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与吴青，生命重叠63年间 　

　　编者按

　　爱，是冰心做人和作文的核心。冰心一生致力于以爱的哲学造就人们至真、至善、至美的人格，从对生命的体谅、关怀出发，主张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公平、正义与尊严。然而，十年浩劫使冰心心中的爱割裂了。母亲将自己对爱的理解传递给读者，更以行动影响着自己的孩子。女儿吴青通过作为人大代表的经历，诠释着对母亲的理解。母女两代中国人的故事，彰显出国家民主政治建设曲折发展的历程。

　　本刊记者/王家敏

　　1999年2月28日晚，吴青在日记中简短地写道，“妈妈去世了。”那一刻之后，吴青的心就安静下来，不再悲伤。她知道母亲冰心不再痛苦了。

　　她与母亲生命重叠的63年间，中国社会经历了最为深刻的变革。

　　爱不必言说

　　一栋普通单元楼里的美好住所，窗外是法国梧桐，阳光透过白色纱幔照到房间里来，投下百合花的影子。吴青在客厅里摆满了亲人的照片。

　　冰心的晚年在这里度过，直至99岁。作为小女儿，吴青常常被邀谈论“冰心对我的影响”。父母赋予儿女肉体，同样以精神与情怀。剔除所有的身份与遭遇，在吴青心里，冰心首先是一位懂得爱与美的女性。

　　吴青年幼的记忆中，冰心不是一位旗袍加咖啡的太太，只有出席会议才会穿上光亮的皮鞋。冰心的爱也不在庙堂之上，当时家中的保姆就像亲人一样，吴青说，“冰心反对将人分出阶层来。”

　　吴青叙述了一段简短的对话。平常的一天，一位先生前来拜访，在门口见到手里拿着抹布的冰心。

　　“你们家太太在吗？”

　　“先生，我就是。”

　　“噢，抱歉。”

　　至1946年，冰心一家到了日本。冰心的丈夫吴文藻受邀任中国驻日代表团政治组长，了解战后日本政局和重建的情况和形势，研究日本新宪法、日本新政党、工人运动等。1949年，冰心受东京大学(原帝国大学)之聘，讲授中国文学。

　　其间知识界有一批人去到国外，冰心的旧友老舍到了美国，与她的孩子们频繁通信。有一次吴青说，“舒伯伯给我的信里说，他在纽约，就像一条丧家之犬。”冰心没有过多言表，而在《老舍和孩子们》中写道，“一个10岁的小女孩，哪里懂得一个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作家，去国怀乡的辛酸滋味呢？”

　　没有辛酸，年幼的吴青却有着愤怒。从1937年出生起，吴青就随冰心四处逃离日本人的轰炸与占领。在日本时，她从父母处看到一本《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史》，见到南京大屠杀的描述便气血冲上头顶，聚集几个中国小男孩骑着自行车欺负落单的日本小朋友。

　　数次之后，母亲发现了。冰心亦痛恨侵略，但她告诉吴青，日本的民众也正在承受战后的痛苦，“你看看他们同样受苦的生活，吃不饱，穿不暖，有些小朋友还在露天上课。”

　　冰心对待日本朋友非常友好，这是小吴青永久的记忆。吴青也逐渐理解到，人可以因知识、身份、民族有所区分，但作为人他们并无分别。“妈妈并不与我谈论所谓道理，这些都不必说。她尊重子女，让子女感受到爱，这是她对我最大的影响。”

　　痛不可言说

　　有真笑亦有真痛。在很长一段时间，冰心与子女的默契，变为了沉默。

　　吴青的记忆中，归国前一段时日里父母常夜深不眠，“当时我便知道他们在讨论，回国，或是不回国。”

　　1949年，新中国是要建立为政治协商、人民民主的共和国家。吴文藻想留在东京继续他的研究，但冰心不同意，吴青说，“我的母亲是一个作家，和老舍一样，她‘去国怀乡’，她不能离开她的故土和读者。”

　　作为丈夫，吴文藻尊重冰心的决定。1951年秋，他们历尽周折回到祖国。自此，他们的生命也经历了新中国所周折的一切。

　　1958年4月，吴文藻被划为“右派”。在他的罪名中，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一条。吴文藻不无委屈，“我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到国外去反好了，何必千辛万苦地借赴美的名义回到祖国来反呢？”

　　冰心也与丈夫一样“感到委屈和沉闷”，但此时的她仍“漏网”作为旁观者。1957年前后，几乎所有的社会学者和冰心平日所敬佩的各界知名人士都被划为右派。冰心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心里一天比一天地坦然了，原来被划为右派，在明眼人的心中，并不是一件可羞耻的事。” 

　　然而在吴青年少的心中，这就是羞耻。并不是因为家人被划为右派，而是周遭一些父母害怕被子女揭发，谨言慎行以至于恐慌的地步。吴青自小一面派，敢说敢当。“我的父亲是右派，哥哥是右派，母亲是漏网的右派。父母不会再当着我们谈论事情，或者带上一句，‘不要告诉任何人！’”吴青仍心有余悸，“这个社会人与人失去了沟通，失去了信任，对人性是一种压抑，也生了谎言。”

