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裕民：请守住科学的底线——评中西医学之争中的怪谬 - 明理心悟 - 医者意也的博客 - ...

主要著作：
中医学导论（主编）1987年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
差异•困惑与选择（主编）1990年沈阳出版社
心身医学概论（主编）1990年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
中医情志病理学（主编） 1989年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省级二等奖）
新编中医基础理论（主编）1995年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中医学（面向二十一世纪课程教材）（副主编）  1999年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身医学（主编） 2000年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青云之鹰 http://bulo.163.com/-DT7F.html
(个性域名: http://qingyunzhiying.bulo.163.com收藏 )
何裕民：请守住科学的底线——评中西医学之争中的怪谬 [转贴 2007-01-21 16:18:32 ] 发表者: 医者意也 
导言： 有必要先交代一下有关细节。2006年春节前后，笔者收到了《医学与哲学》杂志社的几份稿件，其中一篇就是导火索：《告别中医中药》，作者口气很大地以科学的名义，以文化进步的名义，以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名义，以人道的名义，提出要“告别中医药”。说实在的，作为《医学与哲学》杂志的中医副主编，关于中医学的稿子看了不少，这篇口气好大的论文“真不怎么的”！然而，我们还是力主其发表，且坚持原文不改。基点有三：一、既是《医学与哲学》杂志，理应关心热点问题，且应充分尊重原作者意见（这也是科学的底线之一）；二：本文虽不怎么地，但相关的问题已广泛引起争议，近几年的第四次“科玄”大战，证明社会关注这一话题；三：不管怎么说，作者张功耀是个大学教授，且为哲学教授，他的观点更易引起人们的重视。总之，当今讨论一下中医药问题，并非坏事，争鸣是一种进步。
在此，敝人也介绍一下自己的学术经历，以便人们更好的理解笔者的观点。作为60年代末上山下乡的一员，年青时梦想在数学中有所作为，下乡的7年中，空闲时间只啃了两类书，一类是旧书店淘来的《几何辞典》《代数辞典》等，一类是哲学书，当时对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爱不释手。当时，社办企业盛行，72年被招入社办厂，从事有色金属加工，又想走工程师之路。75年，阴差阳错，被送进上海中医学院。我身体强壮，很少生病，素不好医，再从未听说过“中医”还有“学院”。当时的浙江很乱，公社党委书记劝我好生把控这次机会，过了这次，也许就再也没有上大学“跳龙门”机会了。怀着忐忑，来到中医学院。第一学期，基础课阴阳藏象等听不进去，与脑海中的原有知识抵触太大，下课多次质询老师。特别是讲到“经络”，逼问老师，究竟“经络”是什么？请拿出证据来。77年底恢复高考，我向（当时管学校的）工宣队提出要退学重考，被工宣队训斥了一顿，没同意。78年初恢复研究生考试，我仍在读，报了上海第二医学院，居然高中，当时我正在毕业实习，班主任到郊区来找我，说我已考取研究生了，由于名额调剂关系，我被转到中医学院，考虑让我读“通里攻下”（中医外科）硕士，我一听，没兴趣，也就放弃了。想不到毕业后，被动员留校，第2年（79年）继续考研，又报了上海第一医学院，审核没过，说不够两年临床。直到80年，这时，我对中西医学的态度已发生变化，从而成了一名中医研究生，走上了以中医为主的医学研究与应用之路。
促使我改变的是一系列的事实。当时（78年）社会正在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连串的事实，让我这个自以为理性又有一定哲学根基的人开始对中医学改变看法。最初是见习时，我独立诊治了一个心源性水肿的老人，此人心衰厉害，在用洋地黄制剂，又因水肿，加用了利尿剂，却未见控制。我想起了张仲景的“真武汤”，全方稍作调整，用上了，不料，效果奇佳。一周后复诊，水肿退了，行走不喘了，这老者后来十分相信我这个小医师。第二件事是儿科见习，我去了上海市儿童医院，由于门诊用房拥挤，该院创始人，中国儿科奠基者苏祖斐老教授（时年80多岁左右）与我们挤在一间房中，她看的是小儿过敏性紫癜，用的是中西医结合方法，出于好奇和尊重，有空我就坐在她旁边，我看她用的都是凉血止血药，遂百无禁忌地提出：老师上课讲，这种病症，大多病于脾虚，脾不统血，当用补脾益气摄血法。想不到作为大师级的苏老竟十分谦虚，说她那套是西学中的,中医就用你说的试试看。每周一个下午，三个多月，我们可以说“祖孙俩”系统观察了近40例少女，效果非常好，近半数患儿2周后血小板上升，80％一月后血小板正常。苏老很高兴，因为比她那套效果明显要好。我也很高兴，我高兴的是，与大专家在一起，抄抄弄弄，居然也有效？而且，中医理论好像还是管用的。
彻底改变我看法的是两件事情：78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我毕业实习在奉贤人民医院，急诊值班，一个19岁的小伙子，身高1.80米，满脸通红，骑车来看病，是公社卫生院转来的，查了一血象，考虑是白血病，我嘱其入院治疗。当时住医
院是要带被褥，热水瓶的，故嘱其回去取。他家离县城30里地，当晚他回到医院。住院第二天即开始化疗，化疗到第三天，他起不来床了，第四天晚上，他死了！当时我的心象撕裂一样的痛。这个比我小几岁的壮实青年几天前还蹬着自行车90里，用药四天后居然就这样死了！？我的心非常愧疚，我觉得是我杀死了他。那天我不收治他，他不会这样死；也许我救不了他，但他至少不至于只活4、5天。那以后，我一头钻进医院图书馆，查有关资料，那时，医学书十分有限，有的就是《希氏内科学》的老版本，书上清楚地写着这种治疗方法没错，那证明这是权威的、科学的，但人却死了！？在“科学”与“事实”之间，我迷茫了。
毕业留校后不久，我插队地方一位退休了的县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领导来上海找我，希望我这位接受过“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上海医师能帮助他治肺癌。我陪他走了好几家医院，一概拒绝，因为他患晚期肺癌，又伴较严重的冠心病。无奈之下，我和他实说了，想不到他认定上海，希望我帮他看。那时，我帮他找了我校内科权威张伯臾老中医，先帮他调整冠心病再说；至于肺病，我则在张老的方上加几味药。由于找张老很难，故以后就由我直接改方，想不到这一改，78年是60多岁的老人，一直或到了89年，整整活了10多年。80年研究生报名时，他已大大超过了当时西医给他定的寿限：3个月到半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当时最时髦的口号，使我改变了对中医的看法，也促使我下决心改考中医研究生，这也是驱使我临床上一直致力于中医肿瘤治疗的最初动因。
还需指出的是，本人自认为崇尚科学精神，也有一定的哲学与人文根基，因此，从不主张把中西医学对立起来。对本科生上课，总会强调：我们首先是科学工作者，其次是医学科学工作者，再次是以中医药方法为主的医学科学工作者。笔者与同仁们80年代末做过一件至今都引为自豪之事：我们十多人花了2年时间，系统地比较过中西医学，出版了一本影响较广的《差异、困惑与选择——中西医学比较研究》。而在发表张先生的《告别中医中药》论文时，我也写了一篇，题目是：《跳出中西医之争看医学》，潜台词是很明确的，没有必要和理由，情绪化地执着中西医之一端而偏执地指摘另一端。另外，作为一个补充，笔者现任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主任委员。换句话说，在西医学专家占主导的学会中，笔者主持着工作。这不是想炫耀什么，只是想说明两点：一、对中西医学的评价，也许笔者还是很有话语权的；二、事情绝不象张功耀所说的那样，中西医师在一起，讨论的就是中医学何时消亡问题，笔者接触有一定的层次的，包括海外现代医学专家不下数百人，从无人谈及过这类问题。张氏杞人忧天之说，不知从何而来。
一、请尊重事实 尊重事实，是从事任何科学工作的底线与前提，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张功耀等突破了这一底线。
★ 疗效事实与否 张功耀反对中医学的论据首先有：“一、中医中药的理论脱离实践；二、中医中药的‘疗效’经不起实践检验；三、中医的立方方法脱离实践。”一句话，中医中药无用。这是事实吗？！对此，他们设了一道防线“个案没有一点说服力”（方舟子语）。笔者临床主攻肿瘤，所治患者近万，健在者大半。从2000年起，所有患者都保存了原始资料和联系方法。我不想泛泛而谈，只想就胰腺癌作一比较。文献中，晚期胰腺癌者中位生存期3～6个月；无法手术的，国外1年生存率就在2～5％。就笔者所诊治的晚期胰腺癌患者而言，总共有300多人，绝大多数无法手术切除，均以中医中药为主治疗；约100多人仍健在，现已过3年的有40多人，在上海的就有20多人。这不应该是个案吧！若谁愿意，我可召集这些健在的患者，开个小型研讨会交流交流，眼见总为事实吧？！唯一前提是：来者必须尊重和承认事实，公布所见事实。
其实，并非笔者能干。我周边的许多中医专家，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内，成功案例大都成百上千。只不过过去人们并不强调DME（临床流行学研究），循证医学的兴起，也只是近期的事。君不见，敝校已对临床博士生强调了临床研究DME的重要性，不少博士课题论文正按此标准操作；君不见，国内主要的中医学术刊物上，有对照、或双盲、或循DME的临床论文正越来越多，不看看这些事实，信口胡说，还以捍卫“科学”的名义，只能令人哑然失笑。
★ 中医药的“另类”问题 方舟子有一支持性论据，说：“美国国家卫生院和美国医学会”把“中医和其他乱七八糟的民间医术”打入了“另类医学”，因此，中医没有存在价值。事实并非如此！握有主流医学话语权的美国卫生总署（NIH）在92年已成立了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s(CAM)中心，中医及针灸是其中的最主要内容之一。中国去的针灸师田小明博士是该中心的五人委员会之一。其后又扩大为“国家研究中心”，每年经费为一亿美元，国会和白宫也先后成立了相应的工作机构。连偏于保守的英国上议院科技委员也提议英国政府设立基金，鼓励CAM研究，认为CAM能推动临床医学进步，对于未来医学领域的发展有很大的助益。⑴
很显然，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s英语的规范翻译应该是“补充（辅助）和替代医学”。在CAM中，并无“另类”之贬义，更无“中医和其他乱七八糟的民间医术”这类垃圾之词。人为杜撰只是借洋人打压中医，但与真相违背。
