩溃 □萧庆伦/文 为什么是中国？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公共卫生和医疗体系一直存在比较深层次的危机。进行国际比较可发现，在公共卫生支出方面，中国在世界上属于最低一档。我从1981年开始研究中国的公共卫生情况，同时对30多个国家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研究表明，非洲最穷的一些国家都要比中国的人均卫生支出水平高出一倍。世界卫生组织在2000年的“世界卫生报告”中，中国在191个国家的卫生系统中排名188位，因为其卫生系统不平衡，而且政府在改进人民的卫生条件中无所作为。 如果说，在经济还比较落后的时候，中国的财政支出在公共卫生方面力有未逮尚属情有可原，那么经过多年国民经济和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以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看，过少的支出只能反映了财政部和计委等部门对这个领域的不重视。我认为中国在公共卫生和医疗方面的投入现状可以用“可悲”一词来形容。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在应对SARS的过程中，卫生部确实有其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该负责的并不只是卫生部。卫生部一直寻求更多的财政拨款，但得不到各方面的理解，成效有限。 深层次的原因是，社会整体对公共卫生的投入严重不足。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SARS导致目前的局面，是中国长期失效的公共卫生体系对新型的突如其来的流行病无力应对、同时举措失当的集中体现。硬件不硬，软件太软，使得此次SARS让上上下下措手不及。 其实在此之前，这种窘迫的境况已经显露过端倪。1998年在香港和台湾等地区流行禽流感，导致这些地区在整个夏天都处于恐慌之中。而且在此之前，已经发生过两次这种流感。只是当时影响的地域比较小，没有引起社会足够的重视。但事实却是，中国人口多，家禽牲畜多，生活环境局促，卫生习惯和条件很不理想，各种病毒总会不断出现，重新建立公共卫生和医疗系统势在必行。 之所以说是重建，是因为中国曾经有过一个相当健全的公共卫生和医疗系统，只是近20多年来，这个系统已经完全垮掉了。早期，中国的公共卫生系统曾经得到全世界的认可和赞许。该系统遍布最基层的农村，并扎根于当地。赤脚医生受过基本的训练，有基本的医疗知识，可以告知村民基本的卫生常识。在此之上，还有各级防疫体系，构成一个相当严密的公共卫生网络。 但是，后来中国在疾病预防和公共卫生领域开始滑坡。一个似是而非的口号“百花齐放，自找出路”占据了政策的主流。这个好听的口号反映了当时国家对卫生和防疫保健系统的政策就是，在财政拨款不多的情况下，要防疫站自己创收。由于相对于疾病预防和公共卫生来说，开门治病更为有利可图，所以在利益的驱动下，很少有人愿意去从事疾病预防和公共卫生的工作。 由于国家投入不足以维护这个系统，于是这个系统的机构和人员纷纷自谋出路，导致20多年来中国整个疾病预防体系，特别是农村的疾病预防体系逐渐崩溃。没有人乐意和专心做卫生和疾病监督；很少对保健、卫生人员进行专业培训；流行病发生多少、程度如何、如何上报、如何应对，这些机制已经完全缺失了。 一直以来，中国在医疗卫生方面的口号是“以防为主”，遗憾的是，过去的政策其实在鼓励医疗创收，把医疗当成一种商品，或者一个盈利的产业，实行的是病后医疗。由于防疫比治病的收入要低得多，所以，如果以盈利为目的，所关注的就不是健康本身，而是医疗所带来的收入。这条路是不对的。当然，不但中国如此，实际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包括美国在内，所走的方向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错误。 现在最担心的是SARS在贫苦地区的农村暴发，那才是一场真正的灾难。如果那种情况不幸发生，那我们将只能是有心抗疫，无力回天了。流行病最容易在农村流行和暴发，因为中国流动人口多，而且农村没有基本的医疗保障，农民缺乏基本的防疫常识和手段。广东省最初对SARS的控制不好，有大量的农民工从广东回到中西部农村。总的来说，中西部财力、医疗力量均薄弱，必须一开始就控制；如果一开始就控制，从人口总量看，感染的人数还不是特别多，中国是有医疗队伍处理先期的情况的。 问题是现在有许多问题我们心中无数，到底有多少人回家过年时携带病毒回家？农村有多少人感染？这都需要作详尽的调查。如果当地公共卫生和医疗体系没有能力判断，怎么能够追查这些病情？现在应该当机立断，尽快动员当地县级医院的医生放弃其手头的创收工作，下乡参与疾病控制工作；村医要尽快将疑似病例上报。中国政府的组织能力很强，可以动员防疫站、医院、各级组织，一层层进行教育和培训，并对疑似病人作检查和上报。 对于这些措施，财力和技术层面不会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其主要工作集中在发现、上报。真正要确诊，是通过发病之后X光确认，此前的判断是不准确的。因此在监察和上报过程中也不必要求确诊，其财力、技术要求不很高。 如何重建公共卫生防护网？ 建立公共卫生管理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全国性问题。要控制SARS疫情以及以后可能发生的流行疾病，进一步建立一个完整的全国性的公共卫生医疗系统，任重而道远。在制度上，应当有一个总体框架： 首先，政府要看清自身的责任。医疗和公共卫生是一项社会公共产品，中国必须、也有足够的财政力量去履行这项责任。同时，政府在这个领域上要帮助贫困的人。财政系统部分人士一直没有看清楚公共卫生和健康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而且他们一直不听专家的意见。应当说服、教育他们乃至整个政府。为此，要由部长一级的官员带头接受教育。 其次，切实将政策向“以防为主”的方向转移。花大力气在事先的防范、而不是病后医疗的盈利上。医疗“产业”产出多，医疗系统创收多，不一定意味着社会公众的健康。在目前SARS导致的事件中，多年来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协调的问题，已经表现得很明显。 在具体的实施中，由于农村和城市的现实情况不同，应该针对具体的情况建立相应的机制。 在农村，其机制的要点是： ——建立深入到村一级的医疗和卫生体系，而不能仅仅像现在那样只在形式上到达乡一级。 ——医疗和卫生体系要有社会尤其是政府的组织，必须避免把医疗当成纯粹的盈利途径。 ——政府的支持应该主要提供给需方，而不是提供给供方，改变目前低效和农民不能受益的状况。现在，政府的卫生拨款全部提供给供方(即各级卫生机构，最后的些微剩余给了乡镇卫生院)，供方用政府的钱主要用于养人，而不是提供服务。要建立一个新型的基本机制，仍然需要政府支持，但是，政府要把卫生拨款的大部分转移到需方(农民)，集中使用，账目公开，农民监管。在此基础上农民也不是完全享受无偿服务，要自己出一部分钱。农民一旦有这些条件，出于自己利益的要求，会监督乡村医疗机构和医疗人员。现实操作中，要从最基础的村一级开始，由农民自己因地制宜，组织医疗卫生，而不是从乡卫生院一级才开始实行。在这个基础上，把疾病预防、公共卫生体系建立起来。 如果要完全重建一个制度，不但要花费巨大，而且成功的可能性也不大，还是在现有的基础上重建比较现实。现在实行的对西部农民的补助是一个明智的措施，虽然数目少，但有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城市则是另外一套制度，因为城市里组织性更强，人们具备更好的知识，而且基础和农村有别。 首先，城市里的防疫站(疾病控制中心)要切实地建立起来，政府要提供必要的设备和不低于同级医务人员的福利待遇。不能让防疫人员只是名义上防疫，实际上抛弃本职工作去自己创收。 城市最基本的医疗单位应该是社区医疗(其特点是疾病预防、公共卫生，诊断治疗一般性疾病和转移重症病人到上一级医院)，要全面实施从社区一级开始，自下而上的医疗系统。 从此次SARS危机看，中国貌似比较现代化的城市卫生体系其实不经风浪，更不必说农村的卫生体系了。一个完整的公共卫生系统，应该在城市和农村双管齐下，否则留下农村这个大缺口，任何先进的城市疫病防线也会顷刻崩溃。当然，这需要很长时间的艰苦努力，但是，从目前就应该开始行动，否则，等到下一次疾病危机暴发再后悔，就已经太晚了。 在此基础上的公共卫生的危机管理系统，必须建立在科学(即医疗专家系统)、而不是政府行政命令的基础上。世界上先进的国家，都有独立的科学的疾病管理系统，政治上不能对其有太多的干预。一旦发觉有问题，医疗专家系统要有相对独立的权限进行处理。这涉及到体制的问题，政府需要对这个系统进行授权。 政府在这个系统中所要做的事情，主要是监督该系统的运作而不是干涉，并配合其具体的执行措施(比如说隔离等强制性措施)。重要的是尊重专家意见，保持这个系统的相对独立性。- 【萧庆伦，哈佛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系教授，因其杰出的学术成就而获得K.T. Li经济学教授职位，对台湾、香港的公共卫生和医疗机制建设有重要贡献。萧庆伦自1981年开始对中国公共卫生和医疗状况进行深入研究。2002年以来，萧庆伦及其研究小组在贵州省开阳县和陕西省镇安县两个贫困地区，选择三个乡近六万人，深入2800个农户，收集第一手资料，着手“中国农村互助医疗保险”试点研究，并探讨重建中国公共卫生医疗系统的可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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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西侵：经济--不再乐观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3年05月08日 12:25 《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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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之一：疫区山西、系列之二：忧患中西部、系列之三：甘肃遇袭、系列之四：有气无力的四川乡镇卫生院、系列之五：分析--农民工在SARS阴影中、系列之六：背景--SARS全国传播链、系列之七：公共危机处理--美国经验与中国现实、系列之八：评论--重建中国公共卫生医疗系统、系列之九：经济--不再乐观、系列之十：广交会意兴阑珊、系列之十一：蒋彦永--诚实的医生
SARS将使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更为明显地表现为投资
□本刊记者官青 实习记者胡春磊
短期损失和滞后累积效应
“我们认为目前指挥防疫工作的领导人不仅有能力而且负责任。”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胡祖六在其最新的分析报告中评论道。
但是，由于疫情的扩散和人们恐慌心理的加剧，短期内的损失已是不可避免。摩根士丹利亚洲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估计，取消“五一”长假将使今年GDP增长率降低0.2至0.4个百分点。正常经济活动的中断所招致的经济损失更多。
银河证券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师宋国翔指出，SARS已明显影响了中国的投资环境，部分国家对人员往来中国设立了限制，还可能会影响到以后中国利用新增国外直接投资的速度，进一步对经济增长产生消极影响。
虽然迄今为止，受影响的主要是第三产业，但是胡祖六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柱、占GDP中45%的制造业是否会受到波及表示了一定的担心，认为这仍是一个最大的未知数。
据最新数据，与去年同期相比，3月份中国工业生产增长17.5%，出口增长35%，进口增长40%。就广东的情况看，虽然疫情早在2002年11月便已出现，珠江三角洲的经济活动却无受影响的明显迹象，工业生产和出口均保持着良好的势头。这主要是由于大量商品定单是在疫期前确定，大量经济活动在短期内不会发生巨大变动的缘故。
宋国翔表示，原先主要的顾虑是，在疫情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和人们对疫情防范没有充分信心的情况下，消费者的消费和企业的投资活动将受到抑制，对总需求的增长产生消极影响。现在看来，疫情还带来了供给方面的重大冲击。
企事业单位医疗卫生支出增加带来了社会生产成本的提高；民众信心不稳定带来了劳动生产率的下降；隔离措施导致生产活动中断。这种情况甚至可能导致跨国
公司将生产活动转移到其他国家。需求冲击与供给冲击相结合的结果是带来经济增长的减速，其长期影响将如何呢？
“疫情的滞后累积影响不可忽视。”国泰君安证券经济研究所宏观部经理周克瑜认为，即使在今年9月底之前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如果不能尽快找出病因和根本性的治疗方法，疫情是否出现反复仍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信心的恢复就需要更长的时间。
时间仍是关键变量
尽管政府不断加大力度，对症药的寻找及疫苗的试制工作也在加速进行，但是虑及此病目前在内地的蔓延速度、据估计多达1.5亿的民工和贫困农村地区落后的医疗设施，令人不免对疫情何时能得到有效控制感到担忧。时间依然是SARS的经济影响分析的关键变量。
胡祖六分析，按照乐观的预测，疫情若在本季度末得到控制，即新增感染人数趋于稳定或者下降，中国GDP所受影响将仅限于0.5个百分点。外国直接投资(FDI)所受影响极小，至多只是时间延迟。因为绝大多数跨国公司在作FDI决策时，更看重的是中国的长期增长潜力。
目前，虽然飞机客运量骤减，但是货运量有力地支撑着局面，表明内地工厂与异地供应商及顾客之间原材料、中间产品以及成品的流动依然通畅。至少在这一点上，
中国仍是世界可信赖的生产者和供应商。虽然旅游等个别行业损失惨重，但是由于2003年第一季度中国GDP的增长率高达9.9%，就国民经济总体而言，这个减幅是可以忍受的。
然而，如果疫情持续时间超过第二、第三季度，那么工业生产和对外贸易都将受到冲击。2003年GDP增长将损失1.5个百分点，即GDP增长率将下调至6%，为1990年以来的历年最低。可以预见，届时部分跨国公司将从中国撤资，转而寻找替代性的生产或供应基地。
谢国忠提出了三种假设。其一，SARS与其他许多呼吸道疾病一样，入夏后病毒毒力逐渐减弱；或者，其二，两个月后尽管病毒毒力未减，防治效果却已显现，感染率开始下降。根据这两种假设，大多数经济影响都集中表现在第二季度，可能等于放弃一个季度的增长，并于7月份恢复正常。其三，病毒变异，导致暴发多波疫情，意味着增长率将远低于目前的预测。对此假设，现在基本无法作有意义的预测。
4月2日，谢国忠已将全年GDP增长率的预测下调至6.5%。“出口仍然对放缓的经济起到缓冲作用。如果FDI仅仅是延迟而非转走，那么中国的出口在可预测的未来就将保持强势。”
宋国翔亦指出，疫期长短无论是对经济影响的差别，还是对中国利用FDI影响的差别都可能非常大。从广东的经验看，只
要措施得当，中国的SARS疫情将有可能在半年内得到有效控制。所以，中国经济将仅在SARS疫期内波动，此后经济活动将恢复正常，甚至可能由于疫期中受抑制的经济活动释放出来而出现加速增长。
他预测2003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增长率最低可能为10%左右。从长期看，外资仅占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5%左右，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主要来自国内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增长，因此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增长放缓导致的影响相对有限。
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可能影响
“一些投资者在想，中国政府是否会像香港和新加坡那样，引入经济刺激政策，以抵消SARS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胡祖六指出，由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今年3月通过的2003年预算已相当具有扩张性，目前宏观经济状况已相当宽松，因此如果下个季度前后疫情得到控制，那么政府将遵循该预算而不太可能引入新的措施。
胡祖六的报告称，实际上，在SARS成为头等大事之前，中国的一些政策制定者就曾倾向于“收紧”，给可能已经“过热”的经济，特别是地产泡沫降温。对他们来说，SARS对于热得发烫的经济有如一场“冷水浴”，能够加速促使经济活动回归健康适度发展的轨道。
但是，如果按照悲观的假设，政府则将采取行动，缓解经济所受的打击。一旦外贸或FDI增长势头出现任何明显放缓的迹象，政府都几乎肯定会进一步显著地放松经济。
周克瑜指出，按照悲观的估计，假若疫情不能在9月前得到有效控制，持续时间延长，加上滞后影响效应的存在，此次SARS疫情对我国今后的宏观经济政策将产生不可忽视的间接影响。
为了加强对SARS疫情的防治，政府已经加大了财政支出，继宣布投入约4亿多元用于在铁路、公路、机场预防疫情的蔓延后，又决定设立20亿元的专项基金。此外，中央还计划对一线医务人员进行补贴等。因此，今年中央政府突破原来财政赤字预算已不可避免，而且存在继续扩大的可能性。
周克瑜认为，为保证今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的实现，抵消SARS对消费造成的冲击，根据以往的调控经验，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扩大投资。在这种情况下，预期今年年内中央再增发100亿元至200亿元国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为了保证国债的顺利发行，在招标上可能也会采取更加灵活或优惠的措施。如果再考虑到上述滞后影响的存在，不排除明年继续加大积极财政政策力度的可能性。此外，为了防止今年通缩局势出现反复的可能性，央行的货币供应量可能还会进一步加大。一旦央行的货币供应量继续提高，而且国债投资力度也有所加大，则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将表现出一种更为明显的投资主导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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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西侵：广交会意兴阑珊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3年05月08日 12:28 《财经》杂志
【《财经》杂志将于5月9日推出《财经SARS调查特刊》，每周五出版，敬请关注！】
系列之一：疫区山西、系列之二：忧患中西部、系列之三：甘肃遇袭、系列之四：有气无力的四川乡镇卫生院、系列之五：分析--农民工在SARS阴影中、系列之六：背景--SARS全国传播链、系列之七：公共危机处理--美国经验与中国现实、系列之八：评论--重建中国公共卫生医疗系统、系列之九：经济--不再乐观、系列之十：广交会意兴阑珊、系列之十一：蒋彦永--诚实的医生
“大家都知道是来捧场的，”一位参展客商
□本刊记者曹海丽／发自广州
4月25日，第93届广州商品交易会(以下简称广交会)第二期如期开幕。福州工艺品进出口公司职员陈先生到外面的书摊上买了一本最新一期的《故事会》。当记者在下午走进他的展位时，他正一个人津津有味地读着。陈列着圣诞主题商品的12平方米展位内没有一个来客。
“没事做，就买本书看看。”只透露了姓的陈先生说。
这在去年是不可想像的事。福州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的展位虽然不大，但占据的是广交会最好的位置之一——和广交会展馆正门直接相连。这意味着大部分来客都要先经过这个展厅。这样一个展位的费用是10万元。
这个成本费在去年实在算不上什么。去年同期广交会，福州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的成交额有100多万美金。但“今年就没底了”，陈先生说。
他向记者说，公司有一二十个固定客户，主要来自美国和欧洲的发达国家。由于受非典型肺炎影响，今年他们都没有来。
3月份，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新的旅游指引，要求其他国家的公民除非必要的商务活动，不要到包括中国的广东和北京在内的几个“非典”疫区旅行。4月初，许多原定在中国举行的国际会议已经宣布取消，包括4月中旬在北京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中国高峰会议。而在展览会之都香港，这种情况更甚。不过，广东方面自3月以来，就一直强调“非典”疫情在广东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到广东旅行和出差是“安全的。”
“这种情况以前没有过”
宁波象山中亚工艺有限公司总经理郑阿利清楚地记得，去年的广交会人山人海，由于天气较热，展馆内通风不是很好，甚至有人在川流不息的楼梯上晕倒。
今年没有这个问题，尽管此间广州的街市上弥漫着一股热浪。为防范“非典”，整个展馆内加大了通风。据报道，交易会在15日开幕前已进行了一次全面卫生清洁活动。交易会期间，专门有人负责打开门窗通风换气，每天至少开窗两次，每次不少于30分钟；凡有人员作业的展馆则每天开馆前提前半个小时开空调，闭馆后延迟1小时关空调。
“今年比去年干净、舒服多了，”郑阿利说。
今年来的人大大减少。记者在几个展厅走了一圈，看到到处客商寥寥。很多展位内没有一人光顾。最好的情形也不过同一时间五六人在观看。很多参展人员沉闷地坐着，无所事事。福州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的陈先生也就有充裕的时间看闲书了。