　　至1966年，“文革”开始，冰心和他的丈夫一样“靠边站”，被批斗，住牛棚，一家8口(包括冰心的3个子女和他们的配偶)分散在8个地方劳动改造。

　　9月，冰心的大女儿吴冰从兰州寄出一封信说：“娘， 舒伯怕去世了，您知道吗？”这对冰心是一声晴天霹雳，老舍这么一个充满了活力的人，怎么会死呢！冰心在“文革”结束后叙述，“那时候，关于我的朋友们的消息，我都不知道，我也无从知道。”

　　“亲人之间的消息，也是不知道的。当我们聚到一起的时候，没有谁会诉说自己所受的苦。”吴青回忆，“老舍为什么自杀？他有妻子，他有孩子，但是爱被掐死了。所幸的是我们不离不弃地走了过来。”

　　在这十数年间，“文革”惨烈的割裂了亲人的关系，朋友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冰心一家人的日记中断了，没有谁敢留下什么，这个国家似乎也中止了记录与反思。

　　1976年，北京爆发了“四五运动”，这是新中国一次民众自发反对运动。运动结束后，吴青带着11岁的儿子，骑着自行车经过长安街。不需要说话，她指着诺大一片空旷之处说，那就是天安门广场。

　　时至今日，吴青仍会为这一段不可言说的岁月哭泣，也是为一段荒诞的人类历史哭泣。中国似乎应和了“多难兴邦”，但吴青却认为，曲折患难中，“人丢了基本的权利，人离开了爱。”

　　天地有大爱

　　冰心与吴青并非一言不发。

　　冰心年幼时，就反对传统的等级观念和阶层观念。她从祖父处得知曾祖父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民裁缝，但她的堂哥却看中“乌衣门第”出身，吩咐她不要外传。从那时起，冰心就不再遵守家中的习惯，她在回忆录中写道，“写在任何表格上的籍贯，不再是祖父‘进学’地点福建闽侯，而是曾祖父出生地福建长乐，以此来表示我的不同意见！”

　　“五四运动”中，冰心走上了街头。期间，她发表了大量文章，倡导“爱的哲学”，带给黑暗中的人们以宁静和温暖。1945年，全国文化界进步人士在《新华日报》(重庆版)上发表《文化界对时局进言》，要求结束一党独裁统治，实行民主，团结抗日。冰心在进言上签了名。

　　“文革”结束后，冰心更为铿锵有力，关心妇女权益，支持教育事业，包括捐资希望工程。如她所述，她“从浓阴之晨写到阳光满室”。1989年，“五四运动”70周年，冰心希望，五四精神所带来的“德先生”和“赛先生”的道路能够继续走下去。

　　在95岁寿辰时，冰心出版了《冰心全集》，把9万多元的稿费全数捐献给吴青创建的农家女学校。

　　作为女儿，母亲的爱进入了吴青的血脉，一切仍在继续。亲历过曲折的岁月，吴青决心致力于重建被割裂的关系。

　　“我们需要一点一点表明自己的态度，一点一点推动。”吴青作为人大代表，25年坚守，以反对票表明自己的态度，以行动维护人们的权利。

　　1984年，吴青成为海淀区人大代表，她依据宪法，设立全国第一个“选民接待日”，定在每周二下午四点接待选民来访，倾听民意。1988年，吴青第一次参加北京市人代会。她没有做沉默的大多数，投出了当场唯一的两张反对票和两张弃权票，有人戳着她的背脊说，看，这就是那个投反对票的女人。2002年，吴青关注推动的北京市流动儿童义务教育问题得以进展，北京市《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管理条例》出台。

　　吴青是最早关注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问题的人大代表之一，曾为此事奔走多年。在北京，很大一部分外地务工人员主要从事的工作是卖菜、做清洁工和个体小商贩，而他们的子女多在一些名为“打工子弟校”的学校读书，无法享受义务教育。

　　“这些学校多在城乡结合部，有些校舍甚至在垃圾堆旁，因为北京没有出台对流动人口子女学校的政策，使得这些学校不合法。”吴青说，“如果一个人自小受到歧视，将会影响他的一生。”

　　每次人代会开会期间，吴青会提出建议，并找到北京市教委基础教育部分的工作人员面谈，希望能够早日出台法规使得这些学校不仅合理而且合法，获得更多的资源。对一个人大代表而言，法规的制订、法规的修改、法规的实施、法规的监督最为重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吴青至上的法宝，大至维护公民的自由，小至解决居民楼边上的环境恶臭问题。她身边总是带着两本冰心赠与的宪法，其中一本是1954年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宪法。

　　作为母亲，冰心曾为吴青题写了“天地有正气，人间不夕阳”八个字，挂在她们共同居住的厅堂内。

　　这对母女并非孤独，人们回应了她们的帮助。2009年8月27日，吴青在家中接到电话，一位选民在电话里说，“谢谢你，10年了，我感觉到力量和温暖。”吴青时常接到这样的电话，“他们以前上访，只知道喊冤；现在知道了原因，也知道用法律保障自己的权益，我想中国的未来在于这样的变化。”

　　数十载风云变化，不妨回头看看冰心的描述。“你看云霞的海上，何等明媚；风雨的海上，又是何等的阴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