★ 民族繁衍与医术无关？ 方氏认为：一个民族的繁衍生息并不需要医术来维持。言下之意，中医药并无历史价值，更无现实意义。果真如此吗？已有学者对此作了反驳：“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许多战争和天灾，但却没有发生欧洲黑死病那样高死亡率的大规模疫病，也没有在与异族文明交往过程中出现导致印加文明湮灭的那样严重的传染病，这里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就是中医药的功效！”远的不说，2003年的非典，人们记忆犹新，作为传染源重灾区的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能做到零死亡、零传染、零转院，而北方的其他的一些医院呢？我们不认为中医药能抗“非典”，但在防止“非典”过程中中医药有很好的辅助治疗及最大限度减少后遗症之效，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 “辨证”与“辩证” 更令人不解的是，把中国传统文化90％斥之为糟粕的何祚庥院士指出：“中医冒充科学还有一个很不光彩的方法，就是把‘辨症施治’偷偷改成‘辩证施治’”。笔者无从考证何老此言何据，但作为现代中医界的一个常识，“辩证论治”的“辩”是个错别字。从85年五版统编教材起，这类字的出现就被认为是个低级错误！又何有不光彩的“冒充”之说呢？
二、请历史地看问题 恩格斯有句名言：“科学的历史，就是这种（指巫术等）荒谬思想渐渐被排除的历史，是它被新的、荒诞性日益减少着的荒谬思想所代替的历史。”⑵笔者学习时的许多西医内容在今天看来已经过时了。中医学也同样，近几十年来，只要认真翻一翻中医专业杂志，看看中医教材，就可以发现也已有很大的不同（尽管我们对这些进步仍感到非常不满）。在笔者看来， “围剿”中医者，大都连今天的中医现状，中医究竟怎么了？都没有过多的兴趣去了解，凭自己的一丝记忆或道听的一些传闻，便大张旗鼓讨伐开了。这至少缺乏起码的历史主义观点。
★ “药引”的历史演变 讨伐中医者，大多以中医的“引药”为论据。的确，过去的中医，特别是民间医很看重“引药”问题。这有几类情况值得重视：一是历史上有明确记载，后也广为尊奉的，即“药引”问题，这大多有一定的经验依据，比如：柴胡之于肝经病症，葛根之于太阳经病症等。这些药引临床还在用，它们的事实机理，尚待探讨。妄加评议，有欠科学。还有一些的似乎较难理解的，如所谓的“长流水”之类，已有学者作了辨析。笔者对此从未用过，无法评说。
另一类便是人们常常引起争议的。如鲁迅所谓的“原配的蟋蟀”，这类多存在于民间医之中。笔者曾作过一个小规模的社会学调查，结果表明这类“药引”大多为民间医家为保护自身的一技之长，以便在激烈竞争中保有优势的一种“伎巧”。说白了，具有商业上的迷惑对手之义（因为中药方抄袭太方便了），并无多大的实际价值。而近五十年的正规中医学著作及教材中，这类“伎巧”早已被抛进了历史垃圾筒，无人再去理会了。这只是人们告别谬误过程中的小插曲而已，能说明什么呢？！如一定要较真，那么19世纪欧洲临床医学中类似荒谬的情况可信手拈出不少，难道就此应该把西医学也 “告别了”？
★ “五四”与现代 有人自认为告别中医中药是继承五四运动先驱的传统，可为中国现代化扫清巫术与迷信的最大障碍。笔者认为：这是全然不顾历史。上世纪初，中国国门刚开，愚昧、无知与迷信，充斥着整个中国，而一批最先接受海外新思想的精英们，痛感中国之落后，又见日本明治维新之成功，故大谈“德先生”、“赛先生”，希冀以科学兴国，并不无偏颇地认为：传统文化，包括中医药学就是愚昧无知的代表，遂有第一次的废除中医药之运动。尽管这场运动不乏偏激，但从历史角度看，精英们的救国胸襟与探索精神仍值得敬仰。
如今，情况大不相同，尽管中医学的发展不尽如人意，但她在国人生活中的意义依然凸现。对于今天的中国，人们不仅仅需要科学精神，同样还需要人文精神。著名的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就曾明确指出：医学越是高科技，就越需要人性的关爱，就越需要传统医学的呵护！⑶为此，我们曾大声疾呼：“呼唤人性的医学”！在《健康报》讨论怎么当一个好医生时，直书：“治疗：怎能忽略了人性”。因此，在这种现实背景下，再大谈“告别中医中药”之类，不仅是唐吉柯德战风车样的“作秀”，更是背历史大势而动之逆流。
五四启蒙者当时高举反传统大旗，首先要砸烂“孔家店”。笔者不禁想起，改革开放不久，85～86年间，国内文化界也有过一场“文化反思热”！“文化寻根热”！笔者当时纳闷的是：同一场学术会议上，为何国内学者一致批孔、批传统，认为传统文化一无所是，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挡路石和最大障碍；而海外学者却竞相肯定，对传统文化褒多于贬，认为传统文化对后工业化社会有一定的裨益作用？沉思多年后终悟：原来，改革开放之初，一切不顺，事事有阻碍，而现实（中外）的落差又非常巨大，“贫穷导致偏激”！此乃偏激之见也，这是历史条件使然。相对而言，海外专家有了比较，有了切身体会，故持论公允得多了。而在今天，在国力大增，不仅 “中国制造”走向了世界，中国文化也开始走向世界。我国已在多个国家创办了“儒家学院”，笔者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巴黎中国文化周”上，代表中国中医界向全世界介绍中医，成为所有中国馆中最受欢迎、人气最旺得场馆。谁在今天，再肆谈砸烂“孔家店”，废除儒学，恐怕只能被认作意识有点错乱了。
★ “汉医”沉浮之启示 其实，历史是最好的镜子。他山之石可攻玉。日本汉方医学的沉浮足以提示很多。日本明治维新后，汉医界杰出人士看到了“兰医”（“荷兰医”，荷兰曾占据日本）中的“军阵医学”（即创伤外科）很实用，有强国强军之效，故鼓吹效仿之，并力主破除原本主导的汉医。80～90年后(上个世纪50～60年代)，日本的现代医学界发现单凭现代医，并不足以解决许多临床问题，遂又主动倡导恢复和振兴汉方医，只不过试图改为“东洋医”。甚至组建了“振兴汉方医学议员团”。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就是实用精神。⑷从这一历史之鉴中，难道我们不足以领悟什么吗？
★ 期望寿命的历史解读 张功耀的新作：“中医诸‘优势’辨析”中，列了一张平均期望寿命比较表，表中中国从1951年的平均期望寿命42岁；到了1981年的67.8岁；到了2000年，71.3岁；到了2004年71.8岁。以此为据，张氏认为在期望寿命增长中，“中医贡献甚微”。⑸正是这样吗？对这组历史数据，我们完全有理由作出另外的解读：80年代以前，正是有效的合作医疗制度加中医中药，使得中国的人均寿命迅速提高了的20多年。而当时在全国各地的西医力量还是很弱的，张功耀在该文中也承认是“改革开放以来，西医在我国被接受的程度，（才）首次超过了中医”。⑸其实，客观地说，是初级医疗中的中医的“一根针、一把草、一双手（推拿）”对此起着重要的作用（香港“凤凰卫视”五月底一档“回眸百年中医”节目中，对此有过相关的专家分析）。仍用张功耀的数据：1951年，中国和欧洲期望寿命差27岁，1981年差6.2岁，2004年差4.2岁。80年代之后，西医占了主导，尽管我们在现代医学硬件与软
件方面投入甚巨，有时，人们看一个感冒竟然要支付4000多元，但人均寿命只延长了有限的3、4年。这不足以说明什么吗！？
★ 20年的巨大反差 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人用的占世界1％卫生费用，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医疗保健问题，而且人均期望寿命与发达国家相差不大。故当时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中，把（充分利用中医药优势的）合作医疗列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有西医背景的前卫生部部长钱信忠也指出：“世界卫生组织前任总干事马勒博士，曾积极向发展中国家推荐中国农村卫生工作经验”（《中国卫生事业发展与决》）。而20年后世界卫生组织在发表了《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对全球191个成员国国家卫生系统的业绩做了量化评估，中国在“财务负担公平性”等方面，排在了所有评估的191个国家的第188位，倒数第四。笔者并不认为中医的相对萎缩是造成今天中国医药卫生的高投入、低覆盖、少效益，社会怨言大之祸首。但至少认为，努力发展中医，是解决上述医疗卫生事业尴尬局面的良好对策之一。谁都知道，纯粹依赖张氏等眼中的所谓的“唯一”的、科学的生物医学，代价之昂贵，投入产出剪刀差之大，连美国这样的唯一超级大国都无法承受。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事实。张功耀不顾这些事实，鼓吹要中医药退出中国医疗保健体制，真不知知识分子的良知何在？
三、善作哲学思考 相比较于张功耀等哲学教授，笔者对哲学只是种兴趣和爱好，只是认为科学研究需要哲学思考，并非专业所攻，故提出来请教。
★ 科学“唯一”论 方舟子等反对中医药的最主要论据是：科学是唯一的，不存在特异性（包括区域性），中医无法为现代主流医学所容纳，因此没有存在许可证，应当废除。这看似振振有词，但前提却有着重大破绽：（一）、西方传统上，科学是从近代物理学发展而来的。因此，很多情况下，科学、物理科学、物理学是同义词。此科学若仅指狭义的“物理科学”或“物理学”，此话不错。在无生命的物质运动中，规律是存在的，解释是唯一的，没有例外。但除简单的物质运动外，在其他领域，这种断然的排他却有“科学”霸权之嫌了。至少，我们所关注的在生物学领域：西方有着全然不同的声音（对此下文有评述）。（二）、方氏所说的“唯一说，”其实早在80～90年代医学哲学就热议过，即中西医学理论的“不可通约”问题，学科间语辞系统的可否通约问题曾是科学哲学的命题之一。笔者并未听说哪些科学哲学大师认定两学科间“不可通约”可成为一学科否定另一学科的是非的依据。（三）、主流医学理论与实践“唯一”吗？不见得吧？举例而言，心身医学与精神医学有个公认的疾病类别名：文化相关综合症（cultural-bound syndromes），既是“文化相关”，文化多元，综合症亦各国有异？何来唯一？又如，前不久，有位欧洲医界人士写了本医书，分析同为主流医学，美国与德国、法国、英国医学界对同一病症的不同处置倾向！这又何有“唯一”可言？⑹再如，同为肿瘤，主流医学有“唯一”正确处理方案？！恐怕是外科有外科见解，内科有内科倾向，放射科有放射科所好，微创也有
其自主的声音。即便同为肿瘤内科，声音也不完全一样。这不单纯是利益之争，还有经验、学识、视角等的不同。何来“唯一”之说。
其实，剖析唯一说，应该说在中国是很有市场的。80年代以前，中国只有唯一正确、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列主义。这成了中国人，特别是老一代人的思维习惯了。然而，今非昔比，“多元”代替了“唯一”。这不仅仅是哲学问题，同样也是历史发展之势。今天再肆说“唯一”，难免有失孤陋与迂腐了。
