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芬专访毛向辉：互联网未来发展

毛向辉：最早的网志(blog)作者和倡导者，网名Isaacmao闻名遐尔。2002年10月他与郑云深创建cnblog.org，发起“中文blog心得集”，这是中国最早讨论网志技术和文化的一个在线论坛。做公益事业，他参与的“长青教育基金”资助了“微笑图书室”等公益项目，“试图利用高新技术来促进慈善事业的效率并提高透明度。”还以风险投资家的面目出现。他任副总裁的维众创业投资公司，已帮助“分众传媒”在纳斯达克上市。

互联网的传播

毛向辉：互联网上呈现的还是不太一样，原来讲到草根媒体，草根媒体更多的是从个人的角度呈现方式，用博客，用视频方向，它有连接性，会像传统媒体一样，这是传统媒体要注意的东西。

王利芬：社会布道性。

毛向辉：这种形式其实需要很大的资源去控制，好处就在于每个人以最低的成本进入这个媒体，大家有个协作。

王利芬：怎么进行传播？

毛向辉：可以举个例子，先说一个不敏感的例子。比如开心网，它是一个针对白领，分享心情、分享日常笑话的东西，在这之前中国有很多这种网，可是开心网在3个月占了空间，这个传播的模式今天还没有人来得及研究，其实很简单。

第一有很好的品牌名称——开心。因为在办公室没事干的人是需要乐子，

第二有一个邀请机制，当你邀请的时候实际上是带着消息过程，消息不需要你领，是把开心网上有价值的内容提出来，就这样传递出去，让人们很快地接受这个东西。互联网可能很容易从一件小事中看到传播力量的可怕。

比较敏感的例子就是华南虎事件，它有和媒体不一样的东西。媒体是通过专业记者采访获得真实的信息传播出去。华南虎事件存在一个过程，通过大众不断修炼提升，所以形成了会记得智能，其实是社会特别需要的。这种特性是个体做不到的，个体只是点了鼠标发给另外一个人，或者只是点了鼠标认为这个东西是个书签，甚至做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说这个事情是好事情，或者认为是真的，反反复复在各种方向的传播，就形成了大的趋势。这和人的进化是一样的，生物界的进化不存在最优，不断地走，做个切面发现很美好，其实是一种大规模选择之后的结果，所以这种社会性媒体，就是今后6年做的课题。互联网在过去6年的容量是前6年的10倍，可以想想摩尔定律的概念，6年我们有10倍，意味着再过6年还有10倍，这和2倍的速度还不一样。虽然我们在中间看到了很多信息，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但是量还决定了非常重要的差别，会产生很多的方法解决社会上的问题，远远超过几年前的传播速度。几年前看到的速度和今天完全不一样，再过6年是非常强的力量。我们需要做好处理和应对措施，比如人的素养问题，当一个人面临这个体系的时候可能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加入进去，一个是退避三舍。加进去的时候可能带来好处可能带来坏处。有一个人给上级写了一封信，被同事列到互联网，互联网网民就把它评为最牛的东西，对个人来讲可能是伤害，因为隐私权的破坏是个人力量不能抵抗的，像洪水一样，看上去非常可怕。如果我们在信息素养方面有足够的教育和深度的话，其实每个人都可以知道怎么保护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防范这种伤害。首先我要承认它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能避免的话就好了，比如毛向辉做了什么事情，我的态度就是不想让这个事情藏起来，我找到适合我的方法处理它，这是任何人都可以学的。另外我应该知道怎么保护我的隐私，作为攻击我的理由，这是我们需要面对的东西。就像这次的金融危机一样，没人预料速度这么快，突然就产生了全球的连锁效应，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好的事物和坏的事物传播速度是一样的。

    王利芬：在中国好像没有。由民间发起的具有广播功能的，在博客上的延伸性传统，在中国怎么就出现不了呢？

    毛向辉：它是上一个层面的东西，首先中国没有落后，我认为这个基础已经慢慢地和世界同步了，问题是什么呢？我们需要的是另外一种精神，要有一些真正的企业家会聚起来。我们做投资的时候要找到合适的切入点，也同样需要很严肃的分析，我为什么讲它的价值呢？不断地看到理论的更新，其实还可以分析出商业模型。告诉大家你在这个管道之间，有很多部件，他们是的档案袋，拎着可以到处走，在中国来讲需要建造和它们有同样级别的部件，这需要很强的、培训得非常好的思维方式，我设计的不是复制品，而是和中国今天社会状况相结合的一种社会性的应用。这种社会性应用未必是企业家，可能是非常专业的领域，比如说艺术家，其实艺术家很孤单。从我的角度来讲，分享主义和简单的分享不一样。分享主义是一种深层的思想交流，代表的是一种倾向，当我分享的时候有一个素养，我起码知道我分享的东西不是随便拿出来的，我分享的东西一定能控制隐私权。第二我知道它的经济意义，我分享的时候不是白给的，是会带来一部分意义。第一方面我知道我的东西是对和错，当我分享东西的时候别人会评判，因为我把它放到了公共空间去了，不论是博客，还是什么形式都是这样。当我说的时候会有人说是错的或者对的，或者哪方面是不完全的，这对我是一种收获。因为我的东西是在我的脑子里非常个体的想法，没有经过外界的检验。

