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建设60年：梦想照进现实

内文导读：

50年代末，民主空气缘何消弭？ 新中国修宪风云 反对票见证民主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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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与吴青，生命重叠63年间 俞可平再论“民主是个好东西”

中国新闻周刊2009033期封面

　　民主中国　

　　俞可平在他那篇流布甚广的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里说，在人类迄今发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种。也就是说，相对而言，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

　　回到1978年12月，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重提民主，语重心长，振聋发聩：“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

　　1986年9月28日，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公报称，高度民主是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之一，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体现。社会主义在消灭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基础上，为充分实现人民当家做主，把民主推向新的历史高度开辟了道路。

　　公报说，“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强调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切实推进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

　　当普罗大众切身感受到“民主是个好东西”时，公众的参政目的也由情感走向理性，从表面介入走向深度参与，在对政府权力运行、决策的监督中，公民正逐渐成为新中国成立60年来推动民主政治前进的主体力量。民主，也已从开国者的革命理想转变为亿万民众的基本诉求，成为中国人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

　　开国：民主的万千气象 　

　　编者按

　　中共民主建政激发了从普通民众到民主党派及党外人士巨大的参政热情。当时6位国家副主席中有3位党外人士，4位政务院副总理中，有党外人士2人。在政务院所辖的34个部委中，14名党外人士出任正职。

　　几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在一种民主的氛围里完成了建立国家政权的一系列工作。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当时专门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在组织8000多人讨论、修改的基础上，又有1.5亿人参与建言，征集到各方面意见118万多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初年的民主气息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本刊记者/罗雪挥 文/马莉 房一盟

　　“1949年，胜利来临之快令人目瞪口呆。”《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叙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让人振奋的开局。而更令人目不暇给的胜利，则是与开国齐头并进的民主架构。从召开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临时宪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到在全国开展普选，再到1954年宪法的出台，这些民主建设的标志性大事件，均在热火朝天的拥护声浪里完成。

　　《共同纲领》规定的机构、组织，无不在名称上冠以“人民”二字，诸如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协、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广播、人民出版事业等等，“这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平等协商

　　1949年8月中旬，从北平贝满女中毕业的孙小礼，懵懵懂懂中成为了历史的见证人。她刚过17岁生日不久，便接到了北平团市委的通知，直接到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秘书处议事科报到，该会议不久更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而所谓“议事”，就是会议的各种事务。例如制作会议代表名册、发会议通知书、安排会议代表报到等。

　　60年后，孙小礼依然珍藏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席次表。她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出示了这本干净朴素的小册子，上面工整地列出了各单位代表名录，共有662人。不算解放军及各地区代表，中国共产党代表仅有16个正式席位，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首席代表。而特别邀请人士就有75人，第一位是宋庆龄。孙小礼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宋庆龄签到时的情景。本来规定签到者一律用毛笔，但是考虑到宋庆龄不习惯用毛笔写字，就特别为她准备了一支钢笔。孙小礼还为此一连试用了好几支钢笔，因为要写在宣纸上，所以钢笔下水既不能不流畅，也不能太流畅。签到时，宋庆龄用钢笔很工整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宋庆龄到政协报到的照片，刊登在了9月22日的《人民日报》上，签到桌旁站着的就是孙小礼和另一位工作人员荆惕华。那天有人指着照片对她说：“呦！你们两人竟被拍摄进了这个历史的镜头！”

　　1949年9月21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在9月30日的全体会议上选举出了由180人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其中民主党派成员有60多人。而宋庆龄、李济深、张澜则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60年后，曾任政协工作人员的孙小礼仍然盛赞开国的民主气氛。“几乎每一件事都通过协商，人们有不同意见都敢讲。”孙小礼记得，在小组会上有激烈争论，比如讨论《共同纲领》，几乎是一个一个字去抠。不过，在大会上意见比较统一。政协开会期间，孙小礼负责统计举手表决的票数。孙小礼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会议议案付表决时，代表们都是全体举手赞成，没人反对，也没人弃权。孙小礼至今仍然确信，那不是勉强，不是走形式，而是代表们反复讨论和酝酿的结果，是充分协商之后的衷心拥护。

　　后来孙小礼考上了清华大学数学系，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转到北京大学，1953年毕业留校任教，1986年被评为教授。在政协工作的日子早已远去，但孙小礼永远无法忘怀迎接新中国诞生时的喜悦：中国人民当家做主了，正在亲手缔造一个新的中国。

　　全民参与

　　1953年，老百姓民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发生了。此前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特定时期，曾代行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中共中央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应当适时地实行全国普选。1953年3月4日，中央选举委员会发出了关于基层选举工作的指示。

　　新生的共和国依然延续着开国的抱负与豪迈。“那是五千年历史上的第一次，每个够年龄的老百姓都可以参加选举。”著名宪法学家许崇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他当时刚刚从中国人民大学硕士毕业，便参加了内务部普选工作组。试点先在山东进行。只在基层实行直接选举，县以上则实行间接选举。

　　60年后，许崇德回忆了这段颇富戏剧性的普选。那时的农民根本不懂得什么叫选举，什么叫人民代表大会，工作组跟老百姓反复讲，只有人民才有这个权利，地富反坏右没有选举权，政治权利只给人民，不给敌人。开选举大会时也不是秘密的无记名投票，而是举手表决，因为选民大都是文盲，没法投票。一些选民登记时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就叫张家大妈、李家大嫂，不过，许崇德介绍，老百姓都很拥护选举。群众们“人中选人，瓜中选瓜”，搞得非常认真。