★ 中医“伪科学”与“证伪”问题 何祚庥先生把中医理论贬作为“伪科学”，甚至认为连“伪科学”都不是。他认为关于伪科学，波普尔曾有一个定义：凡是不可证伪的“理论”，即是“伪科学”。且慢，我们知道“证伪说”是科学哲学家波普尔的立论纲领，就科学哲学而言，上世纪受人敬仰的大师不少，从逻辑经验主义的亨贝尔，历史主义的库恩，到新历史主义的拉卡托斯、夏皮尔，以及“怪杰”费伊尔阿本德等等，都有建树。波普尔的“证伪说”只是诸多颇受重视的学说中较为重要的一种。它并未给出“科学”的世界公认标准。即便如此，波普尔的本意也“只是一个理论或假设，一旦被证伪，它就必须被排除”。换句话说，（能否证伪）重结果，而非前提。若按何祚庥的理解，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心理学有多少理论能证伪？精神医学多少理论能证伪？ “进化论”有多少环节能“证伪”？“星云假设”能“证伪”吗？宇宙“大爆炸”理论能“证伪”吗？地球板块“漂移学说”能“证伪”吗？显然，答案是否定的。何祚庥先生一方面以“证伪”为利器，痛斥阴阳学说；另一方面又高抬同为传统思想的“元气论”，（见下文分析）试问：“元气论”又有多少能“证伪”呢？
其实，对波普尔，笔者还是很推崇的。他曾指出：“较好理论的一个首要条件，就是可检验性程度较高”。“一个科学理论的可检验性或可证伪性的程度越高，它的经验内容就越多，同时，它的概率就越低。而概率越低的理论，内容也就越丰富。”同时这位波普尔，还耐人寻味却又充满智慧地说：“真理不是科学的唯一目的。我们要寻找有趣的真理——重要的真理。而在自然科学里，这就是寻找哪些有较高程度的说明力的真理。但这就意味着它是逻辑上的不可信的，概率很低的。”⑺⑻尊重原作者的话，这些话中我们并不能得出中医理论连“伪科学都不是”的武断结论。相反，可作完全相反的另一层思考。
★阴阳五行与元气论：截然不同的待遇 何祚庥先生对阴阳五行及元气论持截然不同的态度。在我们看来：阴阳五行与元气论同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它们都欠完备，有许多缺憾或不足，但都是有价值的传统思想。元气论更多地回答了自然界是由什么组成，怎样组成的之类“自然观”（本体论）问题。阴阳及五行学说则更多地是种说理及分析方法，即方法论。阴阳学说偏重于一分为二，合二为一地思考问题（顺便指出：这些词，都是源于阴阳学说的，“阴阳者，一分为二也”是明朝医家张景岳语）。五行学说更多地涉及五分法，涉及朴素的系统论思想。尽管东汉以后，阴阳五行学说有被拔高及泛化倾向，但那只是末流与枝节问题，⒀就象马克思也曾被泛化一样。
科技史权威李约瑟等（Needham. J）曾追寻过“欧洲的辨证唯物主义来源于何处”，他们从马克思上溯到黑格尔，“循着黑格尔的踪迹，我们（指李约瑟等）可以追溯到莱布尼茨，可是然后却难以在欧洲找到辩证唯物主义的源头了。不过我们知道，莱布尼茨曾对中国的哲学抱有极其浓厚的兴趣。”而他们认为“新儒学（程朱理学）对世界的看法同辩证唯物主义是一致的”，欧洲辨证唯物主义的源头在中国，在中国的阴阳学说和理气之说。他们并以此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何如此容易在中国流传，为什么那么多的中国知识分子会轻易地靠拢马克思主义 “这似乎就是他们自己的基本思想重返故里，不过是穿了件新的外套而已”。 ⑼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主席借助辩证法写下了《矛盾论》，书间充满了传统阴阳学说的烙印。60年代初党内思想界（毛泽东与党校校长杨献珍之间）就“一分为二”，还是“合二为一”，展开了激烈的思想交锋，在我们看来只不过是宋明阴阳学说的现代演绎而已。若沉下去，作些深入的研讨，对阴阳、五行学说的方法论意义是容易理解的（限于篇幅，不作展开，可参见拙作《中医学导论》与《中医学方法论》）。
我们非常欣赏何祚庥先生关于元气论历史与现实意义的评价。他公允地认为：元气论“是一种天才的猜测，闪耀着思想的光辉！如果说古希腊的原子论曾经预示着道尔顿原子学说的出现的话，那么元气学说就是现代量子场论的滥觞。特别是元气学说中的物质和运动既不能创造又不能消灭的观点，气和形的相互转化观念，和阴阳二气的絪藴、隐现、屈伸、消长、激荡、阖辟等等辩证观念就又比古希腊原子论在观点上高出许多了。”⑽在另一篇论著中，他提到曾拜访过李约瑟教授，向他请教了中西学术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即莱布尼茨与笛卡尔在创立“以太”说和近代物理学“场”论时，是否受到过中国哲学思想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是：这种影响是存在的。并认为中国的元气学说，如同古希腊的原子论一样，曾经对近代科学作出贡献，至少是通过莱布尼茨真的对物理学发生重要的影响。且强调说：“元气论已在近代的自然科学中产生重要的影响，并将在未来的自然科学里继续发生影响”（作者在原文中特别强调了“真的”以及“已在”两字）。他还指出：“中国哲学，尤其是元气论，在世界哲学史里，无疑比古希腊哲学占有更重要的地位”。⑾
我们知道，讲中国哲学史，阴阳、五行、元气、道、理都是核心内容，阴阳五行与元气可以说是传统中国哲学史思想之“硬币”的两面，相辅相成。何祚庥先生自已也在上文中提到了“阴阳二气”。而“阴阳二气的絪藴、隐现、屈伸、消长、激荡、阖辟等”则完全就是阴阳学说的内容。我们在80年代的中医本科大学教材中讨论中医理论体系的结构特点时，明确指出：“元气论是中医理论体系的基石”，“阴阳五行学说是构筑中医理论体系的方法”，“藏象经络学说是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但不知何故，何祚庥先生一方面力捧“元气论”，另一方面却硬贬“阴阳五行学说”“我反对的就是中医阴阳五行这套理论，我把它称为伪科学”。同为传统文化的两面，何以有此泾渭呢？
恕笔者直言，我们在80年代即对当时社会对“阴阳学说”评判的两极化倾向做过分析，认为这源于对“阴阳学说”等的性质认识之模糊。“阴阳学说”实质上就是“两分法”，就是一分为二，就是一种方法论。《灵枢》中已经说得很清楚：“明于阴阳，如惑之解，如醉之醒”。《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也有：“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之告诫。明代大医张景岳也精辟地指出：“…设能明彻阴阳，则医理虽言，思过半矣”。
方法是种认知工具，本身是中性的。人们既可借它以分析自然之理，如医学，如何祚庥先生所提及的“阴阳二气”；也可用于分析阴宅阳宅，风水阴阳。就象气在传统文化中也常被用作解释“灵魂”存在一样（魂者，阳气也）。那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传统呢？很显然，取其精华，去其糟糠，无疑是科学的态度，何祚庥先生对于元气论的阐述就是例证。只不过他对于阴阳学说的态度又当另论。
四、医学与科学关系分析 这场中西医学论争，更深层的原因恐在于对医学性质及医学与科学（物理科学）关系认识的局限。对此作一剖析，也许有助于许多无谓争议的平息。
首先，笔者认为：科学与“科学的”是两回事。前者为专有名词，经典的主要指物理学及从物理学演绎、发展而成的一系列相关的知识体系。“科学的”只是“形容词”，相对于“迷信”、无稽而言，讲的是有道理、有根据、理性的，可以被接受的。
★ 想当然的逻辑 许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医学就是门科学，就是物理、化学知识在医学的运用，就是用还原方法去解析生命及疾病的本质。物理科学的定律是唯一的，医学也不例外。西方医学已成功地发展成世界唯一的主流医学，她的概念体系严谨性，还原方法的可证伪性均是不可置疑的。因此，中医学没有存在的价值，中医学要么被主流医学吞并、同化，要么消亡，舍此并无歧途。我相信，这就是张功耀与方舟子等先生的逻辑推演思路。其实，这也是早年笔者坚信不疑，且多次放弃中医的思想根源。然而，随着学识之长进，笔者却逐渐放弃了这一坚信的信念。
★临床医学：诊疗尚够不上科学 须指出：医学不完全是科学，或者说她的主体并非通常意义上的科学。此话并非本人所言，而是杰出的科学哲学家、历史主义学派代表库恩所言。库恩在其名声如日中天的60年代中期对美国医学会的讲演所言。这是科学哲学界的著名论断。科恩的依据为：医学的主体为临床诊疗，生物学等作为基础学科，只是医学所傍依的，借用的，并非医学所独有。临床诊疗是门经验，完全够不上“科学”的标准。尽管医学家们听了以后，非常不悦，但谁也没法否定。不是吗？临床医疗主要依赖经验，不仅中医人们要找老大夫；西医内科人们同样要找50岁以上的主任医师，为什么？经验丰富呗！真正的“科学”，最富创造性的年龄段是30岁上下，50岁是告别前沿的年龄了。作为佐证，当今大兴特兴的“循证医学”，明显地具有反科学实证主义的倾向。循证医学现已成为临床诊疗研究的新原则。它
强调“回归临床”；主张以患者为中心，而不是以生物学的疾病为中心；以可信的临床证据为依据，而不是盲从实验室的指标或实验结果；力求对临床多种信息作出采集，分析、评估；强调整体综合考虑；强调医患良性交往互动…，一句话，对过去的科学实证主义采取了某种形式的反叛，更注重临床证据与经验。
★ 基础医学：“生物科学需与物理科学保持持续的隔离” 即便是作为临床医学重要傍依的生物科学，人们近来也发出了明确的不同声音。
对于生物学与物理科学的关系的认识，目前有两大对立派别： “分支论”与“自主论”。分支论认为：生命现象本质上就是物理化学现象，生物学自然是物理科学的一个分支，整个生物学最终将还原为物理科学。自主论却与之相对，认为生物学的规律不是一般的物质运动规律。因此，生物学理所当然地是一门自主的科学，它所研究的对象，它的概念结构与方法论体系与物理科学有着根本的不同。
20世纪生物学科领域，除分子生物学外，群体遗传学、综合进化论、生态学、行为学、分类学等学科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这些学科各自有着自身的词汇、方法论和概念结构，她们与物理科学联系不多。从事这些学科的学者和生命科学哲学家就常对“分支论”持相反的立场。他们认为，尽管物理方法在生物科学研究中曾取得过重大成就，但它们并不完全适用于生物学的主要研究。“生物学真正重要的目标以及获得这些目标的适当方法，与其他科学的目标和方法是如此不同，以致于生物学的理论和实践必须与物理学的理论和实践保持持续的隔离”（罗森伯格⑿）。他们强调，生命不同于一般的物理运动，有其鲜明的特殊性和特殊规律，因此，生物学追寻的是生命过程中用物理学无法回答的问题，需要而且必须运用物理学所提供不了的方法与手段。至于目前的物理科学的种种研究手段与方法，生物学（生命科学）可以最大限度地借用，但它必须形成自己的方法。在他们看来：生命科学当然应该成为一门自主的科学。
自主论者认为，物理科学的解释框架是因果论的或机械论的，而生物学的解释框架则是功能论的或目的论的，后者无法还原为前者。就自主论看来，生物学探讨的很多现象是功能学意义上的，它有着某种明确的目的性，进化论揭示的生物长期的演化过程是这样的；解剖学发现的生物体中解剖构造是这样；生物研究中明确了的各种生理调节环节和过程也是这样的，而这些，在一般物理世界是不存在的，故从物理科学中抽取的图景无法揭示生物学的真正的本质特点。
物理科学已经达到这样一种水平，不同定义的理论可以逻辑地、数学地整合在一起，形成公理化体系，并建立公理化方法。而生命科学领域远未达到这一水平，或者说根本无法达到这一水平。它的许多理论只能作出定性的描述，根本无法建立起严密的公理化体系。
科学哲学把规律和定律看作是科学理论的象征，认为物理科学中的每个学科都应有自身的规律与定律。然而，生命科学领域，这一点并不十分明显。据此，有人认为，生命科学中并不存在规律，规律只是传统科学哲学的偏见；或者生命科学中的规律只能求助于P值（概率）表达。⒀
信念，适当强调科学的多元性。他批评说： “彷佛世界上并没有活生生的有机世界。因此，必须建立一种新的哲学，这种哲学主要的任务就是摆脱物理主义的影响”。
