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国第一村轻叩复兴之门

    ●宝安区万丰村

    抢救焦点

    村民信心

    股份经济

    管理机制

    文化保育

    ■数字万丰村

    万丰社区隶属于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位于珠江出海口的东北角，广深公路北侧，总面积3.62平方公里。万丰社区目前外来人口57662人，村籍人口2035人，99%以上的居户都姓潘。万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网页显示，公司总资产8.8383亿元。

    ■潘强恩其人

    潘强恩，1944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曾任万丰村党支部书记、万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曾获“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乡镇企业家”、“全国劳动模范”等称号。1981年底始任万丰村党支部书记，率先进行股份制改革，提出“共有制理论”，自创“万丰模式”。现退休在家，有著作《社会主义共有制论》、《中国现代史演义》，长篇小说《新桃园梦》、《浴血青山》等。

    潘强恩老了。

    这个经营万丰村数十年，曾经叱咤风云的强人，如今寄情山水，以书画自娱。而万丰村，这个曾与大邱庄、华西村齐名的“南国第一村”，也同样陷入盛极而衰的困境。潘强恩的个人功过可以一笑置之，任由世人评说；但万丰村为何走向没落？其教训何在？前路在何方？在深圳城中村改造的大潮之中，这些都是不能回避的严肃话题。

    1988 南国第一村应时而生

    前“赤脚医生”的舞台

    11月12日下午，阴沉了许久的天，突然下起大雨来。已经退休的万丰村老书记潘强恩，从广州开完会赶过来，约好下午5时在万丰的万景楼接受采访。

    万景楼是万丰的标志性建筑之一，这座杂糅了明代城墙和苏州园林风格的建筑，在雨幕下更显英气逼人。站在城门外，可见影壁四个大字：礼让谦贤，那是万丰随处可见的祖训。登上城楼，万丰社区的景色尽收眼底。

    万丰其实并不大。总面积3.62平方公里的小村庄，从地图上看形似一只永不沉没的战舰，这只“战舰”扼沙井交通之要道。西有宝安大道，东有中心路和广深公路。南距深圳市区55公里，东北距广州135公里。到深圳机场仅有9公里。

    穿过万景楼的大门，绕过写着祖训的影壁，便是雕梁画柱的文化中心楼。一楼正中陈列着三幅潘氏先祖画像。左侧是各种万丰文展馆的展品，既有万丰古时的史料、石碑，也有上个世纪农民使用的犁耙、竹篓、水车、淋菜水桶等农具。这些内地农村仍广泛使用的农具，在这座城中村展馆里，成了“座上客”。

    二楼是会议和接待室。数十张古色古香的木椅几字形排列，衬托出中位长椅的威仪。主位后满满的四个书柜几乎全是潘强恩的著作。厅正中墙上，是潘强恩9米长的横幅书法作品———自作自书的《和满江红》。下面是多年来潘强恩陪同各级领导视察万丰的照片。

    文展馆工作人员潘小姐是本村人。她1999年中学还没读完就出来做生意。2003年又回到股份公司工作，2006年调到文展馆，负责接待和讲解。据她介绍，万景园免费开放。参观者多来自香港，所以周末或香港假期的人流比较多。最高峰的时候她曾一天接待5个团，每个团二三十个人，“整个文展馆有35名工作人员，负责接待、保安、清洁等等。工资由村里发。”

    对潘强恩印象如何？对这个问题她也是笑而不答，只说自己是潘强恩的亲戚。

    言谈间，剃着光头、身体发福、穿着中山装的潘强恩，爬着楼梯上了二楼。“我这人很傲的，平时很少接受媒体的采访。”这位65岁的万丰村老书记，指定记者坐在右侧的一张木椅上，他则习惯性地坐上中间的长木椅，将左手架在椅背上，并将眼光定格在轩窗外高远的天空。

    “我已经退下来了，不谈政治，不谈经济，只谈文化。”潘强恩补充道。这是他第三次强调“不谈公事”。潘强恩的谨慎，与近年来舆论对他的质疑有关。功过尚未盖棺论定，潘强恩却早将个人的荣辱得失，和万丰村的兴衰起落紧紧结合在一起。

