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裕民：请守住科学的底线

医之争爆发后,多个学校请我去做报告.我先后在上海中医药大学\云南中医学院\河南中医学院就此问题和同学们探讨,并将演讲的内容做了整理,发表在。
针对告别中医中药风潮，我认为，既然以“科学”的旗号，首先，立论就应恪守科学精神，尊重客观事实，注重历史地考察问题，讲究哲学思考，而不可不顾事实与历史背景，随意编造；也不可削足适履，以“物理科学”观，规范所有的科学学科。以科学的名义围剿中医学，命题本身就是错的。
近来，一场以“科学”名义对中医的“围剿”正吸引着众多的眼球，中西医辩控双方激战正酣。作为医学界的一员，笔者亦愿参于论战。不过在此只想先提醒一点：既然以“科学”的名义，请守住科学的底线。
导言：有必要先交代一下有关细节。2006年春节前后，笔者收到了《医学与哲学》杂志社的几份稿件，其中一篇就是导火索：《告别中医中药》，作者口气很大地以科学的名义，以文化进步的名义，以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名义，以人道的名义，提出要“告别中医药”。说实在的，作为《医学与哲学》杂志的中医副主编，关于中医学的稿子看了不少，这篇口气好大的论文“真不怎么的”！然而，我们还是力主其发表，且坚持原文不改。基点有三：一、既是《医学与哲学》杂志，理应关心热点问题，且应充分尊重原作者意见（这也是科学的底线之一）；二：本文虽不怎么地，但相关的问题已广泛引起争议，近几年的第四次“科玄”大战，证明社会关注这一话题；三：不管怎么说，作者张功耀是个大学教授，且为哲学教授，他的观点更易引起人们的重视。总之，当今讨论一下中医药问题，并非坏事，争鸣是一种进步。
在此，敝人也介绍一下自己的学术经历，以便人们更好的理解笔者的观点。作为60年代末上山下乡的一员，年青时梦想在数学中有所作为，下乡的7年中，空闲时间只啃了两类书，一类是旧书店淘来的《几何辞典》《代数辞典》等，一类是哲学书，当时对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爱不释手。当时，社办企业盛行，72年被招入社办厂，从事有色金属加工，又想走工程师之路。75年，阴差阳错，被送进上海中医学院。我身体强壮，很少生病，素不好医，再从未听说过“中医”还有“学院”。当时的浙江很乱，公社党委书记劝我好生把控这次机会，过了这次，也许就再也没有上大学“跳龙门”机会了。怀着忐忑，来到中医学院。第一学期，基础课阴阳藏象等听不进去，与脑海中的原有知识抵触太大，下课多次质询老师。特别是讲到“经络”，逼问老师，究竟“经络”是什么？请拿出证据来。77年底恢复高考，我向（当时管学校的）工宣队提出要退学重考，被工宣队训斥了一顿，没同意。78年初恢复研究生考试，我仍在读，报了上海第二医学院，居然高中，当时我正在毕业实习，班主任到郊区来找我，说我已考取研究生了，由于名额调剂关系，我被转到中医学院，考虑让我读“通里攻下”（中医外科）硕士，我一听，没兴趣，也就放弃了。想不到毕业后，被动员留校，第2年（79年）继续考研，又报了上海第一医学院，审核没过，说不够两年临床。直到80年，这时，我对中西医学的态度已发生变化，从而成了一名中医研究生，走上了以中医为主的医学研究与应用之路。
促使我改变的是一系列的事实。当时（78年）社会正在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连串的事实，让我这个自以为理性又有一定哲学根基的人开始对中医学改变看法。最初是见习时，我独立诊治了一个心源性水肿的老人，此人心衰厉害，在用洋地黄制剂，又因水肿，加用了利尿剂，却未见控制。我想起了张仲景的“真武汤”，全方稍作调整，用上了，不料，效果奇佳。一周后复诊，水肿退了，行走不喘了，这老者后来十分相信我这个小医师。第二件事是儿科见习，我去了上海市儿童医院，由于门诊用房拥挤，该院创始人，中国儿科奠基者苏祖斐老教授（时年80多岁左右）与我们挤在一间房中，她看的是小儿过敏性紫癜，用的是中西医结合方法，出于好奇和尊重，有空我就坐在她旁边，我看她用的都是凉血止血药，遂百无禁忌地提出：老师上课讲，这种病症，大多病于脾虚，脾不统血，当用补脾益气摄血法。想不到作为大师级的苏老竟十分谦虚，说她那套是西学中的,中医就用你说的试试看。每周一个下午，三个多月，我们可以说“祖孙俩”系统观察了近40例少女，效果非常好，近半数患儿2周后血小板上升，80％一月后血小板正常。苏老很高兴，因为比她那套效果明显要好。我也很高兴，我高兴的是，与大专家在一起，抄抄弄弄，居然也有效？而且，中医理论好像还是管用的。
