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后金融危机中国金融业改革和发展论坛

　　新浪财经讯 2009年12月22日，由中国金融学会、金融时报联合主办的“2009中国金融论坛”在北京召开，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金融业改革和发展”。新浪财经全程直播本次论坛，图为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金融业改革和发展论坛。

　　主持人朱民：各位领导、各位嘉宾，继续进行第一节的讨论，这节讨论回到主题，“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金融业改革和发展”，在这一节我们非常容幸的请到几名著名的嘉宾，他是第一位是中国工商银行(5.07,-0.07,-1.36%)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姜建清，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商业界领导，在姜总的领导下工商银行发展的很快，而且经过上市之后，最近成为全世界几个第一，现在是全世界市值最大的银行，是全世界最赚钱的银行，很快就要变成全世界资产最大的银行，因为其他银行都往下走，但是我看我们现在已经超过花旗银行了。与此同时我们请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总裁朱云来先生，在资本市场驰骋了十多年，他在实际操作层面，为中国经济结构改革、为中国国企改革做了很多很重要的贡献。第三位是德意志银行集团北京分行副行长给我们做低碳金融的演讲，德意志银行在低碳金融方面是领先的。

　　下面我们就有请姜董事长给我们做精彩发言！

　　姜建清：

　　我想讲的第一部分是过去三十年来中国金融改革发展的成功经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金融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坚持了市场化改革的趋向，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方面有非常多的值得总结的宝贵经验，我简单的归纳三点，首先是坚持了市场条件与政策的金融调控并重，这三十年来我们一直坚持在金融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导向，同时不断强化和改善对经济和金融的宏观调控，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共同发挥作用，并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事件中互相补充。中国在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中率先复苏，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模式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又一个成功的案例。

　　我想第二点经验就是坚持渐进式的金融改革模式，中国的金融改革坚持着中国特色的渐进的改革模式，这种金融改革的模式帮助中国成功的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下向市场经济的平稳转型，并保持经济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第三点我想在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改造中，目标清晰、路线明确、节奏适当。这些年中国金融改革把握住了最好的时机，在这次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前，中国的金融业的改革也基本完成，这也是中国成功抵御金融危机的非常重要的一方面。

　　第二部分是后危机时期中国金融改革发展的思考。在过去三十年里，尤其在市场经济建设之初，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过程既是我们自己摸石头过河的过程，也是不断向西方学习的过程，而这次的金融危机充分的暴露了西方现行金融体制的弊端，而中国的金融模式却在危机中表现出了独特的优势。因此我想在今后金融改革中，我们更需要攻坚性、原创性和最适合中国国情的金融改革。还要坚持渐进性的改革模式，要有短期的安排和中长期战略规划，尤其对影响中国、影响和制约中国改革发展的若干问题的改革，要有明晰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具备条件的改革可以先行先试，不具备条件的改革要创造条件以便未来进行，这是长期目标与短期相结合的过程，尤其复杂的是，制约和影响中国金融改革的重大问题彼此之间还富有关联，改革要整体推进，下面我想讲三个方面的重要改革。

　　第一要有序推进，利于市场化，并与推进资本市场的建设相结合。市场化的改革，是中国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必然的要求，是要渐进推进的过程，创造和完善有利于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外部环境，就必须推进资本市场的建设。发展资本市场的重要意义还在于，首先只有推进资本市场的建设才能使大企业在资本市场的融资能力得到强化，商业银行才有可能真正实现经营转型，把主要的精力和经营重点转向为中小企业个人消费和资本市场的服务。

　　其次，资本市场的发展也是商业银行实现利率市场化的必要条件，因为利率市场化不能在贷款仍然占商业银行资产主体的情况下实现，否则商业银行在资源配置中占主体，贷款又占了商业银行资产主体的情况下推动利率市场化，很可能导致银行体系的财务危机。尤其对一些存贷款比例比较高，中介业务收入比较低的中小银行，这些银行将首当其冲的受到打击，这会造成中国社会的金融问题。下一步利率市场化和资本市场的建设，必须要同步推进，使直接融资在社会融资中占有更大的比重，要更多的推行金融债、企业债、政府债和地方市政债权，特别是地方市政建设的债权，他会使地方政府解决融资规范和融资平台的问题，增强地方政府融资的透明度。要进一步推进资产的证券化，不要因为西方犯的错误而改变或延缓我们政策的方式，我认为当前中国的发展，短期内还不具备改变和间接融资在金融市场上这种比例的可能，但至少要确保两者之间的差距逐年缩小。

