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如何记忆？

FT中文网专栏作家许知远 2006年7月27日 星期四 1976年，张庆洲17岁，一张瘦长的脸总流露着阴郁，他是个文学青年，法国作家萨勒日的《瘸腿魔鬼》前前后后读了好几遍，期待有一天自己也能拥有魔鬼的能力，揭开城市的房顶，洞悉人世的秘密。在天津铁路局的唐山段，他因为在发表在《河北日报》、《天津日报》上的小小说出名。之前，他还在著名的开滦煤矿工作过半年，他们一家是1974年从天津塘沽搬到这里的，住在路北区。

7月27日傍晚，张庆洲前往天津，参加天津铁路局内的通讯写作的研讨会。在站台上，他碰到了刚刚从天津回来的大姐。火车开动时，风吹起了姐姐额前的短发，这真是个炎热的日子，如果不是火车开动，车站上一丝风也没有。天津比唐山繁华得多，在天津百货大楼，张庆洲陪着他年长的同事马庆奎为两个女儿买花布，单位里人人都知道这两个女儿的模样俊俏。

7月28日的凌晨，张庆洲被一阵地震的惊呼声惊醒，他光着脚从招待所的四楼跑出去，加入楼下逃离的人群，四层高的楼房的中间已裂开了深深的一道裂缝。第二天的会议开不成了，张庆洲多少为这次行程而懊悔——就赶上了天津的地震。在天津的铁路局，他们被告知震中可能在塘沽，要去那里抢险。在前往塘沽的路上，他看到了越来越多倒塌的房屋，越来越多的尸体和逃难的人。但是，在抵达了塘沽之后，他们又被告知，震中是唐山。铁路与公路交通业已中断，张庆洲他们只能靠双腿走回去。

“我突然发现一眼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了” ，张庆洲清晰地记得7月29日下午回到唐山时的第一印象，“所有熟悉的景象都消失了，甚至找不到原来的路。”原来宽阔的马路变得狭窄了，是一排排盖着白布的尸体，而原来的小路，则干脆被瓦砾、尸体所吞没。濛濛细雨洒在地面上，将血水冲得到处都是。回到路北区的家里，张庆洲看到妈妈坐在楼房的废墟上发愣，妈妈后来对他说，地震发生时，她的第一反应是：“我的小儿子逃出去了。”前天还在火车站的挥手告别的大姐，二姐的5岁的女儿都遇难了。马庆奎买的花布也毫无用处，两个女儿都未能躲过灾难。

2006年7月18日的上午，在唐山市的裕兴路的一间装修简单、有点破旧的单元房里，张庆洲给我讲述了个人往事。30年过去了，当初17岁的少年，已历经沧桑，烟不离手。最初的文学梦想也实现了，他成为河北作家协会的会员，那场地震则成为他创作灵感的源泉，他想知道那场灾难真的像灾难报道描绘的那样简单，一场巨大的灾难如何重塑了一个城市的心理，我们又从中学到了什么……比起1996年出版的小说《震城》，他在2006年1月出版的报告文学《唐山警示录——七·二八大地震漏报始末》更具有冲击力。

经过七年的不懈的调查，张庆洲吃惊的发现，那场造成超过24万人死亡的唐山地震，在发生前早已被不同地震监测者的预报出来，从开滦马家沟矿的工程师马希融，唐山地震办公室的杨友寰，乐亭红卫中学的观测点，到国家地震局的科学家汪成民，关于唐山即将发生大地震的预测在7月28日之前，一直不断被确认着，直到地震发生前的9个小时，马希融还在向上级单位作出强震临震的预报……

所有的警告都在向上传递的过程中都被漠视了，而没有来自上级的批准，任何行动都又是被禁止的，以至于为了召开一次一拖再拖的震情讨论会，汪成民不得不在7月22日将一张大字报贴到了国家地震局局长办公室的门上……

这本书是一次至关重要却跚跚来迟的追问。地震的痕迹在这座城市已消失殆尽。7月18日下午，我在河北理工学院里游荡，那座1978年7月建成、还未投入使用就被摧毁的图书馆的混凝土残骸，躺在丛生的青草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凄凉。正是暑假时刻，落着小雨的校园空旷、安静，远处突然传来隐隐的歌声，似乎是《一条大河》的曲调，在学校大礼堂的走廊里，我看到了一群两腮上涂着红粉的年轻人，他们在为今晚的演出做准备，教育部门的领导将在这里评估这所学院的文艺活动的表现。