“这种情况以前没有过，”安徽轻工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包袋旅游用品部业务员胡辉说。往常客流很多，问的人也很多，但今年，“老外见了面就笑笑”，然后就走开了。
交通是另一个晴雨表。一位姓刘的出租车司机对记者说，往年广交会期间都要实行封路、交通管制，今年不但没有封路，甚至鲜有堵车。
位于广交会展馆对面的中国大酒店历来是广交会的受益者，但今年的生意很不好。该酒店客户服务部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财经》，这次广交会的入住率非常低，只有30%。
河南省贸易团驻广州的徐大群估计第一期的客流量和往年相比减少了至少三分之二。
和福州工艺品进出口公司遇到的情况一样，很多参展商的客户早前发来传真或致电表示不准备来参加本届的广交会了。而前来参会的外商，记者的随机采访发现，很多是驻在国内或香港的代表。
萨米是也门宏新集团有限公司广州代表处的总经理，今年已经是他第10次参加广交会了。去年，公司总部派了30多个人来参会，今年只有他一个。“每一个人都在问我，‘你为什么还不回家？’”萨米说。
广交会在从14至20号的第一期展览结束后公布了第一期的一些数字，称有来自世界164个国家和地区的16433位客商与会，与会新客商5653人，占与会总客商的34.3%。与会客商居前五位的国家和地区分别是香港、台湾、尼日利亚、美国和巴基斯坦。去年同期的数字是有来自185个国家和地区的120576位客商与会。秋交会的这两个数字分别是191和135482。
“摊位不能空”
参会客商大幅缩减，给广交会的参展商带来很大的损失。
第一期结束，交易会公布的成交金额为33.12亿美元。而去年春交会的成交金额为168亿美元。
广交会对很多国内进出口公司和生产厂家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和外商见面洽谈、谈判的场所。像安徽轻工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包袋旅游用品部的业务员胡辉，往年一届广交会上他一个人就能拿到50万～70万美金的单子。广交会上的交易占公司全年交易额的比重很大。而对于像山东省曹县大河工艺品有限公司这样没有进出口权的私营小企业来说，广交会提供了发展潜在客户的机会。但今年的情势让公司总经理李震不抱什么希望。他说今年日本人几乎没有。而日本是公司出口的主要国家之一。
“公司本来不想来，”福州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的陈先生说。但由于摊位是公家的，福建省经贸委作为上级单位也做了不少动员工作，最后还是决定来。来归来，很多代表团都相应减少了赴穗的人数。安徽轻工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往年一般要来80多人，今年只有20多人。山东省曹县大河工艺品有限公司则将运来的样品由原先的20箱减至6箱左右。
企业的困难甚至在由大会领导委员会主办的宣传刊物《广交会通讯》的各交易团来稿中亦可窥见一斑。4月25日的一期，上海交易团提供的稿件称，为了抓好二期布展工作，上海团部提出明确要求：在这特殊时期，各参展单位要按照“摊位不能空、展品照样送”的要求，抓紧做好第二期的布展工作。宁波交易团的来稿标题为“迎难而上，再创佳绩——宁波团召开二期参展企业领队动员会议”。
患难与共并非没有“回报”。承办单位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在第一期结束后通知各交易团、进出口商及参展企业，由于在“客户到会大幅下降，参展企业成交额也大幅下降”的情况下，参展企业能“服从领导，顾全大局，坚持参展”，外贸中心决定对本届广交会的展位费实行减收，每个标准展位减收6000元；各交易团、商会的办公室租金也按原价减收32%。
此间广州有知情人士透露，广交会为了让预定的展位不出现空置，向各省交易团表示，如果今年不来，明年摊位就要被取消。安徽轻工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的胡辉向《财经》证实是有这样的说法的，虽然这个规定没有成文。可能传达到总经理一级。因为总经理作出指示“必须来，摊位不能空”。胡辉说，如果不来，不是损失参展费的问题——来不来这个钱都得交，而是“位置和生存空间的问题”。广交会的摊位按展厅和楼层分好坏。一楼的摊位又比二楼的好。胡辉的箱包摊位在主展区，并在一楼，“位置是不错的，”为了保住这个位置也要来，胡辉说。
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公司选择了不来，但采取了找人看摊的方法。在二楼一间挂有安徽中天园艺制品有限公司的摊位里，摆放着数张办公用椅。桌子上摆放的名片则是浙江中国园艺制品有限公司。看摊的是广州外语学院三年级的一个女生。她不肯透露她的姓名，但表示她是由学校组织的广交会打工者，被叫来看这个摊，负责接待外商，发放公司产品册子。
江苏省陶瓷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的摊位里却挂满了一墙油画，细问才知是隔壁山东工艺有限公司的产品。原来两家多年来是邻居，关系很好，江苏就让山东代为“接收”摊位。山东工艺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清平说：“大家都知道是来捧场的。”
一个疑似病例
浙江省卫生厅4月23日晚上发布公告，截至当天晚6时，该省又发现两例输入性非典型肺炎疑似病例。其中余姚的一名男性患者系自广交会上返回的某公司供销员。据报道，在广州参加广交会期间，这位供销员于4月20日因发热、咳嗽在广州某医院就诊，被诊断为“扁桃体炎”，故提前搭乘广州飞往宁波的航班返甬，后由该公司驾驶员专车接回余姚某酒店，因发热不退，于4月21日晚到某医院就诊。接诊医师怀疑其可能患有“非典”，即收治隔离病房留观。后经浙江省和市的专家组联合会诊，已确认其为“非典”疑似病人。但是，4月21日，本届广交会副秘书长、大会新闻发言人徐兵表示，一期未出现一例“非典”病例。
交易会新闻中心表示不知道浙江团出现疑似病人这个事情。而大会卫生保障办公室一位姓罗的先生在记者致电询问后，要求记者向浙江省卫生厅及卫生部去了解情况，并表示现在的结论只是疑似病人，也有可能不是。他发表个人观点说，参加交易会的人也可能在其他场所，像饭馆、街市等地方活动，并不一定和交易会场馆有关系。他没有说大会采取了隔离措施，只说浙江团有接触的人都已经回去了。
另一边厢，浙江省卫生厅及省外经贸厅在4月18日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对广交会返浙人员进行医学健康检查。其他一些代表团，如上海，回去后也都采取了相应的隔离措施。
那么，取消或者推迟广交会是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呢？记者采访的一些参展商认为取消不太可能，因为这涉及到形象问题。推迟和取消的差别也不大，安徽轻工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的胡辉说。他认为，开春交会是对秋季的交易会起一个样板和试探性作用。主办方可能有这样一个想法，即现在有“非典”的情况下，还有人来，对秋交会就更应该有信心。不过，胡辉认为，“非典”问题不根本解决，形势没有得到根本的好转，秋交会仍将受到影响。-
http://finance.sina.com.cn/g/20030508/1228338213.shtml
SARS西侵：蒋彦永--诚实的医生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3年05月08日 12:30 《财经》杂志
系列之一：疫区山西、系列之二：忧患中西部、系列之三：甘肃遇袭、系列之四：有气无力的四川乡镇卫生院、系列之五：分析--农民工在SARS阴影中、系列之六：背景--SARS全国传播链、系列之七：公共危机处理--美国经验与中国现实、系列之八：评论--重建中国公共卫生医疗系统、系列之九：经济--不再乐观、系列之十：广交会意兴阑珊、系列之十一：蒋彦永--诚实的医生
中国SARS疫情信息披露日益透明化，301医院老军医蒋彦永功不可没
□本刊记者楼夷／文
变局
4月20日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SARS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会议开始时，敏感的记者们发现，原定出席发布会的卫生部部长张文康临时换成了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记者们意识到：变化发生了。
不出人们所料，在这次会上，高强介绍，北京共确诊SARS病例339例，有疑似病例402人——而仅仅在五天前，官方披露的北京SARS确诊病例只有37例。
高强还承认：“由于有关部门信息统计、监测报告、追踪调查等方面的工作机制不健全，疫情统计存在较大疏漏，没有做到准确地上报疫情数字。”
同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中共中央决定：免去张文康的卫生部党组书记职务；免去孟学农的北京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第二天，中国卫生部决定，每日公布各省市SARS疫情，包括确诊病例、疑似病例。4月27日，北京市代市长王岐山更表示，将公布隔离区域和观察人数。中国政府围绕着SARS问题的信息披露日益透明。
促成如此重大变化的，有一人不能不提——北京301医院(中国解放军总医院)老军医蒋彦永。
4月8日，美国《时代周刊》刊载了一篇题为《北京遭到SARS袭击》的文章，在全球引起轩然大波。该文引用了一封北京301医院军医蒋彦永的署名信。信中称，仅他知道309一家医院，就收治了60例SARS病人，到4月3日已有六人死亡——而就在他写信的时候(4月3日)，时任卫生部长的张文康宣布，北京只有12例SARS，死亡3例。——因此，蒋彦永直斥张文康“说假话”。
此前，世界卫生组织已经不再把北京列为疫区。中央政府和中国卫生部官员在各种场合都表示，“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非常有信心能够完全控制疫情”。
蒋彦永的来信激起了全球对中国疫情数字的怀疑，并且使得北京取代广州成为SARS的全球关注中心。世界卫生组织视察员根据他的信，加强了对北京的考察，并特意检查了他说的隐瞒疫情的医院。
4月10日，世界卫生组织公开批评了北京的疫情报告系统。认为“北京只有少数医院每日汇报SARS病例”，并派出专家组赴京考察。调查之后，专家们表示，北京的军队医院并没有向北京市卫生部门公布其非典型肺炎死亡病例，还禁止对外公布这些病例的具体情况。他们认为，北京的“非典”病例远远超过官方公布的数字。4月11日北京重新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为疫区。
中央政府的态度开始转变。总书记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后发表讲话，与以往“我们完全有能力控制‘非典’”的口气不同，提出“要准备打一场硬仗”。
于是，就有了4月20日国务院新闻发布会的那一幕。
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此时，蒋彦永医生还隐藏在媒体的背后，并不为更多的人知晓。
事实上，这位因“署名信”而蒙上一层神秘色彩的老军医，是一位在业界颇具声望的外科专家。他曾任解放军总医院普外科主任，中华外科学会北京分会委员、全军肿瘤专业组副组长等。蒋彦永擅长于消化道肿瘤、腹膜后肿瘤的治疗，曾发表过《原发性腹膜后肿瘤的外科处理》等40多篇论文，并著有《胃肠病学手术》、《普外手术并发病与局部解剖关系》等著作。
他的医德也广受赞誉。早在1991年，北京的一份对外刊物《北京周末》(Beijing Review)，就对他作过报道，称他为“诚实的医生”。
今年72岁的蒋彦永，据称在少年时期，因为目睹姨妈患肺结核病逝，决心以医生为职业。1949年他作为医学预科学生考进燕京大学，1952年又进入协和医科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后进入301医院工作。在工作中，以医术精湛和对病人充满爱心而闻名。
由于父亲的银行家身份，以及有亲戚在台湾，蒋彦永于文革时期被划为“反革命”。他被关押了两年后，又到青海的军马场劳动。即使在那里，他也用自己的医术救治了周围的群众。
1972年，蒋彦永平反后，重返301医院工作，并于20世纪80年代升任普外科主任。10多年前退休后，被返聘为专家组成员。
4月11日、4月22日，《财经》记者在301医院干休所的一栋高楼里两度拜访了蒋彦永。他瘦高个子，声音宏亮，虽然已年逾古稀，依然精神矍铄。他说根据单位领导的最新精神，没有301医院宣传处的同意，不能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但他向记者确认，那封被海外媒体广为转载的“署名信”，的确出自他之手。
对蒋彦永来说，写下这封信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在今年“两会”刚开始时，作为医院专家组成员，他就知道有一位来自山西的老人来301医院看病，当时他的病情相当重，因疑为SARS，转到302传染病院。当时302医院也没有经验，在诊治过程中有近10位医生护士受感染。那位老人与其夫人在短期内相继病故。“这时候，卫生部找了各院的领导去开会，意思是北京已经有了此病，但作为纪律，不许宣传，要为开好‘两会’创造安定的条件。”
此后不久，301医院肝外科也收治了一位肝胆病人，入院后表现出SARS的症状，转309医院后不治身死。不幸的是肝胆病房有两位医生、三位护士也被传上此病，肝胆病房被迫关闭。
4月3日，在中央电视台的疫情报道中，蒋彦永看到，卫生部表示“疫情已经得到控制”，并宣布北京的SARS病例数为“12例，死亡3例”。蒋“看了后简直是不敢相信”，他随即打电话向309医院(现在是总后指定收治SARS的医院)咨询，了解到309医院已经收治了60例SARS病人，到4月3日已有六人死亡，到4月5日已有七人死亡。因309的病房已满，总后又让302医院再收治。另外，在武警医疗系统中数10名SARS病人中，病情较重的五例也转到302医院治疗。
4月4日，蒋彦永写了一封署名信。他在信中写道：“今天我到病房，所有的医生和护士看了昨天的新闻都非常生气。”他还对卫生部官员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激烈批评，希望新闻媒体“也能努力为人类的生命和健康负责，用新闻工作者的正直呼声，参加到这一和SARS斗争的行列中来”。
该信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分别于4月4日和5日发给了凤凰卫视和中央四台，但没有下文。4月8日，美国《时代》周刊对蒋彦永进行了采访。“我就跟他们把我了解的讲了讲，9号外头就传开了。”
中国SARS疫情报告得以透明化，或许并非蒋彦永一人之力，但他的信确实是披露事实的关键之一。如果说，由于信息的公开和透明，政府能更积极主动地、以更大的力度应对SARS，平常百姓能更多地了解和预防SARS，从而挽救了更多的人的健康和生命，蒋彦永功不可没。
4月22日，《财经》记者再次拜访蒋彦永时，他仍然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要求。“该说的都说了，我不想再引发外界关注。”
记者问起他写信的原因，他说：“我觉得医生不说真话，死人要多，国家要吃亏。”-
http://finance.sina.com.cn/g/20030508/1230338214.s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nz/haowai/index.shtmlc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3年05月03日 17:47 《财经》杂志
【《财经》杂志将于5月9日推出《财经SARS调查特刊》，每周五出版，敬请关注！】
系列之一：疫区山西、系列之二：忧患中西部、系列之三：甘肃遇袭、系列之四：有气无力的四川乡镇卫生院、系列之五：分析--农民工在SARS阴影中、系列之六：背景--SARS全国传播链、系列之七：公共危机处理--美国经验与中国现实、系列之八：评论--重建中国公共卫生医疗系统、系列之九：经济--不再乐观、系列之十：广交会意兴阑珊、系列之十一：蒋彦永--诚实的医生 作为第一个被列入疫区的内地省份，山西正同时成为广袤中国腹地“非典”灾情及人们所作艰 □本刊记者胡舒立 楼夷 李其谚／发自山西 上篇 飞来横祸 (一) 太原市退休女工谢某刚从北京奔丧归来，就觉得身体不适，胸闷发烧。她立即前往太原的山西省人民医院看急诊。 谢某的哥哥刚刚在北京过世。他去求治结肠癌，结果死在佑安医院，死亡证明上说：“发热，原因不明”。此刻，谢某也是“发热，原因不明”。 这是2003年3月23日。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在八天前将中国广东、香港和亚洲一些国家发现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定名为SARS，确定为对全球所有国家具有重大威胁的疾病。香港已经处于SARS大爆发的前夜，病毒从医院扩散至社区，媒体关注铺天盖地。在北京，许多人听到一种传言，说非典型肺炎已经悄然进了北京，佑安医院就是医治点之一。 如果谢某是个消息灵通的人，她至少会把哥哥的可疑病情告诉人民医院的医生；如果她有足够的知识，她完全可能意识到自己的危急状况；如果…… 可惜她在山西，在太原。她不懂英文，不上网，甚至没有机会听说“传言”。所以，没有“如果”。她以为自己是普通的感冒发烧，也没有介绍哥哥的不明死因。她被安排在人民医院急诊室观察暂住，三天后死亡，死前才被确诊为非典型肺炎。 在医疗水平相对落后的山西，省人民医院是最好的医院之一，但也是个没有专门传染科、以往也并不接受传染病人的综合性医院。 一切都是猝不及防！谢某被怀疑染有“非典”后，医院曾为她留住急诊室的观察区打了隔断。但就连为临时隔离区接通电路的电工，后来也染上了“非典”。 这一轮，仅人民医院就有10多名员工感染SARS，最后一个倒下的是急诊室副主任梁世奎。4月24日晨8时，57岁的梁世奎终因疾患过重不治身亡。 4月25日，在山西省人民医院的院长办公室里，书记和院长向《财经》记者回忆起这一切，伤心地流了泪：“当时我们怎么会想到，北京也是疫区呀！” (二) 3月27日，在世界卫生组织(WHO，网址是www.who.org)终于把全球的SARS案例中国项从零调为“中国广东972例”之后，又宣布：越南河内、新加坡、加拿大多伦多，还有中国的广东、北京、山西、香港、台湾为“疫区”(affected area，参见本刊2003年4月5日号《世卫组织专家去广东》)。 将山西定为疫区绝不为过。4月2日，山西报告的确诊SARS病例为四例；6日，升为24例；14日卫生部调整诊断标准后，山西在一天内增加了50例，总数字调至82例；到18日，山西的确诊病例增至95例——不仅如此，山西还是当时全国惟一报告疑似和观察病例的省份，称总住院人数为140例。 4月20日，随着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长孟学农的去职，北京的“非典”病患总数升至300例以上，并连日大幅上升。然而直至现在，山西仍是全国仅次于广东和北京的SARS重灾区。 截止到4月30日10时，山西报告确诊病例299例，疑似病例130例，死亡9人，出院22人。这个内陆省份有一个地区和10个地级市，现在除晋城一地尚未发现SARS，其余地市均已发现确诊或疑似病例，形势极为严峻！ “我们遇到了突如其来的灾难，事先没有准备。”“这场疾病现在还没有得到有效控制。”4月26日，在山西SARS防制指挥中心的“新闻通气会”上，卫生厅长李俊峰的语气相当沉重。 作为中部经济落后省份之一，山西陷入SARS之灾倍显残酷。人们在想，为什么山西会成为SARS在中国的重灾区呢？偶然之中，必然何在？曾有人简单推测，恐与广东疫发之初多有人前往山西贩醋有关。经《财经》调查，事实并非如此。 (三) 山西官方在报告本地病例时，常用“输入型”与输入之后的“继发型”。所谓输入，是指从外地传入；所谓继发，是指在本地又传染给他人。需要分析的是从哪里输入，又如何继发。 上述谢某，并不是山西最早发现的“非典”病人。在她之前，还有两个首发病例，每一例身后又有一串。连同谢某，山西当地称为三条链。 第一链的源头于某，是常年在太原一家商场包租柜台做珠宝买卖的女商人。2月下旬，她在广东进货时染疾，发烧胸闷。当时，广东媒体对于“非典”的报道已经趋于寂然。身为山西来客的于某无从知晓，2月初一度在当地引起恐慌的“非典”还在继续扩散，自己也有可能被传染；更无从知晓一旦患上这种传染病，应在当地迅速求医，隔离治疗。 回到山西，她的病情愈发沉重，却一直与家人生活在一起，父母亲朋往来密切。 在太原求治若干家医院未果之后，于某家人不再相信当地医院。按当地富裕人的习惯，于某3月1日租车到北京看病。7日，在解放军301医院被确诊为“非典”，转入302医院。可是已经晚了，父母、丈夫等一家相关者八人都出现类似症状，有重有轻。全家相继抵京就诊。 从目前《财经》所掌握的情况看，于某正是北京的首发病例，曾导致301医院一批医护人员染病。其父母很快病死在北京。其本人和其他家人后来被要求接回山西继续治疗。(参见本期“焦点人物”) 那是山西医疗界首次亲睹SARS的传染强力。在于某最后求诊的山西省人民医院，3月8日以后有五名医护人员相继病倒，都是“非典”。 对于山西和太原的防疫人员来说，“亡羊补牢”式的努力从一开始就在进行。3月9日，太原疾控中心主任赵宝新便亲率员工赶赴北京，在病房找于某了解发病过程和曾经接触了哪些人。经过这种被专业称为“流行病学调查”的步骤，赵宝新们在山西确定了30个患者的密切接触者，按上面要求“内紧外松”地“布控”进行医学观察，而且后来发现其中果然有四人发病，即送到医院救治。 于某这一链，山西住院者一共有近20人。潜在影响则无法估计。 然而，山西的灾难还远远不止于此。 (四) 3月20日，又是在山西省人民医院，一位从北京301医院诊治口腔溃疡的患者入驻，还是治口腔溃疡，不过有些发烧。 患者岳某，太原市郊清徐县的一个乡党委书记。书记病了，消息传出，许多同事赶往太原探望。 3月23日，岳某被怀疑患有“非典”。可是已经晚了。前往探望过他的一位好友4月5日终因重症“非典”死亡。四天之后，送岳氏去北京的县交通局司机，一个32岁的年轻人和他的妻子双双染恙，相继死去。 清徐是山西陈醋的产地，也是山西比较著名的富裕县。2月初广东闹“非典”的时候，当地据传醋能“治非”，一瓶卖到数十元，于是也有一些商贩到清徐进货。 “从那时就听说有这种‘非典型肺炎’了。不过，一直觉得对我们是非常遥远的事情，而且听说广东已经控制住了。”在清徐县防疫站弥漫着消毒水气味的办公楼里，身着防疫制服的站长啜瑞义告诉《财经》。 他还肯定地说，虽然当时来过不少广东人，但清徐并未发现由此染病的。“首发病例，就是岳某。”当然，无论啜瑞义还是岳某本人，都没有想到这种可怕的传染病不仅没有在广东消失，竟又转道北京，潜入清徐。 