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阳：时代与人才（下）

 黎阳：时代与人才（下）
六．“文凭主义”的背后（下） 　　3．“硬权力”、“软权力”与“绝对权力” 　　“世界有阴阳，权力分软硬”。“权力”包括“硬权力”和“软权力”两方面。所谓“权力”，就是当权者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能力：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必须服从。暴力和有形的利害之类是“硬权力”，用以使人不自愿地服从。意识形态、伦理道德、价值观、思想控制、“话语权”、舆论诱导之类是“软权力”，用以使人自愿地或“自愿”地服从。二者合起来便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权力”。 　　电脑的软硬件一个都不能少。没有硬件，软件无用武之地；没有软件，硬件动作不起来。权力也如此。没有“硬权力”，“软权力”无从发挥作用；没有“软权力”，“硬权力”独木难支。“硬权力”与“软权力”跟的关系就跟这软硬件的关系一样，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硬权力”必须靠“软权力”来启动、来保护、来巩固、来制约。没有“软权力”，“硬权力”无从发挥。比如法律、执法机构等等属于“硬权力”。但法律体系正常运转的前提是整个社会大部分人都尊重法律，愿守法不愿犯法，以身试法的不法分子被孤立出来，执法机构才有用武之地，行使“硬权力”予以打击。如何才能作到使“整个社会大部分人都尊重法律、愿守法不愿犯法”？“软权力”——价值体系、伦理道德体系，让绝大多数人思想上不认同犯罪，认为犯法是不应该不正常不可取的事。“硬权力”的作用效果充其量是让人不敢犯法，“有贼心没贼胆”。而“软权力”的作用效果是让人从心里就没想犯法，连“贼心”都不起。如果丧失了“软权力”，即“软权力”不起作用，那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法律一文不值，整个社会人人视法律为无物，根本不当回事，“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人人变着法子找机会犯法，除非全被铁链子锁上牢房关住，否则稍有疏忽没看住立刻见缝插针——在这种情况下，“硬权力”还能起多大作用？没有“软权力”，只靠“硬权力”，结果会如何？往大了说，是骚乱、暴乱、戒严、内战——历代王朝末日的情况。往小了说呢？是混乱——最典型的就是中国的城市交通：典型的只有“硬权力”，没有“软权力”——有多少人把交通规则当回事？只要没警察守在跟前死盯着，人们见了红灯照闯不误。至于违章行驶、违规作业等等就更不用说了。只有“硬权力”，没有“软权力”，维持交通秩序全靠警察，结果只能是警察累死、交通堵死、公众抱怨死。——如果“软权力”起作用，象许多发达国家那样使绝大多数人自觉自愿遵守交通规则，有人看着没人看着都能不闯红灯不违章，极少数不守规矩的立刻就孤立了，警察要维持秩序就容易得多。那时城市交通虽然照样还会有高峰堵塞，但决不会现在这样寸步难行。 　　没有“硬权力”，“软权力”就没有后盾，就一文不值。比如，只靠道学先生的苦口婆心能制止犯罪吗？所以“硬权力”必不可少。但从长远观点看，“软权力”比“硬权力”更重要，始终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贯穿着矛盾存在的始终，支配着矛盾发展变化的性质和方向。“硬权力”所发挥的作用总是有形的、有限的、暂时的、被动的、可预测的、可预防的；而“软权力”所发挥的作用则是无形的、无限的、长期的、主动的、不可预测的、防不胜防的。道理很简单：“硬权力”靠人实现。人是有思想的。人的思想是受“软权力”指挥的。掌握了“软权力”，就掌握了人的思想，也就掌握了“硬权力”。毛泽东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说明“硬权力”的作用必不可少。而毛泽东又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说明“软权力”的作用更重要。有了“软权力”即思想路线正确，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小可以变成大，弱可以变成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丢了“软权力”即思想路线错误，“超级大国”的前苏联一枪没放就土崩瓦解了。所以没有“软权力”就没有“硬权力”。取得了“软权力”，取得“硬权力”是迟早的事。失掉了“软权力”，丧失“硬权力”也是迟早的事。就连搞军事政变的也是如此：“硬权力”打开局面，“软权力”决定成败——先用武力控制要害部位，紧接着必然利用宣传机器要求全国服从。服从了政变就成功，否则就失败。什么因素决定全国其他地方“服从”与否？“软权力”。当年蒋介石国民党的宣传机器不可谓不强大，反共宣传简直无孔不入，但就是驳不倒毛泽东，得不到人心。丢了“软权力”，蒋介石国民党的“硬权力”再强大也“无可奈何花谢去”，不得不逃到了台湾。所以说归根到底是“软权力”支配“硬权力”。 　　所谓“绝对权力使人绝对腐化”，这“绝对权力”＝“绝对硬权力”＋“绝对软权力”。其中最关键的是“绝对软权力”。“硬权力”来自“软权力”。“绝对硬权力”来自“绝对软权力”。没有“绝对软权力”就没有“绝对硬权力”。要制约“绝对权力”，就必须先制约“绝对软权力”。皇帝“独断专行”的“硬权力”来自皇帝“至高无上”的封建主义伦理价值观这种“绝对软权力”。否定了“君权神授”的价值观，就剥夺了皇帝“至高无上”的“绝对软权力”。人人都不认同皇帝“至高无上”，皇帝变成了“孤家寡人”，还“独断专行”得下去吗？早被推翻了。所以要“制约绝对权力”就必须做到“制约绝对软权力”。不制约“绝对软权力”，“制约绝对权力”就是一句空话。 　　有人以为要制约绝对权力就得原封不动照抄美国，不走样地搞三权分立。那是典型的教条。“制约绝对权力”的核心是用“软权力”制约“硬权力”，而不是单纯用“硬权力”制约“硬权力”。美国的三权分立表面上看是“硬碰硬”，纯粹用“硬权力”制约“硬权力”。其实哪有那么简单形式化。没有相应的“软权力”在背后既牵制又协调，这套系统根本就玩不转，早瘫痪了。什么“软权力”？整个社会的共识：个人不能有“绝对权力”，整个政府（立法、司法、行政三个部门的总和）则必须有“绝对权力”。“制约绝对权力”，可以制约官员个人，可以制约政府的某个部分，但不得制约整个政府，危急国家安全。有了这条“软权力”撑着，“三权分立”的各个部分才能既合作又制约，正常运转。看不透这层奥妙，盲目模仿，以为“制约绝对权力”就是简单分权牵制，形式主义地用“硬权力”制约“硬权力”就完事大吉，其结果必定是瘫痪政府，把国家搞得一团糟，最后走向无政府，走向天下大乱。 　　毛泽东时代的没有“三权分立”，但官员照样清廉，因为虽然没有采用“三权分立”这种形式的“硬制约”，却采用了党纪国法等具有“中国特色”的“硬制约”，更主要的是建立了极其有效的“软制约”：不仅有上级同级下级的层层监督，有广泛的群众监督，更有“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占据了伦理道德的制高点，整个社会的道德观价值观形成压倒一切的巨大约束力，使绝大多数官员想都不曾想贪污腐化。这是最典型的“软权力”制约“硬权力”，而且最有效。这种“软权力”的制约连毛泽东自己都不例外：毛泽东的孩子有几个发财的？毛泽东之后权位相当者的孩子有几个不发财的？就凭这一条就足以证明毛泽东的“软权力”制约着毛泽东的“硬权力”，使其想都不曾想过以权谋私。 　　最常见的只会用“硬权力”制约“硬权力”的例子大概要算流氓团伙，而且是街头混混那种最“初级”的流氓团伙：谁的拳头大谁是老大，不听话就揍。稍微“高级”一点的黑社会老大就学会使用“软权力”了，讲点“江湖义气”什么的。只会稍不如意就“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主儿能让手下死心塌地跟着混吗？能成多大气候？ 　　蒋介石也算是只会用“硬权力”来制约“硬权力”的典型：靠特务，靠权术阴谋，靠分而治之，靠制造矛盾，靠制造派系，结果呢？“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既然“绝对硬权力”来自“绝对软权力”，所以要制约“绝对权力”，根本在于制约“绝对软权力”。见硬不见软，只制约“绝对硬权力”，不制约“绝对软权力”，那么“制约绝对权力”就是一句空话。制约“绝对硬权力”需要靠“软权力”。制约“绝对软权力”同样要靠“软权力”。制约“绝对软权力”不能没有“硬权力”，但更不能没有“软权力”。秦始皇“焚书坑儒”，只用“硬权力”制约“软权力”，结果呢？可见用“硬权力”制约“软权力”只能暂时起作用，只能在一定程度打开局面，真正的长远有效制约还要靠“以软制软”，用“软权力”制约“软权力”。所以说只有“软权力”才能有效打破“绝对软权力”的“唯我独尊”，破解“绝对软权力”的专制王国。比如对付电脑病毒，“硬权力”不能没有，如断网、关机等等。但归根到底还要靠“软权力”即有效的杀毒软件才能真正解决问题。所以说制约“绝对软权力”到头来还要依靠“软权力”——我和志同道合诸网友们在网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今万户侯”，不就是在用“软权力”制约“主流精英”们的“绝对软权力”，让他们“一统天下”的美梦不那么美吗？ 　　4．如今中国谁拥有“绝对权力”？ 　　所谓“绝对权力”，就是“不受任何制约的权力”——当然，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有条件的，没有百分之百无条件的“绝对”。所以“绝对权力”也是相对而言有条件的“绝对”（起码这个“不受任何制约”就只能说是不受人为的制约，而不能说是不受客观世界的制约）。 　　如今在中国谁算得上“不受任何制约”？ 　　——流氓头子黑社会老大：称霸一方，谁也惹不起，“不受任何制约”——不过必须在自己的地盘上，必须有“白道”势力“罩着”。