彻底改变我看法的是两件事情：78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我毕业实习在奉贤人民医院，急诊值班，一个19岁的小伙子，身高1.80米，满脸通红，骑车来看病，是公社卫生院转来的，查了一血象，考虑是白血病，我嘱其入院治疗。当时住医院是要带被褥，热水瓶的，故嘱其回去取。他家离县城30里地，当晚他回到医院。住院第二天即开始化疗，化疗到第三天，他起不来床了，第四天晚上，他死了！当时我的心象撕裂一样的痛。这个比我小几岁的壮实青年几天前还蹬着自行车90里，用药四天后居然就这样死了！？我的心非常愧疚，我觉得是我杀死了他。那天我不收治他，他不会这样死；也许我救不了他，但他至少不至于只活4、5天。那以后，我一头钻进医院图书馆，查有关资料，那时，医学书十分有限，有的就是《希氏内科学》的老版本，书上清楚地写着这种治疗方法没错，那证明这是权威的、科学的，但人却死了！？在“科学”与“事实”之间，我迷茫了。
毕业留校后不久，我插队地方一位退休了的县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领导来上海找我，希望我这位接受过“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上海医师能帮助他治肺癌。我陪他走了好几家医院，一概拒绝，因为他患晚期肺癌，又伴较严重的冠心病。无奈之下，我和他实说了，想不到他认定上海，希望我帮他看。那时，我帮他找了我校内科权威张伯臾老中医，先帮他调整冠心病再说；至于肺病，我则在张老的方上加几味药。由于找张老很难，故以后就由我直接改方，想不到这一改，78年是60多岁的老人，一直或到了89年，整整活了10多年。80年研究生报名时，他已大大超过了当时西医给他定的寿限：3个月到半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当时最时髦的口号，使我改变了对中医的看法，也促使我下决心改考中医研究生，这也是驱使我临床上一直致力于中医肿瘤治疗的最初动因。
还需指出的是，本人自认为崇尚科学精神，也有一定的哲学与人文根基，因此，从不主张把中西医学对立起来。对本科生上课，总会强调：我们首先是科学工作者，其次是医学科学工作者，再次是以中医药方法为主的医学科学工作者。笔者与同仁们80年代末做过一件至今都引为自豪之事：我们十多人花了2年时间，系统地比较过中西医学，出版了一本影响较广的《差异、困惑与选择——中西医学比较研究》。而在发表张先生的《告别中医中药》论文时，我也写了一篇，题目是：《跳出中西医之争看医学》，潜台词是很明确的，没有必要和理由，情绪化地执着中西医之一端而偏执地指摘另一端。另外，作为一个补充，笔者现任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主任委员。换句话说，在西医学专家占主导的学会中，笔者主持着工作。这不是想炫耀什么，只是想说明两点：一、对中西医学的评价，也许笔者还是很有话语权的；二、事情绝不象张功耀所说的那样，中西医师在一起，讨论的就是中医学何时消亡问题，笔者接触有一定的层次的，包括海外现代医学专家不下数百人，从无人谈及过这类问题。张氏杞人忧天之说，不知从何而来。
一、请尊重事实 尊重事实，是从事任何科学工作的底线与前提，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张功耀等突破了这一底线。
★ 疗效事实与否张功耀反对中医学的论据首先有：“一、中医中药的理论脱离实践；二、中医中药的‘疗效’经不起实践检验；三、中医的立方方法脱离实践。”一句话，中医中药无用。这是事实吗？！对此，他们设了一道防线“个案没有一点说服力”（方舟子语）。笔者临床主攻肿瘤，所治患者近万，健在者大半。从2000年起，所有患者都保存了原始资料和联系方法。我不想泛泛而谈，只想就胰腺癌作一比较。文献中，晚期胰腺癌者中位生存期3～6个月；无法手术的，国外1年生存率就在 2～5％。就笔者所诊治的晚期胰腺癌患者而言，总共有300多人，绝大多数无法手术切除，均以中医中药为主治疗；约100多人仍健在，现已过3年的有40 多人，在上海的就有20多人。这不应该是个案吧！若谁愿意，我可召集这些健在的患者，开个小型研讨会交流交流，眼见总为事实吧？！唯一前提是：来者必须尊重和承认事实，公布所见事实。
其实，并非笔者能干。我周边的许多中医专家，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内，成功案例大都成百上千。只不过过去人们并不强调DME（临床流行学研究），循证医学的兴起，也只是近期的事。君不见，敝校已对临床博士生强调了临床研究DME的重要性，不少博士课题论文正按此标准操作；君不见，国内主要的中医学术刊物上，有对照、或双盲、或循DME的临床论文正越来越多，不看看这些事实，信口胡说，还以捍卫“科学”的名义，只能令人哑然失笑。
