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草原霸主-----匈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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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的兴起并不是偶然的，在我国大漠南北广袤的草原地带，自古以来就是游牧人民生息活动的基地，同时也是历史上游牧部族与农耕部族相互交往、冲突、战争的主要场所。根据许多史籍记载，从远古时起，就有许多游牧部族活跃于北边大漠之上。黄帝曾北逐过荤粥。在夏代，荤粥与夏为邻。商代鬼方强盛，成为商王朝的劲敌。商王武丁三年征战击溃鬼方。西周时，猃狁强大不断进行侵扰。春秋战国时期，北边游牧部族被统称为戎狄。 “戎”、“狄”，分布在黄河流域和大漠南北，黄河流域的“戎狄”或被各强大的中原诸侯国所兼并，或被逐至大漠、与原先居住在那里的戎狄相融合，其中一支被称白狄的还建立了“中山国”。
战国之际，北边游牧部族被称为“胡”。 在战国时匈奴并没有，其东面的东胡和西面的月氏强盛，匈奴也曾被秦军击败，被迫北撤千里。
匈奴虽然在很早就组成了氏族联盟，但极不稳定。大漠南北的匈奴氏族规模时大时小，时聚时散，互不辖属。按太史公司马迁讲，匈奴联盟用了约一千多年才在头曼单于统治时期趋于稳定。（《史记¡匈奴列传》云：“自淳维（匈奴始祖）以至于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
头曼单于是匈奴历史上的第一个单于，由部落联盟共同推定。匈奴由许多部落构成，各部落中又包含着若干氏族，其中最著名的是挛鞮氏，单于都出于此氏族。异姓氏族中以呼衍氏、兰氏、须卜氏、丘林氏四姓最有名望，世代与单于联姻。凡是废立、战和、祭祀等大事，都由各部落大人会议决定。
战国末期，匈奴方趁中原七国争夺霸权打得不亦乐乎之机，在大漠南北慢慢兴起。到了秦末时，中原混战，黄河沿途城池无人守卫，匈奴又偷偷溜回水草肥美黄河以南地区游牧。公元前三世纪末，匈奴的势力范围日益扩大，控制了阴山南北的广阔地区，并渡过黄河，占据古时称为“河南”的河套地区。头曼单于的王庭设在阴山(今内蒙狼山、大青山一带)之北的头曼城(今内蒙五原一带)。
关于匈奴的兴起就不得不提匈奴的一位至关重要的单于-----冒顿。他是头曼单于的长子，由于当时月氏强大于匈奴，冒顿曾以太子身分当做月氏的人质。后来头曼萌发了废长立幼的念头。于是发兵急攻月氏，意在逼月氏杀冒顿。冒顿察觉危险降临，盗取了月氏的宝马，突破围堵截杀，从现在的张掖逃回匈奴的单于庭假阴山（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和包头市之间）。头曼虽未如愿废长立幼，但十分欣赏冒顿的壮勇之举，于是给冒顿统帅万骑。
冒顿为保全自己，暗中培育自己的势力，志在夺取单于之位。冒顿制作了一种叫做“鸣镝”的箭，“鸣镝”是把“把骨头磨得尖锐，套在箭杆上，由于速度快，这种箭矢会在飞行中发出类似口哨一般的啸声。”（《汉书》曰：“镝，箭也，如今鸣箭也。”韦昭曰：“矢镝飞则鸣。”应劭云：“髐箭也。”韦昭云：“矢镝飞则鸣。”）
冒顿命其部下以自己射出的鸣镝为号令，部下跟着他一起射发冒顿所射之处，违反者斩。（“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之。”）并且冒顿为了让部下时刻遵守此命令，以鸣镝自射自己的爱马，部下有不敢射者，冒顿立斩不射马者。冒顿又以鸣镝自射自己爱妻，部下有不敢射者，冒顿又斩之。冒顿用这种严明号令的方法训练出一支唯自己马首是瞻的队伍。后来冒顿出猎，以鸣镝射自己父亲的爱马，部下都跟着他一起射。
公元前209年，冒顿趁头曼射猎之机，亲自指挥部下射杀了父亲，同时把后母、少弟及不服从的大臣一杀而净，并自立为单于。（“从其父单于头曼猎，以鸣镝射头曼，其左右亦皆随鸣镝而射杀单于头曼，遂尽诛其后母与弟及大臣不听从者。”）此后，单于继承问题世袭作为一种制度被确立。
冒顿夺取单于之位后，立即展开了大规模的征服邻近各族的战争。当时位于匈奴东部的东胡与西部的月氏势力都很强盛，冒顿亲自统帅大军出征。他突然间出现在东胡人的面前，使东胡猝不及防，输的一败涂地，东胡被纳入子匈奴的势力范围，人口牲畜财富都成了冒顿的战利品。
当时的月氏占据河西地区，等于控制了西域。其中，特别是位于河西地区的祁连山与焉支山(今甘肃山丹东南，又作燕支山、胭脂山)，东西长二干余里，南北宽百余里，森林茂盛，水草肥美，气候冬暖夏凉，既是天然牧场，又是战略要塞。约在公元前205年，冒顿移兵西征有十余万“控弦之士” 的月氏。在匈奴军队的攻击之下，月氏被迫放弃所居住多时的河西地区，向西迁徙。
公元前176年左右，冒顿单于发动了对月氏的第二次攻击，再次击败月氏（删去），完全占据了河西地区，迫使月氏人大部分举族西迁，一小部分则进入祁连山区，与当地的羌人杂居，即成为后来所称的小月氏。
在冒顿征服东胡、月氏的时候，中原正处于长期混战的状态。公元前207年，秦帝国灭亡后，刘邦与项羽为夺取霸权，厮杀得难解难分。中原的政权跟本就无暇顾及匈奴的壮大。冒顿此时南下征服了楼烦、白羊河南王，夺取河南地，入侵燕郡(今河北北部)和代郡(今山西东北部)，后又挥师北上，征服了匈奴北方的浑窳、屈射、丁令(活动于贝加尔湖一带)、鬲昆(即昆坚，活动于叶尼塞河上游)、新犁等部落。
经过冒顿单于征战，匈奴国力空前增强，称之为“百蛮大国”。匈奴的疆域东起辽东，横跨蒙古草原，西与以阿尔泰山为界，深入中亚的咸海、黑海一带，北达贝加尔湖周边。南抵沿长城与秦汉相邻，并一度控有河套及鄂尔多斯一带。随着匈奴征服区域的不断扩大，大批奴婢、财富及贡纳源源不断地流入匈奴。在素来崇拜强者的匈奴人的心目中，冒顿单于无疑是一位伟大的统帅。
冒顿为了更加有效地控制这一广阔的区域，使政令有利于向四方的颁行，将匈奴的单于庭由漠南(泛指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南地区)的阴山，迁徙至漠北安侯水(今蒙古鄂尔浑河)东侧及和硕柴达木湖附近，称之为龙城或龙庭。
匈奴的官制
匈奴的单于总揽军政大权，单于的全名汉文译音是撑犁孤涂单于，中原把这些词解释为"像天子一样广大的首领"。
《晋书·四夷列传》所举单于亲子弟封王者有十六等，即左右贤王、左右奕蠡王（当即谷蠡王）、左右於陆王（即日逐王）、左右渐尚王（即渐将王）、左右朔方王、左右独鹿王、左右显禄王、左右安乐王。呼延氏的左右日逐，卜氏（须卜氏）的左右沮渠，兰氏的左右当户，乔氏的左右都侯，为二十四长。被称为“万骑”，二十四个万骑之下各设千长（千骑长）、百长（百骑长）、什长（什骑长），郫小王、相、封都尉等官。除了这些王号和官号，还有如：如昆邪王、休屠（chu）王、卢屠王、奥鞬王、犁汗王、休旬王、瓯脱王、西祁王、右皋林王、古股奴王、古伊秩訾王等等。也曾有投奔匈奴者封为王侯的例子：如汉朝赵信为自次王，李陵为右校王，史降为天王，卢绾为东胡卢王。侯的名称有左安侯、左姑姑侯、粟置支侯等等。
阙氏，音烟肢或焉支，意为美丽。单于至一般诸王皆可称其妻为阙氏。单于的阙氏在匈奴的地位也很重要。在内政、外交上有重要地位。在众多阙氏中，也有高低位次之分。沈钦韩以为“匈奴正妻则称大阙氏” 胡三省则以为“颛渠阙氏，单于之元妃也，其次为大阙氏”。
单于以下的屠耆王，意为左右贤王。意思是"正直的"、"忠实的"。匈奴人以左为上，故常以太子为左贤王。因此，单于之下以左贤王为贵，权利和地位高于右贤王。
左右贤王之下是左右谷蠡王，左右谷蠡王亦有机构对所辖地区治理，（《后汉书．南匈奴列传》“单于姓虚连题。异姓有呼衍氏、须卜氏、丘林氏、兰氏族四姓，为国中名族，常与单于婚姻。呼衍氏为左，兰氏、须卜氏为右，，主断狱听讼，当决轻重，口白单于，无文书簿领焉” ）
《后汉书．南匈奴列传》所记：左右贤王，左右谷蠡（lu li）王，谓之四角；左右日逐王，左右温禺鞮王，左右渐将王，谓之六角。
匈奴的政权机构共分为三个部分：
一是单于庭，单于直辖的地区，位于匈奴辖地中部；
二是左贤王庭，左贤王管辖的地区在匈奴辖地东部；
三是右贤王庭，右贤王管辖的地区在匈奴辖地西部。
单于庭设在鄂尔浑河上游的山区，以后的成吉思汗蒙古人的都城哈拉和林就建在这儿。左贤王管辖的东面地区，接秽貉、朝鲜；王庭可能在克鲁伦高地。右贤王管辖的西面地区，接月氏、氐、羌；王庭可能在杭爱山区（今蒙古国乌里雅苏台附近）。单于和左右贤王各在自己的辖区内组织军队并实行统治，逐水草移徙。
匈奴人的生活
匈奴人以狩猎、游牧及畜牧为主，主要畜牧马、牛、羊，又以马最为重要。匈奴也在相应的耕种地区，除在本部耕种外，在西域还设有骑田。饮食普遍为肉、乳品尤，有时食鱼类。匈奴人常以牲畜与中原互市交易，换取生活品，还会将中原物品转运到西域各国甚至罗马帝国。
匈奴人的生活地点必随季节变化而转移。当时漠北一带，地平少树木，多风沙，不易生活。气候方面，冬季长于夏季。冬季零下20度较为普遍（乌兰巴托一带，可达零下40度以下）。在九月上旬就霜雪降临。一年之中只有百日左右可供草木生长。在夏天，平均温度虽为17.1度，但温差很大，白天类似炎夏，夜间则类似严冬。而漠南一带山区（如阴山），有众多的树木，和广大的草原，是匈奴向往的狩牧的场地。
为适应当地的生活，匈奴将畜皮制作裤子、长靴、长袍、尖帽或风帽。住的是毡帐所制以木条作柱梁的帐幕名为：穹庐。日常生活使用陶器及金属器。
匈奴人在冒顿时期可能在150万至200万之间。曹魏时，附汉的匈奴分为即左、右、南、北、中五部，左部帅刘豹统辖万余户，居太原郡故兹氏（今山西临汾）；右部6千户居祁县（今山西祁县）；南部3千余户居蒲子县（今山西隰县）；北部4千余户居新兴县（今山西忻县）；中部6千户居大陵县（今山西文水）。共3万余户，人口近20万。
匈奴人无论是平时还是战时都祭天地，拜日月，崇祖先，信鬼神。匈奴每年在规定的日子举行集体的祭祀。每年三次集会的日期，《史记》说是正月、五月及秋季，《后汉书》为正月、五月及九月。大致上，正月的集会是个匈奴诸长参加的小集会，举行春祭。五月的大会龙城，祭祀祖先、天地、鬼神；八月秋季的集会，大会滞林，参加的人数很多，不限于诸长，主要是为祭其先祖、天地及鬼神，为秋天收成而感谢天神。
匈奴集体祭祀地点在单于庭，不仅祭天，也有商讨国家大计。匈奴人极重视祖宗坟墓，相信祖宗及他人死后皆为神灵，可以降吉凶。
匈奴还有饮血以为盟誓的风俗，盟约的仪式很严肃，既是一种盟誓，也是一种宗教仪式。
匈奴实行保护私有财产措施，禁止偷盗，严厉规定“拔刃尺者死，坐盗者没入其家”；推行奖励攻战办法，宣布“斩首虏赐一巵酒”，并将劫掠所得归本人所有，得人“为奴婢”，使“人人自为趣利”。《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卮四升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故其战，人人自为趣利，善为诱兵以冒敌。故其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战而扶舆死者，尽得死者家财。”此外，匈奴墓葬出土物表明，匈奴人不断吸收和引进先进文明使其不断强大。这些为草原第一帝国角逐草原霸主提供了政治和军事保障。（和风俗的关系是？再具体一些）
匈奴的军事
匈奴在游牧生活下，养成了剽悍善战、争强好胜的性格。匈奴人自幼骑在羊背上，手挽小弓练习射杀鸟鼠，稍大之后则追射狐兔，成年后壮男尽数编入甲骑，平时从事畜牧生产，战时随军出征，攻战劫掠，有利则进，无利则退。这是一种生产组织与军事组织合一的体制，使匈奴不仅有强大的战斗力，而且具备极强的灵活性与机动性，没有笨重的后勤辎重，牛羊就是他们会走的财产，又是生活或军事的补给，这也使善于长途奔袭作战的原因。
从文献资料和出土文物中可以看出，匈奴人当时已经掌握了许多先进的军事技术。
《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兵器“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 匈奴墓地发掘考古验证了史记的记述载。匈奴短器出土的主要有：以铜、铁、骨、木制成的弓、箭镞、刀、剑、矛、斧、流星等。匈奴的弓多木质，长度可达1.3米，其上有华丽的装饰构件。匈奴箭镞形制多样，有铜、铁和骨三种质地。在外贝加尔南部、蒙古北部和中部地区出土的箭镞至今它们依然锐利。 匈奴刀剑多以铁制成的背弧刃、弧背直刃、直背直刃等几种。刀柄多为木制，刀鞘有装饰物。长剑一般长1米左右，双刃。墓葬中还有大量的斧、矛和戈。
再外贝加尔、蒙古和内蒙古地区发掘的上千座匈奴墓葬显示，用马头陪葬是匈奴的重要习俗，马既是财富的象征，更是战争实力。阴山等地的岩壁上有关马的绘画说明至少在5000年前，我们就已掌握了驯马技术。从出土物看，匈奴马匹身体略矮，头部偏大，应属于现代的蒙古马。蒙古马虽不十分高大，但体能充沛，耐力持久，行动迅速，适应高原环境。因此，蒙古地区的马作为草原战马较其他马种更有优势。《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兵 “尽为甲骑”。从匈奴人出土的装备中可以看出，匈奴人非常重视对士兵的保护，用坚固的盔甲和战马形成实如其名的“铁骑”。 士兵装备的坚实对冷兵器时代军队的战斗力具有极大地影响力。 匈奴头盔与北京昌平西周白浮木椁墓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南山根出土的东胡青铜头盔形制相仿。为青铜质地，素面无沿，盔顶有方钮，两侧护耳下方有系穿带子的小洞，两面开口，佩戴可不分前后。头盔在激烈的肉搏战中对士兵头部防护所起到的良好保护。在高勒毛都M32出土的匈奴铠甲呈鱼鳞状密布由青铜制成，非常坚实。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仿制一付铠甲，尺寸约为65×50㎝，分前后两片，甲片之间用皮条连系。由众多的圆形青铜甲片组合而成。匈奴和后来的蒙古，胜利的原因都是一样的：他们的战术依靠骑兵机动战术与弓箭。在匈奴兵力最强的年代， 也绝对注意避免硬碰硬。他们常先派出小股兵力去骚扰，等敌军追上后再向后撤，把敌军引入埋伏，然后埋伏的骑兵突然冲出一阵乱射，再脱离接触。战略上把对方拖入绝地，磨得对方粮尽水绝，反复几次 敌兵就被消灭得差不多了。 然后利用机动兵力突袭，再用以优势兵力砍杀对方。中原与欧洲的军队基本多败于这种战术。匈奴而不是在对阵中砍杀。后世的蒙古能称霸的主要军事战术，在匈奴时代早已创立并成熟起来了。
匈奴与中原的冲突
战国晚期，匈奴在大漠南北崛起之后，就给中原带来严重的威胁，特别是与匈奴相邻的秦、赵、燕三国。匈奴铁骑所至之处，伐庄稼、夺牲畜、掠人民。公元前265年前后，赵将李牧统大军驻守于代郡(今河北蔚县一带)、雁门(今山西宁武一带)，防御匈奴。李牧深谙匈奴擅长机动灵活的突袭作战，所以禁止部队轻易出击。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一举歼灭匈奴十万余骑，匈奴残部狼狈北窜。其后十余年，匈奴不敢逼近赵国边城。但由于中原各国在秦军猛烈的攻势之下，朝不虑夕，自顾不暇，根本无力向北追击匈奴。所以赵军未能继续出击，未能给匈奴以致命的打击。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扫平诸雄，一统中原，结束了二百多年来战国纷争的局面。但秦朝的北境仍受到了来自匈奴的严重威胁，尤其是匈奴所控制的河南地，像楔子一样将秦朝的北部边境撕开了一个缺口，不仅将与之相邻的云中、雁门、上郡等边郡置于匈奴铁骑的直接攻击之下，而且都城咸阳都受到严重威胁。秦始皇不能容忍匈奴的对于自己的严重威胁。
公元前215年，卢生等人向秦始皇提出“亡秦者胡也”的说法，坚定了出击匈奴的决心。同年，秦始皇派遣蒙恬将军，统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蒙恬出兵顺利，于次年将匈奴人逐出黄河以北，收复了河南地。并于第三年临河为塞，筑了三十四座城(一说为四十四) ，派卒戍守，以保证了河套地区的安宁。此后，蒙恬居于上郡，统率北境全部守军。匈奴慑于秦军声势，被迫向北撤退七百余里，远迁到了漠北寒冷的水草瘠薄之地。这使匈奴生计受到了很大影响。汉贾谊在《过秦论》提到了“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正反映出匈奴这种窘迫的境地。
公元前119年，蒙恬又率兵30万，从上郡（今陕西榆林）出击，不到一个月时间，再将匈奴驱逐到了鄂尔浑河 （蒙古国中部河流）和老哈河，杭爱山和阴山（今乌兰巴托）以北地带。
原本匈奴在秦帝国强大军事压力下不断北徙。但到了秦末，秦帝国修长城、筑驰道、修寝陵、建宫殿、征南越，征发士卒吏民数百万，以“虎狼之道”残酷虐民。各路起义军反秦，庞大的秦帝国在统一后不过十多年就土崩瓦解，这与无休止地滥用民力，用霸道与之天下有着直接的关系。后来蒙恬自杀，他苦心经营多年的北部边防顷刻间瓦解，秦末黄河沿途城池已无人守卫，匈奴兵不血刃轻易重夺河南地。无数四处逃散的戍边士卒和中原躲避徭役战乱而逃亡的人民，壮大了匈奴人口。匈奴趁着中原混乱和烽火遍地，得到了一个难得的强盛起来的机会。
长城的修建
今天我们所看到雄伟壮观的万里长城，始于秦，经过历代补修。起于甘肃的嘉峪关，犹如出世巨龙穿过广漠，跨越千里草原，依托着崇山峻岭，傍邻巨河大川，蜿蜒而东至渤海边的山海关。
匈奴常常以特有的长途突袭方式进犯中原，来势如急风骤雨，退时如烟消云散，具有极大的灵活性与突然性，令以防御为主的中原各国猝不及防。要想防御匈奴的大规模突袭极为困难，如果戍守边境的士卒太少，则无法击退匈奴的进犯，如果集聚重兵驻扎边境，不仅粮秣转输、补给困难。而且也没有那么多兵力可以布满整个边境。
到了战国时期，各国之间频繁爆发大战，各国不可能为防范匈奴而布署过多的兵力于北部边界。何况在漫长的边防线上，任何一点都可能成为匈奴突袭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依托险要地势，构筑永久防御工事，就成了事半功倍的好方法。因此，秦、赵、燕三国相继修建长城。
赵国是战国时期最早修筑长城的国家之一，在赵肃侯时(公元前349年～前326年在位)就在赵国北境开始修筑长城。其子赵武灵王继位后，北破林胡、楼烦，将匈奴等游牧氏族驱逐出阴山以南。并修筑代地(今河北蔚县)至高阙(今内蒙临河之北)的长城，全长约二千余里。沿长城一线设置云中、雁门、代郡等郡，驻兵防守，有效地遏制了匈奴等游牧部族的南下侵掠的势头。
燕国也在其北境修筑有长城。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战国后期，燕国贤将秦开率领大军击破东胡，迫使东胡退却千余里，后来燕人在其北境修筑长城。燕长城西起造阳(约在今河北宣化北)，东至襄平(约在今辽宁沈阳以东)，在长城沿线设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诸郡，以防御北边游牧民族的侵扰。
秦国在昭王时(前306年～前251年在位)也开始在其北境修筑长城。当时活跃在秦国北方的是属于西戎的义渠。昭王三十五年(前272年)，宣太后诱杀义渠戎王于甘泉宫后，发兵攻灭义渠，占领义渠。秦国为了防御北境更强悍的敌人匈奴，沿北部边境的陇西、北地、上郡修筑长城，由今甘肃岷县西南洮河东畔起，至狄道(今甘肃临洮)东北行，经宁夏固原直至黄河，有效地制止了匈奴南下的企图。
但当时赵、燕在军事上的主要对象是强大的秦国，匈奴的侵扰只是次要的问题。所以秦、赵、燕三国修筑长城所用投入，未达到完全防御北方游牧战略目的。到了战国后期，随着赵国的瓦解，匈奴很快地突破赵长城的防御，跨越阴山，渡过黄河，占据河南地，威胁中原。
秦始皇结束战国时代，派遣蒙恬统三十万大军出击匈奴，将匈奴驱逐出河南地，并夺取了阴山以南地区，秦的疆域向北大大推进，原来战国修筑的长城已失去了原有的作用，秦始皇为了彻底巩固北部边防，防止北遁的匈奴随时卷土重来，决定重新修筑长城。秦始皇命令蒙恬将战国时秦、赵、燕三国修筑的长城连接起来，重新加以修缮完固。历过蒙恬十多年的艰苦努力，形成了一条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长城。同时，沿长城又开通了横贯东西的北边交通道路。
公元前202年，楚汉战争降幕，刘邦长安称帝，建立了西汉王朝。中原经过长期战争的消耗，残破不堪，民生凋敝，急需休养生息；而在长城之北，千里草原之上的匈奴则是一番兴盛发达的景象，拥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肥美的水草滋润着膘肥体壮的战马。以致在汉初的一段时间内，匈奴屡屡铁骑突破长城，深入边郡掳掠，甚至兵锋直逼京师，长城的防御作用事实上已经被严重削弱。但在中原人的心目中，长城仍是汉匈分界的重要标志。文帝曾致书匈奴老上单于，约定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治于单于，长城以南“冠带之室”由汉帝治理。
历史上，大概找不到象卫青和霍去病这样一对名声显赫的名将组合了。两个人既是舅甥，又同为大汉帝国的将军，都在征伐匈奴的战斗中立下丰功伟绩，两个人就象双子星座一般，在名将的银河中格外引人注目。
卫青和霍去病虽然是舅甥，但两人的出身却截然不同。卫青是私生子，自幼和生父后母生活在一起，后母及家人都不喜欢他，“父使牧羊，民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为兄弟数”，少年时的生活比较困苦，成年后还因为武帝的皇后阿娇嫉妒卫子夫受宠，差点被当成出气筒而死于非命，幸亏被公孙敖冒死救下，不过也算因祸得福，武帝为了这件事大发雷霆，赌气似的将卫青破格提拔，卫青就此走上了一代名将的漫漫征途。可以说，卫青的发迹可以说是非常偶然的，虽然卫青和卫子夫是同母异父的兄妹，但能受到武帝的提拔，感觉上武帝有赌气的因素：你陈阿娇不是要置卫青于死地么，我就偏偏要提拔他。不管如何，卫青就这样被推到了历史的舞台前。而霍去病则不同，按现在的话来说，霍去病是含着银钥匙出身的，霍去病也是私生子（看来这是卫氏的传统 8-P),但他却是跟着母亲一起嫁到了詹事陈掌家，一直都是过着锦衣玉食的贵胄生活，“年十八为侍中。善骑射，再从大将军”，可以说顺利的不要再顺利了。同是私生子，境遇两重天，不同的生活经历给了他们不同的性格，卫青为人恭谨谦和，沉稳如山；霍去病为人豪爽张扬，性烈如火。两人虽同为名将，但个性迥异，这在各自的带兵风格中体现的尤为清楚。
