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芬专访毛向辉：互联网未来发展

毛向辉：最早的网志(blog)作者和倡导者，网名Isaacmao闻名遐尔。2002年10月他与郑云深创建cnblog.org，发起“中文blog心得集”，这是中国最早讨论网志技术和文化的一个在线论坛。做公益事业，他参与的“长青教育基金”资助了“微笑图书室”等公益项目，“试图利用高新技术来促进慈善事业的效率并提高透明度。”还以风险投资家的面目出现。他任副总裁的维众创业投资公司，已帮助“分众传媒”在纳斯达克上市。

互联网的传播

毛向辉：互联网上呈现的还是不太一样，原来讲到草根媒体，草根媒体更多的是从个人的角度呈现方式，用博客，用视频方向，它有连接性，会像传统媒体一样，这是传统媒体要注意的东西。

王利芬：社会布道性。

毛向辉：这种形式其实需要很大的资源去控制，好处就在于每个人以最低的成本进入这个媒体，大家有个协作。

王利芬：怎么进行传播？

毛向辉：可以举个例子，先说一个不敏感的例子。比如开心网，它是一个针对白领，分享心情、分享日常笑话的东西，在这之前中国有很多这种网，可是开心网在3个月占了空间，这个传播的模式今天还没有人来得及研究，其实很简单。

第一有很好的品牌名称——开心。因为在办公室没事干的人是需要乐子，

第二有一个邀请机制，当你邀请的时候实际上是带着消息过程，消息不需要你领，是把开心网上有价值的内容提出来，就这样传递出去，让人们很快地接受这个东西。互联网可能很容易从一件小事中看到传播力量的可怕。

比较敏感的例子就是华南虎事件，它有和媒体不一样的东西。媒体是通过专业记者采访获得真实的信息传播出去。华南虎事件存在一个过程，通过大众不断修炼提升，所以形成了会记得智能，其实是社会特别需要的。这种特性是个体做不到的，个体只是点了鼠标发给另外一个人，或者只是点了鼠标认为这个东西是个书签，甚至做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说这个事情是好事情，或者认为是真的，反反复复在各种方向的传播，就形成了大的趋势。这和人的进化是一样的，生物界的进化不存在最优，不断地走，做个切面发现很美好，其实是一种大规模选择之后的结果，所以这种社会性媒体，就是今后6年做的课题。互联网在过去6年的容量是前6年的10倍，可以想想摩尔定律的概念，6年我们有10倍，意味着再过6年还有10倍，这和2倍的速度还不一样。虽然我们在中间看到了很多信息，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但是量还决定了非常重要的差别，会产生很多的方法解决社会上的问题，远远超过几年前的传播速度。几年前看到的速度和今天完全不一样，再过6年是非常强的力量。我们需要做好处理和应对措施，比如人的素养问题，当一个人面临这个体系的时候可能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加入进去，一个是退避三舍。加进去的时候可能带来好处可能带来坏处。有一个人给上级写了一封信，被同事列到互联网，互联网网民就把它评为最牛的东西，对个人来讲可能是伤害，因为隐私权的破坏是个人力量不能抵抗的，像洪水一样，看上去非常可怕。如果我们在信息素养方面有足够的教育和深度的话，其实每个人都可以知道怎么保护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防范这种伤害。首先我要承认它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能避免的话就好了，比如毛向辉做了什么事情，我的态度就是不想让这个事情藏起来，我找到适合我的方法处理它，这是任何人都可以学的。另外我应该知道怎么保护我的隐私，作为攻击我的理由，这是我们需要面对的东西。就像这次的金融危机一样，没人预料速度这么快，突然就产生了全球的连锁效应，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好的事物和坏的事物传播速度是一样的。

