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政策研究：缘何重要，何以可为？-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农村政策研究：缘何重要，何以可为？作者：赵晓峰来源：三农中国 来源日期：2008-11-11本站发布时间：2008-11-11 10:13:12阅读量：297次    一、农村政策研究：缘何重要         作为一个后发外向型现代化国家，中国要想迅速地实现民族国家的崛起，完成国家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就不得不在乡村社会展开国家政权建设的政策实践，以规划性社会变迁的方式通过强化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能力来提取有限但却必要的小农经济剩余以达到积累原始发展资本的目标。由此而来，各种政策、法律和制度自外而内、自上而下源源不断地输入到乡村社会，以求按照政策设计者的战略意图改造、改善农村政治社会的基础环境秩序。在执政者的视野中，往往制度文本是最重要的，至于乡村社会究竟是什么样态则是可以被忽略不计的。然而，不弄明白制度文本所要嵌入的中国农村之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基础，用目标理性来试图屏蔽过程理性，外来的政策输入也就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杜赞奇[1]在华北平原的研究就发现，在上个世纪前半叶展开的国家政权建设的过程中，因为不注重乡村基层组织所得以发挥作用的权力的文化网络，过于专注于提取能力的培养，反而适得其反地在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的渗透过程中出现了基层政权的内卷化，国家辛辛苦苦地从农村提取的资源，被因提取资源本身而不断膨胀的乡村基层组织所消耗，导致国家从小农经济剩余提取行为中获益不多，而农民负担却飞速增长并逐步超出农民所能承受的限度。最终在因国家现代化事业发展所带来的合法性的增加，与农民不堪忍受国家压榨的不满的增加的竞赛中，后者终于占据压倒性优势，从而导致革命的发生。很显然，革命不可能是国民政府所期许的结果，但却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结果。国民政府的失败客观上说明执政者的执政理想必须与中国的真实国情相结合，执政政策必须与中国小农经济的社会基础相结合。否则，只会适得其反。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集体能够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融入到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中去，把无产阶级革命转换成契合中国国情的农民革命，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在规划性社会变迁中，乡村社会是一个“受体”，在强制性输入的政策、法律和制度面前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因此，一旦政策的设计出现偏差，脱离了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弊端就会随之呈现。人民公社时期是这样，改革开放以后也是这样。中国新时期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无论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村民自治制度，都是在地方性经验的基础之上被时任执政者提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而得以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地推广实施的。由此开启的农村改革实践走上了朴素经验主义的道路，农村政策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对农村经验的总结与推广。如此一来，“农村政策研究往往就局限于经验事实，而缺乏宏观视野和理论纵深……表现在农村政策实践中，就是忽视了微观经验事实与宏观农村政策的本质差别，农村政策缺乏理论指导，没有形成农村政策研究的理论基础，从而导致农村政策的一再失误。”（贺雪峰：《什么农村，什么问题》，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P36。以下只标出页码）缺乏理论指导的农村政策难以兼顾非均衡的中国农村之真实国情，也就难以成为中国农村持久发展的助推器。明显的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各种达标升级导向的农村政策最终给乡村社会了带来了严重的治理性危机，以致李昌平认为“九十年代的三农政策基本错误”[2]。一再失误的农村政策恶化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消解了国家在乡村社会的合法性基础，使执政党在新世纪之初不得不致力于扭转局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税费改革为先导的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相继得以实施。         中国从本质来讲农民国家的性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目前，中国农村人口有8亿多，到21世纪中叶，以人口峰值16亿计算，农村人口还有八亿[3]。