出了自己的地盘，没了官府当靠山，这“不受任何制约”就不灵了。所以这“绝对权力”只能算暂时的、局部的、半地下的“绝对权力”；而且多为“绝对硬权力”——黑社会的“软权力”只能对内，对外实在说不出口：能说服社会承认杀人越货光明正大吗？即便是对内，善用“软权力”的黑社会老大也比较稀罕，层次也高不到哪里去。一般无非是“江湖中义字当先”，能达到梁山泊“替天行道”级别的恐怕属于稀有动物。能达到“绝对软权力”水平的实在罕见。 　　——贪官：大权在握，为所欲为，横行霸道，“一把手”即“一霸手”，谁也管不了，“不受任何制约”——当然，必须在自己的“独立王国”内，必须有“乌纱帽”。一旦罢了官就什么都没了。所以这种“绝对权力”同样只是局部的“绝对权力”（不过比黑老大高一等，不是“半地下”状态），而且同样多为“绝对硬权力”——贪官连黑社会老大都不如，连“替天行道”的“理论根据”都没有。无论对内对外都讲不出象样的道理来，对外只能靠诈骗高压，对内只能靠威胁利诱，没什么象样的“软权力”，更谈不上“绝对软权力”。 　　——“主流精英”：既有“绝对硬权力”，又有“绝对软权力”，而且没有时间、地域、单位等具体因素的限制，名副其实“不受任何制约”。 　　1）．“主流精英”不承认自己应受任何制约——现在在中国，“主流精英”还承认对自己该有任何制约吗？根本不承认。他们只承认理论知识，只承认书本知识，只承认学位文凭，只承认光凭书本知识、理论知识和文凭学位就足以当官，根本不承认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不承认“主流精英”只有理论没有实践的事实，不承认“主流精英”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的原则，不承认实践经验。这样他们就取消了对自己的一切客观制约。只许“主流精英”管别人，不许别人管“主流精英”。那么来保证“主流精英”不干坏事？“学者的良知”——“ 学者型官员有很高的自律性”、“比较重视名誉”、“有非常强的自律性，甚至视之为生命”……（靠这些空话就能代替客观制约防止腐败？真新鲜，如今中国的“主流精英”居然还有“学者的良知”？几厘钱一吨？） 　　2）．“主流精英”的“改革”不受任何制约——本来改革不是目的。老百姓的生存权加富裕才是目的。改革是手段。手段只能服从目的而不能妨害目的。老百姓的生存权高于一切。任何政府的任何举措都不能违背这个根本宗旨，改革也不例外。但“主流精英”颠倒了这个主从关系，把“改革”歪曲成了至高无上的目的，取消了对改革的一切制约，改变了改革的性质，强迫人民为“改革”付代价。厉以宁说：“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他们就这样把“改革”变成了自己随心所欲横征暴敛、盗窃国库的工具。 　　鲁迅所说：“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封建社会的人要受封建主义伦理道德理论体系的制约。资本主义社会的人要受资本主义伦理道德理论体系的制约。“主流精英”的“改革”则不受任何伦理道德任何理论体系的制约。一个“摸着石头过河”就一笔勾销了任何伦理道德理论体系的制约。要涨价，就宣布“国际接轨”；要砍工资福利，就搬出“中国特色”——不折不扣的“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不折不扣的流氓。——世界上也只有流氓才最喜欢“不受任何制约”。 　　3）．“主流精英”的“学术研究”不受任何制约——如今中国的一切，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活……一切的一切，都成了“主流精英”专有的“学术研究”，都变成了只有“主流精英”才有资格过问处理的“专业性学术问题”。他们在“学术研究”的名义下肆无忌惮到处插手，到处指手画脚，到处横加干涉：为判了死刑的黑社会头子翻案，为顾雏军之类奸商“正名”，为腐败猖獗欢呼，为房地产投机叫好，为秦桧李鸿章汪精卫鸣冤，为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辩护，为八国联军叫好，为董存瑞、黄继光、刘胡兰、狼牙山五壮士抹黑。老百姓上访他们要干涉，讨工资他们要干涉，工人要求涨工资他们要干涉，春运铁路不涨价他们也要干涉……他们的“学术研究”简直是海阔天空无穷大，老百姓放个屁都成了只有他们才有资格批准的“学术问题”。谁敢有半个“不”字，那就是“破坏学术自由”、“你不懂，等你学会了再来说”、“不尊重知识”、“不尊重知识分子”……“主流精英”就这样把“学术研究”变成了“如意金箍棒”，随心所欲横扫一切。他们正是韩非子两千多年前就痛斥过的社会《五蠧》中危害最大的第一蠧：“儒以文乱法”—— 利用文章、狡辩到处搬弄是非，颠倒黑白，扰乱法纪，坑害国家。（正是这种“乱”把秦始皇逼急了，来了个“焚书坑儒”。） 　　4）．“主流精英”“不负责任”的特权不受任何制约——“自己的行为自己负责”是任何一个正常社会的正常原则。制定国家政策的人，要对所制定的政策负责。不管参与决策者的身份是“官员”还是“学者”都不例外。而“主流精英”却既要控制一切决策，又对决策的后果从不负任何责任。现举两例： 　　——“市场换技术”换了几十年，核心技术没换来，自己的研发能力却散了，市场还丢光了，全被外资控制了。“偷鸡不着蚀把米”，“赔了夫人又折兵”，现在不得不重新捡回“自力更生”，强调起了“自主创新”。而当初极力鼓吹、决策“市场换技术”的“主流精英”呢？一个个全躲得不见踪影，半点责任不负。 　　——“教育产业化”把中国教育搞得一团糟，害了国家，坑了学生，苦了家长，唯独肥了教育奸商。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从教育部到“主流精英”一齐改口，矢口否认曾经主张过“教育产业化”。但是他们的白纸黑字能赖掉吗？且看北大经济教授萧灼基2000年的论文《发展教育产业的十大关系》摘要： 　　“把教育作为重要的产业部门，在教育产业中遵循和运用市场经济规律，是发展教育产业的必然要求。” 　　“一个人受教育年限越长，教育投入越多，劳动收入也会相应增加。教育产业具有保值增值的功能。把教育作为投资，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进行经营，像其他产业一样，能够为投资者提供回报。这都说明，教育既具有满足人们消费需要的功能，又具有投资功能。” 　　“发展收费教育，一是可以利用社会资源，增加教育投入，为发展教育提供物质条件。二是可以按市场规律提高教育质量。收费教育形成教育市场。” 　　“主流精英”当初那么大肆宣扬“发展教育产业”，如今却装聋作哑，概不认帐，而且照样高高在上把持一切。他们“不负责任”的特权有任何制约吗？ 　　5）．“主流精英”的身份不受任何制约——比如“三头蛇”，既是“学者”，又是“官员”，跟商业也有一腿：“独立董事”、“顾问”、“咨询服务”……碰上“官”就变“学者”，碰上“学者”就变“官”，碰上“商人”就又当“官”又当“学者”，多重身份变来变去，哪种身份最有利就用哪种身份，什么样的制约也管不着他们。改革改了快三十年了，政府换了一茬又一茬，最高领导人也换了一个又一个，而把持改革决策大权的却“三十年一贯制”，一直由厉以宁、吴敬琏等“主流精英”在那里“千年王八万年龟”地手舞足蹈、“万寿无疆”。世界上把持国家大权近三十年的人有多少？格林斯潘那么牛也只干了十来年。“主流精英”比格林斯潘水平如何？七老八十了还死赖在台上不肯下，还说什么改革要“砸铁饭碗”、“废除终身制”，讽刺不讽刺？ 　　还不仅如此呢。“主流精英”还有一种特殊身份：外国代理。拿外国“基金会”的津贴，以“学术研究”的名义为外国资本发表“论文式广告”（或“广告式论文”），以“中国学者”的身份为外国利益服务。且看： 　　——《戴尔与中国经济增长》：“阐述了跨国计算机制造商落户中国所带来的巨大且日益提升的经济效益。”这份报告是由北京大学深圳商学院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项目研究小组经过6个月的研究而完成，北大付校长海闻教授担任项目研究小组的领导。——摘自朱大碌：“北大报告是不是汉奸言论？” 2007-3-21 　　——《可口可乐罐装系统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教授、平新乔教授和清华大学杨大勇硕士一起合作进行的“可口可乐罐装系统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课题研究，填补这项理论空白。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1998年可口可乐罐装系统对中国经济总产值的影响乘数约为2.66，即可口可乐罐装系统每购买1元钱的中间产品和投入品，就会给其他部门带来2.66元的最终需求，从而增加中国经济的总产值；同时，可口可乐罐装系统的上游和下游经济活动大约创造了40万个就业机会。——摘自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网页 　　拿外国人的钱，为外国利益服务，当外国人的代理，却以中国“学者”的身份出现，以“学术研究”的名义下结论做广告——是贪官也好，黑社会老大也好，有这等本领吗？“主流精英”的能耐谁比得了？他们的身份变换有任何制约吗？ 　　6）．“主流精英”的“话语权”不受任何制约——董存瑞有没有舍身炸碉堡？跟他他共同在战场上出生入死亲眼目睹的战友们最有发言权。董存瑞结婚没有？他的亲人最有发言权。然而现在最有发言权的人说的话都不算，倒是中国影协党组书记、影协副主席康健民、导演郭维之类根本没上过战场、根本没闻过硝烟味、根本不认识董存瑞的文人、“专家”、“精英”们说的话反而才算。老军人文存著文反驳，被告上法庭，罪名是“恶意攻击”、“诋毁名誉”。当董存瑞的妹妹和战友忍无可忍，也拿起法律武器状告他们污蔑损害董存瑞的名誉时，他们立刻宣布自己是“言论自由”、“创作自由”，而且搬出年龄当武器：“导演已经很大年纪了，我觉得没必要再去打扰一个七八十岁的人”。——告人家文存时怎么就不管“很大年纪了”？