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宣传官员的2009：云南媒体新政蹒跚起步

12月18日，昆明“小学生卖淫案”一审判决认定，两被告人构成容留卖淫，但情节轻微免予刑事处罚。

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在个人微博上说：“半年以来，云南承受了前所未有的攻击、谩骂和压力，但云南坚持走信息公开透明之路，压力再大也坚持给公民提供话语表达和情绪宣泄平台，不压制批评，不关闭讨论，回头看，这样做是对的。”

2009年以来，白恩培主政的云南，一场悄然影响中国的“媒体新政”试验不疾不徐地展开。在经历了“躲猫猫”、“小学生卖淫案”、“陆良事件”等多起全国热点事件后，这场试验也在实践中轮廓渐晰。

伍皓认为，在每一起事件发生后，云南省委、省政府都在向公众传递一个信息：云南是阳光、透明的，是重视群众的呼声和诉求的，而且也在积极解决群众的诉求。

他对记者解释说，在大家印象中，云南是比较偏远落后的地方，为什么这些开创性的举措反而产生在云南？“对西部地区来说，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的任务更加繁重，还不是一句口号。长期以来，云南处于改革开放的末梢，但没有丧失敢为天下先的信心。”

1 第三方调查：填补空白的实验

“躲猫猫”，一个大家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游戏名称，因云南青年李荞明离奇死于看守所而迅速蹿红网络。当事件处于胶着时，新官上任的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独辟蹊径，发起成立“网民调查团”，调查事件真相。

伍皓曾表示，如果网民对警方产生了怀疑，就算按照传统的办法，警方调查，然后召开新闻发布会，也很难取得网民的信任。他的初衷是，用网络的办法来解决网络舆论，要真正信任网民，用非常坦诚、开放、开明的心态来对待网络舆论。

2009年2月21日凌晨，“躲猫猫”事件《调查报告》被发布到网络上，内容详尽记录了“网民调查团”在10多个小时里所听到、看到的情况，但是没有作出明确的结论。

此时离李荞明之死已过去9天。由于未能毕其功于一役，“网民调查团”受到作秀、干扰司法等诸多指责，伍皓也以一个网友的身份说“我也不解渴”。

面对网民的质疑，伍皓更是将自己的电脑搬到媒体面前，公布了其在QQ工作群上商量及确定调查团人员的全部聊天记录。在此前后，伍皓更是密集接受媒体记者采访，将调查团组建以及运作过程公之于众。

虽然有舆论认为“网民调查团”不算成功，但伍皓也没有料到，这个独辟蹊径的举措，由此被赋予更多内涵，被认为是政府处理公共事件的一大进步，似乎为日后政府处理类似事件提供了新思路。

网民在官方主持下以一种具体形式介入现实政治之中。据了解，中宣部和国务院新闻办的几位官员公开表示了对云南省委宣传部、伍皓本人行为的支持，称“开创了宣传部门工作的一个新方式”。尽管，起初他们也对这样做的效果抱有疑虑。

在近期的诸多公共事件中，这种逐渐被演绎为“第三方调查”的危机处理手段，越来越成为地方政府部门的一个“明智”选择。

南京“徐宝宝”事件中，“第三方调查”的作用同样立竿见影，仅用一天就发现了真相。

“躲猫猫”事件中，虽遭遇重重阻力，但最终以官方和民间均能接受的方式收场：官方承认青年李荞明系被“牢头狱霸”殴打致死，看守所存在管理问题，相关责任人受到处分。

伍皓认为，尽管通过网民一系列的参与、监督、表达，他们提供的事实不是完全的真相，但至少帮助公众增进了对事情的理解、认识和了解。是对保障公众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比较完美的体现。

据了解，中央政法委曾派来了一个摄制组专门到云南，就“躲猫猫”事件采访当初参加网民调查团的几个网民，将制作一个专题片，回顾和总结“躲猫猫”事件处置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作为对全国各级领导干部提高同媒体打交道能力的教学片。

“‘第三方调查’体现的既是对群众权益的维护，也是更广泛的公民的一种政治参与，同时也体现党和政府的主导作用。当然，这个过程中最大的作用是重建政府的公信力。”伍皓告诉记者。

但现阶段面临的问题是，政府部门“合乎程序”的调查不被公众所信任，“第三方调查”结果却不具备法定效力。无论是“躲猫猫”事件中的“网民调查团”还是南京“徐宝宝”事件中的“联合调查组”，都暴露出法定监督机关缺位的尴尬。

“躲猫猫”案发生半年后，云南警方再次陷入“小学生卖淫案”的舆论漩涡，这次云南也没有再启动“第三方调查”。

2 给政府形象抹黑还是加分？

伍皓表示，“躲猫猫”事件反映的是理念问题。一些思想陈旧的人，认为公布事件是“给政府抹黑”，有些部门甚至指责宣传部门“越权”，因为他们认为宣传部门就是“弘扬社会正气”的，怎么能把丑事公之于众呢？