对于中国而言，“农村研究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农村问题对于中国现代化的极端重要性，而且在于中国农村问题的极端特殊性”。“在全球化日以成形，中国被世界边缘化的危险性和中国农村被城市边缘化的必然性的双重作用下面，9亿农民中的5亿劳动力如何就业，人均不足2亩的土地如何可以为农村提供过得稍微体面一点的生活，城市如何容下亿万农民的迁入，等等，都是没有国际先例的”[4]如此一来，国家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行“城市反哺乡村，工业反哺农业”的伟大战略，就必然会自外而内、自上而下地继续向农村输入各种政策、法律和制度。而在国内改革遭遇困局，社会中各种潜藏矛盾开始逐步显现的当下，对于执政者来说，制定和实行正确的符合农村社会性质要求的农村政策对调整国家与农民关系，增强自身的合法性，维持乡村社会的稳定，进而为国家现代化打造一个稳定的后方是非常重要而现实的任务。正因为如此，加强农村政策研究才显得更加的重要和急迫。         二、农村政策研究：如何展开         在实践中展开农村政策研究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当前国内存在着两种类型的农村研究：一是如上所述的以政策研究为目的的中国农村研究；二是以理论研究为目的的中国农村农村研究。本来两种研究类型同源一处，是可以互补增益的。然而，事实上二者却互不搭界，双方互不关心，政策研究者的视野中只有地方性经验，理论研究者的视野中只有为理论对话服务而被剪切成碎片的经验材料。农村政策研究可以“不关心以对话为目的的研究，并不等于农村政策研究不需要以理论来作为政策研究的论证基础（P37）”。缺乏深厚理论知识储备的政策研究，一方面很容易犯朴素经验主义的错误，误将地方性经验看做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真理；一方面也容易犯本本主义的错误，在缺乏对西方理论教条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将之奉为一般规律用于指导中国农村政策实践。如此一来，岂有不犯错误的道理。因此，农村政策研究首先必须以深厚的理论知识储备为基础，兼收并蓄吸取各家之长以达到为之服务的目的。         中国是一个有着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人口大国，区域之间的差异非常大，如何用来自单个村庄的个案来正确认识非均衡的中国农村社会无疑是摆在农村政策研究者面前的一个现实困难。事实上，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利奇教授已经针对费孝通所著《江村经济》的代表性问题提出了类似的质疑。在回答质疑时，费孝通提出了类型与模式的概念：“以江村来说，它果然不能代表中国所有的农村，但是确有许多中国的农村由于所处条件的相同，在社会结构上和所具有的变化方式上和江村基本上是相同的，所以江村固然不是中国全部农村的‘典型’，但不失为许多农村所共同的‘类型’或‘模式’”[5]后来，费孝通又与张之毅合作先后在云南调查了三个村庄并撰写了《云南三村》，以期以多种村庄类型来增强对中国农村的理解深度。80年代以来，恢复与重建中的中国社会学继承了费孝通等老一辈社会学家所开创的社区研究的传统，然而却一直没有能够解决正确认识非均衡中国的方法论问题。他们或是“对一个村庄或社区通过进行观察，获得对社区的详细材料，并对这一社区进行精致的雕琢，从中获得了一个完整的社区报告，”这种乡村研究的发展本身“为地方性的资料细节所困扰，而忽视了一种整体的概览和思考” [6]；或是将一个村落或地区的“地方性知识”再度放大到一个更大的区域甚至整个农村社会之中。相比之下，贺雪峰提出以深度的个案调查为基础撰写村治模式，并转而进行区域比较的研究方法对认识当下非均衡的中国农村来说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贡献。农村政策研究不仅要关注分散的个案资料，而且要从大量的个案研究中抽取合适的变量来建立以区域为单位的全国性农村类型划分方法，为最终在全国农村建立起农村政策预警系统服务。         有了理论知识储备和区域比较的研究方法并不意味着农村政策研究就能够得以顺利进行。政策、法律和制度是外来嵌入到乡村社会结构中去的，不能脱离村庄基础而独自发挥作用。因此，农村政策研究的关键不是要研究制度设计的文本以及文本背后的政策设计意图，而是要研究政策得以扎根发芽的村庄内部的社会基础，尤其是要在研究中理解自外而内、自上而下的政策、法律和制度在不同地区实践的过程、机制和后果等方面所出现的差异，以类似于事件/过程分析的研究方法将政策、法律和制度在乡村社会得以发挥效力的动态过程充分地予以尽可能真实的展现，从而在区域对照中更好地理解不同地域特定的社会文化结构，并为理解脱离抽象思维的真实的非均衡的中国农村服务。当然，这并不是说前者不重要，只是因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时间段，国家在乡村社会实行的政策、法律和制度多有不同，政策设计意图也是在不断的变化。如果将目光单纯局限在制度文本或者政策设计者的主观意识层面，那么农村政策研究就会永远忙得不可开交却难以有实质性的认识论上的突破，即使在实践中一再出现政策实践的悖论，也只能采取“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式的就事论事的办法接二连三推出新的政策，直到导致危机的总爆发为止。而如果能够通过对政策实践具体形态的深入研究真正地理解政策实施的社会基础，从根本上理解外来政策、法律和制度得以发挥作用的实践平台自身的运作逻辑，就能够从政策设计的源头上避免失误的政策出台，也就能减少不必要的失误的农村政策给农民带来可能的负面影响。         三、农村政策研究：何以可为         贺雪峰教授在新著《什么农村，什么问题》中一再强调要树立中国农村研究的主位意识，重建中国社会科学的主体性，以实现社会科学本土化的目标。