匈奴之于大汉帝国有点类似于汉尼拔之于罗马帝国，罗马在于汉尼拔的长期战争中受益匪浅，可以说，汉尼拔是罗马的梦魇，也是罗马的一道槛，跨过汉尼拔这座大山后，罗马在地中海任意驰骋，予取予求，成就一代霸业。匈奴对于大汉帝国也是如此。战国时期以秦国的步兵方阵和赵国的胡服骑射为两大发展模式，等到秦统一六国之后，以及后来的楚汉相争，步兵在战争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骑兵由于马匹的数量较少，而且装备不够完善，在战争中的作用是有限的。而当中原战火方熄，百废待兴之时，远在漠北的匈奴就成为与大汉帝国争夺东亚霸权的头号敌人。匈奴的战争风格与中原的汉族完全不同，史书上记载，匈奴“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铤。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人人自为趋利，善为诱兵以包敌。故其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瓦解云散矣。”，可以说匈奴的机动性是极强的，善于集中兵力，诱敌深入后予以各个击破，这是匈奴用兵的主要战术，但弱点是抗打击能力不强，防御力较弱，经不起强力的冲击。汉初立，匈奴和汉在白登山第一次交手，汉帝国初次领教的匈奴的利害，匈奴的战术也发挥的凌厉尽致。双方的兵力大致相当，汉由刘邦亲自率三十二万步兵追击匈奴的三十万骑兵。冒顿单于隐藏主力，将兵弱旅视于刘邦，引诱刘邦舍弃大部分步兵率少数部队追击，然后用骑兵主力将刘邦围在白登山七昼夜。此战让汉朝认识到了匈奴的力量，自此以后，匈奴就成为汉朝在很长的时期内，最强大的一个对手。鉴于汉成立之初实力还不足以和匈奴全面对抗，汉的统治者明智的采取了怀柔的政策，暂时和匈奴保持和平，同时休养生息，推行卖爵令，“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减免租税，同时鼓励畜牧业，至景帝时,“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牝者摈而不得会聚”。大汉帝国终于恢复了强悍的真正面目，开始把目光投向宿敌--匈奴。
一代雄主刘彻即位，后世溢号孝武帝。武帝在中国的历史上实在是个毁誉参半的争议性人物，这方面暂且不提了。汉与匈奴和平的破裂缘于一次失败的伏击，汉朝于马邑城伏兵30万引诱匈奴军臣单于，只可惜老天注定匈奴不该亡于此时，单于于半路捉到一个雁门尉史，一阵拷打问到了伏兵的实情，连忙引兵北还，一场大规模的伏击战还没开始就戏剧性的结束了，双方都白白辛苦了一趟，唯一的受益者就是那个雁门尉史，单于封他个天王，因祸得福成就一番富贵，可惜在历史上留下了一段恶名。自此，汉与匈奴之间大规模的战争正式拉开了序幕，是年为元光二年，公元前134年。五年后的元光六年，即公元前130年，卫青第一次踏上了征伐匈奴的漫漫长路。
卫青的初次出征应该说是极其幸运的，那个时代限于通讯和侦察技术的落后，汉军和匈奴军大多是维持一种运动中的接触战，由于匈奴是实行军民一体的结构体系，民众平时为民战时为兵，很难说汉军搜索到的就是匈奴的正规部队（或许根本就没有所谓正规部队），应该就是一般的牧民吧。战争一开始就维持一种消耗战的模式，往往是匈奴入侵，在边境掳掠一番退回草原，然后汉军分兵进入草原搜索，有时徒劳无获，有时少有斩获，有时甚至损失惨重。卫青第一次出征就个人来说是幸运的，但这次征伐整体上是失败的。其结果如下：“汉使四将各万骑击胡关市下。将军卫青出上谷，至龙城，得胡首虏七百人。公孙贺出云中，无所得。公孙敖出代郡，为胡所败七千。李广出雁门，为胡所败，匈奴生得广，广道亡归。汉囚敖、广，敖、广赎为庶人。”四万铁骑仅剩下两万三千，可以说损失惨重，这因为如此，卫青的微不足道的胜利在此时是如此的突出，为其赢得了第一个爵位--关内侯。
匈奴的报复是迅速而又残酷的，“其冬，匈奴数千人盗边，渔阳尤甚。汉使将军韩安国屯渔阳备胡。其明年秋，匈奴二万骑入汉，杀辽西太守，略二千余人。又败渔阳太守军千余人，围将军安国。安国时千余骑亦且尽，会燕救之，至，匈奴乃去，又入雁门杀略千余人。”，对付这样飘忽不定的敌人，年轻的大汉帝国还是办法不多，但卫青作为幸运儿却有了第二次讨伐匈奴的机会，这一年对于卫氏家族是具有纪念意义的，因为卫子夫成功的为汉武帝生下了太子刘据，并通过巫蛊案将陈皇后废掉，把卫子夫立为皇后，卫青的外戚地位更稳固了，但这日后却日益成为影响他名声的包袱，平心而论，卫青的前两次战功有运气成分，封侯也有武帝偏爱的因素，此时封侯对于他在历史上的评价是有影响的，这或多或少影响了对卫青的整体的评价，这或许也是卫青本人所未能预料到的。卫青的二次出征是和李息兵分两路，卫青出雁门关，李息出代郡。卫青又一次捕捉到了匈奴的踪迹，此战斩首虏数千。于是有了第三次征伐，“明年，青复出云中，西至高阙，遂至于陇西，捕首虏数千，畜百余万，走白羊、楼烦王。遂取河南地为朔方郡。以三千八百户封青为长平侯。”卫青连续三次胜利虽然杀戮的敌人数量不多，但意义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初步摸索总结出了讨伐匈奴的一些作战方式，或许卫青幼时的放牧经历对其在草原中寻觅敌人的踪迹不无裨益，否则无法解释为何连续三次都能在茫茫草原中觅得匈奴人的踪迹，这在当时的条件来看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二是夺得黄河以南的朔方地，修建了朔方城，作为从西方打击匈奴的又一个基地。可以说，卫青此战为汉朝此后的一系列胜利打下了根基。
卫青的第四次讨伐对于他个人来说达到了声望上的顶峰，此次作战的对象是匈奴的右贤王。匈奴的行政级别是这样区分的：单于自称为“撑犁孤涂单于”“匈奴谓天为“撑犁”，谓子为“孤涂”，单于者，广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单于然也”，接下来“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匈奴谓贤曰“屠耆”，故常以太子为左屠耆王。”史书记载“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单于之庭直代﹑云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所以接下来的历次讨伐，除了卫青的最后一次直接对阵匈奴单于外（此战也是最能体现卫青名将本色的一战，也是我评价卫青高于霍去病的决定性一战，待后叙），其他多次用兵都是指向西方，直接打击的目标就是右贤王以下的势力。卫青的第四次出征算是确立了在大汉帝国中的首席将军的地位，“青将三万骑出高阙，卫尉苏建为游击将军，左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太仆公孙贺为骑将军，代相李蔡为轻车将军，皆领属车骑将军，俱出朔方”，这次采用夜袭的手段，长途出塞六百余里，让匈奴右贤王始料未及，“右贤王惊，夜逃，独与其爱妾一人骑数百驰，溃围北去。汉轻骑校尉郭成等追数百里，弗得，得右贤裨王十余人，众男女万五千余人，畜数十百万”，战果辉煌。我觉得这次讨伐最大的成就是解决了以往汉军无法深入塞外作战的问题，史书没有明确卫青是采用什么战术，不过根据后来张骞李广都因为“失期”而被处以死刑（可赎身），看来失期在当时是很严重的一种罪行，有可能是卫青根据自己的经验，改变了以往那种将领各自为战的模式，将手下的将军们分组，采用8字型或其他方式搜索，每一组的将领在有限的规定的区域内搜索，但在规定时间内必须到达指定的地点和其他部队回合，这样各支部队之间彼此有个照应，同时相距不是很远，一旦发现敌人的踪迹可以很快赶来救援或采用包抄的战术击破敌人。果真如此的话，可以说汉军在战术上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层次，开始有了战略构想的初步概念，这个功劳归于卫青，我觉得并不过分。
汉武帝大悦，不等卫青班师，就派使者等在塞上，封卫青为大将军，统帅所有诸将，在名义上最终确立了卫青在大汉帝国军队中第一人的地位。话说回来，汉武帝此人实在有点好走极端，如果看重一个人，名誉金钱地位美女予取予求，毫不吝啬；一旦对某人印象不佳，那此人无论干的多么出色，都不会落的什么好处。皇帝是性情中人，这个倒不是件好事情，况且武帝还有个毛病，喜欢后生才俊，至少是外貌上的， 不过相面上可没说相貌堂堂就代表有料，看来武帝的帝王之术中没有相面这个教程，从后期宠信江充搞出那么大的祸端来看，武帝看人实在是有问题，而且好恶全凭己心。这个在以后对待卫青和霍去病的问题上表现的很明显，稍后再叙。此次卫青又受封八千七百户，两个襁褓中的幼子也被封侯，卫青对此推让再三，将荣誉归功于皇帝和诸将士，不管这是出自真心还是虚情，卫青此举让他在皇帝面前和将士中树立了同甘共苦的形象，也是卫青之所以为一代名将的重要依据。
汉武帝元朔六年，即公元前124年，是霍去病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重要一年，不过这一年对于卫青而言却是喜忧参半的。卫青成为大将军后第一次领军出征，斩首一万九千多，成绩还算不俗，但赵信降胡，苏建全军覆没，只身逃回，却给卫青带来了微妙的变数。而霍去病的初次表演却不俗，虽然实际斩获只有二千二十八个首级，武帝却以二千五百户封他为冠军侯，所得实多矣。武帝对于年轻人总是比较垂青的，自此以后，霍去病的锋芒逐渐盖过了卫青。卫青在这一轮讨伐中最出彩的地方就是表现在处理苏建失军问题上的态度，“苏建、赵信并军三千余骑，独逢单于兵，与战一日余，汉兵且尽。信故胡人，降为翕侯，见急，匈奴诱之，遂将其余骑可八百奔降单于。苏建尽亡其军，独以身得亡去，自归青。青问其罪正闳、长史安、议郎周霸等：“建当云何？”霸曰：“自大将军出，未尝斩裨将，今建弃军，可斩，以明将军之威。”闳、安曰：“不然。兵法‘小敌之坚，大敌之禽也。’今建以数千当单于数万，力战一日余，士皆不敢有二心。自归而斩之，是示后无反意也。不当斩。”青曰：“青幸得以肺附待罪行间，不患无威，而霸说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职虽当斩将，以臣之尊宠而不敢自擅专诛于境外，其归天子，天子自裁之，于以风为人臣不敢专权，不亦可乎？”官吏皆曰“善”。遂囚建行在所。”或许有人批评卫青柔媚于上，这也算一条证据吧，我却认为这恰恰反映了卫青作为名将，已经深得位及人臣的进退之道，以及协调部下的极高素质。虽然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这句话是要看场合的，如果军情紧急，来不及与皇帝（大本营？）沟通，当然可以由大将军独断，但苏建逃回去时战斗已经结束了，如果卫青此时已严肃军纪为由将苏建斩首，虽然与法无背，但难以避免嫉妒者背后的谗言，何况为将者最怕的就是主上的猜忌，汉初的异性诸侯王被刘邦屠戮殆尽，都是因为锋芒太盛的缘故，连周亚夫这样的人都因为受到景帝的猜忌，借亚夫的儿子购买军械陪葬品为由，以谋反罪将周亚夫下狱致死。卫青是个聪明人，知道什么时候该表现自己，什么时候该表现的木讷一点。不过卫青的性格还是比较柔顺宽厚的，甚至有点逆来顺受的感觉，这点让我联想到日本的德川家康，那种坚忍的态度让很多人鄙夷，但笑到最后的却是他，其他名气比他大的诸如织田信长、明智光秀、武田信玄，都先于他入土了，人一死，名气再大也都成为过眼烟云了，扯远了，卫青的某些表现在后人看来，不符合一般人心目中的英雄形象，包括后来娶了老主子平阳公主为妻，让后人多少对其人品有所质疑。其实卫青大概和吕端一样吧，看史书引述他与苏建的对话,苏建尝说责：“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士大夫无称焉，愿将军观古名将所招选者，勉之哉！”青谢曰：“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待士大夫，招贤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可以知卫青对自己的定位始终有清醒的认识，这点比起不知天高地厚的韩信要强的多了，韩信被夺爵后嘴里还不干不净的发牢骚，而且还传到刘邦耳中，那不是自己找死嘛！韩信虽为名将，但说到进退有序，还是不如卫青。说到底，在中国作武将实在不容易，除了那些自己当上皇帝的，其他的名将大多死于皇帝的猜忌下，所以对于那些懂得明哲保身的名将，我是更加钦佩的。
该说说霍去病了，这个偶像级人物实在是个幸运儿，而且幸运之神始终垂青于他，让他建立无上的功勋，也算少年得志的典型了，汉武帝还专门为他设立了骠骑大将军的职位，最后还煞费苦心的定令“置大司马位，大将军、票骑将军皆为大司马。令票骑将军秩禄与大将军等”，让霍去病和卫青平起平坐。从霍去病的战绩来看，这样的待遇确实很恰当。“票骑将军去病凡六出击匈奴，其四出以将军，斩首虏十一万余级。浑邪王以众降数万，开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万七千七百户。其校尉吏有功侯者六人，为将军者二人”，而卫青不过“ 七出击匈奴，斩捕首虏五万余级。一与单于战，收河南地，置朔方郡。再益封，凡万六千三百户；封三子为侯，侯千三百户，并之二万二百户。其裨将及校尉侯者九人，为特将者十五人”，霍去病的效率要高于卫青，但是仔细分析一下这些数据背后的问题，会发现霍去病作为名将还是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
匈奴单于听从赵信的献策，将大本营移往草原的深处，于是汉军的打击面转向了朔方以西。接下来的三次出征是霍去病在青史留名的三次大胜利。具体的数字就不罗列了，战果是相当不俗的，但从战术上来看并没有太多的新意，况且霍去病拥有其他将领包括卫青都没有的特权，可以在全军中挑选最精勇的壮士和最膘肥的战马组成自己的战队，这就为他的长途奔袭提供的比其他人更有利的条件，况且霍去病年轻气盛，且一向顺风顺水，对战场上的困难的估计和警觉是相当麻痹和忽视的，也有人指责霍去病对士卒毫不关心，“其从军，上为遣太官赍数十乘，既还，重车余弃粱肉，而士有饥者。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鞠也。事多此类。”，自己吃着精美的事物，对营帐外缺衣少食的士兵视而不见，或许霍去病的贵族身份让他从来就不会去考虑其他人的感受，也漠视士兵的需求，这样的个性，好的说法叫坚毅，不好听的说法就是冷酷无情。对于胜利者，这样的指责有点吹毛求疵了，不过就算是求全责备好了，这种个性对于一代名将而言应该是一种隐患，尤其是当军队处于逆境时，历史上死于军队哗变的将领相当多，所以古今中外的兵书中，对军队的内部控制也是一个经常强调的重点，霍去病在这方面的迟钝并没有让他付出代价，我想可能有这样几方面的原因:军队的素质过硬，霍去病挑选的都是精英中的精英，本身就代表了当时汉军中最强的实力，这样的一支菁华快速反应部队，交给任何一位将领手中，决策上只要不出大的差错，立功应该是不成问题的；汉军的构成，汉初的军队构成上，募兵是很少的，基本上是属于临时征发的兵卒，甚至是犯了刑法的罪犯以及入赘的女婿以及小商贩等，这样的部队如果不严明军纪，战斗力根本得不到保障，李陵带领自己训练多年的精兵五千出战匈奴，在紧要关头士兵还偷偷在营帐中猥弄营妓，胆子不可谓不大。况且对匈奴的战争是时断时续的，且人员的消耗相当大，名将也很难有一支稳定的嫡系部队，这种条件下，将感化放一边，整肃军纪来保证部队的战斗力，应该说也是一种无奈之举；跟随霍去病的部将们立功的机会多，也是众多部属包括以前依附于卫青的将领转投霍去病门下的原因之一，有时候一种信仰对于军队来说还是很有必要的，或许霍去病对于当时的部下来说就象神一样，不败的名将这样一个光环让众多追随者甘心为之效劳，恐怕也是霍去病能够超然于其他将领的缘故。从普通士兵的角度来说，深入草原讨伐匈奴对他们而言并没有什么意义，战后论功行赏封侯挂印基本上与他们无关，他们所考虑的只是如何从严酷的战争中生存下来的问题，而把自己的性命托付给一位不败的名将，即使条件艰苦待遇差，但是生存下来的几率恐怕也大一些，这大概是士兵们无怨无悔的原因吧。就我而言，我宁可选择在膘骑麾下效命，而不愿在李广帐下谋职，李广带军死亡率实在太高了，全军覆没就至少有两次，跟随他恐怕性命堪逾阿！再者，霍去病的对手一直是匈奴的单于以下的贤王当户，没有机会和单于面对面交锋（唯一的一次机会还错过了），恐怕对霍去病而言也是终身的遗憾吧，“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虽然只是句豪言壮语，但多少也反映了霍去病急于彪榜青史的心情，这也是我心中一直存在的疑惑：如果霍去病能够和单于交手的话，究竟是霍去病不败神话的终结，还是匈奴提前退出历史舞台呢？霍去病的冲击力在当时中国甚至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其发起攻击的时机拿捏之准也是罕见的，从半渡而击休屠王迎浑邪王一战中就可见一斑。但如果单于能顶得住头一轮攻击并及时转入反攻的话，霍去病会不会重蹈李广的覆辙呢？
诚然，现在再来作种种假设有点吹毛求疵了，毕竟霍去病是以不败名将的声誉名垂青史的，现在来说霍去病个性上的缺陷有点小人之心的感觉了，同样的一种个性，如果成功了就会被认为有决断力，坚强，有朝气；失败了就会被认为偏执，愚蠢，独断专行，历史就是这样的无情而又谄媚，宽容而又狭隘。不过我并非有意鸡蛋里面挑骨头，主要是想比较一下卫青和霍去病究竟谁更能代表当时中国武将的最高水准。两者既然无法直接交手，那就只能从其他方面来管窥了。
我个人认为最能反映出卫青实力的一战就是元狩四年，既公元前120年卫青霍去病对匈奴的最后一战，也是迄今为止对匈奴规模最大的一战，其准备工作耗费相当惊人。卫青和霍去病各领五万骑兵，步兵三十多万，包括运送粮草辎重的马匹共约十四万匹，以战后一匹母马价格二十万计算，普通的公马最少三十万，而战马的价格更是倍数，光马匹的费用就已经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了，更何况粮草军械战后的赏赐等其他军费。大汉帝国将全部赌注押在这一仗上，卫青和霍去病首次以平等的身份同时出战，阵容之豪华当世罕见，但霍去病还是拥有比卫青更优越的条件：“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去病”，车重与卫青数量相等，但卫青还带领了李广公孙贺等四将，手中的兵力还得分出一部分给其他将领，而霍去病连裨将都没有，后来还是临时以李广的儿子李敢作为裨将的，可以说霍去病在军士的战斗力及人数上都比卫青占优，而且事前的情报是单于在靠西面一带出现过，因此霍去病的进军路线是定襄，武帝明显倾向于霍去病，让他担任主攻的方向，当中途捕获俘虏后得知单于主力在东方，于是临时变换路线，霍去病出代郡，卫青出定襄，我想事后霍去病一定悔恨万分，历史的机遇就让一个俘虏轻易的改变了，有时回头想想也真是挺有趣的，这大概也是历史的魅力所在吧，已知的历史却有着诸多未知的可能性，让学者们争论不休的往往是mission impossible，就象很流行的一句话“如果上天能多给一次机会的话…………”。话归正题，历史在有意无意间，将这场历史性的对决的主角判给了卫青，我个人觉得卫青在此战中的发挥，绝不亚于小西庇阿在扎马战役中一战击败汉尼拔的惊人表现，而且卫青当时的条件应该说是比较困难的。首先战斗力强的部队都被霍去病挑选去了，剩下的兵力中，还分出部分给四位偏将，估计总计有一万骑左右，步兵辎重不计。在战斗中赵食其和李广都没有能及时赶到战场，对于整个战斗的部署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影响的。而且匈奴是以逸待劳，将决战的地点选在塞外千里之地，想以逸待劳击溃远道来袭的汉军，应该说匈奴大军在天时地利方面都占有一定的优势，兵力来看，由于战后捕获首虏万余级，而战斗中四散的匈奴兵更多，因此猜测匈奴单于的兵力在三万以上应该还算比较恰当的，远道千里碰上的匈奴主力部队，而兄弟部队却没能及时到达预定位置，卫青所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局面，同时也激发了卫青身为一代名将的全部潜质。由于中国的史书中对战役的介绍相当有限，这场持续了一天的激战在史书中只有寥寥几句话就带过了，不过从这几句精炼至极的话语中，还是能想象到当时这场大战的激烈情景：当卫青发现匈奴早已严阵以待之时，已经对这场战斗的困难局面有了清醒的认识，下令把军中的辎重车辆环绕，形成坚固的防线，以步兵弓箭手作为防守的基础，骑兵方阵在营前排列，同时在两翼设有预备队骑兵，基本阵型应该是个“W”字，在实战中逐渐变成“V”字，以完成包围圈。战斗开始，卫青先派出五千骑兵诱敌，匈奴也不敢托大，以万骑来迎击，开始的时候双方应该是比较谨慎的，但匈奴的冲击力习惯性的将战斗引入乱战的局面，场面必定十分焦着，此时战局正悄然向有利于汉军的方向发展。由于卫青事先构筑了坚实的后防线，匈奴的中线突击没能冲破汉军的防线，随着时间的延长，匈奴军逐渐进入了汉军的口袋，汉军的中线部队开始收缩，有意将匈奴引入口袋中，同时两翼开始缓缓包抄，这个过程应该是比较缓慢的，因为一望无际的草原让交战双方对对方的每一步行动都能及时洞察。战斗持续到了黄昏，突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局面一度陷入混乱，卫青却能处变不惊，敏锐的感知到反攻的时机到了，下令早已待命的两翼骑兵部队突进，完成包围圈，匈奴的军队在侧翼的打击下终于崩溃了，单于趁乱阿带着数百骑从西北角突围而去，卫青追了二百多里未果，于是扎驻赵信城劳军，将匈奴的积粮能带走的全部带走，不能带走的放火烧掉，彻底拔掉了匈奴的这个据点。这一仗下来获得敌人首虏一万九千余，更重要的是匈奴的主力部队深受重创，短期内无力再次犯边，伊稚斜单于逃脱后于族人失去联系，匈奴人以为单于已死，右谷蠡王自立为单于，伊稚斜单于回去后又费了一番功夫才平息这场内乱，但匈奴此役元气大伤，自此汉与匈奴的实力对比开始朝向有利于大汉帝国的方面倾斜，但匈奴的实力仍然很强，在卫青霍去病之后仍然数次击败汉军，其韧性不可谓不强矣。匈奴的真正开始衰弱，要待汉宣帝时，新一代名将赵充国横空出世之际。
霍去病虽然没有碰上匈奴的主力，但此次仍然收获颇丰，“票骑之出代二千余里，与左王接战，汉兵得胡首虏凡七万余人，左王将皆遁走。票骑封于狼居胥山，禅姑衍，临翰海而还。”从战利品来看要远高于卫青，但是对于名将而言，未能和最强的敌人过招，应该是非常遗憾吧。三年后，一代名将霍去病英年早逝，武帝为之恸哭，将他安葬在茂陵，将其陵墓做成祁连山的形状，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将领能受到皇帝如此的厚遇，武帝对霍去病的偏爱可见一斑。