这位出身于记者的宣传官员多次呼吁，宣传部门要从“捂盖子”思维向“揭盖子”思维转变。大家都有一个生活常识，一壶已经烧开的水，如果还使劲捂着盖子，结果只能是连壶底都被烧穿。而盖子一揭，尽管有可能会烫着自己的手，但沸腾的民意也就会变为蒸汽慢慢消散。

他这种风格的第一次公开展现，是在2008年的孟连事件中，这起警民冲突后来被定性为“当地政府处置不当”。当时，伍皓还是新华社云南分社常务副总编辑，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点名让他进入事件调查组。

因为已有贵州瓮安事件的前车之鉴。“对孟连事件的报道，当时是作为一种探索和一种尝试，在整个重大突发性事件报道的过程中，我们完全用公开、透明、阳光的办法，效果也非常好，确实给我们后面一系列的探索和尝试打下了伏笔。”伍皓回忆说。

相对过去的“新华体”，新华社云南分社对孟连事件的稿件呈现出重大突破。如当年7月28日发表的一篇文章引用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的话，“说话没人听，干事没人跟，群众拿刀砍，干部当到这份上，不如跳河算了！”这些文章在网络中引发网民热烈反响，客观上起到为政府形象加分的作用。

2008年11月6日，云南省委组织部发布省管干部任前公示公告，拟将伍皓从新华社云南分社常务副总编辑调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百度搜索显示，他以记者身份撰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为：“云南省委把‘坏事’、‘丑事’摆上桌面亮给百姓”。

宣传官员伍皓试图在云南推动这股“揭盖子”之风，但摆在面前的阻力重重。“躲猫猫”事件在得到广泛肯定的同时，也有人指责为“宣传部门越权、越位”，或被网民认为找了几个所谓的“五毛”走秀。

此后发生的“小学生卖淫案”，最终结果也让伍皓自己“被烫手”。

2009年8月中旬，一份落款“省纪委、省监察厅联合调查组”的红头文件正式下发，对“3·16”案件（即“小学生卖淫案”）中一些相关的单位和干部“建议问责”。建议对伍皓“诫勉谈话”，因为他“在把握宣传方向、舆论导向方面负有一定领导责任”。

此前的7月8日，伍皓以网名“求真的力量”就“小学生卖淫案”在凯迪社区直接发帖，称“应该给予我答辩和说明事实的权利”。但6个主题帖引来口水无数，持续了3天的网络互动以“我暂时选择沉默”而结束。“只要我没有因此而下岗，我还会以另外的一种什么方式出现。”他在帖子中说。

和早就闻名全国的个性官员仇和相比，伍皓在云南推广的种种举措，显然面临着更大的阻力。此前有媒体报道称，在一次省委会议上，有的常委对伍皓的做法提出异议，后来省委书记白恩培表态是一次尝试后，他才得以过关。

11月24日，伍皓在微博上说，那天是他“试用期”一年满，组织部来考察。没想过“试用期”应该求稳，等位子坐稳了再说。不知道组织的考察能不能“过关”。

几乎与此同时，云南省委宣传部分工调整，伍皓在原来分管的新闻工作之外，又被加上了网络、外宣等领域，这或许是云南官方的某种认可。

11月29日，他在微博上写道：“成都外宣办同志谈到云南偏远，却能领全国风气之先，我说我很幸运，领导对我比较‘纵容’，由着我去闯去试，所以每每‘惊人之举’才得以出笼。中国官场并不缺思想者，缺的是思想得以施行的官场生态。”

而被广大媒体赞赏的是，在今年8月份发生的陆良事件中，云南官方提出“以群众诉求为中心”的新机制。宣传部门同时下发通知，禁止媒体以后再使用“不明真相”、“刁民”、“恶势力”、“一小撮”、“别有用心”等给群众定性、扣帽子式的词汇。

年终岁末的时候，众多机构和媒体因此将其推上各种榜单。《时尚先生》将他评选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60个中国新希望”之一，这个榜单上作为官员入选的仅有两人；《新周刊》把他评为“2009年十大猛人”之首，理由是“打破地方官员在公众中的传统形象”；因为坚持公众利益，他上了《南风窗》的“2009为了公共利益年度人物榜”……在《南方周末》年度人物网络评选上，他的得票有7000多票。

这一切又让伍皓忐忑不安，担心是“放在火炉上烧烤，一不小心便会烤糊”。

3 网络理政：探索将继续？

饱受压力的时候，伍皓在帖子中表示，也许还是有路可走的，只是暂时还不知道哪条路能走通。现在看来，他依赖的渠道仍是网络。

2009年11月9日，由云南省委宣传部组织的中国首次网络新闻发布会顺利举行。与此同时，云南省信访局网上信访办公室集中发布了省委书记白恩培对人民网留言板上网友留言的回复。