    王利芬：在中国好像没有。由民间发起的具有广播功能的，在博客上的延伸性传统，在中国怎么就出现不了呢？

    毛向辉：它是上一个层面的东西，首先中国没有落后，我认为这个基础已经慢慢地和世界同步了，问题是什么呢？我们需要的是另外一种精神，要有一些真正的企业家会聚起来。我们做投资的时候要找到合适的切入点，也同样需要很严肃的分析，我为什么讲它的价值呢？不断地看到理论的更新，其实还可以分析出商业模型。告诉大家你在这个管道之间，有很多部件，他们是的档案袋，拎着可以到处走，在中国来讲需要建造和它们有同样级别的部件，这需要很强的、培训得非常好的思维方式，我设计的不是复制品，而是和中国今天社会状况相结合的一种社会性的应用。这种社会性应用未必是企业家，可能是非常专业的领域，比如说艺术家，其实艺术家很孤单。从我的角度来讲，分享主义和简单的分享不一样。分享主义是一种深层的思想交流，代表的是一种倾向，当我分享的时候有一个素养，我起码知道我分享的东西不是随便拿出来的，我分享的东西一定能控制隐私权。第二我知道它的经济意义，我分享的时候不是白给的，是会带来一部分意义。第一方面我知道我的东西是对和错，当我分享东西的时候别人会评判，因为我把它放到了公共空间去了，不论是博客，还是什么形式都是这样。当我说的时候会有人说是错的或者对的，或者哪方面是不完全的，这对我是一种收获。因为我的东西是在我的脑子里非常个体的想法，没有经过外界的检验。

    第二我可以看到别人跟我分享的东西，当我有这个倾向的时候，我们在路上遇到一个陌生人，如果我们微笑的话他一定不会对你恶语相向。我突然发觉别人也在跟我分享，如果我这里有10个人，我就可以得到10倍的分享，经济意义就出来了。我分享一个东西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么多人关注我。我有社会性资本，可以用在很多地方，虽然不能立刻转线，但是我已经有满足感在里面了。

第二个方面也很好，我可以找到同好者。当我们慢慢分享的时候，我们发掘了很多可以信任的东西，是共同爱好者。对中国人来讲很重要，因为中国传统的关系就是家庭，我今天发现了新的一种联系方式，甚至是跨地域、跨国际的。我找到同好者，对我又是一个新的提升，我就知道我们可以一起做一些很有价值的事情，这个就是协作。因为我们缺的是社会横向的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

关于互联网的协作和教育问题

    王利芬：在这里面分享到协作是一个过程，分享不做什么事，停留在思想层面，协作需要大量的精力共同完成一个目标，对于中国垂直型社会来说，对于传统的价值观念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你觉得在中国有前途吗？

    毛向辉：这是你问得最恰当的地方。我们今天的开发还停留在前两个阶段，强没有想第三个阶段，因为这需要深度的思考，要创造一种应用模型，能够让人们协作起来，改变社会的观念，非常有挑战度。需要足够的资本投入，需要足够的挑战自我的精神，还有创新的开发能力，研发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要找到这样的团队是不容易的，在中国需要很多企业家，需要创新的意思，可以想清楚这几个阶层，因为每一个阶层都是前一个阶层高阶的延续。如果我们只是分享，看到的只是一大堆垃圾，看不到高阶在哪里？但是到第三个阶层、第四个阶层，就能够产生智慧，能够解决社会问题。所以这几个阶层是我过去几年在中国看到的，慢慢呈现出雏形，需要不断地有点睛的部件出来。我相信未来几年会有很多企业家做这个东西。

    王利芬：协作精神和中国传统的东西不太一样，中国如果不是熟人，如果不是朋友，做事很艰难，诚信变得非常稀缺。你说的分享非常好，是对中国传统社会观念的改造。我们垂直型的社会是相对封建性的，不是向外延伸的，是内收，今天中国要融入世界，特别需要互联网的精神，来改造我们的国民性。你们中心是专门做这样的研究，你只是停留于理论的研究层面还是会有实践？

毛向辉：四年前我创立了一个基金会，叫做群智基金会，它不是在中国注册的，我希望这个基金会能够带给中国人新的思维，我们大概有7个项目在中国实施。这7个项目的核心价值观跟我说的是一样的，举个例子，开放式教育。不是说和传统教育背道而驰，要产生两个轨道，而是说希望能够用开放的思维方式影响今天的学校封闭的体系。怎么开放呢？