元狩四年的幕北之战，匈奴与汉帝国双方的损失都十分惨重，匈奴损失九万余人，牛羊物资损失更大，幕南之地尽失，粮草丰美之处都落入汉帝国之手，这对于匈奴这样的畜牧立国的国家打击是致命的，匈奴的人口牲畜繁衍速度开始放缓，就此种下了衰败的种子；而汉朝的损失也是相当惊人的，出塞的十四万匹良马仅有三万匹幸存，各种物资的消耗更是惊人，仅用来犒赏三军的花费就有金二十余万斤，国库钱不够就重开卖爵令，别出心裁出售武功爵，级十七万，凡值三十余万金，铸币不够就开铸金银锡三金币及鹿皮币，用财政赤字来弥补国库开支，搜刮民财，对于匈奴的来降者厚待有加，其国际主义风格可以和千年后的援助某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大手脚相比。汉朝经此一战，战马损失殆尽，以后十几年居然由于无马可用而搁置了对匈奴用兵，真是讽刺哪，短暂的和平居然是由于暂时失去了战争能力所带来的附加值，战争与和平的辩证关系居然如此的微妙。
霍去病死后，卫青的斗魂似乎也随之而去了，在度过了十四年碌碌无为的生活后也继霍去病之后入土。或许对匈奴的最后一战耗尽了他的心力，又或许获胜后武帝寸功未予，手下接踵另投霍去病麾下令他失去了雄心壮志，总之卫青的晚年应该是比较寂寥的，一代名将如果没有战争的话，其存在的价值就等于零。官场的失意、姐姐卫子夫的失宠、外甥刘据的太子地位之争、武帝本人对自己的态度冷淡，都令这位从羊圈里走出来的名将颇为烦恼罢，好在卫青为人小心谨慎，不给政敌一点把柄，连李敢以下犯上谋杀他都能忍得，为人实在坚毅，能得一善终，在前汉的大将中也是寥寥可数了。至于子孙身陷巫蛊案而获罪，也不是九泉之下的他能想得到的了。
田中芳树的《银河英雄传说》中，罗严克拉姆元帅手下有两个人被誉为帝国双璧——“疾风之狼”米达麦亚和“金银妖瞳”罗严塔尔。米达麦亚的风格类似于霍去病，速度和冲击力在银河帝国中首屈一指，而罗严塔尔就类似于卫青，沉稳老练，不给敌人以任何可乘之机。其实两人各有千秋，真要分出高下是不可能的，何况因人而异，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最强者，不过在我心目中，卫青的地位是高于霍去病的。不管如何，两个人的相继离世是如日中天的大汉帝国的一大损失，但对于百姓却未尝不是一件幸事，战争中催生名将，名将在战争中青史留名，百姓却成为战争的牺牲品；战争结束，百姓休养生息，名将却郁郁而终，或许这种循环万世也难解的开罢。汉击匈奴，在后世子孙看来是汉民族的丰功伟业，但对于当时的大汉黎民而言，意义恐怕就要从相反的方面来诠释了。
名将已没，历史
从公元前123年马宜山诱敌战开始，汉匈战争整整打了九十年，汉家王朝以几代人巨大的付出为代价，取得了对匈奴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泱泱大国的地位。这是一段发人深省的历史，是一段使我们荡气回肠的历史。这其中，有一群为我们中华民族创造了巨大辉煌的优秀人物，他们有着不同的经历，但这却不是我们应当牢记他们的原因，他们之所以为后人所敬仰，因为他们在最需要的时刻选择了战斗，在最危难的时刻选择了拼杀与死亡。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成为我们今天依然念念不忘的英雄，但是更多的人却长眠在蹉跎岁月的深处，而他们的骄傲与苦难，纵然经过了千百年岁月的洗礼，却仍然在今天人的心中，激荡起无比壮阔的波澜.
而那些抗匈名将们，更有多少我们今天应该记取的名字。
想了很久，今天终于下定决心写篇关于霍去病出塞痛击匈奴的文章。霍去病的胜利是不可否认的，六击匈奴、每战皆捷，你说他天幸也好，说他有神灵相助也好，但请不要忽视他每一次孤军挺进，以少战多时所承担的凶险、困难。这绝对是需要大决断，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才能做到的，我对霍去病3次经典战役的总结就是8个字―大无畏的奉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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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王朝背景
大汉王朝：
我国在汉朝以前，四邻兄弟部族，把我们称为“夏人”或“秦人”。鉴于大汉王朝的强盛，其他部族把我们改称“汉人”，相应把汉人之族称为“汉族”“古代边裔部族称中国人为汉人，以汉代强盛，号令远及边裔，边裔人只知道中国为汉也”（《辞海》）。“汉族”一词，是由汉朝来的；汉朝一词又源于汉中，汉族、汉字、汉文化遂由此而来。
汉朝是继秦朝之后建立的又一个统一王朝。它完成了秦朝没能完成的历史使命，成功地结束了战国局面，不仅在全国实现了政治统一，也初步完成了文化整合，为中华民族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过程曲折复杂，历时二百余年。在西汉统治近2百年的历史中，通过一系列的政治经济的改革，使国力强盛、人民安乐，呈现出一派太平盛世的景象。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汉武帝执政期间，实行经济改革，使经济发展迅速。他先后实施了一系列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不仅促使了“国富”，而且极大促进了“兵强”。与匈奴的大战充分证明，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军事战略提供了有力支撑。
大汉帝国统治的头两百年也是中国历史上诗歌、绘画、音乐、哲学、文学和撰史方面空前的文化繁荣时期。中国的文官制度接受了儒家文化的理想，通过对人才才能和德行的考察，而不是出身与地位，来吸引政府人才。这一制度几乎在两千年后的今天仍然被采用。汉朝的理想虽然在几百年后由于它的灭亡而暂时中断，但是后来历代的继承者都敬仰汉代所创立的伟大传统。
匈奴王朝：
在秦国时期，匈奴并不能算一个很强盛的游牧民族。匈奴东侧的东胡，西面的月氏都强盛于匈奴。当时匈奴单于的名叫头曼，曾与秦军交锋，兵败北逃。秦末汉初，中原混战，秦始皇沿黄河筑的城池无人守卫，部份匈奴部族才敢偷偷溜回黄河以南的一些水草肥美的故地游牧。它与汉族等北方各民族接触频繁，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相互影响，对于我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和文化曾作出过一定的贡献。
匈奴当时处在强盛时期，有壮年骑兵４０多万，人口超过２００万，但是他们自己无力消灭汉朝，主要是希望长期保持这种汉匈的对峙关系，保持对汉的军事压力，得到汉朝的纳贡和劫掠边境，其本身没有太成型的战略方针,无非是见招拆招,然后搞个针对边境百姓的反击袭掠.汉匈大战期间,匈奴的几次进攻都没把消灭汉军主力作为主要目标,所以说匈奴战略上是欠缺的,而且当汉军主力攻入漠北时匈奴还犯了战略错误，他过分高估了自己的军事力量，竟然与汉军进行短期主力决战，几次大战损失了近３０万精壮年，加之霍军神后来几次的焦土政策，烧了大片草原，使匈奴的资源受到很大损失，总人口下降，这不是匈奴短时间能恢复的。所以匈奴自此一蹶不振。
这样的例证，在后来的蒙古、甚至元朝都得以体现。匈奴人主要是保持现状，他们没有力量征服汉朝；而汉朝是要一劳永逸，消除匈奴的这个大患，要消灭匈奴有生力量，主要以歼灭战作为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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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匈战争中涌现出许多英雄豪杰，在这无数英雄中独以少年霍去病最引人注目。霍去病，一个遥远的名字，已经模糊的身影、却还有依然滚烫的血性和悍勇。历史、传说，都已经锈蚀斑斑，依然清晰的是风骨和风华。巴顿有一句名言：“战争是人类创造的最高成就”，霍去病就是如此，为战争而生、为战争而死。由于他的那句“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名言包含为国家而牺牲个人幸福的思想境界，被永远定格在历史的丰碑上，他天然的尚武精神似乎显得不怎么重要，以致于被一代代人刻意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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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少年英武，初露锋芒
去时儿女悲，归来胡茄竞。试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
这是一首在一般古诗选本中很难找到的诗，但是它却能让人过目难忘。诗的作者也不是才情出众的文人骚士，而是南朝梁时一位骁勇善战的武将曹道宗。在感受这首诗雄豪气度的同时，不难发现曹道宗对汉朝名将霍去病有着一种的特别喜爱与崇敬。
123年，他随大将军卫青出击匈奴，霍去病一再请战，卫青挑了八百名勇壮骁骑归其指挥，初披战袍，凭一腔热情和血气之勇，没有任何实战和指挥经验，率领800骁骑一往无前地向北奔去。莽莽草原，人迹全无。将近黄昏，忽然发现前方远处有一片黑点。霍去病判断应是匈奴的营帐，当即命部下衔枚而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了过去。匈奴兵根本没想到汉军会这么远地杀来，顿时一片混乱。800骁骑个个勇猛无比，霍去病身先士卒，首先闯入匈奴营帐，
把匈奴兵杀得四散逃窜。霍去病大胜而还，战果空前。此战，给右贤王和单于主力以沉重打击，迫使其退至大漠以北苦寒地区，巩固了河南地区，切断了匈奴东部和西部的联系，为尔后出击河西(今河西走廊和湟水流域)之匈奴和打通河西走廊创造了有利条件。
战术分析：
个人认为漠南之战的军事特点从战略意义的层面来讲，以高机动的骑兵快速突进，迂回深入纵深，不断打击敌人防卫薄弱的软肋，同时毁坏城镇，掳杀民众。这本是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惯用战术，无论匈奴、鲜卑还是后世的蒙古都以这样的战法让汉人大吃苦头。而霍去病将这样的战法用于对付匈奴侵略者本身，是“以其人之道，还之其人身”，凶悍如狼的匈奴人在霍去病骠骑的马蹄下反而成为了待宰割的绵羊，匈奴人的赖以生存的草原被焚毁，之前欠下汉人的血债，被霍去病连本带利的讨了回来。
此战汉朝军队头一次阐述了“兵不在多在精”的道理。快速移动、拥有强大突击战斗力的轻骑兵如同突击队一般横扫匈奴的精锐，轻装骑兵作战就是霍去病军队的作战风格，霍去病创造并运用的这套清晰的长途奔袭战术成为以后大汉对匈奴的一贯战术。这样一来，长途奔袭战术小试锋芒便显示其巨大的威力，从此后轻装简从，长途奔袭的战略战术成为霍去病的主要对敌战术，且在以后的历次战役中屡试不爽，成为克敌制胜的不二法门。霍去病的首战，以这样夺目的战果，向世人宣告，汉家最耀眼的一代名将横空出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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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也总结一下长途奔袭战法的基本条件：高机动的骑兵快速突进，迂回深入纵深不以占据地盘为目的。只为了打击敌人的后方生产基地，以及集中局部优势兵力歼灭敌人局部劣势兵力。快打快收，绝不恋战。
二.鹰击长空，谁与争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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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狩二年春，汉武帝任命霍去病为骠骑将军，率领精骑一万人，从陇西出发，攻打匈奴。河西战役，南路军张骞行动缓慢，李广只身被围，霍去病毅然改变原有作战计划，冒险从浑邪王的地区直插过去。当时霍去病只有一万兵马，而浑邪王与休屠王兵马合计不下六万人。霍去病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抢在敌人主力部队集结以前迅速突进，各个击破。使得匈奴人虽然不断调兵遣将，其兵马却只能象羊羔入虎口一样被汉军一只一只吃掉。更为重要的是，此战从精神上彻底摧毁了匈奴兵的抵抗力，使得匈奴3大战略集团畏惧汉军如虎。
战术分析：
这次战役是霍去病闪击战术的首次正规大兵团试验战，结果大获全胜，战果辉煌，一扫过去与匈奴战争的颓势，取得空前的成功，霍去病终于按自己的战术思想单独指挥一支劲旅打了一场漂亮的运动战。他用兵灵活、随机应变、避实就虚、军无定势，出其不意，在运动中屡出重拳，闪击制胜，打得匈奴人晕头转向，摸不着头脑，完全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河西大捷为汉军的大兵团长途奔袭战术提供了可贵的实践机会，也证明了该战术的正确性和可操作性，且不需要后方辎重补给部队，而是打到哪里吃到哪里。缴获的粮食就地补充。吃不了的就全销毁。消耗匈奴的粮食储备。经此一役，汉军真正认识了自己的实力，从此不在怕以少打多。霍去病的军队从此树立起顽强、勇猛、奋不顾身的军风军威，并形成了进攻、进攻、再进攻，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也绝不后退半步的强悍风格。
在这一场血与火的对战之后，汉王朝中再也没有人质疑少年霍去病的统军能力，他成为汉军中的一代军人楷模、尚武精神的化身。至此属下诚服，众人钦佩，对于其统兵的能力已无可置疑。霍去病用铁的事实告诉那些保守的大臣们，主动出击，深入敌后，彻底击溃匈奴，将他们赶出大漠才能永久解决汉匈边关之争，完成武帝的鸿图伟业。霍去病，从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真正的少年英雄，在他身上充分地体现了“英雄出少年”的内涵。从此，汉军军威大振，而十九岁的霍去病更成了令匈奴人闻风丧胆的战神。
河西之战，给河西地区的匈奴军以歼灭性打击，使汉朝统治延伸到这一地区，打通了汉通西域的道路，实现了“断匈奴右臂”的战略目标，为进一步大规模反击匈奴提供了可能。
三、漠北决战，煌煌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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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狩四年（公元前119），为了彻底消灭匈奴主力，汉武帝发起了规模空前的“漠北大战”。漠北之战，是汉军在距离中原最远的战场进行的一次规模最大也最艰巨的战役。汉武帝调10万骑兵、14万战马，步兵几十万人，由卫青和霍去病带领，分2路进军漠北。
这时的霍去病，已经毫无争议地成为汉军的王牌，在漠北之战中，霍去病更将他的大兵团长途奔袭战法发挥到了颠峰.在深入漠此寻找匈奴主力的过程中，霍去病率部奔袭两千多里，以一万五千的损失数量，歼敌七万多人，俘虏匈奴王爷三人，以及将军相国当户都尉八十三人。大约是渴望碰上匈奴单于，“独孤求败”的霍去病一路追杀，来到了今蒙古肯特山一带。就在这里，霍去病暂作停顿，率大军进行了祭天地的典礼——祭天封礼于狼居胥山举行，祭地禅礼于姑衍山举行。这是一个仪式，也是一种决心。封狼居胥之后，霍去病继续率军深入追击匈奴，一直打到翰海，方才回兵。
此战彻底打跨了左贤王战略集团，是消灭右贤王战略集团之后又一大胜利。出征漠北过后，单于远遁，漠南再无王庭。此战让匈奴人明白汉人是不好惹的，应了另一句汉朝名将陈汤的话“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战术分析：
单从战争的层面分析漠北之战确实是霍去病的颠峰之作，这一战将汉武一朝的武功军威推至极致。在作战中，霍去病又发挥了出色的指挥才能，充分利用骑兵的机动性与冲击力，不仅敢于深入敌境，而且善于迂回包抄，机智地运用车守骑攻、协同作战的新战术，先借助战车的防御能力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继而发挥骑兵迅速机动的攻击能力，迂回包抄敌军的两翼，一举击溃匈奴的主力，更显示出其战役指挥方面的优异才能。所有这一切，都为汉军的胜利提供了保障。
这个时候，霍军的胜利已经根本不存在天幸的成份，五万精骑乃一支无敌王师，基本是见谁灭谁的实力，胜负其实早在开局之前已经决定。汉武之所以举全国之兵，穷一国之力而要毕其功于一役也是出自对霍去病统兵能力的无比信任。这个马背上的强悍民族终于在强大的西汉王朝的倾力打击下，在不世名将霍去病的铁血征阀下引马而去，不窥阴山。这次漠北战役是霍去病生命中的顶峰，但也是少年将军的最后绝唱，一代战神的传奇在这里画上一个句号。
一代天骄—为破匈奴而生的斗士—霍去病
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霍去病患急症突逝。少年英雄霍去病就这样死去了，在青春刚刚展开双翼的时候，山鹰折翅、归于尘土，永远以冷峻傲岸强悍的少年姿态留存于千古的记忆之中。中国历史，历来成王败寇，霍去病年纪轻轻就成不世之功，不管怎么说，霍去病的离世是如日中天的大汉帝国的一大损失。
少年将军霍去病并不是完人，他曾经射杀李敢，也曾经御下严峻。然而再严峻他仍然是军神，所有的士兵都向往成为他的部下，跟随他杀敌立功。他一生四次领兵正式出击匈奴，都以大胜回师，灭敌十一万，降敌四万，开疆拓土。对于整部世界军事史和中国史来说，霍去病是彪炳千秋的传奇。“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他说出了这流传千古的八个字。他真是将国家的安危、社稷的轻重、军人的荣辱看得比什么都重。他为抗击匈奴而生，他天生注定就是匈奴的克星，击灭匈奴成了他生存的意义，生命的价值。仅此八字足矣，它已成为历代爱国志士的箴言，胜过许多高头讲章。二千一百年来，它始终轰响在历朝历代戍边将士的心头耳际。他冷峻寡言，善于行动，他的一生行状都写在铁马驰骋战旗翻飞的征战中。
霍去病的一生是昂扬激进、高速行驶的一生，也是最让每一个中国人血液膨胀的一生。他的一生虽然只有短短的24载，但就象他那句前年之后仍熠熠生辉的名句“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一样，这个早逝的英雄，将永远伫立在中华民族前进的历史中。
综上所述：大汉胜利根本原因
1.是国力的养成与利用。自高祖至景帝，汉朝长期积储，府库充实，是武帝变和亲为征战的前提之一。
汉武帝继位后，一改以往忍让求和的妥协政策，放弃“和亲”，采取强硬的攻势作战行动，以彻底消除匈奴侵扰。与匈奴打了十几仗，匈奴的威胁基本得到解决，汉朝还收回了被匈奴侵占的河套地区，并在边疆地区大开官田，补修长城，屯军达10万人之众。边疆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和平昌盛景象。
2.是主动进攻战略思想的确立与坚持执行。汉朝建立后，始终面对强悍匈奴的军事威胁。尽管汉初以来一直实行“和亲”政策，但无以数计的财物赠送并不能满足匈奴贵族的贪欲。文帝时，匈奴曾两次大举入侵，兵锋直逼长安，京城危急，满朝惊恐。汉武帝继位后，一改以往忍让求和的妥协政策，放弃“和亲”，采取强硬的攻势作战行动，以彻底消除匈奴侵扰。
3.是战术上大兵团突袭作战的正确运用与发挥：
1）骑兵的建设与使用。武帝时期，是中国军制史上由车骑并用向以骑兵为作战主体这一重大转折得以完成的重要阶段。大规模使用骑兵集团，快速机动，长途奔袭，是汉军前期战胜匈奴的主要原因之一。汉代骑兵的发展大致可以汉武帝为界划分阶段，此前是骑兵与车兵并重，此后则由骑兵完全取代车兵，进而成为汉代军队的主力兵种。
2）是突袭作战战术的运用。霍去病的作战方略可以说是对汉军战术观念的革新。他的作战可谓是迂回纵深，穿插包围，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迂回穿插，对匈奴实行合围，从最薄弱的环节入手对其实行毁灭性打击。两次河西会战，其所部兵马放弃辎重物资，轻装速行，就地取食，趁匈奴立足未稳的机会迅速发动主力决战。一举将其彻底歼灭，斩断匈奴右臂。所谓的就地取食，就是对匈奴后方进行抢掠，以补充军需物资。这一方略不但解决的自身的补给问题，而且最大程度的打击了匈奴的生产能力。使匈奴的经济遭到极大摧毁，从而使汉朝在经济上和军事上确立了对匈奴的绝对优势。
匈奴之患是古代中国秦汉时期的梦魇。但经过漠南、河西、漠北3场战役匈奴之患终于基本从中国历史上消失。这次汉朝向北推进到沙漠边缘，而且占领了全部河西走廊与青海新疆部分地区，设立了西域都护府。汉人的生存空间第一次大规模伸展，几乎夺取了匈奴两胡的全部边缘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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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对霍去病将军的仰慕和喜爱的情结，不光是对少年英雄的怀念与哀思，更重要的本质内容其实是对尚武精神的推崇与向往。所以霍去病打的战役是汉民族战争史中最为荡气回肠的，他的胜利已不单是几次对外战争的完胜，更成为了一种精神象征的丰碑，整个汉民族为之骄傲，它鼓舞感召着一代一代的汉族儿女,他那句“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豪言壮语更让无数性情汉子血脉贲张。正因为如此，霍去病成为了古代士人与将领共同偶像，人们竞相歌咏他、崇敬他、热爱他，自古至今延绵千年。
真的佩服霍去病，因为“他敢做我们不敢做的事，敢说我们不敢说的话”。
欣赏他的神武，因为自己的力量太过于微薄.........