稍早的时候，云南省委书记和省长专门对人民网给他们的留言开了交办会，涉及到哪个部门、哪个州市，网民的建议和要求都交代下去，限时办结。

“云南省建立了一整套的机制。从收集、呈报、批示、反馈、回复，书记、省（市）对网民提出的问题都是实名回复。”伍皓说，当时的效果非常好，解决了大量的信访结案。老百姓也不用来回奔波，一些问题也都能够得到解决。

在云南，这种“网上信访”的模式已经试行6年有余。这种独辟蹊径的信访模式在2007年得到胡锦涛总书记的批示，认为经验值得总结，并可部署若干地方进行试点，探索反映民意和诉求的新渠道。

此次云南又尝试搞网络新闻发布会，并希望成为信息公开的一种经常采用的方式。

伍皓认为，传统的新闻发布会主要是面向媒体，到场的只能是少数被邀请的媒体，部分记者可获得提问的机会。而网络新闻发布会，不仅面向传统媒体和新闻网站的记者发布新闻，感兴趣的网友也可以直接参与进来。

但这个自称不对所辖媒体进行审稿、不追求一致声音的官员，首先遭遇到的是针对自己的质疑。因为这次发布会的主旨是向社会征集100名“媒体义务监督员”，很多网民担心这是“借公众之手给媒体戴紧箍”。尽管他解释说，媒体要履行好舆论监督的职责，媒体本身也要接受公众的监督。没有监督，话语权也可能被滥用。

11月21日，昆明螺蛳湾市场上万名商户公开表达意见，在家上网的伍皓得知消息后，马上开通“微博云南”，第一时间在网络上发布111个字的新闻：“昆明市螺蛳湾市场及云纺商业区100余名不愿搬迁的商户聚集散发传单，抵制关闭市场……警方先后将24人带离审查，事态得以平息。”

信息发布后，立马有数十人在“微博云南”回复和反馈。事后，他在微博上称：“整个事件是否处置妥善暂且不论，在信息公开方面尽到了宣传部门责任，处置结束紧接着向记者通报情况，恐怕又是一个不经意的第一次、一个小进步。”

“微博云南”成为云南省的另一个信息发布平台。“随着互联网迅速发展，深刻地改变了大家的生活环境。不管承认不承认，互联网已是公民表达自己意见的主要平台和渠道。网络是我们理政的延伸，我们推出的一系列措施，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伍皓告诉记者。

事实上，继云南之后，贵阳、南京等推出类似的“网络发言人”制度，规定网络新闻发言人在24小时内答复网民意见，实现政府与网民的良性互动。

但如何避免答复的套话、空话太多。伍皓认为，现阶段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新闻发言人的公信力建设，下一步的重点是要研究推出加强新闻发言人公信力建设的措施。

11月21日，他在微博上感叹道：“这个星期六，很不平静。每一次突发公共事件，都是一堂紧张的案例课。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毕业？”

伍皓认为，要找到一个化解博弈的结合点或共同点，但“传递一种社会群体共同追求的理念、价值观，路还是很长，有点艰难”。

记者在昆明采访期间，又发生犯罪嫌疑人邢鲲在昆明市小南派出所“自缢身亡”事件，尽管昆明市司法机关及时通报事件调查情况，但“邢鲲系用纸币捅开手铐，用携带的鞋带自缢身亡”的结论又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

伍皓告诉记者，现在的问题是，“第一时间说话”的理念已经树立起来，但是怎么说话，怎么来真正地坦坦荡荡、实事求是地说话，难度还是比较大，需要涉及的各社会利益群体都树立起从博弈走向协同的全新理念。

显然，很多人都在关注云南的“媒体新政”究竟能走多远。

12月22日，伍皓也在微博上思考这个问题，他说：“改革有三种前途。一曰不能被复制，完全个性化施政，轰轰烈烈但无明确价值取向，往往人去政息；二曰可能被复辟，方向都是方向，但超越现实国情，人一走一切恢复原样；第三种改革模式，我将之称为推窗效应。瞅准方向，轻轻打开一扇窗，让清风习习，渐成风尚，再不可逆转。”

12月28日，伍皓突然宣布将关闭个人微博：“本博自2010年1月1日零时起将自愿自动自杀式关闭……‘微博云南’将继续坚守阵地。”

他对此的解释是：“我认识到确实很难区分公务身份与个人身份，这会给我带来许多困扰和压力。其次，我想个人写微博是同网民沟通的一种形式，但毕竟个体行为对社会进步的作用十分有限，正如以前一直所做的那样，我更愿意去推动一些机制性东西的建立，只有这样才能对社会进步产生持久的影响，同时也免却一些个人作秀的嫌疑。”

这一探索是否会继续下去，或者以更好的方式得以延续？人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