★ 中医药的“另类”问题方舟子有一支持性论据，说：“美国国家卫生院和美国医学会”把“中医和其他乱七八糟的民间医术”打入了“另类医学”，因此，中医没有存在价值。事实并非如此！握有主流医学话语权的美国卫生总署（NIH）在92年已成立了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s(CAM)中心，中医及针灸是其中的最主要内容之一。中国去的针灸师田小明博士是该中心的五人委员会之一。其后又扩大为“国家研究中心”，每年经费为一亿美元，国会和白宫也先后成立了相应的工作机构。连偏于保守的英国上议院科技委员也提议英国政府设立基金，鼓励CAM研究，认为CAM 能推动临床医学进步，对于未来医学领域的发展有很大的助益。⑴
很显然，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s英语的规范翻译应该是“补充（辅助）和替代医学”。在CAM中，并无“另类”之贬义，更无“中医和其他乱七八糟的民间医术”这类垃圾之词。人为杜撰只是借洋人打压中医，但与真相违背。
★ 民族繁衍与医术无关？方氏认为：一个民族的繁衍生息并不需要医术来维持。言下之意，中医药并无历史价值，更无现实意义。果真如此吗？已有学者对此作了反驳：“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许多战争和天灾，但却没有发生欧洲黑死病那样高死亡率的大规模疫病，也没有在与异族文明交往过程中出现导致印加文明湮灭的那样严重的传染病，这里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就是中医药的功效！”远的不说，2003年的非典，人们记忆犹新，作为传染源重灾区的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能做到零死亡、零传染、零转院，而北方的其他的一些医院呢？我们不认为中医药能抗“非典”，但在防止“非典”过程中中医药有很好的辅助治疗及最大限度减少后遗症之效，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 “辨证”与“辩证” 更令人不解的是，把中国传统文化90％斥之为糟粕的何祚庥院士指出：“中医冒充科学还有一个很不光彩的方法，就是把‘辨症施治’偷偷改成‘辩证施治’”。笔者无从考证何老此言何据，但作为现代中医界的一个常识，“辩证论治”的“辩”是个错别字。从85年五版统编教材起，这类字的出现就被认为是个低级错误！又何有不光彩的“冒充”之说呢？
二、请历史地看问题恩格斯有句名言：“科学的历史，就是这种（指巫术等）荒谬思想渐渐被排除的历史，是它被新的、荒诞性日益减少着的荒谬思想所代替的历史。”⑵笔者学习时的许多西医内容在今天看来已经过时了。中医学也同样，近几十年来，只要认真翻一翻中医专业杂志，看看中医教材，就可以发现也已有很大的不同（尽管我们对这些进步仍感到非常不满）。在笔者看来， “围剿”中医者，大都连今天的中医现状，中医究竟怎么了？都没有过多的兴趣去了解，凭自己的一丝记忆或道听的一些传闻，便大张旗鼓讨伐开了。这至少缺乏起码的历史主义观点。
★ “药引”的历史演变讨伐中医者，大多以中医的“引药”为论据。的确，过去的中医，特别是民间医很看重“引药”问题。这有几类情况值得重视：一是历史上有明确记载，后也广为尊奉的，即“药引”问题，这大多有一定的经验依据，比如：柴胡之于肝经病症，葛根之于太阳经病症等。这些药引临床还在用，它们的事实机理，尚待探讨。妄加评议，有欠科学。还有一些的似乎较难理解的，如所谓的“长流水”之类，已有学者作了辨析。笔者对此从未用过，无法评说。
另一类便是人们常常引起争议的。如鲁迅所谓的“原配的蟋蟀”，这类多存在于民间医之中。笔者曾作过一个小规模的社会学调查，结果表明这类“药引”大多为民间医家为保护自身的一技之长，以便在激烈竞争中保有优势的一种“伎巧”。说白了，具有商业上的迷惑对手之义（因为中药方抄袭太方便了），并无多大的实际价值。而近五十年的正规中医学著作及教材中，这类“伎巧”早已被抛进了历史垃圾筒，无人再去理会了。这只是人们告别谬误过程中的小插曲而已，能说明什么呢？！如一定要较真，那么 19世纪欧洲临床医学中类似荒谬的情况可信手拈出不少，难道就此应该把西医学也 “告别了”？
★ “五四”与现代有人自认为告别中医中药是继承五四运动先驱的传统，可为中国现代化扫清巫术与迷信的最大障碍。笔者认为：这是全然不顾历史。上世纪初，中国国门刚开，愚昧、无知与迷信，充斥着整个中国，而一批最先接受海外新思想的精英们，痛感中国之落后，又见日本明治维新之成功，故大谈“德先生”、“赛先生”，希冀以科学兴国，并不无偏颇地认为：传统文化，包括中医药学就是愚昧无知的代表，遂有第一次的废除中医药之运动。尽管这场运动不乏偏激，但从历史角度看，精英们的救国胸襟与探索精神仍值得敬仰。
