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院士：社会浮躁致科学精神出现危机

　　编者按：

　　学术管理体制行政化，评价标准和导向存在偏差，造成目前我国科技人才创新能力严重受干扰，昔日备受推崇的科学精神面临危机。在中国科协一项对影响创新因素的调查中，45%的被调查者选择“社会环境的利诱，难以静下心”，33%选择“科研管理机制导向使得科研人员急功近利”，37%选择“做官对争取项目、解决职称均有利”；还有37%选择“有机会可以走仕途”。另一项针对当前科研人员精神状态的调查显示，53%的科研人员“没有远大的理想和奋斗目标”，33%认为科研也应该“一切向钱看，物质利益第一”。

　　当科研创新成为实现个人物质目标的惟一手段，当名利成为衡量个人成就的惟一标杆，科学精神，似乎也伴随着那个清苦而纯真的时代逝去。拯救科学精神危机，已经成为当今社会不可回避的课题。

　　《半月谈》：拿什么拯救科学精神危机

　　本刊记者 熊润频 曹健

　　“钱学森之问”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举例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共有14位科学家获奖，其中就有11个是1951年前大学毕业的。2009年10月31日，随着钱学森逝世，人们在缅怀和追思中，“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成了备受关注的话题。

　　为什么经济发展、教育发达、社会进步，我们的杰出人才反而不如以前？为什么这个物质极大繁荣的时代，却只能痛惜“大师”陨落，而鲜见新星启明？“钱学森之问”，问出的不仅仅是教育之惑，也是科学精神之惑。

　　中国科技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郭光灿在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曾直言：新中国成立60年，尤其是后30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极快，各项社会事业也极大发展，从时间上来说，培养一代世界级大师也是可以的。但为何我们现在没有大师出现？归根结底还是浮躁的社会大环境下，科学精神出现危机。

　　记者调查发现，随着社会价值观的日益功利化和物质化，人们对科学精神的向往和追求热情下降，科学精神赖以生存的大环境和土壤恶化。这是造成科学精神危机的首要原因。

　　另一方面，近年来随着高校扩招、就业压力增大，考取高学历、选择精深专业成为不少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逃避就业压力的无奈选择之一，而非为了自己的爱好。现在的研究生中，很多人对待科研、学术都比较浮躁，充满功利思想。一些研究生在选择研究课题时，不是以自己的爱好、专长为先，而是首先考虑能不能尽快出成果，对于长期性、基础性研究很难静下心来。

　　另外，科研管理的量化考核和导向偏差，也导致了一些科研项目的“大干快上”，缺乏严谨踏实的品质追求和对科学研究精神的尊重。

　　安徽省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沈跃春认为，我们在科研上更关注数字和指标，往往忽视质量和内容。“我国发表的科技论文数量很多，可是真正在国际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却极少。教育、科研表面上鼓励创新，实际上却用一套套数量和指标体系催着赶着，达不到既定目标，就有一系列惩罚措施。这与强调‘冷板凳坐十年’的科学研究精神明显背道而驰”。

　　除了快马加鞭的“催产”方式打乱了科研规律之外，社会评价体系官僚化倾向严重也阻碍了科学精神的坚守与发扬。

　　“这些年来，我发现身边也有很多优秀人才，但是往往他们做出了一些成绩，很快就被罩上光环、过度拔高、走上行政岗位，脱离了业务。不少科研人员也把主要精力放在争取政治资本上，搞科研是为了仕途发展。这样下去，很不利于科研人才的培养。”郭光灿说。

　　此外，科学精神危机还表现在一些科研人员在社会价值评价体系和现实生活压力影响下，无法专心研究、潜心学术，或靠“走穴”赚钱，或追逐媒体曝光、扩大知名度。有媒体曾做过调查，在2006年至2007年的大牛市阶段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阶段，中国经济学家的出场费一路暴涨，普遍由万元以下升至3万～5万元，“走穴”“赶场”已经成为不少经济学家的“主业”。

　　专家变“砖家”之忧

　　科学精神的缺失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由此导致的严重后果，首当其冲就是整个国家科研创新能力下降、科研发展前途堪忧。

　　今年4月，英国《经济学人》网站刊发了《全球最具创新力国家最新排名》专题调查报告，在包括发达国家和新型市场在内的所有经济体中，中国创新能力只排在第54名。

　　“诺贝尔奖诞生100多年来，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却始终无缘。同时，我国自己的自然科学奖曾连续4届一等奖空缺，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曾连续6年空缺，这些都说明我们在重大的基础性、原创性科学研究中有多么薄弱。不改变这种情况，国家的科研未来令人担忧。”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王开玉表示。

　　除了创新能力的不足，社会对科研人员和科研成果的信任危机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随着高校、研究机构中造假案、抄袭门、腐败案以及代表利益集团的专家“雷人”语录频频曝光，科研人员建立在专业知识之上的公信力和整体形象更是遭遇“雪崩”，社会大众对于科研人员的不信任感也在逐渐积累和增加。

　　一位网民评论说：“曾经，专家是多么令人肃然起敬的称号，在大众的眼里，专家差不多就是‘真理’的代名词，高校、研究所更是社会的精神高地和净土。然而，在学术丑闻不断、专家一心向‘钱’的时代，精神高地已经难以服众，精神净土也已经被铜臭所污染。在这样的情况下，专家自然就在大众眼中沦为‘砖家’。”

　　重树科学信仰之要

　　采访中，有关专家和学者认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曾经涌现出许多优秀的科学家，也有着良好的科研传统和风气。当前要重振科学精神，还需重树科学信仰，营造宽松的科研氛围。

　　“科学研究成果固然重要，更为稀缺的还是科学精神。”郭光灿认为，要改变这一现象，就需要纠正科学研究的社会价值导向偏差，改进科研评价体系，净化学术风气，为科学精神的振兴创造成长空间。

　　与此同时，还要建立培养科学精神的社会大环境。当前，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是直接影响学生对于科学研究的认识以及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建立的重要因素。对此，安徽高校的11位教授通过当地媒体发表公开信，建议教育界及整个社会应该直面“钱学森之问”，并结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制定，“建立新的教育哲学和教育理想”，“形成新的教育发展战略和目标模式”，“推进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教育改革”。

　　中国人事科学院院长吴江等专家建议，各级政府应优先保证对人才发展的投入；建立人才发展专项资金，纳入财政预算体系，保障人才发展重大项目的实施；建立重大建设项目人才保证制度，提高项目建设中人才开发经费提取比例。以此来调动人才积极性，形成“知识生产力”与经济效益的良性循环。

　　此外，对于科研人员自身来说，也需要戒除急功近利的思想，回归科学研究的本质。“科研本身是很枯燥的，只能靠着强烈的热爱和毅力，才能长期坚持，也才能最终攀上科学高峰。所幸的是，我现在身边就有研究生拥有这样的精神，冷板凳一坐就是4年，别人都忙着发文章、争取项目，他却不急不躁，只是按照自己的兴趣不断探索研究。这样的学生是具有真正的科学精神的，这样的学生多些，科学发展的前景就光明了。”郭光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