怎么就不说“言论自由”、“创作自由”了？亲眼见证英雄的人还活着就敢如此肆无忌惮颠倒黑白，那些见证人均已不在的英雄又该怎么办？ 　　这就是当前中国的现实：“主流精英”可以随心所欲评价一切，解释一切，否定一切，颠倒一切历史是非。别人的见证都不算数，只有他们的想象算数，而且还振振有词，叫“言论自由”、“创作自由”。而反驳他们就是“恶意攻击”、“诋毁名誉”，动不动就告上法庭。——只有“主流精英”的“话语权”可以没有任何制约，其他人一概不可以。 　　7）．“主流精英”的“专业领域”不受任何制约——“北大文科教授要管军”，是“愚人节”的笑话吗？不。是事实，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主任叶自成“中国海权从属于陆权应缓建航母”一文道出的事实。中国的战略武器该不该有，如何有，什么时候有，这一切该归谁管？是该归中央军委、国防部门的军人管，还是该归北大教授（而且还是“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的教授）管？搞国际关系的怎么管起军事装备战略武器来了？而且还管得那么具体：“应缓建航母”（缓到何时？比“永远不建”少几天？）难道北大教授想“投笔丛戎”、抢解放军将军们的饭碗，把自己的“学术研究”领域扩大到军事战略、武器装备？此例一开，岂不是要求中央军委和总裁装备部发展新装备还得报请北大教授批准吗？这难道不是“主流精英”染指军权的试探？这难道不是“北大文科教授要管军”？如果不是，那就更蹊跷了：西方国家刚一制造“中国航母威胁论”以阻挠中国发展航空母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的主任大人马上来了一篇“应缓建航母”，难道这就是他那个“国际关系”的需要？如此里应外合，如此配合默契，这“国际关系外交学”的“专业领域”倒底有多宽？ 　　“主流精英”们的“专业领域”就是如此海阔天空无所不包，没有他们管不到的，没有任何制约。北大文科教授要插手军权仅仅是一例。 　　８）．“主流精英”里通外国不受任何制约——贪官也好，黑社会老大也好，都不大敢明目张胆里通外国。“主流精英”则不然。只要打出“国际学术交流”、“国际接轨”的旗号便可以大摇大摆堂而皇之拿外国财团和“基金会”的各种津贴，以“学术研究”的名义帮助外国资本毁灭中国民族工业，占领中国市场，控制中国经济命脉。吃里扒外还理直气壮：没违反规定（他们可能制定出任何限制自己里通外国的“规定”吗？） 　　“主流精英”善于“舔洋痔”，便有了洋靠山，以至于国内谁也惹不起他们，连最高层都只能乖乖请他们上门“教诲”，不敢有半分得罪，否则就得面对全世界洋“精英”的“妖魔化”，以及由此而来的“制裁”：“镇压知识分子”、“不尊重知识” 、“独裁”、“反民主”、“破坏自由”…… 　　晚清中国的怪圈是“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如今是中国的事共产党说了算。共产党的事学者教授说了算。学者教授的事洋人说了算——或曰“洋钱”说了算，洋人的财团、“基金会”说了算。（不过也不尽然。“主流精英”见洋钱眼开，见人民币一样眼开。国内的“利益集团”给钱照收不误。拿了顾雏军的票子，便集会“证明”他侵吞国有资产“完全符合改革大方向”）。归根到底，“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人之天下”？ 　　５．“学匪文霸黑社会老大” 　　人大前政治系主任张鸣教授说：“大学现在的风气是衙门化、黑社会化、帮派化。一把手就是县太爷，机关行政人员是六房胥吏，教师们是三班衙役，学生是百姓，完粮纳税还战战兢兢。”“高校已经成为一个官场，不仅有官场的结构，还有官场的文化，官场的行事方式。”“现在中国高校体制行政化、管理官僚化衙门化，已经到了让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在学校里，当官的不仅握有行政资源，还有学术资源”。“现在官大学术大！你只要当了官你就掌握各种评审的权力，那么别人的晋升、评奖、拿项目以及学校的什么各种硕士点、博士点、一级学科、重点学科、学科基地的评审就掌握在你手里了”，“你要不听我的，职称评不上，课题没有你的，奖金自然没有了，甚至你的补贴也会没有”，“所有东西都认官不认学，这是中国学界的一个特点”。 　　这令人想起鲁迅的话：“中国人总只喜欢一个‘名’，只要有新鲜的名目，便取来玩一通，不久连这名目也糟蹋了，便放开，另外又取一个。真如黑色的染缸一样，放下去，没有不乌黑的。譬如‘伟人’‘教授’‘学者’‘名人’、‘作家’这些称呼，当初何尝不冠冕，现在却听去好像讽刺了，一切无不如此。” 　　这种情况奇怪吗？一点也不。为什么？教授当官，学者从政，“学者型官员”，既是“学者”又是官，见了官便是“学者“，见了”学者“便是官。唐明皇是“三千宠爱在一身”，这里是“软硬权力在一身”，既有“软权力”又有“硬权力”，什么制约都管不着——这不就是“绝对权力”吗？这样的“两头蛇”、“三头蛇”尽管还没有取得全国范围的“绝对权力”，但已经取得了局部范围的“绝对权力”，遵循“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规律——既然是客观规律，那任何人都不例外。官员如此，“学者”一样如此。只要满足条件，客观规律在任何地方都一样挥作用。只要满足石油生成的条件，不管是陆相构造还是海相构造都会生成石油。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在地下还是在天上，只要满足“一个大气压、摄氏100度”的条件，纯水都一样沸腾。不管是“学者”、“院士”还是地痞流氓街头混混，只要满足“绝对权力”这个条件，就一定得到“绝对腐败”这个结果，就一定变成黑社会老大，不会有任何本质区别。要说区别就是因为这种“学者黑老大”有文化，所以不是直接抢钱，而是抢学术成果；不是直接用拳头逼别人听自己的，而是用权力逼别人听自己的。这种“高素质”的黑社会老大可谓“学匪文霸”。 　　为什么毛泽东时代的高校、学术界和社会出现不了“黑社会”？因为第一，那时的“软权力”能有效地制约“硬权力”。第二，那时讲理讲得通。为什么讲理讲得通？因为大目标一致，“上下同欲”——“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大目标一致，根本利益相同，有分歧也是方法上的分歧，非对抗性矛盾，有共同语言，能够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达到和谐。现在呢？上下之间有“共同目标”吗？有共同利益吗？有共同语言吗？讲理讲得通吗？如果当真把心里想的如实说出来，那就不太好听了——我就是要以权谋私，就是要损人利己，就是要损公肥私，就是要吃你的肉，喝你的血！ 　　世界上只有羊跟羊的和谐，没有狼跟羊的“和谐”——当然，这是站在羊的立场上看问题。如果站在狼的立场上，那狼吃羊就是“和谐”。但在狼看来是“和谐”，在羊看来就是罪恶，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不能接受，那就是无理可讲，就只能“不争论”，就只能暴力解决问题——这就滑向了黑社会。无理可讲就不讲理。蛮不讲理就是流氓黑社会。只有黑社会流氓才最喜欢“不争论” 。“没毛大虫牛二”说：“我没钱，但我偏要你的刀！”这靠“争论”实现得了吗？所以只能使用暴力。利益根本对立，没有共同语言，真正的动机见不得人说不出口，目的还非达到不可，那就只能来硬的。黑社会流氓靠有形的暴力，“学匪文霸”则靠隐形的“暴力”——权力。形式不同，本质一样。所以会让人产生黑社会的感觉。不管是谁，碰到这些“学匪文霸黑老大”都会有无理可讲、蛮不讲理、强词夺理、岂有此理的感受。这种感受下岗工人、失地农民已经领教够了。董存瑞的战友妹妹已经领教够了。张鸣教授等普通教师和学生已经领教够了。饱尝“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房地产投机”、“国际接轨+中国特色”等等的苦头的普通老百姓也都已经领教够了。 　　一旦“硬权力”与“软权力”集于一身，那就很可怕了。那就是事实上的“政教合一”，事实上的“绝对权力”，事实上的“独裁者”，而且是有“系统理论”指导、有文化的高级独裁者。一旦“软权力”受到挑战，立刻用“硬权力”镇压。比如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你不赞同老子的“地心说”就烧死你。（顺便提醒一下张维迎小朋友：当年被烧死的是布鲁诺而不是伽利略。虽然伽利略也受到了宗教裁判所的迫害，但他屈服了，保住了命。所以如果再要《理性思考》，记住别再哭错坟头，想哭布鲁诺却哭到伽利略头上）那时是用火刑这种显形的“硬权力”。现在的大学校长书记之类“学者型官员”也象教皇一样，“硬权力”与“软权力”集于一身：“学者”——“软权力”；“官员”——“硬权力”。谁敢不恭，立刻“硬权力”伺候。只不过不再用火刑这种显形的“硬权力”，而改用了“穿小鞋”这种隐形的“硬权力”，反正是用权力让你呆不下去。就象张鸣教授揭发的那样：“职称评不上，课题没有你的，奖金自然没有了，甚至你的补贴也会没有”、“在圈子里孤立你，任何机会都不给你，不带你玩。要么你臣服，要么你滚蛋”。 　　“学者”有了“绝对权力”，不管说什么别人都必须信服。随便一通胡说八道都可以通行无阻，“学术”也就不成其为“学术”，而成为“霸王文章”了。翻翻“主流精英”的“论文”就可以发现根本不象学术论文。学术论文讲究的是严格严密严谨，每一个论断都必须有充分的根据和数据支持，环环相扣，步步为营，一丝不苟，点水不漏。而“主流精英”的“论文”则到处是武断蛮横主观臆断，光凭假定推测想当然，什么证据也不要就随随便便下结论。比如这些论断：“学者型官员具有非学者型官员一些不能比拟的优势。首先，前者比较重视名誉。一些教授、博士生导师级的知识型官员，有非常强的自律性，甚至视之为生命。他们理论的前瞻性和工作能力往往也比非学者型官员要强。知识型社会的领导干部，都应该是专家。这有利于改善执政形象，提高执政水平”、“学者型官员有很高的自律性”、“现在知识型官员的选官模式方向是正确的，利大于弊。不仅应该坚持，还要形成经常性的制度”——说了半天，论据是什么？