如今，情况大不相同，尽管中医学的发展不尽如人意，但她在国人生活中的意义依然凸现。对于今天的中国，人们不仅仅需要科学精神，同样还需要人文精神。著名的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就曾明确指出：医学越是高科技，就越需要人性的关爱，就越需要传统医学的呵护！⑶为此，我们曾大声疾呼：“呼唤人性的医学”！在《健康报》讨论怎么当一个好医生时，直书：“治疗：怎能忽略了人性”。因此，在这种现实背景下，再大谈“告别中医中药”之类，不仅是唐吉柯德战风车样的“作秀”，更是背历史大势而动之逆流。
五四启蒙者当时高举反传统大旗，首先要砸烂“孔家店”。笔者不禁想起，改革开放不久，85～86年间，国内文化界也有过一场“文化反思热”！“文化寻根热”！笔者当时纳闷的是：同一场学术会议上，为何国内学者一致批孔、批传统，认为传统文化一无所是，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挡路石和最大障碍；而海外学者却竞相肯定，对传统文化褒多于贬，认为传统文化对后工业化社会有一定的裨益作用？沉思多年后终悟：原来，改革开放之初，一切不顺，事事有阻碍，而现实（中外）的落差又非常巨大，“贫穷导致偏激”！此乃偏激之见也，这是历史条件使然。相对而言，海外专家有了比较，有了切身体会，故持论公允得多了。而在今天，在国力大增，不仅 “中国制造”走向了世界，中国文化也开始走向世界。我国已在多个国家创办了“儒家学院”，笔者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巴黎中国文化周”上，代表中国中医界向全世界介绍中医，成为所有中国馆中最受欢迎、人气最旺得场馆。谁在今天，再肆谈砸烂“孔家店”，废除儒学，恐怕只能被认作意识有点错乱了。
★ “汉医”沉浮之启示其实，历史是最好的镜子。他山之石可攻玉。日本汉方医学的沉浮足以提示很多。日本明治维新后，汉医界杰出人士看到了“兰医”（“荷兰医”，荷兰曾占据日本）中的“军阵医学”（即创伤外科）很实用，有强国强军之效，故鼓吹效仿之，并力主破除原本主导的汉医。80～90年后(上个世纪50～60年代)，日本的现代医学界发现单凭现代医，并不足以解决许多临床问题，遂又主动倡导恢复和振兴汉方医，只不过试图改为“东洋医”。甚至组建了“振兴汉方医学议员团”。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就是实用精神。⑷从这一历史之鉴中，难道我们不足以领悟什么吗？
★ 期望寿命的历史解读张功耀的新作：“中医诸‘优势’辨析”中，列了一张平均期望寿命比较表，表中中国从1951年的平均期望寿命42岁；到了1981年的67.8岁；到了 2000年，71.3岁；到了2004年71.8岁。以此为据，张氏认为在期望寿命增长中，“中医贡献甚微”。⑸正是这样吗？对这组历史数据，我们完全有理由作出另外的解读：80年代以前，正是有效的合作医疗制度加中医中药，使得中国的人均寿命迅速提高了的20多年。而当时在全国各地的西医力量还是很弱的，张功耀在该文中也承认是“改革开放以来，西医在我国被接受的程度，（才）首次超过了中医”。⑸其实，客观地说，是初级医疗中的中医的“一根针、一把草、一双手（推拿）”对此起着重要的作用（香港“凤凰卫视”五月底一档“回眸百年中医”节目中，对此有过相关的专家分析）。仍用张功耀的数据：1951 年，中国和欧洲期望寿命差27岁，1981年差6.2岁，2004年差4.2岁。80年代之后，西医占了主导，尽管我们在现代医学硬件与软件方面投入甚巨，有时，人们看一个感冒竟然要支付4000多元，但人均寿命只延长了有限的3、4年。这不足以说明什么吗！？
★ 20年的巨大反差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人用的占世界1％卫生费用，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医疗保健问题，而且人均期望寿命与发达国家相差不大。故当时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中，把（充分利用中医药优势的）合作医疗列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有西医背景的前卫生部部长钱信忠也指出：“世界卫生组织前任总干事马勒博士，曾积极向发展中国家推荐中国农村卫生工作经验”（《中国卫生事业发展与决策》）。而20年后世界卫生组织在发表了《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对全球191个成员国国家卫生系统的业绩做了量化评估，中国在“财务负担公平性”等方面，排在了所有评估的191个国家的第188位，倒数第四。笔者并不认为中医的相对萎缩是造成今天中国医药卫生的高投入、低覆盖、少效益，社会怨言大之祸首。但至少认为，努力发展中医，是解决上述医疗卫生事业尴尬局面的良好对策之一。谁都知道，纯粹依赖张氏等眼中的所谓的“唯一”的、科学的生物医学，代价之昂贵，投入产出剪刀差之大，连美国这样的唯一超级大国都无法承受。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事实。张功耀不顾这些事实，鼓吹要中医药退出中国医疗保健体制，真不知知识分子的良知何在？
