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两架马车的是非功过

2009-07-24 | 国际金融两架马车的是非功过

    一、缘起与架构

1944年，二战的烽火尚未平息，但反法西斯胜利的曙光已经闪现。与此同时，另一场没有硝烟的大国争斗也悄悄展开。历经本世纪初两次大战与数次经济危机的冲击，英镑与黄金的辉煌时代已然落幕。混乱的货币格局直接影响到各国经济贸易的协调发展，成为二战后各国面临的重要问题。而作为事实上大发战争财的美国人来说，也迫切想要把英国人的金融神话打破，努力获取新的货币主导权。

因此，1944年7月，44国的财长和学者选择了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中的华盛顿山度假宾馆旅馆，召开了一次影响全球进程的重要会议，即著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会议”。这次会议是新旧金融霸权的摊牌，最终确立了美国的超级地位，而维持其地位的一系列机制保障，就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这两大机构。

追根溯源，最早提出IMF类似构想的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并试图维护英国利益，但最终却成了美国人的“金融护法”，并且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与世界银行一起成为欧美全球金融利益的代言人。

迄今为止，IMF已经有185个成员国，作为推行国际间货币合作的永久性机构，它属于联合国的社会经济委员会。IMF的最高权力机构为理事会，每个会员国均可派任理事一名，通常由各该国的财政部长或中央银行总裁参加担任。理事会每年在9月至10月间召开一次。至于经常处理基金会业务者，则为执行董事会，其名额现为24名，每两年选举一次。总裁由执行董事会推选，负责基金组织的业务工作，任期5年，可连任，另外还有三名副总裁。

世界银行通常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和国际开发协会（IDA），它们联合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低息贷款、无息信贷和赠款。目前世界银行有185个成员国，其有组织都由一个由24个成员组成的董事会领导，每个董事代表一个国家或一组国家，董事由该国或国家群任命。技术上来说世界银行是联合国的一部分，但它的管理结构与联合国相差很大：每个世界银行集团机构的拥有权在于其成员国政府，这些成员国的表决权按其所占股份的比例不同。每个成员国的表决权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所有成员国相同的，第二个部分按每个成员国缴纳的会费而不同，因此虽然世界银行的大多数成员国是发展中国家，它主要受发达国家控制。

二、人事变迁

为了平衡欧洲和美国的利益，有一个非明文的默契，就是IMF的总裁由欧洲人来担任，而世行行长由其最大的股东国美国提名，并由美国人担任，澳大利亚人沃尔芬森当年就为当世行行长而加入了美国国籍。考虑到美国拥有IMF最大的投票权，实际上其在给了欧美一些面子和利益之后，它已经成了两大国际金融组织“事实上”的幕后主人。当然，随着欧元区国家的再度崛起，现在的“欧洲兄弟”对美国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听话了。

虽然为了平息非欧美国家的缘起，IMF理事会每次选举总裁前，都假惺惺地表示欢迎所有IMF成员国推举人选，而不仅局限于欧洲国家，但总裁一职从来就没有跳出欧洲人的手掌心。至于世界银行行长一职，一直就是美国总统提名自己的亲信，压根都没有“作秀”一下的想法。

近年来，随着两大机构地位的下降，IMF总裁和世行行长也从世界上最炙手可热的职位，变成了“烫手山芋”。

2007年4月12日，世界银行行长保罗·沃尔福威茨发表声明，承认自己在女友沙哈·丽扎的升职和加薪问题上“犯了错误”并“对此抱歉”，在内外压力下，这位伊拉克战争的“设计师”、美国新保守派的核心人物与道德“楷模”，最终只能下课。无独有偶，2007年12月，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才3个月的斯特劳斯·卡恩陷入了情色丑闻，由于与女下属有不正当关系被别人揭露，这位雄心勃勃的法国前财政部长不得不提前辞职，使得备受诟病的IMF更加脸上无光。

与1997年以来IMF与世行在国际金融领域的拙劣表现相对应，在次贷危机蔓延之际，两位总裁沦为“难兄难弟”的现实，也使人颇感到几分到这两大国际金融组织“枭雄”的日薄西山。

三、金融运作

总体上看，世界银行主要提供长期贷款，其工作类似投资银行，向公司、个人或政府发行债券，将所得款项借予受助国。IMF的成立目的则是要稳定各国的货币，以及监察外汇市场。由于IMF不是银行，它不会放款，但其有储备金供国家借用，以在短时间内稳定货币，做法类似在往来户口中透支，所借款项必须在5年内清还。

具体来看，世界银行可向政府或公共企业贷款，不过一国政府必须保证贷款的偿还。贷款的基金主要来自发行世界银行债券。这些债券的信用被列为AAA（最高）因为成员国的分享资本支持它们，而且借款人有主权的保证。由于世界银行的信用非常高，它可以以非常低的利率贷款。除此之外，世界银行的国际开发协会向最穷的国家（一般人均年收入少于500美元）提供“软”的贷款，贷款期为约30年，不收利息，国际开发协会的基金直接来自成员国的贡献。