清徐县一夜间成了疫区。从3月下旬开始，啜瑞义和他手下的40多名防疫人员就在夜以继日地工作，动员“疑似者”住院，记录观察密切接触者的症状，从中再发现新的“疑似者”。 “当时不敢叫‘非典’，这是保密的。所以我们对外说‘春季呼吸道传染病’。好多人想不通呀，这么个病干吗要住院呢？我们挨了多少骂呀。”防疫站的财政科长马秀珍回忆道。 按啜瑞义的记录，在岳某一链，密切接触者有七人，医学观察对象有128人，最后住院者有24人，死亡两人。绝大多数接触者和观察者都是县城人。 一串又粗又长的链条，加上三名死者，清徐成山西省SARS灾区的重中之重。街道冷落、学校停课自不待言，清徐人上太原，到饭店下榻也多遇冷脸。 (五) 直到4月中旬，在太原SARS预防控制一线，勤勉的专业人员还在按照首发链条追踪病人。除了上述三链，还有一根无头的链条，又可以串出20余人。 SARS是一种传染力非常强的疾患，远远超过以前人们所知的呼吸道传染病。3月初以来数例重症病人相继在太原出现，事前没有征兆也难有准备。事发之后，当地对SARS的预防救治一直被要求以“绝密”的方式进行，防疫人员无法广而告之，取得公众的广泛配合。 很难想像，在如此形势下，山西脆弱的医疗防疫系统能够挡得住病毒的进一步蔓延。很难想像，在数例而扩至上百例病人出现、大批医护人员感染后，没有更多的潜在带菌者存在。更何况，SARS病毒此时已在北京也在全国扩散，外部环境同样堪忧。 果然，及至4月，尽管一线倾其全力，人们很快发现山西新增病例此伏彼起，再无法用有形的链条穿连。前方防守亦愈加吃紧。 4月26日，卫生厅长李俊峰说：“到目前我们掌握的疫情仍然是输入型继发感染,同时也有散在病人出现。有一部分病人(病源)不明确，所以为控制疫情增加了难度。” 在清徐县，整日疲于奔命的啜瑞义也已经无法理清楚本地的链条。他说，清徐现在需要进行医学观察的“流调(即流行病学调查)”对象则有1300多人。每天县乡两级防疫队伍跟踪调查，天天要忙到凌晨两点。 清徐有了可疑的SARS病人，总是送到40里开外的太原市去住院。4月21日，清徐县西关村有一名农民疑似患者在太原被隔离以后，竟然逃离私自回家。啜瑞义得知，立即带几名防疫员赶到那位农民家，做了两个多小时工作，把病人劝回医院。还好，没有动用公安。 农民患者回去了，他的家眷都是留在家里的隔离观察对象。啜瑞义说，他实在无从知晓，那位农民是如何染病的。 在太原，此类无头可寻的新病例已经不胜枚举，有民工，也有干部和市民。4月23日，市区一个桥洞下还出现了一具尸体，经过鉴别，确定为外来民工，且为SARS疑患。一线防疫人员奔走四方，辛劳已极。 在临汾，4月13日首次报上一例病人，据称是在太原学习后染上“非典”。不日，一位在太原打工的河南林县农民又在火车站被发现患有“非典”，住在当地医院。23日距临汾20多里地的吴村死了两个农民，均为“非典”，一是老人，一为学生。两人一直长居乡村，并未外出。据了解，现在吴村已经戒严，经过按户排查，又发现几个小孩有发热迹象，怀疑是“非典”的疑似病例。 到4月26日，太原以外的10个地级市已有九个发生了疫情，不少病案源头已难以理清。 4月23日，世卫组织将中国的山西、北京和加拿大的多伦多与广东、香港相提并论，列为建议旅行者取消非必要旅行的地区。此后，在该组织确定的“SARS疫区”一栏，已经加入了美国、英国伦敦和中国的内蒙古。按世卫组织的解释，所谓疫区，是指当地出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传染链。那种可以清晰辨识出传染链条的疫区，算是轻疫区，其余则是重疫区。 轻疫区包括了台湾、美国和英国伦敦。当然，山西属于重疫区。这不是偶然。 下篇 背水之战 (一) 在山西，4月15日又是个分界。 13日，国务院召开全国非典型肺炎的防治工作会议以后，当晚，省长刘振华便紧急部署，决定拿出600万元专用于“非典”的救治和疫情控制。15日，山西成立了由省长领衔的防治领导组，领导组办公室主任正是分管卫生和财政的副省长王昕。 至此，山西防治“非典”成为政府的中心工作，全线动员，紧锣密鼓，步步为营。 4月20日以后，山西当地媒体对“非典”的报道开始加大力度，报人们说，较之过去报道量多出三倍以上。山西卫生部门也更公开地公布疫情，不仅每天正式发布，而且详细说明患者在全省各地的分布。 临汾13日报告一起确诊病例后，太原以外的疫情引起高度关注。18日，山西出台了《加强非典治疗管理的紧急通知》，要求地市党政一把手坐镇指挥不得外出，并明确“严格疫情报告制度，严格控制跨市地转送病人，严格落实首诊负责制”。4月2日，刘振华又签署了第162号令，以紧急通告形式布置地县政府的“非典”防治工作。 在26日的新闻通气会上，卫生厅长李俊峰告诉与会记者，“现在省委书记、省长每天与我们一起研究疫情，说的都是‘行话’了”。 在19日到26日的一周中，山西新报告病例仍在上涨，按统计，平均每天新增确诊病例8例，疑似病例19例。李俊峰认为可以说明两点,一是疫情确实在上涨，二是早发现早报告的措施加强后，病例增长较快。“总之，这说明疫情还没有控制住。”李俊峰分析说。 山西将眼前的SARS称为一场恶战，其方针是“动员各行各业都来参战，尽可能早发现病例，防止其散入医疗卫生条件较差的农村地区”。参战者已经动员到了城市的居委会与乡村的村委会一级。而热线举报电话的原则是“宁错勿漏”。 人人心中一本账：以太原的条件，救治尚且困难。如果疾病在农村暴发，后果将不堪设想。 (二) 激战之际，愈显出防疫一线的作战部队长年给养不足。 啜瑞义是转业军医，1984年就当了清徐县防疫站站长。他记忆所及，县防疫站近20年来只拿到过一次设备投资，是在1986年，用10多万元钱购置冰箱和一些简单的化验仪器。从1999年开始，县财政拨付防疫站的款项就出现了大缺口，只有通过卫生监督获得收入，可以勉强开出工资。 比如去年，县财政只给了20万元。防疫站有14名退休职工，就需要21万元。其余的全部由防疫站自收自支。全站的工资加费用，一年要80多万元，所以日子格外紧。防疫站的平均工资900多元，并不高，但到年关，常常发愁开不出工资。 今年出现紧急疫情，清徐县防疫站在费用上更显捉襟见肘。3月24日出现首例患者后，财务科长马秀珍立即购置了一批防疫必须使用的白大褂和一次性防护服。 4月17日，县里为防疫紧急拨款的2万元到账，总算付了款。 4月24日，疫情报警一个月以后，马秀珍终于狠狠心买了一箱方便面和火腿肠，让天天加班到凌晨两点的防疫员们吃上了宵夜。“这些日子，看着他们实在太苦了。”说着，她抽泣了。 县级防疫站如此，太原市的疾控中心担子更重，处境也只有更艰难。主任赵宝新没有时间算细账，只是觉得“人手根本不够”。为防止疫情扩散，需要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的对象越来越多，现在太原市疾控中心200多人中，100多人被抽调建立流调队。不过，当疫情扩大成散发，一切变得很难，“散发了，不知道传染源在哪里，也搞不清接触史。” 赵宝新他们想了很多新办法，包括盯人、现场追踪、医疗督导、系统排查。这些都意味着人员和设备，可人员和设备都远远不够，甚至办公用电脑也不能满足需要。除了再想办法，联合各路人马设置重点观察哨，就是加班加点。 工作实在太忙太累，连采访赵宝新本身都非常难。他除了不停地接电话，一有间歇就只想打瞌睡，让人不忍发问。记者随他的“流调”队伍前往一个发现了“非典”的工地进行排查。人们刚刚散开，只见这位疾控中心主任靠着一棵大柳树，竟已悄然入睡。 据副省长王昕向《财经》介绍，山西整个的防疫系统都相当落后，设备人才远远不足。不仅基层，甚至省级疾控中心，也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流行出血热的时候武装了一点，90年代初出现脊髓灰白质炎时又添加了一些。中心没有任何科研能力。此次山西是疫区，但在病原样本研究方面毫无作为。 她透露，因为这些年公共卫生方面欠账太多，国务院最近已经作出计划，从国债基金中拿出一部分钱，用于建立加强省市县三级疾病控制体系，初步的说法是县级100万元，市级300万元，省级2000万元。这种钱是为了长远建设，但眼下防疫体系应急已经困难之极。 在全国，山西还属于基层医疗系统相对完善的省份。除县级医院外，乡镇一级卫生院尚且存在并没有被拍卖，有合作医疗点的村庄在全省占到了88.9%。据王昕介绍，这得益于1998年山西搞过一次“农村健康工程”，山西自己拿钱又靠国家少量援助，改建了一批防疫站、妇幼站和乡镇卫生院(或是中心卫生院)，搞起了农村合作医疗，还确定了基层医务人员的培训计划。 现在，山西用于农村健康工程和农村卫生院建设的专项经费每年约在1000万元左右，偌大的省份，仅卫生院就有1800多家，实在是杯水车薪。 王昕很实在地说：“幸亏多少做了点事情，否则情况更糟，现在更要难办了！” (三) 山西的医疗救治系统，同样在飞来横祸面前暴露出脆弱性。 太原好医院不多。最好的三家，人民医院、山西医学院第一及第二附属医院，从一开始就设为定点医院。王昕说：“这是为了让老百姓信任，因为治疗这个病有难度。”不过，这些医院的设备条件仍嫌偏差，不足以应对突如其来的危机。 临床医疗救治力量和设备也严重不足。诊断治疗和护理SARS这类呼吸系统急症需要经验丰富、有专业特长的临床专科医生和护士，还需要呼吸机(有创及无创)、血氧监护仪、床头X光机等专用设备。李俊峰说，山西只有几家设呼吸科的医院，一家最多也只有三四十张床位的实力。最初，当地决定由山医一院和人民医院充当指定治疗SARS的医院，各准备了50张床位。谁知病人，包括确诊、疑似和观察病人增长的速度超过预计，专设的SARS病房很快不够用了。到4月初，新病房一时准备不出来，一度曾出现收治困难。一个疑似病人在门诊见不能马上入院，情急之下，竟然扯下接诊医生的口罩，迎面啐去…… 真正体会了“有备无患”意味着什么，山西从4月8日开始进行大规模调整准备，至18日，终于在太原安排出总计406张专治“非典”病人的病位，以应对疫情的继续蔓延。然而，救治设备的缺口仍非常显著。省人民医院的武晋副院长在向《财经》谈及设备需求时，一口气说了20多项，包括了急救车、抢救床、呼吸机、床边X光机、空气消毒机等基本设备。 人民医院的呼吸科副主任魏东光曾经接诊过最早的患者于某，3月8日就发现自己也染了病，同时感染的还有其他医护人员。事发突然，山西曾通过卫生部协调请来经验较多的广东专家会诊。 魏东光3月24日出院后又重入病房，成了人民医院救治“非典”的主力医生之一。他告诉记者，早期得以在太原向广东专家求教获益非浅，算是“因祸得福”。据悉，此间山西省卫生厅也抓住机会，请专家们在太原给一些医院的临床医生进行了诊治方面的培训。“幸亏我们下手早，现在这些专家还不好请了。”李俊峰说。 SARS的诊断和救治有相当专业难度，山西的医疗界在这方面起点很低，只能通过“临阵磨枪”式的专业培训做些最起码的准备。为应对SARS走出太原后的局面，山西从3月下旬起，分批对地市级医生也进行了诊治“非典”的专业培训。全省各地目前准备的接受“非典”床位已达到2000张以上。不过，李俊峰承认，在地市一级医院，内科病房一般不设专门呼吸科，专科大夫相当少见。而且，县级医院和乡镇卫生院还根本来不及进行正式培训。太原之外一旦有大规模的非典暴发，医疗救治力量仍会面临严峻挑战。 实践中，看去又是疫情走得更快。 《财经》记者一行在山西采访，了解到多数人认为政府定期披露的疫情数据确是真实的报告数字。所担心者，无非是疫情正在蔓延，在基层在农村真有患者未必能及时发现。副省长王昕说：“我们没想过要瞒，这些都是老百姓的命啊！”她还承认，因为基层诊断水平有限，仍然很可能发生误差。 “我们现在只好掌握一个原则，宁肯宽些，不要漏掉。” 王昕最担心的是晋西一带的防治能力。例如吕梁、忻州和朔州市医院。据她介绍，朔州的医院是城区医院改建的，条件较之一般地市医院又要差去许多。 水平偏低，发现和确诊SARS都会有困难。救治难度更大。例如吕梁刚买了两台呼吸机，不过，目前尚不能确认当地医疗界有能够熟练掌握呼吸机的人才。 要紧的是晋西已经发现了为数不少的“非典”病例。到29日18时，疑似与确诊合计，忻州五例，吕梁三例和朔州五例。危象已现。 (四) 虽然太原“先富起来的人”有条件赴北京看病，山西其实是个很穷的省。 山西有过相当富庶的过去，但毕竟是过去。近10多年来，这个地处太行之西、黄土高原之上的内陆省份经济实力一直增长比较慢，排名在全国不断下滑。20世纪80年代初期,山西的人均GDP曾排在全国第10位左右，至1998年已经下降到第17位,1999年则滑到18位。2001年,山西的人均GDP仅为7529.384元,比起排名第一的上海的37382元,相差了五倍之多。 即使在中部地区的六省中比较,山西也是排名比较靠后的,位次低于湖北、湖南和河南,仅仅列于安徽和江西之前。 如果看标志人民生活水平高低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标,山西位列全国倒数“三甲”；农民人均收入也长期徘徊在全国第20位之后。 突如其来的SARS之灾，对于山西不啻是雪上加霜！ 王昕告诉《财经》，今年以来，山西的经济形势本来非常好。现在第一季度的各项经济指标已经公布，山西GDP的增长是13.2%;工业增长速度达到了21.7%,财政收入的增长达到了28.4%，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则增长了13.9%,农村人均现金收入也增长了9.5%。 “今年是卯着劲要好好干一下。过去落后，要赶一下。现在，感觉很不乐观了。”她说，“(SARS)对山西的冲击太大了。” 山西省财政拿出钱“抗非”是见诸报端的，据统计，目前总额为7460万元。其中，省级财政1900万，市级以下财政拨付5560万。这些钱是应急，买设备，一线医疗人补助，还有必需的防治费用。省财政厅副厅长王亚对《财经》说，山西各地市基本上是“吃饭财政”，至少有一半属于困难县，还要靠转移支付才能保住饭碗。拿出这些钱，“吃饭”一定会受影响。可现在只能先救急。 他有些悲观地说，现在有两个不确定性，一是确定不了疫情持续时间，二是确定不了疫情范围。谁也不知道疫情什么时候结束。照目前的一般趋势，他粗算，山西的防治经费缺口至少在1.5亿元。 王亚还提到，除了疫情可能向农村扩散让人担心，还有煤矿。煤矿工作面小，人员居住集中，一旦瘟疫流行，后果堪忧。“特别是还会大大影响山西的煤炭生产”，那就直接关系到国家的能源供应了。 “天下之形势，必有取于山西也。”SARS阴影重重之中，山西正在奋争。现在还不是胜算在握，但这是一场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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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西侵”系列之二：忧患中西部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3年05月03日 17:50 《财经》杂志
【《财经》杂志将于5月9日推出《财经SARS调查特刊》，每周五出版，敬请关注！】
系列之一：疫区山西、系列之二：忧患中西部、系列之三：甘肃遇袭、系列之四：有气无力的四川乡镇卫生院、系列之五：分析--农民工在SARS阴影中、系列之六：背景--SARS全国传播链、系列之七：公共危机处理--美国经验与中国现实、系列之八：评论--重建中国公共卫生医疗系统、系列之九：经济--不再乐观、系列之十：广交会意兴阑珊、系列之十一：蒋彦永--诚实的医生 中国卫生资源在东部和西部、城市和乡村间的配置长期失衡，如此状况日积月累，中西部将如何应对SARS的威胁 □本刊记者楼夷 本刊实习记者田启林／ 警言与现实 4月24日，四川岳池县城汽车站。几位身穿制服的警察挥手示意，一辆来自深圳的长途汽车戛然停止。一位神情委顿的民工刚下车，就被带走了。 在这位民工的家乡——岳池普安乡十五大队，村民们纷纷猜测他犯了什么罪。一打听，才知道他是得了“非典”，从广东的医院逃回来的，却被堵在离家60里地的县城，重新送往医院。 来自岳池县的打工妹赵素芬告诉记者：“亲戚们都劝我要当心。”她还听说，另外一个从广东逃回来的民工尚不知下落。 类似的戏剧性排查正在全国各地上演，方式不一，既有村委会调查，又发动群众举报，甚至动用警力。随着农村“双抢”季节迫近，数百万打工者返乡的可能性，使农村的“非典”防治形势愈加不容乐观。 早在一个月前的4月9日，世界卫生组织就在其《中期报告》中预见到今天的困境：“中国的许多贫困省份根本没有充足的财力、物资和装备，来应付SARS的暴发。”在4月14日举行的北京新闻发布会上，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进一步表达了对中国内陆省份的担忧，并提出希望到新发病例的地方去调查。 这种担忧正在成为现实。3月7日，山西出现了首例病人，10天之后扩散到19例，并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为疫区。 4月15日，内蒙古出现首例病人，经过短短10天上升到70例。 4月17日，宁夏报告首例病人。截至4月30日10时，SARS已扩散到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其中包括内蒙古、甘肃、山西等缺乏医疗经验和设备的15个中西部省区。在全国确诊的3460例人中，中西部占483例；2203例疑似病例中，中西部占452例，且呈迅速上升趋势(参见本期相关文章)。 天平失衡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所指“内陆省份”，是指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四川、重庆、云南、贵州、西藏1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国土面积832.4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86.6%；人口7.16亿，为全国的59.1%。 长期以来，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根据2001年国家统计局的公报，中西部19省市区的人均GDP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3/4，仅相当于东部省份人均GDP的三分之一左右。 同样失衡的是卫生医疗资源配置。卫生部2001年的《中国卫生统计提要》显示，同为此次SARS重灾区，北京每千人拥有的医院床位数为6.28张，山西省只有3.23张；以每千人拥有的医生计，北京为4.62人，山西仅为2.69人；以每千人拥有的护士计，北京为3.59人，山西为1.33人。 在中西部19省市区里，山西省的医疗条件还算不错。在另一个也发现了SARS病例的安徽省，每千人拥有的床位数、医生数和护士数仅为1.83张、1.13人和0.67人，也就是说，平均下来，每五个安徽居民，才能享受到一个北京市民的医疗卫生条件。 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北京尚且猝不及防，中西部地区的医疗系统将会面临怎样沉重的考验！ 较早出现SARS疫情的宁夏，已经备尝苦果：没有专门的传染病院，除宁夏医学院附属医院设有传染病房，并配有两台专用呼吸机，其他综合医院均无传染病房；六所定点接诊非典医院没有配置非典病人专用呼吸机、床旁X光机、多功能监护仪和空气消毒机等医疗设备。另外，由于没有专门的流行病学实验室，检测病理还要送到北京，非典病情的快迅检查难以施行。 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在4月20日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坦承，由于中国农民的收入、农村医疗条件以及农民的自我防护意识相对比城市水平低，一旦农村发生疫情流行，后果将非常严重。 更加脆弱的防疫体系 受政府投入不足及农村预防保健机构服务能力的限制，农村公共预防保健服务更是非常薄弱。 据记者了解，一般而言，各地政府对县级预防保健机构的拨款只占其支出的1/3左右，大部分款项来自业务收入。这使防疫站、保健站等把主要精力用于门诊、住院等有偿服务的开展，计划免疫控制以外的某些传染病(如肝炎等)尚未得到有效控制，一些新的传染病(如性病、艾滋病)发病率出现上升趋势，甚至出现了一系列注射器和针头未消毒而导致大批农民感染艾滋病等触目惊心的恶性事件。 记者在采访中，普遍感觉到防疫系统人员对于“重医疗轻防疫”的不满。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一位专家告诉记者：“嘴上说‘预防第一’，实际上并不把预防放在第一位。”他告诉记者，为了保证吃饭问题，防疫部门只好自我筹集资金，靠创收弥补经费的不足。这样一方面导致预防和控制大规模疫情的能力下降，另一方面也出现了“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弊端。 此次SARS突然来袭，中国公共预防体系面临极大的考验。在SARS重灾区之一的山西，记者走访了太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得知该中心最大的问题是投入少，设备陈旧。中心门诊主任李茂栋以做血常规检验为例，“我们现在还是一边眼睛看着显微镜，一边用手计数，而大医院里都是机器直接打出来的。我们下去搞体检特别不方便。” 在记者的采访中，这些忙于抗疫的防疫人员都对于国家增加投入满怀期待。“只要把疫情损失的十分之一拿来投入，就好了。” 冰冻三尺 在SARS的威胁面前，如此脆弱的草根层农村公共预防机制让有识之士备感担忧。 “今日SARS的威胁，是中国长期失效的公共卫生体系对新型的流行病应对失措的集中体现。”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萧庆仑对记者说。 中国农村医疗体系曾有过短暂的辉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广袤的中西部和农村，与“赤脚医生”这个历史名词相伴随的农村合作医疗体系，曾给农民提供了最初级的医疗卫生保障。20世纪70年代，该制度与农村三级医疗保健网、赤脚医生一起成为农村医疗的“三大法宝”。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集体经济的衰落以及社会经济结构的深刻变革，医疗卫生体制逐步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使得农村合作医疗逐步解体。90年代后，政府在推进城镇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同时，提出了“恢复与重建”合作医疗制度的任务。但事实证明，除部分试点地区和城市郊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恢复和重建起来，其人口覆盖率始终低于10%的水准，90%左右的农民成为毫无保障的自费医疗群体。 至于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更是受到严重冲击，一些已经消灭或控制的传染病再度复发，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比比皆是(参见《财经》2002年4月20日号《农村医保风雨飘摇》)。 与此同时，在卫生费用逐步减少的压力下，各地纷纷出现了拍卖卫生院的一幕。