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如何看待我国的大饥荒

茅于轼：如何看待我国的大饥荒

    中国三年饥荒是因为取消了国际国内的粮食自由交易，又不允许饥民出门讨饭，最后只有饿死一条路。防止饥荒再次发生的不只是增加粮食生产，更重要的是让百姓有交换的自由，有流动的自由。何况没有自由粮食也增不了产。所以说：自由是抵抗灾害的最有力的武器。

    在过去的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因为饥荒而饿死的人，总数大约为七千万人(但是在前一个世纪，即十九世纪，饿死的总人数超过一亿人)，比地方病和流行病死亡的总数略少一些。大体上又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之和。这都没有算上因饥荒导致的生育的减少和营养不良而夭折的人数。在这过去的一百年中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饥荒，就是中国的1959-61年的大饥荒。所有的重大的饥荒都是因为战争或独裁专制，真正因为人口过剩和经济落后而饿死的不是最主要的。人口过剩和经济落后都会造成普遍的，但是都是小规模的死亡。

    在二十世纪以前，饥荒的主要原因还是粮食的生产赶不上人口的增长，也就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在起作用。粮食不足那时候是全球性问题，各处地方都存在粮食生产问题，到处都有人饿死，但是都是小规模的。现在二十世纪以后，我们完全有把握说，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已经过时了。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的发达，粮食既充足，又能够方便地流动，大规模饿死人只有在十分特殊的条件下才会发生。但是在十九世纪之前的几千年里，确实是粮食的生产不足成为人类发展的障碍。人口的繁殖是几何级数的方式，而粮食的生产是以算术级数的方式增加。新增加的人口不得不到更偏僻，更遥远的地方去开荒种粮。在中国我们可以看到西部地区农民在高山峻岭的半山坡上开垦，产量极低，运输的成本极高,，但是人们不得不到这种生产条件极为不利的地方去谋生。按照我们现在的看法，这些地方根本是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是马尔萨斯的规律把他们赶上去的。

    马尔萨斯的理论已经过时的看法可以从近几个世纪人口和寿命的变化得到证明。在十九世纪以前的几千年里人口增加非常缓慢。根据Angus Maddison(英)的研究，公元以后到十九世纪的1800年中，人口的年增长率不到0.1%，但是从十九世纪以来到现在的二百年中人口年增长率达到 1%以上，增加了十几倍。至于寿命，在十八世纪末平均寿命是26岁，这是人类几万年挣扎的成果。而此后不到二百年的今天，全球人口的平均寿命已经增长到 67岁，寿命的年增长率增加了50多倍。十八世纪末是人类发展的转折点。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变化，值得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来研究。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人类历史上头一次可以做到消灭饥荒成为容易的事。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终于被彻底克服。这是人类一个巨大的成就。现在大家所说的大饥荒，和历史上的饥荒比较，是十分有限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饥荒都是发生在经济落后而且是在战争的环境中。饿死的人数顶多只不过几万人。确实，当今世界上患营养过剩和肥胖病的人数早已超过饿死的人，也正在超过挨饿的人。

    是什么导致了饥荒死人？经济落后的国家比较容易饿死人。贫困不仅仅是生产不足，而且是基础设施的不足，很少有保险，储藏，贸易，公共行动等补救措施。卫生和医疗的落后都扩大了饥荒造成的后果。当今世界上受饥荒威胁最大的国家都是人均收入最低的国家，如安哥拉，索马利，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阿富汗。由于国家穷，一旦发生饥荒，很难迅速克服，其后果会延续多年。

    粮食歉收会导致饥荒。饥荒往往发生在极端气候期间，如干旱，水灾，使得粮食严重歉收。但是歉收既不是饥荒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即使是经济最落后的国家里，也都有相当的弹性来调整丰歉。我国学者宋国青对我国因为气候特殊而减产的情况作过分析，他得出的结果是气候影响产量在一个局部地区可能是很大的，但是就全国范围而言，只有总产量的百分之一。因为各地的丰歉会彼此抵消。在全世界范围内气候影响产量的程度就更小了。不过他的分析不包括气候变暖等长期变化的后果。

