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庄现象——围绕中国特色的“辩护”的一次严峻“交锋”

重庆打黑，举国关注，形成一个“现象”。

全国百强老二的黄金律师李庄出马“捞人”身陷漩涡，激怒了举国名牌律师，集群为之声辩，形成由重庆打黑案派生出的又一个“现象”。

无论重庆的龚刚模还是李庄，都不是个案，是非成败都不是个人问题，它乃是围绕这个问题出现的一次全国范围的严峻“交锋”。 ——当年《交锋》一炮走红，现在马氏早已“开放”成日本人，然“特别是”的纪念，依然念念不忘其功德。如今，“交锋”已经不是当年，只见他们杀过来，所向披靡；现在，左翼和草民，也开始杀过去了。李庄案，就是攻守易势。

普世司法辩护制度并不“公正”　　

“特别是”30年，我们的法制建设过程也就是引进西方司法制度与之接轨的30年，在“健全法制”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法制理念被颠覆了，毛泽东时代的法制成果，宪法被逐步蚕食仅剩下个空壳的了，公有制主体虽然还未删除，但现实的法制，却是毫不含糊地为“国退民进”和“中退外进”保驾护航，全面地维护这一模式的社会生存状态：宪法原则与现实的司法实践是相悖而行的。去年发生的邓玉娇案，就是这普世法制实质的一个经典诠释。

司法是否公正，要看立法的前提，维护私有制和疯狂掠夺的立法，“有法可依，执法必严”又当如何？

比如通钢事件，从共产党的传统视角看，是工人阶级维护社会主义公有财产的英雄行为和可歌可泣的斗争；若在毛泽东时代，建龙和通钢以及吉林当局有关当事人，疯狂掠夺国有财产颠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政治和刑事数罪并处一点不含糊。但现有的“普世”视角，工人是“群体事件”，为安定团结虽可免于追究，但“主犯”是重赏追索决不宽恕的——这一普世法庭上，即使再公正的律师辩护，至多也不过证明“邓玉娇无罪”而已。何况，下岗穷工人蝼蚁众生，糊口尚且不能，那来数以百万千的钱去聘请李庄式的大牌律师为之辩护呢。

共产党人搞革命， “造反有理” 天经地义，“剥夺剥夺者”是根本大法。杨白劳就是根据这个原则剥夺黄世仁，翻身作主人。而根据“普世司法”， “杨白劳欠债还钱”就神圣不可动摇！——这个问题不是“健全法制”所能解决的。法律援助可以为农民工索薪，但它并不触动雇佣劳动制度，它至多能帮助劳工实现可怜的血汗工资。援助云云，作为一个“必要补充”，它不过是维持资本法制的“慈善事业”。

即使是完全公正的辩护，也只能保证立法的实现，如果这立法本身是维护少数剥削阶级利益的，那又如何实现“公平”。所以，马克思的父亲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律师，但马克思为社会实现最大公平，也即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并未继承父业，而是选择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接轨引进的普世司法及辩护制度，至多也不过保证普世立法的实现。

产业化的辩护制度天然地向资本和权势阶层倾斜　　

中国“健全法制”30年，草民印象最深的，除了邓玉娇案，还有深圳富士康官司案，和沈阳黑老大刘涌辩护案。

因为《上海第一财经》发表了援自外媒的关于富士康血汗工资的报道，富士康大老板起诉，向两名记者索赔3000万。接状后深圳中院迅即立案，立马查封两名被告记者的财产以“保全”。深圳中院无法无天的做法引起舆论大哗。因为官司当事双方还都是强势，虽然富士康更强，但“第一财经”也得给面子，于是，这场官司随后出现一个喜剧结局：原告索赔由3000万降至1元，接着再降为撤诉，而且不打不成相识，原被告双方发表“联合声明”， “双方对该事件给对方所造成的困扰互致歉意”，《第一财经》对原告表示“尊敬”，愿以后“建立良性沟通机制”，“携手合作创建和谐社会”“互相尊重”云。

这场法制喜剧告诉人们，中国的司法就是这样为资本保驾护航的，权势强势发生纠纷时是如何玩弄司法游戏实现“和谐”的。珠三角4万断肢打工仔，是绝对玩不起这一法律游戏的。

刘涌辩护案则是对普世辩护制度的最好诠释。　　

刘涌先生乃沈阳黑老大，其身份财势较重庆龚刚模更为显赫。出面为刘涌“捞人”的，不光有京城最有名望的大牌律师，最引人注目的，“特别是”京城法学精英群体出动“护法”，包括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著名刑事诉讼法学教授、法学会诉讼研究会会长陈光中，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刑法学专家陈兴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院长、刑法学教授周振想等全国“第一流”的14位法学家，他们集体出具一份《沈阳刘涌涉黑案专家论证意见书》，认定刘涌应改判死缓。因为最高法坚持正义，这次声势空前的“捞人”虽然未能得逞，但它确凿无疑地宣示，司法辩护的“公平公正”就是这么回事。“特别是”，这次集体出动的，还不尽是以辩护为业的律师，他们是为中国生产普世法律的顶级法学家。　　

牵扯法政各界数以百计人物的中国首富黄光裕案，其辩护一定会更有声有色。

是的，“拿人钱财，为人消灾”，产业化的辩护制度的“公平公正”也不过如此。“最令人兴奋不已的是你明明知道当事人有罪却打赢了官司!” “律师不能将爱国心、公民的善良责任、宗教、性别或种族认同、或其他任何的理念与承诺，看得比其当事人更重要。”——富人有钱，他们可以享受顶级的司法服务；穷人无钱，也只好老老实实站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普世栏杆之外，望洋兴叹了。