三、善作哲学思考 相比较于张功耀等哲学教授，笔者对哲学只是种兴趣和爱好，只是认为科学研究需要哲学思考，并非专业所攻，故提出来请教。
★ 科学“唯一”论方舟子等反对中医药的最主要论据是：科学是唯一的，不存在特异性（包括区域性），中医无法为现代主流医学所容纳，因此没有存在许可证，应当废除。这看似振振有词，但前提却有着重大破绽：（一）、西方传统上，科学是从近代物理学发展而来的。因此，很多情况下，科学、物理科学、物理学是同义词。此科学若仅指狭义的“物理科学”或“物理学”，此话不错。在无生命的物质运动中，规律是存在的，解释是唯一的，没有例外。但除简单的物质运动外，在其他领域，这种断然的排他却有“科学”霸权之嫌了。至少，我们所关注的在生物学领域：西方有着全然不同的声音（对此下文有评述）。（二）、方氏所说的“唯一说，”其实早在 80～90年代医学哲学就热议过，即中西医学理论的“不可通约”问题，学科间语辞系统的可否通约问题曾是科学哲学的命题之一。笔者并未听说哪些科学哲学大师认定两学科间“不可通约”可成为一学科否定另一学科的是非的依据。（三）、主流医学理论与实践“唯一”吗？不见得吧？举例而言，心身医学与精神医学有个公认的疾病类别名：文化相关综合症（cultural-bound syndromes），既是“文化相关”，文化多元，综合症亦各国有异？何来唯一？又如，前不久，有位欧洲医界人士写了本医书，分析同为主流医学，美国与德国、法国、英国医学界对同一病症的不同处置倾向！这又何有“唯一”可言？⑹再如，同为肿瘤，主流医学有“唯一”正确处理方案？！恐怕是外科有外科见解，内科有内科倾向，放射科有放射科所好，微创也有其自主的声音。即便同为肿瘤内科，声音也不完全一样。这不单纯是利益之争，还有经验、学识、视角等的不同。何来“唯一”之说。
其实，剖析唯一说，应该说在中国是很有市场的。80年代以前，中国只有唯一正确、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列主义。这成了中国人，特别是老一代人的思维习惯了。然而，今非昔比，“多元”代替了“唯一”。这不仅仅是哲学问题，同样也是历史发展之势。今天再肆说“唯一”，难免有失孤陋与迂腐了。
★ 中医“伪科学”与“证伪”问题何祚庥先生把中医理论贬作为“伪科学”，甚至认为连“伪科学”都不是。他认为关于伪科学，波普尔曾有一个定义：凡是不可证伪的“理论”，即是“伪科学”。且慢，我们知道“证伪说”是科学哲学家波普尔的立论纲领，就科学哲学而言，上世纪受人敬仰的大师不少，从逻辑经验主义的亨贝尔，历史主义的库恩，到新历史主义的拉卡托斯、夏皮尔，以及“怪杰”费伊尔阿本德等等，都有建树。波普尔的“证伪说”只是诸多颇受重视的学说中较为重要的一种。它并未给出“科学”的世界公认标准。即便如此，波普尔的本意也“只是一个理论或假设，一旦被证伪，它就必须被排除”。换句话说，（能否证伪）重结果，而非前提。若按何祚庥的理解，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心理学有多少理论能证伪？精神医学多少理论能证伪？ “进化论”有多少环节能“证伪”？“星云假设”能“证伪”吗？宇宙“大爆炸”理论能“证伪”吗？地球板块“漂移学说”能“证伪”吗？显然，答案是否定的。何祚庥先生一方面以“证伪”为利器，痛斥阴阳学说；另一方面又高抬同为传统思想的“元气论”，（见下文分析）试问：“元气论”又有多少能“证伪”呢？
其实，对波普尔，笔者还是很推崇的。他曾指出：“较好理论的一个首要条件，就是可检验性程度较高”。“一个科学理论的可检验性或可证伪性的程度越高，它的经验内容就越多，同时，它的概率就越低。而概率越低的理论，内容也就越丰富。”同时这位波普尔，还耐人寻味却又充满智慧地说：“真理不是科学的唯一目的。我们要寻找有趣的真理——重要的真理。而在自然科学里，这就是寻找哪些有较高程度的说明力的真理。但这就意味着它是逻辑上的不可信的，概率很低的。”⑺⑻尊重原作者的话，这些话中我们并不能得出中医理论连“伪科学都不是”的武断结论。相反，可作完全相反的另一层思考。