我们知道：“还原”为物理学的核心，主流生物医学也只注重“还原”。但迈尔却认为：还原是徒劳的、没有意义的。因为，生物阶层系统的不同层次都有新的突生属性出现。他说： “尽管阶层系统的较高层次与较低层次都有原子、分子组成，但高层次的过程常常不依赖于低层次的过程。”“在生物阶层的不同水平上有不同的问题，所以，在不同的水平上就要提出不同的理论。这样，在从大分子系列一直到细胞器、细胞、组织、器官及其他，每一层次都导致独立的生物学分支产生：分子水平是分子生物学，细胞水平是细胞学，组织水平是组织学等。所以，要充分解释生命现象，就必须研究每一层次”。
他又强调：历史叙述比定律更重要。认为：“人们平常所说的生物学定律，都不是普遍的，因为它们大多都有例外”。 “生物学中只有一条定律，那就是所有的概括都有例外”。 “历史叙述是有解释价值，是因为在历史序列中，早先的事件通常对于后来的事件起到一定的作用”。他主张：生物学领域重要的不是本质而是个体。许多生命现象，特别是种群现象是以高度的变化为特征的，进化的速度或物种形成的速度彼此的差别常可巨大到3-5个数量级。物理世界罕见这种情况，物理世界的实体具有本质不变的特性；生物领域的实体却以可变性、个体性为最重要特征。迈尔还认为：在生命科学研究中，传统的观察、比较等与实验方法一样同属于科学方法，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和富有启迪性。
很显然，要批驳迈尔、罗森伯格等的论点并非易事，自主论自有其事实依据。
★ 医学：一个庞杂的知识与技艺体系 从更广的意义上说，医学（无论中西医学），绝对不只是一门狭窄的科学技术体系，它的涉及面甚广。早在十九世纪中叶，细胞病理学奠基者魏尔啸就曾有过一著名论断：医学也是门社会科学。而很有影响的医学史专家西格里斯在其《医学史》专著（1959年）曾这样说：“当我说，与其说医学是一门自然科学，不如说它是一门社会科学的时候，曾不止一次地令听众们感到震惊”。追溯到更早，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又睿智地指出：医学（疗）的艺术乃是一切艺术之中最为卓越的艺术！⒁王一方先生则以“医学：科学的，更是人文的”为第一讲题，展开了他的医学人文学十五讲。笔者在教育部全国十五规划教材《中医学导论》中则明确地指出：医学是多学科交互的产物，她不仅仅是门科学，是种技术，也具有社会科学属性，与哲学关系尤其密切，且有技艺、艺术与仁术的成份，它的目的是祛除病痛，添增快乐，医学还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又是一种生活方式，因为“饮食起居皆关乎康疾寿夭”。医疗还是种社会建制。⒂有一本书，书名可译为《医学与文化：美国、英国、联邦德国和法国的不同医疗方法》（Medicine ＆ Culture：Varieties of Trea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England,West Germany and France. Lynn Payer,）。作者比较了这四个国家的医学现象，发现差异极大。例如，在这四个国家中，医生开处方的药量会有10至20倍的差别；美国的人均外科手术率是英国的2倍，乳房切除术的比例是英国的3倍，冠状动脉手术率是英国的6倍；美国的高血压到了英国则是正常的，而在德国就算病状；……谁都知道，这四个国家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应该是世界上第一流的了。作者认为：医疗中的这种巨大差异，就是由于文化造成的。⑹总之，所有这些，都明白无误地指明了医学的综合性质，医学的复杂性。若仅执物理科学之一端，以“科学”为尺度作为评判标准，前提就是站不住脚的。结论更是无意义的。
基于上述三点，笔者以为：以科学的名义围剿中医学，命题本身就是错的。
平心而论，这场中西医论战的积极意义还是不容否定的。它至少让人们再一次意识到中医学的现实意义及其价值，也提高了公众对中医学的关注程度，相信它将会是中医学现代发展的一个契机，或曰转折点。尽管这也许不是引起这场争鸣的张先生等的初衷，我们还是要感谢他们所作所为的积极意义。这就是辩证法的魅力。
一言难尽的中医
2007-4-12 星期四(Thursday) 晴
知白守黑/文知白守黑
最近一些年，中医逐渐热起来了。谈论的声音比较多，话语也多是偏向中医的。但中医究竟是什么，很难讲。人们多只知道药铺里用小秤称量出中药，再混合起来用砂锅来熬。中医大夫的典型形象也多是长着一把胡子，戴着眼镜的老头。在这之外，便印象很少了。现代人对于古医书更是避之惟恐不及，否则便坠入五里雾中。的确，中医难懂。初学者不仅要熟悉至少400多味常用中药的四气五味和几十个常见方剂，还要学习阴阳五行等绕来绕去的抽象医理。然而，即使这样，在中国古代，人们谈医论药似乎也是常见的事。宋代的《梦溪笔谈》、明代的《五杂俎》和清代的《浪迹丛谈》就都是很好的例子。作者虽非医家，但谈起医理方药来头头是道，这就很让人感觉中医在民间扎根很深。的确，前几天偶然买的明代李中梓的《医宗必读》，是明代陈眉公作的序，而李东垣的《脾胃论》，则是元好问作的序。由此可见，中医之影响，真是非同一般了。
然而，中医书并不好读。特别是前人用药治病，即医案方面，非平素对医理药性熟稔而不能通，更遑论兴趣了。然而，我以为中医药的特色却正在于此。试想一下，中医治疗皮肤病可以从肺论治，因为肺主皮毛。而西医有用治疗呼吸道疾病的药来治皮肤病的吗？中医治疗肠道的疾病也可以从肺论治，因为肺与大肠相表里。故尔，中医可异病同治，也可同病异治。所以，正如《爱上中医》的作者何裕民教授所说，“中医是一门艺术”。何教授又说：“中医是一个煲，要慢慢熬，才有味道。”
这话也是不错的。试想，“医之门户分于金元”，朱丹溪反对张子和，而后世的张景岳又反对朱丹溪，陈修园又反对张景岳。历代医家观点相左的有的是，到底听谁的呢？当世大医家尚且观点相左，更何况一般人了。况且，医者意也。每个病人的禀赋、证候、病症都有所不同，很多医家经验也是不可重复的，故而运用之妙，就存乎一心了。这也正如陈修园《医学心法》中所说：“孔门一贯呼参，二南诏鲤，师以授之弟，父授之子，皆本心法，以为心传，医道何独不然。……心悟乎古人之言，能畅达古人言中之意，心契乎古人之心，能曲绘古人意中之言。辨其是非，判其偏正……，殆所谓神明于规矩之中，变化于规矩之外矣。”
其实，中医难精更有一个原因在于，《黄帝内经》作为一个经典就比较难懂，而历代的医书又太多。对于医家来说，只有《内经》等经典吃透了，对疾病诊治的水平才有可能上长。而要吃透《内经》，又要旁参诸书。但古代的医书据估计就有1万种，近30年出版的又有6万种，超过了过去所有医书的总和。书与书之间所论又不尽相同，非不多读而不能道地，况且还没有实证来检验。
书看不过来，就只要择其精者来读。有一段时间，我非常偏好李东垣的补土派。我以为脾为后天之本。先天之本来自禀赋遗传，已无法挽回；只有后天，还有发挥的余地。脾居五行当中，为气血生化之源。如能健脾益气，则诸病可愈了。而诸病之起，亦首在伤脾。所以医家在用补法时，非常注意脾胃的保养，否则汤药里的活性成分无法吸收。到现在，我觉得这都是治病的一个思路。当然，补土派也只是门户中的一家。但专其一家，也许才能趋于精纯。
与自古以来人们对于中医的盲目推崇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近代西医涌入以来，中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在此之前，人们只是质疑庸医，而对中医体系却并不怀疑。但到了近代就不同了，余岩等人首先发难。1916年，他出书对中医进行全面的批判。后面跟随的还有严复、梁启超和章太炎等人。调和中西医的也有数家。近年来出版的《当中医遇上西医：历史与省思》一书就对当时的历史作了一个简要的回顾。只可惜有些简略，若能加上更多当时医家的反应就好了。不论如何，西医的全面涌入使中医感受到了危机，直到现在，西医仍然以一种强势的姿态存在。
我把从近代以来中西医的论争看作是科玄论战的一部分，现在更只是余波。结论当然还没有。不过书店里能看到的有趣景象是，一方面是《刘太医论养生》，鲜明地提倡中医，排斥西医；另一方面是方舟子的《批评中医》，一边倒地替西医说话。倒是何裕民《爱上中医》在袒护中医的同时略为中庸一些，说古代巫医不分，中医带有朴素的原始的色彩，难免泥沙俱下。
其实，与《爱上中医》相比，何裕民主编的另一本书《差异•困惑与选择——中西医学比较研究》更有影响力一些。这本书对中西医学的诞生、发展与其自身特点进行了全面的比较。不过，书是1990年出的，也是很早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是中医出身，故而对处在强势地位的西医也颇为在意。而现在的西医界，除了少数一些人，大部分对中医几乎是不屑一顾的，几乎很少有西医出身的人来谈论中医。这种对话的不平等，已经严重制约了医学的正常发展。
因此，近代更深的门户之见我以为是在中西医之间。虽然已有中西医结合之刊物和相关理论与实践，但大多是以一种西方生物医学的理论来诠释中医药。其实，中医作为一种独特的思维模式，同样以尊重事实为依据，并不一定要强加给西方的物理化学和细胞原子理论。《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这也就够了。而杨念群博士《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一书所透露出的对“医学帝国主义”（medical imperialism）的批判，则也正是对当下西医霸权论者的一个寥远而含蓄的回响。这场争论也许还要继续，不过二者仍然会各自前行。
何裕民著：《中医新世纪大论战——爱上中医/从排斥到执着》，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7年3月，26元。
何裕民主编：《差异•困惑与选择——中西医学比较研究》，沈阳出版社，1990年7月,8.7元
杨念群著《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年3月,36.8元
区结成著：《当中医遇上西医：历史与省思》，三联书店，2005年5月，19元。
（元）李东垣著：《脾胃论(新校版)/中医经典诵读丛书》，人民军医出版社，2005年11月，10元
（明）李中梓著：《医宗必读》，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1月，20元
《差异、困惑与选择》导言：中西医比较的确立
2006-08-22 10:08:52青云之鹰@-DT7F/article/-DT7F01gvM3F.html复制评论
导言　　中西医比较的确立
归根到底他们是第三代人――边缘人或“伊壁鸠鲁夹缝里的神”。田……何必总是一只脚踏在门内，跨出去天地会更加广阔。什么时候你们鲜明的勇敢能够战胜你们同样鲜明的懦弱，中国也许因为你们在颤粟中更加美好。
―――《第四代人》
中西医学的比较，其实就是中医学和西医学之间的对话，为了使对话卓有成效，首先得明确：有必要进行这场对话吗？中西医学可以对话吗？怎样开展这场对话？对话所关涉的题旨何在？