第一重要的观念就是内容，我们学校有课本，有教学计划、大纲。我们觉得它只是一个架，需要填充很多内容，是不能靠传统的。比如教材是很贵的，教材、教辅在中国还是很强的经济制度。在互联网有很多教育内容是免费开放的，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加工手段，变成可以访问的东西。比如免费的百科全书，就不需要做重复投资了。关键是怎么把百科用到教学中去，这样我们就设定一些内容给老师，给他们教育参考，让他们在课程设计中加入这个模块，相当于一个参考书。延伸出一系列的效应，当老师给学生上网的任务，让他们去看百科全书，学生同样是上网。我们认为上网是很危险的事情，我们就需要做培养。我们的教育计划培训了大量的教师博客，他们在广州、上海和其他一些城市，都作为一个协作体系，打破了学校之间的边界，而是地理老师形成地理老师的联系体，他们会分享地理教学的经验，把各种各样开放的内容分享出来。这样促进他们有一个开放的心态。

    所以这次我们在广州有一个中文网智联会，已经是第四届了，广州有一个老师叫吴尚中，他把读书计划分享给大家，他用这个工具也是最简单的工具，让自己的学生读书之后写出来分享给学生和家长，让每个学生得到尊重，不论什么想法先去尊重，其他同学的观点你要去回复，不断地产生读书的过程，所以学生读书的能力会越来越强。因为我们以前只读教科书，对课外书谈虎色变。可是经过这么几次运作之后，家长从原来的反对态度变成了支持态度，因为家长看到了自己孩子的进步，孩子跟家长不会交流，孩子在想什么可以跟学校的教育体系结合。所以通过教育管道变成很平的，得到了广州地区很多教师的响应。

    王利芬：昨天我们在思科看的是面向21世纪的教育，互联网会带给21世纪教育什么样的改变？我们会做一期这样的节目，你说的开放式教育和我那个非常契合。

    毛向辉：我们希望互联网应该是一个平等开放访问的体系，所以我们在和美国的电脑计划是100美元的计划，可以用草根化的方法执行这个事情，可以买PC，如果加一点钱可以再买一台捐给农村的孩子。我们参考了NGO的做法，就是多背一公斤，当背包客去农村旅游的时候，到网站注册一下就给他一个联系方式，就知道有哪些学校，那些学生，你可以多背一公斤的东西到那边去。这个概念吸引了很多年轻人，无论是书、文具还是什么都可以。多背一公斤的模式很好，我们希望多背一公斤的东西是儿童电脑，所以跟在做计划。比如到云南先把1000台电脑送出去，多背一公斤的计划要后续，因为电脑送出去要有人教，要联网，要和教学配合起来，所以我们做一些整合，让多背一公斤的项目能够更加有价值。因为它以前只是发挥公益效益，所以这次很有趣，我去奥地利电子艺术节的评委，有一个栏目是数字社区，恰恰颁给了中国多媒体中心，应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因为他们不光拿到1万多欧元的将近，更重要的是来自中国的项目得到了欧洲的认可，这是非常振奋的。因为全世界有很多艺术家，他们没有看到中国的新媒体艺术，但是看到了中国网络上的强项，他们觉得这是非常好的社会性艺术，呈现的不仅仅是人们的创意，用了一个简单的概念帮助了社会不平衡的现象。对我们来讲，我们制订的项目是类似于此的。

    王利芬：是公益的吗？

    毛向辉：完全是公益的，我们的管理费用很少，所有的基金，所有的执行团队是基于互联网的，没有办公室，这是和以往不一样的模式。我们是没有工资的。

    王利芬：基金是多少？

    毛向辉：7万美金，我们和其他基金不一样，其他基金需要上千美金执行大规模项目，我们和多背一公斤的项目更多的是给他启动资金，5万美金就可以让它形成很好的循环，这就是我一直在谈的创业者精神。创业者要有零预算的概念在里面，因为大部分创业者说我的商业计划很好，需要500万美金，500万美金谁都能做，这不是你的特长。我相信有很多社会力量没有调动起来，如果调动起来是非常庞大的力量，我们也可以用一些技巧实现这个东西，最近一个项目就是和美国的耐斯基金会，会投500万美金支持新媒体项目。我们做了这样一个项目，团队里刚刚形成，北京有7家NGO组织联合起来做NGO信息共享平台，这是非常有趣的平台，不是管理系统。希望用一个2.0的方式，任何人都可以说出他们的需求。比如我是四川广元地区，需要什么东西，这必须是真实的。你不可能让人过去验证，需要有一个验证体系，有人发过来消息，立刻有人跟踪，如果一段时间没有得到验证，就会永远停在下面，所以你原始的发起人必须想办法找周边人提供证据，证明这个东西是真的。帮助的人是另外一条线过来的，需要的是一万块钱，或者需要的是营养。NGO主要是人，有什么东西可以到最边远的地方，去任教也好，去旅游也好，能够收集过来信息，而且有可信度，可信度是非常关键的。这又是一个媒体效应，有10个人的话看不出效应，如果有100万人的话就完全不一样了。它不是封闭型的，也不是靠权力运作的。