　　我讲的第二个内容运用好我国外汇储备资源，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并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中国的企业正在加大境外投资和收购的力度。我国的一些过剩产能在许多国家尤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是急需的物资，中国的产品和中国建设的实力明显增强，获得了国外的广泛认可。推动中国出口、产能输出和大型涉外承包潜力极大，要推动中国金融业与中国企业携手走出去，运用好购并贷款、搭桥贷款和买方信贷等金融手段，扩大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中国要运用好外汇储备资金，可拆借给中国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分别用于商业性和政策性的支持走出去融资。这类资金必须用于国外，不增加国内的货币投放。亦可采取与商业银行人民币资金付款的方式，这样还可以回收国内过多的流动性。若可以在这方面走一步，中国企业会走出一大步。中国人民币国际化必须遵循渐进性的原则，有条不紊的推进。现在人民币的跨境贸易结算试点在中国周边经济体和东南亚推开，人民币使用范围和流通途径正在不断的扩大，但人民币的国际化要大幅度推进，我觉得离不开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因此我认为中国的企业的国际化、中国的银行国际化和中国的人民币国际化是需要整体推进的，并互相促进的，并且也不可能单项推进。

　　第三部分是建议推进金融创新发展和金融监管，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用的好是金融发展的动力，放任自流与过渡滥用必然导致风险。本质上金融创新并不是次贷危机产生的根源，危机的形成和爆发主要是过渡追求利润缺乏监管和设计过分复杂的结果，因此危机不影响也不能扼杀金融创新。从中国情况看，金融创新滞后于实体经济，创新不是过渡，而是不足。只有合理利用金融创新才能有效的分散并降低风险，增强市场流动性，丰富市场投资品种以及增加投资人获利渠道。因此我们根据中国的国情和银行业的现状，渐进的发展金融创新，继续大胆开展金融交易，大力发展金融期货、证券化等衍生品创新，格外注重人才培育和创新机制的建设，妥善处理创新与风险防范之间的关系，走出自己的创新之路。

　　另外在这场金融危机中，中国金融业表现很好，中国金融监管和金融业这些年的进步是非常明显和迅速的，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全世界很多的国家都在研究如何加强金融监管，中国的情况和国外有所不同。中国的金融发展和金融监管应当结合中国国情，既不要像西方一样的过分相信市场的力量，放松政府的调控和金融监管，也不要像现在有些西方国家过渡监管，也不利于中国国情，也会不利于中国金融业的健康发展。

　　因此要坚持中国自己的兼容发展和金融监管的道路，中国的金融业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走过了三十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我们又迎来了新的三十年，只要我们以改革创新的思维破解难题，以改革的视角不断纠正和完善金融发展过程中的偏差，就一定会让我们在新的三十年中收获更多的精彩，谢谢大家！

　　我的发言就是这些，谢谢！

　　主持人：感谢姜董事长的演讲，总结了我国商业银行改革的经验，特别提出当前商业银行改革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我特别佩服世界上最大银行的董事长的严谨，演讲控制在了15分钟之内，感谢姜董事长的演讲！

　　接下来有请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总裁朱云来先生，投资银行在世界第一线，在实实在在的推动中国金融业和中国企业的重组、改革和发展，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他本人是一个思考者，他经常想一些现实和历史的大课题，欢迎朱云来给我们做演讲。

　　朱云来：大家早上好，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实在是大大的过奖，我本人感觉能赶上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黄金时代，非常的幸运，有幸参与一些其中的工作，积累了一些成功和失败的经验非常有幸。今天压力也很大，特别是姜董事长树立了这么高的标准，我实在不知道在14分38秒里讲一些什么，希望反映一点我们小小的一些体会。