1984年财政制度改革后，财政经费逐级下放给省县乡各级政府自行支配，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乡政府形成了“分灶吃饭”的一级独立财政，其中卫生经费也由县财政划拨到乡政府直接管理。但由于乡政府缺乏懂得卫生知识的管理人员，对乡卫生院的管理多是流于形式。加之很多地区乡财政捉襟见肘，出现了乡政府截流卫生经费的情况，甚至有的乡的工作人员的工资都是来自卫生经费。 “政府没有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研究员王延中谈起此事直言不讳，“这是政府从农村基本卫生服务的提供者和组织者的角色退出。” 另据世界银行专家对中国近11年来的公共支出的分析显示，中国公共开支的分配向富裕区域倾斜，而在区域内则向发展最快的省份倾斜。据统计，目前约占中国总人口15%的城市人口享用着2/3的卫生保障服务，而约占85%的农村人口却只能享用不到1/3的医疗卫生保障服务。在人口老龄化、人口流动性增强、劳动保护不足、部分地区生活环境恶化等因素的集体作用下，农民健康状况在许多方面呈现相对和绝对恶化的趋势。 萧庆仑教授则用“可悲”一词来评价中国对公共卫生的投入。1990年，中国医疗卫生支出占GDP的3.5%，人均医疗费为11美元，分别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4%和3%左右，甚至低于印度等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医疗卫生支出。《中国统计年鉴》显示，从“一五”时期到2000年，中国的卫生事业费占国家财政的比例一直徘徊在1%到2%左右，1996年以后不断呈下降趋势。1991年至2000年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在卫生总费用的构成比例中也逐年下降。 在萧庆仑看来，如果说中国在落后时期财政能力在公共卫生方面力有不逮，那么以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看，这么少的支出只能反映出政府对这个领域的忽视。 “毕竟基础医疗是一种公共产品，SARS事件让我们反思在市场化进程中政府不能退出的太彻底，政府对于公共卫生资源投入不足未来还会使我们陷入其它困境。”王延中对《财经》解释说。 迟到的努力 4月2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决定，中央财政设立非典型肺炎防治基金，基金总额20亿元，从预算总预备费中安排，主要用于：农民和城镇困难群众中非典型肺炎患者的救治工作；中西部困难地区县级医院的应急改造和购置治疗非典型肺炎的医疗设备；支持非典型肺炎防治的科技攻关等。财政部并即日从这笔基金中，对中西部地区按每省1000万元进行预拨，用于有关患者的救治工作。 为支持中西部地区疾病控制机构的建设，国务院在已安排20亿元国债资金的基础上，再安排9亿元；为支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一期工程建设，安排专项资金6亿元。 4月20日，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政府已经要求中央和地方财政准备充足的资金用于SARS的防治。“为控制疫情，中国花多少钱也在所不惜。目前还不能准确计算出需要投入多少钱，但卫生部已与财政部达成默契，只要卫生部所做的预算是合理的，财政部就会大力支持。” 出身财政部副部长和国务院副秘书长的高强此番受命，使许多观察人士产生更多的寄望：经此一疫，非常时期的救急与积累多年的卫生欠账问题能够一同得到解决。- 本刊记者叶伟强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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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西侵”系列之三：甘肃遇袭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3年05月03日 17:52 《财经》杂志
【《财经》杂志将于5月9日推出《财经SARS调查特刊》，每周五出版，敬请关注！】
系列之一：疫区山西、系列之二：忧患中西部、系列之三：甘肃遇袭、系列之四：有气无力的四川乡镇卫生院、系列之五：分析--农民工在SARS阴影中、系列之六：背景--SARS全国传播链、系列之七：公共危机处理--美国经验与中国现实、系列之八：评论--重建中国公共卫生医疗系统、系列之九：经济--不再乐观、系列之十：广交会意兴阑珊、系列之十一：蒋彦永--诚实的医生 甘肃省卫生厅称其医疗基础设施和就医环境“处于全国最落后状态”，而非典已经叩响了这一西部大省的大门 □本刊特约记者毛浓曦／发自兰州 4月20日，星期天。一些人在闲散中从甘肃省电台惊悉：甘肃定西发现两例输入性“非典”病例和一例疑似病例。同时，电台反复播放甘肃省疾病控制中心通告，寻找与两位“非典”患者同乘飞机、火车人员。 次日，兰州又发现一例疑似病例。甘肃各媒体对这些情况均作报道。 4月21日后，街头及一些公共场所不时可见戴口罩者，饭店、商场等均醒目地标示“已经消毒”，娱乐场所门前异常冷清，不少干脆关门。22日，记者连走几家超市，往日少有问津的消毒液“早就抢光了”，“什么时候有货不知道”。 风声鹤唳。甘肃人猛醒：“非典”真的来了。 应对之策 4月20日定西发现两例输入性SARS病例，使甘肃防治进入战时状态。此前政府层面的主要工作是动员、研究、部署，当日工作思路即由“预防为主”变为“预防、治疗、控制相结合”。 24日，记者到甘肃省卫生厅采访，颇感这里异常忙碌、紧张。在某处室，人们神色凝重，行走匆匆，一位处长正靠着堆满防护服、口罩的办公桌打电话，记者大致听出，是在催要口罩。记者伸出欲与处长握手，处长说：“我们现在都不握手。” 发现疫情的定西县，以最快的速度实施了七项紧急措施，包括对SARS患者和疑似病人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省上调集人员、设备、资金全力救治；连夜追查与患者和疑似病人有接触的人，进行保护、隔离、消毒；把4月19日下午与一位疑似病人同乘班机从北京返回定西的30名劳务工，全部收留到定西地区医院观察等等。 经追寻，与一例患者和二例疑似病人同机(113人)、同车厢(在甘肃下车约35人)的乘客以及一位“的哥”中，已和绝大多数取得联系，其中有75人留验观察，但均未发现“非典”临床症状。 记者在卫生厅采访时，省纪委来人问：通告所说“非典”患者的航班是哪一天的？在获知是18日北京返兰的MU2112航班后，来人长出一口气：“我们领导的航班是19日的！” 与此同时，一系列行政措施快速实施：省和各市州地均成立高规格的疫情防治领导小组；组建省级疫情处理组，负责疫情报告、调查处理、防治措施效果的评估、病源学样品的采集与检测等；组建省级医疗救治组，负责指导对疑难危重病人的抢救治疗；制定下发《甘肃省非典型肺炎应急处理预案》以及多项“非典”防治技术方案；向社会公布疫情信息和有关防控情况等。 4月27日，甘肃确认礼县一例死亡属“非典”致死。该青年病前在郑州打工，感身体不适后，于4月22日返乡，25日至礼县留验站治疗。该县已对死者做消毒、焚烧、深埋处理，对与其接触过的人、到过的场所严格按规定处置，同时加紧全面检查802名打工返乡人员。 并非杞人忧天 看起来，似乎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与广东、北京、山西等地比较，甘肃疫情更难以同日而语。然而，SARS阴影骤至，于甘肃仍有千钧之重。作为大西北的贫困省份之一，甘肃的医疗卫生状况经年积弱，应对大规模新疫情的还手之力已十分有限。 4月26日中午，甘肃省卫生厅副厅长李存文忧心忡忡地告诉记者：“幸亏甘肃只有几例，而且是在外地发生‘非典’数月之后，他们积累了很多经验可供我们直接采用。要是这事首发在甘肃，后果不堪设想。” 危险确实在与日俱增。目前，一些在广东、北京等地打工的人员开始返乡，使疫情扩散到农村的危险性增大。特别是定西县，疫情发生后，密切接触者量大面宽，查找困难，医学观察和隔离观察遇到人力、物力、财力的限制以及社会恐慌心理等困难，疫情随时都有扩散的可能。 甘肃省卫生厅厅长侯生华表示：“我省医疗卫生机构设施和技术条件较差，医疗救治设备、病房消毒隔离条件一时无法达到要求，经费困难，物资匮乏，特别是医护人员防护设备严重不足，控制非典的形势十分严峻。” 这并不是杞人忧天。据了解，甘肃是一个地方病比较严重的省份，2000年传染病发病率居全国之首，死亡率居西北之首；鼠疫、口蹄疫等26种法定传染病发病并扩散的危险性始终存在；2001年全省结核病发病率较上年继续增长；糖尿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发病率近年也快速上升，全省每年因此死亡的人数占全部死亡人数的22.08%，高出全国近10%。 “卫生资源相对紧缺，预防保健和疾病控制力量十分脆弱，医疗卫生的发展水平与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之间矛盾突出。”这是甘肃省医疗卫生系统对自身状况的总体评价。 据甘肃省卫生厅介绍，在医疗方面，代表着全省卫生事业发展水平的省级医疗机构，“目前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滞后，就医环境差，处于全国最落后状态。”最有代表性的实例是甘肃省人民医院，现有门诊楼和住院部楼均建于上世纪50年代，年久失修，已成危房。 兰州以外，基层医疗卫生状况更是乏善可陈。目前，甘肃省有41所较困难的县医院(接近半数)和360所乡镇卫生院(全省1500多个)的基础设施处于西部最落后状态；全省1.7万多个村卫生所有一半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修建的，现已破旧不堪，还有少数行政村没有医疗点。 在甘南藏族自治州，有一半的村无卫生所；在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回族自治县，有四个乡的卫生院每院只有一名工作人员。至于村级卫生机构，根本无从谈起。许多卫生院由于报酬过低，稍有技术的医护人员纷纷调离，导致一些基本的检查诊疗无法开展，甚至上个世纪70年代尚能开展的业务，现在却不能开展。 在甘肃省，越是农村，尤其是落后地区，发生各种疾病的几率越大。有调查显示，甘肃农村贫困人口中有25%系因病所致，陇南等地甚至高达40%以上。这些地方，疾病已成为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制约。 预防保健则更为落后。调查显示，在疾病中心应当配备的13种主要试验设备中，状况最好的兰州市疾控中心仅有七种，且使用年限较长，不能正常运行；临夏和甘南两州的疾控中心均只有两种，陇南地区疾控中心一种都没有。 李存文坦承：“甘肃卫生事业的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其它社会事业的发展，如不采取有效措施，必将影响全省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根本症结 甘肃导致医疗卫生水平低下的因素非止一端，但似乎都可追溯到“投入严重不足”上。 李存文副厅长告诉记者，甘肃的医疗卫生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基础还是不错的，那时国家仅卫生系统支援甘肃的人就有10批，达4000多人。“这些年来，支援的人才陆续离开甘肃，政府的投入又很有限，造成现在这种状况。” 据了解，省各级财政对卫生事业补助的增长幅度明显低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卫生总费用占经常性财政支出比例在下降。“九五”期间，全省卫生总费用占GDP比重保持在4%左右，低于4.82%的全国平均水平；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重从23.85%下降到19%；卫生事业费占全省财政支出比重由3.41%下降为2.40%；用于预防保健等社会卫生的支出在卫生总费用中占的比重也逐年下降。 目前财政补助、医疗服务收入、药品进销差价收入是医疗机构经济补偿的三个重要来源。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医疗机构在经济补偿方面普遍出现了“两头掉”的现象，即财政补偿渠道不畅，投入不足，且在人员工资、管理费用、各种医用物品成本上涨的同时，大多数技术服务项目收费价格较低，不能补偿医疗服务中的成本消耗。这种现象助长了医疗机构从药品销售、大型设备检查中得到补偿，扭曲了医疗行为。 多年来，财政对医疗卫生事业实行两种补贴方式：医院是差额补贴，卫生监督、疾病防控等公共卫生是全额补贴。但受财力制约，两者的补贴标准都比较低。 零星的数据显示，财政对省级医院的补贴仅占整个业务支出的10%左右，一年的补贴可发一个半月的工资，不足部分需从医疗服务、药品利润中出。但去年以来，药品实行招标采购，药品的价格降低，利润也随之降低；同时，医疗服务收费仍然执行数年前的较低标准。如在三级综合医院，心脏冠状动脉搭桥手术、颅内血肿清除手术的实际成本分别为14303.6元和1605.41元，但实际收费仅为900元和300元，总体上，医疗收费只占医疗成本的40%。 卫生厅一位处长称，甘肃全省对整个医疗卫生系统的投入每年约4亿元，平均到系统10万职工，每人约4000元，其中绝大部分用于人员工资，工作经费非常紧缺，只能维持基本工作。 没有足够的财力，人才问题必然突出。甘肃卫生人才的总体状况是“总量不足，整体素质不高，队伍不稳定。”在甘肃10万卫生工作者中，大专以上学历的只有40%，有高级职称的仅占卫生技术人员的23.9%，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6.3个百分点；每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3.1人，低于全国和西北五省的平均水平。 同时，由于住房、工资等待遇很低，工作、研究条件简陋甚至不具备，甘肃的卫生人才特别的高层次人才大量流失。据称，近年来仅兰州流到北京、广州的卫生人才就数以百计，到国外的也有两三百人。 痛于人才的大量流失，甘肃省卫生厅有关负责人甚至警言：如不改变这种局面，数年后社会公益性职能将无可行之策，国有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将无可用之才。 防患未然 SARS威胁登陆，目前甘肃省卫生厅已着手研究《西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理模式》。李存文介绍说：“国家有一个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理模式，但西部有自己的特情，基础很脆弱，我们研究这个模式，就是为了在西部突发疫情时，以最小的投入及早、有效地控制、预防疫情。” 思路是清楚的，但李存文副厅长认为，长远之策是抓基础工作。他将其称为“抓两头、放中间”，即一头大力扶持城市大医院，使其快速发展，使病人的很多难题在这些医院解决，而不是动辄跑北京、上海；另一头抓农村、社区，使民众一般的疾病可随时随地得到诊治；中间引入市场机制，放活中型医院及企业医院，使其与政府医疗机构展开竞争。 但在这个方案中，“钱从哪里来”至关重要。李存文认为，主要还是需要政府以各种方式投入。“毕竟医疗卫生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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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西侵”系列之四：有气无力的四川乡镇卫生院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3年05月03日 17:58 《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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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之一：疫区山西、系列之二：忧患中西部、系列之三：甘肃遇袭、系列之四：有气无力的四川乡镇卫生院、系列之五：分析--农民工在SARS阴影中、系列之六：背景--SARS全国传播链、系列之七：公共危机处理--美国经验与中国现实、系列之八：评论--重建中国公共卫生医疗系统、系列之九：经济--不再乐观、系列之十：广交会意兴阑珊、系列之十一：蒋彦永--诚实的医生 □本刊特约记者闻心／发自成都 截至4月30日，四川全省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病例累计12例，疑似病例21例，均为输入性。 相比于北京、广东、山西等地，这个数字不算触目惊心。但随着农村“双抢”季节迫近，数百万打工者返乡的可能性，使SARS有传入农村的危险；加之四川农村医疗的现状，防治形势不容乐观。 在四川农村，主要由乡镇卫生院承担着医疗卫生和防疫任务，而其中不少活得“有气无力”。 以四川广安市的一个区为例，在“非典”防治工作之前的调查发现，一些乡镇卫生院医务人员，利用国家优惠政策，自由分散经营，全区60所乡镇卫生院，分散经营的有22所，约占37%。分散经营的医务人员不纳税、不交管理费，有的还不承担法定义务，如预防保健工作、传染病报告工作等。 国家、集体投入乡镇卫生院的固定资产，在有的卫生院已经变成了职工获取个人利益的工具。固定资产的折旧、集体积累和发展再生产根本没有纳入医疗成本，使得卫生院的房屋越来越破，设备越来越旧。该区60所乡镇卫生院，仅有七台B超机，二台X光机，其他就是血压计、体温计、听诊器等简单设备，诊治手段十分落后。 乡镇卫生院人员年龄老化，技术水平低下。年龄在45岁以下、具有医师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只有32人，约占在职职工总数的9%，职工中只有少数人员是正规卫生专业院校毕业，绝大多数是跟师学艺和自学，还有一部分人连医疗基本知识都不懂，不少的病无法及时有效地诊断和治疗，医疗纠纷时有发生，所以病人宁肯舍近求远，到城市医院就诊。 四川省卫生厅对乡镇卫生院面临的这些问题也采取过针对性措施，2002年底下发文件，要求乡镇卫生机构上划到县级人民政府管理，经费预算指标相应上划到县级财政。实行政府举办的乡镇卫生机构给予定额和定项补助；实行人、财、物等由县级卫生行政部门按职责管理，以便改善乡镇卫生院的面貌。 但这项工作刚刚展开不久，非典就开始在国内出现，乡镇卫生院一时还难以具备足够的能力来抗击“非典”。 目前在国家和四川的紧急投入中，乡镇卫生院一级将获得相当的投入。省财政已安排拨付1200万元，其中500万元用于疫情防治，700万元用于购买设备和器材等。另外，各市(州)已安排1889万元。全省累计安排“非典”专项资金3169万，其中部分将用于乡镇卫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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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西侵：分析--农民工在SARS阴影中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3年05月06日 16:27 《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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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之一：疫区山西、系列之二：忧患中西部、系列之三：甘肃遇袭、系列之四：有气无力的四川乡镇卫生院、系列之五：分析--农民工在SARS阴影中、系列之六：背景--SARS全国传播链、系列之七：公共危机处理--美国经验与中国现实、系列之八：评论--重建中国公共卫生医疗系统、系列之九：经济--不再乐观、系列之十：广交会意兴阑珊、系列之十一：蒋彦永--诚实的医生 一些城市人突然对他们更少善意，返乡成为农民工们的自然选择，然而这却正是最大的 □本刊记者赵小剑 胡一帆／文 逃离北京 “大家都不想干了，想回家！” 小陈是建工集团承建的昆泰国际大厦工地上的一名普通建筑工。4月24日下午5时左右，小陈坐在几根钢筋上，与记者攀谈。他的背后是昆泰大厦挖了几十米深的巨大地基，数台超级大号圆锥型搅拌机正在轰轰作响，滚滚灰尘不停地腾挪弥漫。 记者问小陈，所在的工地是否有人患上“非典”，小陈回答“还没有”，但他强调许多工人都想回家，觉得北京像被瘟疫笼罩，太可怕了。就在几个小时前，他的几十名来自河北的同事就已经离开了北京。他们没有领到工钱，只拿到少许车旅费，还是毅然决然地坐上了北去的列车。 2003年4月的北京，暂时幸免于往昔肆虐的沙尘暴，却被由SARS病毒引起的恐慌阴云遮蔽得难以呼吸。迎面走来的许多路人几乎都将下半个脸藏在各式各样的口罩背后，口罩上面的眼神是明显的惊恐与不安。 然而，事实上，让人更感焦虑的恰恰是小陈们的生存状态。像他们这样的农民工放弃土地、背井离乡，选择以出卖劳动力为主要谋生手段，力图凭一己之力到北京闯世界。小陈告诉记者，他们二三十人住在40平米左右的两间房子里，没有任何医疗保险。“非典”袭击北京，老板并没有给他们发口罩，宿舍倒是每天都被消毒了，因为“每天回去都能闻到很呛人的消毒水味”。 小陈自称自己是江苏人，但听他的口音是分明的广东腔，他几次问记者：“广东的情况现在怎么样了？” 记者又来到位于呼家楼附近一处工地现场。正在躬身铺设路面的一位建筑工告诉记者，这个工地已经有五个民工被抬了出去。记者到工地大门口询问，只见两扇铁门紧闭，不许外人进入。两位头带绿色钢盔的保安，对记者“工地里是否有‘非典’患者”的问题均以“不知道”作答。 记者从工地周围人获悉，这个工地已被封锁，工地里面的人用餐是由专门人员送来，通过铁门递进去的。 北京市2002年外来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公报显示，至2002年11月1日，在京居住一天以上的外来人口为386.6万人(其中务工经商人员占76.7%，随亲家属占13.7%，学习培训占6.1%，探亲访友、因公出差、旅游购物、治病疗养、旅途中转占1.9%)。他们涉足建筑业、餐饮服务、修理服务、家政服务、商业、运输等各个领域。 对于拥有1300万人口的北京而言，顽强地突破现行城乡壁垒、从农村涌向城市的农民工，正是这个城市保持正常运转的齿轮上一根不可或缺的链条。然而，当SARS偷袭北京时，劳动负荷最重、劳动条件最艰苦、收入最微薄的他们，也是抗“非典”战线上最薄弱的一环。 