IMF如果需要增加资金来源，只有三种途径，一是增加成员国缴纳的份额；二是发行特别提款权；三是向其他国家借款。IMF的资金运用，主要是短期外汇资金的融通，即会员国家在国际收支困难时，可以向基金申请贷给外汇资金，但其用途限于短期性经常收支的不均衡。早期各会员国可利用基金的资金，其最高限额为该国摊额的2倍，而在此限额内1年仅能利用摊额的25％。后来，IMF已慢慢放宽会员国对于资金利用的限制，以配合实际的需要。

四、贡献与不足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IMF从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在促进国际货币合作、扩大世界贸易、建立多边支付体系以及稳定国际金融秩序等诸多方面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1976年后的牙买加体系下，IMF不再承担维护固定汇率制的义务，这一阶段IMF的主要任务突出表现为经济监督与条件性贷款。当成员国发生金融危机时，IMF承担起“救火队”的任务；在国际债权人与债务人谈判时，IMF充当“调解人”的角色。通过维持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IMF确实曾为国际贸易、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世行成立初期的宗旨是致力于战后欧洲复兴，法国是第一个从世界银行得到贷款的国家。1948年以后则转向世界性的经济援助，通过向生产性项目提供贷款和对改革计划提供指导，帮助欠发达成员国实现经济发展。

应该说，IMF和世界银行在上世纪中后期对全球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于维护国际经济金融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进入20世纪后期，区域性金融危机不断发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效率也受到广泛质疑。随着短期资本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冲击日益明显，原有金融秩序逐渐被颠覆。始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IMF和世行并没有起到及时挽救相关国家的职能，由于它们的反应机制的落后与应对政策的失措，遭受了各界广泛的批评。

首先，以IMF和世行为代表的布雷顿森林机构，之所以受到众多诟病，根本原因在于决策机制的偏颇。基金的份额和投票权的分配是IMF与世行决策的基础，而作为其投票权分配基础的基金份额已经不能准确反映当前的国际经济格局。份额的依据是成员国在世界经济总量和国际贸易中所占的分量，由国民收入、黄金与美元储备规模、进出口等变量及其一定的权重组成。据此计算出份额，使发达国家获得了主要的投票权，而中国、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则未能获得与其经济增长相应的决策权力。目前，虽然2006年IMF已经增加了中国等四国的投票权，但世行的改革一直没有进展，这已落后于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

还有，IMF和世行对发展中国家的严厉政策也不得人心。自成立以来，IMF在维持汇率稳定、世行在支持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与反贫困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但同时其提出的苛刻条件也对受援国带来很多负面影响。如世行对非洲高负债国家减免债务、提供援助提出了众多附加条件，并且为了执行“华盛顿共识”所奉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迫使受援国脱离国情进行开放和自由化改革，间接符合了美国等西方集团的利益，这也使得两大机构被蒙上了并不光彩的西方功利主义。

另外，世行的市场存在基础逐渐萎缩，战略发展方向亟待改革。世行发放的贷款金额在近年来逐年下降，目前主要贷款国集中为巴西、土耳其、俄罗斯和中国，尽管一些贷款项目的金额巨大，但总体贷款市场已经大大缩水。现在，一方面为了弥补IMF和世行的缺陷，许多国家展开了区域性金融合作，如亚洲地区在“清迈框架”下可以进行多边货币互换来满足流动性需要。另一方面，进入21世纪，许多新兴市场国家都积累了巨大的外汇储备，而私人资本也在国际金融合作中起到更大的作用。这些现象，都使得世行的吸引力不断下降，存在的基础也受到动摇。

五、发展前景

首先，IMF自身的“边缘化”危机，将促使其未来将出现多元化改革。自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IMF的声誉就开始每况愈下，与新兴市场国家的蜜月期也不复存在。在涉及当前全球收支失衡的美国双赤字与人民币汇率改革中，IMF都无所作为。正如尼采曾喊出了“上帝已死”，IMF越来越接近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命运。从本质上看，IMF的衰落是与其内在所有权和控制权结构相关的，忽略新兴国家发言权与过度亲美，使其逐渐丧失了公信力。就此来看，IMF有改革投票权等机制的内在原因，而某种意义上，IMF重获生命力的源泉在于权力“多元化”，这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所希望的。

另外，可以预见世行未来的改革主要在三方面：一是增加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话语权；二是改善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具体模式；三是利用世行的研究能力和其他资源，寻求除借贷业务之外新的存在价值，如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改革。今年2月11日，世界银行理事会决定，在执行董事会中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增加一个席位，同时把发展中国家在世行的投票权份额提高至44%，这使得人们也看到了这个美国人控制的“顽固堡垒”的改革曙光。

当然，虽然IMF和世行改革已是大势所趋，但改革的过程必然充满摩擦。因为，提高新兴市场国家的投票权比例，就表示要减少其他国家的投票权比例，这必然要经历艰苦的讨价还价。而且，即使是份额和投票权增加，也不代表成员国在机构中的影响力就自然得到了提升。因此，两大机构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还需要广大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的共同努力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