　　首先我们大家都很关心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状况，从世界经济格局来看，这一年多应该说是由于金融危机引发经济危机迅速变化的过程，在各国政府的紧急应对之后进入平缓阶段，但还没有消失，下面面临的问题也是经济从迅速下跌到缓慢回升，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两个差别，危机之前总体经济活动的水平和危机之后的经济水平是有了相当大的差别，大概在1/3左右。这样在低水平的运作以后有很多相关活动积累的问题出现，我们现在经过大量的投资，把这个数字保持在了一个阶段之上，但是他主要是以建立产能，通过增值税、所得税形式返回来的，这样可持续性还是有很大的问题，只有最终的消费驱动才会有可持续性的经济发展。

　　显然结构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结构调整恐怕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有多少经济工作单元需要在他们的整个经济活动中逐渐的调整，需要有一个相对长的时间，特别是很多过去投资的预期、经济预期，可能会有系统性的偏差，他们要做系统性偏差的调整，恐怕也不是一天可以解决的。现在还要知道的，像中国的结构，投资的比重还是大的，真正老百姓的消费差不多只占到经济的1/3，消费10万亿，但是政府开支有4万亿左右，出口我们习惯于讲净出口，总出口差不多价值人民币十万亿，相当于出口产品跟内需的产品差不多，各占了10万亿，剩下的是投资。而且投资的话在过去一年也是迅速增加，前面刘明康主席也讲到，外需市场的长期低迷是有潜在的可能性的，这样对我们已经形成的产能和正在迅速形成中的产能将来会是非常大的挑战。

　　从货币来看，我们从18万亿将近60万亿，净增加30%。在过去一年里，贷款也是迅速增加30%，通量速率估算，如果明年还是以类似的贷款规模，等于两年之内整个货币供应增加50%，这恐怕也是非常巨大的挑战。现在我们也看到一些资产价格泡沫或者资产价格膨胀的迹象。这样对我们金融行业是很大的挑战，对未来的估计可能出现偏差，在美国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次贷危机可以说是对未来的错误的估计。到了相当大的程度以后，回调的话会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对中国多年以来以出口市场为主要的发展策略，另外在短期之内迅速的扩展，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的贷款规模的迅速扩张，这都带来了未来市场的挑战。尤其是你的目标市场，如果不能很快的恢复，这样对我们已经投资形成的产能有很大的风险。

　　大家看到的，希望从结构调整方面把以投资为主变成以消费为主，以投资拉动变成消费拉动的模式，这个概念很正确，但是我们可能忘记了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消费是要靠有收入，我们现在的收入状况，据国家统计局的抽样统计，我们现在平均中国如果根据农村和城市人口的平均人数的加起来平均之后，基本上中国人一年收入1万块钱，这是08年数据，根据他们的调查中国人实际花了8000块，实际上刚才说前面说的10万亿，一个人1万就是13万亿，80%就是10万亿，也就是消费的数字，也就是说没有消费的也只有两千块，这个数也不是很大的数，对我们经济的缺口，从高位到低位，外部市场的萎缩，这个数恐怕远远大于两万多亿的潜在可能消费，老百姓没有消费的两千块钱，这23000亿还有很大的用处，我们的社保体系、医疗体系还有很大的问题，甚至教育体系，老百姓还要花钱赞助。实际上我们所谓消费潜力也很有限，提高消费的能力必须增加职工工资，增加整个社会从业人员的收入水平，这样又进一步增加了生产成本。我觉得生产成本应该是辩证的，我们发展经济目的是什么？我们不是为了GDP，而是希望老百姓从中得到实惠、好处，最重要的就是收入提高，但又会引发其他问题。你提高工资固然好，但如果企业无法盈利就不能提供长远的收入基础。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很大的挑战。

　　我想讲金融系统在社会经济里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实际上作为一个体系形成一个系统性的经济预测、风险估算、产品定价，但我们现在金融系统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毕竟市场经济发展才只有三十年，体系不够健全，金融体系的作用、信号作用不够，对于系统的放大作用，原来有一个数字可以比较典型的反映金融系统的风险，就是货币乘数，我们的货币乘数在最近一段时间已经大大扩张了，我想姜董事长比我更清楚，我们现在货币乘数到了多少了？

　　姜建清：这个得要你自己去算了。

　　朱云来：我今天准备的比较仓促，不敢贸然的说，但货币乘数是整个金融体系杠杆的大小作用，从基础货币到货币供应，刚才说我们的货币供应接近60万亿，这样的参数我们需要非常持续的进行观测，是反映整个系统性的杠杆风险的扩充。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他们也是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杠杆过高。一般来说杠杆越高，给自己留的余地越小，风险相对也就越大。