历史和现实的呼唤　　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交通运输的发达和通讯速度的空前提高，使我们生存这颗行星缩小了。60年代，美国总统肯尼迪把地球称为“地球村”，一代英豪毛泽东则以“小小寰球”命名。古人眼中望而生畏的高山、苍海、茫茫戈壁、冰天雪地，已失去了往日严重阻碍文化交流的屏障作用。大洋此岸和彼岸，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互相不再视对方为遥远难及的天方夜谭。当代世界文化的基本取向――东方文化西方化，西方文化东方化，世界文化综合化――使得中医学以比过去更快的速度、更广的规模、更深的层次向西方传播。伴随时代大潮的“中医西渐”，尽管不象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中医学将拯救西医学于危难，西医学者对中医学的兴趣虽然具有很强的唯我所用色彩，但是赿来赿多的学者、医生日趋关注古老而生命力犹存的中医学却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当此“天地真小”之际，中国新一代的医务工作者，难道不应该彻底抛弃“自我中心”和妄自菲薄“的偏见，具备一种真正的世界眼光，把中医学和西医学放在一起进行一番深入的探究和比较吗？
世界文化的新格局，造成了各区域不同文化系统的大汇聚，由此，一大批以“比较“命名的学科，如比较文学、比较史学、比较法学、比较语言学、比较哲学、比较美学、比较自然地理学等等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当前在近代西医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医学已成为世界各民族医药卫生事业的主力。与此同时，以中医学、印度医学为代表的东方传统医学，以及非洲、美洲、欧洲等国家的各具特色的传统医学不仅没有被完全取代而销声匿迹；相反，开始普遍复兴，构成现代世界医学之林不可缺少的补充或方面军。在这种背景下，国际上和国内的”比较医学“便愈来愈热闹。
在我国，自西方文化大规模传入以来，民族传统文化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裂变、震荡，余波至今未息。围绕中西文化的特质、优劣，传统文化的出路和改造等一系列理论和现实问题，人们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讨论，在近代，“五四“前后，许多民族精英殚精竭虑，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思想果实。近年来，由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需要，共和国成立后一度沉寂了的东西文化比较研究重新唤起了学者们的热情。根据目前的势头判断，用比较的方法深刻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科学分析西方文化，将是一个际会风云、令人瞩目的学术领域，将为当代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重建产生积极影响。中医学属三大”国粹“之一，本身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西医学则根植于西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当前的文化热不仅为中西医学问的对话提供了难得的学术氛围和可借鉴的成果，更迫使人们把中西医学的比较研究提到日程上来。
中西医的学的比较，早在上个世纪甚至更早便已开始。由于西方医学的强大挑战，在这块土地上一直是“独家经营“的中医学不得不渐渐认可当时的民族敌对者的医药学的有效性。以中医学的成就，从理论到临床对两者作了许多比较。王宏翰、毛学权、陈定泰、唐宗海、恽铁樵、张锡纯等，可谓是中西比较医学研究之先驱。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医学家没有也不可能取得这方面的重大进展，仅仅做了一些可贵的尝试，今天，新一代的中国医学工作者难道没有责任用自已的思考把中西医比较研究推进到一个崭新阶段吗？
中西医学可以比较吗？　　根据现代科学哲学家库恩（Kuhn·TS）、费耶阿本德（Feyerabend,P）等的“不可通约性“论点，中西医学显然属于典型的不可通约的理论框架。从科学发生学角度看，两者是在两种异质的文化土壤和社会背景中发生发展起来的。自然观上，中医学属有机自然观，强调整体、恒动、功能、天人相应等，其理论可证伪性弱；而西医学属于构造型自然观，强调结构、局部、静态、分析，其理论具有较强的可证伪性。在概念语言工具方面，中医学的概念术语常常比较多义、歧化、模糊、涵盖面广，具有一种历史感和辩证特色，基本上由日常自然语言所组成；西医学术语则比较单义、明晰、精确，大多为人工或形式化语言。在科学方法结构方面，中医学长于辩证思维、经验总结和猜测性的天才思辨；西医学擅于在系统的实验事实和严格的逻辑体系上构筑理论和学说，在诊疗技术和手段上的不同则更加显而易见，中医学讲究”四诊“”八纲“，辨证论治，以自然药物和养生调理为主要工具，西医学则尽可能动用一切科学技术的发明，讲究辨病施治，以化学药物、手术治疗等为主要工具，以解决局部病灶为首务。
然而，中西医学理论的不可通约并不等于它们之间不可比较。首先，不可通约性字义不等于不可比较性。“不可通约性“是从数学中借来的术语，原义是”没有共同的量度“。库恩等人把该术语用到不同理论之间的关系上，是一种比喻用法，意为”没有共同的语言“。也就是说，若把理论体系看成语词的集合，则两个理论不可通约意味着没有一种能够把这两个理论不加损失或改变地翻译出来的中性语言。
其次，中西医学的对象、目的是完全相同的，那就是人及其疾病，保持和增进人类健康、防病治病等。因而它们是同一领域中的竞争理论。无论中医学还是西医学。都试图解释，并用相应的方式尽可能有效地对各种疾病加以控制。它们都是人类同疾病进行不懈斗争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是整个世界医学宝藏中的重要内容。只是由于各种社会。历史原因才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框架。而且随着人类科学和医学的进一步发展，中西医学的许多内在相似正愈来愈多地被揭示出来。因此，从同一关系，如历史过程，社会文化背景、理论范式、临床实践等出发，对中西医学的各个侧面及其特征作客观的比较分析，不仅是合理的、可行的，更是必需的。
再次，中西医学的目的和对象完全一致，在此基础上看它们的不可通约性，则其恰恰成了进行中西医学比较研究的意义所在及客观依据。既然中西医学是两个迥然异趣的“世界“，它们以很不相同的方式观察、分析人体的生命活动与病理过程，以大相径庭的规则处理、安排经验、材料等等，而目标和研究对象却毫无区别，那么，比较中西医学，探讨其异与同特别是同中之异、异中之同、无论对中医学还是西医学，都将有极其重要的启发作用。
比较什么？　　比较医学包括两个方面：（1）在医学科学研究中，应用比较法作为基本研究方法而形成的一系列学科。例如，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亚里士多德、盖仑就开始了从动物解剖知识推论人体解剖的比较解剖学研究；比较人类胚胎发育与动物胚胎发育的比较胚胎学，以及比较生理学，比较病理学等等，中医学中运用比较方法研究《伤寒论》而形成“比较伤寒论“等。（2）不同医学体系之间或同一医学体系的不同亚系之间的比较研究。前者如中、西医学之间、中医学印度医学之间、欧美传统医学与西医学之间的比较等；中医学与日本汉方的比较，汉医与藏医、汉医与蒙医、蒙医与藏医的比较等。这此方面的研究都带有跨文化、跨医学体系之性质。比较中西医学是以中医学和西医学的历史、理论、临床等为研究对象，从不同角度和方面对它们进行客观、深入的比较，分析它们的同和异，特别是同中之异、异中之同，从而科学地认识中西医学各自的特点、优势、弱点，以便更好地发展它们，为现时代世界各民族的卫生保健服务。研究过程中，不仅要注意中西医学表面上的差异与同一，更应透过现象深入本质上的类似。科学史已经表明：在极不相同的对象或特性中探寻相同点，往往能概括和抽象出更普遍的规律；在相同的对象或特征中探寻相异点，也常常能揭示出更深层的内容，从而导致重大的科学发现。
中西医学比较没有、亦不应有固定不变的模式。凡中西医学间一切具有可比性的方面均应引起重视。一般说来，有宏观比较和微观比较。前者对中西医学及其主要方面或特征进行鸟瞰式的整体比较，试图高层建瓴地揭示中西医学的同和异，而后者从某个特定角度进行专题研讨。其实，宏观和微观是相对的。相对中西医学的总体比较，历史的比较是专题；相对于《黄帝内经》和《希波克拉底文集》的比较，历史进程的一般比较又属宏观的；而《黄帝内经》和《希氏文集》的比较，也需从时代背景，哲学基础、人体观、疾病观、治疗思想、方法论、养生论等更小的专题加以深入。宏观比较和微观比较互相依存，没有微观分析的宏观说明很可能成为沙滩上的楼阁，失之严谨和空泛；而没有宏观概括的微观研究则常常流散无穷、意义有限。本书固然以宏观说明为宗，但也不忽视微观分析，并以此为基础，试图把宏观比较和微观比较有机结合起来。
中西医学比较的目的在于沟通、对话，加强互相的理解，不是武断地评判它们的是与非、功与过，不是简单地论证谁优谁劣，谁胜谁负；更不能凭主观情感之好恶，有意无意拔高或贬抑某一对象，或出于“古已有之“的陈腐信念而专意发现我们的”世界第一“，争所谓发明权。从事比较研究时，可比性和客观性始终是两大原则。列宁指出：“任何比较只是拿所比较的事物或概念的一个方面来比较，而暂时地和有条件地撇开其它方面。”①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保证可比性。“有条件地撇开其它方面”是要求不能忽略，甚至舍弃其它方面，因为比较研究的客观性原则要求客观、全面、准确地把握所比较的对象或方面，不然，比较研究的结果便是不科学，不可靠的。
方法论的优势和价值　　当代美国数学家哥德尔的研究表明：每个系统中的各组成要素间存在自我相关性，自然和社会中的环节系统都是有层次的，身处一定系统层次之中的个体，不可能对该系统的一切性质和特征（尤其是总体或带根本性的物质）获得完全清晰的认识，只有跳出原来系统到另一个更高层上，才可望解决原有系统中的关键问题，特别是某些重大疑团②“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为了识破中国传统医学和西医学的“真面目”，除分别可以从中西医学本身进行科学的考察外，还需要寻找一个宏观，全新的视角，通过与别的异质医学体系的比较来达到。中西比较医学在方法论上属于跳到一个更高层次，因而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从中西医学自身认识自我所存在的“自我相关”。例如，中医学历史进化的特点是什么？通过中西医学比较，也只有通过这种比较，才能发现它稳定而缓慢增长、一脉相承、独立性和封闭性等。正因为特点具有这种方法论优势，故它能获得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这无论对中医学还是西医学，乃至对中西文化的全面的认识都有着重大的意义和价值。
中西医学汇通学派的历史悲剧，近代中西医学论争的不愉快回忆试图消灭中医的逆流，乃至把中西医结合当作我国医学发展的唯一方向等所带来的不良后果……，近、现代中医发展中历历在目的事实告诉人们：中西医学体系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差异。忽视这些差异，人为地以一方取代另一方，或强拉硬扯地去融合，结局必然是悲剧性的。