可以说，作者的品行和抱负在字里行间表现的淋漓尽致。西方的社会科学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兴起而出现的，中国的社会科学从产生之日起必须承担的历史任务也是要回应富国强兵、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问题。尤其是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学者都以认识中国和改造中国为人生关注的焦点，无论是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学派，以费孝通为代表的社会科学本土化派，还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派，基本上都是如此。正是在研究的旨趣上达成了共识，贺雪峰才认为中国社会学最应该继续的三大遗产应该是毛泽东、梁漱溟和费孝通[7]。         农村政策研究是中国农村研究的一部分，需要从理论导向的农村研究中吸取营养以充实自己，但必须取其精华、废其糟粕。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开始恢复和重建社会学起，国内学者就开始致力于引入西方社会科学最新的理论成果。同时，由于国内的中国农村研究出现了一个断档期，海外中国研究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远要高于国内的研究水平。刚刚开始复兴的中国农村研究不得不从海外汉学的研究中吸取知识的乳汁以发展和壮大自己。然而，时隔二十多年后，中国农村研究还没有从学习西方的视野中走出来，更别提建立中国社会科学的主体性了。当下的中国农村研究依然忙于与西方社会科学对话，忙于用中国农村的经验材料来验证西方理论。然而，“这种以中国经验资源挑战各种社会科学理论的研究范式，表面上看是外在于既有之理论，分析了中国经验的独特性，但此中国现象之所以能进入研究者视野，实是因为它和因它而被批评的理论之间的结构关系。至于它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具有什么样的特殊位置，反不得而知”[8]。用被撕成碎片的农村经验材料去验证西方理论的研究，对认识和把握中国农村究竟是什么没有什么裨益，对发展中国本土的社会科学也难以发挥大的作用。“无论如何，事实总是地方性的，生活总是地方性的，因此知识的地方性无比顽强，就像不能替别人过生活一样，我们也不可能替别人决定知识的表述。而目前显然不存在这样一种知识，它的表述和解释能力如此强大广博以至于能够表述各种地方性知识。”[9]因此，用西方的地方性知识来割裂认识中国不可避免就会发生认识论上的偏差。而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西方大量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已经被介绍到中国，在极大地改变了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低水平陷阱以及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学术贡献的同时，也在客观上主导了国内学界的学术评价体系和研究导向，从而使中国研究从属于西方理论研究方式，严重地丧失了中国本位的学术关怀和中国社会科学的主位意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胡荣[10]还认为必须像“遵守交通规则”一样遵守西方社会科学几百年形成的学术规范，在熟悉西方理论文献的基础之上寻找空白并加以填补以与之对话。王宁则认为：“就目前的阶段而言，还是应该把重点放在国际通行的基本学术规范与通则和社会研究方法论的补课，以及理论创新能力的训练上面”[11]。如此以来，中国的农村研究岂不是将更长久地处于被西方理论边缘化的位置，自然也就不能为中国农村的发展服务。         因此，农村政策研究要想有所作为，必须重建中国社会科学的主体性，树立中国本位的学术关怀，在实践中展开对农村政策、法律和制度在中国不同地区实践过程、机制与后果差异的深入研究。经过建国以后六十年的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不可同日而语，中华文明也必然会再次焕发生机，中国农村政策研究也必须要适时地树立起大国研究的情怀，在新的历史条件和历史机遇下确立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研究取向，在关注自己问题的基础之上吸取各家之长，不是不学不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而是要活学活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以为立足于认识中国、改造中国的中国农村研究服务。这既是因为西方社会科学难以屏蔽其地方性知识的认识论局限，也是因为“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而必须走西方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研究路径。这也就是说，在当下的中国农村研究论域中，政策导向的农村研究和理论导向的农村研究都必须在潜意识里树立起中国社会科学的主体性，并相互借鉴和互补增益，共同为认识中国农村、改造中国农村服务。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笔者非常赞同贺雪峰教授在《什么农村，什么问题》中的判断：“理解中国农村，并为改造中国农村提供学术意见，将成为中国社会科学最为重要的一份事业。”（P3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