    第二我可以看到别人跟我分享的东西，当我有这个倾向的时候，我们在路上遇到一个陌生人，如果我们微笑的话他一定不会对你恶语相向。我突然发觉别人也在跟我分享，如果我这里有10个人，我就可以得到10倍的分享，经济意义就出来了。我分享一个东西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么多人关注我。我有社会性资本，可以用在很多地方，虽然不能立刻转线，但是我已经有满足感在里面了。

第二个方面也很好，我可以找到同好者。当我们慢慢分享的时候，我们发掘了很多可以信任的东西，是共同爱好者。对中国人来讲很重要，因为中国传统的关系就是家庭，我今天发现了新的一种联系方式，甚至是跨地域、跨国际的。我找到同好者，对我又是一个新的提升，我就知道我们可以一起做一些很有价值的事情，这个就是协作。因为我们缺的是社会横向的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

关于互联网的协作和教育问题

    王利芬：在这里面分享到协作是一个过程，分享不做什么事，停留在思想层面，协作需要大量的精力共同完成一个目标，对于中国垂直型社会来说，对于传统的价值观念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你觉得在中国有前途吗？

    毛向辉：这是你问得最恰当的地方。我们今天的开发还停留在前两个阶段，强没有想第三个阶段，因为这需要深度的思考，要创造一种应用模型，能够让人们协作起来，改变社会的观念，非常有挑战度。需要足够的资本投入，需要足够的挑战自我的精神，还有创新的开发能力，研发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要找到这样的团队是不容易的，在中国需要很多企业家，需要创新的意思，可以想清楚这几个阶层，因为每一个阶层都是前一个阶层高阶的延续。如果我们只是分享，看到的只是一大堆垃圾，看不到高阶在哪里？但是到第三个阶层、第四个阶层，就能够产生智慧，能够解决社会问题。所以这几个阶层是我过去几年在中国看到的，慢慢呈现出雏形，需要不断地有点睛的部件出来。我相信未来几年会有很多企业家做这个东西。

    王利芬：协作精神和中国传统的东西不太一样，中国如果不是熟人，如果不是朋友，做事很艰难，诚信变得非常稀缺。你说的分享非常好，是对中国传统社会观念的改造。我们垂直型的社会是相对封建性的，不是向外延伸的，是内收，今天中国要融入世界，特别需要互联网的精神，来改造我们的国民性。你们中心是专门做这样的研究，你只是停留于理论的研究层面还是会有实践？

毛向辉：四年前我创立了一个基金会，叫做群智基金会，它不是在中国注册的，我希望这个基金会能够带给中国人新的思维，我们大概有7个项目在中国实施。这7个项目的核心价值观跟我说的是一样的，举个例子，开放式教育。不是说和传统教育背道而驰，要产生两个轨道，而是说希望能够用开放的思维方式影响今天的学校封闭的体系。怎么开放呢？

第一重要的观念就是内容，我们学校有课本，有教学计划、大纲。我们觉得它只是一个架，需要填充很多内容，是不能靠传统的。比如教材是很贵的，教材、教辅在中国还是很强的经济制度。在互联网有很多教育内容是免费开放的，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加工手段，变成可以访问的东西。比如免费的百科全书，就不需要做重复投资了。关键是怎么把百科用到教学中去，这样我们就设定一些内容给老师，给他们教育参考，让他们在课程设计中加入这个模块，相当于一个参考书。延伸出一系列的效应，当老师给学生上网的任务，让他们去看百科全书，学生同样是上网。我们认为上网是很危险的事情，我们就需要做培养。我们的教育计划培训了大量的教师博客，他们在广州、上海和其他一些城市，都作为一个协作体系，打破了学校之间的边界，而是地理老师形成地理老师的联系体，他们会分享地理教学的经验，把各种各样开放的内容分享出来。这样促进他们有一个开放的心态。

    所以这次我们在广州有一个中文网智联会，已经是第四届了，广州有一个老师叫吴尚中，他把读书计划分享给大家，他用这个工具也是最简单的工具，让自己的学生读书之后写出来分享给学生和家长，让每个学生得到尊重，不论什么想法先去尊重，其他同学的观点你要去回复，不断地产生读书的过程，所以学生读书的能力会越来越强。因为我们以前只读教科书，对课外书谈虎色变。可是经过这么几次运作之后，家长从原来的反对态度变成了支持态度，因为家长看到了自己孩子的进步，孩子跟家长不会交流，孩子在想什么可以跟学校的教育体系结合。所以通过教育管道变成很平的，得到了广州地区很多教师的响应。