　　如果我们想发展中国的金融，特别是因为前面谈到的这些发展中的问题，潜在的风险，如果我们能够更好的应对、调整、化解这些风险，就需要发展资本市场，建立一个更为科学的市场体系，特别是很多关键性的市场制度，比如资本市场的发行制度、交易制度，比如市场的投资管理技术。促进行业的专业化的发展，特别是系统性的框架建设。过去我们有一些倾向，简单的追求一些数字，追究产值、规模，尤其效益、回报、成本、风险这些因素考虑的不够，往往我们的投资决策、预测依据非常简单、单一，割裂了很多相关因素，而且是静态的。我们真正成熟的金融市场要系统的平衡各种发展因素，既要很快发展，又要有良好的效果，这需要综合、动态、互动的方式衡量整个金融体系的健康。这样才有可能准确的认识我们的经济现实，才能实施良性的结构调整。另外积极的寻找在危机，因为虽然我们面临危机，既然已经是危机了，我们不可能再去做任何事情说改变这个危机，但是我们应该在应对的同时积极发现往往危机也创造了一些新的机遇，如果我们有审慎的思维、通盘考虑，希望我们能抓住这样的机遇，进一步让中国经济发展起来，让中国老百姓有实效的富起来，谢谢大家！

　　主持人：下面我们请德意志银行集团的Jens Ruebber做发言，他在德意志银行有19年的工作经历。欢迎！

　　Jens Ruebber：各位贵宾，女士们，谢谢你们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参加这样一个重要的活动。德意志银行的副总裁、副董事长Sabine Miltner有事不能来，我今天替他来演讲！

　　就在这次论坛召开之前，在过去的两个星期里，在哥本哈根人们举行了多次会谈，但很少有人对那些会议的结果完全消化和理解。尽管哥本哈根会谈的结果不像很多人期待的那么理想，回想一下过去几个月里发生的事情还是很重要的，我指的是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作为一系列谈判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将为一个低碳世界的形成确定一个框架，会谈将会继续下去。

　　不论会谈的最后成果如何，人们正在达成这样一个有着广泛基础的共识，那就是碳排放应该是有代价的。就像我们对生产过程的各要素都估价一样，我们也需要对环境进行估价。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确立了它们的全国性气候政策，并加以执行，同时，哥本哈根会谈也将继续进行。这样做的国家最终将会在新能源技术竞争中成为胜利者，而那些没有确立气候政策的国家将会落在后面。

　　在抵抗污染和全球变暖的斗争中，碳排放交易市场将在中期起到一个关键作用，但是在短期内我们还需要关注其他补充性政策，比如说一些强制性和标准型的政策，因为目前碳排放交易市场还不成熟，事实上现在只有欧洲才有这样一个市场。

　　今天我想先从市场的角度谈谈投资者在考虑向低碳技术方面投资时所关注的政策。之后我再谈谈我们从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中学到的经验教训，以及需要采取哪些步骤来促进碳排放交易市场真正国际化。

　　我还想说的是，德意志银行在低碳经济方面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参与者，到2012年我们将实现零碳排放。同时我们的商业部门也正在世界范围内与客户在空间再利用和碳排放交易市场方面进行密切合作。在最近几年里，我们还与决策者进行深入交流。展望未来，随着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成熟，我们还将与在座的各位进行对话。

　　让我先讲几个基本事实，体会一下在减少碳排放方面我们面对的挑战有多么巨大。凯特计划是由一些气候变化专家组成的联盟，他们一直对气候变化的谈判者提供支持。凯特计划的分析表明，要想把气温升高的幅度控制在2度以内，我们就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应用新能源技术，到2020年时相对于过去的经济模式把碳排放减少140亿吨。这也就意味这我们要把碳排放减少近25%

　　发达国家可以实现减排总量的三分之一，另外三分之二则由发展中国家来实现。显然，这就需要有大规模的投资流向新兴市场，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就会在新能源技术的竞赛中有很大的机会成为胜利者。