    万丰是典型的单姓村，目前外来人口57662人，村籍人口2035人。本村人99%以上都姓潘。600多年前，潘氏祖先落户于此，村名原为邓家蓢，后改为万家蓢。合作化时期又改为“万丰村”，意喻“年年丰收，永世兴旺”。从建村到解放后，万丰始终是一个平凡的村庄。尽管史家苦心孤　诣，在村史中也未能渲染出让人眼前一亮的大人物。

    1977年，万丰大队实现每人1头猪，获广东省养猪先进单位称号，那是万丰历史上最好的年景之一。但翌年，万丰村出现逃港高潮。史料记载，1978-1980年10月，万丰村民采用乘船、泅海或利用大雨、台风之机从陆上逃至香港的村民达1200人。

    1981年底，一位文化水平不高但头脑灵活的“赤脚医生”，走上万丰村的政治舞台。他敏锐地注意到，香港制造业的北移对靠天吃饭的万丰村是个难得的历史机遇。1984年，大胆的他领风气之先，在万丰村推行股份制。每位村民出资5000元入股，股份公司大建厂房吸引外资，厂租收成再分给村民。这就是具有标本性意义的农村股份制改革，而这个“杀出一条血路”的人就是潘强恩。

    从那时起，万丰前进的步伐，如同刹不住的车轮。1988年11月22日《南方日报》报道，万丰村全村446户，户户是股份制股东，集资1200多万元办工厂28家。1994年，在深圳市最大的50家集体股份制企业的评估排行中，万丰股份公司以固定资产4.9亿元，年加工值6.3亿元，利润6000万元，村民人均收入11000元，荣登榜首。2000年万丰股份公司经工商局批准，升格为万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集团有资产14亿多元，年销售额为35亿元，下属十几个分公司。万丰鼎盛时期，与华西村、大邱庄、南街村齐名，号称“南国第一村”。

    2001 “大事记”戛然而止

    万丰公园风光不再

    “从一开始，我们就是把万丰当作城市来经营的！”回忆起当年的豪情壮志，潘强恩依旧激情满怀。他指了指开阔大气的中心路，把它比作深圳的深南路或者北京的长安街。

    六公里长的中心路纵贯万丰村，沙井市民广场、万景园、万丰公园、万丰医院分布两侧。特别是万景楼和沙井市民广场，一个是传统的城楼，一个是极富西方色彩的圆形广场，两相对望，中西合璧。

    让潘强恩引以为傲的，还有1990年投资1100万元兴建的万丰影剧院。影剧院按一般城市影剧院的规格设计兴建，设有1000多个座位，安装了中央空调，建筑雄伟，装修豪华。楼顶上竖着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汉斌题写的“深圳万丰影剧院”几个大字。

    但潘强恩没有主动提起万丰公园。

    耗资400万元的万丰公园1984年开建，占地200亩，1986年正式对外开放。公园内曾是芳草遍地，绿树成荫，有曲径长廊，湖光山色，更有瑰丽宏伟的“九龙柱”、“九凤壁”———紫砂陶浮雕“九凤壁”长46米，高6米，由6732块紫砂陶砖雕刻而成，号称世界之最。“九龙柱”高9米，直径1.7米，用花岗岩雕刻而成，重32吨“是石雕艺术中的上乘之作”。

    可如今，“九凤壁”、“九龙柱”安在？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如今的“九龙柱”被安放在村口大路边。而万丰公园则大门紧闭，虽然刻着“丰裕苑”三个大字的牌坊依然气势雄伟，雕龙画凤，一幅对联却已斑驳不堪辨认。两边的白墙上是近十幅各级领导人的题词，但就在“万丰明天更美好”、“不是城市似城市”等拓字上，赫然贴着“厂房招租”、“招聘工人”等“牛皮癣”。从大门的门缝看进去，公园已成为大片的荒地。

    秋雨淅沥，公园的围墙下杂草重生，两名工人挥汗锄草，“虽然公园封了，但我们每年都要锄两次草，已经做了好几年了。”公园正门边一个小卖部，店主和一名老者对雨烹茶。万丰公园怎么了？“倒闭了嘛。”店主平静地说。公园以后做什么“不知道。”

