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是佛祖西来意

    维舟

    □自由撰稿人，上海

    在近代以前，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单项进口是什么？答案肯定是：佛教。佛教在中古早期传入中国，不仅是中国哲学史和宗教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胡适语)，也全面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文化、审美、语言，其渗透之强迄今仍能明显地感受到。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不了解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则对东汉以来中国思想和文化的了解都无从谈起，因为它已成为中国文化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且对其他部分有着强烈的渗透和影响。

    因此，即使仅仅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文明，也有必要对中国历史上的佛教有一个基本的了解。第一眼看到芮沃寿这本薄薄的名著，我在惊喜之余首先感到的是惊讶：“中国历史中的佛教”是个极为庞大的议题，仅中国佛典的篇幅就是《圣经》的74倍，相关的衍生文本更是令人望而生畏，要统括提炼为这样一本小册子，恐怕比写一本上千页的大书还难得多。用李零的话说，“把书读薄”是一个很大的本事。不过这样的提炼倒是读者之福，便于人们清晰地把握最重要的历史脉络。

    佛教对后世中国人来说已如此熟悉，甚至几乎让人忘了它是一个外来宗教，但谈中国佛教必须从它初传入华开始。禅宗公案中有一个问题曾被反复提及：“如何是佛祖西来意？”即佛教因何从西方传入中土？对于这个问题有许多著名的回答，但却都不是直接的回答，而是将之视为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然而打机锋顿悟可以如此，学者追溯历史源头却不能。

    汤因比曾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即宗教的大发展往往尾随一个帝国的崩溃而来。佛教在中国的传布，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得益于两汉儒家文明的政治秩序崩溃之后，持续近四百年的政治分裂和社会危机，根基动摇的社会“成为异域思想和制度得以植入的极有希望的温床”。在这样一个人们难以预知福祸和未来的灾难时刻，佛教和道教都获得了大发展，因为它们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给了人们精神上的安宁和指引，让他们通过对彼岸世界的追求摆脱现实世界中的焦虑痛苦。

    但两种异质文明体系在相遇时必然要遭遇碰撞和不断调适。可以说，一千多年后西风东渐时所遇到的大部分问题，在佛教入华时都已在不同程度上遇到，例如本土思想的激烈抵制、一个外来思想体系的自我调整以迅速适应变化、如何使新的异质思想被本土接纳和理解、以及经典的翻译工作和交流等。芮沃寿敏锐地意识到，在翻译佛典的过程中，许多违反儒家道德的段落和措辞被删改或省略，并出现了许多护法文，辩称佛教思想“与本土的思想和价值相一致或为其补充之处”，通过这些方式，将这一外来事物嫁接到本土文化的根上。

    在南北朝的乱世中，佛教不得不适应南北两种不同的政治环境和文化。这种扎根本土的努力，出现了日后佛教南北宗分化的最初雏形，以及被中国思想所渗透的佛教，事实上此后的中国佛教发展，大抵都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在演化的进程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即佛教从“沙门不敬王者”和“渐悟”的立场上后退，逐渐放弃其独立性和外国色彩。陈寅恪曾指出，拜不拜王者表面上看是僧俗之争，但实质上与渐悟/顿悟之分一样，都是华夷之分，而最终的结局则是佛教为适应本土而屈服于中国文化传统。不但接受了北魏起设立的僧职机构，而且作为对印度佛教的“一种特色的反对”的顿悟说最终发展成汉传佛教唯一的正宗。

    另一个重大的调适是众生平等思想和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佛教的发源地印度有严格的种姓思想，主张“一阐提不能成佛”，但中国文明却相信“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及“人皆可以为尧舜”。在本土的道教经典《太平经》中就已显露出一种特色的思想，即认为人的命运是靠自己而非鬼神等外力决定，而且只要修行得道，人人都可成仙。这种“自力本愿”的思想主张一切吉凶都由自己造成，人种善因即得善果，种恶因便得恶果，跟鬼神毫无关系，因此所谓鬼神说穿了只是自己精神状态的一种投射而已。这就不难理解为何“成为主流的禅宗顿支主张一种与中国人的一贯信念相合而对于受种姓制度束缚的印度来说格格不入的救赎理想，即：一个人可以在其一生中通过自设的努力而到达巅峰”。事实上如龚鹏程所言，面对中国社会中这一强大的思想现实，“若不在理论上作此转向，佛教恐不能大昌”，禅宗就是绝对“自力”的思想流派。

    自唐代禅宗兴起，晚唐后西域通道断绝，佛教又在印度本土衰落，佛教不得不更进一步地中国化，以至于禅宗这样一种从印度佛教的观点看来的几乎已经不能算是佛教的异端，竟演变成为中国佛教势力最大的正宗。禅宗在理论层面吸收了道家玄学性格，大受士大夫知识分子和庶民社会喜爱。但中国佛教中的“佛性”也逐渐演变成主要指人的心性，而非印度所指的真如、实相、法性，这种对心性的和自然主义的过度强调，消解了鬼神与来世的观念，无形中也造成了禅宗的自我瓦解。到最后砍柴挑水、吃饭穿衣皆是修行，宗教过于生活化，那么这与“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李贽语)、“百姓日用即道”(王艮语)的儒家说法又有什么差别呢？

    中国思想本来就具有强烈的“此世性格”，对彼岸世界的兴趣较少，因此对佛教教义往往也不甚关注，即使在今天的台湾，佛教界也不大重视佛学，往往盖寺庙各方乐捐，但办佛学院就信众兴趣寥寥，“明心见性”的直接最迎合他们的口味。中国历史上宗教对人的约束力很小，用葛兆光的话说，它“并没有一种强制性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世俗信仰者的信仰，只是靠思想与情趣的魅力来吸引信仰者的感情”，最终则是“宗教逐渐转化为思想，信仰逐渐演变为兴趣，文人把宗教修行转化为生活体验，把终极境界转化为艺术境界”。但这倒未必不是中国人之福，至少避免了可怕的宗教战争，并能自然地在主客合一中求得自由与无限。

    今天的每个中国人都在无意中继承着两千年汉传佛教的遗产，别的不说，我们口语中的日常词汇就有许多都源出佛教文化，例如：世界、时间、信仰、平等、现在、天堂、觉悟、法宝、魔、宇宙、塔、唯心、真理、因果、相对、绝对、十字街头、当头棒喝、盲人摸象……这个清单还可以开得更长。无怪赵朴初当年曾回应那种排斥佛教文化的意见时说：“如果真要彻底摒弃佛教文化的话，恐怕他们连话都说不周全了。”

    正因为这一领域涉及的议题如此庞大，芮沃寿在本书前言中就谦虚地自称“这样一个阐释只能是试探性的、不完满的”。然而他这本已成为西方研究中国佛教史的指南性名著虽然已出版半世纪，但其洞察仍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