理论根据是什么？统计数据在哪里？什么都没有就提出来当结论，不是“霸王论断”又是什么？又比如，过去都说中产阶级主要由白领构成，而吴敬琏在2007年“中国经济五十人论坛”上宣布说中国的中产阶级是“中小资本家”，一不见理论根据二不见统计数据，空口白牙就下了结论，真不知道他这个结论是怎么来的。如此“学术研究”算什么“学术”？纯粹信口开河，“语录式论断”。而“主流精英”现在除了这种不由分说霸气十足的论断之外还拿得出什么？“改革”近三十年了，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也该“摸”出点系统规律了吧？但看看这些“主流精英”，有哪一个能对这几十年进行全面总结，拿出一套全面的、系统的、完整的、严密的、令人信服的、适合中国情况的、能准确预测未来并指导中国经济活动的理论来？一个也没有。个个除了会引用西方经济学中的个别结论、支离破碎的片言只语来糊弄人外什么都不会，一碰到实际问题不是胡乱解释就是“集体失声”，预测未来测一次错一次，比算命瞎子都不如。所以说这些拥有“绝对权力”的“主流精英”不是什么“学者”，不折不扣的“学匪文霸黑社会老大”。 　　6．“主流精英”夺取全国最高“绝对权力” 　　“主流精英”口口声声“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又是“政府缩权”又是“民主化”的闹个不休。实际上拥有“绝对权力”的正是他们自己，到处制造“绝对腐败”的也正是他们自己。当今中国谁有“绝对软权力”？垄断了“话语权”的“主流精英”。谁最腐败？既有“软权力”又有“硬权力”的“主流精英”，尤其是“学者型官员”，比如殷国元、李达昌、高勇、邱晓华之流。中国高校为什么如此腐败？因为“主流精英”在高校取得“绝对权力”最彻底，不折不扣地实现了“学者当官”，又有 “软权力”又有“硬权力”，“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规律得以充分发挥，高校的腐败想不登峰造极都难。高校的腐败如此，学术界的腐败如此。社会风气的腐败亦如此。君不见中国社会风气的腐败之风就是从“主流精英”掌握了“话语权”、取得了“绝对软权力”开始的。他们的绝对权力制造了绝对腐败，还拼命叫嚷“权力过于集中造成了腐败”，不折不扣的贼喊捉贼。 　　《墨菲定律》说：“当老板说要‘提高效率’的时候，他决不包括自己。” 　　当“主流精英”说要承担“改革代价”的时候，他们也决不把包括自己，而是毫不犹豫地全部强加给老百姓。 　　当“主流精英”说要“公平竞争”的时候，他们同样也决不包括自己，而是千方百计用“文凭主义”把绝大多数竞争对手干掉，以便自己稳操胜卷。 　　当“主流精英”说要“限制绝对权力”的时候，他们更是决不包括自己，而只是用来制约别人，帮自己夺取更多的权力，直至夺取全国范围内的最高“绝对权力”。这包括： 　　——夺取军权 　　第一个突破口：夺过去的权——军事历史裁判权。污蔑董存瑞、黄继光、刘胡兰、狼牙山五壮士等革命英雄，这不是简单的历史人物评价，也不是一般的“恶搞”，而是要借此确立一个原则：上了战场的军人用血写的历史不算数，不上战场躲得远远的文人用墨水加口水写的历史才算数；前线军人亲眼目睹的事实不算数，高高在上的文人的凭空想象才算数。浴血奋战的要由信口开河的摆布；实战中打出来的要由舞文弄墨混出来的摆布；搞实践的要由卖弄“理论” 的摆布；“岳飞”要由“秦桧”摆布。此例一开，“主流精英”过问军事的权力就默认了。“秦桧”管“岳飞”的原则就确立了，新的“风波亭”就奠基了。这才是要害。 　　第二个突破口：夺未来的权——军事规划裁判权。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主任叶自成撰文“中国海权从属于陆权应缓建航母”。这不仅是配合国际势力阻挠中国建造航母，更主要的是借此确立另一个原则：“主流精英”有权干预中国的国防建设、战略武器系统的研制决策。而所谓干预，实际就是支配——反复玩弄“学术研究”、“经济第一”之类戏法剥夺别人的发言权，自己取而代之。 　　只要有了过去、未来这两个突破口，“主流精英”便取得了干涉军队事物的“软权力”，之后无非利用这“软权力”不断鼓吹灌输“国际接轨”、“文人掌兵”、“军队国家化”、“防止军阀独裁”之类，最后彻底掌握兵权。 　　——夺取政权 　　“学者型官员”是“主流精英”利用“话语权”这“绝对软权力”夺取各地区各部门“硬权力”的主要法宝：先当“学者”再当官，先夺“软权力”再夺“硬权力”，最后达到“清一色”，“学者型官员”一统天下。只要实行“文凭主义”，这就不过是个时间问题：没有文凭，不是“学者”，有资格当官吗？现在至少国家经济要害部门已经“学者型官员化”，甚至“北大党化”了，要么厉以宁怎么能夸口说：“我的学生许多都在国家经济核心行业进行着核心工作”呢？ 　　但是“主流精英”仍然不满意，仍然嫌夺权速度太慢，“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办法：“政治改革”、“民主化”。 　　“民主化”不对吗？ 　　表面上看似乎无懈可击：“民主化”，谁能说错？不“民主”，难道还“专制独裁”吗？ 　　然而看问题不能看表面。“主流精英”的“民主”的实际含义不是民主，而是独裁，是“主流精英”对普通老百姓的“专制独裁”。 　　“主流精英”讲“民主”本身就自相矛盾。民主的前提是平等，是地位相同，权利相同。地位不同权利不同还讲什么民主？“精英”个个“精神贵族”，自命不凡，处处要高人一等，从来不认为该跟普通老百姓平起平坐。根本不承认平等的人谈“民主”岂不是笑话？简直如同偷儿讲道德，婊子说贞操。 　　所谓“民主”，顾名思义是“民做主”。要“民主”，意思显然是伸出手来要的这个人还是个“民”，还没能做上“主”，也就是还没有拿到想要拿的权，正在伸手向有权的人要这个权，以便自己也能做主。所谓“民主”的实际意思就是伸手要权的另一种说法，不是要“软权力”就是要“硬权力”。如果给了权，那就“民主”了，如果不给权，那就不“民主”。如果从此权力你有我有大家都有，那倒也公平，说“民主”也说得过去。但如果这种伸手要权是“单向阀门”，只许我要你的，不许要我的，我拿你的权可以，你分我的权不行，那这个“民主”就是骗局了。因为这样的“民主”不过是一种夺权的工具，一种权术游戏。 　　喻可平一边赞美“民主是个好东西”，一边大骂“民粹主义”。 “法律精英”江平把为“重庆钉子户”说话的人一概斥之为“典型的民粹主义语言，典型的民粹主义思想”，宣布“不保护民粹主义”。“主流精英”对待不同意见从来就是这种逻辑：从不回答问题，而是专整提出问题的人。谁提问题谁就有问题：“没有资格”、“别有用心“、”不争论“……最后一着就是扣大帽子：“民粹主义”、“反改革”、“破坏和谐”、“极左”……就象大骂那个说皇帝没穿衣服的小男孩是“小孩子没资格发言”、“当众喧哗扰乱治安”、“别有用心侮辱皇帝”、“想出风头”、“愚昧，所以看不见皇帝的新衣”等等，唯独偏偏不敢回答“皇帝到底穿没穿衣服”这个问题本身。——不敢回答别人的问题，不敢平等辩论，碰上质疑就扣大帽子不准人说话，用不准别人发言、禁止揭开矛盾的办法逃避矛盾，还口口声声“民主”——有这样的“民主”吗？所以说“主流精英”江平之流用实际行动给老百姓实实在在上了一课：“民主”只包括“精英”，不包括老百姓。“精英”说话才叫“民主”，老百姓说话就叫“民粹”，“民主”是“精英”专用的，老百姓没份。“精英”夺别人的权可以，别人要“精英”的权不行。所以说“主流精英”的“民主”根本就是个骗局，“民主”是假，“独裁”是真。他们的“民主”不过是夺权的专用工具，向别人夺权时才用得着。一旦碰到别人向他们要权，“民主”就必然偃旗息鼓，束之高阁，决不再高喊“民主”而必定大叫“反对民粹”、“学术研究资格”、“纪律”、“法律”之类。掌握了这个规律，“主流精英”一撅屁股就能知道他们要拉什么屎：喊“民主”，那就是在夺别人的权；喊“民粹”、“学术研究资格”之类，那就是在禁止别人向他们要权。毛泽东说“民主有阶级性”好些人不信，现在“主流精英”亲自现身说法给人们上课，明明白白告诉你：“民主”只属于“主流精英”，老百姓不配享受。老百姓敢要民主就是“民粹”。这就从反面证实了毛泽东关于“民主有阶级性”的论断。 　　既然“民主”是“主流精英”的夺权工具，那么“主流精英”的“民主化”“政治改革”的真正含义只能是夺权政权，由“主流精英”自由挑选国家领导人，彻底废了共产党，由“主流精英”彻底掌握全国范围的“绝对权力”，实现“主流精英”对老百姓的全面彻底的专制独裁。 　　7．“主流精英”的“民主”意味着什么？ 　　“主流精英”的“民主”意味着“主流精英”的“绝对权力”。而“主流精英”的“绝对权力”对老百姓意味着什么？ 　　工人、农民及其他普通老百姓现在还有什么政治权力？人大代表有他们的份吗？政协委员有他们的份吗？他们能当公务员吗？能当干部吗？能当国家领导人吗？他们有参与改革决策的权力吗？有决定自己的命运的权力吗？他们不仅被剥夺了参与国家大事的权力，而且被剥夺了决定切身利益的一切权力：没有“话语权”，不准上访，“不准恶意讨薪”，“不准拦路告状”，“不准自杀”，不准……除了当奴隶卖苦力任人宰割外还被允许做什么？国家的事，社会的事，老百姓自己的事，不管大事小事，什么事都做不了主，一切只有“主流精英”说了算。君不见不管发生任何事件，报刊杂志上喋喋不休的只有“精英”、“专家”、“学者”，何曾允许普通老百姓对切身利益发表任何见解？——老百姓自己的事自己不能讲，非得让“主流精英”出面“代表”，这难道是在法庭上吗？只有法庭上的被告才不能自己为自己说话，必须一切通过“精英”——律师代言。普通老百姓被“主流精英”偷偷摸摸弄成了“被告”，他们还什么当家做主的权力？没有，一点没有。半点没有。全部被“主流精英”们用“文凭主义”、“代表先进生产力”等借口剥得精光。就这样“主流精英”们还不满意：“下岗工人的日子比毛泽东时代的凭票供应强得多，怎么还不满足？”“为什么物质条件改善了还没有‘幸福感’？” 　　这话实在够无赖的。秦始皇还没见过电灯呢，照此逻辑，那是不是可以说下岗工人的待遇个个赛过秦始皇？ 　　“下岗工人的日子”果真“比毛泽东时代的凭票供应强得多”吗？光看表面的有形的数字是一回事，综合有形无形收入、实际物价水平、实际购买力、实际开支、实际负担等进行详细对比分析是另一回事。