    王利芬：已经确定了吗？

    毛向辉：这个项目已经确定了。

    王利芬：其他的3个项目也是分享的项目？

毛向辉：你有一个好的创意，我就非得自己做，我们不可能又做创意者，又做项目执行人，我们有一个执行过程。你可以申请，我们帮你做评估，帮助你做得更好。我们有一个网络上的价值，这些项目每个网站P2评值都超过5，这是什么概念呢？我们积累的项目能够超过很多的话，本身有个影响力，当人们去搜索某个关键词的时候，可以让一些词排在前面，并不是暗箱操作的，而是有技术手段做的。他们是相互作用的，能够起到互相提升的作用。如果我是VC的话，各个项目是互相组合，可以支持，相互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更多的基金会，如果有这样的机制，可以让中国有非常有创意的项目浮现出来。年轻人基于技术观念的变革，带来了社会应用的变革，这是我们走的途径，而和其他的基金会不太一样，完全是基于分享观念。

关于维基百科

    王利芬：从理论到现实都在进行运作，我想让你介绍一下Jimmy是什么看法？

    毛向辉：他有个公司，不是原来的基金会，包括百科全书、名人名言、全球编字典、全球免费教科书。

    王利芬：他做的事情很有意思。

    毛向辉：这些模式是可以划到某些领域的，但是还是有一些方法去做的，可以研究得很好，但是是不是能创造出来一种商业性的东西。

    王利芬：他创造出来了？

    毛向辉：他做了两个平台，第一个是为企业提供协作平台，包括中小企业，比如500人的公司有很多的流程，需要通过大家共同协作完成的。企业只有管理系统，发什么东西回什么东西，但是没有协作创作系统，没有知识的积累系统。这个还在初期阶段。他还在做一个社会性搜索，和GOOGLE不一样，是把互联网链接的东西算出来，比如有5分的，有100分的，这样进行排名。他认为只有人才能决定它的重要性，所以他发动互联网上的用户为网站评分，而不是靠链接的评分，如果有500人认为网站重要，就认为网站应该排在前面。10年以后大家会有这种需求，为什么呢？围绕着我的信息量会越来越大，而不是说互联网是一样的，今天看的网站100万人看都一样，个性化的东西、微观化的东西越来越多，都是围绕着我产生，还有我的朋友，我信赖的社会关系，因为我只在这个范围搜索就能满足我的需要，而且是更重要的信息。而不是在这之外的，什么都有的，虽然有评分，但是我不认为这是我要的东西。也许5年之后围绕着个人形态搜索的东西会越来越重要。5年之后GOOGLE也可以做这个事情，wiki就要竞争，能不能竞争过有很多变数。

    王利芬：没有产生利润。

    毛向辉：完全是贡献出来的。我相信是重要的价值观，因为wiki一天可以产生几十万美金的收入，他没有这么做，他交给了社群决定。

    王利芬：维基百科有多少中国人在上面？

    毛向辉：大概100万多一点的中国注册用户。

    王利芬：其他数据呢？

    毛向辉：中国已经落在10名之外，本来中国是前5名的。

    王利芬：编维基百科的有多少人？

    毛向辉：中国有2万人左右，全球有1500万人。

    王利芬：中国横向协作是非常弱的，任务非常重。

毛向辉：其实中间谈到几个小的内容，一个是教育，如果我们的课堂不是分享的课堂的话，没有办法20、30岁之后讲分享主义就不对了，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展望20、30年的教育。所以从今天开始就应该发展这个蓝图，这一点是我特别担忧的地方。

第二个情况，可能有一些社会规则、文化背景各个国家是不一样的，也许中国人认为编维基百科全书对我有什么好处？在其他国家有闲时间、有闲钱，就觉得应该到了沉淀知识的时候了，需要中国社会再往前进一步去做。这个非常有价值，是人类的知识库，中国人有责任成为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王利芬：这就是为什么维基百科用中文的时候搜词条非常简陋，可是搜的极其完备，非常棒，这跟国外信息披露有关系。