★阴阳五行与元气论：截然不同的待遇何祚庥先生对阴阳五行及元气论持截然不同的态度。在我们看来：阴阳五行与元气论同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它们都欠完备，有许多缺憾或不足，但都是有价值的传统思想。元气论更多地回答了自然界是由什么组成，怎样组成的之类“自然观”（本体论）问题。阴阳及五行学说则更多地是种说理及分析方法，即方法论。阴阳学说偏重于一分为二，合二为一地思考问题（顺便指出：这些词，都是源于阴阳学说的，“阴阳者，一分为二也”是明朝医家张景岳语）。五行学说更多地涉及五分法，涉及朴素的系统论思想。尽管东汉以后，阴阳五行学说有被拔高及泛化倾向，但那只是末流与枝节问题，⒀就象马克思也曾被泛化一样。
科技史权威李约瑟等（Needham. J）曾追寻过“欧洲的辨证唯物主义来源于何处”，他们从马克思上溯到黑格尔，“循着黑格尔的踪迹，我们（指李约瑟等）可以追溯到莱布尼茨，可是然后却难以在欧洲找到辩证唯物主义的源头了。不过我们知道，莱布尼茨曾对中国的哲学抱有极其浓厚的兴趣。”而他们认为“新儒学（程朱理学）对世界的看法同辩证唯物主义是一致的”，欧洲辨证唯物主义的源头在中国，在中国的阴阳学说和理气之说。他们并以此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何如此容易在中国流传，为什么那么多的中国知识分子会轻易地靠拢马克思主义 “这似乎就是他们自己的基本思想重返故里，不过是穿了件新的外套而已”。 ⑼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主席借助辩证法写下了《矛盾论》，书间充满了传统阴阳学说的烙印。60年代初党内思想界（毛泽东与党校校长杨献珍之间）就“一分为二”，还是“合二为一”，展开了激烈的思想交锋，在我们看来只不过是宋明阴阳学说的现代演绎而已。若沉下去，作些深入的研讨，对阴阳、五行学说的方法论意义是容易理解的（限于篇幅，不作展开，可参见拙作《中医学导论》与《中医学方法论》）。
我们非常欣赏何祚庥先生关于元气论历史与现实意义的评价。他公允地认为：元气论“是一种天才的猜测，闪耀着思想的光辉！如果说古希腊的原子论曾经预示着道尔顿原子学说的出现的话，那么元气学说就是现代量子场论的滥觞。特别是元气学说中的物质和运动既不能创造又不能消灭的观点，气和形的相互转化观念，和阴阳二气的絪藴、隐现、屈伸、消长、激荡、阖辟等等辩证观念就又比古希腊原子论在观点上高出许多了。”⑽在另一篇论著中，他提到曾拜访过李约瑟教授，向他请教了中西学术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即莱布尼茨与笛卡尔在创立“以太”说和近代物理学“场”论时，是否受到过中国哲学思想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是：这种影响是存在的。并认为中国的元气学说，如同古希腊的原子论一样，曾经对近代科学作出贡献，至少是通过莱布尼茨真的对物理学发生重要的影响。且强调说：“元气论已在近代的自然科学中产生重要的影响，并将在未来的自然科学里继续发生影响”（作者在原文中特别强调了“真的”以及“已在”两字）。他还指出：“中国哲学，尤其是元气论，在世界哲学史里，无疑比古希腊哲学占有更重要的地位”。⑾
我们知道，讲中国哲学史，阴阳、五行、元气、道、理都是核心内容，阴阳五行与元气可以说是传统中国哲学史思想之“硬币”的两面，相辅相成。何祚庥先生自已也在上文中提到了“阴阳二气”。而“阴阳二气的絪藴、隐现、屈伸、消长、激荡、阖辟等”则完全就是阴阳学说的内容。我们在80年代的中医本科大学教材中讨论中医理论体系的结构特点时，明确指出：“元气论是中医理论体系的基石”，“阴阳五行学说是构筑中医理论体系的方法”，“藏象经络学说是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但不知何故，何祚庥先生一方面力捧“元气论”，另一方面却硬贬“阴阳五行学说”“我反对的就是中医阴阳五行这套理论，我把它称为伪科学”。同为传统文化的两面，何以有此泾渭呢？
恕笔者直言，我们在80年代即对当时社会对“阴阳学说”评判的两极化倾向做过分析，认为这源于对“阴阳学说”等的性质认识之模糊。“阴阳学说”实质上就是“两分法”，就是一分为二，就是一种方法论。《灵枢》中已经说得很清楚：“明于阴阳，如惑之解，如醉之醒”。《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也有：“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之告诫。明代大医张景岳也精辟地指出：“…设能明彻阴阳，则医理虽言，思过半矣”。
方法是种认知工具，本身是中性的。人们既可借它以分析自然之理，如医学，如何祚庥先生所提及的“阴阳二气”；也可用于分析阴宅阳宅，风水阴阳。就象气在传统文化中也常被用作解释“灵魂”存在一样（魂者，阳气也）。那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传统呢？很显然，取其精华，去其糟糠，无疑是科学的态度，何祚庥先生对于元气论的阐述就是例证。只不过他对于阴阳学说的态度又当另论。