没有医疗保险可以依靠，没有故土亲人可以依恋，在SARS的威胁中，他们还要遭受比平日里的白眼更为让人心碎的歧视。 据报道，4月24日，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乡芍药居小区贴出紧急通告：“在当前紧急预防非典时期，我们小区接到乡办事处通知，要求凡是居住在芍药居10号楼和11号楼的外地人，必须在三天之内搬出北京回到原籍，以免在北京传染上非典，请大家谅解。如若不搬，公安部门将强制执行。”落款为“居委会”，通告上没有任何印章。 这条“紧急通告”贴出后，立即在小区内外引起轩然大波。10号、11号楼下不少操外地口音的住户聚集在一起忧心忡忡地谈论着：“勒令三日内离京，我们能搬到哪里去呢？”“现在根本租不到合适的房子，也买不到回家的车票，更何况工作就在这里，离开北京我们一家怎么生活呢？”更多的人则在楼上楼下忙乱着搬运行李准备离开。好在25日，太阳宫乡责令芍药居居委会撕掉该通告，并对其进行了批评。 对于SARS的恐惧、来自异乡的冷眼与朴素的恋乡之情，形成一股合力，推进了农民工逃离北京的速度与规模。 采访中，有民工告诉《财经》：“死也要死在家乡。”4月底，一度冷清下来的火车站再现春运时人山人海的大场面。相当数量的民工背起行囊，踏上了不合时节的返乡之路。 4月26日凌晨3时30分左右，记者被楼下的嘈杂声吵醒，原来租住记者邻居家房子的十几名装修工不知从哪里搞来了一辆面包车，正将自己大包小包的行李塞进车中。深黑的夜幕下，他们红白方格的编织袋显得格外耀眼，这群来自内蒙古的北方人将在夜色中逃离北京。 北京仿佛一下子清静下来。但这是它的不能承受之轻。 蔓延之灾 SARS病毒通过民工蔓延至缺医少药的广大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后果将不堪设想。这正是许多专家学者、政府官员深为焦虑之处。 忧虑并不能改变现实的脚步，北京返乡民工携带SARS病毒感染家乡的事例逐渐浮出水面。 4月19日20时35分，甘肃省卫生厅接到定西地区卫生处关于定西县发现一例“非典”疑似病例的报告。省卫生厅组织专家赶往现场调查。根据临床症状、实验室检查结果以及肺部X线的征像，临床诊断两人为非典，一人为疑似病例。 甘肃首例“非典”患者叫马某，是一位25岁的回族小伙子，甘肃定西县香泉镇马家坡村人，高中毕业后到北京打工，至今已经五六年了。发病之前他是朝阳区一家拉面馆的经理。4月14日，他在北京自感全身酸痛乏力，在朝阳区小庄医院就医诊断为感冒。17日从北京乘T151次列车返家。18日到达定西。下车后直接去定西县医院传染科发热门诊就诊，医生怀疑有感染“非典”的可能，14时30分收住在隔离病区的单人房间。19日3时30分开始X线胸片、血象、体温等体征和临床症状符合病例诊断依据。专家组临床诊断为输入性非典型肺炎。 马某告诉记者，回京前两天就开始觉得头晕无力，但发烧并不高。当时之所以决定回家，就是觉得北京的“非典”越闹越凶，希望回家暂避一阵再说，没想到却把SARS病毒带回了家。 现在他在定西县医院住院接受治疗，交了治疗费等费用5000元左右。记者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正在输液，声音有些微弱而气喘。不过他告诉记者，他已经在渐渐好转。县医院的条件还不错，医生护士都穿着防护服、戴着厚厚的大口罩给他治病。 据人民网报道，近日经飞机和火车返回宁夏的民工已达1.1万人。这些人回到宁夏后，立刻分散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四个市的多个地方，给防治非典型肺炎带来相当大的难度。不排除这些人中存在感染者，成为宁夏当地人群非典型肺炎的播散者。 在太原，一位打工的河南民工，在临汾市转车时高烧不退，被送到传染病医院，后确诊为非典型肺炎，并免费住院治疗。令人难料的是，这位民工住院期间竟从医院二楼越窗而逃，临行还顺手牵走一部手机。 民工的逃跑令临汾市民担忧不已，当地警方随即全力追捕。根据手机信号的线索，警方一度追到火车站，但对方又关闭了手机。临汾警方根据已知线索，推断此人很可能坐火车回河南老家，即迅速与河南警方取得了联系。此后，这位疑似病人在河南林县被发现，送入当地病房。 近日，山西固原市公路检疫站截查的两批61人中，就有二人处于发热干咳状态。而在沈阳鲁园劳务市场，每天仍然至少有数千名外来民工在这里寻找工作，其中一些人来自“非典”疫区，包括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这里没有任何预防“非典”的迹象。 紧急阻击 为了遏制SARS在中国更为广阔的土地上肆意蔓延，中央立即公布了一系列阻击措施。 4月18日，农业部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农业部门做好农村非典型肺炎预防工作，坚决防止非典型肺炎向广大农村地区扩散。 通知特别强调，要阻断农民工因流动就业感染疫病和成为向农村传播疫情的途径。 4月20日，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20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对在城市里打工的农村民工，像城市居民一样，一视同仁给予积极救治，并实行医疗救助；如果农民染病，要及时送到传染病医院去治疗。对经济困难者，当地政府财政给予经费补助。如果当地财政经济困难，由中央财政给予补助。 而在此之前，按照1999年9月颁布的《北京市外地来京人员卫生防疫管理规定》中的第十六条的说法是“外地来京人员发生疫情时，疫情处理涉及的流行病学调查、疫点处理、应急预防接种、病人隔离治疗等费用，由用工单位承担；无用工单位的，由病人或其监护人承担”。 4月23日，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中央财政设立总额20亿元的非典型肺炎防治基金，用于救治“非典”患者、购置“非典”医疗设备等一系用途。关于基金用途，特别强调，对农村居民(含进城务工农民)及未参加有关医疗保障制度的城镇“非典”患者，医院要及时收治。 4月25日，北京市建委紧急通知，要求在《北京市对非典疫情重点区域隔离控制通告》实施期间，禁止外地施工队伍进京，禁止工地之间人员的流动调配，外地施工人员不得擅自离京。 市建委要求，严禁施工人员居住在通风不良的环境里，凡居住在地下室的施工人员必须立即搬出，每间房屋居住人员不得超过15人，每人床铺面积不得少于2平方米。工地必须每天对施工人员进行体温测试，并作好记录。每天对居住和饮食环境进行两次以上的消毒措施，对餐具要及时进行消毒。工地配备专职卫生监督员，负责对工地防疫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建委紧急通知公布后的第三天，记者戴着口罩再次到雅宝路附近的工地现场采访，工人告诉记者，工头已经向他们传达了建委不许回家的规定，并要求他们一旦有发烧症状立即上报，工棚每天定时消毒。 记者透过工地围墙的缝隙，看到工地上架起的临时工棚中依然是低矮而脏乱不堪，依然是大通铺。看来改善几十万民工的生存卫生环境非一日之功。 被遗忘的角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社会保障体系呈现出城乡分割的特点。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特别是1995年《劳动法》正式颁行后，中国城镇陆续建立起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救济金、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三条“保障线”，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工伤、医疗、失业、养老等各项保险，一套社会保障体系日趋完备。 但是，远离土地的城市农民工，多数却与这些社会保障无缘，其医疗保障更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记者从北京市劳动局了解到，原则上是允许外地人参保，但主要针对参保者从其他城市转入北京的保险接续事宜。对于负责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劳动局，记者有关农民工医保的提问显得匪夷所思。 据《北京市2002年外来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公报》显示，在386.6万北京外来人口中，务工经商人员占76.7%。在这部分外来务工主体人群中，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占3.2%；单位负责人占0.2%；办事人员占3.0%；商业工作人员占18.9%；废旧物资回收人员占1.4%；餐饮服务工作人员占14.4%；修理服务工作人员占3.0%；其他服务工作人员占14.5%；农林牧渔劳动者占2.1%；工业劳动者占15.0%；建筑业劳动者占19.8%；运输业劳动者占2.7%；不便分类的劳动者占1.7%。由此可见，这部分人群以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为主。 从受教育程度看，6岁及以上外来人口中，受大专及以上教育的占9.3%，受过高中教育的占15.8%，受过初中教育的占58.3%，受过小学教育的占14.3%，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占2.3%。平均受教育程度不高是这群人又一主要特征。 由是，农民工在城市的医疗保障很大程度上寄托于雇主的实力与仁慈，即使在SARS面前亦是如此。 在长安商场对面的四星级饭店“中国职工之家”做临时工的苗静静(化名)，此时此刻并不想回到东北老家。23岁的她告诉记者，目前“职工之家”已经停业，但公司给她们每人都发了口罩，每天定时喝预防SARS的中药，并建立了职工专用用餐通道，且每天都会定时消毒。记者问她是否害怕，“不害怕，我反而觉得这里比家里更安全。”苗回答道。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研究员王延中在接受《财经》专访时分析说，农民工可以分为几种类型，举家到城市去打工者是一种类型，这批具有在城市定居倾向的半城市化农民工虽然没有城市户口，但其生活、工作、学习都与城市居民类似。还有一种就是摆渡式的农民工，这批人经常往返于各个城市和农村之间，具有很强的季节性。他们最直接的追求就是经济收入，与社区的联系比较少，对于自身各方面的保障也无力关心。即使有些保障也主要依赖于雇主和流动农民工群体内部的一些措施。“而对流动性很强的后者我们更为关注。”王说。 王延中认为，农民工目前基本上属于自费医疗，也就是说，还没有社会干预力量覆盖到这个社会群体。现阶段他们的保障状况还主要依赖于雇主方的态度。虽然国家的《劳动法》、《公共卫生法》、《传染病防治法》对雇主有一些要求和约束，但总的来说还是一种软性约束。除了加强对雇主的约束，政府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建立社会医疗救助制度，财政资金是社会医疗救助主要资金来源。 针对目前的现状，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抗SARS”专家通过《财经》建议说，各省财政应通过各地驻京办事处对目前处于下岗又不能离京状态下的农民工进行补助，对于患病的农民工给与一定的慰问性津贴，以配合中央的医疗救助。她认为，与其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对逃走的民工围追堵截，莫若就地给其补助，以稳民心。 在增长与发展的天平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李培林在接受《财经》采访谈到，“非典”事件对于农民工将会产生深远影响。 他认为，作为廉价劳动力的农民工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充足的动力，而“非典”危机将大大抬高农民工的用工成本。政府已经意识到，当“非典”这类突发性事件来临时，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居住环境、卫生条件极为恶劣的农民工，不仅自身受到严重威胁，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安危严重威胁到整个社会的安全与稳定。 “这其实是人类天性中的自私之处——一种威胁只有威胁到了自身利益才会被真正认真严肃对待。”李培林总结说。 王延中、李培林两位专家不约而同谈到同一个观点，就是如何看待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近20年来，中国的经济模式一直以经济增长为导向和核心，GDP成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指标，它的持续高速增长始终伴随着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并且成为衡量其它价值的基础。尽管国家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但在不少决策者心中，经济增长才是第一位的，包括环境、医疗保障、就业、乃至公共卫生防疫系统等构成经济发展的一系列关键要素被忽略，造成“有增长、无发展”的现象。 李培林特别强调，经济增长是有底线的，如果经济增长总是一枝独秀，不能与环境、医疗保障、就业等其他相关因素协调发展，一旦底线被突破，迟早有一天人们会受到来自这些因素缺失的惩罚。 “从这个角度来说，SARS提醒了我们。毕竟经济增长是手段，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的福祉与安康，而不仅仅是那一个或高或低的数字。”李培林说。- 本刊记者对朱晓超此文亦有贡献
http://finance.sina.com.cn/g/20030506/1627337677.shtml
SARS西侵：背景--SARS全国传播链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3年05月06日 16:23 《财经》杂志
【《财经》杂志将于5月9日推出《财经SARS调查特刊》，每周五出版，敬请关注！】
系列之一：疫区山西、系列之二：忧患中西部、系列之三：甘肃遇袭、系列之四：有气无力的四川乡镇卫生院、系列之五：分析--农民工在SARS阴影中、系列之六：背景--SARS全国传播链、系列之七：公共危机处理--美国经验与中国现实、系列之八：评论--重建中国公共卫生医疗系统、系列之九：经济--不再乐观、系列之十：广交会意兴阑珊、系列之十一：蒋彦永--诚实的医生 □本刊实习记者吴小亮／文 祸始广东 广东是SARS病症的原爆点。 2003年1月2日，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接收了一名来自河源市的奇怪的肺炎病人：持续高热、干咳，X光透视呈现阴影占据整个肺部，使用各种抗生素无效。而且，在河源当地医院救治过该病人的八名医务人员，全部被感染发病，症状与病人相同。 专家们给这名患者临床诊断为“非典型肺炎”。这是“非典型肺炎”这个词在公众面前第一次“亮相”。 当时前来会诊的专家中，有人忆起曾于2002年11月16日在佛山市禅城区为同样症状的患者会诊。患者是农村村委会的干部，他是迄今为止广东有据可查的第一位感染非典型肺炎的病人。 继河源之后两周，1月19日，距广州只需不到两个小时车程的中山市，有28名患者出现同样病症，其中13位是医护人员，患者年龄最大的53岁，最小的才1岁零3个月。 省会广州，早在2002年11月28日，广州军区总医院呼吸内科就收治了一位高热男性患者，当时医生给这位患者下了“重症肺炎”的诊断。事后追溯，该患者得的应属于现在所说的非典型肺炎。 从2月5日至10日，这六天是广东SARS的暴发期，省内SARS传播达到每天50宗以上。 在大多数人茫然无知的情况下，神秘的病原体开始了它奔赴全国、全世界的旅程。 △2003年1月4日广西 1月4日至14日，广西河池市境内柳州铁路局金城江机务段发生一起呼吸道传染病暴发疫情(属家庭接触传染型)，共发病六人，其中死亡二人。 直到2月中旬广东省部分地区确认发生非典型肺炎疫情后，广西疾病控制中心认为，河池市上述病例，与广东省“非典”病例发病特征相似。并正式将其归类为回顾性非典型肺炎疫情。 △2003年2月17日湖南 2月17日，湖南报告了首例病人，即为在广东的湘籍打工者，染病后返回家乡。 进入4月，湖南又报告了六例广东输入性“非典”病人。其中一名19岁的女病人，患病后先在深圳龙岗医院治疗，病重后回湘治疗，抢救无效，因呼吸衰竭于4月2日9时死亡。 4月中旬，大批在北京、广东等地求学的湘籍学生返乡，湖南省的SARS防治形势骤然严峻起来。湖南开始加强防治SARS的措施。27日，长沙共有七名干部因为防范“非典”不力被免职。这七名干部中卫生部门五人，物价部门二人，其中包括长沙市疾病控制中心主任等两位副处级干部。 △2003年2月27日山西 谁也没想到，SARS居然在第一时间从广东蔓延至内陆省份山西。 据介绍，目前山西省“非典”病例均为输入型和继发感染病例，共有三条主要传染链，形成了两轮高峰(参见本期封面文章《疫区山西》)。 △2003年2月10日四川 2月10日，赴广州探亲、奔丧后返回四川广元的吴某一家三口，先后出现高烧、全身肌肉酸痛等症状，住入了广元市410医院。12日，经追查病史和临床观察，确诊为非典型肺炎。 3月29日，一名已在广东患病并经初步治疗的农民工，回到老家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治疗，被确认为疑似病例。据四川省非典型肺炎防治小组专家分析，四川全部非典病例均为输入型，大多是从广东传入的，尤以在广东务工的农民为主。 △2003年3月上旬香港 香港最早的“非典”病例出现在位于沙田的威尔士亲王医院，一名医院员工出现发烧及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不久，香港大批医护人员感染病倒。疫情不断扩散蔓延。到3月下旬，病毒已经进入了社区，受感染人数每日以数十人的速度增加。 根据香港卫生署宣布的“肺炎个案源头发现”，来自广东的64岁医生刘某于2月21日，和太太一起前往香港，参加侄儿的婚礼。此前，刘一直在广东中山二院治疗非典型肺炎病人，曾接触过200名以上病人。当晚，他入住香港京华国际酒店。就在那里，他传染了一个多伦多女人，一个来自温哥华的男人，一个美国商人，三个新加坡女人和一个看望朋友的26岁的香港男人。他们把病菌散布到全世界。 北京接棒 早在3月1日，北京就接收了第一例非典型肺炎病例。患者是26岁的山西籍女子于某，此前她在广东从事珠宝生意，她的数位家人也先后受到传染，来到北京求治。这是北京SARS流行的源头之一。 作为首都的北京疫情日现，其为害也甚烈。以北京为中转站，全国各地纷纷出现可疑病例。 △2003年3月27日内蒙古 进入4月，内蒙古成为内地SARS的重灾区之一。 3月7日，内蒙古发现第一例疑似病例报告。此后，中部、西部和东部的六个盟市相继出现病例。 呼和浩特市有三组病例：第一组起点为一民航女乘务员，她曾于3月15日飞往香港，波及八人；第二组为一中学生，他在看望患病住院的亲属后发病，波及三人；第三组为巴彦淖尔盟铁路医院的一名实习生，他在北京结束实习后回乡后发病。 由于气候等因素的影响，内蒙古的“非典”发病来势凶、危害大、流行范围广、传播力极强。且内蒙古的“非典”病例属输入性与继发性病例并存，防治形势严峻。 △2003年4月7日宁夏 4月22日晚11时，宁夏首例输入性非典型肺炎病人赵某医治无效死亡。 40岁的赵系内蒙古自治区磴口县人，3月28日从北京出差回来，4月1日便出现高烧、头痛、干咳、少痰、呼吸困难等病症。4月7日晚因病情加重，从磴口县人民医院转院住进宁夏医学院附属医院传染科，被确诊为宁夏首例输入性非典型肺炎患者。 此后，与其接触过的赵的妻子、连襟、妻弟、弟弟等五人也陆续发病，先后被证实为非典型肺炎患者。 △2003年4月15日天津河北 4月15日，54岁的河北省某县民政局干部孟某，由北京民航总医院转院至天津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接受心脏内科治疗。孟某16日下午开始发烧，并有咳嗽等症状，后因严重肾衰于4月20日上午10时许死亡，被确定为输入型非典型肺炎。 经查证，孟某在北京民航总医院住院期间，该院曾收治过“非典”病人。 第二例患者陈某，男，70岁，是孟同一病房的病友。4月20日22时许死亡。 差不多同时，与河北省接壤的北京、山西、天津均有“非典”病例报告。而河北省报告的确诊病例大都与北京疫区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并且病例家庭聚集性明显。 保定市和张家口市报告家庭病例10例，占总病例数的25%。保定六例确诊病人中，五例是去北京为非典死亡人奔丧而感染。张家口市的一个病例是在北京护理丈夫而感染，又传染给儿子、女婿和亲家母。 △2003年4月中旬湖北吉林 4月13日，湖北省黄冈市中心医院接诊了一名叫李某的59岁的高热女病人。该病人于4月12日由北京来红安，黄冈市中心医院接诊后将其收治该院内科病房。在返京后李某被确诊为非典型肺炎病例，随后，内科医生张某也被确诊。 位于东北的吉林省，也发现了首例输入性疑似非典型肺炎病例。该疑似病例为姐妹俩。妹妹曾于发病前两周内，在北京收治非典型肺炎的医院护理产妇。回来后，出现发热、干咳、全身肌肉酸痛等症状。姐姐发病前曾与其妹妹有明显的接触史，临床症状与其妹相似。 △2003年4月19日辽宁 4月19日，辽宁省葫芦岛市发现一例非典型肺炎病例。患者王某，46岁，绥中县小庄子乡凌家村村民，曾于4月9日至15日在北京探望、护理患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亲属。 △2003年4月21日甘肃陕西 4月21日，甘肃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甘肃日报》刊登了寻找4月18日乘坐北京至兰州MU2112航班旅客、4月17日乘坐北京至西宁T151次列车14车厢在甘肃境内下车者的紧急通知。 25岁的马斌是甘肃定西县香泉镇马家坡村人，长期在北京从事餐饮工作，在北京有与非典型肺炎病人接触史。14日，马斌在北京自感全身酸痛乏力，在朝阳区小庄医院就医诊断为感冒。17日从北京乘T151次列车返家。18日到达定西，下车后直接去定西县医院传染科发热门诊就诊。医生怀疑他有感染“非典”的可能，收住在隔离病区的单人房间。19日，他开始高烧、干咳，肺部有阴影。专家诊断为非典型肺炎。 在北京期间曾经陪护过“非典”病人的60岁的马思成，也于18日乘飞机由北京到兰州。从兰州机场乘车返回定西，在他的妹夫家休息。19日开始高烧，在定西县医院传染科发热门诊就诊，被确定为“非典”病人。 此时，邻省陕西也发现了首例输入性非典型肺炎病例。这位女性非典型肺炎病人今年39岁，西安人，4月间曾陪护其他病人前往北京治病。4月10日开始发烧，并出现病症。4月16日回到西安后住院治疗，20日确诊。 