    王利芬：有全球声音的模式是什么样的？

    毛向辉：这也是个非营利性的，甚至不想卖钱，他们今天有这个规模，全球有3000多个人，都是本地很知名的，所有的人都是自愿的。

    王利芬：这就是大规模协作。

    毛向辉：对，是基于新闻学的，从第一现场把图片、文字、视频发布出来，加工成共同语言，比如说英语，变成全球知道的消息。

    王利芬：它不赢利，也没有广告。

    毛向辉：它们两个创建之后变成一个基金会，现在有一个CEO管全球架构。

    王利芬：每天的点击量多少？

毛向辉：全球前第20个网站，维基百科是前10个网站。非商业性网站能够达到这样的排名相当不容易，如果转换成商业价值都可以赢利很多，但是这也是一个悖论，如果一早就是商业性的，也许做不了这样的东西。

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和走向

王利芬：我们刚才谈了三个，理念是一样的，对互联网的看法也相似，只是做的不同。你来自中国，那个地方是比较前沿的地方，考虑互联网的未来发展。我希望用你的视角看一下中国互联网发展的阶段，和未来的走向？

    毛向辉：我是从工程师到投资人到创业者再到一个研究者。这中间有很多价值，是在交换的过程中把我自己变成了一个能够和全球进行对话的人。我是英特尔公司出来的，我只了解英特尔的企业文化，接受了一部分的价值观，但不知道全球的人在想什么，他们和我们一样还是不一样，我们有多大程度上的相似性和不同点。当对话之后，在分享的过程中，我先用中文写博客，然后把中文的博客空间的人变成了朋友，我们发现了有共同的精神在里面，愿意和公众分享东西，而且有点不遗余力。早期的人是个群体，这些人也得到了很好的回报，有的变成了很好的企业家。有的人通过互联网找到了合适的生活伴侣，还有的人得到了国际机会，变成了其他国家愿意邀请的人。这种分享和过去基于垂直体系的交流是不一样的，过去机会是别人送过来的，今天是自己做选择，我讲了很多自己的观念变化，这是今后中国人会去拷贝的。中国很多的年轻人可以用这种方式，我过去很差，但是现在通过交流，必须去学，不需要天天背诵，只要通过交流，我现在书籍也开始写了。这个过程只是一个自然的分享、接受回报。

    王利芬：从小溪到小河再到大海，在你眼里地球是整个的，不是某个单位，不是某个地区，没有边界了，你的经历是中国普通大学生，中国外企普通员工里面，走到国际化过程的典型。

    毛向辉：我的教育是在中国，是交通大学的。我不希望大家从精英的角度想。

    王利芬：告诉大家这是可能的。

    毛向辉：我愿意把这种经历分享出来，我愿意经受大家的批评，大家说你幸运。

    王利芬：你也碰到了比别人多的难题，这是一样的。当你碰到很多的幸运，这路上一定有更多的荆棘。作为中国人，站在全球比较前卫的趋势上，反过来帮很多中国人改变一些思维观念，尤其是开放式教育的更新，会惠及这个国家，非常好。

    毛向辉：你的问题就是未来几年，我还是拿6年做一个单位，因为这6年是技术上的术语。可能未来6年中国人分享出来的内容也会和全球一样，会有10倍增长，这是一个指标，是一个基础数据。会带来什么变化呢？中国在未来几年会有很多桥梁，会和世界接起来，会打破边界，变成人对人直接的交流。比如一个外国人到中国来，住到我朋友的家里，中国人今后旅游出去，也不是走马观花，可能是到外国人家里做沟通。这是我在6年里在30个国家的经历，我不需要去求人们，大家都很欢迎，住在朋友家里，去了解他们真正的生活，这是中国人以往想不到的。

    王利芬：这都是你在博客上的人吗？

    毛向辉：对。当我去什么地方的时候，发布了信息，就会有人主动说，我们愿意帮助你。

    王利芬：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

    毛向辉：人家愿意拿中国人当成朋友，而且说我到中国是不是也可以住到你家里？同样的方式，我和台湾很多的年轻人建立这样的关系，我发表观点的时候，无论是站在中国的角度还是台湾的角度，我们以前是没有理解，没有对话的。我们为什么需要对话呢？我们不是站在墙的两边往对面扔东西，我们要把窗口打开，要知道对方是谁。发现他也长着一样的脸，听一样的歌曲，吃一样的食品，你会发现有很多东西是一样的。你还会发现多样性的东西，为什么法国人不愿意讲？为什么很多国家的人对中国有很深厚的感情，你从历史书上读不到这些东西，你必须深入其中才会明白，原来全世界有很多国家的人不一样，但是他们也有同样的需求。所以未来几年，中国有两块变化，一个是公众之间的结构会发生变化，这是前面交流的想法。