赞赏他的霸气，因为现实的自己太过于畏缩.........
千载之后，世人仍然遥想少年大将霍去病的绝世风采，为他的精神和智勇而倾倒，为他那不恋奢华保家卫国的壮志而热血沸腾。
历代战神之卫青1 2009-06-19 20:18
分类：评古论今
字号：大大 中中 小
第一节 年少多劫，险象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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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汉武帝时期的大将军卫青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从一个遭人嫌弃饱受欺凌的侯府女仆私生子到抗击匈奴开疆拓土战功赫赫的大将军；从公主的骑奴到公主的丈夫，权倾朝野，位极人臣。但卫青却能做到居功不傲，小心谨慎地得以善终。卫青身上似乎聚集了太多不可思议的神秘光环。而他那悲惨困苦的童年，尤为引人关注。
草根命运悲惨童年
卫青的出身卑微到了不能再卑微的地步。他原是一个叫郑季的人在平阳侯曹家做事时，与曹家婢女卫私通所生的私生子。卫青的童年，是作为公主府的娃子，在母亲的膝下度过的。
七八岁时，卫氏无力抚养，他被送到了亲生父亲郑季的家里。按常规，一个县吏的儿子，是应该上学读书的。但卫青的私生子身份必然不会使郑家人对他有什么好感，连他生父都不太怜惜他，让他去放羊，更不用说其他人了，他的同父兄弟们甚至都把他当奴仆看待。
为了放好羊群，小卫青必须每天起早贪晚，爬山涉水，寻找草地，常遭风吹雨打，忍饥受饿。劳累了一天，回到家中也得不到一点温暖，家里所有人对待他都像对待小奴隶一样，随意鞭笞辱骂，他饱尝了人间的苦难。惟一使他感到欢乐的是大自然的美丽风光和牧童小伙伴的纯朴友谊。
卫青在艰难困苦中熬煎，他顽强地挣扎着，终于送走了辛酸的童年和少年，等到卫青稍大的时候，不愿再过那种受虐待，受凌辱的生活，便回到了母亲身边，回到了曹家。从此，他跟着皇帝的姐姐平阳公主，平阳公主十分喜爱这个英俊懂事、勤奋好学的青年，让他做了自己的侍从骑奴。这样，卫青又开始了一种新的奴仆生活。
作为皇亲国戚的公主府的家奴，卫青逐渐学到了一些文化知识，懂得了一些封建社会上层待人接物的道理。这时他最小的姐姐卫子夫，也已长大成人，长得更加美丽，成了公主府里一名才貌双全的歌女。他们一家几口，都在公主府里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反正供人驱使、低贱的地位是没有多少改变的。
有一次，他和别人一块儿去甘泉宫，一个囚犯看见了他，给他相了相面说：“你是贵人，应该封侯的。”卫青笑着说：“奴婢生的儿子，人家不斥责打骂就不错了，还能封了侯？”
时来运转大难不死
上面的故事是司马迁在《卫青、霍去病列传》里说的一个小细节，很容易被忽略，但这种细节是不能忽略的。我们应该知道刘邦和项羽看见秦始皇仪仗时的表现，刘邦说：“大丈夫当如是；”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之。”就这两句话，他们二人一个深沉一个张扬的性格就跃然纸上。
不能因为卫青说这种“没人打骂就不错了”显得很窝囊的话，就认为他是一个没有抱负的人。卫青是笑着说的，说明他很高兴，也暗示着他未必没想过报国封侯的事，只是现在的境遇与理想差得太远。卫青从小就生活在被人歧视奴役的环境里，他所能做的只能是谨慎做事、小心做人，不大可能像项羽一样嚣张，甚至都不会如陈胜，敢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他的志向是埋在心里的。
这个穷小子，在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突然就时来运转了。他的同母姐姐卫子夫进了宫并得到汉武帝宠幸。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卫青和他的兄弟姐妹也发达起来，卫青也被召到建章宫当差。但卫子夫得宠、卫家突然兴盛，肯定会被人嫉妒，比如皇后。
原来陈皇后虽然与汉武帝结婚数年，被立为皇后，但没有生过儿子，她想到如果卫子夫生下男孩，就会被立为太子。子贵母荣，卫子夫也就会扶摇直上，成为皇后。她深感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胁，因而悲愤交加。可是卫子夫正得皇帝宠爱，陈皇后不敢直接加害于她，就经常在自己的母亲大长公主面前诉委屈，发怨言。
大长公主是汉武帝的姑母，也深知此中的利害，唯恐女儿失宠，自己的尊荣受影响。于是就找了个借口，要加害卫青，并把他逮捕下狱，准备把他处死。当时卫青有一个好友，名叫公孙敖，是皇帝身边的一个侍从，他听到了消息，率领平时和卫青要好的几名壮士，闯进囚室，把卫青救走。
汉武帝得知后，非但没有怪罪，还赏赐了他们。卫青同母兄弟姐妹都显贵了，几天里赏赐达千金之多。连公孙敖都由此显贵。等到卫子夫成为皇后，卫青也被任命做了大中大夫。真是大难不死，因祸得福啊。从这时起，汉武帝开始着力培养他，并在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派他和李广等三位将领一起兵分四路出击匈奴，卫青一生的功业从此开始。
第二节 首次出征，一鸣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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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青并不是歼灭匈奴最多的将领，但是他确实是汉匈战争里贡献最大的将领。汉朝反击匈奴的第一个胜仗就是卫青打的，龙城战役虽然只消灭敌人700人，但却粉碎了许多汉朝主和大臣宣扬的“匈奴不可战胜”的神话，使汉朝将士树立了必胜匈奴的坚定信念。第一次对每个人都很关键，卫青也不例外。
马邑之谋无功而还
汉武帝即位后，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除了国家经济实力空前雄厚外，同姓诸侯王的势力基本上被打垮，已无内顾之忧，中央集权和国家的统一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反击匈奴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了。
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雁门马邑县一个有财势的人聂壹向汉武帝上书说：“匈奴刚与汉朝和亲，对汉不加防备，可诱之以利，设下埋伏袭击，这样一定可以取胜。”汉武帝于是召集大臣们商议，御史大夫韩安国认为，从前高帝被围于平城，当时尚且不能对付匈奴，现在如果轻举冒进，无异于把军队送给敌人，因此不如仍然执行和亲政策，维持现状。
大行（负责内附民族事务的外交官）王恢不赞成韩安国的意见。他认为，战国初期，代国虽小，匈奴还不敢轻易侵犯它；现在全国统一了，反而“边境数惊，士卒死伤”，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事。他提出采取诱敌深入进行伏击的具体作战方案。汉武帝经过考虑，决定采纳王恢的建议。
这一年的6月，汉廷先派聂壹去引诱军臣单于（老上单于之子）。聂壹向匈奴单于说，他能斩马邑令丞，以县城投降，配合匈奴的进攻，马邑的财物可以尽归匈奴。军臣单于听了，信以为真，于是率军前来。
汉武帝则派骑兵和材官（步兵）30余万，由护国将军韩安国为总指挥，分两路设伏：以李广、公孙贺率领的主力部队埋伏在马邑的山谷中，准备等匈奴兵入伏后予以歼灭；以王恢、李息率领的3万人马出代郡，插入匈奴后方，袭击匈奴辎重，断其退路。
军臣单于率精兵10万如期进入武州塞（今山西左云县）。行至距马邑百余里处，见到畜群布满原野，却无人管理，于是产生了怀疑。接着又捉到一个汉朝巡边的尉史（汉朝在近塞设置的下级武官），这个尉史泄漏了汉军诱击匈奴的军事秘密，军臣单于大惊，慌忙掉头退去，汉军无功而还。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马邑之谋”。自此之后，汉和匈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起来，匈奴奴隶主贵族又经常侵扰汉朝的边境地区。
智勇双全一马当先
汉武帝从马邑事件中看到，原有的一些将领老成持重有余，主动进攻不足，魄力不够，很难适应战争的需要。他认为“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要想取得胜利，必须提拔后起之秀。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武帝毅然决定，拜卫青为车骑将军。
这年冬天，匈奴又一次兴兵南下，前锋直指上谷（今河北省怀来县）。这次用兵，汉武帝分派四路出击。车骑将军卫青直出上谷，骑将军公孙敖从代郡（今河北蔚县东北）出兵，轻车将军公孙贺从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出兵，骁骑将军李广从雁门出兵，四路将领各率1万骑兵。
这次进击匈奴，卫青是首次出征。但他在战斗中，勇猛非凡，领兵打出长城，深入匈奴境内，直至龙城（匈奴单于祭天和聚会首领的地方），斩敌700人，取得初战胜利。其余三路，公孙敖损失了7000人马，李广战败被匈奴俘获后于半路逃归，公孙贺则是无功而还。汉武帝看到只有卫青胜利凯旋，非常赏识，加封关内侯。
汉朝对匈奴的反击，使得匈奴的进犯更加猖狂了。公元前128年的秋天，匈奴骑兵大举南下，先攻破辽西，杀死了辽西太守，又打败渔阳守将韩安国，劫掠百姓两千多人。匈奴骑兵乘胜西进，势如破竹，锐不可当，很快便突入雁门。西汉整个北部边郡形势紧张，京师长安一片惊慌，各地告急的文书雪片般地飞奏朝廷。
在这危难之际，汉武帝又重新起用李广，派他到右北平（治所在今辽宁凌源西南）担任太守，这时匈奴骑兵有意避开飞将军李广，不向右北平进攻，而向西北各郡进犯。为此，卫青再次受命出征，迎战匈奴。与此同时，汉武帝还指令李息从代郡出兵，袭扰匈奴后路，同卫青一路遥相策应。
卫青在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情况后认为：匈奴虽奔袭千里，斩将夺城，但是士卒疲惫，汉军则是养精蓄锐，士气高昂。因此，利在速战。他得到出战的命令以后，马上率领3万多精骑，挥师北上，风驰电掣般赶到前线。
卫青一马当先，冲杀在前。校尉士卒见主将亲冒矢石，也勇气倍增，无不人人争先，拼死杀敌，两军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激战。匈奴被汉军打得七零八落，丢下数千具尸体，狼狈逃窜。
至此卫青漂亮的完成了他的首次出征，得到汉武帝及其他大臣将领的认可。虽说卫青是凭借裙带关系而突然飞黄腾达的，但他决非碌碌无为之辈，他用事实证明了自己的能力，用实力赢得了他人的认可。
第三节 河、漠二战，扭转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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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青率领的汉军收复了河南，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他抽掉了匈奴进犯中原的跳板，解除了其对长安的威胁，并为汉军建立了一个战略进攻的基地。为此，当卫青凯旋而归之时汉武帝破格提升卫青为大将军，成为全军的统帅。
新任大将军的卫青又两度率骑兵出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前后歼灭匈奴军队一万多人，扩大了对匈奴作战的战果，迫使匈奴主力退却漠北一带，远离汉境。并在这次和匈奴的战斗中带出了汉朝另一位抗匈的名将霍去病。
迂回侧击控制河套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匈奴骑兵又侵入上谷、渔阳，杀掠吏民数千人。西汉和匈奴的斗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汉武帝决定用全力收复河南地，以消除匈奴的威胁。西汉的河南地，即今黄河河套地区，这里水草丰美，宜于农牧，其地又临近西汉首都长安，无论在经济和军事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由于这次战争是西汉对匈奴发起的第一次战略进攻，在战争指导上，汉武帝经过深思熟虑，采取了胡骑东进，汉骑西击的避实击虚的战法，而这次重大军事决策的执行，又落到了卫青身上。
战前卫青仔细分析了当时情况，认为要是直接从长安正面攻打盘踞河南的匈奴楼烦王、白羊王，他们势必会退至石门水（今内蒙古包头市西昆都沦沟）、高阙（今内蒙古彦淖尔盟杭锦后旗）两个山口，凭险据守，北面还有单于王廷和右贤王为后盾。
因此，卫青率领4万大军引兵北上，出云中，沿黄河西进，采用“迂回侧击”的战术，西绕到匈奴军的后方，迅速攻占石水门和高阙，切断了驻守河南地的匈奴白羊王、楼烦王同单于王廷的联系。
然后，卫青又率精骑，飞兵南下，进到陇西，形成了对白羊王、楼烦王的包围。匈奴白羊王、楼烦王见势不好，仓惶率兵逃走。汉军歼敌数千人，夺取牲畜一百多万头，完全控制了河套地区。战后，卫青因立有大功，被封为长平侯，食邑3800户。
筑城设郡打下根基
除了在河套设立了朔方郡，又把秦朝时候蒙恬沿河修筑的旧长城加以修缮，作为屏障，进行固守。汉武帝还下诏招募百姓10万人到河套地区去屯垦备边。这些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汉朝对匈奴的防御。
卫青连续取得对匈奴作战的胜利，意义是非常重要的，一是初步摸索总结出在陌生的领域对付作风强悍且具有高机动性优势敌军的一些作战方式，或许卫青幼时的放牧经历对其在草原中寻觅敌人的踪迹不无裨益，否则无法解释为何连续在茫茫草原中觅得匈奴人的踪迹，这在当时的条件来看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二是战后，夺得黄河以南的朔方地，完全控制了河套地区。这一带水草肥美，曾是匈奴人的理想牧场。军事作战的胜利，不仅在军事上给匈奴严厉的打击，而且在经济上也给了匈奴当头一棒。汉武帝采纳大臣主父偃的建议，在这里修建了朔方城（今内蒙古杭锦旗西北），设置朔方郡、五原郡。从内地迁徙10万人到那里定居，还修复了秦时蒙恬所筑的边塞和沿河的防御工事。
这样，不仅抽掉了匈奴进犯中原的跳板，解除了匈奴骑兵对长安的直接威胁，同时也建立起进一步反击匈奴的前方基地。可以说，卫青此战为汉朝此后的一系列胜利打下了根基。
漠南之战拜大将军
丢失了土地肥沃、水草丰美的河套地区，使匈奴在经济上遭受了重大损失。掠夺成性的匈奴贵族，并不甘心于河南作战的失败。从元朔三年（前126年）到元狩元年（前122年）的五年间，匈奴右贤王不断地从代郡、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入侵，但这些图谋都在汉廷的坚决反击下破产了。
元朔四年（前125年），匈奴分兵大举侵入代郡、定襄、上郡，杀掠了几千人。第二年春天，汉朝派卫青统领六将军，带领十余万人，从新根据地朔方进行反攻。
“青将3万骑出高阙，卫尉苏建为游击将军，左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太仆公孙贺为骑将军，代相李蔡为轻车将军，皆领属车骑将军，俱出朔方。”卫青这次采用夜袭的手段，命令部队马不停蹄，兵不卸甲，长途出塞600余里，出其不意，闪击匈奴右贤王部。
匈奴右贤王认为汉军离得很远，一时不可能来到，正在帐中拥着美妾，畅饮美酒。忽听帐外杀声震天，火光遍野，右贤王惊慌失措，仓惶中忙把美妾抱上马，带了几百壮骑，突出重围，向北逃去。汉朝轻骑校尉郭成等向北追赶了几百里，俘获匈奴裨王（小王）10余人，男女15000人，牲畜数10万头。汉军大获全胜，凯旋而归。
当汉军回到边关的时候，汉武帝派使者捧着印信，在军中拜卫青为大将军，加封食邑8700户，所有将领都归他指挥。卫青的三个儿子都还在襁褓之中，也被汉武帝封为列侯。卫青非常谦虚，坚决推辞说：“微臣有幸待罪军中，仰仗陛下的神灵，使得我军获得胜利，这全是将士们拼死奋战的功劳。陛下已加封了我的食邑，我的儿子年纪尚幼，毫无功劳，陛下却分割土地，封他们为侯，这样是不能鼓励将士奋力作战的，他们三人怎敢接受封赏。”
卫青将荣誉归功于皇帝和诸将士，此举让他在皇帝面前和将士中树立了同甘共苦的形象，也是卫青之所以为一代名将的重要依据。汉武帝随后又封赏了随从卫青作战的将领。
挥师再战解除侵犯
漠南战役最大的成就是，进一步巩固了朔方要地，并将匈奴左右两部切断，形成分而制之的战略局面。同时，解决了以往汉军无法深入塞外作战的问题，史书没有明确卫青采用了什么战术，但从战役过程和结果来看，可以说汉军在战术上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层次，开始有了骑兵大兵团高机动性的大迂回、大纵深作战的初步概念，卫青为大汉铁骑的形成可谓居功至伟。
此后不久，匈奴又于同年秋天，出动骑兵万人侵入代郡，大肆杀掠。汉武帝为了进一步打击匈奴主力，巩固边防，于元朔六年（前123年）二月，令大将军卫青指挥公孙敖、公孙贺、赵信、苏建、李广、李沮等六将军，率领10万余骑，由定襄北进数百里，歼灭匈奴军数千人。
这一战役，卫青的外甥、年仅18岁的骠姚校尉霍去病，也率领八百精骑，初次参战，在战斗中冲锋陷阵，获得歼敌2000余人的辉煌战果。接着全军返回定襄、云中、雁门，经过短期休整，又在四月里再出定襄，击歼匈奴军万余人。迫使匈奴主力退却漠北一带，远离汉境，这就为汉武帝下一步实施河西之役并取胜提供了必要条件。
在以后的几年里，汉军在河西（今甘肃省黄河以西祁连山峡谷地带，也称“河西走廊”）方面又取得了重大的进展，这就使得汉朝西部边境的防御有了保障
战国之际，北边游牧部族被称为“胡”。 在战国时匈奴并没有，其东面的东胡和西面的月氏强盛，匈奴也曾被秦军击败，被迫北撤千里。
匈奴虽然在很早就组成了氏族联盟，但极不稳定。大漠南北的匈奴氏族规模时大时小，时聚时散，互不辖属。按太史公司马迁讲，匈奴联盟用了约一千多年才在头曼单于统治时期趋于稳定。（《史记¡匈奴列传》云：“自淳维（匈奴始祖）以至于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
头曼单于是匈奴历史上的第一个单于，由部落联盟共同推定。匈奴由许多部落构成，各部落中又包含着若干氏族，其中最著名的是挛鞮氏，单于都出于此氏族。异姓氏族中以呼衍氏、兰氏、须卜氏、丘林氏四姓最有名望，世代与单于联姻。凡是废立、战和、祭祀等大事，都由各部落大人会议决定。
战国末期，匈奴方趁中原七国争夺霸权打得不亦乐乎之机，在大漠南北慢慢兴起。到了秦末时，中原混战，黄河沿途城池无人守卫，匈奴又偷偷溜回水草肥美黄河以南地区游牧。公元前三世纪末，匈奴的势力范围日益扩大，控制了阴山南北的广阔地区，并渡过黄河，占据古时称为“河南”的河套地区。头曼单于的王庭设在阴山(今内蒙狼山、大青山一带)之北的头曼城(今内蒙五原一带)。
关于匈奴的兴起就不得不提匈奴的一位至关重要的单于-----冒顿。他是头曼单于的长子，由于当时月氏强大于匈奴，冒顿曾以太子身分当做月氏的人质。后来头曼萌发了废长立幼的念头。于是发兵急攻月氏，意在逼月氏杀冒顿。冒顿察觉危险降临，盗取了月氏的宝马，突破围堵截杀，从现在的张掖逃回匈奴的单于庭假阴山（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和包头市之间）。头曼虽未如愿废长立幼，但十分欣赏冒顿的壮勇之举，于是给冒顿统帅万骑。
冒顿为保全自己，暗中培育自己的势力，志在夺取单于之位。冒顿制作了一种叫做“鸣镝”的箭，“鸣镝”是把“把骨头磨得尖锐，套在箭杆上，由于速度快，这种箭矢会在飞行中发出类似口哨一般的啸声。”（《汉书》曰：“镝，箭也，如今鸣箭也。”韦昭曰：“矢镝飞则鸣。”应劭云：“髐箭也。”韦昭云：“矢镝飞则鸣。”）
冒顿命其部下以自己射出的鸣镝为号令，部下跟着他一起射发冒顿所射之处，违反者斩。（“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之。”）并且冒顿为了让部下时刻遵守此命令，以鸣镝自射自己的爱马，部下有不敢射者，冒顿立斩不射马者。冒顿又以鸣镝自射自己爱妻，部下有不敢射者，冒顿又斩之。冒顿用这种严明号令的方法训练出一支唯自己马首是瞻的队伍。后来冒顿出猎，以鸣镝射自己父亲的爱马，部下都跟着他一起射。