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工人的社会地位、政治权力和精神状态可比吗？ 　　当年的“国军”财大气粗，“共军”穷得连津贴都没有。偏偏那么多“国军”普通士兵一接触“共军”就死心塌地跟定了共产党，掉转枪口开火打“国军”，打起仗来象换了个人似的不要命——当了“运输大队长” 的“蒋委员长”跟今天的“主流精英”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人不肯当“经济人”？为什么放着有钱的“国军”不干偏要跟那“穷光蛋”的共产党走？ 　　“主流精英”们同样无法理解为什么当年钱学森等精英不当“经济人”，放着美国的高薪舒适、优裕的物质待遇不要，非要不顾一切回到一穷二白的中国来。 　　要是单算物质帐，这一切永远都无法解释。因为“主流精英”的“经济人”钱串子脑袋看不到物质之外的东西。 　　（要是单以物质待遇论幸福，那当了“违命侯”的李后主的物质待遇不可谓不高，起码比普通老百姓强多了。为什么还没有“幸福感”？还要整天以泪洗面，念叨什么“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道理很简单：那些士兵在“国军”里不是人，没有权利，没有平等，任人驱使，任人宰割。当了“共军”虽然物质待遇差，但官兵平等，精神解放，有了主人翁的感觉。这是“国军”那点物质待遇换不来的。 　　同样，就算下岗工人的日子比毛泽东时代的凭票供应强，但工人在毛泽东时代的有主人翁的自豪感，人人平等的亲密感，有强大组织为后盾的踏实感，集体一员的归属感，无后顾之忧的轻松感，思想工作无微不至的关切感，奋发向上的激励感等种种充满光明希望的东西。这一切现在的工人有吗？敢奢望吗？这是几个小钱能换到的吗？ 　　钱学森等精英违反“经济人法则”回国，是因为“不龟手药”型人才有真才实学，有自信，看重的是学有所用。发挥专长为国效力的成就感比单纯的物质待遇更重要——“舔痔”型“人才”永远不可能体会到这种感受，就象太监永远 不可能体会到男子汉大丈夫的豪情壮志一样。 　　 “主流精英”们问：“下岗工人的日子比毛泽东时代的凭票供应强得多，怎么还不满足？”——这等于把工人农民由人变成牛之类牲口，拉犁挤奶鞭子抽之后，甩出捆干草吆喝：“嗟，来食！”然后问：你不是有吃的了吗？为什么还没有“幸福感”？ 　　由此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类型人才的最大区别。 “不龟手药”型的人才看重的是实实在在凭本事吃饭，宁吃穷饭，不屑 “嗟来之食”。“舔痔”型的“主流精英”则截然不同：“有奶便是娘”。只要有饭，“舔痔”何妨？吃“舔痔” 饭，“痔来之食”都吃得，“嗟来之食”当然更是小菜一碟。是“经济人”必肯“舔痔”，肯“舔痔”必为“经济人”。哲学不同，跟“不龟手药”型的自然格格不入。——所以“幸福感”的标准内涵读不可能相通。 　　“主流精英”如刘吉之流一口咬定中国“不存在两极分化”、“不存在阶级”，显然在为新兴的剥削阶级打掩护，免得被老百姓看穿——“护主之心”毋庸质疑。可惜这回人家不赏脸，一点不配合。人家现在正惟恐跟普通老百姓拉不开档次，正想方设法处处与众不同：住特等房，坐特等车，吃特等饭，进出特等娱乐场所，享受特等消费，设置特等交际圈，送子女上特等学校，建立特等富人区，鼓吹设立贫民窟让贫富彻底隔离……处处竭尽奢靡豪华之能事，跟普通老百姓划清界限，从大到小衣食住行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事在用事实和行动无言而震耳欲聋地告诉老百姓：我跟你们不是一个等级的，不是一个阶级的，我优等，你们劣等。“主流精英”这边口沫横飞拼命掩盖阶级的存在，人家那边可毫不客气赤裸裸公开炫耀阶级的存在。“主流精英”这回马屁拍错了地方，“舔痔”舔着了一嘴屎，是咽下去还是吐出来？ 　　“主流精英”唯一可爱之处是甘当反面教员，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中国老百姓：什么叫“阴险奸诈”，什么叫“凶狠毒辣”，什么叫“颠倒黑白”，什么叫“厚颜无耻”，什么叫“贪得无厌”，什么叫“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什么叫“民主有阶级性”，什么叫“舔痔”型“人才”。 七．两种解决途经 　　（只要“主流精英”还在当红，下面的结论说了也白说。但“说了也白说”无非对不住自己，而因为怕“说了也白说”便“能说却不说”却可能对不住历史。权衡下来，还是“白说也要说”。起码给“主流精英”的“美满世界”添点堵，恶心恶心他们。） 　　“为什么中国培养不出大师级‘不龟手药’型人才”？ 　　因为中国现行的教育体制是“应试教育”的教育体制。现行的用人体制是“文凭主义”的用人体制。这样的体制不是培养“不龟手药”型人才的体制，而是培养“舔痔”型“人才”的体制，是培养“学者型官员”的体制，是培养精神贵族的体制，是培养特权阶级的体制。水中不能捞月，缘木无法求鱼。养猪的办法养不出千里马。 　　那么如何解决？ 　　可以有两种途径： 　　其一，叶公好龙：好龙是假，“似龙非龙者”才是真。培养大师级“不龟手药”型人才是假，好歹弄出几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来装点门面是真。办法：来点修修补补的“改革”，唱几出“妓女从良”的文明戏，宣布从此大学再无腐败，让国家继续往里砸钱，“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只要运气好，终有一天瞎猫也能逮着个死耗子。只要哪怕蒙上一个诺贝尔奖，那也算是“零的突破”，算是有了大师级“不龟手药”型人才，算是可以交差了。 　　其二，釜底抽薪：抓住根本，彻底解决。这就要实事求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彻底改造一切不适应培养“不龟受药”型人才的需要的教育体制和用人体制，以求源源不断地培养出大师级“不龟手药”型人才来。 　　要真解决问题就得有代价。要培养大师级“不龟手药”型人才，就必须改变“应试教育”的教育体制，就必须改变“文凭主义”的用人体制，就必须反对“精英主义”，就必须坚持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用“理论联系实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检验“精英”，来制约“精英”，不让他们拥有“绝对软权力”，不让他们掌握“绝对硬权力”，更不让他们同时既有“软权力”又有“硬权力”，从而得以无法无天，为所欲为。也就是说，一贯叫嚷让别人当“改革代价”的“主流精英”这回该轮到自己当“代价”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既施于人，那轮到自己的时候也没理由抱怨。 　　1．破除“文凭主义”。废止“学位通权位”。从有实践经历的高中毕业生中招收国家公务员。从有实际成就的国家公务员中选拔培养非特殊专业技术部门的高级领导干部 　　“应试教育”顽疾难除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凭主义”。“文凭主义”的实质在于学位跟权位直接挂上了钩，成了权术工具，把教育从“传授知识”变成了“传授舔痔”；把高校的“培养学者”变成了培养“学者型官员”，从“培养人才”的地方变成了“训练奴才”的地方。要根本扭转这种局面只有一个办法：斩断“文凭”与“权力”的关系，废止“学位通权位”。具体措施就是取消公务员和国家干部必须受过高等教育的“潜规则”，明确规定对国家公务员和国家干部文化程度要求为高中毕业，今后主要从有实践经历的高中毕业生中招收公务员，从有实际成就的公务员中提拔培养非特殊专业技术部门的高级领导干部。公务员和国家干部的待遇不再按学位高低分等级，不再有中学毕业和大学、研究生毕业的“文凭差”。就是国家人事管理制度只要求最低文化程度为高中毕业，文凭“超标”白超，“大材小用”也没有任何“优惠”。更确切地说，不鼓励大学生、研究生当公务员当官。国家公务员和非特殊专业技术部门的高级领导干部应着重点从有实际经历的高中毕业生中选拔培养。换句话说，“桥归桥，路归路”，把做学问跟做官分开，让高校只管培养做学问的，不管培养做官的。让考大学的都是想做学问的，想做学问的才去考大学。想当官就别上大学，想上大学就别当官。想当官就中学毕业先实践，然后去考公务员。 　　理由： 　　要求公务员、领导干部必须具有大学以上的文凭不是实际工作业务的需要，而是政治权术的需要 　　国家管理根本不象“主流精英”煞有介事吹得那样玄。列宁说：“资本主义使‘国家’管理的职能简化了，使我们有可能抛弃‘长官职能’，把全部问题归结为无产者组织起来（成为统治阶级）以全社会名义雇用‘工人、监工和会计’。……国家官吏的特殊‘长官职能’可以并且应该立即开始、在一天之内就开始用‘监工和会计’的简单职能来代替，这些职能现在只要有一般市民的水平就完全能够胜任，行使这些职能只须付给‘工人工资’就完全可以了。”“我们工人自己将以资本主义创造的成果为基础，依靠自己的工人的经验，建立由武装工人的国家政权维护的最严格的铁的纪律，来组织大生产，把国家官吏变成我们的委托的简单执行者，变成对选民负责的、可以撤换的、领取微薄薪金的‘监工和会计’（当然还要用各式各样的和各种等级的技术人员），……这就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任务，无产阶级革命实现时就可以而且应该从这里开始做起。” 《列宁：国家与革命》 　　《宪法》并没有规定没有大学文凭不能当国家领导人。《公务员法》只要求公务员“具有符合职位要求的文化程度和工作能力”，并没有规定没有大学文凭不能当公务员。把有没有大学文凭作为选拔干部、招收公务员的标准于法无据，于理不合，不仅是“土政策”，而且属于违法犯罪。这实际是个权术阴谋，为的一是把毛泽东时代培养的理论联系实际、有实践经验有成绩的干部，尤其是工农干部全赶走，换上“自己人”，用“赵栝”排斥迫害“廉颇”（比如，参加过“两弹一星”项目的工程技术人员要评职称还得重新补习外语，逼着学俄语的考英语）；二是从此杜绝来自工人农民普通老百姓、了解基层实际的人掌握公权的任何机会。