    王利芬：会有更多的公共空间。

    毛向辉：第二和国外的桥梁会有缓冲区，这个缓冲区是安全的，有很多桥梁。比如我们今天看到中文网络上出现了很多桥梁的博客，它是什么作用呢？就是把的东西翻译成中文，把中文的东西翻译成，这不是坏事情。它能帮助我们及时地产生一种互动关系，需要更多这样的网站。我发现一个最大的价值，很多国外的内容，包括主流新闻媒体上的内容，我们从路透社到CEN，这些网站的内容几乎可以在24小时内翻译成中文，就被中国人看到。以前我们需要一个机构，请很多翻译，不断去做这个事情。

    王利芬：现在是自愿翻译了。

    毛向辉：比如有一个网站叫译言，它今天能做到一本书在一星期内由志愿者翻译成中文，可以想象，以前我们出版一本中文书需要花一年的时间，从国外引进，找人翻译过来，需要大规模校对。现在不需要校对，因为是一个相互的过程，下面人评判这个不对，在国外是这个意思，因为我在英国我知道。译言YEEYAN。它有另外一个功能是反向的，把中文翻译成英文。这里面有很多是大学生，翻译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我自己的经历是必须要读那么多的内容，才知道外面发生那么多事情，就必须要读，读的过程又是学习的过程，我根本不需要背诵。今天你发现，我在使用的过程中学到了这样的东西。所以像译言的桥梁作用，是缓冲区最重要的之一。

    我们有很多创新的企业家会出来，创新是递次创新的过程，今天中国互联网容量到了之后就会产生质变，这么大容量的知识、信息，把它聚合、过滤、传播，找到合适的通道提取。这些过程都是一个创业过程，都可以变化商业机会，有的公司就从互联网上挖掘信息，就可以给世界500强公司提供市场参考。高露洁牙膏是不是受欢迎，什么产品受到抨击，有些公司需要这些东西。不是说半年发起一个活动就可以了，而是这个季度是不是能够给产品带来刺激，这个带来一些改变。经济危机都是以月度的方式演变。未来会有很多企业家围绕着这些时间的轴，会想办法帮助人们节省时间、增加效益的工具，帮助人们减少信息的过载，因为信息过载就是我的负担，有没有什么工具，帮我这种类型的工作人员呈现出最重要的信息，这就是一个创新，谁能够做到这一点，就能找到很好的赢利模式，甚至可以从侧面赚取价值。比如GOOGLE发明了广告的技术，搜索不会收钱的，但是可以把广告植入到各个网站上。

    王利芬：GOOGLE的主要来源还是广告？

    毛向辉：差不多变成了全球的5大广告公司了。

    王利芬：淘宝呢？

    毛向辉：有一点点广告，包括和大机构签合约。其实工具本身要找商业模型确实需要花一点时间研究用户得到了什么东西。今后的商业模式，比如今天讲到淘宝，连接了微观的交易需求，包含了很多属性，比如供求双方的关系。

    王利芬：阿里巴巴也是这个意思。

    毛向辉：没有淘宝成功。

    王利芬：线上的需求，线下打电话。

    毛向辉：非常微观的商业模型，就像开发一个网站，今天看到的都是以内容为基础的版面，未来会把它打碎，这些信息可能以订阅的方式投递到模块当中，比如我家里需要装修了，我就描述成为小的需求块，确认之后就分发到很多网站去，去做这样的搜集，我只需要花一点点时间，就会发现所有的高评价度的产品都送到我的面前。就可以做一个比较，根据产品做组合，就可以根据组合做批发。不需要你花同样的代价，今天跑这个市场，明天跑那个市场，把这个工作在桌面完成。在完成的过程中有很多信用体系做支撑，超过了阿里巴巴信用体系。比如这个店是三钻级的，我搞不清楚，五钻级也有骗子，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在里面。所以未来几年会出现更多的社会性的过滤机制，当机器帮我做选择的时候会综合考虑周边的信任体系里面的评价。比如我30个朋友也有这样的生态，就可以帮我做更好的判断，而不是通过阿里巴巴一家的信用评价。建立通道的、中间的过滤的，都能赚到钱。