公元前209年，冒顿趁头曼射猎之机，亲自指挥部下射杀了父亲，同时把后母、少弟及不服从的大臣一杀而净，并自立为单于。（“从其父单于头曼猎，以鸣镝射头曼，其左右亦皆随鸣镝而射杀单于头曼，遂尽诛其后母与弟及大臣不听从者。”）此后，单于继承问题世袭作为一种制度被确立。
冒顿夺取单于之位后，立即展开了大规模的征服邻近各族的战争。当时位于匈奴东部的东胡与西部的月氏势力都很强盛，冒顿亲自统帅大军出征。他突然间出现在东胡人的面前，使东胡猝不及防，输的一败涂地，东胡被纳入子匈奴的势力范围，人口牲畜财富都成了冒顿的战利品。
当时的月氏占据河西地区，等于控制了西域。其中，特别是位于河西地区的祁连山与焉支山(今甘肃山丹东南，又作燕支山、胭脂山)，东西长二干余里，南北宽百余里，森林茂盛，水草肥美，气候冬暖夏凉，既是天然牧场，又是战略要塞。约在公元前205年，冒顿移兵西征有十余万“控弦之士” 的月氏。在匈奴军队的攻击之下，月氏被迫放弃所居住多时的河西地区，向西迁徙。
公元前176年左右，冒顿单于发动了对月氏的第二次攻击，再次击败月氏（删去），完全占据了河西地区，迫使月氏人大部分举族西迁，一小部分则进入祁连山区，与当地的羌人杂居，即成为后来所称的小月氏。
在冒顿征服东胡、月氏的时候，中原正处于长期混战的状态。公元前207年，秦帝国灭亡后，刘邦与项羽为夺取霸权，厮杀得难解难分。中原的政权跟本就无暇顾及匈奴的壮大。冒顿此时南下征服了楼烦、白羊河南王，夺取河南地，入侵燕郡(今河北北部)和代郡(今山西东北部)，后又挥师北上，征服了匈奴北方的浑窳、屈射、丁令(活动于贝加尔湖一带)、鬲昆(即昆坚，活动于叶尼塞河上游)、新犁等部落。
经过冒顿单于征战，匈奴国力空前增强，称之为“百蛮大国”。匈奴的疆域东起辽东，横跨蒙古草原，西与以阿尔泰山为界，深入中亚的咸海、黑海一带，北达贝加尔湖周边。南抵沿长城与秦汉相邻，并一度控有河套及鄂尔多斯一带。随着匈奴征服区域的不断扩大，大批奴婢、财富及贡纳源源不断地流入匈奴。在素来崇拜强者的匈奴人的心目中，冒顿单于无疑是一位伟大的统帅。
冒顿为了更加有效地控制这一广阔的区域，使政令有利于向四方的颁行，将匈奴的单于庭由漠南(泛指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南地区)的阴山，迁徙至漠北安侯水(今蒙古鄂尔浑河)东侧及和硕柴达木湖附近，称之为龙城或龙庭。
匈奴的官制
匈奴的单于总揽军政大权，单于的全名汉文译音是撑犁孤涂单于，中原把这些词解释为"像天子一样广大的首领"。
《晋书·四夷列传》所举单于亲子弟封王者有十六等，即左右贤王、左右奕蠡王（当即谷蠡王）、左右於陆王（即日逐王）、左右渐尚王（即渐将王）、左右朔方王、左右独鹿王、左右显禄王、左右安乐王。呼延氏的左右日逐，卜氏（须卜氏）的左右沮渠，兰氏的左右当户，乔氏的左右都侯，为二十四长。被称为“万骑”，二十四个万骑之下各设千长（千骑长）、百长（百骑长）、什长（什骑长），郫小王、相、封都尉等官。除了这些王号和官号，还有如：如昆邪王、休屠（chu）王、卢屠王、奥鞬王、犁汗王、休旬王、瓯脱王、西祁王、右皋林王、古股奴王、古伊秩訾王等等。也曾有投奔匈奴者封为王侯的例子：如汉朝赵信为自次王，李陵为右校王，史降为天王，卢绾为东胡卢王。侯的名称有左安侯、左姑姑侯、粟置支侯等等。
阙氏，音烟肢或焉支，意为美丽。单于至一般诸王皆可称其妻为阙氏。单于的阙氏在匈奴的地位也很重要。在内政、外交上有重要地位。在众多阙氏中，也有高低位次之分。沈钦韩以为“匈奴正妻则称大阙氏” 胡三省则以为“颛渠阙氏，单于之元妃也，其次为大阙氏”。
单于以下的屠耆王，意为左右贤王。意思是"正直的"、"忠实的"。匈奴人以左为上，故常以太子为左贤王。因此，单于之下以左贤王为贵，权利和地位高于右贤王。
左右贤王之下是左右谷蠡王，左右谷蠡王亦有机构对所辖地区治理，（《后汉书．南匈奴列传》“单于姓虚连题。异姓有呼衍氏、须卜氏、丘林氏、兰氏族四姓，为国中名族，常与单于婚姻。呼衍氏为左，兰氏、须卜氏为右，，主断狱听讼，当决轻重，口白单于，无文书簿领焉” ）
《后汉书．南匈奴列传》所记：左右贤王，左右谷蠡（lu li）王，谓之四角；左右日逐王，左右温禺鞮王，左右渐将王，谓之六角。
匈奴的政权机构共分为三个部分：
一是单于庭，单于直辖的地区，位于匈奴辖地中部；
二是左贤王庭，左贤王管辖的地区在匈奴辖地东部；
三是右贤王庭，右贤王管辖的地区在匈奴辖地西部。
单于庭设在鄂尔浑河上游的山区，以后的成吉思汗蒙古人的都城哈拉和林就建在这儿。左贤王管辖的东面地区，接秽貉、朝鲜；王庭可能在克鲁伦高地。右贤王管辖的西面地区，接月氏、氐、羌；王庭可能在杭爱山区（今蒙古国乌里雅苏台附近）。单于和左右贤王各在自己的辖区内组织军队并实行统治，逐水草移徙。
匈奴人的生活
匈奴人以狩猎、游牧及畜牧为主，主要畜牧马、牛、羊，又以马最为重要。匈奴也在相应的耕种地区，除在本部耕种外，在西域还设有骑田。饮食普遍为肉、乳品尤，有时食鱼类。匈奴人常以牲畜与中原互市交易，换取生活品，还会将中原物品转运到西域各国甚至罗马帝国。
匈奴人的生活地点必随季节变化而转移。当时漠北一带，地平少树木，多风沙，不易生活。气候方面，冬季长于夏季。冬季零下20度较为普遍（乌兰巴托一带，可达零下40度以下）。在九月上旬就霜雪降临。一年之中只有百日左右可供草木生长。在夏天，平均温度虽为17.1度，但温差很大，白天类似炎夏，夜间则类似严冬。而漠南一带山区（如阴山），有众多的树木，和广大的草原，是匈奴向往的狩牧的场地。
为适应当地的生活，匈奴将畜皮制作裤子、长靴、长袍、尖帽或风帽。住的是毡帐所制以木条作柱梁的帐幕名为：穹庐。日常生活使用陶器及金属器。
匈奴人在冒顿时期可能在150万至200万之间。曹魏时，附汉的匈奴分为即左、右、南、北、中五部，左部帅刘豹统辖万余户，居太原郡故兹氏（今山西临汾）；右部6千户居祁县（今山西祁县）；南部3千余户居蒲子县（今山西隰县）；北部4千余户居新兴县（今山西忻县）；中部6千户居大陵县（今山西文水）。共3万余户，人口近20万。
匈奴人无论是平时还是战时都祭天地，拜日月，崇祖先，信鬼神。匈奴每年在规定的日子举行集体的祭祀。每年三次集会的日期，《史记》说是正月、五月及秋季，《后汉书》为正月、五月及九月。大致上，正月的集会是个匈奴诸长参加的小集会，举行春祭。五月的大会龙城，祭祀祖先、天地、鬼神；八月秋季的集会，大会滞林，参加的人数很多，不限于诸长，主要是为祭其先祖、天地及鬼神，为秋天收成而感谢天神。
匈奴集体祭祀地点在单于庭，不仅祭天，也有商讨国家大计。匈奴人极重视祖宗坟墓，相信祖宗及他人死后皆为神灵，可以降吉凶。
匈奴还有饮血以为盟誓的风俗，盟约的仪式很严肃，既是一种盟誓，也是一种宗教仪式。
匈奴实行保护私有财产措施，禁止偷盗，严厉规定“拔刃尺者死，坐盗者没入其家”；推行奖励攻战办法，宣布“斩首虏赐一巵酒”，并将劫掠所得归本人所有，得人“为奴婢”，使“人人自为趣利”。《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卮四升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故其战，人人自为趣利，善为诱兵以冒敌。故其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战而扶舆死者，尽得死者家财。”此外，匈奴墓葬出土物表明，匈奴人不断吸收和引进先进文明使其不断强大。这些为草原第一帝国角逐草原霸主提供了政治和军事保障。（和风俗的关系是？再具体一些）
匈奴的军事
匈奴在游牧生活下，养成了剽悍善战、争强好胜的性格。匈奴人自幼骑在羊背上，手挽小弓练习射杀鸟鼠，稍大之后则追射狐兔，成年后壮男尽数编入甲骑，平时从事畜牧生产，战时随军出征，攻战劫掠，有利则进，无利则退。这是一种生产组织与军事组织合一的体制，使匈奴不仅有强大的战斗力，而且具备极强的灵活性与机动性，没有笨重的后勤辎重，牛羊就是他们会走的财产，又是生活或军事的补给，这也使善于长途奔袭作战的原因。
从文献资料和出土文物中可以看出，匈奴人当时已经掌握了许多先进的军事技术。
《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兵器“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 匈奴墓地发掘考古验证了史记的记述载。匈奴短器出土的主要有：以铜、铁、骨、木制成的弓、箭镞、刀、剑、矛、斧、流星等。匈奴的弓多木质，长度可达1.3米，其上有华丽的装饰构件。匈奴箭镞形制多样，有铜、铁和骨三种质地。在外贝加尔南部、蒙古北部和中部地区出土的箭镞至今它们依然锐利。 匈奴刀剑多以铁制成的背弧刃、弧背直刃、直背直刃等几种。刀柄多为木制，刀鞘有装饰物。长剑一般长1米左右，双刃。墓葬中还有大量的斧、矛和戈。
再外贝加尔、蒙古和内蒙古地区发掘的上千座匈奴墓葬显示，用马头陪葬是匈奴的重要习俗，马既是财富的象征，更是战争实力。阴山等地的岩壁上有关马的绘画说明至少在5000年前，我们就已掌握了驯马技术。从出土物看，匈奴马匹身体略矮，头部偏大，应属于现代的蒙古马。蒙古马虽不十分高大，但体能充沛，耐力持久，行动迅速，适应高原环境。因此，蒙古地区的马作为草原战马较其他马种更有优势。《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兵 “尽为甲骑”。从匈奴人出土的装备中可以看出，匈奴人非常重视对士兵的保护，用坚固的盔甲和战马形成实如其名的“铁骑”。 士兵装备的坚实对冷兵器时代军队的战斗力具有极大地影响力。 匈奴头盔与北京昌平西周白浮木椁墓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南山根出土的东胡青铜头盔形制相仿。为青铜质地，素面无沿，盔顶有方钮，两侧护耳下方有系穿带子的小洞，两面开口，佩戴可不分前后。头盔在激烈的肉搏战中对士兵头部防护所起到的良好保护。在高勒毛都M32出土的匈奴铠甲呈鱼鳞状密布由青铜制成，非常坚实。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仿制一付铠甲，尺寸约为65×50㎝，分前后两片，甲片之间用皮条连系。由众多的圆形青铜甲片组合而成。匈奴和后来的蒙古，胜利的原因都是一样的：他们的战术依靠骑兵机动战术与弓箭。在匈奴兵力最强的年代， 也绝对注意避免硬碰硬。他们常先派出小股兵力去骚扰，等敌军追上后再向后撤，把敌军引入埋伏，然后埋伏的骑兵突然冲出一阵乱射，再脱离接触。战略上把对方拖入绝地，磨得对方粮尽水绝，反复几次 敌兵就被消灭得差不多了。 然后利用机动兵力突袭，再用以优势兵力砍杀对方。中原与欧洲的军队基本多败于这种战术。匈奴而不是在对阵中砍杀。后世的蒙古能称霸的主要军事战术，在匈奴时代早已创立并成熟起来了。
匈奴与中原的冲突
战国晚期，匈奴在大漠南北崛起之后，就给中原带来严重的威胁，特别是与匈奴相邻的秦、赵、燕三国。匈奴铁骑所至之处，伐庄稼、夺牲畜、掠人民。公元前265年前后，赵将李牧统大军驻守于代郡(今河北蔚县一带)、雁门(今山西宁武一带)，防御匈奴。李牧深谙匈奴擅长机动灵活的突袭作战，所以禁止部队轻易出击。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一举歼灭匈奴十万余骑，匈奴残部狼狈北窜。其后十余年，匈奴不敢逼近赵国边城。但由于中原各国在秦军猛烈的攻势之下，朝不虑夕，自顾不暇，根本无力向北追击匈奴。所以赵军未能继续出击，未能给匈奴以致命的打击。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扫平诸雄，一统中原，结束了二百多年来战国纷争的局面。但秦朝的北境仍受到了来自匈奴的严重威胁，尤其是匈奴所控制的河南地，像楔子一样将秦朝的北部边境撕开了一个缺口，不仅将与之相邻的云中、雁门、上郡等边郡置于匈奴铁骑的直接攻击之下，而且都城咸阳都受到严重威胁。秦始皇不能容忍匈奴的对于自己的严重威胁。
公元前215年，卢生等人向秦始皇提出“亡秦者胡也”的说法，坚定了出击匈奴的决心。同年，秦始皇派遣蒙恬将军，统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蒙恬出兵顺利，于次年将匈奴人逐出黄河以北，收复了河南地。并于第三年临河为塞，筑了三十四座城(一说为四十四) ，派卒戍守，以保证了河套地区的安宁。此后，蒙恬居于上郡，统率北境全部守军。匈奴慑于秦军声势，被迫向北撤退七百余里，远迁到了漠北寒冷的水草瘠薄之地。这使匈奴生计受到了很大影响。汉贾谊在《过秦论》提到了“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正反映出匈奴这种窘迫的境地。
公元前119年，蒙恬又率兵30万，从上郡（今陕西榆林）出击，不到一个月时间，再将匈奴驱逐到了鄂尔浑河 （蒙古国中部河流）和老哈河，杭爱山和阴山（今乌兰巴托）以北地带。
原本匈奴在秦帝国强大军事压力下不断北徙。但到了秦末，秦帝国修长城、筑驰道、修寝陵、建宫殿、征南越，征发士卒吏民数百万，以“虎狼之道”残酷虐民。各路起义军反秦，庞大的秦帝国在统一后不过十多年就土崩瓦解，这与无休止地滥用民力，用霸道与之天下有着直接的关系。后来蒙恬自杀，他苦心经营多年的北部边防顷刻间瓦解，秦末黄河沿途城池已无人守卫，匈奴兵不血刃轻易重夺河南地。无数四处逃散的戍边士卒和中原躲避徭役战乱而逃亡的人民，壮大了匈奴人口。匈奴趁着中原混乱和烽火遍地，得到了一个难得的强盛起来的机会。
长城的修建
今天我们所看到雄伟壮观的万里长城，始于秦，经过历代补修。起于甘肃的嘉峪关，犹如出世巨龙穿过广漠，跨越千里草原，依托着崇山峻岭，傍邻巨河大川，蜿蜒而东至渤海边的山海关。
匈奴常常以特有的长途突袭方式进犯中原，来势如急风骤雨，退时如烟消云散，具有极大的灵活性与突然性，令以防御为主的中原各国猝不及防。要想防御匈奴的大规模突袭极为困难，如果戍守边境的士卒太少，则无法击退匈奴的进犯，如果集聚重兵驻扎边境，不仅粮秣转输、补给困难。而且也没有那么多兵力可以布满整个边境。
到了战国时期，各国之间频繁爆发大战，各国不可能为防范匈奴而布署过多的兵力于北部边界。何况在漫长的边防线上，任何一点都可能成为匈奴突袭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依托险要地势，构筑永久防御工事，就成了事半功倍的好方法。因此，秦、赵、燕三国相继修建长城。
赵国是战国时期最早修筑长城的国家之一，在赵肃侯时(公元前349年～前326年在位)就在赵国北境开始修筑长城。其子赵武灵王继位后，北破林胡、楼烦，将匈奴等游牧氏族驱逐出阴山以南。并修筑代地(今河北蔚县)至高阙(今内蒙临河之北)的长城，全长约二千余里。沿长城一线设置云中、雁门、代郡等郡，驻兵防守，有效地遏制了匈奴等游牧部族的南下侵掠的势头。
燕国也在其北境修筑有长城。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战国后期，燕国贤将秦开率领大军击破东胡，迫使东胡退却千余里，后来燕人在其北境修筑长城。燕长城西起造阳(约在今河北宣化北)，东至襄平(约在今辽宁沈阳以东)，在长城沿线设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诸郡，以防御北边游牧民族的侵扰。
秦国在昭王时(前306年～前251年在位)也开始在其北境修筑长城。当时活跃在秦国北方的是属于西戎的义渠。昭王三十五年(前272年)，宣太后诱杀义渠戎王于甘泉宫后，发兵攻灭义渠，占领义渠。秦国为了防御北境更强悍的敌人匈奴，沿北部边境的陇西、北地、上郡修筑长城，由今甘肃岷县西南洮河东畔起，至狄道(今甘肃临洮)东北行，经宁夏固原直至黄河，有效地制止了匈奴南下的企图。
但当时赵、燕在军事上的主要对象是强大的秦国，匈奴的侵扰只是次要的问题。所以秦、赵、燕三国修筑长城所用投入，未达到完全防御北方游牧战略目的。到了战国后期，随着赵国的瓦解，匈奴很快地突破赵长城的防御，跨越阴山，渡过黄河，占据河南地，威胁中原。
秦始皇结束战国时代，派遣蒙恬统三十万大军出击匈奴，将匈奴驱逐出河南地，并夺取了阴山以南地区，秦的疆域向北大大推进，原来战国修筑的长城已失去了原有的作用，秦始皇为了彻底巩固北部边防，防止北遁的匈奴随时卷土重来，决定重新修筑长城。秦始皇命令蒙恬将战国时秦、赵、燕三国修筑的长城连接起来，重新加以修缮完固。历过蒙恬十多年的艰苦努力，形成了一条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长城。同时，沿长城又开通了横贯东西的北边交通道路。
公元前202年，楚汉战争降幕，刘邦长安称帝，建立了西汉王朝。中原经过长期战争的消耗，残破不堪，民生凋敝，急需休养生息；而在长城之北，千里草原之上的匈奴则是一番兴盛发达的景象，拥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肥美的水草滋润着膘肥体壮的战马。以致在汉初的一段时间内，匈奴屡屡铁骑突破长城，深入边郡掳掠，甚至兵锋直逼京师，长城的防御作用事实上已经被严重削弱。但在中原人的心目中，长城仍是汉匈分界的重要标志。文帝曾致书匈奴老上单于，约定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治于单于，长城以南“冠带之室”由汉帝治理。
历史上，大概找不到象卫青和霍去病这样一对名声显赫的名将组合了。两个人既是舅甥，又同为大汉帝国的将军，都在征伐匈奴的战斗中立下丰功伟绩，两个人就象双子星座一般，在名将的银河中格外引人注目。
卫青和霍去病虽然是舅甥，但两人的出身却截然不同。卫青是私生子，自幼和生父后母生活在一起，后母及家人都不喜欢他，“父使牧羊，民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为兄弟数”，少年时的生活比较困苦，成年后还因为武帝的皇后阿娇嫉妒卫子夫受宠，差点被当成出气筒而死于非命，幸亏被公孙敖冒死救下，不过也算因祸得福，武帝为了这件事大发雷霆，赌气似的将卫青破格提拔，卫青就此走上了一代名将的漫漫征途。可以说，卫青的发迹可以说是非常偶然的，虽然卫青和卫子夫是同母异父的兄妹，但能受到武帝的提拔，感觉上武帝有赌气的因素：你陈阿娇不是要置卫青于死地么，我就偏偏要提拔他。不管如何，卫青就这样被推到了历史的舞台前。而霍去病则不同，按现在的话来说，霍去病是含着银钥匙出身的，霍去病也是私生子（看来这是卫氏的传统 8-P),但他却是跟着母亲一起嫁到了詹事陈掌家，一直都是过着锦衣玉食的贵胄生活，“年十八为侍中。善骑射，再从大将军”，可以说顺利的不要再顺利了。同是私生子，境遇两重天，不同的生活经历给了他们不同的性格，卫青为人恭谨谦和，沉稳如山；霍去病为人豪爽张扬，性烈如火。两人虽同为名将，但个性迥异，这在各自的带兵风格中体现的尤为清楚。
匈奴之于大汉帝国有点类似于汉尼拔之于罗马帝国，罗马在于汉尼拔的长期战争中受益匪浅，可以说，汉尼拔是罗马的梦魇，也是罗马的一道槛，跨过汉尼拔这座大山后，罗马在地中海任意驰骋，予取予求，成就一代霸业。匈奴对于大汉帝国也是如此。战国时期以秦国的步兵方阵和赵国的胡服骑射为两大发展模式，等到秦统一六国之后，以及后来的楚汉相争，步兵在战争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骑兵由于马匹的数量较少，而且装备不够完善，在战争中的作用是有限的。而当中原战火方熄，百废待兴之时，远在漠北的匈奴就成为与大汉帝国争夺东亚霸权的头号敌人。匈奴的战争风格与中原的汉族完全不同，史书上记载，匈奴“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铤。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人人自为趋利，善为诱兵以包敌。故其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瓦解云散矣。”，可以说匈奴的机动性是极强的，善于集中兵力，诱敌深入后予以各个击破，这是匈奴用兵的主要战术，但弱点是抗打击能力不强，防御力较弱，经不起强力的冲击。汉初立，匈奴和汉在白登山第一次交手，汉帝国初次领教的匈奴的利害，匈奴的战术也发挥的凌厉尽致。双方的兵力大致相当，汉由刘邦亲自率三十二万步兵追击匈奴的三十万骑兵。冒顿单于隐藏主力，将兵弱旅视于刘邦，引诱刘邦舍弃大部分步兵率少数部队追击，然后用骑兵主力将刘邦围在白登山七昼夜。此战让汉朝认识到了匈奴的力量，自此以后，匈奴就成为汉朝在很长的时期内，最强大的一个对手。鉴于汉成立之初实力还不足以和匈奴全面对抗，汉的统治者明智的采取了怀柔的政策，暂时和匈奴保持和平，同时休养生息，推行卖爵令，“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减免租税，同时鼓励畜牧业，至景帝时,“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牝者摈而不得会聚”。大汉帝国终于恢复了强悍的真正面目，开始把目光投向宿敌--匈奴。