    政治制度不良和争战是饥荒的主要原因，它对饥荒的责任远远超过经济落后和粮食歉收。但责任者往往把饥荒的责任推给了经济落后或气候不好。人民权益的丧失会恶化饥荒的后果，使得本来容易克服的困难变成灾难性的。比如1931-33年发生在前苏联的大饥荒，当时苏联的人均GDP是现在非洲经常受饥荒侵袭国家的三倍。同样地，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北朝鲜的饥荒，他们的人均GDP也比大部分现在有饥荒的非洲国家高得多，但是他们的损失却大得多。这些例子说明由于比较好的公共管理，可以迅速采取补救措施，大大地减少饥荒的损失。阿马蒂亚。森教授专门研究饥荒，他说现代饥荒不同于历史上的许多饥荒，往往是粮食的分配机制被破坏，而不是没有粮食的供应。森的研究提醒了许多学者去研究饥荒发生时的分配状况。他们发现在饥荒流行时周围有足够的食物供应，但由于分配上的障碍，挨饿的人得不到供应。分配的障碍有许多不同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市场被破坏，有钱也买不到粮。另外一个原因是没有钱买粮食。这时候不是没有粮，而是没有钱。只想办法去增产粮食，不注意提高百姓的收入，就搞错了问题的对象。收入不提高，粮食再多照样会饿死人。不过因为穷而饿死人是很个别的，在二十世纪以后不可能是大规模的，当今时代大规模饿死人都是因为人为对市场的阻隔，使最重要的供应渠道失去作用。

    在今天，饥荒的防止是容易的。运输费用大大地下降了，粮食储藏成本很低，信息传播非常迅速，国际的饥荒救助到处可得，营养和医疗的知识大有进步。在这种条件下大规模饿死人是非常特殊的事，它往往是和极权政治或战争相关。斯密（一位现代学者，和十八世纪的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同姓同名）就说，现代的大饥荒无例外地是政府滥用权力，采用错误的措施所造成。而且他们还想方设法掩盖真相，森教授甚至还说，民主和饥荒是互不相容的。民主政治能够让信息不受障碍地传播，能够整治腐败，避免政府的权威被滥用。

    更重要的是要让市场发作用。在市场能够正常发挥作用的时候，饥荒很容易从别处获得粮食而被缓解。世界市场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全球性的缺粮，也从来没有发生过因为粮食禁运而饿死人。相反，倒是许多饥荒因为国际援助而得以避免。中国1959-61的饥荒和朝鲜前几年的饥荒就是因为取消了国内市场，又隔断了国际市场的作用。否则饥荒绝不会那么严重。市场对于防止现代饥荒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两个国家的饥荒更因为不允许人口的自由流动而格外严重。粮食不能流入，如果人口能够流出，也不会死那么多人。市场的自由参与，人口的自由流动，都涉及人的基本权利。如果把人圈定在一个小圈子里，不许可商品和人口的任何流动，粮食只能自给自足，那么任何原因造成的局部供应不足都会造成饥荒，都会饿死人。所以饥荒造成的最大威胁来自于对人们自由的干涉。或者说，抵抗饥荒最有力的武器是自由，而不是增产粮食。更何况没有自由，粮食也很难增产。

    饥荒死亡人数的统计是非常困难的。中国1959-62大饥荒的死亡数字，一般专家估计为1400万到4300万之间。这两个数相差极大。我自己对这个统计作过很粗线条的，但是也是最基本的研究。其方法如下：当年的人口数是上一年的人口加上新出生的，减去死亡的。死亡的人口中包括正常死亡和饿死的。从颁布的人口统计数字可以知道灾荒前后的人口数，如果能够找到此期间新生人口和正常死亡的人口，剩下的就是饿死的人口数。但是新生人口和正常死亡的人口数是未知的，所以只能求助于假定。如果这两个数和灾荒以前相同，没有变化，可以算出饿死的人是4200万。但事实上灾荒年代新生人口肯定会减少，所以实际饿死的人到不了 4200万，大约是3500万比较可信。我国学者金辉对三年灾荒的死亡人数有过更彻底的研究，他对公布的人口数有怀疑，因而作了更全面的比较和分析。

    在现代社会中大规模饥荒发生的可能性非常小。对我国更不是一个威胁，因为我国的经济实力有就有了巨大的增长，人均收入比1960增加了近二十倍，社会的组织化有了彻底的改进，专制已经消退，对外开放使中国融入了世界经济，物资的流通十分方便。所以大饥荒事实上已经成为过去。可是我国的许多政策还以防止饥荒作为前提。比如为了粮食安全而保护耕地，导致城市的用地供应不足，房价飞涨。我们应该了解现代学者对饥荒的最新看法，避免误入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