这样做完全是权术的需要，根本不是实际业务工作的需要。 　　对现代化国家的管理人员没有文化要求不行。但要求过分甚至畸变了也不行。“真理过头一步就是谬论”。鲁迅说：“太做不行，但不做，却又不行。用一段大树和四枝小树做一只凳，在现在，未免太毛糙，总得刨光它一下才好。但如全体雕花，中间挖空，却又坐不来，也不成其为凳子了。” 　　社会科学是实践的科学。国家管理无“专业”。如果有，那么请问：哪些课是“专业课”、“必修课”？哪个大学有这种“专业”，例如“总统专业”、“总理专业”、“部长专业”？是不是说，没上过这样的大校、没学过这样的“必修课”、没有拿过这样的“文凭”的人就没资格当国家领导，当了国家领导的就必定是这样的大学毕业的？如果是这样，那么请问现在的中国领导人有谁没达到这个标准，谁该下台？谁该上台？如果都“达标”，那就是说，他们都毕业于这样的大学，都修了同样的“专业课”、“必修课”，请问是哪些大学？哪些课程？谁教的？ 　　“公务员”也好，“领导干部”也好，都是“公职人员”。既然是“公职人员”，那处理的就是“公共事物”，需要面对的是方方面面，需要的知识是“通用型”知识，如听、说、读、写、四则运算、人际交流、社会常识、法律常识、历史常识、地理常识、生物常识、卫生常识、生活常识、文学常识、艺术欣赏、逻辑常识、分析总结能力、民族认同、民族文化认同、国家认同等等。这一切都是中小学教育的内容。到了大学，学的就是偏重一方的专业知识了。《教育法》规定：“本科教育应当使学生比较系统地掌握本学科、专业必需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掌握本专业必要的基本技能、方法和相关知识，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的初步能力。”——学的全是“本学科”、“本专业”的东西，跟“通用型”知识没什么直接关系。也就是说，大学毕业生的“通用型”知识并不比高中毕业生的“通用型”知识高。要求公务员和领导干部具有大学文凭从实际业务知识的需要上讲毫无道理，站不住脚。硬性规定如此，实际是把大学文凭当成一种社会地位来使用，跟“家庭出身”、“阶级成分”一个意思。 　　那么一些新技术手段呢？比如说使用计算机，比如说上网？ 　　按理说，现在的中学应该教过这些。但如果没教过也不要紧，在职学习入门并不难，一个短训班就能解决。关键是善于自学，实践中提高：“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现代化社会中任何人都有个知识更新、终身学习的问题。对于搞管理的公务员和领导干部来说，并不需要深入学会非常具体的专业知识细节，学个《概论》就够了。碰上专业难题不需要自己懂，只要知道谁懂就够了。任何大学专业的概论课也就是一个学期的事，短训班甚至自学就能解决问题。上短训班就能解决的问题却非要上大学拿文凭，等于只需要一块冰，却逼你买个电冰箱，甚至买个电冰箱厂。这不是强行摊派、强行搭卖、蓄意坑人又是什么？ 　　从业务上讲，公务员和领导干部有大学以上的文凭并不是好事。执掌公权需要的是公平。如果先入为主就难以公平。学过某种专业，对某个领域情有独钟或自以有理论就对一切都熟悉，那就难以公平。倒是只有高中学历的相对来说跟哪方面都没有特殊关系，更容易做到不偏不倚，秉公办事。而且文凭高人一等反而容易背上包袱：碰到文凭不如的便瞧不起，自以为高一等，自以为知道得多，自以为有真理，听不进不同意见，更不屑深入实际。纨绔子弟是不靠真才实学专靠“出身高贵”混日子；靠文凭当官的是没真本事全仗着文凭欺负人。碰上了文凭更高的呢？要么自卑，要么“文人相轻”。再就是拿到大学文凭后的年龄已经摆在那里了，要赶在30—40—50的年龄“截止线”前出露头角，是靠老老实实的实践有把握，还是靠拼命“舔痔”、挖空心思制造“政绩”有把握？自己“文人相轻”，怕别人也“文人相轻”。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外行，不惜利用职权“露一手”，到处制造“政绩工程”，通过大学校友关系到处拉帮结派，制造内斗——这难道罕见吗？而且文凭是死东西，“一纸定终身”，文凭到手能用一辈子，也就用不着再知识更新。总之从工作业务角度讲，文凭“超标”有害无益。如果没有大学文凭这样的“老虎皮”，大家都一样是高中文凭，谁也不比谁高一头，当不成“精神贵族”，翘不起尾巴，那就只有靠实际工作成绩来证明自己了（不算专靠“舔痔”的）。这样的人还有可能不断学习，不断提高。这样的人上中学时没有高考压力，不必为“应试教育”浪费时间，可以集中精力全面发展，扩大知识面，提高素质，有效地利用了中学的学习时间，把“文凭主义”规定必须用于上大学的时间用于社会实践，及早接触实际，增加资历，积累经验，对前途反而有利。这样的人不是“学者”，欺骗性小，做不到既有“硬权力”又有“软权力”，当不了“三头蛇”，要“绝对腐败”比“学者型官员”难度高。而且按中学校友关系拉山头搞帮派比按大学难得多：真要拉，山头太多，帮派太多。山头太多了便无山头，帮派太多了便无帮派——互相抵消了。 　　（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国家管理是一种最“高级”、最“特殊”、没有任何一所高等学校能提供、必须为每个具体个人“量身定造专用大学”的“专业”，是个终身学习、点点滴滴汲取一切知识才能学会、没有有形的“毕业证书”的“专业”。这所“量身定造”的“专用大学”就是“社会实践”，这个“最高级”、“最特殊”的“专业”就是“理论联系实际”。要上这样的“大学”，学这样的“专业”，靠的是“自学成才”，在实践中“自然淘汰”，由实践发“毕业证”。这样的“毕业证”才是最权威的“毕业证”。而这“自学成才”的本领，全靠中小学的“素质教育”垫底。规定公务员和领导干部必须有大学文凭，表面上好象是提高了对文化水平的要求，实际是贬低了对文化水平的要求。因为它用代表着专业知识内容有限、学习时间有限、从此可以一劳永逸、不必继续学习也能混下去的有形的文凭来应付专业知识内容无限、学习时间无限、必须终生不断学习的“专业需要”，这难道不是“滥竽充数”、“偷工减料”？从这个角度说，当官的学位超过高中毕业的基本要求越多反而越丢脸：文不成武不就，做学问混不下去了，不得不改行当官。如果学问做得好，得心应手，能成大师，为什么放着大师不当要当官僚？如果本来就没打算做学问，考大学就是为了当官，那就更卑鄙：白白浪费了一个高考名额，挤掉了别人的机会，换来个除了糊弄人外没有任何实际用处的文凭到官场招摇撞骗，这样的人能干出什么好事来？） 　　从高中生中招收国家公务员，从公务员中选拔培养领导干部，文凭学位与官位的直接联系断了，想当官就不必死乞白赖考大学了，就被“分流”了。投考大学的就主要是实心实意想做学问的了。这样高等教育的目标就单纯多了：培养学者，而不是培养“学者型官员”。这一下整个中学教育的负担都轻松了：想当官的跟想做学问的分开了，“升学率”不再是压倒一切的东西，可以全力以赴教学生如何当“不龟手药”型人才，不必全力以赴教学生如何“舔痔”。素质教育这才搞得起来。所以说，“取消对公务员和领导干部大学文凭的要求”虽然只是简单一句话，却足以颠覆整个“应试教育”和“文凭主义”，足以“解放一大片”。对此真正不高兴的只有靠“应试教育”和“文凭主义”大发横财的教育奸商，以及利用“文凭主义”搞政治阴谋玩弄权术的“主流精英”。 　　但要做到这一点，光有简单的行政规定这种“硬措施”不行，还必须有相应的“软措施”，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扭转被“主流精英”们用“文凭主义”这种“软权力”潜移默化“裹大脑”造成的社会偏见，使人们正确认识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关系，不再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曲解为“尊重文凭”，曲解为“大学生当官”、“学者当权”、“中学文凭不算数”，等等。否则，没有大学文凭的当了公务员和领导干部也要受歧视，“文凭主义”照样破除不了，“应试教育”照样“万寿无疆”，大师级“不龟手药”型人才需要的大环境照样创造不出来，问题照样不可能真正解决。 　　2．制约“主流精英” 　　没有任何自我制约、无限疯长的细胞是癌细胞。没有任何自我制约、无限膨胀“绝对软权力”的是邪教法西斯。现在在中国，没有任何自我制约、只用“学者的良心”之类空话敷衍公众、不受任何伦理道德良心规范的约束、无限扩大自己“软权力”的是“主流精英”。 　　只要中国还不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奴隶制，那就没有人能不受制约，无论是不受法律法规制度条例等“硬权力”的“硬制约”，还是不受道德良心舆论伦理之类“软权力”的“软制约”。“主流精英”也不例外。 　　既然“主流精英”从来没有给自己设定过任何制约，那就只好由别人代劳，为其设定如下： 　　1）．禁止歪曲解释“改革”，禁止滥用“改革”名义假公济私 　　必须明确规定：改革是手段，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权加整体富裕。把改革从手段曲解为目的，鼓吹“为了改革可以牺牲人民的生存权为‘改革代价’”是非法行为，犯了“反人类”罪。把“改革”解释成盗窃国库、坑害大多数人的利益让少数人发横财的“合理行为”非法，犯了诈骗罪和同谋帮凶罪。 　　2）．禁止歪曲解释“学术研究”，禁止滥用“学术研究”招摇撞骗 　　必须严格区分正常学术活动与政治活动和商业活动。必须明确：在社会科学领域里，纸上谈兵是学术，付诸实施就是政治。同行内部探讨是学术，面向社会大肆宣传就是政治。探索未来是学术，颠倒历史就是政治。超越利益考量是学术，涉及利益考量就是政治。蓄意混淆这些区别，把政治行为说成是“学术研究”、以“学术资格”的名义剥夺别人的参与权、发言权和决策权，说什么“你不懂，等你学会再来说”之类便属于用不实之词剥夺别人的正当政治权利，犯了“诈骗罪”、“政治迫害罪”和“侵犯人权罪”。以“学术资格”的名义误导别人放弃经济利益、为自己谋取好处则属于犯了“诈骗罪”。（拿了顾雏军的钱便开“学术研讨会”将其盗窃国家资财的犯罪行为说成“改革成功样板”便属于“诈骗罪”。） 　　3）．不承认多重身份。