中医现代化是时代赋予新一代“歧黄传人”的神圣使命。使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文化结构滋生出来的科学理论、科学方法、技术手段等来阐释、弘扬中国传统医学，决非轻而易举之事。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农学等相继成了历史的陈迹，为何独独中医学仍有顽强的生命力？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究竟何在？今日中医学最需要继承、发扬的究竟是什么？需要扬弃的又是什么？中医学到底给予现代医学，现代科学一些什么？在当今变化不已的世界文化大潮中，中医学怎样才能保持自己的特点或特色；求得更好的生存、更快的发展？比较研究将从新的、宏观的角度为这些问题提供有力的资料或依据。
现代西方医学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医学进化的图景，极大地改善了人类卫生和健康状况，其成就和影响是任何传统医学难以企及的。然而，它同样面临一系列严重问题。从理论到实践，西医学有何优势？又有何缺陷？它可从中医学中获得哪些有价值的东西以补其不足？总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现代医学如何顺利地超越困境，中西比较医学也将对此有所奉献。
中西比较医学还有助于当前我国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深入。中西文化的比较，不能总是停留在一般性有论述和分析。医学从来就是整个社会的事业，它不仅以一定的文化结构为其成长的土壤，而且构成某一文化谱系的重要内容。一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四大学科即医、农、兵、艺。显然，离开了中西医学的比较，中西文化的比较肯定是不完整的。
中西比较医学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对话是永远无法结束的。本书仅仅对这一领域作了初步的全面考察。唯愿留在这本书里的所有文字将引出许许多多更新颖的话题、更深刻的探究，或者吸引更多的学者关注。
三部六病论析
刘惠生
三部六病学说从1973年正式提出之后，经历了20多年的风风雨雨，今天已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为了进一步完善与发展这一学说，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的论析。我曾为三部六病学说写过一副对联，上联为"取表里、划三部、含中外哲学奥理"，下联为"论阴阳、分六病、吸古今医家精髓"，横批为"继往开来"。这里概括了三部六病学说的产生、发展与前景展望。今天形成的新的理论体系，不仅有理论上的升华，更有实践中的创新，是对中医和西医学解构与重建的偿试，是求各医学派别通约性的公式。为了有类别地论析三部六病，我将论析分作几方面论述。
哲 学 的 启 迪
一种新思想、新学说的诞生，无论创始人是有意的或无意的应用哲学思想于其中，都要受到某些哲学思想的支配。三部六病学说也不例外，周易、控制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等等都隐含于三部六病学说之中，也是这一学说能够发展壮大的动力之一。
1. 周易的导向
周易是我国一部最古老的哲学著作，也是最具有迷人色彩的神秘著作。它的哲理具有了解释一切事物的巨大包容性，因此，在中国古代无论那门学科，都渗透着这一哲学思想，在医学著作中，无论《内经》还是《伤寒论》都是在这一思想支配下而诞生的。
周易将宇宙作为一个大系统而来研究，这个大系统的性质以阴阳而概之，它将这个大系统的要素分作三个方面，即"天、地、人"。研究这个大系统中"天、地、人"的运动发展规律，依卦而预测"天、地、人"的未来和发展趋势，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天、地、人"无论那一个要素起大的变化都会影响这个大系统的正常运行。"天生、地长、人治"是它的基本思想，"天、地、人"协调发展是宇宙正常发展的基础，"天、地、人"无论那一要素的变化，足以影响大系统时，则大系统就要发生变化，反之，大系统的变化也将影响各要素的发展变化。现在人类活动与自然界的关系也引起世界各国的极大关注，也说明了三要素的变化影响着人类的生存。
这种将一个系统分为"三要素"的观点，在《伤寒论》中有，在《三部六病》中就更明确地将人体这个系统分成了三个子系统，即人体是由"表、中、里"三部的要素组成，每部作为整体要素之一来说，它的变化和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影响人体这个大系统的变化与发展，因此这种将人体这个大系统分作三要素的分类，《三部六病》是承《周易》的哲学思想来的，另外，《周易》和道教中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在《三部六病》中有了充分的体现。"道生一"是指一个系统事物的产生是由一定的规律（道）而产生的。"一生二"是指产生了一定事物或一系统后，这个事物或系统已处在一个阴阳对立之中，但，单纯的阴阳对立不能构成事物的系统，只有阴阳的统一才能形成特定的事物或系统，这种对立与统一是由阴阳双方决定的，这就是"道生一，一生二"的道理。
在疾病状态，不仅有阴阳对立的两型，还有阴阳交渗的一型，三部六病中的每部病的阴阳分类和并病的产生，以及整体阴阳与体证的分类法都源于此，又由于各部阴阳的交渗与复合，所以出现了"三生万物"的定论。三部六病中的合病合证、整体病、局部病都是受此"三生万物"影响而产生的，形成数以千计的复合证型。
另外，"易"字是由"日"和"月"二字组成，日在上为阳，月在下为阴，日月同体为太极，易代表整个宇宙如日月运行变化不息。《周易》还指出事物都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即"非交则变，非变则交"。交易与变易是周易的精髓，也是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动力，交易是事物的量变过程，变易是事物质变过程。三部六病中的对疾病的传变的分析，正是这种思想的体现。
通过以上简单分析，不难看出，三部六病学说是在《周易》导向下产生的。
2. 系统科学的轨迹
系统科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系统科学是以系统及其机理为对象，研究系统的类型，一般性质和运动规律的科学。三部六病学说中以人体为一大系统，三部为子系统，疾病状态下，研究这个特定系统的"类型、一般性质和运动的规律"，三部六病学说是沿着系统科学的轨迹运行的。现以系统学分析一下三部六病特点。
首先，从系统的概念上分析三部六病学说，"系统是由两个以上的要素（部分、环节）组成的整体……作为构成系统的要素也可以是单个事物，也可以是一群事物组成的子系统"，"系统的各要素之间，以及整体与环境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有机联系，从而在系统的内部和外部形成一定的结构和秩序"。三部六病学说把人体看做一个整体大系统，它是由三个要素或称三个子系统──表、中、里三部而构成，三部的有机联系形成了整体。在这个整体的内部和外部形成了一定的结构和秩序，外界环境是机体这个大系统从属的更大系统，机体在环境中生存是其具备了系统的特性而决定的，简而言之，可做如下对比解释：
系统科学
三部六病
系统是由要素组成的 整体是由三部构成的
要素以一定的结构形成系统，各要素在系统中地位和作用不尽相同 三部以一定的结构形成整体，各部在整体中地位和作用不尽相同
系统的性质取决于要素的结构 整体的性质取决于三部的结构
系统与环境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与联系 机体与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和联系(天人相应观)。
系统和它的环境之间通常都有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流 机体不断地从环境摄取养分，氧气和排出体内废物，进行着物质、能量、信息交流
系统与环境的物质、能量、信息交换过程中，既能通过调节保持自身的稳定状态，又可以进行要素和结构的重新组合，从而产生新的功能，以适应环境的变化，这就是系统的自适应、自稳定、自组织，自控制。 三部六病学说在协调疗法中，强调通过整体与各要素的调节，使机体保持自身的稳定（健康），又可以通过治疗这一手段，使病理过程消失，使机体能很好地适应环境的变化。三部六病强调机体的八要素特性正是对系统科学的应用。
通过以上简要分析，不难看出，三部六病学说是按系统科学的轨迹运行的。
3. 新说的色彩
三部六病学说不仅按系统科学的轨迹在运行，而且还具备当代许多哲学新派的色彩，诸如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灰色理论等。正因为其有了信息论的性质，才能将各类的症状、体征等转换为数学模型而进行计算机处理形成独特的电脑软件。三部六病学说将临床的各种信息通过加工而形成系统的证，将这些证归纳为24类，如单证、六病、并病、合病合证、局部病、整体病等。
三部六病学说的控制论思想是通过方剂的治疗而达到控制疾病过程的目的，使病理过程消失，生理过程恢复。通过方剂的种类大小，疗程长短，而测出疾病性质大小与过程，从而为其形成系统的辩证论治体系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耗散结构论是研究开放系统的，其基本概念是指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通过不断地与外界交换物质与能量，在外界条件的变化达到一定阈值时，能从原来的无序状态转变成时间上、空间上或功能上的有序状态，当外参量继续改变时，还会出现一系列新的结构状态，这种在远离平衡态情况下所形成的新的有序结构，称为耗散结构。三部六病学说研究的人体是一个开放系统，这个开放系统不断地与外界交换物质与能量。三部六病学说主要研究病态机体的情况，这种病态机体就是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依赖其非线性的反常涨落机制，使"局部病变的扩大引起整体反复的出现"此时的涨落驱动了平均值，使之由一种状态变为一种新态。三部六病的治疗观正是使机体由一种病态转变为生理态。耗散结构使机体的病态熵增转为负熵状态，从而使机体的病态三部由无序向有序化转化，达到康复的目的。
协同学又称协同论，是研究子系统如何协作而形成宏观尺度上的空间结构，时间结构和功能结构的，特别是研究有序结构是如何通过自组织的方式形成的。三部六病学说的协调疗法就是通过协调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使机体在"空间结构、时间结构和功能结构"上达到更好协同的目的。就是在组方的过程中，也是充分考虑了各药物之间的协同关系而拟定的，因此，协同论是三部六病学说在辩证中的重要思维方法。
另外，突变论是三部六病学说讲疾病转化的重要依据，突变是事物的质变，包括局部的质变与整体的质变，病变机体向健康机体的转化是量变基础上的质变，也是量变基础上的突变，对疾病转变的分析，正是这种思想的体现。