李庄案又使人想起邓玉娇案。这是两个绝然不同的司法案例：重庆是打黑，邓玉娇案是护黑。不是迫于舆论压力，邓玉娇不是不可能判处重刑乃至死刑的；当然，如果真正“为民”，也可以以邓案为突破口，揭开野三关和巴东的钱权黑结合的生存方式的盖子。邓玉娇与李庄龚刚模的不同遭遇，症结不在“执法”，而在“执政”。执法和执政同样属于国家职能，具有阶级性，但“执政”的层次更高。二者本来具有一致性，因为中国处于转型阶段，旧的“传统”尚未全部颠覆，所以这才产生这一问题。重庆打黑，右翼齐声警告“群众运动”和“扩大化”，就说明它不仅仅是个司法问题了。邓玉娇案以那样“公平”终结，执政的因素大于执法的因素。同样，重庆打黑之所以能够如此轰轰烈烈，也是执政因素大于执法因素在起作用。执政，是为什么人的方向路线问题。

中国精英不遗余地大造舆论，把中国腐败等等问题归结为法制不健全，不过是一个糊弄人的童话。

还是愚民说得痛快：“原告被告都吃完，还说法制不健全”——这个“都吃完”里边，难道不包括律师和法学精英吗？　　

李庄更有资格代表时下中国特色的辩护　　

中国接轨处于“初级阶段”，法制建设和司法辩护制度自然也处于“初级阶段”。

初级阶段就有初级阶段的特色。

什么样的特色，请看李庄。

“够黑、人傻、钱多、速来”，“若龚刚模不判死刑，还要两三千万”，“我上边有人”，“你们没我的后台硬”，“你知道我的背景是什么吗？”，“我的头儿是谁你知道吗？”“你现在对我服软还来得及，将来国家赔偿时我还可以给你求情，否则我让你做不成检察官”，“你们也不打听一下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的背景，俺们所不差高层关系，现在死刑复核要经过最高法院，就凭咱的关系，重庆的案子，只要咱运作，哼！一个也批不了！”……李庄正是在这一辩护模式中脱颖而出，出名走红成为法制社会的天之骄子的。

凭钱打官司，有钱有势才能打起官司，有声有色地打官司，钱多才能请到名望高神通大的律师，才能玩弄法律手眼通天，调动各种社会力量，在诉讼较量中才能化险为夷、转劣为优、变无理为有理，最终获胜，才能重罪轻判有罪免判，成为赢者胜者。——“初级阶段”辩护，就是赤裸裸！

从出发目的到运作方式，李庄的风采最具“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

撇开立法本身，一般律师的执业原则，应该依法维护委托人的利益，这是职业道德意义上的公正。李庄与其说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律师，不如说他更像封建社会后期的师爷讼棍，观其包装，是“普世”“姓资”，察其言行，则更像结交官府、混迹衙门、揽讼说事过钱的西门庆。李庄式的辩护本身就是黑社会式的辩护，它不过是普世法制中的黑社会现象，是司法腐败的一个方面。中国暴发户迹近黑社会的疯狂掠夺，必然也会产生黑社会式的辩护士和辩护律师，以便得心应手地为之保驾护航。

一场围绕普世辩护的交锋　　

重庆打黑群体性地触动了“为改开作贡献”的“新社会阶层”，在霸权话语看来，他们至多不过是可以赦免的“原罪”，薄熙来如此大动干戈未免越出常规，太不给面子，有点“走回头路”。他们不光兔死狐悲，而且从中隐隐约约看到被自己颠覆30年的毛泽东的阴魂的重新游荡——这可不是小事！所以，重庆局部的动作牵动了全国的神经，网络上广大群众一片欢呼叫好声，而平媒，南方报系则爆出了怪异的不和谐音。

接着，法界也声声势势地卷进来了。

京城事务所顶尖级的律师李庄飞赴山城“捞人”，谁知天不作美，一贯旗开得胜所向披靡的李庄，这次却马失前蹄。不是“黑吃黑”，他是以“黑捞黑”，被重庆警方逮个正着。玩法闯到法网，一贯耍码头得心应手，这次栽在重庆黑老大手里。

李庄律师进去了。

这还了得，正如打黑一样，重庆抓的是李某个人，损害的是以李庄所代表的那个律师界。

李庄落马之所以能够震撼律师界，引起该界大牌精英强烈反应，因为这触到了他们的痛处，所以才有群体出动“打捞”“捞人者”。打着维护法律尊严的旗号，他们捍卫的是自己的码头霸权。

刘涌辩护案是法学界精英对普世法制“人人平等”的一次集体诠释。

李庄案则是律师界对普世司法“公正公平”的一次集体诠释。

重庆打黑震动了全国的黑社会，以及靠钱权黑联手的“成功”阶层。

李庄的失陷不光是助长了重庆风暴和草民的兴奋，更是以李庄为代表的律师界的一次重挫，他们为钱权黑保驾护航一向所向披靡，借此实现“双赢”和“先富”。李庄案如果扳不回头，将是他们一次战略性的失败。

李庄的辩护人陈有西大律师声言：“我是为中国法制体系辩护。”　　

一位有正义感的法学家则说：“我看恰恰相反，那样的结果只能使中国老百姓对法律本来就稀少的信心进一步毁灭，他们对法律人将更加不信任。”　　

是的，李庄案，乃是围绕中国特色辩护现状的一次严峻的“交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