一代雄主刘彻即位，后世溢号孝武帝。武帝在中国的历史上实在是个毁誉参半的争议性人物，这方面暂且不提了。汉与匈奴和平的破裂缘于一次失败的伏击，汉朝于马邑城伏兵30万引诱匈奴军臣单于，只可惜老天注定匈奴不该亡于此时，单于于半路捉到一个雁门尉史，一阵拷打问到了伏兵的实情，连忙引兵北还，一场大规模的伏击战还没开始就戏剧性的结束了，双方都白白辛苦了一趟，唯一的受益者就是那个雁门尉史，单于封他个天王，因祸得福成就一番富贵，可惜在历史上留下了一段恶名。自此，汉与匈奴之间大规模的战争正式拉开了序幕，是年为元光二年，公元前134年。五年后的元光六年，即公元前130年，卫青第一次踏上了征伐匈奴的漫漫长路。
卫青的初次出征应该说是极其幸运的，那个时代限于通讯和侦察技术的落后，汉军和匈奴军大多是维持一种运动中的接触战，由于匈奴是实行军民一体的结构体系，民众平时为民战时为兵，很难说汉军搜索到的就是匈奴的正规部队（或许根本就没有所谓正规部队），应该就是一般的牧民吧。战争一开始就维持一种消耗战的模式，往往是匈奴入侵，在边境掳掠一番退回草原，然后汉军分兵进入草原搜索，有时徒劳无获，有时少有斩获，有时甚至损失惨重。卫青第一次出征就个人来说是幸运的，但这次征伐整体上是失败的。其结果如下：“汉使四将各万骑击胡关市下。将军卫青出上谷，至龙城，得胡首虏七百人。公孙贺出云中，无所得。公孙敖出代郡，为胡所败七千。李广出雁门，为胡所败，匈奴生得广，广道亡归。汉囚敖、广，敖、广赎为庶人。”四万铁骑仅剩下两万三千，可以说损失惨重，这因为如此，卫青的微不足道的胜利在此时是如此的突出，为其赢得了第一个爵位--关内侯。
匈奴的报复是迅速而又残酷的，“其冬，匈奴数千人盗边，渔阳尤甚。汉使将军韩安国屯渔阳备胡。其明年秋，匈奴二万骑入汉，杀辽西太守，略二千余人。又败渔阳太守军千余人，围将军安国。安国时千余骑亦且尽，会燕救之，至，匈奴乃去，又入雁门杀略千余人。”，对付这样飘忽不定的敌人，年轻的大汉帝国还是办法不多，但卫青作为幸运儿却有了第二次讨伐匈奴的机会，这一年对于卫氏家族是具有纪念意义的，因为卫子夫成功的为汉武帝生下了太子刘据，并通过巫蛊案将陈皇后废掉，把卫子夫立为皇后，卫青的外戚地位更稳固了，但这日后却日益成为影响他名声的包袱，平心而论，卫青的前两次战功有运气成分，封侯也有武帝偏爱的因素，此时封侯对于他在历史上的评价是有影响的，这或多或少影响了对卫青的整体的评价，这或许也是卫青本人所未能预料到的。卫青的二次出征是和李息兵分两路，卫青出雁门关，李息出代郡。卫青又一次捕捉到了匈奴的踪迹，此战斩首虏数千。于是有了第三次征伐，“明年，青复出云中，西至高阙，遂至于陇西，捕首虏数千，畜百余万，走白羊、楼烦王。遂取河南地为朔方郡。以三千八百户封青为长平侯。”卫青连续三次胜利虽然杀戮的敌人数量不多，但意义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初步摸索总结出了讨伐匈奴的一些作战方式，或许卫青幼时的放牧经历对其在草原中寻觅敌人的踪迹不无裨益，否则无法解释为何连续三次都能在茫茫草原中觅得匈奴人的踪迹，这在当时的条件来看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二是夺得黄河以南的朔方地，修建了朔方城，作为从西方打击匈奴的又一个基地。可以说，卫青此战为汉朝此后的一系列胜利打下了根基。
卫青的第四次讨伐对于他个人来说达到了声望上的顶峰，此次作战的对象是匈奴的右贤王。匈奴的行政级别是这样区分的：单于自称为“撑犁孤涂单于”“匈奴谓天为“撑犁”，谓子为“孤涂”，单于者，广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单于然也”，接下来“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匈奴谓贤曰“屠耆”，故常以太子为左屠耆王。”史书记载“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单于之庭直代﹑云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所以接下来的历次讨伐，除了卫青的最后一次直接对阵匈奴单于外（此战也是最能体现卫青名将本色的一战，也是我评价卫青高于霍去病的决定性一战，待后叙），其他多次用兵都是指向西方，直接打击的目标就是右贤王以下的势力。卫青的第四次出征算是确立了在大汉帝国中的首席将军的地位，“青将三万骑出高阙，卫尉苏建为游击将军，左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太仆公孙贺为骑将军，代相李蔡为轻车将军，皆领属车骑将军，俱出朔方”，这次采用夜袭的手段，长途出塞六百余里，让匈奴右贤王始料未及，“右贤王惊，夜逃，独与其爱妾一人骑数百驰，溃围北去。汉轻骑校尉郭成等追数百里，弗得，得右贤裨王十余人，众男女万五千余人，畜数十百万”，战果辉煌。我觉得这次讨伐最大的成就是解决了以往汉军无法深入塞外作战的问题，史书没有明确卫青是采用什么战术，不过根据后来张骞李广都因为“失期”而被处以死刑（可赎身），看来失期在当时是很严重的一种罪行，有可能是卫青根据自己的经验，改变了以往那种将领各自为战的模式，将手下的将军们分组，采用8字型或其他方式搜索，每一组的将领在有限的规定的区域内搜索，但在规定时间内必须到达指定的地点和其他部队回合，这样各支部队之间彼此有个照应，同时相距不是很远，一旦发现敌人的踪迹可以很快赶来救援或采用包抄的战术击破敌人。果真如此的话，可以说汉军在战术上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层次，开始有了战略构想的初步概念，这个功劳归于卫青，我觉得并不过分。
汉武帝大悦，不等卫青班师，就派使者等在塞上，封卫青为大将军，统帅所有诸将，在名义上最终确立了卫青在大汉帝国军队中第一人的地位。话说回来，汉武帝此人实在有点好走极端，如果看重一个人，名誉金钱地位美女予取予求，毫不吝啬；一旦对某人印象不佳，那此人无论干的多么出色，都不会落的什么好处。皇帝是性情中人，这个倒不是件好事情，况且武帝还有个毛病，喜欢后生才俊，至少是外貌上的， 不过相面上可没说相貌堂堂就代表有料，看来武帝的帝王之术中没有相面这个教程，从后期宠信江充搞出那么大的祸端来看，武帝看人实在是有问题，而且好恶全凭己心。这个在以后对待卫青和霍去病的问题上表现的很明显，稍后再叙。此次卫青又受封八千七百户，两个襁褓中的幼子也被封侯，卫青对此推让再三，将荣誉归功于皇帝和诸将士，不管这是出自真心还是虚情，卫青此举让他在皇帝面前和将士中树立了同甘共苦的形象，也是卫青之所以为一代名将的重要依据。
汉武帝元朔六年，即公元前124年，是霍去病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重要一年，不过这一年对于卫青而言却是喜忧参半的。卫青成为大将军后第一次领军出征，斩首一万九千多，成绩还算不俗，但赵信降胡，苏建全军覆没，只身逃回，却给卫青带来了微妙的变数。而霍去病的初次表演却不俗，虽然实际斩获只有二千二十八个首级，武帝却以二千五百户封他为冠军侯，所得实多矣。武帝对于年轻人总是比较垂青的，自此以后，霍去病的锋芒逐渐盖过了卫青。卫青在这一轮讨伐中最出彩的地方就是表现在处理苏建失军问题上的态度，“苏建、赵信并军三千余骑，独逢单于兵，与战一日余，汉兵且尽。信故胡人，降为翕侯，见急，匈奴诱之，遂将其余骑可八百奔降单于。苏建尽亡其军，独以身得亡去，自归青。青问其罪正闳、长史安、议郎周霸等：“建当云何？”霸曰：“自大将军出，未尝斩裨将，今建弃军，可斩，以明将军之威。”闳、安曰：“不然。兵法‘小敌之坚，大敌之禽也。’今建以数千当单于数万，力战一日余，士皆不敢有二心。自归而斩之，是示后无反意也。不当斩。”青曰：“青幸得以肺附待罪行间，不患无威，而霸说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职虽当斩将，以臣之尊宠而不敢自擅专诛于境外，其归天子，天子自裁之，于以风为人臣不敢专权，不亦可乎？”官吏皆曰“善”。遂囚建行在所。”或许有人批评卫青柔媚于上，这也算一条证据吧，我却认为这恰恰反映了卫青作为名将，已经深得位及人臣的进退之道，以及协调部下的极高素质。虽然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这句话是要看场合的，如果军情紧急，来不及与皇帝（大本营？）沟通，当然可以由大将军独断，但苏建逃回去时战斗已经结束了，如果卫青此时已严肃军纪为由将苏建斩首，虽然与法无背，但难以避免嫉妒者背后的谗言，何况为将者最怕的就是主上的猜忌，汉初的异性诸侯王被刘邦屠戮殆尽，都是因为锋芒太盛的缘故，连周亚夫这样的人都因为受到景帝的猜忌，借亚夫的儿子购买军械陪葬品为由，以谋反罪将周亚夫下狱致死。卫青是个聪明人，知道什么时候该表现自己，什么时候该表现的木讷一点。不过卫青的性格还是比较柔顺宽厚的，甚至有点逆来顺受的感觉，这点让我联想到日本的德川家康，那种坚忍的态度让很多人鄙夷，但笑到最后的却是他，其他名气比他大的诸如织田信长、明智光秀、武田信玄，都先于他入土了，人一死，名气再大也都成为过眼烟云了，扯远了，卫青的某些表现在后人看来，不符合一般人心目中的英雄形象，包括后来娶了老主子平阳公主为妻，让后人多少对其人品有所质疑。其实卫青大概和吕端一样吧，看史书引述他与苏建的对话,苏建尝说责：“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士大夫无称焉，愿将军观古名将所招选者，勉之哉！”青谢曰：“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待士大夫，招贤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可以知卫青对自己的定位始终有清醒的认识，这点比起不知天高地厚的韩信要强的多了，韩信被夺爵后嘴里还不干不净的发牢骚，而且还传到刘邦耳中，那不是自己找死嘛！韩信虽为名将，但说到进退有序，还是不如卫青。说到底，在中国作武将实在不容易，除了那些自己当上皇帝的，其他的名将大多死于皇帝的猜忌下，所以对于那些懂得明哲保身的名将，我是更加钦佩的。
该说说霍去病了，这个偶像级人物实在是个幸运儿，而且幸运之神始终垂青于他，让他建立无上的功勋，也算少年得志的典型了，汉武帝还专门为他设立了骠骑大将军的职位，最后还煞费苦心的定令“置大司马位，大将军、票骑将军皆为大司马。令票骑将军秩禄与大将军等”，让霍去病和卫青平起平坐。从霍去病的战绩来看，这样的待遇确实很恰当。“票骑将军去病凡六出击匈奴，其四出以将军，斩首虏十一万余级。浑邪王以众降数万，开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万七千七百户。其校尉吏有功侯者六人，为将军者二人”，而卫青不过“ 七出击匈奴，斩捕首虏五万余级。一与单于战，收河南地，置朔方郡。再益封，凡万六千三百户；封三子为侯，侯千三百户，并之二万二百户。其裨将及校尉侯者九人，为特将者十五人”，霍去病的效率要高于卫青，但是仔细分析一下这些数据背后的问题，会发现霍去病作为名将还是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
匈奴单于听从赵信的献策，将大本营移往草原的深处，于是汉军的打击面转向了朔方以西。接下来的三次出征是霍去病在青史留名的三次大胜利。具体的数字就不罗列了，战果是相当不俗的，但从战术上来看并没有太多的新意，况且霍去病拥有其他将领包括卫青都没有的特权，可以在全军中挑选最精勇的壮士和最膘肥的战马组成自己的战队，这就为他的长途奔袭提供的比其他人更有利的条件，况且霍去病年轻气盛，且一向顺风顺水，对战场上的困难的估计和警觉是相当麻痹和忽视的，也有人指责霍去病对士卒毫不关心，“其从军，上为遣太官赍数十乘，既还，重车余弃粱肉，而士有饥者。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鞠也。事多此类。”，自己吃着精美的事物，对营帐外缺衣少食的士兵视而不见，或许霍去病的贵族身份让他从来就不会去考虑其他人的感受，也漠视士兵的需求，这样的个性，好的说法叫坚毅，不好听的说法就是冷酷无情。对于胜利者，这样的指责有点吹毛求疵了，不过就算是求全责备好了，这种个性对于一代名将而言应该是一种隐患，尤其是当军队处于逆境时，历史上死于军队哗变的将领相当多，所以古今中外的兵书中，对军队的内部控制也是一个经常强调的重点，霍去病在这方面的迟钝并没有让他付出代价，我想可能有这样几方面的原因:军队的素质过硬，霍去病挑选的都是精英中的精英，本身就代表了当时汉军中最强的实力，这样的一支菁华快速反应部队，交给任何一位将领手中，决策上只要不出大的差错，立功应该是不成问题的；汉军的构成，汉初的军队构成上，募兵是很少的，基本上是属于临时征发的兵卒，甚至是犯了刑法的罪犯以及入赘的女婿以及小商贩等，这样的部队如果不严明军纪，战斗力根本得不到保障，李陵带领自己训练多年的精兵五千出战匈奴，在紧要关头士兵还偷偷在营帐中猥弄营妓，胆子不可谓不大。况且对匈奴的战争是时断时续的，且人员的消耗相当大，名将也很难有一支稳定的嫡系部队，这种条件下，将感化放一边，整肃军纪来保证部队的战斗力，应该说也是一种无奈之举；跟随霍去病的部将们立功的机会多，也是众多部属包括以前依附于卫青的将领转投霍去病门下的原因之一，有时候一种信仰对于军队来说还是很有必要的，或许霍去病对于当时的部下来说就象神一样，不败的名将这样一个光环让众多追随者甘心为之效劳，恐怕也是霍去病能够超然于其他将领的缘故。从普通士兵的角度来说，深入草原讨伐匈奴对他们而言并没有什么意义，战后论功行赏封侯挂印基本上与他们无关，他们所考虑的只是如何从严酷的战争中生存下来的问题，而把自己的性命托付给一位不败的名将，即使条件艰苦待遇差，但是生存下来的几率恐怕也大一些，这大概是士兵们无怨无悔的原因吧。就我而言，我宁可选择在膘骑麾下效命，而不愿在李广帐下谋职，李广带军死亡率实在太高了，全军覆没就至少有两次，跟随他恐怕性命堪逾阿！再者，霍去病的对手一直是匈奴的单于以下的贤王当户，没有机会和单于面对面交锋（唯一的一次机会还错过了），恐怕对霍去病而言也是终身的遗憾吧，“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虽然只是句豪言壮语，但多少也反映了霍去病急于彪榜青史的心情，这也是我心中一直存在的疑惑：如果霍去病能够和单于交手的话，究竟是霍去病不败神话的终结，还是匈奴提前退出历史舞台呢？霍去病的冲击力在当时中国甚至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其发起攻击的时机拿捏之准也是罕见的，从半渡而击休屠王迎浑邪王一战中就可见一斑。但如果单于能顶得住头一轮攻击并及时转入反攻的话，霍去病会不会重蹈李广的覆辙呢？
诚然，现在再来作种种假设有点吹毛求疵了，毕竟霍去病是以不败名将的声誉名垂青史的，现在来说霍去病个性上的缺陷有点小人之心的感觉了，同样的一种个性，如果成功了就会被认为有决断力，坚强，有朝气；失败了就会被认为偏执，愚蠢，独断专行，历史就是这样的无情而又谄媚，宽容而又狭隘。不过我并非有意鸡蛋里面挑骨头，主要是想比较一下卫青和霍去病究竟谁更能代表当时中国武将的最高水准。两者既然无法直接交手，那就只能从其他方面来管窥了。
我个人认为最能反映出卫青实力的一战就是元狩四年，既公元前120年卫青霍去病对匈奴的最后一战，也是迄今为止对匈奴规模最大的一战，其准备工作耗费相当惊人。卫青和霍去病各领五万骑兵，步兵三十多万，包括运送粮草辎重的马匹共约十四万匹，以战后一匹母马价格二十万计算，普通的公马最少三十万，而战马的价格更是倍数，光马匹的费用就已经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了，更何况粮草军械战后的赏赐等其他军费。大汉帝国将全部赌注押在这一仗上，卫青和霍去病首次以平等的身份同时出战，阵容之豪华当世罕见，但霍去病还是拥有比卫青更优越的条件：“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去病”，车重与卫青数量相等，但卫青还带领了李广公孙贺等四将，手中的兵力还得分出一部分给其他将领，而霍去病连裨将都没有，后来还是临时以李广的儿子李敢作为裨将的，可以说霍去病在军士的战斗力及人数上都比卫青占优，而且事前的情报是单于在靠西面一带出现过，因此霍去病的进军路线是定襄，武帝明显倾向于霍去病，让他担任主攻的方向，当中途捕获俘虏后得知单于主力在东方，于是临时变换路线，霍去病出代郡，卫青出定襄，我想事后霍去病一定悔恨万分，历史的机遇就让一个俘虏轻易的改变了，有时回头想想也真是挺有趣的，这大概也是历史的魅力所在吧，已知的历史却有着诸多未知的可能性，让学者们争论不休的往往是mission impossible，就象很流行的一句话“如果上天能多给一次机会的话…………”。话归正题，历史在有意无意间，将这场历史性的对决的主角判给了卫青，我个人觉得卫青在此战中的发挥，绝不亚于小西庇阿在扎马战役中一战击败汉尼拔的惊人表现，而且卫青当时的条件应该说是比较困难的。首先战斗力强的部队都被霍去病挑选去了，剩下的兵力中，还分出部分给四位偏将，估计总计有一万骑左右，步兵辎重不计。在战斗中赵食其和李广都没有能及时赶到战场，对于整个战斗的部署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影响的。而且匈奴是以逸待劳，将决战的地点选在塞外千里之地，想以逸待劳击溃远道来袭的汉军，应该说匈奴大军在天时地利方面都占有一定的优势，兵力来看，由于战后捕获首虏万余级，而战斗中四散的匈奴兵更多，因此猜测匈奴单于的兵力在三万以上应该还算比较恰当的，远道千里碰上的匈奴主力部队，而兄弟部队却没能及时到达预定位置，卫青所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局面，同时也激发了卫青身为一代名将的全部潜质。由于中国的史书中对战役的介绍相当有限，这场持续了一天的激战在史书中只有寥寥几句话就带过了，不过从这几句精炼至极的话语中，还是能想象到当时这场大战的激烈情景：当卫青发现匈奴早已严阵以待之时，已经对这场战斗的困难局面有了清醒的认识，下令把军中的辎重车辆环绕，形成坚固的防线，以步兵弓箭手作为防守的基础，骑兵方阵在营前排列，同时在两翼设有预备队骑兵，基本阵型应该是个“W”字，在实战中逐渐变成“V”字，以完成包围圈。战斗开始，卫青先派出五千骑兵诱敌，匈奴也不敢托大，以万骑来迎击，开始的时候双方应该是比较谨慎的，但匈奴的冲击力习惯性的将战斗引入乱战的局面，场面必定十分焦着，此时战局正悄然向有利于汉军的方向发展。由于卫青事先构筑了坚实的后防线，匈奴的中线突击没能冲破汉军的防线，随着时间的延长，匈奴军逐渐进入了汉军的口袋，汉军的中线部队开始收缩，有意将匈奴引入口袋中，同时两翼开始缓缓包抄，这个过程应该是比较缓慢的，因为一望无际的草原让交战双方对对方的每一步行动都能及时洞察。战斗持续到了黄昏，突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局面一度陷入混乱，卫青却能处变不惊，敏锐的感知到反攻的时机到了，下令早已待命的两翼骑兵部队突进，完成包围圈，匈奴的军队在侧翼的打击下终于崩溃了，单于趁乱阿带着数百骑从西北角突围而去，卫青追了二百多里未果，于是扎驻赵信城劳军，将匈奴的积粮能带走的全部带走，不能带走的放火烧掉，彻底拔掉了匈奴的这个据点。这一仗下来获得敌人首虏一万九千余，更重要的是匈奴的主力部队深受重创，短期内无力再次犯边，伊稚斜单于逃脱后于族人失去联系，匈奴人以为单于已死，右谷蠡王自立为单于，伊稚斜单于回去后又费了一番功夫才平息这场内乱，但匈奴此役元气大伤，自此汉与匈奴的实力对比开始朝向有利于大汉帝国的方面倾斜，但匈奴的实力仍然很强，在卫青霍去病之后仍然数次击败汉军，其韧性不可谓不强矣。匈奴的真正开始衰弱，要待汉宣帝时，新一代名将赵充国横空出世之际。
霍去病虽然没有碰上匈奴的主力，但此次仍然收获颇丰，“票骑之出代二千余里，与左王接战，汉兵得胡首虏凡七万余人，左王将皆遁走。票骑封于狼居胥山，禅姑衍，临翰海而还。”从战利品来看要远高于卫青，但是对于名将而言，未能和最强的敌人过招，应该是非常遗憾吧。三年后，一代名将霍去病英年早逝，武帝为之恸哭，将他安葬在茂陵，将其陵墓做成祁连山的形状，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将领能受到皇帝如此的厚遇，武帝对霍去病的偏爱可见一斑。
元狩四年的幕北之战，匈奴与汉帝国双方的损失都十分惨重，匈奴损失九万余人，牛羊物资损失更大，幕南之地尽失，粮草丰美之处都落入汉帝国之手，这对于匈奴这样的畜牧立国的国家打击是致命的，匈奴的人口牲畜繁衍速度开始放缓，就此种下了衰败的种子；而汉朝的损失也是相当惊人的，出塞的十四万匹良马仅有三万匹幸存，各种物资的消耗更是惊人，仅用来犒赏三军的花费就有金二十余万斤，国库钱不够就重开卖爵令，别出心裁出售武功爵，级十七万，凡值三十余万金，铸币不够就开铸金银锡三金币及鹿皮币，用财政赤字来弥补国库开支，搜刮民财，对于匈奴的来降者厚待有加，其国际主义风格可以和千年后的援助某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大手脚相比。汉朝经此一战，战马损失殆尽，以后十几年居然由于无马可用而搁置了对匈奴用兵，真是讽刺哪，短暂的和平居然是由于暂时失去了战争能力所带来的附加值，战争与和平的辩证关系居然如此的微妙。