　　公共部门与私营企业在减排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不管是在一国内部，还是在国际层面，鼓励公共部门与私营企业进行协调与合作至关重要。只有在这两方面协调与合作起来才能真正有助于世界经济向低碳并且是繁荣的目标转化。

　　私营企业在发展中应用低碳技术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这包括：技术创新，把相关技术提供给具有一定规模的市场，为发展技术提供资金，以及为低碳技术创造市场需求。

　　在气候变化方面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流动的资金数量必须有极大的提高，从现在到2020年大约要提高到平均一年1000亿欧元。在这一方面，金融机构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基金经理可以向投资者提供流向低碳公司的金融产品，金融产品交易员可以向碳排放交易市场提供流动资金，金融市场的中间人又可以为清洁技术公司集资，并且为所有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客户在低碳战略核项目方面提供整体性建议。

　　公共部门有责任解决在气候变化方面市场的一系列失败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温室气体排放问题。必须要为温室气体定价，污染者必须要为他们的行为付出真正的代价。但是公共部门也必须解决那些市场本身解决不了的问题，比如网络外部性，信息不对称，最佳技术的路径依赖，主要代理人问题，以及死亡之谷，都阻碍了新技术从实验阶段向市场应用的过度。

　　考虑到许多国家都没有足够的资金，我们就必须鼓励那些能够有效利用公共资金，并有能力大规模开启私人资本流动的公共政策和公共财政制度。这就要求一些国家的政府推出鼓励发达国家的技术持有者与发展中国家分享低碳技术的政策。

　　那么又是些什么政策能够促使私人资本向低碳技术流动呢？一般认为，有成百上千亿美元的资金，如果不是数万亿的话，来自于养老基金，私募基金，主权财富基金和对冲基金，这些亿万资金都在等待机会，随时开启向低碳经济的转变，并在这一过程中创造绿色就业岗位。但是制度框架的不确定性阻碍了这些资金向低碳经济的全面流动。在美国，在制度领域里就是这样，有着规章制度的修补和摇摆。在许多新兴市场也是这样，我们期待着这些新型经济体大规模的快速发展可再生能源技术。

　　在这方面，德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投资者把德国的政策定价为透明、长期、明确。德国减排的完整框架包括年度关税递减，这对投入者来说是有动力的。

　　关税递减政策在应用可再生能源技术方面提供了一个透明、长期、连续的偿付机制。根据德国的经验，一个综合的与关税递减政策相关联的可再生能源技术标准已经证明是行之有效的。这是因为这一综合政策框架不仅创造出了可再生能源设备的强制性市场需求，而且把可再生能源的价格也确定下来了。

　　同时把关税和递减机制设计到一起也非常重要。具体而言，就是事先确定好，每增加一定的可再生能源开发能力，关税就减少一定数目。在他们设计中，避免数额巨大的不当收益非常重要。足够多的关税递减会鼓励收益的提高和技术创新，从而又会减少低碳能源的成本，并使低碳能源技术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得到推广。

　　正是因为这些政策，资本得以流向德国的低碳产业。可再生能源现在占到德国能源总产量的15%，这在比例上是美国的两倍。德国在风能、太阳能和沼气方面是世界的领先者。德国政府环境，自然保护和核能安全部刚刚发布了一个新的数据，估计在2008年德国可再生能源业有280000个就业岗位，这比2004年多了75%。

　　现在我来谈谈欧盟的碳排放交易机制，以及其他国家在设计它们自己的碳排放交易机制时能够从欧盟学到的经验和教训。

　　与京都议定书平行的是，欧盟建立了碳排放交易机制，允许欧洲国家政府与欧洲的企业携手，共同努力减少碳排放。

　　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包括能源产业、水泥、金属、玻璃和造纸工业。

　　参与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的企业每年都会被授以欧盟碳排放配额。每年，这些企业都必须把它们的碳排放减少到它们被授予的配额，要是排放超标，就要从其他企业购买额外的配额，或者购买减排证书。

　　目前的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已经到了第二阶段。第二阶段指的是2008-2012年。在这一阶段，对违反碳排放配额企业的惩罚是：每吨每年100欧元，并要另外购买已经超标的碳排放配额。

　　发展中国家可以参与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通过清洁能源发展机制，或者通过联合应用清洁能源而产生的减排量来参与。