    王利芬：更需要大规模协作。

    毛向辉：中国的创业家会在中间发现做哪一块，是做前端，还是做后端，还是做电子商务的接口。这存在着阿里巴巴并行的机构，可能出现更多的小淘宝，形成一个大的淘宝。我们当然不能指望今天是哪一家，未来可能会出现。

    王利芬：你有没有把非盈利的变成盈利的打算呢？

    毛向辉：我会做赢利机构的，基本是分开的。

    王利芬：这是生存和发展的需要，那个是实现某种价值理念的需要，实现价值理念是你更大的目标，那是你的理想。

    毛向辉：我有这种需要，还要耗费更多的卡路里、二氧化碳，就要为这个东西付钱。

    王利芬：我跟你谈的东西，特别希望对互联网的思考集成一个集子让大家分享，你觉得还有哪些人可以谈？

    毛向辉：可以选择一下，比较成功的企业家，比如豆瓣，创始人是很有思想的人，叫杨波，回来创业失败又创业，至少在自己的哲学思想下发展，不像有的网站控制不住了，随便做了。豆瓣不是这样的，杨波希望实现社会公平在里面，是由一个大的用户基数选择最有价值的东西，当你选择了有价值的东西之后，就会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书，因为你可能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书，喜欢什么电影，有未知空间在里面，他帮助人们实现。但是要有足够的资源量，所以他把全球的图书、电影、音乐汇集，今天又叫了评价在里面。以人为中心，围绕着信用体系，形成了很好的拓展。他的思想是很有见地的。还有一个IT评论家洪波，现在自己有一个咨询，也是写很多互联网评价。自由灵魂是我和日本的创业家写的一本书，他也是有思维深度的，可以展望未来。

    王利芬：这也是种推动。

    毛向辉：你这种聚合很重要，因为分散的东西很多，我今天是研究分散的东西的，因为我不急于聚集起来，希望他最大化。

    王利芬：看看大家在想什么，然后给大家，大家肯定有新的想法。

    毛向辉：也许我今天没有谈得很全，我们可以经常坐坐。

    王利芬：什么时候再回中国？

    毛向辉：11月中来一周。

    王利芬：我要针对21世纪教育做一期节目，这个东西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我想做一个序，接下来会请很多很棒的人给高中和大学生讲几节课，讲课的方式完全和过去不一样。所有的听者最后出来的时候眼睛放光，完全被浸泡，把互联网的东西要用上。

    毛向辉：我愿意做这个事情。

    王利芬：我讲21世纪教育你一定要来。

    毛向辉：我觉得有十年的时间是浪费的。   

    王利芬：跟我有同样的感觉，我希望有先进的理念，把这个带给中国。现在在中国电视台的力量还是最大。

    毛向辉：未来也是这样，这是个结合。

    王利芬：代替不了它，取消永远不可能。我在一套的黄金时间，每星期天晚上，如果收视率高的话是1000万人，如果不拿这个资源为未来中国的教育做一些事情，告诉未来的年轻人这是有可能性的。告诉你互联网的手段已经达到了什么程度，打破了围墙式的教育，学生是可以连接起来，变成中心教育，完全不一样。这是我特别愿意做的。

    毛向辉：我研究脑神经学，所以我积累了很多大脑图片，这也是我在其他领域的基础，互联网今天已经变成了大脑神经，就像我们脑子里时刻在想，但是也有中枢，也有社会往先推动的意识在里面，我们可以交流这个东西。

    王利芬：我的演播室是最现代的演播室，就在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演播室只做我一个节目，这是合同规定的。不用的时候是人民大学的学生做教学实践，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是601所新闻学院的第一名，所以我们给了它制高点。他为什么给我们这块地呢？希望把电视制作者弄到他们的学院，把它们的学生弄到我们这儿实习。

    毛向辉：所以我们要把这些领先的东西秀出来。

    王利芬：我要谈21世纪教育的可能性。你可以贡献很多观点。

毛向辉：如果又有理论，又有行动力，再加上公众意识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