    万丰现状如何？对这个问题，股份公司发言人婉言拒答，万丰本地人则警惕非常。当记者联系潘强恩采访，他也是语带踌躇，并再三强调只谈文化，不谈公事。万丰到底怎么了？

    万丰集团的“大事记”中，对股份制改革后万丰的辉煌如数家珍，连一个商场的开业都未遗漏。但到了2001年“大事记”戛然而止，最后一条记录是：2001年12月，万丰与江西兴国县签订购买3000亩土地合同。

    2006 一场“红利风波”

    一个人与一座村

    万丰村在2001年以后的日子并非一片安静，无事可记。如果续写“大事记”，有一件大事必不会被忽略，那就是2006年出现的“红利风波”。那一年，激愤的人们跑到万丰公司门口围堵，或者到上级政府上访，甚至将万丰公司告上法庭——— 因为他们的分红被停止了。原来，万丰村除了改制之初将本村村民吸纳为原始股东外，在随后的快速发展中，曾和本村、外村人士合作，用他们提供的资金在村里建了大量的厂房。当时的约定是50年内厂房的利润三七分成，投资者收七成，村里收三成。

    “当时大约有上万人投资，本村人约有2400人左右。”外村人杜先生说，从2001年开始，村里停止给股东分红。他说，一直到2006年他们出来讨说法的时候，村里共欠他们两亿多元。

    一时间，万丰村和潘强恩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有媒体引述各方说法，并收集各种证据，称万丰公司当时负债超过10亿元。在巨大的负债之下，万丰无力给投资者分红，最终引发红利风波。但潘强恩将这场风波看作既得利益者意欲夺取财产支配权的进攻，“这些人能够同甘苦，不能共富贵。”

    村民们认为潘强恩在成功的光环下变了质。“刚开始的时候他确实很有能力，我们都很佩服他。但后来事业越做越大，他变得专制了，在村里搞一言堂。”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民说，从1992年开始，潘强恩变得独断专行，并大举在中山、海南、江西等地买地、建厂房、建商场，但这些项目大多以失败告终。

    村民们还批评潘强恩好大喜功，“一个公园就建了几百万，万景楼建了1000多万，还搞个粤剧社，到处花钱去演出，《万丰文讯》每期自费出版白送人。大家关心的是有钱入腰包，村民们才不要这些呢。”曾代表万丰村民和股份公司打官司的杜先生这么说。

    随着矛盾的激化，有村民指责潘强恩为霸一方，在万丰村搞专制统治，甚至和黑势力有涉。“对于质疑，我都付之一笑。历史会证明我是对的。我问心无愧。”潘强恩说，他的名字里有“强”，也有“恩”，他当官是为民做事，对老百姓也是恩威并重，“有人说我是村霸，如果我有问题早就被抓起来了，哪能呆到现在？”

    2009 改造能否救万丰？

    稳守三年蓄势复兴

    2006年万丰的“红利风波”，媒体曾大肆报道。但现在舆论已回归平静。喜欢文化的潘强恩家有藏书5万册，读书之余他喜欢舞文弄墨，并有一个自勉口号：一天一千字，一年一本书。每有客至，潘强恩便慷慨地将自己的得意之作送人。

    万丰当地人的生活也归于平静。当记者重新联系那些曾经“义愤填膺”的村民时，他们都不愿多谈。曾经以股东身份将万丰告上法庭的杜春联，2007年被裁定败诉。

    曾有媒体将万丰村近年来的收入和另一个城中村南岭村对比。1992年，万丰村民平均收入8000元，南岭村1.3万元；1999年，万丰村3.1万元，南岭村9万元；2005年万丰村3.3万元，南岭村14万元。多名接受采访的万丰人透露，目前他们每年得到的原始股东分红大约是1万元，但建厂红利仍然没有着落。

    “一个地方衰落，另一个地方兴起，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朱来常感叹。

    安徽人朱来常2000年受潘强恩之邀，游学万丰。在万丰期间，他撰写了《万丰村史》、《万丰村志》、《万丰粤剧史话》等数百万字的作品，曾担任股份公司副秘书长等职务，并以万丰股份公司的立场接受媒体的访问。而今告老还乡，朱来常并不讳言万丰的衰落。