　　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的第一阶段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教训，比如说给的配额过高，以及与此相关的无法储存的借用额度的问题，这导致了2007年后半年碳排放价格的崩溃。通过仔细的检讨，大家同意采取一系列措施，以便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能够为减少碳排放做出更大的贡献。采取的措施包括：

　　取消欧盟各国各自的碳排放额制度，代之以由欧盟配发的碳排放最高配额，这就确保整个欧盟的碳排放目标更积极、更明确，更具有连续性。

　　到2020年要把能够拍卖的配额增加到至少60%，以确保企业在做决策时能够把碳排放的价格考虑进去。

　　确保至少碳排放配额拍卖收益的一半用于解决欧盟以及发展中国家的气候变化问题。

　　把国际项目的减排标准限制在排放机制要求的50%之内，以确保有关各方能够在各国内部采取行动。

　　尽管在开始阶段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仍然是减排方面花费最少的方法，在实现减排目标有困难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通过提供碳排放的长期价格指向，碳排放市场就能够把投资引向低碳技术领域。

　　德意志银行是碳排放市场的一个积极参与者，在总绩效方面刚刚排名第一。根据从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得到经验教训，我们建议在设计碳排放交易机制时应注意这样几点：

　　1，最重要的是要让市场感觉到这样一个机制会长期存在下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为技术创新和进步提供动力，并且让企业能够制定应用低碳技术的长期计划。

　　2，第二个教训是企业碳排放的数据要准确可靠，并且要有在确定碳排放最高配额时不故意多给配额的政治意志。决策者在确定碳排放配额时需要尽量不出错。另外，市场需要信息以提高效率，所以参与碳排放交易机制的公司需要至少每个季度就报告一次，而不是一年报告一次。事实上，现在欧盟企业仍然是每年报告一次。每季度报告一次会使市场更加有序，以减少价格的过度波动。

　　3，一个相关的教训是需要有一个充满活力，不断变动减排指标，减排指标用于确定企业减排的基点。在宏观经济条件快速变化的情况下，减排指标也会不断的更新。碳排放交易机制的管理者应该是具有根据预先确定的标准审查减排指标的灵活性，并利用事先确定的模式经常调整，以确保减排配额稀缺，从而促使企业在减排方面多少做出些努力。

　　4，从设立碳排放交易机制的开始就应该充分利用配额的拍卖机制，这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都有好处。

　　在经济上，拍卖排放额度会增加公共资金，这就使政府有余钱资助零排放能源技术和易受影响的能源消费者。

　　同时，在设立碳排放交易机制方面也容易得到政治上的支持，因为，人们能够看到从交易机制中得到的款项直接流向了环保项目，而不是流到了股东的腰包里。在设定免费配额时，排放配额的款项就是流到了股东的腰包。

　　尽管如此，在开始的时候，免费配额还是有存在的必要，以便在政治上得到重污染企业的支持。但是明显的是，越早设立配额交易机制，市场就越能有效地设定排放配额的长期价格。

　　5，抵消交易有助于把成本降到最低。国内和国际的抵消交易会鼓励不参与交易机制的企业也采取减少碳排放的措施。抵消交易有助于在更广泛的经济领域提高效率。假如抵消交易可以和排放配额互换的话，抵消交易就会比价格在控制成本方面更有效。价格手段会在价格的最高和最低点附近导致市场的扭曲，资金的大规模流动和价格的暴涨暴跌。

　　6，应该有能力进行短期市场干预：价格波动过大和流动资金太少都不会吸引资金流向高效技术，或者使用低碳能源。所以碳排放交易机制应该有这样一个自主性，就是在透明和确定的较小范围内短期借用或出借额度，以确保市场的有效运作。其运作方式和中央银行是相似的。

　　7，最后一点也非常重要，就是市场的设计和最高减排额度的确定不能政治化。

　　至关重要的是，目前存在的各种碳排放交易机制，以及那些正在设立过程中的机制应该有足够的相似性，这样这些市场才能有效地联系起来，并在将来为碳排放进行全球定价。

　　最后我总结一下。

　　减排的资金运作关键是提供动力，以便有更多的投资流向低碳技术。我们都知道这需要相关价格的变化，需要相关政策。

　　相关政策可以采取设定减排配额的方式，额度可以交易，我们希望这样做可以导致连接各国碳排放交易机制的全球性交易市场的建立。在这方面，欧洲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经验和教训。