霍去病死后，卫青的斗魂似乎也随之而去了，在度过了十四年碌碌无为的生活后也继霍去病之后入土。或许对匈奴的最后一战耗尽了他的心力，又或许获胜后武帝寸功未予，手下接踵另投霍去病麾下令他失去了雄心壮志，总之卫青的晚年应该是比较寂寥的，一代名将如果没有战争的话，其存在的价值就等于零。官场的失意、姐姐卫子夫的失宠、外甥刘据的太子地位之争、武帝本人对自己的态度冷淡，都令这位从羊圈里走出来的名将颇为烦恼罢，好在卫青为人小心谨慎，不给政敌一点把柄，连李敢以下犯上谋杀他都能忍得，为人实在坚毅，能得一善终，在前汉的大将中也是寥寥可数了。至于子孙身陷巫蛊案而获罪，也不是九泉之下的他能想得到的了。
田中芳树的《银河英雄传说》中，罗严克拉姆元帅手下有两个人被誉为帝国双璧——“疾风之狼”米达麦亚和“金银妖瞳”罗严塔尔。米达麦亚的风格类似于霍去病，速度和冲击力在银河帝国中首屈一指，而罗严塔尔就类似于卫青，沉稳老练，不给敌人以任何可乘之机。其实两人各有千秋，真要分出高下是不可能的，何况因人而异，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最强者，不过在我心目中，卫青的地位是高于霍去病的。不管如何，两个人的相继离世是如日中天的大汉帝国的一大损失，但对于百姓却未尝不是一件幸事，战争中催生名将，名将在战争中青史留名，百姓却成为战争的牺牲品；战争结束，百姓休养生息，名将却郁郁而终，或许这种循环万世也难解的开罢。汉击匈奴，在后世子孙看来是汉民族的丰功伟业，但对于当时的大汉黎民而言，意义恐怕就要从相反的方面来诠释了。
名将已没，历史
从公元前123年马宜山诱敌战开始，汉匈战争整整打了九十年，汉家王朝以几代人巨大的付出为代价，取得了对匈奴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泱泱大国的地位。这是一段发人深省的历史，是一段使我们荡气回肠的历史。这其中，有一群为我们中华民族创造了巨大辉煌的优秀人物，他们有着不同的经历，但这却不是我们应当牢记他们的原因，他们之所以为后人所敬仰，因为他们在最需要的时刻选择了战斗，在最危难的时刻选择了拼杀与死亡。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成为我们今天依然念念不忘的英雄，但是更多的人却长眠在蹉跎岁月的深处，而他们的骄傲与苦难，纵然经过了千百年岁月的洗礼，却仍然在今天人的心中，激荡起无比壮阔的波澜.
而那些抗匈名将们，更有多少我们今天应该记取的名字。
想了很久，今天终于下定决心写篇关于霍去病出塞痛击匈奴的文章。霍去病的胜利是不可否认的，六击匈奴、每战皆捷，你说他天幸也好，说他有神灵相助也好，但请不要忽视他每一次孤军挺进，以少战多时所承担的凶险、困难。这绝对是需要大决断，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才能做到的，我对霍去病3次经典战役的总结就是8个字―大无畏的奉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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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王朝背景
大汉王朝：
我国在汉朝以前，四邻兄弟部族，把我们称为“夏人”或“秦人”。鉴于大汉王朝的强盛，其他部族把我们改称“汉人”，相应把汉人之族称为“汉族”“古代边裔部族称中国人为汉人，以汉代强盛，号令远及边裔，边裔人只知道中国为汉也”（《辞海》）。“汉族”一词，是由汉朝来的；汉朝一词又源于汉中，汉族、汉字、汉文化遂由此而来。
汉朝是继秦朝之后建立的又一个统一王朝。它完成了秦朝没能完成的历史使命，成功地结束了战国局面，不仅在全国实现了政治统一，也初步完成了文化整合，为中华民族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过程曲折复杂，历时二百余年。在西汉统治近2百年的历史中，通过一系列的政治经济的改革，使国力强盛、人民安乐，呈现出一派太平盛世的景象。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汉武帝执政期间，实行经济改革，使经济发展迅速。他先后实施了一系列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不仅促使了“国富”，而且极大促进了“兵强”。与匈奴的大战充分证明，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军事战略提供了有力支撑。
大汉帝国统治的头两百年也是中国历史上诗歌、绘画、音乐、哲学、文学和撰史方面空前的文化繁荣时期。中国的文官制度接受了儒家文化的理想，通过对人才才能和德行的考察，而不是出身与地位，来吸引政府人才。这一制度几乎在两千年后的今天仍然被采用。汉朝的理想虽然在几百年后由于它的灭亡而暂时中断，但是后来历代的继承者都敬仰汉代所创立的伟大传统。
匈奴王朝：
在秦国时期，匈奴并不能算一个很强盛的游牧民族。匈奴东侧的东胡，西面的月氏都强盛于匈奴。当时匈奴单于的名叫头曼，曾与秦军交锋，兵败北逃。秦末汉初，中原混战，秦始皇沿黄河筑的城池无人守卫，部份匈奴部族才敢偷偷溜回黄河以南的一些水草肥美的故地游牧。它与汉族等北方各民族接触频繁，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相互影响，对于我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和文化曾作出过一定的贡献。
匈奴当时处在强盛时期，有壮年骑兵４０多万，人口超过２００万，但是他们自己无力消灭汉朝，主要是希望长期保持这种汉匈的对峙关系，保持对汉的军事压力，得到汉朝的纳贡和劫掠边境，其本身没有太成型的战略方针,无非是见招拆招,然后搞个针对边境百姓的反击袭掠.汉匈大战期间,匈奴的几次进攻都没把消灭汉军主力作为主要目标,所以说匈奴战略上是欠缺的,而且当汉军主力攻入漠北时匈奴还犯了战略错误，他过分高估了自己的军事力量，竟然与汉军进行短期主力决战，几次大战损失了近３０万精壮年，加之霍军神后来几次的焦土政策，烧了大片草原，使匈奴的资源受到很大损失，总人口下降，这不是匈奴短时间能恢复的。所以匈奴自此一蹶不振。
这样的例证，在后来的蒙古、甚至元朝都得以体现。匈奴人主要是保持现状，他们没有力量征服汉朝；而汉朝是要一劳永逸，消除匈奴的这个大患，要消灭匈奴有生力量，主要以歼灭战作为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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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匈战争中涌现出许多英雄豪杰，在这无数英雄中独以少年霍去病最引人注目。霍去病，一个遥远的名字，已经模糊的身影、却还有依然滚烫的血性和悍勇。历史、传说，都已经锈蚀斑斑，依然清晰的是风骨和风华。巴顿有一句名言：“战争是人类创造的最高成就”，霍去病就是如此，为战争而生、为战争而死。由于他的那句“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名言包含为国家而牺牲个人幸福的思想境界，被永远定格在历史的丰碑上，他天然的尚武精神似乎显得不怎么重要，以致于被一代代人刻意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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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少年英武，初露锋芒
去时儿女悲，归来胡茄竞。试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
这是一首在一般古诗选本中很难找到的诗，但是它却能让人过目难忘。诗的作者也不是才情出众的文人骚士，而是南朝梁时一位骁勇善战的武将曹道宗。在感受这首诗雄豪气度的同时，不难发现曹道宗对汉朝名将霍去病有着一种的特别喜爱与崇敬。
123年，他随大将军卫青出击匈奴，霍去病一再请战，卫青挑了八百名勇壮骁骑归其指挥，初披战袍，凭一腔热情和血气之勇，没有任何实战和指挥经验，率领800骁骑一往无前地向北奔去。莽莽草原，人迹全无。将近黄昏，忽然发现前方远处有一片黑点。霍去病判断应是匈奴的营帐，当即命部下衔枚而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了过去。匈奴兵根本没想到汉军会这么远地杀来，顿时一片混乱。800骁骑个个勇猛无比，霍去病身先士卒，首先闯入匈奴营帐，
把匈奴兵杀得四散逃窜。霍去病大胜而还，战果空前。此战，给右贤王和单于主力以沉重打击，迫使其退至大漠以北苦寒地区，巩固了河南地区，切断了匈奴东部和西部的联系，为尔后出击河西(今河西走廊和湟水流域)之匈奴和打通河西走廊创造了有利条件。
战术分析：
个人认为漠南之战的军事特点从战略意义的层面来讲，以高机动的骑兵快速突进，迂回深入纵深，不断打击敌人防卫薄弱的软肋，同时毁坏城镇，掳杀民众。这本是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惯用战术，无论匈奴、鲜卑还是后世的蒙古都以这样的战法让汉人大吃苦头。而霍去病将这样的战法用于对付匈奴侵略者本身，是“以其人之道，还之其人身”，凶悍如狼的匈奴人在霍去病骠骑的马蹄下反而成为了待宰割的绵羊，匈奴人的赖以生存的草原被焚毁，之前欠下汉人的血债，被霍去病连本带利的讨了回来。
此战汉朝军队头一次阐述了“兵不在多在精”的道理。快速移动、拥有强大突击战斗力的轻骑兵如同突击队一般横扫匈奴的精锐，轻装骑兵作战就是霍去病军队的作战风格，霍去病创造并运用的这套清晰的长途奔袭战术成为以后大汉对匈奴的一贯战术。这样一来，长途奔袭战术小试锋芒便显示其巨大的威力，从此后轻装简从，长途奔袭的战略战术成为霍去病的主要对敌战术，且在以后的历次战役中屡试不爽，成为克敌制胜的不二法门。霍去病的首战，以这样夺目的战果，向世人宣告，汉家最耀眼的一代名将横空出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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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也总结一下长途奔袭战法的基本条件：高机动的骑兵快速突进，迂回深入纵深不以占据地盘为目的。只为了打击敌人的后方生产基地，以及集中局部优势兵力歼灭敌人局部劣势兵力。快打快收，绝不恋战。
二.鹰击长空，谁与争锋
[/url]元狩二年春，汉武帝任命霍去病为骠骑将军，率领精骑一万人，从陇西出发，攻打匈奴。河西战役，南路军张骞行动缓慢，李广只身被围，霍去病毅然改变原有作战计划，冒险从浑邪王的地区直插过去。当时霍去病只有一万兵马，而浑邪王与休屠王兵马合计不下六万人。霍去病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抢在敌人主力部队集结以前迅速突进，各个击破。使得匈奴人虽然不断调兵遣将，其兵马却只能象羊羔入虎口一样被汉军一只一只吃掉。更为重要的是，此战从精神上彻底摧毁了匈奴兵的抵抗力，使得匈奴3大战略集团畏惧汉军如虎。
战术分析：
这次战役是霍去病闪击战术的首次正规大兵团试验战，结果大获全胜，战果辉煌，一扫过去与匈奴战争的颓势，取得空前的成功，霍去病终于按自己的战术思想单独指挥一支劲旅打了一场漂亮的运动战。他用兵灵活、随机应变、避实就虚、军无定势，出其不意，在运动中屡出重拳，闪击制胜，打得匈奴人晕头转向，摸不着头脑，完全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河西大捷为汉军的大兵团长途奔袭战术提供了可贵的实践机会，也证明了该战术的正确性和可操作性，且不需要后方辎重补给部队，而是打到哪里吃到哪里。缴获的粮食就地补充。吃不了的就全销毁。消耗匈奴的粮食储备。经此一役，汉军真正认识了自己的实力，从此不在怕以少打多。霍去病的军队从此树立起顽强、勇猛、奋不顾身的军风军威，并形成了进攻、进攻、再进攻，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也绝不后退半步的强悍风格。
在这一场血与火的对战之后，汉王朝中再也没有人质疑少年霍去病的统军能力，他成为汉军中的一代军人楷模、尚武精神的化身。至此属下诚服，众人钦佩，对于其统兵的能力已无可置疑。霍去病用铁的事实告诉那些保守的大臣们，主动出击，深入敌后，彻底击溃匈奴，将他们赶出大漠才能永久解决汉匈边关之争，完成武帝的鸿图伟业。霍去病，从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真正的少年英雄，在他身上充分地体现了“英雄出少年”的内涵。从此，汉军军威大振，而十九岁的霍去病更成了令匈奴人闻风丧胆的战神。
河西之战，给河西地区的匈奴军以歼灭性打击，使汉朝统治延伸到这一地区，打通了汉通西域的道路，实现了“断匈奴右臂”的战略目标，为进一步大规模反击匈奴提供了可能。
三、漠北决战，煌煌华章
[/url]元狩四年（公元前119），为了彻底消灭匈奴主力，汉武帝发起了规模空前的“漠北大战”。漠北之战，是汉军在距离中原最远的战场进行的一次规模最大也最艰巨的战役。汉武帝调10万骑兵、14万战马，步兵几十万人，由卫青和霍去病带领，分2路进军漠北。
这时的霍去病，已经毫无争议地成为汉军的王牌，在漠北之战中，霍去病更将他的大兵团长途奔袭战法发挥到了颠峰.在深入漠此寻找匈奴主力的过程中，霍去病率部奔袭两千多里，以一万五千的损失数量，歼敌七万多人，俘虏匈奴王爷三人，以及将军相国当户都尉八十三人。大约是渴望碰上匈奴单于，“独孤求败”的霍去病一路追杀，来到了今蒙古肯特山一带。就在这里，霍去病暂作停顿，率大军进行了祭天地的典礼——祭天封礼于狼居胥山举行，祭地禅礼于姑衍山举行。这是一个仪式，也是一种决心。封狼居胥之后，霍去病继续率军深入追击匈奴，一直打到翰海，方才回兵。
此战彻底打跨了左贤王战略集团，是消灭右贤王战略集团之后又一大胜利。出征漠北过后，单于远遁，漠南再无王庭。此战让匈奴人明白汉人是不好惹的，应了另一句汉朝名将陈汤的话“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战术分析：
单从战争的层面分析漠北之战确实是霍去病的颠峰之作，这一战将汉武一朝的武功军威推至极致。在作战中，霍去病又发挥了出色的指挥才能，充分利用骑兵的机动性与冲击力，不仅敢于深入敌境，而且善于迂回包抄，机智地运用车守骑攻、协同作战的新战术，先借助战车的防御能力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继而发挥骑兵迅速机动的攻击能力，迂回包抄敌军的两翼，一举击溃匈奴的主力，更显示出其战役指挥方面的优异才能。所有这一切，都为汉军的胜利提供了保障。
这个时候，霍军的胜利已经根本不存在天幸的成份，五万精骑乃一支无敌王师，基本是见谁灭谁的实力，胜负其实早在开局之前已经决定。汉武之所以举全国之兵，穷一国之力而要毕其功于一役也是出自对霍去病统兵能力的无比信任。这个马背上的强悍民族终于在强大的西汉王朝的倾力打击下，在不世名将霍去病的铁血征阀下引马而去，不窥阴山。这次漠北战役是霍去病生命中的顶峰，但也是少年将军的最后绝唱，一代战神的传奇在这里画上一个句号。
一代天骄—为破匈奴而生的斗士—霍去病
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霍去病患急症突逝。少年英雄霍去病就这样死去了，在青春刚刚展开双翼的时候，山鹰折翅、归于尘土，永远以冷峻傲岸强悍的少年姿态留存于千古的记忆之中。中国历史，历来成王败寇，霍去病年纪轻轻就成不世之功，不管怎么说，霍去病的离世是如日中天的大汉帝国的一大损失。
少年将军霍去病并不是完人，他曾经射杀李敢，也曾经御下严峻。然而再严峻他仍然是军神，所有的士兵都向往成为他的部下，跟随他杀敌立功。他一生四次领兵正式出击匈奴，都以大胜回师，灭敌十一万，降敌四万，开疆拓土。对于整部世界军事史和中国史来说，霍去病是彪炳千秋的传奇。“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他说出了这流传千古的八个字。他真是将国家的安危、社稷的轻重、军人的荣辱看得比什么都重。他为抗击匈奴而生，他天生注定就是匈奴的克星，击灭匈奴成了他生存的意义，生命的价值。仅此八字足矣，它已成为历代爱国志士的箴言，胜过许多高头讲章。二千一百年来，它始终轰响在历朝历代戍边将士的心头耳际。他冷峻寡言，善于行动，他的一生行状都写在铁马驰骋战旗翻飞的征战中。
霍去病的一生是昂扬激进、高速行驶的一生，也是最让每一个中国人血液膨胀的一生。他的一生虽然只有短短的24载，但就象他那句前年之后仍熠熠生辉的名句“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一样，这个早逝的英雄，将永远伫立在中华民族前进的历史中。
综上所述：大汉胜利根本原因
1.是国力的养成与利用。自高祖至景帝，汉朝长期积储，府库充实，是武帝变和亲为征战的前提之一。
汉武帝继位后，一改以往忍让求和的妥协政策，放弃“和亲”，采取强硬的攻势作战行动，以彻底消除匈奴侵扰。与匈奴打了十几仗，匈奴的威胁基本得到解决，汉朝还收回了被匈奴侵占的河套地区，并在边疆地区大开官田，补修长城，屯军达10万人之众。边疆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和平昌盛景象。
2.是主动进攻战略思想的确立与坚持执行。汉朝建立后，始终面对强悍匈奴的军事威胁。尽管汉初以来一直实行“和亲”政策，但无以数计的财物赠送并不能满足匈奴贵族的贪欲。文帝时，匈奴曾两次大举入侵，兵锋直逼长安，京城危急，满朝惊恐。汉武帝继位后，一改以往忍让求和的妥协政策，放弃“和亲”，采取强硬的攻势作战行动，以彻底消除匈奴侵扰。
3.是战术上大兵团突袭作战的正确运用与发挥：
1）骑兵的建设与使用。武帝时期，是中国军制史上由车骑并用向以骑兵为作战主体这一重大转折得以完成的重要阶段。大规模使用骑兵集团，快速机动，长途奔袭，是汉军前期战胜匈奴的主要原因之一。汉代骑兵的发展大致可以汉武帝为界划分阶段，此前是骑兵与车兵并重，此后则由骑兵完全取代车兵，进而成为汉代军队的主力兵种。
2）是突袭作战战术的运用。霍去病的作战方略可以说是对汉军战术观念的革新。他的作战可谓是迂回纵深，穿插包围，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迂回穿插，对匈奴实行合围，从最薄弱的环节入手对其实行毁灭性打击。两次河西会战，其所部兵马放弃辎重物资，轻装速行，就地取食，趁匈奴立足未稳的机会迅速发动主力决战。一举将其彻底歼灭，斩断匈奴右臂。所谓的就地取食，就是对匈奴后方进行抢掠，以补充军需物资。这一方略不但解决的自身的补给问题，而且最大程度的打击了匈奴的生产能力。使匈奴的经济遭到极大摧毁，从而使汉朝在经济上和军事上确立了对匈奴的绝对优势。
匈奴之患是古代中国秦汉时期的梦魇。但经过漠南、河西、漠北3场战役匈奴之患终于基本从中国历史上消失。这次汉朝向北推进到沙漠边缘，而且占领了全部河西走廊与青海新疆部分地区，设立了西域都护府。汉人的生存空间第一次大规模伸展，几乎夺取了匈奴两胡的全部边缘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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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对霍去病将军的仰慕和喜爱的情结，不光是对少年英雄的怀念与哀思，更重要的本质内容其实是对尚武精神的推崇与向往。所以霍去病打的战役是汉民族战争史中最为荡气回肠的，他的胜利已不单是几次对外战争的完胜，更成为了一种精神象征的丰碑，整个汉民族为之骄傲，它鼓舞感召着一代一代的汉族儿女,他那句“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豪言壮语更让无数性情汉子血脉贲张。正因为如此，霍去病成为了古代士人与将领共同偶像，人们竞相歌咏他、崇敬他、热爱他，自古至今延绵千年。
真的佩服霍去病，因为“他敢做我们不敢做的事，敢说我们不敢说的话”。
欣赏他的神武，因为自己的力量太过于微薄.........