总之，三部六病学说充满了以上新理论的色彩，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三部六病理论正朝着伟大的目标前进。
医学的遗传与变异
在生物界，遗传与变异是司空见惯的事，也是生物生存发展的基础。在学术界、知识界、思想界等也都具有遗传性和变异性。三部六病学说就是医学理论发展与临床实践发展过程中遗传与变异的例证。
1.难醒的梦
中医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时期，这在世界医学发展中，也是独一无二的。在几千年的发展长河中，几乎无大的格调变化，以其特有的形式象蜗牛一样爬到了今天，似乎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对其无什么影响，沉迷于自己的美好梦境中，悠哉！悠哉！其乐无穷，足也，足也。尽管有许多有识之士高声呼唤，但是中医的历史梦是难以惊醒的，其原因何在呢？大概有下列几方面因素：
⑴哲学思想的巨大包容性：
中医的哲学思想是以《周易》思想为指导的，一切现象都会得到圆满的解释，因此无须进行深入的分析，也无须对自身的缺点进行反省，这种自满性占据了统治地位。
⑵临床实践的有效性：
中医的临床实践，从古到今，形成了独特的理、法、方、药体系，对几乎什么病都能"辩证论治"，而且疗效有的甚好，甚至今天西医在治疗方面常常也不得不求助于中医，因此，这种有效性助长了中医自满性和不求变革性。有现代科学的分析，也能看病，无现代科学的分析也能看病，所以一直保持着中医特色，沉睡不醒。
⑶缺乏新的彻底对中医进行解构与重建的医学范式 今天要使中医发展，必须对其医学范式进行解构与重建，关键在于重建新的医学范式，这好比一些人住在旧房子中，虽然不好，但生活起居照常进行，如果你今天不盖新房子，拆了旧房子，住户是不会答应的，因为他们丧失了生活起居的基本条件。今天中医也一样，如果没有个新的医学理论体系出现，代替其在临床中的指导地位，那么，你抛弃旧的中医范式不仅中医不同意，就连广大人民大众也不同意，因为他们失去了用西医也不能代替的解决问题方法。所以必须有新的医学范式问世。三部六病学说正是这样一种学说。
2. 必然产物
三部六病学说是家父刘绍武七十余年的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的结晶，早在1959－1962年之间，就在太原中医学会用其特有的新观点讲释《伤寒论》，当时有不少中医界的知名人士称之为"离经叛道""割裂经文""标新立异"，但他们的评议不能阻碍家父的改革中医的志向，要创立具有民族形式与民族风格的新型中医辩证论治体系。
⑴择医的动机
家父少时多病，11岁曾遇一乡村医生为家人看病,当时， 家父问道"看病难不难？"医生答道："很难的。"又问道："你是怎样学会的"医生笑笑而已。在"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的思想指导下，17岁立志学医，奋发读书，以书为师，渐深入临床，登门与人诊病，初看病时，每当开出处方后，次日清晨天未亮，必到病家大门前看一下，是否有白纸贴出(是否吃药死了人)。幸喜无此事发生。未及三年，医名渐扬。24岁时，自己组建了长治友仁医院和友仁医社，从事临床与学说研究。此时已名振上党。凡回襄垣家中，必病人蜂涌而至，走后数日家里尚不得安宁。以医救民于疾苦是家父之志，以廉而教于世是家父之德，孜孜不倦，追求真理"以是者为是，非者为非"的精神。正是这样的择医思想与医学态度，才促使他创立了三部六病学说。
⑵《伤寒论》的赞颂和质疑
《伤寒论》古今中医人士皆颂为经典著作，以其特有的辩证论治思想指导着临床实践和理论研究。家父也不例外，早年就对《伤寒论》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肯定了《伤寒论》是汤方辩证的鼻祖，但，由于《伤寒论》的错误和缺点又影响其对临床的指导性，故对重新整理《伤寒论》提出了自己的八字方针，即"立纲、归类、正误、补缺"。对《伤寒论》中有纲不系目者，重新立之，如厥阴病等；有证方不合其类者，重新归之，如太阳病的归类，大都不合其类；对原文有错误者，当纠之；对遗漏不全者，当补之。早在1933年~1945 年间，家父就提出了"仲景学说观""仲景证治观"和"仲景药能观"。当时避战乱栖身于天水、西安等地，虽有当时鲁南日报总编张辅轩先生整理成册，拟于出版，但惊闻日寇投降，急于还乡，竟导致稿文全失，后几经查访，仅收到"仲景证治观"残稿一卷。后于1959~1962年在李志魁同志的帮助下， 又撰写成"仲景学说观"，李志魁同志将稿件多处投递而未能刊登。但家父矢志不改，在1973年的古交下乡巡回医疗中，将多年对《伤寒论》的质疑，在讲解《三部六病》中公布于众，按照上述八字方针，在这次讲解中，将自己近四十年的临床经验和学说思想一泄而出。以后在其弟子郭维峰、宿明良、胡连玺等人的撰文多刊物登载才为中医界所知晓。家父的《三部六病》学说以其对《伤寒论》的赞颂和质疑并行的态度提出了自己的学说框架和范式。
3. 历史使命
三部六病学说公著于世后，虽然私下非论者屡见不鲜，但至今无人敢以文章会之，这实为憾事。可能不少人读过《差异、困惑与选择》一书，这些作者们以其特有的慧眼说明现在医学中存在的问题和医学发展的方向，历史赋予我们的任务是对旧医学的解构和对新医学的重建。在其原文中作者写道："解构包含两层涵义。一是对原有概念的分析批判，二是对原有理论系统( 或称理论体系)的分析批判""新理论体系的重建，包括概念的重建和规则的重建等"。作者们仅是看到旧医学的缺点和错误之后，提出自己的重建原则设想，他们既无自己重建模式，也未见到别人的解构与重建的模式，因此，他们理想尚在梦 幻之中。今天三部六病学说特别是我写的以三部六病学说为框架的《异源同流》，已将他们的梦变成了现实，《异源同流》既是对旧医学的解构，也是对新医学的重建，尽管是一个刍形，但是已具备了新概念、新理论，将肩负着历史的重任，在不断发展的道路上完善着。
异源同流
《异源同流》是我编著的一部对旧医学解构，特别是对中医的解构，同时也是对新医学的重建。
1. 概念更新
在三部六病学说中，特别是在宿明良整理的《三部六病》中，我对三部六病的合病合症、兼证、并病等概念做了明确的规定，避免了《伤寒论》中的模糊性与混杂性。在《三部六病辑要》中，我又将属于概念范畴的东西在第一章概念中，以十三节分别予以了论述，这里不仅包括了概念的更新，而且包括了理论体系，治则规范的更新。我以《三部六病辑要》为总框架，分别对《三部六病》《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中医辩证，中医药物学、中医方剂学、西医内科学、西医药物学等进行了重新分类，使中西医都纳入三部六病体系之中。在三部六病的规则范围内进行辩证论治和辨病论治，在宏观上以中医的阴阳论为指导，在微观上以西医的分析论为手段。只有以阴阳论为指导，才会在临床中不偏离正确的哲学轨道，同时，也只有以分析论为手段，才能对局部有清晰的认识，才能摆脱那种以猜想代替事实真象的模糊概念和荒唐结论。
2. 解构与重建
三部六病学说是一种新的辩证论治范式，以其为模板，先将旧的东西进行解构，使《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等中医经典著作在三部六病学说中找到了互通的桥和通约性。我把这些著作条文按三部六病的框架进行了重新归类排列，这是第一步工作，先让这些著作的条文在三部六病学说的大厦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第二步工作是要对这些条文进行逐个审定，保存其精华的部分，弃除其糟粕的部分，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可能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完成，特别需要靠年轻人去完成。我对这些著作或书籍的解构和重建是想证明三部六病学说是可以包容各家学说的，也是医学统一的一种偿试。可能在今后的发展中还会有别的医学范式出现，来概括中西医各家，从目前来言，还未见出笼，希望再有"一枝红杏出墙来"。
3. 展望
三部六病学说是一种对旧医学解构与重建的偿试，是一种新的医学范式，尚处在初级阶段，有许多东西需要来完善。我的设想是：在以后的医学教学中，以三部为总框架，每门学科都以三部来划分，基础学科是这样，临床学科也如此。编写三部六病学说的医学教材，以三部六病学说总则来讲解和处理临床问题。总之，我们要吸收中西医的优点，完善三部六病学说的医学体系，达到医学的五化标准，即：辩病辨证标准化；治疗原则统一化；制剂用药规格化；临床观察客观化；资料分析科学化，使整个医学在统一的、公认的原则下来运行。
"各派思想生中外，一家学说吞古今"，我希望三部六病学说在中医走向国际的伟大事业中能不断完善自己，起到范式作用。
著名肿瘤专家何裕民：中医可称为“生态医学”
(2007-6-5 15:23:15)  4人次浏览

何裕民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heyumin
记者：习惯上，中医给人的印象，无论是诊断方法还是用药，确实不像西医那么严谨。这次有人提出要“废除中医”，原因就是“中医不科学”。
何裕民：这个话题说起来比较长，首先，科学在近一百年来，对中国是非常时髦的事，其实科学的含义是多样的。其二，我们讲“科学的”，往往是相对于迷信而言的。科学作为一种知识形态，就这点而言，我认为中医是带有历史烙印的传统科学形态。至于中医科学不科学，那是毋庸置疑的，因为中医相对于迷信来说是科学的。这就引申出一个更大的问题——怎么来看待医学。
就“狭义的科学”来说，历史上或者目前所遵循的主要是指物理科学，物理科学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它是用还原的方法，进行定量分析，然后用数字化表达。从这个含义来说，我说一句可能很多人都会吃惊的话：“现代西方医学都不是科学。”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哲学家说的，他是一个叫库恩的美国人，这是他在50年前就发表的一种议论。他把医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基础，是生物科学，他认为生物科学尚够得上科学标准；医学的另一重要部分，也是医学的主体——临床医学，却远远够不上科学的标准。
我们讲两个例子：一般人看病都喜欢找老医生，不管是老中医还是老西医，因为认为他们的经验比较丰富。可经验这东西就不是定量化可以表达的，它充满着技艺之类的成分，不是科学的问题。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比如说IT行业、原子物理，是严格遵循还原方法论的，且不断更新、很快很快，医学却恰恰相反。
第二个证据，近十几年来医学领域兴起了一门新学科——循证医学，就是充分寻求可信的临床证据。因为我们光靠实验室得出来的这些证据还不足以说明很多问题。循证医学的出现也表明医学主体目前还够不上是一门严格意义的科学。
再如，揭示规律是科学理论的重要特征，物理科学认为规律是唯一的，无例外的；但生物科学领域并无严格意义上的规律，用现代著名生物科学家哲学家迈尔的话来说：“生物学中只有一条定律，那就是所有概括都有例外。”
所有的物理科学，最后表达都是数字公式，比如自由落体定律可以表达为H=-gt2。但生命科学讲的都是概率、百分比，大概是多少。从这个意义来说，生物科学也够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科学。