　　共和国的第一次基层普选于1953年下半年在全国展开。正如邓小平当时指出的，它“标志着我国人民民主政治发展的新阶段”。1953年12月9日，当时在上海港务局任职的蔡祖愉参加选举区人大代表。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介绍，选举场面非常热闹，敲锣打鼓，像过节一样。而那时国家还很困难，选票用的还是很粗糙的纸，质量很差，因为投票的人很多，一共投了两个多小时。虽然条件简陋，蔡祖愉还是为“人民当家做主”而无比激动。

　　1954年9月15日，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顺利开幕。此前大规模的基层普选，已经为其民主气氛奠定了明亮的基调：人人都是主人翁。

　　第一届全国人大期间，代表们还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这同样是全民参与的民主盛会。该草案曾于3个月前公布，以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全国参加讨论的多达1.5亿多人。许多地区参加讨论的人数，达到了当地成年人口的70%以上，有些城市和个别地区达到了90%以上。全国人民在什么问题上都想到了，不论是有关宪法的，还是与宪法无关的。许崇德此时已经调任宪法起草委员会秘书处工作。他描述当年群众参与热情之高，当时正值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涝灾害，干部群众在抗洪抢险的时候，也不忘在河堤上讨论宪法修改意见。通往北京的道路被洪水冲垮了，这些意见书被装上了飞机，运送到北京。

　　1954年宪法的出台，发动了全民参与，也获得了全民拥护。宋庆龄发言说，1940年毛主席说过中国少了两件东西：独立与民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得到了。我们的宪法将昭示全世界，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是各民族自由平等的大家庭。

　　民主的变奏

　　“恢复中国的伟大所必需的全国统一是所有爱国的中国人衷心渴望的目标。”《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如是陈述。该书认为更意味深长的是，新政府24个部长中的11个是小党派的代表或无党派“民主人士”，“虽然政权显然由中共掌握，但这些职位不仅仅是形式。更广义地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初期，对有威望的非党人士的意见是真心去征求的。”

　　百废待兴的时代，毛泽东作为开国领袖，是民主气氛当然的缔造者。1949年11月间，民盟召开一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举行招待会时，毛主席在招待会上说：“从前有句老话‘飞鸟尽，良弓藏’，现在应改为‘飞鸟尽，良弓转’。”他还说：“新中国的建立，不能只靠一个共产党，需要多党合作，齐心协力，共建大厦，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嘛！”

　　不过，民主的大气候还是逐渐有了微妙的变化。结束了国民经济恢复阶段，进入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54年是宪法讨论如火如荼的年代，也是思想界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胡适思想进行大批判的年代。风雨已在酝酿之中。

　　曾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的沙里在《我在人民政协的所经所见》一文中回忆，“1955年，批判胡风和‘肃反’运动，这不能不影响到政协内部关系也开始紧张起来，一些知识界人士，出于各种原因，或著文与他们划清界线，或执笔投入批判；也有既不愿批判他们，又生怕火烧到自己身上，在恐怖中沉默慎言。1953年开始的对梁漱溟的批判，在政协内部则达到了极度紧张的程度。”

　　这些不和谐的因素，最终在1957年浮出了水面。根据沙里的回忆文章，在“反右”中，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的党外人士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有79人之多。按二届一次会议委员总人数559人计算，占委员总数的14.13%，占非党员委员的19.31%，即五分之一。

　　著名宪法学家许崇德认为，“反右”是共和国开国民主氛围转折的开始。虽然制定了宪法，但是当时还缺乏依法办事的精神。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姜平，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民主党派史研究，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历史地看，民主党派对中国民主贡献最大的时期还是在1949年之前。虽然开国时民主党派的地位确实很高，比如确立了《共同纲领》，参与了共和国各项建设与管理，甚至参与了制定国家宪法。但在越来越频繁的政治运动里，特别是“文革”大劫难的时代，人们甚至无法表达独立的看法，更谈不上正常的参政议政。

　　作为举足轻重的民主人士，宋庆龄仍在观察和思考，并力图发出自己的声音。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退休人员殷之俊撰文《宋庆龄在反右派斗争中的态度》，该文记述，1957年7月13日，宋庆龄在《人民日报》发表《团结就是我们的力量》一文，主题是“我们一定要像保护生命一样来保护我们人民的团结”。宋庆龄说，我们很熟悉中国的旧统治者是怎样处理社会中的矛盾的。如果人民提出了意见或是抗议他们的境况，他们就会被看作“煽惑者”，就会遭到逮捕、拷打和处决。那时的当局不爱多讲，干脆就使用武器。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不能做那样的事情。我们能够掌握经济和社会的规律，明智而合于人情地解决问题。

　　“民主是在曲折中发展的，历次运动尤其是‘文革’中所谓的大民主其实是群众造反。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期，邓小平拨乱反正，民主才开始走上正常的轨道。”著名宪法学家许崇德总结这60年的民主进程。

　　开国的民主记忆犹在。新中国成立时，尚是青年的人们如今已生华发。共和国60岁生日前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