赞赏他的霸气，因为现实的自己太过于畏缩.........
千载之后，世人仍然遥想少年大将霍去病的绝世风采，为他的精神和智勇而倾倒，为他那不恋奢华保家卫国的壮志而热血沸腾。
历代战神之卫青1 2009-06-19 20:18
分类：评古论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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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年少多劫，险象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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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汉武帝时期的大将军卫青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从一个遭人嫌弃饱受欺凌的侯府女仆私生子到抗击匈奴开疆拓土战功赫赫的大将军；从公主的骑奴到公主的丈夫，权倾朝野，位极人臣。但卫青却能做到居功不傲，小心谨慎地得以善终。卫青身上似乎聚集了太多不可思议的神秘光环。而他那悲惨困苦的童年，尤为引人关注。
草根命运悲惨童年
卫青的出身卑微到了不能再卑微的地步。他原是一个叫郑季的人在平阳侯曹家做事时，与曹家婢女卫私通所生的私生子。卫青的童年，是作为公主府的娃子，在母亲的膝下度过的。
七八岁时，卫氏无力抚养，他被送到了亲生父亲郑季的家里。按常规，一个县吏的儿子，是应该上学读书的。但卫青的私生子身份必然不会使郑家人对他有什么好感，连他生父都不太怜惜他，让他去放羊，更不用说其他人了，他的同父兄弟们甚至都把他当奴仆看待。
为了放好羊群，小卫青必须每天起早贪晚，爬山涉水，寻找草地，常遭风吹雨打，忍饥受饿。劳累了一天，回到家中也得不到一点温暖，家里所有人对待他都像对待小奴隶一样，随意鞭笞辱骂，他饱尝了人间的苦难。惟一使他感到欢乐的是大自然的美丽风光和牧童小伙伴的纯朴友谊。
卫青在艰难困苦中熬煎，他顽强地挣扎着，终于送走了辛酸的童年和少年，等到卫青稍大的时候，不愿再过那种受虐待，受凌辱的生活，便回到了母亲身边，回到了曹家。从此，他跟着皇帝的姐姐平阳公主，平阳公主十分喜爱这个英俊懂事、勤奋好学的青年，让他做了自己的侍从骑奴。这样，卫青又开始了一种新的奴仆生活。
作为皇亲国戚的公主府的家奴，卫青逐渐学到了一些文化知识，懂得了一些封建社会上层待人接物的道理。这时他最小的姐姐卫子夫，也已长大成人，长得更加美丽，成了公主府里一名才貌双全的歌女。他们一家几口，都在公主府里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反正供人驱使、低贱的地位是没有多少改变的。
有一次，他和别人一块儿去甘泉宫，一个囚犯看见了他，给他相了相面说：“你是贵人，应该封侯的。”卫青笑着说：“奴婢生的儿子，人家不斥责打骂就不错了，还能封了侯？”
时来运转大难不死
上面的故事是司马迁在《卫青、霍去病列传》里说的一个小细节，很容易被忽略，但这种细节是不能忽略的。我们应该知道刘邦和项羽看见秦始皇仪仗时的表现，刘邦说：“大丈夫当如是；”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之。”就这两句话，他们二人一个深沉一个张扬的性格就跃然纸上。
不能因为卫青说这种“没人打骂就不错了”显得很窝囊的话，就认为他是一个没有抱负的人。卫青是笑着说的，说明他很高兴，也暗示着他未必没想过报国封侯的事，只是现在的境遇与理想差得太远。卫青从小就生活在被人歧视奴役的环境里，他所能做的只能是谨慎做事、小心做人，不大可能像项羽一样嚣张，甚至都不会如陈胜，敢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他的志向是埋在心里的。
这个穷小子，在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突然就时来运转了。他的同母姐姐卫子夫进了宫并得到汉武帝宠幸。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卫青和他的兄弟姐妹也发达起来，卫青也被召到建章宫当差。但卫子夫得宠、卫家突然兴盛，肯定会被人嫉妒，比如皇后。
原来陈皇后虽然与汉武帝结婚数年，被立为皇后，但没有生过儿子，她想到如果卫子夫生下男孩，就会被立为太子。子贵母荣，卫子夫也就会扶摇直上，成为皇后。她深感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胁，因而悲愤交加。可是卫子夫正得皇帝宠爱，陈皇后不敢直接加害于她，就经常在自己的母亲大长公主面前诉委屈，发怨言。
大长公主是汉武帝的姑母，也深知此中的利害，唯恐女儿失宠，自己的尊荣受影响。于是就找了个借口，要加害卫青，并把他逮捕下狱，准备把他处死。当时卫青有一个好友，名叫公孙敖，是皇帝身边的一个侍从，他听到了消息，率领平时和卫青要好的几名壮士，闯进囚室，把卫青救走。
汉武帝得知后，非但没有怪罪，还赏赐了他们。卫青同母兄弟姐妹都显贵了，几天里赏赐达千金之多。连公孙敖都由此显贵。等到卫子夫成为皇后，卫青也被任命做了大中大夫。真是大难不死，因祸得福啊。从这时起，汉武帝开始着力培养他，并在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派他和李广等三位将领一起兵分四路出击匈奴，卫青一生的功业从此开始。
第二节 首次出征，一鸣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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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青并不是歼灭匈奴最多的将领，但是他确实是汉匈战争里贡献最大的将领。汉朝反击匈奴的第一个胜仗就是卫青打的，龙城战役虽然只消灭敌人700人，但却粉碎了许多汉朝主和大臣宣扬的“匈奴不可战胜”的神话，使汉朝将士树立了必胜匈奴的坚定信念。第一次对每个人都很关键，卫青也不例外。
马邑之谋无功而还
汉武帝即位后，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除了国家经济实力空前雄厚外，同姓诸侯王的势力基本上被打垮，已无内顾之忧，中央集权和国家的统一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反击匈奴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了。
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雁门马邑县一个有财势的人聂壹向汉武帝上书说：“匈奴刚与汉朝和亲，对汉不加防备，可诱之以利，设下埋伏袭击，这样一定可以取胜。”汉武帝于是召集大臣们商议，御史大夫韩安国认为，从前高帝被围于平城，当时尚且不能对付匈奴，现在如果轻举冒进，无异于把军队送给敌人，因此不如仍然执行和亲政策，维持现状。
大行（负责内附民族事务的外交官）王恢不赞成韩安国的意见。他认为，战国初期，代国虽小，匈奴还不敢轻易侵犯它；现在全国统一了，反而“边境数惊，士卒死伤”，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事。他提出采取诱敌深入进行伏击的具体作战方案。汉武帝经过考虑，决定采纳王恢的建议。
这一年的6月，汉廷先派聂壹去引诱军臣单于（老上单于之子）。聂壹向匈奴单于说，他能斩马邑令丞，以县城投降，配合匈奴的进攻，马邑的财物可以尽归匈奴。军臣单于听了，信以为真，于是率军前来。
汉武帝则派骑兵和材官（步兵）30余万，由护国将军韩安国为总指挥，分两路设伏：以李广、公孙贺率领的主力部队埋伏在马邑的山谷中，准备等匈奴兵入伏后予以歼灭；以王恢、李息率领的3万人马出代郡，插入匈奴后方，袭击匈奴辎重，断其退路。
军臣单于率精兵10万如期进入武州塞（今山西左云县）。行至距马邑百余里处，见到畜群布满原野，却无人管理，于是产生了怀疑。接着又捉到一个汉朝巡边的尉史（汉朝在近塞设置的下级武官），这个尉史泄漏了汉军诱击匈奴的军事秘密，军臣单于大惊，慌忙掉头退去，汉军无功而还。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马邑之谋”。自此之后，汉和匈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起来，匈奴奴隶主贵族又经常侵扰汉朝的边境地区。
智勇双全一马当先
汉武帝从马邑事件中看到，原有的一些将领老成持重有余，主动进攻不足，魄力不够，很难适应战争的需要。他认为“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要想取得胜利，必须提拔后起之秀。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武帝毅然决定，拜卫青为车骑将军。
这年冬天，匈奴又一次兴兵南下，前锋直指上谷（今河北省怀来县）。这次用兵，汉武帝分派四路出击。车骑将军卫青直出上谷，骑将军公孙敖从代郡（今河北蔚县东北）出兵，轻车将军公孙贺从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出兵，骁骑将军李广从雁门出兵，四路将领各率1万骑兵。
这次进击匈奴，卫青是首次出征。但他在战斗中，勇猛非凡，领兵打出长城，深入匈奴境内，直至龙城（匈奴单于祭天和聚会首领的地方），斩敌700人，取得初战胜利。其余三路，公孙敖损失了7000人马，李广战败被匈奴俘获后于半路逃归，公孙贺则是无功而还。汉武帝看到只有卫青胜利凯旋，非常赏识，加封关内侯。
汉朝对匈奴的反击，使得匈奴的进犯更加猖狂了。公元前128年的秋天，匈奴骑兵大举南下，先攻破辽西，杀死了辽西太守，又打败渔阳守将韩安国，劫掠百姓两千多人。匈奴骑兵乘胜西进，势如破竹，锐不可当，很快便突入雁门。西汉整个北部边郡形势紧张，京师长安一片惊慌，各地告急的文书雪片般地飞奏朝廷。
在这危难之际，汉武帝又重新起用李广，派他到右北平（治所在今辽宁凌源西南）担任太守，这时匈奴骑兵有意避开飞将军李广，不向右北平进攻，而向西北各郡进犯。为此，卫青再次受命出征，迎战匈奴。与此同时，汉武帝还指令李息从代郡出兵，袭扰匈奴后路，同卫青一路遥相策应。
卫青在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情况后认为：匈奴虽奔袭千里，斩将夺城，但是士卒疲惫，汉军则是养精蓄锐，士气高昂。因此，利在速战。他得到出战的命令以后，马上率领3万多精骑，挥师北上，风驰电掣般赶到前线。
卫青一马当先，冲杀在前。校尉士卒见主将亲冒矢石，也勇气倍增，无不人人争先，拼死杀敌，两军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激战。匈奴被汉军打得七零八落，丢下数千具尸体，狼狈逃窜。
至此卫青漂亮的完成了他的首次出征，得到汉武帝及其他大臣将领的认可。虽说卫青是凭借裙带关系而突然飞黄腾达的，但他决非碌碌无为之辈，他用事实证明了自己的能力，用实力赢得了他人的认可。
第三节 河、漠二战，扭转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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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青率领的汉军收复了河南，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他抽掉了匈奴进犯中原的跳板，解除了其对长安的威胁，并为汉军建立了一个战略进攻的基地。为此，当卫青凯旋而归之时汉武帝破格提升卫青为大将军，成为全军的统帅。
新任大将军的卫青又两度率骑兵出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前后歼灭匈奴军队一万多人，扩大了对匈奴作战的战果，迫使匈奴主力退却漠北一带，远离汉境。并在这次和匈奴的战斗中带出了汉朝另一位抗匈的名将霍去病。
迂回侧击控制河套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匈奴骑兵又侵入上谷、渔阳，杀掠吏民数千人。西汉和匈奴的斗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汉武帝决定用全力收复河南地，以消除匈奴的威胁。西汉的河南地，即今黄河河套地区，这里水草丰美，宜于农牧，其地又临近西汉首都长安，无论在经济和军事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由于这次战争是西汉对匈奴发起的第一次战略进攻，在战争指导上，汉武帝经过深思熟虑，采取了胡骑东进，汉骑西击的避实击虚的战法，而这次重大军事决策的执行，又落到了卫青身上。
战前卫青仔细分析了当时情况，认为要是直接从长安正面攻打盘踞河南的匈奴楼烦王、白羊王，他们势必会退至石门水（今内蒙古包头市西昆都沦沟）、高阙（今内蒙古彦淖尔盟杭锦后旗）两个山口，凭险据守，北面还有单于王廷和右贤王为后盾。
因此，卫青率领4万大军引兵北上，出云中，沿黄河西进，采用“迂回侧击”的战术，西绕到匈奴军的后方，迅速攻占石水门和高阙，切断了驻守河南地的匈奴白羊王、楼烦王同单于王廷的联系。
然后，卫青又率精骑，飞兵南下，进到陇西，形成了对白羊王、楼烦王的包围。匈奴白羊王、楼烦王见势不好，仓惶率兵逃走。汉军歼敌数千人，夺取牲畜一百多万头，完全控制了河套地区。战后，卫青因立有大功，被封为长平侯，食邑3800户。
筑城设郡打下根基
除了在河套设立了朔方郡，又把秦朝时候蒙恬沿河修筑的旧长城加以修缮，作为屏障，进行固守。汉武帝还下诏招募百姓10万人到河套地区去屯垦备边。这些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汉朝对匈奴的防御。
卫青连续取得对匈奴作战的胜利，意义是非常重要的，一是初步摸索总结出在陌生的领域对付作风强悍且具有高机动性优势敌军的一些作战方式，或许卫青幼时的放牧经历对其在草原中寻觅敌人的踪迹不无裨益，否则无法解释为何连续在茫茫草原中觅得匈奴人的踪迹，这在当时的条件来看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二是战后，夺得黄河以南的朔方地，完全控制了河套地区。这一带水草肥美，曾是匈奴人的理想牧场。军事作战的胜利，不仅在军事上给匈奴严厉的打击，而且在经济上也给了匈奴当头一棒。汉武帝采纳大臣主父偃的建议，在这里修建了朔方城（今内蒙古杭锦旗西北），设置朔方郡、五原郡。从内地迁徙10万人到那里定居，还修复了秦时蒙恬所筑的边塞和沿河的防御工事。
这样，不仅抽掉了匈奴进犯中原的跳板，解除了匈奴骑兵对长安的直接威胁，同时也建立起进一步反击匈奴的前方基地。可以说，卫青此战为汉朝此后的一系列胜利打下了根基。
漠南之战拜大将军
丢失了土地肥沃、水草丰美的河套地区，使匈奴在经济上遭受了重大损失。掠夺成性的匈奴贵族，并不甘心于河南作战的失败。从元朔三年（前126年）到元狩元年（前122年）的五年间，匈奴右贤王不断地从代郡、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入侵，但这些图谋都在汉廷的坚决反击下破产了。
元朔四年（前125年），匈奴分兵大举侵入代郡、定襄、上郡，杀掠了几千人。第二年春天，汉朝派卫青统领六将军，带领十余万人，从新根据地朔方进行反攻。
“青将3万骑出高阙，卫尉苏建为游击将军，左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太仆公孙贺为骑将军，代相李蔡为轻车将军，皆领属车骑将军，俱出朔方。”卫青这次采用夜袭的手段，命令部队马不停蹄，兵不卸甲，长途出塞600余里，出其不意，闪击匈奴右贤王部。
匈奴右贤王认为汉军离得很远，一时不可能来到，正在帐中拥着美妾，畅饮美酒。忽听帐外杀声震天，火光遍野，右贤王惊慌失措，仓惶中忙把美妾抱上马，带了几百壮骑，突出重围，向北逃去。汉朝轻骑校尉郭成等向北追赶了几百里，俘获匈奴裨王（小王）10余人，男女15000人，牲畜数10万头。汉军大获全胜，凯旋而归。
当汉军回到边关的时候，汉武帝派使者捧着印信，在军中拜卫青为大将军，加封食邑8700户，所有将领都归他指挥。卫青的三个儿子都还在襁褓之中，也被汉武帝封为列侯。卫青非常谦虚，坚决推辞说：“微臣有幸待罪军中，仰仗陛下的神灵，使得我军获得胜利，这全是将士们拼死奋战的功劳。陛下已加封了我的食邑，我的儿子年纪尚幼，毫无功劳，陛下却分割土地，封他们为侯，这样是不能鼓励将士奋力作战的，他们三人怎敢接受封赏。”
卫青将荣誉归功于皇帝和诸将士，此举让他在皇帝面前和将士中树立了同甘共苦的形象，也是卫青之所以为一代名将的重要依据。汉武帝随后又封赏了随从卫青作战的将领。
挥师再战解除侵犯
漠南战役最大的成就是，进一步巩固了朔方要地，并将匈奴左右两部切断，形成分而制之的战略局面。同时，解决了以往汉军无法深入塞外作战的问题，史书没有明确卫青采用了什么战术，但从战役过程和结果来看，可以说汉军在战术上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层次，开始有了骑兵大兵团高机动性的大迂回、大纵深作战的初步概念，卫青为大汉铁骑的形成可谓居功至伟。
此后不久，匈奴又于同年秋天，出动骑兵万人侵入代郡，大肆杀掠。汉武帝为了进一步打击匈奴主力，巩固边防，于元朔六年（前123年）二月，令大将军卫青指挥公孙敖、公孙贺、赵信、苏建、李广、李沮等六将军，率领10万余骑，由定襄北进数百里，歼灭匈奴军数千人。
这一战役，卫青的外甥、年仅18岁的骠姚校尉霍去病，也率领八百精骑，初次参战，在战斗中冲锋陷阵，获得歼敌2000余人的辉煌战果。接着全军返回定襄、云中、雁门，经过短期休整，又在四月里再出定襄，击歼匈奴军万余人。迫使匈奴主力退却漠北一带，远离汉境，这就为汉武帝下一步实施河西之役并取胜提供了必要条件。
在以后的几年里，汉军在河西（今甘肃省黄河以西祁连山峡谷地带，也称“河西走廊”）方面又取得了重大的进展，这就使得汉朝西部边境的防御有了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