第二天，在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一名新西兰人被确认为非典型肺炎患者。 流散全国 △2003年4月1日福建 福建厦门市发现两例疑似非典型肺炎病例。两人同一单位同一批从香港培训归来。他们曾与其他64人一道住在香港淘大花园，并于3月30日返回厦门。同行其他人并未发现非典病情。 △2003年4月2日上海 3月27日，一名女性商人从香港洽谈商务回到上海，途中已有症状，4月2日在第四人民医院被确诊。 4月7日，患者68岁的父亲出现了发热等症状。并于4月17日被确诊为上海第二例非典型肺炎患者。 △2003年4月8日山东 4月8日，一位山西人接到调令，到驻山东省济南市的一中央企业任职。此前的4月4日，他曾因发烧，到太原某医院就诊。4月9日，继续发烧，到济南千佛山医院治疗，最终被诊断为“非典”患者。 △2003年4月16日河南 河南分别于4月16日、17日发现并确诊三例非典型肺炎病例，分别为驻马店、南阳、开封市从外地回乡的人员。 22日，河南又新确诊三例“非典”病例。而这3例新确诊的“非典”患者发病前，都曾在北京市的医疗机构从事过打工、陪护或探望病人活动。 △2003年4月18日重庆 黄女士系万州区某局一女职工，今年48岁。4月5日曾随单位组团赴新、马、泰旅游，4月17日随团返回万州。当晚出现感冒症状，发热、干咳，4月18日被传染科收治，成为重庆市第一例疑似“非典”病例。 △2003年4月20日江西江苏浙江 一名广东省番禺市的货车司机驾车从广东到上海。4月20日途经江西省上饶地区时，自觉有发热症状，到当地医院诊治，被列为“非典”疑似病例。 江苏省苏州市，一个来自北京的旅行团内，一位67岁的游客有呼吸道感染发热症状，4月20日晚8时送入医院诊治，被列为疑似病例。 浙江省卫生厅4月20日宣布，杭州市发现三例输入性非典型肺炎病例。患者为三兄妹。4月12日，他们全家六兄妹分别从北京、上海、杭州汇聚武汉扫墓。来自北京的大姐当时已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返回北京后于4月19日被确诊为输入性非典型肺炎。4月18日，在杭州的三兄妹也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4月19日晚被确定为“非典”病例。 23日，浙江省卫生厅又发布公告称，截至当天晚6时，该省又发现两例输入性非典型肺炎疑似病例。其中余姚的一名男性患者系自广交会上返回的某公司供销员。在广州参加广交会期间，这位供销员于4月20日因发热、咳嗽在广州某医院就诊，被诊断为“扁桃体炎”，故提前搭乘广州飞往宁波的航班返回，后由该公司驾驶员专车接回余姚某酒店，因发热不退，于4月21日晚到某医院就诊，被确定为疑似病人。 △2003年4月23日安徽 4月21日，一名阜阳的打工妹乘1540次列车(深圳至郑州)从深圳返回。四个月前，她去深圳市横岗镇打工。4月17日自觉高热，全身酸痛。4月19日到横岗镇医院就诊。次日出现干咳。因经济困难，她决定回乡。4月22日下午她抵达阜阳，其家人送至阜阳市第一医院就诊。23日晚确诊为“非典”。 此后，4月26日安徽又发现三例输入型“非典”病例，皆为临泉在京务工人员返乡。 截至4月30日，全国报告有疫情的省份达26个。疫情正以超乎人们想像的速度在全国蔓延传播。- 本文资料来源：各省区发布的官方疫情报告及权威媒体公开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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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西侵：背景--SARS全国传播链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3年05月06日 16:23 《财经》杂志
【《财经》杂志将于5月9日推出《财经SARS调查特刊》，每周五出版，敬请关注！】
系列之一：疫区山西、系列之二：忧患中西部、系列之三：甘肃遇袭、系列之四：有气无力的四川乡镇卫生院、系列之五：分析--农民工在SARS阴影中、系列之六：背景--SARS全国传播链、系列之七：公共危机处理--美国经验与中国现实、系列之八：评论--重建中国公共卫生医疗系统、系列之九：经济--不再乐观、系列之十：广交会意兴阑珊、系列之十一：蒋彦永--诚实的医生 □本刊实习记者吴小亮／文 祸始广东 广东是SARS病症的原爆点。 2003年1月2日，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接收了一名来自河源市的奇怪的肺炎病人：持续高热、干咳，X光透视呈现阴影占据整个肺部，使用各种抗生素无效。而且，在河源当地医院救治过该病人的八名医务人员，全部被感染发病，症状与病人相同。 专家们给这名患者临床诊断为“非典型肺炎”。这是“非典型肺炎”这个词在公众面前第一次“亮相”。 当时前来会诊的专家中，有人忆起曾于2002年11月16日在佛山市禅城区为同样症状的患者会诊。患者是农村村委会的干部，他是迄今为止广东有据可查的第一位感染非典型肺炎的病人。 继河源之后两周，1月19日，距广州只需不到两个小时车程的中山市，有28名患者出现同样病症，其中13位是医护人员，患者年龄最大的53岁，最小的才1岁零3个月。 省会广州，早在2002年11月28日，广州军区总医院呼吸内科就收治了一位高热男性患者，当时医生给这位患者下了“重症肺炎”的诊断。事后追溯，该患者得的应属于现在所说的非典型肺炎。 从2月5日至10日，这六天是广东SARS的暴发期，省内SARS传播达到每天50宗以上。 在大多数人茫然无知的情况下，神秘的病原体开始了它奔赴全国、全世界的旅程。 △2003年1月4日广西 1月4日至14日，广西河池市境内柳州铁路局金城江机务段发生一起呼吸道传染病暴发疫情(属家庭接触传染型)，共发病六人，其中死亡二人。 直到2月中旬广东省部分地区确认发生非典型肺炎疫情后，广西疾病控制中心认为，河池市上述病例，与广东省“非典”病例发病特征相似。并正式将其归类为回顾性非典型肺炎疫情。 △2003年2月17日湖南 2月17日，湖南报告了首例病人，即为在广东的湘籍打工者，染病后返回家乡。 进入4月，湖南又报告了六例广东输入性“非典”病人。其中一名19岁的女病人，患病后先在深圳龙岗医院治疗，病重后回湘治疗，抢救无效，因呼吸衰竭于4月2日9时死亡。 4月中旬，大批在北京、广东等地求学的湘籍学生返乡，湖南省的SARS防治形势骤然严峻起来。湖南开始加强防治SARS的措施。27日，长沙共有七名干部因为防范“非典”不力被免职。这七名干部中卫生部门五人，物价部门二人，其中包括长沙市疾病控制中心主任等两位副处级干部。 △2003年2月27日山西 谁也没想到，SARS居然在第一时间从广东蔓延至内陆省份山西。 据介绍，目前山西省“非典”病例均为输入型和继发感染病例，共有三条主要传染链，形成了两轮高峰(参见本期封面文章《疫区山西》)。 △2003年2月10日四川 2月10日，赴广州探亲、奔丧后返回四川广元的吴某一家三口，先后出现高烧、全身肌肉酸痛等症状，住入了广元市410医院。12日，经追查病史和临床观察，确诊为非典型肺炎。 3月29日，一名已在广东患病并经初步治疗的农民工，回到老家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治疗，被确认为疑似病例。据四川省非典型肺炎防治小组专家分析，四川全部非典病例均为输入型，大多是从广东传入的，尤以在广东务工的农民为主。 △2003年3月上旬香港 香港最早的“非典”病例出现在位于沙田的威尔士亲王医院，一名医院员工出现发烧及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不久，香港大批医护人员感染病倒。疫情不断扩散蔓延。到3月下旬，病毒已经进入了社区，受感染人数每日以数十人的速度增加。 根据香港卫生署宣布的“肺炎个案源头发现”，来自广东的64岁医生刘某于2月21日，和太太一起前往香港，参加侄儿的婚礼。此前，刘一直在广东中山二院治疗非典型肺炎病人，曾接触过200名以上病人。当晚，他入住香港京华国际酒店。就在那里，他传染了一个多伦多女人，一个来自温哥华的男人，一个美国商人，三个新加坡女人和一个看望朋友的26岁的香港男人。他们把病菌散布到全世界。 北京接棒 早在3月1日，北京就接收了第一例非典型肺炎病例。患者是26岁的山西籍女子于某，此前她在广东从事珠宝生意，她的数位家人也先后受到传染，来到北京求治。这是北京SARS流行的源头之一。 作为首都的北京疫情日现，其为害也甚烈。以北京为中转站，全国各地纷纷出现可疑病例。 △2003年3月27日内蒙古 进入4月，内蒙古成为内地SARS的重灾区之一。 3月7日，内蒙古发现第一例疑似病例报告。此后，中部、西部和东部的六个盟市相继出现病例。 呼和浩特市有三组病例：第一组起点为一民航女乘务员，她曾于3月15日飞往香港，波及八人；第二组为一中学生，他在看望患病住院的亲属后发病，波及三人；第三组为巴彦淖尔盟铁路医院的一名实习生，他在北京结束实习后回乡后发病。 由于气候等因素的影响，内蒙古的“非典”发病来势凶、危害大、流行范围广、传播力极强。且内蒙古的“非典”病例属输入性与继发性病例并存，防治形势严峻。 △2003年4月7日宁夏 4月22日晚11时，宁夏首例输入性非典型肺炎病人赵某医治无效死亡。 40岁的赵系内蒙古自治区磴口县人，3月28日从北京出差回来，4月1日便出现高烧、头痛、干咳、少痰、呼吸困难等病症。4月7日晚因病情加重，从磴口县人民医院转院住进宁夏医学院附属医院传染科，被确诊为宁夏首例输入性非典型肺炎患者。 此后，与其接触过的赵的妻子、连襟、妻弟、弟弟等五人也陆续发病，先后被证实为非典型肺炎患者。 △2003年4月15日天津河北 4月15日，54岁的河北省某县民政局干部孟某，由北京民航总医院转院至天津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接受心脏内科治疗。孟某16日下午开始发烧，并有咳嗽等症状，后因严重肾衰于4月20日上午10时许死亡，被确定为输入型非典型肺炎。 经查证，孟某在北京民航总医院住院期间，该院曾收治过“非典”病人。 第二例患者陈某，男，70岁，是孟同一病房的病友。4月20日22时许死亡。 差不多同时，与河北省接壤的北京、山西、天津均有“非典”病例报告。而河北省报告的确诊病例大都与北京疫区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并且病例家庭聚集性明显。 保定市和张家口市报告家庭病例10例，占总病例数的25%。保定六例确诊病人中，五例是去北京为非典死亡人奔丧而感染。张家口市的一个病例是在北京护理丈夫而感染，又传染给儿子、女婿和亲家母。 △2003年4月中旬湖北吉林 4月13日，湖北省黄冈市中心医院接诊了一名叫李某的59岁的高热女病人。该病人于4月12日由北京来红安，黄冈市中心医院接诊后将其收治该院内科病房。在返京后李某被确诊为非典型肺炎病例，随后，内科医生张某也被确诊。 位于东北的吉林省，也发现了首例输入性疑似非典型肺炎病例。该疑似病例为姐妹俩。妹妹曾于发病前两周内，在北京收治非典型肺炎的医院护理产妇。回来后，出现发热、干咳、全身肌肉酸痛等症状。姐姐发病前曾与其妹妹有明显的接触史，临床症状与其妹相似。 △2003年4月19日辽宁 4月19日，辽宁省葫芦岛市发现一例非典型肺炎病例。患者王某，46岁，绥中县小庄子乡凌家村村民，曾于4月9日至15日在北京探望、护理患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亲属。 △2003年4月21日甘肃陕西 4月21日，甘肃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甘肃日报》刊登了寻找4月18日乘坐北京至兰州MU2112航班旅客、4月17日乘坐北京至西宁T151次列车14车厢在甘肃境内下车者的紧急通知。 25岁的马斌是甘肃定西县香泉镇马家坡村人，长期在北京从事餐饮工作，在北京有与非典型肺炎病人接触史。14日，马斌在北京自感全身酸痛乏力，在朝阳区小庄医院就医诊断为感冒。17日从北京乘T151次列车返家。18日到达定西，下车后直接去定西县医院传染科发热门诊就诊。医生怀疑他有感染“非典”的可能，收住在隔离病区的单人房间。19日，他开始高烧、干咳，肺部有阴影。专家诊断为非典型肺炎。 在北京期间曾经陪护过“非典”病人的60岁的马思成，也于18日乘飞机由北京到兰州。从兰州机场乘车返回定西，在他的妹夫家休息。19日开始高烧，在定西县医院传染科发热门诊就诊，被确定为“非典”病人。 此时，邻省陕西也发现了首例输入性非典型肺炎病例。这位女性非典型肺炎病人今年39岁，西安人，4月间曾陪护其他病人前往北京治病。4月10日开始发烧，并出现病症。4月16日回到西安后住院治疗，20日确诊。 第二天，在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一名新西兰人被确认为非典型肺炎患者。 流散全国 △2003年4月1日福建 福建厦门市发现两例疑似非典型肺炎病例。两人同一单位同一批从香港培训归来。他们曾与其他64人一道住在香港淘大花园，并于3月30日返回厦门。同行其他人并未发现非典病情。 △2003年4月2日上海 3月27日，一名女性商人从香港洽谈商务回到上海，途中已有症状，4月2日在第四人民医院被确诊。 4月7日，患者68岁的父亲出现了发热等症状。并于4月17日被确诊为上海第二例非典型肺炎患者。 △2003年4月8日山东 4月8日，一位山西人接到调令，到驻山东省济南市的一中央企业任职。此前的4月4日，他曾因发烧，到太原某医院就诊。4月9日，继续发烧，到济南千佛山医院治疗，最终被诊断为“非典”患者。 △2003年4月16日河南 河南分别于4月16日、17日发现并确诊三例非典型肺炎病例，分别为驻马店、南阳、开封市从外地回乡的人员。 22日，河南又新确诊三例“非典”病例。而这3例新确诊的“非典”患者发病前，都曾在北京市的医疗机构从事过打工、陪护或探望病人活动。 △2003年4月18日重庆 黄女士系万州区某局一女职工，今年48岁。4月5日曾随单位组团赴新、马、泰旅游，4月17日随团返回万州。当晚出现感冒症状，发热、干咳，4月18日被传染科收治，成为重庆市第一例疑似“非典”病例。 △2003年4月20日江西江苏浙江 一名广东省番禺市的货车司机驾车从广东到上海。4月20日途经江西省上饶地区时，自觉有发热症状，到当地医院诊治，被列为“非典”疑似病例。 江苏省苏州市，一个来自北京的旅行团内，一位67岁的游客有呼吸道感染发热症状，4月20日晚8时送入医院诊治，被列为疑似病例。 浙江省卫生厅4月20日宣布，杭州市发现三例输入性非典型肺炎病例。患者为三兄妹。4月12日，他们全家六兄妹分别从北京、上海、杭州汇聚武汉扫墓。来自北京的大姐当时已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返回北京后于4月19日被确诊为输入性非典型肺炎。4月18日，在杭州的三兄妹也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4月19日晚被确定为“非典”病例。 23日，浙江省卫生厅又发布公告称，截至当天晚6时，该省又发现两例输入性非典型肺炎疑似病例。其中余姚的一名男性患者系自广交会上返回的某公司供销员。在广州参加广交会期间，这位供销员于4月20日因发热、咳嗽在广州某医院就诊，被诊断为“扁桃体炎”，故提前搭乘广州飞往宁波的航班返回，后由该公司驾驶员专车接回余姚某酒店，因发热不退，于4月21日晚到某医院就诊，被确定为疑似病人。 △2003年4月23日安徽 4月21日，一名阜阳的打工妹乘1540次列车(深圳至郑州)从深圳返回。四个月前，她去深圳市横岗镇打工。4月17日自觉高热，全身酸痛。4月19日到横岗镇医院就诊。次日出现干咳。因经济困难，她决定回乡。4月22日下午她抵达阜阳，其家人送至阜阳市第一医院就诊。23日晚确诊为“非典”。 此后，4月26日安徽又发现三例输入型“非典”病例，皆为临泉在京务工人员返乡。 截至4月30日，全国报告有疫情的省份达26个。疫情正以超乎人们想像的速度在全国蔓延传播。- 本文资料来源：各省区发布的官方疫情报告及权威媒体公开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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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西侵：公共危机处理--美国经验与中国现实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3年05月06日 16:16 《财经》杂志
【《财经》杂志将于5月9日推出《财经SARS调查特刊》，每周五出版，敬请关注！】
系列之一：疫区山西、系列之二：忧患中西部、系列之三：甘肃遇袭、系列之四：有气无力的四川乡镇卫生院、系列之五：分析--农民工在SARS阴影中、系列之六：背景--SARS全国传播链、系列之七：公共危机处理--美国经验与中国现实、系列之八：评论--重建中国公共卫生医疗系统、系列之九：经济--不再乐观、系列之十：广交会意兴阑珊、系列之十一：蒋彦永--诚实的医生 中国是否需要建立常设的公共危机管理机构？ □本刊实习研究员Tad Fallows 实习记者刘安田 胡春磊/文 此次SARS暴发，暴露出中国在应对大规模公众危机上，缺少足够的经验，而更重要的，是缺少一个专业的危机预警和处理机制，循法定的程序。在这方面，美国的经验值得效法。 CDC打响SARS防卫战 对于美国来说，SARS(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同样是一个重大的潜在威胁。迄今为止，针对SARS，美国CDC(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在三个主要的方面都采取了应对措施：研究，协作和信息发布。 在CDC的众多研究工作中，最著名的是实验室研究。此前，CDC和WHO(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上许多其他实验室一道，确定了SARS的致病源冠状病毒。CDC主管朱莉·哥伯丁博士说：“研究实验室能够利用这些信息，着手开发抗滤过性病源体的药物，合成疫苗的主要成分，并展开诊断性试验，使得疾病在初期就能够被发现。” 此外，CDC的网站还说明，它已经“配置了医疗官员、流行病专家和其他专门医师，在世界范围内协助现场调研”。例如，CDC寄生性流行病学的部门主管詹姆斯·麦克蒯尔博士就是在最近几个星期参与广东、北京和上海调研的WHO专家小组的成员。在美国，CDC还一直帮助各州和地方卫生部门调研潜在的SARS病例。 作为美国医疗的协调机构，CDC在获悉SARS疫情之后的数小时之内就成立了危机行动中心(Emergency Operations Center)。该中心在4月1日还只有一些志愿官员，而现在，据哥伯丁博士说，已经是“一个世界级的行动中心，应付任何公共卫生危机，不管是生物恐怖袭击还是某种新型疾病的暴发”。该中心运作经费高达710万美元，这使得美国卫生官员能够建立SARS传播的信息库，同时可以和欧洲、亚洲的同行相互交流。 第三个方面是信息发布。美国首席医师(Surgeon General)特别助理艾里克·诺齐博士在巴格达接受《财经》杂志的电话专访时说，信息发布是“极端重要的”。信息的循环以资料收集为起点，并依次经过资料分析和据此采取行动等几个步骤，“信息发布是一个信息循环的完结，”诺齐博士说，“收集的信息大部分都是毫无用处的废话。”CDC的工作就是从谣言中筛选出事实，并向公众报告已经被确认的信息。除了发布新闻简报和在网上提供信息，CDC还发布健康警告，通知那些从疾病感染地区进入美国的人士，建议他们监控健康，并提供症状的清单。 筑公共卫生防护网 美国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体系以CDC为核心，构筑了强大的公共卫生防护网。美国的疾病控制工作主要由国家及地方的卫生机构负责。这些机构的工作包括：发现、报告以及治疗病例。过去几周来一直在中国为WHO工作的CDC流行病学家麦克蒯尔博士解释道，美国各州在中央政府下，有相当多的自治权，这和中国的省有些近似。 在出现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时，总统有权视危机的严重性决定是否需要宣布国家进入“危急状态”，并启动2003年起用的联邦应急计划(Federal Response Plan)。但无论是否进入“危急状态”，美国都有一整套系统，能使各州在面临危机时迅速得到联邦的援助，从而避免各州的危机影响到全国疾病的监控工作。麦克蒯尔博士还指出，近年来，美国国家疾病控制系统有两次大显身手的机会：一是自然暴发的西尼罗河热；另一是恐怖活动所引起的炭疽热。这两次事件使美国有机会去检验并完善其应对紧急医疗事故的系统。 联邦医疗援助有多种形式。其中一个重要的功能是在疾病暴发早期及时发现并发出预警。为此，在过去的50年中，美国完善了一系列的协定，各个地方的卫生当局每天要向CDC报告各种不同疾病的病例数量，即使在正常时期也是如此。诺齐博士解释说，之所以要有这些协定，是因为社会有许多信息来源，同时不同情况有不同的信息要求。整个社会有许多不同的机构和不同的合作者，“通过这些协议，CDC能够使得他们顺利协作。”CDC网站说，“单一的监督系统不可能捕捉到所有的信息来监控公共卫生。”一般而言，CDC的信息传递链条是从城镇到郡，再到州，然后是国家卫生当局。 联邦医疗援助的另一职能是在疾病暴发后，及时调整应对之策。CDC会连续地追踪新发病例，以使民众能及时知道疾病的传播态势。同时，CDC还将来自其它组织对抗疾病的研究信息共享，以确保从各研究机构能取长补短。其他政府提供的援助包括：技术支持、人手协助以及财政方面的支援。技术支持可能会涉及到实验室试验、以及CDC的医学专家的调用；当地方医疗机构缺少足够医疗人手去应对突发疾病时，CDC会为他们派出其职员协助。Maguier博士说：“如果国家需要，我们可以派出10位流行病学专家。”同时，联邦政府还会为那些没有足够财力去应对突发疾病的州或地区提供资助。 尽管联邦应急计划只是在总统和州长官发布危机声明后才采取行动，但CDC的主要目的却是卫生预防，而不是等问题出现之后才对之作反应。为此，CDC采用大量的监控措施。这些监控项目包括，国家重点疾病监控体系(the National Notifiable Disease Surveillance System)(该体系负责报告一系列危险疾病的所有病例)，卫生保健工人全国监控体系(the National Surveillance System for Health Care Workers)(CDC称，该体系是为了防止卫生保健工作人员在职业中面临和感染疾病)。其他两个体系，危机ID网(Emergency ID Net)和全球新出现传染病预警网络(Global Emerging Infections Sentinel Network)直接从许多美国和世界上其他主要的医院取得资料，帮助CDC发现疾病发展趋势。 诺齐还说，通过这些不同的协议和措施，CDC希望在只有一到两个病例、而不是等病情大面积扩散时，就能察觉一次疾病的暴发。 如何应对国家危机？ 这样一个严密的公共卫生管理体系其实是整个国家危机反应系统的一个有机成分。