四、医学与科学关系分析 这场中西医学论争，更深层的原因恐在于对医学性质及医学与科学（物理科学）关系认识的局限。对此作一剖析，也许有助于许多无谓争议的平息。
首先，笔者认为：科学与“科学的”是两回事。前者为专有名词，经典的主要指物理学及从物理学演绎、发展而成的一系列相关的知识体系。“科学的”只是“形容词”，相对于“迷信”、无稽而言，讲的是有道理、有根据、理性的，可以被接受的。
★ 想当然的逻辑许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医学就是门科学，就是物理、化学知识在医学的运用，就是用还原方法去解析生命及疾病的本质。物理科学的定律是唯一的，医学也不例外。西方医学已成功地发展成世界唯一的主流医学，她的概念体系严谨性，还原方法的可证伪性均是不可置疑的。因此，中医学没有存在的价值，中医学要么被主流医学吞并、同化，要么消亡，舍此并无歧途。我相信，这就是张功耀与方舟子等先生的逻辑推演思路。其实，这也是早年笔者坚信不疑，且多次放弃中医的思想根源。然而，随着学识之长进，笔者却逐渐放弃了这一坚信的信念。
★临床医学：诊疗尚够不上科学须指出：医学不完全是科学，或者说她的主体并非通常意义上的科学。此话并非本人所言，而是杰出的科学哲学家、历史主义学派代表库恩所言。库恩在其名声如日中天的60年代中期对美国医学会的讲演所言。这是科学哲学界的著名论断。科恩的依据为：医学的主体为临床诊疗，生物学等作为基础学科，只是医学所傍依的，借用的，并非医学所独有。临床诊疗是门经验，完全够不上“科学”的标准。尽管医学家们听了以后，非常不悦，但谁也没法否定。不是吗？临床医疗主要依赖经验，不仅中医人们要找老大夫；西医内科人们同样要找50岁以上的主任医师，为什么？经验丰富呗！真正的“科学”，最富创造性的年龄段是30岁上下，50岁是告别前沿的年龄了。作为佐证，当今大兴特兴的“循证医学”，明显地具有反科学实证主义的倾向。循证医学现已成为临床诊疗研究的新原则。它强调“回归临床”；主张以患者为中心，而不是以生物学的疾病为中心；以可信的临床证据为依据，而不是盲从实验室的指标或实验结果；力求对临床多种信息作出采集，分析、评估；强调整体综合考虑；强调医患良性交往互动…，一句话，对过去的科学实证主义采取了某种形式的反叛，更注重临床证据与经验。
★ 基础医学：“生物科学需与物理科学保持持续的隔离” 即便是作为临床医学重要傍依的生物科学，人们近来也发出了明确的不同声音。
对于生物学与物理科学的关系的认识，目前有两大对立派别： “分支论”与“自主论”。分支论认为：生命现象本质上就是物理化学现象，生物学自然是物理科学的一个分支，整个生物学最终将还原为物理科学。自主论却与之相对，认为生物学的规律不是一般的物质运动规律。因此，生物学理所当然地是一门自主的科学，它所研究的对象，它的概念结构与方法论体系与物理科学有着根本的不同。
20世纪生物学科领域，除分子生物学外，群体遗传学、综合进化论、生态学、行为学、分类学等学科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这些学科各自有着自身的词汇、方法论和概念结构，她们与物理科学联系不多。从事这些学科的学者和生命科学哲学家就常对“分支论”持相反的立场。他们认为，尽管物理方法在生物科学研究中曾取得过重大成就，但它们并不完全适用于生物学的主要研究。“生物学真正重要的目标以及获得这些目标的适当方法，与其他科学的目标和方法是如此不同，以致于生物学的理论和实践必须与物理学的理论和实践保持持续的隔离”（罗森伯格⑿）。他们强调，生命不同于一般的物理运动，有其鲜明的特殊性和特殊规律，因此，生物学追寻的是生命过程中用物理学无法回答的问题，需要而且必须运用物理学所提供不了的方法与手段。至于目前的物理科学的种种研究手段与方法，生物学（生命科学）可以最大限度地借用，但它必须形成自己的方法。在他们看来：生命科学当然应该成为一门自主的科学。
自主论者认为，物理科学的解释框架是因果论的或机械论的，而生物学的解释框架则是功能论的或目的论的，后者无法还原为前者。就自主论看来，生物学探讨的很多现象是功能学意义上的，它有着某种明确的目的性，进化论揭示的生物长期的演化过程是这样的；解剖学发现的生物体中解剖构造是这样；生物研究中明确了的各种生理调节环节和过程也是这样的，而这些，在一般物理世界是不存在的，故从物理科学中抽取的图景无法揭示生物学的真正的本质特点。
物理科学已经达到这样一种水平，不同定义的理论可以逻辑地、数学地整合在一起，形成公理化体系，并建立公理化方法。而生命科学领域远未达到这一水平，或者说根本无法达到这一水平。它的许多理论只能作出定性的描述，根本无法建立起严密的公理化体系。
科学哲学把规律和定律看作是科学理论的象征，认为物理科学中的每个学科都应有自身的规律与定律。然而，生命科学领域，这一点并不十分明显。据此，有人认为，生命科学中并不存在规律，规律只是传统科学哲学的偏见；或者生命科学中的规律只能求助于P值（概率）表达。⒀