严禁利用多重身份诈骗 　　严禁利用多重身份逃避规定，招摇撞骗。学者就是学者，官员就是官员，商人就是商人。不允许“两位一体”或“三位一体”。不做学问的“学者”不能当学者。不教课的“教授”不能当教授。（不把主要时间用于研究或教学的同样不算“学者”、“教授”）。学者教授不能担任公职，更不能掌握“硬权力”。只要担任了公职就是官，当了官（如书记、校长、处长之类）就不再是学者，不得再以“学者”自居，不得再享受学者的任何待遇，不得再以“学者”的名义做任何事，不得干预任何学术活动，不得参与任何有关评选学术论文、学术职称、安排学术研究项目、分配学术研究经费的事宜，更不得利用行政权力干涉之。否则便犯了破坏学术研究罪和诈骗罪：不是学者却以学者名义招摇撞骗。 　　严禁以“公共学者”的身份暗中代理利益集团和外国财团、外国基金会的利益。一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项目发表研究成果时必须将资金来源如实公布于众。如果从商业集团或从外国基金会、外国财团获得项目研究资金而不公开申报，仍然以代表中国公共利益的学者的名义发表研究成果，便犯了诈骗罪。即使一时没有具体研究项目，只要从商业集团或外国基金会拿了钱，不论以什么名义，不论是直接给个人还是给单位，不论什么形式（直接的资金或其他形式的好处如物资设备、人员交流等），也不论数量多少，都必须公开申报。 　　在职官员不得以“学者”的名义活动，也不得发表学术论文。否则同样犯了诈骗罪。 　　不管是学者还是官员，只要沾了“商”就只能算商人，其他身份一律作废。商人只能是商人，不得有任何公职，更不得亦商亦官，否则就是犯了诈骗罪。（象最近一次烫死32名工人的辽宁清河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法人代表高锋，居然同时为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省人大代表、区政府区长助理，集官、商、代表于一身。这种情况绝对荒唐透顶。） 　　4）．坚持“软权力”与“硬权力”分开，有“软权力”的人不得同时掌管“硬权力”，反之亦然。 　　只要同时握有“软权力”和“硬权力”，比如“学者型官员”，便等于掌握了局部绝对权力。这种人可以利用“软权力”把个人意志变成“专家意见”、“学术成果”，再利用“硬权力”强行付诸实施，制造“绝对腐败”。要防止“绝对腐败”，就必须防止个人取得“绝对权力”，防止个人同时具有“软权力”和“硬权力”。掌握“软权力”的不得同时掌握“硬权力”，掌握“硬权力”的不得同时掌握“软权力”。不承认“学者型官员”。是“学者”就不是“官员”，是“官员”就不是“学者”。既当“学者”又当“官员”，以“学者”的身份享受学者的待遇、逃避对“官员”的规定，再以“官员”的身份享受官员的待遇逃避对“学者”的要求则属于渎职罪和诈骗罪。 　　5）．禁止滥用“专家”、“学者”的名义招摇撞骗 　　从来没有治好过病人的医生没资格称为“医生”。从来没有打过胜仗的带兵将军没资格称为“将军”。从来没有提出经得起实践检验、符合“从实践中来， 到实践中去”、能够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的理论的学者不能称为“学者”。从来没有理论联系实际、解决了具体的实际问题、取得了实际成效的专机不能称为“专家”。不看实际成果，仅仅根据文凭头衔便乱封“专家”、“学者”实际属于诈骗。（实践是最权威的毕业证书。文凭仅仅作为理论培训的参与证明，不是能力证明。未用实践证明自己之前甚至不应被承认是知识分子。） 　　6）．问责制 　　对一些已经被实践证明是社会效果极端恶劣、后果极端严重的政策，如“市场换技术”、“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等等，必须问责，追究参与制订者的责任，对历史负责。 　　“自己做事自己当”。谁提出的理论，谁就要为理论实施的后果负责。谁制定的政策，谁就要为政策实施的后果负责。集体行为集体负责，参与者个个有责。既然“失街亭”，就该“挥泪斩马谡”。起码“下岗”、“买断工龄”、“自谋出路”。如果事实证明是为了私利蓄意误导，那就是犯罪，就该老实不客气，大狱伺侯。 　　7）．对学术造假、撒谎行为零容忍 　　学者只要学术造假，只要对公众撒谎，就永远没有资格再当学者，没有资格再做学问。 　　做学问靠的是实事求是。不是“不龟手药”型的实实在在的人做不了学问。撒谎造假，那就证明是“舔痔”型的，其所谓“做学问”不过是招摇撞骗。如果让这样继续保有“学者”的身份，就等于助纣为谑，同谋犯罪。 　　“眼睛里容不得沙子”。越是要害的东西，要求必须越严格。导弹的制导系统必须是零暇疵。电能的CPU制造过程半粒尘土也容不得。学者既然号称“精英”，关系重大，其工作性质特殊，主要靠自律。一旦证明不能自律，那就决容不得，必须扫地出门，而且张榜立策告知全国，永远不予信任。 　　3．用毛泽东思想制约“软权力” 　　导致人生病、癌变的因素随时随地都有。但人为什么能保持健康呢？因为抵抗力占着上风，自动制约了一切病变倾向。 　　西方国家号称“言论自由”，但主张瓦解国家、搞垮国家的言论始终不占上风。为什么？是因为法律制约、舆论压力吗？不是。是因为多数人自己不愿意，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念头，想都不曾想过。为什么？因为大多数人心甘情愿认同国家。为什么？因为共同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观形成了凝聚力，自动抵制着一切分裂倾向。 　　这种“抵抗力”、这种“凝聚力”就是保持人的健康、维护国家生存的真正的决定因素。是制约一切破坏倾向最根本的力量。 　　中国同样必须有这样的“抵抗力”，这样的凝聚力，有能够产生这种凝聚力的共同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观。否则就难免遇到各种分裂国家、分裂民族、不认同民族文明的主张以“言论自由”的名义兴风作浪，猖獗一时。 　　真正能凝聚中国人的，能建立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认同的共同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观的只有毛泽东思想。 　　一下子死了三十多人、轰动全美国的弗吉尼亚工业大学校园枪击案发生后，许多美国心理学家的意见是：最根本的预防措施，是要让每个人，即使是弱者，都能感到自己是受到关注的，也是重要的，是不被忽略的，是不被歧视的，是不被隔绝的。 　　这些心理学家的意见令我一下子想起毛泽东《为人民服务》里的一段话：“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毛泽东近七十年前就提出并在中国曾经实现了的东西，美国人到今天死了那么多人、流了那么多血才得出类似的结论，而中国的“主流精英”们呢？弃之如敝履。比一比，谁先进？谁落后？谁反动？ 　　毛泽东时代，“为人民服务”这根看不见的线把所有的中国人的心串到了一起，使每个人都感到自己是一个巨大的整体的一部分，同呼吸共命运，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观高度一致，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凝聚力。 　　而“主流精英”呢？ 　　——自命不凡、把自己当贵族、把老百姓当贱民，从来不把老百姓的利益当回事，想方设法坑害老百姓——“主流精英”对老百姓能有多大“凝聚力”？ 　　——“文人相轻”——“主流精英”彼此之间能有多大“凝聚力”？ 　　——“有奶便是娘”，有用便“舔痔”，无用便反噬——“主流精英”的上下之间能有多大“凝聚力”？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象勤劳的蜜蜂，有组织、有分工地采花酿蜜，创造财富，共同享受。“主流精英”则弄得中国人象没头苍蝇，只会乱碰乱撞，追腥逐臭，到处下蛆，为眼前蝇头小利不顾一切，还美其名曰“市场经济行为”。他们把自私贪婪损人利己赞美成天经地义，不知把多少人从人变成了狼，残忍，凶狠，灭绝人性。比如发明从破皮鞋里提炼“高蛋白”，用有毒有害物质制造“人造牛奶”、“人造鸡蛋”之类“高科技”，专门坑害老百姓的，全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专家”、“学者”：普通的奸商小贩就是想破脑袋，能有这种本事吗？ 　　 “主流精英”要功无功，要劳无劳，要才无才，要德无德，整天叫喊“学者的良心”，实际什么道德良心也没有，满口的仁义道德，满肚子的男盗女娼，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正如鲁迅形容的：“和尚喝酒养婆娘，他最不信天堂地狱。巫师对人见神见鬼，但神鬼是怎样的东西，他自己的心里是明白的。” 　　过去的士大夫至少还兴认同“尊孔终君”、“华夏之邦”，还兴认同中国。现在的“主流精英”认同什么？连认同“西方先进文明”也只是说说而已。有便宜便“国际接轨”，没便宜就“中国特色”。这样的人只会破坏，不会建设，走到哪毁到哪。正如鲁迅所说：“我看中国有许多知识分子，嘴里用各种学说和道理，来粉饰自己的行为，其实却只顾自己一个便利和舒服，凡有被他遇见的，却用作生活的材料，一路吃过去，像白蚁一样，而遗留下来的，却只是一条排泄的粪。社会上这样的东西一多，社会是要糟的。”——“主流精英”把持了“话语权”之后，中国社会风气是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糟？靠这样的“白蚁”能凝聚中国？非把中国搞散架不可。 　　说“毛泽东思想”是科学不是瞎说。毛泽东思想有完整严密的哲学体系，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无不囊括其中，而且经过了千百万人长期的最严酷的血与火的战争实践检验，证明确实是真理，确实能解决实际问题。象这么全面、这么系统、这么科学、经得起这么多人这么长时间这么严格的检验的思想体系可以说全世界就这一份。