    “从我到万丰工作时，万丰的困难就逐渐显露了。”但朱来常不认为这是潘强恩一人的错误，而是农村城市化过程中一个普遍的现象，“这些村庄在改制之后，因为有一两个强人的带领，在短时间内得到腾飞。但农民的认知水平却很难同步发展。”朱来常认为，城中村村民观念的落后，以及一夜暴富后形成的一些陋习，通过家族脉络渗透到整个村的管理之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人才和管理机制的落后。一方面本地人人浮于事，另一方面优秀的外地人被排斥在外，无法参与股份公司的管理。

    “即使像潘强恩这样的能人，也摆脱不了宗族关系的羁绊，他在决策的时候同样掣肘良多。”朱来常说，如果这些瓶颈不打开，万丰通过城中村改造、通过企业制度改革得以复兴的道路都已经堵死。

    自言对工作过八九年的万丰仍有很深感情的朱来常，对万丰的前景并不乐观。他认为将万丰复兴寄望于城中村改造，短时间很难实现。“唯一的办法是另起炉灶，万丰村需要另一个潘强恩。”

    万丰村民潘先生认为，万丰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以前留下的巨债。“这两年受到金融危机影响，厂租减少了，每年还要拿钱还利息，哪里还能发展？”潘先生说，除非政府出手为万丰的负债买单，否则很难翻身。

    但强调精神文明的潘强恩却说，万丰和其他城中村不同的地方，就是文化保育做得很好，这使厂房出租率提高，租金也增加了，成功抵御了金融海啸。在他的宏伟蓝图里，1000多万元建成的万景园，将成为深圳文化产品购销中心，“建这万景园我花了1000多万，有人就骂我劳民伤财。但这里面的藏品价值连城，岂是金钱可以衡量的？”

    潘强恩强调，目前处于荒废状态的万丰公园将重新开放，随着公园、博物馆、影剧院等文化设施的建设，万丰村已成为沙井的经济、文化、商贸、金融和人居中心。他自豪地说，万丰2000名村民中就有250名“正牌”大学生，还有包括他在内的五名作家，万丰粤剧社也已经小有名气。

    对于当年大举对外投资，潘强恩强调那是一种扩张性的战略，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正确的。他说，2005年他退下来后，新一届班子实行收缩性的战略，降低了负债率，压缩了成本，避免了金融危机的冲击，方向是对的。

    万丰社区新一届党支部书记潘泽勇，是潘强恩的次子。媒体报道称，2005年10月28日深圳市政府颁布的《深圳市城中村(旧村)改造暂行规定》，万丰公司和万丰村民将成为这一耗资达两亿元的改造工程的直接经济受益人。

    潘强恩视之为一线曙光。他为此立下了稳守三年的经营政策，全力为改造积蓄发展资金，将“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减债还债、增收节支”的十六字方针传给潘泽勇。潘强恩还强调，在城中村改造的过程中，万丰村的文化传统必须得到很好的保留，因为这是万丰的根。

    “新一届班子在管理水平、知识水平和经济分析能力方面都比我强。”很少称赞别人的潘强恩最后说了这样一句话。

    ■专家视线

    万丰应练好“地上”功夫

    曾真　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主任研究员

    万丰村遇到的问题，一方面和近年来珠三角发展的大环境有关，其他地方也出现厂房空置、租金下降的情况。另一方面，更为根本的是其发展模式问题。这些城中村的发展模式多停留在“圈地、建厂、收租”的低级阶段，一旦厂租减少就会出现危机。

    实际上，农村股份制改革后形成的集体股份公司，和纯粹的股份公司是不同的。其领导者的产生程序不同，公司肩负的使命也不同。在这种模式下，可能有集体股份公司出现“带头人一言堂”的现象，也会有村民对其“带头人”不满，但这是集体股份公司具体的管理问题，不能因此否定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集体股份公司在深圳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仍然适用。但从一些发展个案中可以得出一个教训：集体股份公司因其职能定位、领导选拔、成员组成等方面的特殊性，是不适于对外扩张，在市场上从事竞争性、风险性的投资的。他们仍应该在“土地”上下功夫，通过各种方式增加土地的产出。

    具体到潘强恩在万丰大力发展文化，这是一件好事。在农村城市化转型中，农民们恰恰需要文化、精神的东西。当然文化投入的回报期很长，和短期的厂租收入不同，难免会有村民表示质疑，但长远来说应该有不错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