美国著名生物学家、生命科学哲学家迈尔（Mayr.E）倡导的新生命科学哲学可以说是自主论的代表，他有许多观点：如物理科学不是科学的标准范式。他强调，应改变科学统一的传统信念，适当强调科学的多元性。他批评说： “彷佛世界上并没有活生生的有机世界。因此，必须建立一种新的哲学，这种哲学主要的任务就是摆脱物理主义的影响”。
我们知道：“还原”为物理学的核心，主流生物医学也只注重“还原”。但迈尔却认为：还原是徒劳的、没有意义的。因为，生物阶层系统的不同层次都有新的突生属性出现。他说： “尽管阶层系统的较高层次与较低层次都有原子、分子组成，但高层次的过程常常不依赖于低层次的过程。”“在生物阶层的不同水平上有不同的问题，所以，在不同的水平上就要提出不同的理论。这样，在从大分子系列一直到细胞器、细胞、组织、器官及其他，每一层次都导致独立的生物学分支产生：分子水平是分子生物学，细胞水平是细胞学，组织水平是组织学等。所以，要充分解释生命现象，就必须研究每一层次”。
他又强调：历史叙述比定律更重要。认为： “人们平常所说的生物学定律，都不是普遍的，因为它们大多都有例外”。 “生物学中只有一条定律，那就是所有的概括都有例外”。 “历史叙述是有解释价值，是因为在历史序列中，早先的事件通常对于后来的事件起到一定的作用”。他主张：生物学领域重要的不是本质而是个体。许多生命现象，特别是种群现象是以高度的变化为特征的，进化的速度或物种形成的速度彼此的差别常可巨大到3-5个数量级。物理世界罕见这种情况，物理世界的实体具有本质不变的特性；生物领域的实体却以可变性、个体性为最重要特征。迈尔还认为：在生命科学研究中，传统的观察、比较等与实验方法一样同属于科学方法，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和富有启迪性。
很显然，要批驳迈尔、罗森伯格等的论点并非易事，自主论自有其事实依据。
★ 医学：一个庞杂的知识与技艺体系从更广的意义上说，医学（无论中西医学），绝对不只是一门狭窄的科学技术体系，它的涉及面甚广。早在十九世纪中叶，细胞病理学奠基者魏尔啸就曾有过一著名论断：医学也是门社会科学。而很有影响的医学史专家西格里斯在其《医学史》专著（1959年）曾这样说：“当我说，与其说医学是一门自然科学，不如说它是一门社会科学的时候，曾不止一次地令听众们感到震惊”。追溯到更早，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又睿智地指出：医学（疗）的艺术乃是一切艺术之中最为卓越的艺术！⒁王一方先生则以“医学：科学的，更是人文的”为第一讲题，展开了他的医学人文学十五讲。笔者在教育部全国十五规划教材《中医学导论》中则明确地指出：医学是多学科交互的产物，她不仅仅是门科学，是种技术，也具有社会科学属性，与哲学关系尤其密切，且有技艺、艺术与仁术的成份，它的目的是祛除病痛，添增快乐，医学还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又是一种生活方式，因为“饮食起居皆关乎康疾寿夭”。医疗还是种社会建制。⒂有一本书，书名可译为《医学与文化：美国、英国、联邦德国和法国的不同医疗方法》（Medicine ＆ Culture：Varieties of Trea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England,West Germany and France. Lynn Payer,）。作者比较了这四个国家的医学现象，发现差异极大。例如，在这四个国家中，医生开处方的药量会有10至20倍的差别；美国的人均外科手术率是英国的2倍，乳房切除术的比例是英国的3倍，冠状动脉手术率是英国的6倍；美国的高血压到了英国则是正常的，而在德国就算病状；……谁都知道，这四个国家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应该是世界上第一流的了。作者认为：医疗中的这种巨大差异，就是由于文化造成的。⑹总之，所有这些，都明白无误地指明了医学的综合性质，医学的复杂性。若仅执物理科学之一端，以“科学”为尺度作为评判标准，前提就是站不住脚的。结论更是无意义的。
基于上述三点，笔者以为：以科学的名义围剿中医学，命题本身就是错的。
平心而论，这场中西医论战的积极意义还是不容否定的。它至少让人们再一次意识到中医学的现实意义及其价值，也提高了公众对中医学的关注程度，相信它将会是中医学现代发展的一个契机，或曰转折点。尽管这也许不是引起这场争鸣的张先生等的初衷，我们还是要感谢他们所作所为的积极意义。这就是辩证法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