一旦出现类似于SARS的危机时，FEMA(The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就负责协调各地各方对主要危机的各种反应，这意味着整个国家的危机反应系统开始起作用。FEMA成立于1979年，由当时的美国总统吉米·卡特总统合并数家联邦机构而来。 诺齐博士指出，美国直到最近才发展出来一个完全有效的协调系统。“建立这样一个无缝联结的灾难系统花了25年时间。”他说。现在，美国的危机反应系统由联邦应急计划所管理。该计划超过300页，非常明确地说明27个不同的联邦部门和机构在各种不同的灾难情况下所负的责任。 根据联邦应急计划，州和地方政府负有处理危机的主要责任。国家政府只是“当灾难的后果超出州和地方的处理能力之外时，提供补充性的帮助”。在这种情况下，所在州的长官必须向联邦政府发出请求，而且必须在总统宣布危机发生之后，联邦政府才能介入。 一旦这种情况出现，FEMA就会成为所有各种反应努力的协调机构。诺齐博士说，FEMA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在许多国家中，不同的团体之间毫无交流。”他说。美国之所以能够避免这种问题，是因为“所有的信息都进入一个机构”。信息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来源，包括国家机构、州机构和当地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军队。 FEMA隶属美国国土安全部，负责全面协调，各个具体领域的危机反应则由其他的机构负责管理。联邦应急计划将危机反应分为12个领域，并给每一个领域指派了一个领导机构。这些领域是：交通、通信、公共设施及工程、消防、信息与规划、公众救护、资源支持、卫生和医疗服务、城市搜寻和救援、危险物品、食品、能源。 各个机构各司其职。比如说，在危机中负责协调卫生和医疗服务的机构是卫生和福利部，而CDC就是其主要组成部分。在提供自己的医疗专家和设备等服务的同时，该部门还必须确保12个其他机构都处于有效和合作的状态。美国依靠其危机反应系统的高效运作，确保自己在SARS防卫战中掌握主动。 借镜美国经验 经过多年经营，美国已经发展出一套相当完善的危机管理体系，值得我们借鉴。这套体系构筑在整体治理能力的基础上，通过法制化的手段，将完备的危机应对计划、高效的核心协调机构、全面的危机应对网络和成熟的社会应对能力包容在体系中。 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教授、美国国家公共生产力中心研究员张梦中指出，美国的有效应急机制在对SARS的战役中，创零死亡记录，这要归功于其早发现、早治疗、隔离检疫和预警应急措施。在世界卫生组织首次公布SARS疫情后，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立即决定提前启用新建的应急工作中心。而此时，美国还没有确诊的SARS病例。该中心的启用明显增强了美国各政府部门和各级地方卫生机构、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等的实时信息交流能力。 比较之下，中国没有一个独立和常设的危机管理协调机制。每次灾害发生后，根据灾害程度，各省政府办公厅临时成立一个工作小组，应付省内的危机。当遇到像1998年洪灾这样单个省市无法处理的事件时，中央政府会成立一个临时工作小组，协调各个省市的救灾与危机处理工作。对于这套灾害应付程序，老百姓通过媒体，早就熟知了。 清华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薛澜认为，这种临时成立的领导小组有三个缺点：临时成立的工作小组不具有延续性，因此危机处理后的经验不能够有效保留；危机处理需要政府各个机构的合作，临时成立的小组每次都需要大量的时间与相关的机构进行协调；临时领导小组事先没有一个有效地危机处理计划，而专门的危机处理协调机构有一套成熟的危机处理操作方案。薛澜建议中国政府成立一个类似于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FEMA)的危机处理协调机构，以立法的形式授予其对其他政府机构进行协调和调度的权力。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学院副院长张成福亦称，SARS本身是一种危机，但是这也为中国进一步的体制改革提供了机会。中国政府应该吸取这次SARS危机的教训，应该理顺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建立一套制度化的体系对付社会出现的各种危机。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实践、积累和学习来锻造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提升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 事实上，中国目前正在积极进行预防未知传染病的制度建设。为此，张梦中提出五项建议。首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该有一流的实验设备和科研工作者。其次，各省、市、县、乡镇的公共卫生部门应当有专职、专业人员负责流行病信息的收集、加工、分析和传播。第三，各医院、诊所应该加倍警觉，对各种可能的传染性疾病案例信号及时收集、分析并传播给当地政府卫生部门。第四，应当建立和完善全国性的计算机网络、覆盖各级各类政府公共卫生部门、科研机构、事业单位、非盈利团体、民间机构及医院、诊所等。第五，各地党政部门应该给予公共卫生危机管理系统以人力、财力的鼎立支持。在应对别的突发危机方面，可以参照美国或其他西方发达国家，建立政府的危机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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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西侵：评论--重建中国公共卫生医疗系统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3年05月06日 16:13 《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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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之一：疫区山西、系列之二：忧患中西部、系列之三：甘肃遇袭、系列之四：有气无力的四川乡镇卫生院、系列之五：分析--农民工在SARS阴影中、系列之六：背景--SARS全国传播链、系列之七：公共危机处理--美国经验与中国现实、系列之八：评论--重建中国公共卫生医疗系统、系列之九：经济--不再乐观、系列之十：广交会意兴阑珊、系列之十一：蒋彦永--诚实的医生 一个完整的公共卫生系统，应该在城市和农村双管齐下，否则留下农村这个大缺口，任何先进的城市疫病防线也会顷刻崩溃 □萧庆伦/文 为什么是中国？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公共卫生和医疗体系一直存在比较深层次的危机。进行国际比较可发现，在公共卫生支出方面，中国在世界上属于最低一档。我从1981年开始研究中国的公共卫生情况，同时对30多个国家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研究表明，非洲最穷的一些国家都要比中国的人均卫生支出水平高出一倍。世界卫生组织在2000年的“世界卫生报告”中，中国在191个国家的卫生系统中排名188位，因为其卫生系统不平衡，而且政府在改进人民的卫生条件中无所作为。 如果说，在经济还比较落后的时候，中国的财政支出在公共卫生方面力有未逮尚属情有可原，那么经过多年国民经济和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以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看，过少的支出只能反映了财政部和计委等部门对这个领域的不重视。我认为中国在公共卫生和医疗方面的投入现状可以用“可悲”一词来形容。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在应对SARS的过程中，卫生部确实有其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该负责的并不只是卫生部。卫生部一直寻求更多的财政拨款，但得不到各方面的理解，成效有限。 深层次的原因是，社会整体对公共卫生的投入严重不足。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SARS导致目前的局面，是中国长期失效的公共卫生体系对新型的突如其来的流行病无力应对、同时举措失当的集中体现。硬件不硬，软件太软，使得此次SARS让上上下下措手不及。 其实在此之前，这种窘迫的境况已经显露过端倪。1998年在香港和台湾等地区流行禽流感，导致这些地区在整个夏天都处于恐慌之中。而且在此之前，已经发生过两次这种流感。只是当时影响的地域比较小，没有引起社会足够的重视。但事实却是，中国人口多，家禽牲畜多，生活环境局促，卫生习惯和条件很不理想，各种病毒总会不断出现，重新建立公共卫生和医疗系统势在必行。 之所以说是重建，是因为中国曾经有过一个相当健全的公共卫生和医疗系统，只是近20多年来，这个系统已经完全垮掉了。早期，中国的公共卫生系统曾经得到全世界的认可和赞许。该系统遍布最基层的农村，并扎根于当地。赤脚医生受过基本的训练，有基本的医疗知识，可以告知村民基本的卫生常识。在此之上，还有各级防疫体系，构成一个相当严密的公共卫生网络。 但是，后来中国在疾病预防和公共卫生领域开始滑坡。一个似是而非的口号“百花齐放，自找出路”占据了政策的主流。这个好听的口号反映了当时国家对卫生和防疫保健系统的政策就是，在财政拨款不多的情况下，要防疫站自己创收。由于相对于疾病预防和公共卫生来说，开门治病更为有利可图，所以在利益的驱动下，很少有人愿意去从事疾病预防和公共卫生的工作。 由于国家投入不足以维护这个系统，于是这个系统的机构和人员纷纷自谋出路，导致20多年来中国整个疾病预防体系，特别是农村的疾病预防体系逐渐崩溃。没有人乐意和专心做卫生和疾病监督；很少对保健、卫生人员进行专业培训；流行病发生多少、程度如何、如何上报、如何应对，这些机制已经完全缺失了。 一直以来，中国在医疗卫生方面的口号是“以防为主”，遗憾的是，过去的政策其实在鼓励医疗创收，把医疗当成一种商品，或者一个盈利的产业，实行的是病后医疗。由于防疫比治病的收入要低得多，所以，如果以盈利为目的，所关注的就不是健康本身，而是医疗所带来的收入。这条路是不对的。当然，不但中国如此，实际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包括美国在内，所走的方向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错误。 现在最担心的是SARS在贫苦地区的农村暴发，那才是一场真正的灾难。如果那种情况不幸发生，那我们将只能是有心抗疫，无力回天了。流行病最容易在农村流行和暴发，因为中国流动人口多，而且农村没有基本的医疗保障，农民缺乏基本的防疫常识和手段。广东省最初对SARS的控制不好，有大量的农民工从广东回到中西部农村。总的来说，中西部财力、医疗力量均薄弱，必须一开始就控制；如果一开始就控制，从人口总量看，感染的人数还不是特别多，中国是有医疗队伍处理先期的情况的。 问题是现在有许多问题我们心中无数，到底有多少人回家过年时携带病毒回家？农村有多少人感染？这都需要作详尽的调查。如果当地公共卫生和医疗体系没有能力判断，怎么能够追查这些病情？现在应该当机立断，尽快动员当地县级医院的医生放弃其手头的创收工作，下乡参与疾病控制工作；村医要尽快将疑似病例上报。中国政府的组织能力很强，可以动员防疫站、医院、各级组织，一层层进行教育和培训，并对疑似病人作检查和上报。 对于这些措施，财力和技术层面不会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其主要工作集中在发现、上报。真正要确诊，是通过发病之后X光确认，此前的判断是不准确的。因此在监察和上报过程中也不必要求确诊，其财力、技术要求不很高。 如何重建公共卫生防护网？ 建立公共卫生管理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全国性问题。要控制SARS疫情以及以后可能发生的流行疾病，进一步建立一个完整的全国性的公共卫生医疗系统，任重而道远。在制度上，应当有一个总体框架： 首先，政府要看清自身的责任。医疗和公共卫生是一项社会公共产品，中国必须、也有足够的财政力量去履行这项责任。同时，政府在这个领域上要帮助贫困的人。财政系统部分人士一直没有看清楚公共卫生和健康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而且他们一直不听专家的意见。应当说服、教育他们乃至整个政府。为此，要由部长一级的官员带头接受教育。 其次，切实将政策向“以防为主”的方向转移。花大力气在事先的防范、而不是病后医疗的盈利上。医疗“产业”产出多，医疗系统创收多，不一定意味着社会公众的健康。在目前SARS导致的事件中，多年来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协调的问题，已经表现得很明显。 在具体的实施中，由于农村和城市的现实情况不同，应该针对具体的情况建立相应的机制。 在农村，其机制的要点是： ——建立深入到村一级的医疗和卫生体系，而不能仅仅像现在那样只在形式上到达乡一级。 ——医疗和卫生体系要有社会尤其是政府的组织，必须避免把医疗当成纯粹的盈利途径。 ——政府的支持应该主要提供给需方，而不是提供给供方，改变目前低效和农民不能受益的状况。现在，政府的卫生拨款全部提供给供方(即各级卫生机构，最后的些微剩余给了乡镇卫生院)，供方用政府的钱主要用于养人，而不是提供服务。要建立一个新型的基本机制，仍然需要政府支持，但是，政府要把卫生拨款的大部分转移到需方(农民)，集中使用，账目公开，农民监管。在此基础上农民也不是完全享受无偿服务，要自己出一部分钱。农民一旦有这些条件，出于自己利益的要求，会监督乡村医疗机构和医疗人员。现实操作中，要从最基础的村一级开始，由农民自己因地制宜，组织医疗卫生，而不是从乡卫生院一级才开始实行。在这个基础上，把疾病预防、公共卫生体系建立起来。 如果要完全重建一个制度，不但要花费巨大，而且成功的可能性也不大，还是在现有的基础上重建比较现实。现在实行的对西部农民的补助是一个明智的措施，虽然数目少，但有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城市则是另外一套制度，因为城市里组织性更强，人们具备更好的知识，而且基础和农村有别。 首先，城市里的防疫站(疾病控制中心)要切实地建立起来，政府要提供必要的设备和不低于同级医务人员的福利待遇。不能让防疫人员只是名义上防疫，实际上抛弃本职工作去自己创收。 城市最基本的医疗单位应该是社区医疗(其特点是疾病预防、公共卫生，诊断治疗一般性疾病和转移重症病人到上一级医院)，要全面实施从社区一级开始，自下而上的医疗系统。 从此次SARS危机看，中国貌似比较现代化的城市卫生体系其实不经风浪，更不必说农村的卫生体系了。一个完整的公共卫生系统，应该在城市和农村双管齐下，否则留下农村这个大缺口，任何先进的城市疫病防线也会顷刻崩溃。当然，这需要很长时间的艰苦努力，但是，从目前就应该开始行动，否则，等到下一次疾病危机暴发再后悔，就已经太晚了。 在此基础上的公共卫生的危机管理系统，必须建立在科学(即医疗专家系统)、而不是政府行政命令的基础上。世界上先进的国家，都有独立的科学的疾病管理系统，政治上不能对其有太多的干预。一旦发觉有问题，医疗专家系统要有相对独立的权限进行处理。这涉及到体制的问题，政府需要对这个系统进行授权。 政府在这个系统中所要做的事情，主要是监督该系统的运作而不是干涉，并配合其具体的执行措施(比如说隔离等强制性措施)。重要的是尊重专家意见，保持这个系统的相对独立性。- 【萧庆伦，哈佛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系教授，因其杰出的学术成就而获得K.T. Li经济学教授职位，对台湾、香港的公共卫生和医疗机制建设有重要贡献。萧庆伦自1981年开始对中国公共卫生和医疗状况进行深入研究。2002年以来，萧庆伦及其研究小组在贵州省开阳县和陕西省镇安县两个贫困地区，选择三个乡近六万人，深入2800个农户，收集第一手资料，着手“中国农村互助医疗保险”试点研究，并探讨重建中国公共卫生医疗系统的可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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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西侵：经济--不再乐观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3年05月08日 12:25 《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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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将使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更为明显地表现为投资
□本刊记者官青 实习记者胡春磊
短期损失和滞后累积效应
“我们认为目前指挥防疫工作的领导人不仅有能力而且负责任。”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胡祖六在其最新的分析报告中评论道。
但是，由于疫情的扩散和人们恐慌心理的加剧，短期内的损失已是不可避免。摩根士丹利亚洲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估计，取消“五一”长假将使今年GDP增长率降低0.2至0.4个百分点。正常经济活动的中断所招致的经济损失更多。
银河证券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师宋国翔指出，SARS已明显影响了中国的投资环境，部分国家对人员往来中国设立了限制，还可能会影响到以后中国利用新增国外直接投资的速度，进一步对经济增长产生消极影响。
虽然迄今为止，受影响的主要是第三产业，但是胡祖六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柱、占GDP中45%的制造业是否会受到波及表示了一定的担心，认为这仍是一个最大的未知数。
据最新数据，与去年同期相比，3月份中国工业生产增长17.5%，出口增长35%，进口增长40%。就广东的情况看，虽然疫情早在2002年11月便已出现，珠江三角洲的经济活动却无受影响的明显迹象，工业生产和出口均保持着良好的势头。这主要是由于大量商品定单是在疫期前确定，大量经济活动在短期内不会发生巨大变动的缘故。
宋国翔表示，原先主要的顾虑是，在疫情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和人们对疫情防范没有充分信心的情况下，消费者的消费和企业的投资活动将受到抑制，对总需求的增长产生消极影响。现在看来，疫情还带来了供给方面的重大冲击。
企事业单位医疗卫生支出增加带来了社会生产成本的提高；民众信心不稳定带来了劳动生产率的下降；隔离措施导致生产活动中断。这种情况甚至可能导致跨国
公司将生产活动转移到其他国家。需求冲击与供给冲击相结合的结果是带来经济增长的减速，其长期影响将如何呢？
“疫情的滞后累积影响不可忽视。”国泰君安证券经济研究所宏观部经理周克瑜认为，即使在今年9月底之前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如果不能尽快找出病因和根本性的治疗方法，疫情是否出现反复仍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信心的恢复就需要更长的时间。
时间仍是关键变量
尽管政府不断加大力度，对症药的寻找及疫苗的试制工作也在加速进行，但是虑及此病目前在内地的蔓延速度、据估计多达1.5亿的民工和贫困农村地区落后的医疗设施，令人不免对疫情何时能得到有效控制感到担忧。时间依然是SARS的经济影响分析的关键变量。
胡祖六分析，按照乐观的预测，疫情若在本季度末得到控制，即新增感染人数趋于稳定或者下降，中国GDP所受影响将仅限于0.5个百分点。外国直接投资(FDI)所受影响极小，至多只是时间延迟。因为绝大多数跨国公司在作FDI决策时，更看重的是中国的长期增长潜力。
目前，虽然飞机客运量骤减，但是货运量有力地支撑着局面，表明内地工厂与异地供应商及顾客之间原材料、中间产品以及成品的流动依然通畅。至少在这一点上，
中国仍是世界可信赖的生产者和供应商。虽然旅游等个别行业损失惨重，但是由于2003年第一季度中国GDP的增长率高达9.9%，就国民经济总体而言，这个减幅是可以忍受的。
然而，如果疫情持续时间超过第二、第三季度，那么工业生产和对外贸易都将受到冲击。2003年GDP增长将损失1.5个百分点，即GDP增长率将下调至6%，为1990年以来的历年最低。可以预见，届时部分跨国公司将从中国撤资，转而寻找替代性的生产或供应基地。
谢国忠提出了三种假设。其一，SARS与其他许多呼吸道疾病一样，入夏后病毒毒力逐渐减弱；或者，其二，两个月后尽管病毒毒力未减，防治效果却已显现，感染率开始下降。根据这两种假设，大多数经济影响都集中表现在第二季度，可能等于放弃一个季度的增长，并于7月份恢复正常。其三，病毒变异，导致暴发多波疫情，意味着增长率将远低于目前的预测。对此假设，现在基本无法作有意义的预测。
4月2日，谢国忠已将全年GDP增长率的预测下调至6.5%。“出口仍然对放缓的经济起到缓冲作用。如果FDI仅仅是延迟而非转走，那么中国的出口在可预测的未来就将保持强势。”
宋国翔亦指出，疫期长短无论是对经济影响的差别，还是对中国利用FDI影响的差别都可能非常大。从广东的经验看，只
要措施得当，中国的SARS疫情将有可能在半年内得到有效控制。所以，中国经济将仅在SARS疫期内波动，此后经济活动将恢复正常，甚至可能由于疫期中受抑制的经济活动释放出来而出现加速增长。