　　欧洲理解碳排放价格和技术创意之间的重要联系，其他国家应该考虑一下它们是不是已经落后了。碳排放交易应该成为经济以最小的代价进行转变方面的一个重要工具。

　　相关政策也可以采取为低碳技术提供补贴的方式，在这方面我已经举了关税的例子。还有其他一些政策我没有谈到，比如说，补贴可以采取贷款保证和其他公共财政支持的方式，这样可以减少利用普通贷款的成本支出，或私人投资的风险。最后还有其他一些政策在促进有效利用能源方面很有作用，比如说楼房的建筑规定，家用电器的标准，机动车的能源使用的标准等等。

　　从短期来说，所有这些手段都应该利用起来，以便在全球范围内削减二氧化碳的排放。

　　主持人：感谢三位嘉宾的精彩发言，德意志银行的朋友对碳交易和碳经济发展做了很好的总结。三位嘉宾都非常有效的利用了演讲时间，所以我们还有一些剩余。接下来我们进行讨论，讨论之前我们想请朱云来先生就低碳经济发展做一个补充发言。

　　朱云来：感谢给我这个机会，主要是金融学会给我们出了这个题目，我真做了一点家庭作业，有几个基本的情况可以跟大家分享，对碳交易大家还不是那么熟悉，我就把几个背景情况有参考意义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发现找到了一个碳排放的历史资料，从1765年到2006年，差不多过去将近260年资料历史，我们从1750年大气里含有二氧化碳的浓度是278GPMA，到06年是382BPMA，百万分之一的体积增长，差不多增加了100多BPMA，相继累计排放1.2万亿吨碳。我们知道我们最主要的经济社会发展动力和来源就是能源，能源最主要的是在历史上是煤油气，这些是属于化石燃料，燃烧以后产生二氧化碳，最后留在大气里。实际上这1.2万亿有70%左右是留存在大气，其他的是被水、海洋吸收了一部分。

　　这是一个大的格局，我们看到二氧化碳对太阳辐射的影响、对大气气候产生很重要的影响，虽然可能现在科学不能准确的说明影响究竟是什么样的，总体水平以及各地的差异，比如南极、北极、赤道地区、中北道地区，我们认为这是足够引起人们的重视，特别是最近不到十年的时间，二氧化碳的排放，发展中国家排放迅速增加，可以说在不到十年里增加的量是过去三十年增加的量相当，是在急速加剧，可能是工业化、经济的迅速膨胀都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因为工业发展历史比较早，比如最早的是英国，后来美国成为最重要的供应者。总之发展中国家占了1/3，但现在发展中国家迅速增加排放量，所以最近基本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每年的排放量是相当的，这是现在的一个体积性的特征。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发达国家的人均排放是发展中国家的平均人均排放的4倍，就是人均是比发展中国家排的多。技术效益上讲，单位产值产生的排放，这个数又倒过来了，发展中国家是发达国家的5倍，这是有一些参考意义的。因为气候是全世界人类生存唯一环境，气候冲击的影响是应该慎重考虑的，所以低碳危机的考虑，他提出来了采用的技术，不同技术之中的工艺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对使用不同的技术是油发电还是其他的技术发电，比如说太阳能，他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有一个贷款目录记录着不同技术的贷款是多少？所以我觉得这是应该有一个不同技术测定的评价，可以引导未来的发展，让未来发展采用更多低碳排放的技术。

　　我确实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比如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大家炒的很热，比如光能，表现看起来它好象是算出的数很大，甚至吓人，但把几个实用因素算上去，甚至替代不了现代能源使用规模的5%，甚至更小，这个问题也很大，大家不能过度的希望不可能实现的事情。甚至造成过度投资。另外这些新能源，比如光伏能源，需要炼硅，炼硅本身就是高耗能的事情。所以从现有的能源结构和技术状况来看，新能源开发仍然是需要的，特别是一种补充，比如风能在山区。但它不可能替代主体经济，主体经济要提高能源转换效率，有很多转换环节，每个转换环节效率哪怕提高一个百分点，是远远超过新能源的潜力，这起码是我个人的观点，跟大家分享一下，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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