这些生物科学家强调生物阶层在不同水平上都有不同的特征，需要不同的理论，从大分子到细胞、组织、器官、人的整体，每一阶层都导致独立的生物学分支产生，低层次的特征并不足以完全解释高层次生命活动的特点，但这在物理科学却是必然的，因此他们力主生物学必须与物理科学保持“持续的间隔”。生物科学可以充分借助物理科学的方法、手段，但还必须形成自己的方法体系。
再讲第三个含义，医学还是一门人学，是一种生活方式。有个离休干部，他患有高血压、糖尿病，每次都开同样两种药物。医院有三种挂号，分别是5块钱、15块钱、50块钱，他每次就挂50块钱，同样拿两种药。他说：“5块钱的，医生不让我说、不听我说；15块钱的，让我说、不听我说；50块钱既让我说也听我说，还和我交流。”你说这是科学问题，还是人学问题？所以我个人认为，关于医学科学问题的讨论，或者“中医不是科学”问题的讨论本身就有点站不住脚，是缺乏常识的，如果把医学严格定义为科学，那么这门医学肯定是没有人性的。
医学本身是科学的一个部分，医学本身带有一定的人文特征，如果带着这种观点来看的话，我觉得中医学的存在对世界是一件幸事。
中医可称是“生态医学”
记者：有人说真理是唯一的，医学真理西方已揭示了，中医学就没有存在必要了，您怎么看？
何裕民：这句话很不妥，实际上这也是上世纪占主导地位的科学主义的核心观点。我只举一个例子，心理学研究的也是人的问题，心理活动也有物质基础，心理学却存在着众多的学派与学说，从精神动力学、行为主义、格式塔、心理生理学到人本主义等等，就心身医学而言，日本也有自己的“森田疗法”。生命科学领域远未达到可以谈统一、唯一的境界，我们应该宽容地珍惜传统精华，并加以弘扬。
记者：现在西方医学已经非常发达，在社会生活中也已经占主流地位，那么您认为中医还有什么意义？
何裕民：所有科学探索活动都受制于哲学观念的指导。在中国，占主导的是自然观点元气论，而西方占主导的则是原子论。元气论驱使人们注重过程与状态，注重相互关联与互动；而原子论则促使人们注重结构、注重还原、重视细节与构造。中西医学理论解释的最深层次的分野也就在于此。因此，我们看到了中医注重整体的“气”，人体的经络，人与外界的互动，中医叫“天人相应”；而西医却汲汲于细胞、大分子、基因等。现代科学的走向是强调两者的有机互补与结合，特别是新兴的复杂性科学。
举个简单的例子，量子力学是20世纪物理学的最伟大贡献之一，量子力学的理论解释至今就存在着“粒子说”与“波动说”，“粒子说”就是原子论的经典体现，而“波动说”似乎与中国(包括中医学)的元气论更能对话。
这就回到了自主论生物学家的基点了：生物的不同阶层有着不同的特征，现代医学着重于揭示细胞、细胞器及基因层次的生物学特征，向上也兼及了器官、组织，但到此为止。而中医学却着重揭示粗略的脏腑之间，特别是生命整体及该生命体与其生存的环境(生态)之间的互动特征。
归纳起来，可以这么说，中西医是以“不同的术语，揭示着生物不同阶层系统的不同特征”。尽管中医用的术语粗疏得多，甚至有许多荒谬之处，但你无法否定其理论的价值所在，就像整体层次的“经络”现象，就像是“气”所揭示的整体生命现象。
顺便说一句，有位否定中医的著名人士，口口声声说中医是伪科学，但他却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一直撰文充分肯定元气论的现代科学价值，因为这是无法否定的事实。
中医理论揭示更多的是整体与生态层次的生物问题，我认为称中医为“生态医学”亦无不可。
就在我到北京参加讨论的时候，电视台采访了又一次获得国家科技大奖的西医肝胆外科权威汤钊猷教授，当主持人问到他对“告别中医”事件的看法时，他举了自身两个实例作为回应：一是他曾用针灸亲自治疗了他的儿子、妻子和母亲的阑尾炎，而母亲的阑尾炎已并发腹膜炎，他用的是针灸加穴位注射抗生素的方法。第二个例子，他现在每周门诊，复诊的许多老患者不是冲着他刀开得好，而是冲着他对肝癌术后中药调理方开得好而来的。这就是医学大师的胸襟。
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说过一句名言：“要让食物变成你的药物，不要让药物变成你的食物。”中医学很多药物是药食同源的，通过这样的调整，一方面副作用可以减少很多，另一方面就像老百姓通常所说的，可以治本。
我不得不承认
经络和针灸的奇妙
记者：经络是否存在？这是中医与西医两种医学理论最严重的分歧之一。植根于经络的针刺麻醉曾经盛极一时，但非理智的热潮不免带来混乱和滥用的恶果。在1980年以后，国内医院逐渐放弃针刺麻醉，虽然国内医学院校的研究人员从未停止过对针刺麻醉的研究，但针刺麻醉术的临床应用却从此走向沉默的20年。针刺麻醉20年的冷暖境遇，似乎是中医发展遭遇困境的一个缩影。
何裕民：刚上大学时，我自己也坚定地认为经络和针刺效果是子虚乌有，在中医课堂上，我曾经站起来问老师怎样证明经络的存在。毕业后，我做了三四年针灸门诊医生，一系列亲身经历的故事改变了我对针灸的态度。例如，一位80多岁的老人到我的诊室就诊，老人患有肩周炎，肩膀疼痛而无法抬起手臂脱下衣服，为了让老人脱下衣服以便于在他肩膀上用针，我在病人腿部“条口”穴位用了针灸，过了一会，老人就能自己抬起手臂了。看到眼前的效果，我不得不承认经络和针灸的奇妙。
对于经络机理的解释，国内有几十种理论，我比较认可的一种是：经络是介于神经系统与内分泌系统之间的一种自我调节系统。在高等动物进化的早期，逐渐形成了这种原始的自我调节机制和系统，可以说它是高等生物在早期获得的自我调节系统。随着人类的不断进化，出现了更为高级的调节系统，“经络”则逐渐退化，隐而不显，但它的作用还在不时显现出来。因此，我认为适当应用针灸学说和针灸术，可以增进健康。比如针刺麻醉，针刺适当穴位可启动调节系统，起到镇痛的作用，和西医用麻醉药阻断痛感神经不同的是，针刺是通过刺激穴位让人的身体自我调节，达到镇痛的效果。
针刺麻醉在安全的前提下应该适度推广，这不是为了荣誉，而是为了减少病人的痛苦和经济负担，特别是为了安全。比如，开颅随时有可能损伤脑组织，针麻则可使风险随时得到监控。
记者：针刺麻醉配合药物麻醉的手术，在上海一些医院重新开展，打破了针刺麻醉20年的沉寂，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何裕民：重拾针刺复合麻醉，提示我们思考一些中医发展中不能回避的问题。
一个是我们应该研究认识经络的方法论问题。经络的发现从方法学角度而言，与西方主流的“还原方法”是不同的，它是古代人们在进行特殊训练的过程中体会到的一种感觉，这些特殊的训练包括古代导引吐纳功，相当于现在说的瑜伽、气功等等。自我感知不是没有价值，体验到的感受，径直用物理化学方法去破解它的机理，是会有困难的。
因此，循经感传研究要想取得成功，方法论上的创新是关键。今天反对经络学的声音，都是因为试图仅用物理化学方法去解释经络而得不出想象当中的结论，所以加以反对。我认为，这是一种偏见，不仅在文化哲学上需要多元化，生命、医学领域的研究方法也应该多元化。
另一个值得思考的是，循经感传现象应该被纳入生命科学的研究范畴，我们的中医界缺少信心和自信，其实，科学是描述事实、解释现象的，既然循经感传现象是种客观存在的事实，科学就必须去解释它，揭示它背后的机理。在这一点上中医学应有足够的自信。并且我们应该更多地与西医及现代科学交流，让他们看到临床的效果，更多地参与研究工作，不能一直停留在描述临床表现的阶段。 卫生与生活报
民生专家——何裕民 全国著名肿瘤专家

何裕民 著名肿瘤专家、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荣获全国杰出青年中医、上海市劳动模范,全国优秀青年教师等殊荣，在国际心身医学、肿瘤临床及中医基础理论等领域享有崇高学术声誉。潜心肿瘤临床治疗与研究二十多年，积累了万余例病例,他提出的"零毒化疗"肿瘤治疗全新理念，一经问世，便引起巨大轰动。临床擅长于胰腺癌、脑瘤、恶性肉瘤等难治性肿瘤的治疗。对晚期的肿瘤患者及老年患者，常能内服外敷并用，奇招迭出,疗效显著。例如最凶险的胰腺癌治疗，经其治疗的150多例，有效率要高出国际平均水平近十倍左右（国际治疗1年生存率不超过3-5%，本中心2年生存率超过30%）。现为国家教育部“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 《现代中医肿瘤学》、《中医学导论》等11本中医基础学科系列分化教材总主编。国家医学指导类核心刊物《医学与哲学》副主编及《上海中医药杂志》等五份专业性杂志的常务编委或编委，先后出版专著15部，发表论文百余篇。现为民生肿瘤中心专家团长，负责中医及综合治疗。
主要科研经历：
1、寒体与热体的研究，1990-199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内燥与内湿的实验研究，1990-1994，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课题。
3、体质与气质特点的现象学研究（负责人）1995-1997  上海市教育局
4、中医内科辨证论治规律研究（负责人） 1998-2000  上海市教委“九五”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5、瘤净片治疗子宫肌瘤的研究（负责人） 1998-2000   上海市科委
6、花粉症的防治研究（中方负责人）1999-2000 日本国科技厅、厚生厅重点项目
7、从基因表达探究中医防治花粉症及纠正过敏体质的机理2002-200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总指导）
主要著作：
中医学导论（主编）1987年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
差异•困惑与选择（主编）1990年沈阳出版社
心身医学概论（主编）1990年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
中医情志病理学（主编） 1989年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省级二等奖）
新编中医基础理论（主编）1995年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中医学（面向二十一世纪课程教材）（副主编）  1999年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身医学（主编） 2000年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国家教育部“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 《现代中医肿瘤学》、《中医学导论》等11本中医基础学科系列分化教材总主编。
国家医学指导类核心刊物《医学与哲学》副主编及《上海中医药杂志》等五份专业性杂志的常务编委或编委
上海民生中医门诊部
地址：本市四平路吴淞路口（虹口区衡水路89弄1号楼）
电话：63255625、63258739
上海源生中医门诊部
地址：本市中山西路1231号
电话：63579999、62949330
·何裕民相关信息
·生态医学相关信息
·本站 何裕民 相关信息
·对话：中西医之争 需要回味的和思考的 (6-5)
·著名肿瘤专家何裕民：中医可称为“生态医学” (6-5)
·本站 生态医学 相关信息
·著名肿瘤专家何裕民：中医可称为“生态医学” (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