他预测2003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增长率最低可能为10%左右。从长期看，外资仅占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5%左右，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主要来自国内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增长，因此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增长放缓导致的影响相对有限。
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可能影响
“一些投资者在想，中国政府是否会像香港和新加坡那样，引入经济刺激政策，以抵消SARS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胡祖六指出，由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今年3月通过的2003年预算已相当具有扩张性，目前宏观经济状况已相当宽松，因此如果下个季度前后疫情得到控制，那么政府将遵循该预算而不太可能引入新的措施。
胡祖六的报告称，实际上，在SARS成为头等大事之前，中国的一些政策制定者就曾倾向于“收紧”，给可能已经“过热”的经济，特别是地产泡沫降温。对他们来说，SARS对于热得发烫的经济有如一场“冷水浴”，能够加速促使经济活动回归健康适度发展的轨道。
但是，如果按照悲观的假设，政府则将采取行动，缓解经济所受的打击。一旦外贸或FDI增长势头出现任何明显放缓的迹象，政府都几乎肯定会进一步显著地放松经济。
周克瑜指出，按照悲观的估计，假若疫情不能在9月前得到有效控制，持续时间延长，加上滞后影响效应的存在，此次SARS疫情对我国今后的宏观经济政策将产生不可忽视的间接影响。
为了加强对SARS疫情的防治，政府已经加大了财政支出，继宣布投入约4亿多元用于在铁路、公路、机场预防疫情的蔓延后，又决定设立20亿元的专项基金。此外，中央还计划对一线医务人员进行补贴等。因此，今年中央政府突破原来财政赤字预算已不可避免，而且存在继续扩大的可能性。
周克瑜认为，为保证今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的实现，抵消SARS对消费造成的冲击，根据以往的调控经验，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扩大投资。在这种情况下，预期今年年内中央再增发100亿元至200亿元国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为了保证国债的顺利发行，在招标上可能也会采取更加灵活或优惠的措施。如果再考虑到上述滞后影响的存在，不排除明年继续加大积极财政政策力度的可能性。此外，为了防止今年通缩局势出现反复的可能性，央行的货币供应量可能还会进一步加大。一旦央行的货币供应量继续提高，而且国债投资力度也有所加大，则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将表现出一种更为明显的投资主导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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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西侵：广交会意兴阑珊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3年05月08日 12:28 《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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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之一：疫区山西、系列之二：忧患中西部、系列之三：甘肃遇袭、系列之四：有气无力的四川乡镇卫生院、系列之五：分析--农民工在SARS阴影中、系列之六：背景--SARS全国传播链、系列之七：公共危机处理--美国经验与中国现实、系列之八：评论--重建中国公共卫生医疗系统、系列之九：经济--不再乐观、系列之十：广交会意兴阑珊、系列之十一：蒋彦永--诚实的医生
“大家都知道是来捧场的，”一位参展客商
□本刊记者曹海丽／发自广州
4月25日，第93届广州商品交易会(以下简称广交会)第二期如期开幕。福州工艺品进出口公司职员陈先生到外面的书摊上买了一本最新一期的《故事会》。当记者在下午走进他的展位时，他正一个人津津有味地读着。陈列着圣诞主题商品的12平方米展位内没有一个来客。
“没事做，就买本书看看。”只透露了姓的陈先生说。
这在去年是不可想像的事。福州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的展位虽然不大，但占据的是广交会最好的位置之一——和广交会展馆正门直接相连。这意味着大部分来客都要先经过这个展厅。这样一个展位的费用是10万元。
这个成本费在去年实在算不上什么。去年同期广交会，福州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的成交额有100多万美金。但“今年就没底了”，陈先生说。
他向记者说，公司有一二十个固定客户，主要来自美国和欧洲的发达国家。由于受非典型肺炎影响，今年他们都没有来。
3月份，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新的旅游指引，要求其他国家的公民除非必要的商务活动，不要到包括中国的广东和北京在内的几个“非典”疫区旅行。4月初，许多原定在中国举行的国际会议已经宣布取消，包括4月中旬在北京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中国高峰会议。而在展览会之都香港，这种情况更甚。不过，广东方面自3月以来，就一直强调“非典”疫情在广东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到广东旅行和出差是“安全的。”
“这种情况以前没有过”
宁波象山中亚工艺有限公司总经理郑阿利清楚地记得，去年的广交会人山人海，由于天气较热，展馆内通风不是很好，甚至有人在川流不息的楼梯上晕倒。
今年没有这个问题，尽管此间广州的街市上弥漫着一股热浪。为防范“非典”，整个展馆内加大了通风。据报道，交易会在15日开幕前已进行了一次全面卫生清洁活动。交易会期间，专门有人负责打开门窗通风换气，每天至少开窗两次，每次不少于30分钟；凡有人员作业的展馆则每天开馆前提前半个小时开空调，闭馆后延迟1小时关空调。
“今年比去年干净、舒服多了，”郑阿利说。
今年来的人大大减少。记者在几个展厅走了一圈，看到到处客商寥寥。很多展位内没有一人光顾。最好的情形也不过同一时间五六人在观看。很多参展人员沉闷地坐着，无所事事。福州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的陈先生也就有充裕的时间看闲书了。
“这种情况以前没有过，”安徽轻工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包袋旅游用品部业务员胡辉说。往常客流很多，问的人也很多，但今年，“老外见了面就笑笑”，然后就走开了。
交通是另一个晴雨表。一位姓刘的出租车司机对记者说，往年广交会期间都要实行封路、交通管制，今年不但没有封路，甚至鲜有堵车。
位于广交会展馆对面的中国大酒店历来是广交会的受益者，但今年的生意很不好。该酒店客户服务部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财经》，这次广交会的入住率非常低，只有30%。
河南省贸易团驻广州的徐大群估计第一期的客流量和往年相比减少了至少三分之二。
和福州工艺品进出口公司遇到的情况一样，很多参展商的客户早前发来传真或致电表示不准备来参加本届的广交会了。而前来参会的外商，记者的随机采访发现，很多是驻在国内或香港的代表。
萨米是也门宏新集团有限公司广州代表处的总经理，今年已经是他第10次参加广交会了。去年，公司总部派了30多个人来参会，今年只有他一个。“每一个人都在问我，‘你为什么还不回家？’”萨米说。
广交会在从14至20号的第一期展览结束后公布了第一期的一些数字，称有来自世界164个国家和地区的16433位客商与会，与会新客商5653人，占与会总客商的34.3%。与会客商居前五位的国家和地区分别是香港、台湾、尼日利亚、美国和巴基斯坦。去年同期的数字是有来自185个国家和地区的120576位客商与会。秋交会的这两个数字分别是191和135482。
“摊位不能空”
参会客商大幅缩减，给广交会的参展商带来很大的损失。
第一期结束，交易会公布的成交金额为33.12亿美元。而去年春交会的成交金额为168亿美元。
广交会对很多国内进出口公司和生产厂家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和外商见面洽谈、谈判的场所。像安徽轻工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包袋旅游用品部的业务员胡辉，往年一届广交会上他一个人就能拿到50万～70万美金的单子。广交会上的交易占公司全年交易额的比重很大。而对于像山东省曹县大河工艺品有限公司这样没有进出口权的私营小企业来说，广交会提供了发展潜在客户的机会。但今年的情势让公司总经理李震不抱什么希望。他说今年日本人几乎没有。而日本是公司出口的主要国家之一。
“公司本来不想来，”福州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的陈先生说。但由于摊位是公家的，福建省经贸委作为上级单位也做了不少动员工作，最后还是决定来。来归来，很多代表团都相应减少了赴穗的人数。安徽轻工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往年一般要来80多人，今年只有20多人。山东省曹县大河工艺品有限公司则将运来的样品由原先的20箱减至6箱左右。
企业的困难甚至在由大会领导委员会主办的宣传刊物《广交会通讯》的各交易团来稿中亦可窥见一斑。4月25日的一期，上海交易团提供的稿件称，为了抓好二期布展工作，上海团部提出明确要求：在这特殊时期，各参展单位要按照“摊位不能空、展品照样送”的要求，抓紧做好第二期的布展工作。宁波交易团的来稿标题为“迎难而上，再创佳绩——宁波团召开二期参展企业领队动员会议”。
患难与共并非没有“回报”。承办单位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在第一期结束后通知各交易团、进出口商及参展企业，由于在“客户到会大幅下降，参展企业成交额也大幅下降”的情况下，参展企业能“服从领导，顾全大局，坚持参展”，外贸中心决定对本届广交会的展位费实行减收，每个标准展位减收6000元；各交易团、商会的办公室租金也按原价减收32%。
此间广州有知情人士透露，广交会为了让预定的展位不出现空置，向各省交易团表示，如果今年不来，明年摊位就要被取消。安徽轻工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的胡辉向《财经》证实是有这样的说法的，虽然这个规定没有成文。可能传达到总经理一级。因为总经理作出指示“必须来，摊位不能空”。胡辉说，如果不来，不是损失参展费的问题——来不来这个钱都得交，而是“位置和生存空间的问题”。广交会的摊位按展厅和楼层分好坏。一楼的摊位又比二楼的好。胡辉的箱包摊位在主展区，并在一楼，“位置是不错的，”为了保住这个位置也要来，胡辉说。
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公司选择了不来，但采取了找人看摊的方法。在二楼一间挂有安徽中天园艺制品有限公司的摊位里，摆放着数张办公用椅。桌子上摆放的名片则是浙江中国园艺制品有限公司。看摊的是广州外语学院三年级的一个女生。她不肯透露她的姓名，但表示她是由学校组织的广交会打工者，被叫来看这个摊，负责接待外商，发放公司产品册子。
江苏省陶瓷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的摊位里却挂满了一墙油画，细问才知是隔壁山东工艺有限公司的产品。原来两家多年来是邻居，关系很好，江苏就让山东代为“接收”摊位。山东工艺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清平说：“大家都知道是来捧场的。”
一个疑似病例
浙江省卫生厅4月23日晚上发布公告，截至当天晚6时，该省又发现两例输入性非典型肺炎疑似病例。其中余姚的一名男性患者系自广交会上返回的某公司供销员。据报道，在广州参加广交会期间，这位供销员于4月20日因发热、咳嗽在广州某医院就诊，被诊断为“扁桃体炎”，故提前搭乘广州飞往宁波的航班返甬，后由该公司驾驶员专车接回余姚某酒店，因发热不退，于4月21日晚到某医院就诊。接诊医师怀疑其可能患有“非典”，即收治隔离病房留观。后经浙江省和市的专家组联合会诊，已确认其为“非典”疑似病人。但是，4月21日，本届广交会副秘书长、大会新闻发言人徐兵表示，一期未出现一例“非典”病例。
交易会新闻中心表示不知道浙江团出现疑似病人这个事情。而大会卫生保障办公室一位姓罗的先生在记者致电询问后，要求记者向浙江省卫生厅及卫生部去了解情况，并表示现在的结论只是疑似病人，也有可能不是。他发表个人观点说，参加交易会的人也可能在其他场所，像饭馆、街市等地方活动，并不一定和交易会场馆有关系。他没有说大会采取了隔离措施，只说浙江团有接触的人都已经回去了。
另一边厢，浙江省卫生厅及省外经贸厅在4月18日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对广交会返浙人员进行医学健康检查。其他一些代表团，如上海，回去后也都采取了相应的隔离措施。
那么，取消或者推迟广交会是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呢？记者采访的一些参展商认为取消不太可能，因为这涉及到形象问题。推迟和取消的差别也不大，安徽轻工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的胡辉说。他认为，开春交会是对秋季的交易会起一个样板和试探性作用。主办方可能有这样一个想法，即现在有“非典”的情况下，还有人来，对秋交会就更应该有信心。不过，胡辉认为，“非典”问题不根本解决，形势没有得到根本的好转，秋交会仍将受到影响。-
http://finance.sina.com.cn/g/20030508/1228338213.shtml
SARS西侵：蒋彦永--诚实的医生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3年05月08日 12:30 《财经》杂志
系列之一：疫区山西、系列之二：忧患中西部、系列之三：甘肃遇袭、系列之四：有气无力的四川乡镇卫生院、系列之五：分析--农民工在SARS阴影中、系列之六：背景--SARS全国传播链、系列之七：公共危机处理--美国经验与中国现实、系列之八：评论--重建中国公共卫生医疗系统、系列之九：经济--不再乐观、系列之十：广交会意兴阑珊、系列之十一：蒋彦永--诚实的医生
中国SARS疫情信息披露日益透明化，301医院老军医蒋彦永功不可没
□本刊记者楼夷／文
变局
4月20日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SARS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会议开始时，敏感的记者们发现，原定出席发布会的卫生部部长张文康临时换成了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记者们意识到：变化发生了。
不出人们所料，在这次会上，高强介绍，北京共确诊SARS病例339例，有疑似病例402人——而仅仅在五天前，官方披露的北京SARS确诊病例只有37例。
高强还承认：“由于有关部门信息统计、监测报告、追踪调查等方面的工作机制不健全，疫情统计存在较大疏漏，没有做到准确地上报疫情数字。”
同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中共中央决定：免去张文康的卫生部党组书记职务；免去孟学农的北京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第二天，中国卫生部决定，每日公布各省市SARS疫情，包括确诊病例、疑似病例。4月27日，北京市代市长王岐山更表示，将公布隔离区域和观察人数。中国政府围绕着SARS问题的信息披露日益透明。
促成如此重大变化的，有一人不能不提——北京301医院(中国解放军总医院)老军医蒋彦永。
4月8日，美国《时代周刊》刊载了一篇题为《北京遭到SARS袭击》的文章，在全球引起轩然大波。该文引用了一封北京301医院军医蒋彦永的署名信。信中称，仅他知道309一家医院，就收治了60例SARS病人，到4月3日已有六人死亡——而就在他写信的时候(4月3日)，时任卫生部长的张文康宣布，北京只有12例SARS，死亡3例。——因此，蒋彦永直斥张文康“说假话”。
此前，世界卫生组织已经不再把北京列为疫区。中央政府和中国卫生部官员在各种场合都表示，“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非常有信心能够完全控制疫情”。
蒋彦永的来信激起了全球对中国疫情数字的怀疑，并且使得北京取代广州成为SARS的全球关注中心。世界卫生组织视察员根据他的信，加强了对北京的考察，并特意检查了他说的隐瞒疫情的医院。
4月10日，世界卫生组织公开批评了北京的疫情报告系统。认为“北京只有少数医院每日汇报SARS病例”，并派出专家组赴京考察。调查之后，专家们表示，北京的军队医院并没有向北京市卫生部门公布其非典型肺炎死亡病例，还禁止对外公布这些病例的具体情况。他们认为，北京的“非典”病例远远超过官方公布的数字。4月11日北京重新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为疫区。
中央政府的态度开始转变。总书记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后发表讲话，与以往“我们完全有能力控制‘非典’”的口气不同，提出“要准备打一场硬仗”。
于是，就有了4月20日国务院新闻发布会的那一幕。
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此时，蒋彦永医生还隐藏在媒体的背后，并不为更多的人知晓。
事实上，这位因“署名信”而蒙上一层神秘色彩的老军医，是一位在业界颇具声望的外科专家。他曾任解放军总医院普外科主任，中华外科学会北京分会委员、全军肿瘤专业组副组长等。蒋彦永擅长于消化道肿瘤、腹膜后肿瘤的治疗，曾发表过《原发性腹膜后肿瘤的外科处理》等40多篇论文，并著有《胃肠病学手术》、《普外手术并发病与局部解剖关系》等著作。
他的医德也广受赞誉。早在1991年，北京的一份对外刊物《北京周末》(Beijing Review)，就对他作过报道，称他为“诚实的医生”。
今年72岁的蒋彦永，据称在少年时期，因为目睹姨妈患肺结核病逝，决心以医生为职业。1949年他作为医学预科学生考进燕京大学，1952年又进入协和医科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后进入301医院工作。在工作中，以医术精湛和对病人充满爱心而闻名。
由于父亲的银行家身份，以及有亲戚在台湾，蒋彦永于文革时期被划为“反革命”。他被关押了两年后，又到青海的军马场劳动。即使在那里，他也用自己的医术救治了周围的群众。
1972年，蒋彦永平反后，重返301医院工作，并于20世纪80年代升任普外科主任。10多年前退休后，被返聘为专家组成员。
4月11日、4月22日，《财经》记者在301医院干休所的一栋高楼里两度拜访了蒋彦永。他瘦高个子，声音宏亮，虽然已年逾古稀，依然精神矍铄。他说根据单位领导的最新精神，没有301医院宣传处的同意，不能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但他向记者确认，那封被海外媒体广为转载的“署名信”，的确出自他之手。
对蒋彦永来说，写下这封信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在今年“两会”刚开始时，作为医院专家组成员，他就知道有一位来自山西的老人来301医院看病，当时他的病情相当重，因疑为SARS，转到302传染病院。当时302医院也没有经验，在诊治过程中有近10位医生护士受感染。那位老人与其夫人在短期内相继病故。“这时候，卫生部找了各院的领导去开会，意思是北京已经有了此病，但作为纪律，不许宣传，要为开好‘两会’创造安定的条件。”
此后不久，301医院肝外科也收治了一位肝胆病人，入院后表现出SARS的症状，转309医院后不治身死。不幸的是肝胆病房有两位医生、三位护士也被传上此病，肝胆病房被迫关闭。
4月3日，在中央电视台的疫情报道中，蒋彦永看到，卫生部表示“疫情已经得到控制”，并宣布北京的SARS病例数为“12例，死亡3例”。蒋“看了后简直是不敢相信”，他随即打电话向309医院(现在是总后指定收治SARS的医院)咨询，了解到309医院已经收治了60例SARS病人，到4月3日已有六人死亡，到4月5日已有七人死亡。因309的病房已满，总后又让302医院再收治。另外，在武警医疗系统中数10名SARS病人中，病情较重的五例也转到302医院治疗。
4月4日，蒋彦永写了一封署名信。他在信中写道：“今天我到病房，所有的医生和护士看了昨天的新闻都非常生气。”他还对卫生部官员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激烈批评，希望新闻媒体“也能努力为人类的生命和健康负责，用新闻工作者的正直呼声，参加到这一和SARS斗争的行列中来”。
该信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分别于4月4日和5日发给了凤凰卫视和中央四台，但没有下文。4月8日，美国《时代》周刊对蒋彦永进行了采访。“我就跟他们把我了解的讲了讲，9号外头就传开了。”
中国SARS疫情报告得以透明化，或许并非蒋彦永一人之力，但他的信确实是披露事实的关键之一。如果说，由于信息的公开和透明，政府能更积极主动地、以更大的力度应对SARS，平常百姓能更多地了解和预防SARS，从而挽救了更多的人的健康和生命，蒋彦永功不可没。
4月22日，《财经》记者再次拜访蒋彦永时，他仍然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要求。“该说的都说了，我不想再引发外界关注。”
记者问起他写信的原因，他说：“我觉得医生不说真话，死人要多，国家要吃亏。”-
http://finance.sina.com.cn/g/20030508/123033821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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