除去这座图书馆，我找不到昔日的景象。这座城市看起来的确是崭新的，比起大部分中型城市，它的道路更宽阔、平坦，道路两边的隔离护栏是崭新的，路灯柱是不锈钢的，灯光明亮，不过出租车司机会告诉你，一切还不是这样，他还提醒我看新华路两旁的楼房，它们的楼顶上的那个小尖顶的阁楼是新加上的，还刷成了粉红色，看上去像是欧洲小镇里的一角。不过，不临街的楼房仍旧是老样子，灰色的楼身，平平的楼顶。城市里已四处悬挂了“迎接抗震三十周年”的横幅，粉刷着“弘扬抗震精神 ， 更快更好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标语，天知道这三句口号之间，到底有什么逻辑关系。现在三十周年了，唐山政府一直在致力于树立一座新唐山的形象，三十年里，他们又盖了多少楼房，GDP增加了多少。市中心的百货大楼被重新装修，它长方形盒子般的建筑形状，配以表面新型材料和方格子窗口，看起来像是一座欧洲三十年代包豪斯建筑突然间移植到了此地，但是如果你穿到大楼背面，你熟悉的粉红色磁砖就又出现了。百货大楼对面的广场上是唐山地震纪念碑，两座尖塔式的建筑矗立在那里，有一种冷漠的姿态感，刻在下面的碑文，看起来和那24万死者没有太多关系，它更像是一次对政府与解放军在灾难面前又一次强有力表现的颂扬。而一旁的地震纪念馆则关闭了，我绕着它走了一圈，紧缩的房门上连个说明的提示都没有，一位装修工人说，为了迎接三十年纪念，去年12月底就关闭了，重新装修。一位参观者发现，馆内五分之四的陈列是新唐山的物质成就，只有五分之一与当时的地震情况相关，而其中又被动物在震前的异常反应占据了，真实的遇难者反而缺席了。

“这里不是9·11后的纽约，也不是耶路萨冷”，在谈到唐山的纪念形式时，张庆洲说，他觉得自己的《唐山警示录——七·二八大地震漏报始末》像是这股“纪念抗震三十年”庆典中的不和谐音。这本书的命运坎坎坷坷，2000年初稿写完后，没有出版社能够出版它，它必须通过国家地震局的审稿部门，到2004年时，张庆洲几乎放弃了出版的打算，将精力投入了长篇小说的写作——审查机关对于虚构作品似乎没那么严格。接下来，有人告诉他，国家地震局更换了局长，他试着再次寄出书样，出乎他意料的是，新任局长宋瑞祥不仅表示支持，还作序推荐。书的命运多少像是他青龙县在那场地震中的命运，距离唐山不过115公里青龙县的47万人在那场劫难中无一人伤亡，仅仅是因为该县主管地震工作的王春青即时地将地震预测带给了县委，而县委书记冉广歧宁愿丢掉官职，也要把震情预测传递给每一户。即使如此，这本书在首版印刷的2万册销售之后，它的出版社已被要求不再印刷。一位叫王晓清的年轻导演以这本书为脚本拍摄《唐山地震三十年祭》纪录片，还是未能播出。

7月18日的夜晚，我在唐山最受欢迎的夜生活场所亨利酒吧里，听那些脸上表情酷酷的歌手唱着欧美流行金曲，年轻一代已经成长，他们还会记得那场灾难吗？每一个唐山人都有一个自己版本的地震故事，但这些故事越来越停留在他们的个人回忆里，一直到今天，它们仍未以某种集中、公开的形式汇集到一起，那该是多么令人动容的历史啊。我们也没有太多的追问，迄今为止只有两本关于这场灾难的值得注意的著作，钱钢在1986年出版的精彩作品《唐山大地震》更多的是对灾情的描述，而至于它发生的更复杂的过程，一直到张庆洲的作品时才揭露出来。但是，关于这场发生在1976年的这个敏感时刻，被视作政治秩序改变的征兆的大地震中蕴涵的更多细节，我们仍一无所知。巨大灾难是考验一个政府与其人民的重要时刻，他们的迟钝、智慧、麻木、勇敢、同情心、英雄主义，种种复杂的反应都会在期间涌现出来。三十年过去了，所有这种细微的、值得珍视的情感，理应吸取的教训，都被压抑在建设一个“新唐山”的过度热情与速度之中了。

“不用担心，唐山人不会忘记这些。”张庆洲说，我们谈了一上午话，在楼下的小餐厅里吃了桂林米粉。唐山人有自己的纪念方式。每年7月27日的夜晚，唐山所有的路口都有人在烧冥纸，纸灰满天飞舞。地震后的尸体无法辨认，况且也不可能再辨认，它们被推土机推进了大坑中掩埋了，幸存者不知道他们的亲人埋在哪里，他们在所有十字路口都继续送自己的亲人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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