相形之下，靠一时的权力东抄西凑瞎编乱造出来的、自相矛盾、漏洞百出的时髦“理论”简直肤浅庸俗得惨不忍睹。想用那样的破烂取代毛泽东思想，实在是“蚍蚨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够凝聚中国人，才包含绝大多数中国人认同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观。要制约一切旨在瓦解中国的“软权力”，非毛泽东思想不可。 　　一提毛泽东思想，“主流精英”必定触了电一般跳起来反问：“那文化大革命呢？” 　　对于借口“文化大革命”否定毛泽东的“学者”，我只想问一句：会不会使用互联网？天天上网不上网？ 　　——如果不会上网不上网，那什么都不必谈了：跟落后于时代、属于上个世纪的老古董争论个什么？纯粹浪费时间。厉以宁口出狂言，“要顶住互联网”、“网上说什么的都有”—— “网上说什么的都有”便要“顶住互联网”，那地球上还什么都有呢，照这个逻辑是不是也该“顶住”地球？那样不如干脆别活了，到极乐世界报到算了：只有那里才只有好的没有坏的。闹着“顶住互联网”，这水平比工业革命初期手工业作坊的工人闹着砸机器也高明不到哪里去，不同样属于对抗科技文明吗？就这号连现代社会的基本常识都不懂、已经被现代科技淘汰的活化石、兵马俑、木乃伊一般的“学者”，还好意思“代表先进生产力”？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跟这种科技白痴“学者”争论那才叫掉份，胜之不武：别人能分得清谁是白痴吗？ 　　——如果会上网、天天上网呢？那就恭喜了：您口头上虽然否定着“文化大革命”，但行动上却在天天积极参加着当代的“文化大革命”呢。 　　“文化大革命”是“充分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全面揭露社会的阴暗面”。——当时没有互联网，只能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 　　而如今的互联网呢？干的恰恰是同样的事。任何人，只要有机会上网，就可以畅所欲言，发表意见，揭露阴暗面，不折不扣实现了“充分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全面揭发社会的阴暗面”。这跟“文化大革命”的宗旨有区别吗？本质上毫无区别。要说区别就是现在的“网上文革”比“文化大革命”的“四大”方便得多，有效得多，转播迅速得多，广泛得多。也就是说，唯一的区别是用现代技术——网络取代了文革的“四大”。所以说网络就是现代化的“四大”，上网就是参加现代化的“文化大革命”。 　　现在中国的老百姓最恨谁？贪官污吏，以及专门与贪官污吏狼狈为奸的“无良学者”——窃取了“硬权力”和窃取了“软权力”干坏事的。 　　“文化大革命”要打倒谁？“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窃取了“硬权力”和窃取了“软权力”干坏事的。 　　看见没有？当年“文化大革命”要打击的，正是最令今天中国老百姓咬牙切齿恨之入骨的。他们的本质和危害，毛泽东早在四十年前就已经看透了。从这个角度讲，“文化大革命”错了吗？ 　　那么为什么当年那么多人赞同否定“文化大革命”呢？ 　　因为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太超前了，远远领先于时代，远远超越了当时人们的领受能力。俗话说，领先时代一代会被当成天才，领先时代三代则会被当成疯子。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正是这样。当时几乎没有人能理解，当然更不知道该如何干，干起来岂有不乱之理？当时的“舔痔”型文人便乘势利用“文革”整人，就如同现在的“舔痔”型文人乘实利用“改革”整人一样。这自然会引起老百姓的反感——其中也包括我。别看我现在是铁杆“毛派”，但当年我对“文化大革命”可是一点也不理解，没少发牢骚，没少讲怪话，没少欢呼“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是严酷的现实改变了我的看法。只要不肯自欺欺人，只要还讲点良心，只要还讲究点实事求是，就不能不正视中国社会的现实，就不能不承认（哪怕是痛苦地承认）当年的毛泽东是对的，文化大革命的总目标没有错，发动群众自下而上揭露阴暗面、打击“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宗旨没有错。执行中的问题不能影响“战略目标正确”这个本质。当年的毛泽东远远超越了时代。但毛泽东没有时间等待人们慢慢觉悟过来，只好在其有生之年通过“文化大革命”把自己的理论信念刻在历史上，让后人慢慢领悟觉醒。为此宁可自己一时不为人理解，甚至被人误解、谩骂也在所不惜，也就是牺牲自己，教育人民。从这个角度看，当年欢呼“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我颇有点类似耶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时在一边欢呼的愚民，其实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当年的耶苏被钉死了，其信仰却复活了，曾经欢呼处死他的人的后代不少人后来却皈依了基督教，也算是一种历史的讽刺。更讽刺的是，同样的情况正在中国重演。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也如同耶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又复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的进步，尤其是互联网的普及，“文化大革命”的正面意义越来越明显。当时因技术条件限制而做不到的，现在不在话下了。当时人们不理解的，现在都不难理解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意义了。“文化大革命”这个字眼虽然现在被妖魔化了，让不少人一听就要跳，但其实质内容已经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在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九十年代中国的强迫征地、强迫拆迁、下岗、买断工龄、贪污腐化、国有资产流失、贫富极端分化等等比现在严重得多，嚣张得多，引起的社会关注却比如今少得多，遭到的抵制更没有今天这么大。为什么？当时互联网在中国不普及，没有“网上文革”，把握着“话语权”的“主流精英”严密封锁了消息，颠倒了黑白，一切矛盾都被掩盖了，任凭他们“杀人如草不闻声”。而今天不同了。有了“网上文革”。“主流精英”的话语垄断和信息垄断被打破了。他们想为所欲为不那么容易了。他们不能象以前那样呼风唤雨，招摇撞骗了。难怪厉以宁气急败坏，公然要“顶住”互联网。没有互联网，他们说什么是什么，神气活现，傲慢嚣张。现在呢？“主流经济学家”、“主流精英”这些词汇不是已经臭不可闻了吗？“重庆钉子户”僵持了几年，网上一登，半个月解决问题。这一切都是谁的功劳？互联网——“网上文化大革命”。没有互联网，指望平面媒体发善心，能有这样的局面吗？对比九十年代和今天的现实，现在人们还离得开这种“网上文化大革命”吗？既然互联网正发挥着“文革四大”同样的效果，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么如果当真要坚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就得取缔互联网。敢不敢？如果说不行，互联网取缔不了，不得已而求其次，取缔网上“文化大革命的原则”——不准在网上“充分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全面揭发社会的阴暗面”，那就只有一个办法：通过网管严密控制网上言论，只准“舔痔”，只准发平面媒体一模一样的东西，其他一概不准，全部删光。这样行得通吗？恐怕哪个网站如此哪个网站先死——谁没事上网看平面媒体一模一样的东西？谁没事上网看你如何“舔痔”？所以说，只要网站想生存下去，就不得不网开一面，就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容忍“充分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全面揭发社会的阴暗面”的原则。也就是说，不得不容忍“网上文化大革命”。——当然，有人可以当煮熟的鸭子——肉烂嘴硬，硬说这不叫“网上文化大革命”，而叫其他别的什么。那倒无所谓。反正也不争这“名份”，只要能达到“充分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全面揭露社会的阴暗面”的效果就行。其它的如怎么称呼之类，完全可以悉听尊便。 　　“主流精英”诋毁毛泽东的另一张“王牌”则是“大跃进”。这同样是枉费心机。“大跃进”是个发现下面谎报军情并纠正偏差有多及时的问题。“大跃进”中的问题持续了不到一年。几个月的问题“主流精英”大做文章了几十年。而“主流精英”自己持续了几十年的问题别人连提都不准提，一直是“不争论”——自己的问题几十年都“不争论”，别人几个月中的事折腾了几十年，还有脸讲什么“学者的良心”？ 　　想否定毛泽东的人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但是这样的人过去徒劳，现在徒劳，将来还会徒劳。“王杨芦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历史只记得住毛泽东，却记不住任何诬蔑毛泽东的人。 　　能凝聚中国人的，能陶冶灵魂教人学好的，能培养大师级“不龟手药”型人才的，只有毛泽东思想。其它的，全是垃圾。对这点认识得越早，就越少走弯路。不信？走着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