    王利芬：昨天我们在思科看的是面向21世纪的教育，互联网会带给21世纪教育什么样的改变？我们会做一期这样的节目，你说的开放式教育和我那个非常契合。

    毛向辉：我们希望互联网应该是一个平等开放访问的体系，所以我们在和美国的电脑计划是100美元的计划，可以用草根化的方法执行这个事情，可以买PC，如果加一点钱可以再买一台捐给农村的孩子。我们参考了NGO的做法，就是多背一公斤，当背包客去农村旅游的时候，到网站注册一下就给他一个联系方式，就知道有哪些学校，那些学生，你可以多背一公斤的东西到那边去。这个概念吸引了很多年轻人，无论是书、文具还是什么都可以。多背一公斤的模式很好，我们希望多背一公斤的东西是儿童电脑，所以跟在做计划。比如到云南先把1000台电脑送出去，多背一公斤的计划要后续，因为电脑送出去要有人教，要联网，要和教学配合起来，所以我们做一些整合，让多背一公斤的项目能够更加有价值。因为它以前只是发挥公益效益，所以这次很有趣，我去奥地利电子艺术节的评委，有一个栏目是数字社区，恰恰颁给了中国多媒体中心，应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因为他们不光拿到1万多欧元的将近，更重要的是来自中国的项目得到了欧洲的认可，这是非常振奋的。因为全世界有很多艺术家，他们没有看到中国的新媒体艺术，但是看到了中国网络上的强项，他们觉得这是非常好的社会性艺术，呈现的不仅仅是人们的创意，用了一个简单的概念帮助了社会不平衡的现象。对我们来讲，我们制订的项目是类似于此的。

    王利芬：是公益的吗？

    毛向辉：完全是公益的，我们的管理费用很少，所有的基金，所有的执行团队是基于互联网的，没有办公室，这是和以往不一样的模式。我们是没有工资的。

    王利芬：基金是多少？

    毛向辉：7万美金，我们和其他基金不一样，其他基金需要上千美金执行大规模项目，我们和多背一公斤的项目更多的是给他启动资金，5万美金就可以让它形成很好的循环，这就是我一直在谈的创业者精神。创业者要有零预算的概念在里面，因为大部分创业者说我的商业计划很好，需要500万美金，500万美金谁都能做，这不是你的特长。我相信有很多社会力量没有调动起来，如果调动起来是非常庞大的力量，我们也可以用一些技巧实现这个东西，最近一个项目就是和美国的耐斯基金会，会投500万美金支持新媒体项目。我们做了这样一个项目，团队里刚刚形成，北京有7家NGO组织联合起来做NGO信息共享平台，这是非常有趣的平台，不是管理系统。希望用一个2.0的方式，任何人都可以说出他们的需求。比如我是四川广元地区，需要什么东西，这必须是真实的。你不可能让人过去验证，需要有一个验证体系，有人发过来消息，立刻有人跟踪，如果一段时间没有得到验证，就会永远停在下面，所以你原始的发起人必须想办法找周边人提供证据，证明这个东西是真的。帮助的人是另外一条线过来的，需要的是一万块钱，或者需要的是营养。NGO主要是人，有什么东西可以到最边远的地方，去任教也好，去旅游也好，能够收集过来信息，而且有可信度，可信度是非常关键的。这又是一个媒体效应，有10个人的话看不出效应，如果有100万人的话就完全不一样了。它不是封闭型的，也不是靠权力运作的。

    王利芬：已经确定了吗？

    毛向辉：这个项目已经确定了。

    王利芬：其他的3个项目也是分享的项目？

毛向辉：你有一个好的创意，我就非得自己做，我们不可能又做创意者，又做项目执行人，我们有一个执行过程。你可以申请，我们帮你做评估，帮助你做得更好。我们有一个网络上的价值，这些项目每个网站P2评值都超过5，这是什么概念呢？我们积累的项目能够超过很多的话，本身有个影响力，当人们去搜索某个关键词的时候，可以让一些词排在前面，并不是暗箱操作的，而是有技术手段做的。他们是相互作用的，能够起到互相提升的作用。如果我是VC的话，各个项目是互相组合，可以支持，相互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更多的基金会，如果有这样的机制，可以让中国有非常有创意的项目浮现出来。年轻人基于技术观念的变革，带来了社会应用的变革，这是我们走的途径，而和其他的基金会不太一样，完全是基于分享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