锯齿啮痕录

16．一红一黑
故乡小镇有两位年轻人，一红一黑，1966年秋前和秋后，与我各有一面之缘，
使我至今不忘，想起他们，心中难受。
红的那一位姓张名友洪，共产党员，转业军人，在镇政府分管民兵与保卫工作。
他走路挺着胸，甩着臂，目不斜视。穿一条亮膝的短裤，英姿雄态，仍保持看军人
作风。为人正派，声誉很好。如果不发生文革的噩梦，他可能有一条美丽的前途。
我去镇政府取钱，认识了他。省文联遣返我回原籍，给了我一笔钱，由镇政府
代管——实际上是由他代管。那年秋前，何洁在成都决意学缝纫。我去找张友洪取
钱，寄给何洁买缝纫机。两次去镇政府，他都不在。第三次是他到木器家具社来找
我，我跟着他去镇政府。镇政府内，庭院深深，回廊曲曲，幽静宜人。转了许多弯，
进了许多门，走到他的住处。他入室去拿钱，让我站在室外，也不叫我进去坐坐，
更不问长问短。九年来一直被孤立，我已养成“君子自重”，决不和人攀谈。瞥见
他室内有有线广播设备，我退得远远的。这玩艺儿弄不好要惹麻烦，我怕。他走到
室外把钱交给我，彬彬有礼，但不说话。他的脸色是和蔼的，看得出来不敌视我，
不同于镇上其他工作人员。我对他的印象很好。
这样的人竟做出了胆大包天的事情！
成都的红卫兵来点火，本镇的红卫兵也“跟着洋人造反”，贴大字报啦搜查人
家啦闹得乱翻翻的。谁不知道这些小将人小鬼大，他们是奉天命造反的，后台硬，
惹不起！有一些聪明的共产党员不怕老百姓，只怕红卫兵；不怕红卫兵，只怕“紧
跟”不上；不怕“紧跟”不上，只怕纱帽不稳。还有一些清醒的共产党员看在眼里，
忧在心里，说在嘴里，就是不敢堂堂正正站出来碰一碰那些歪人。这时候街上贴出
反击红卫兵的大字报，张彪写的。张彪的大字报一张又一张，听说先后贴了四张痛
斥红卫兵的，火力甚猛，轰动全镇。可惜我一张也未能拜读。派出所张所长已向
“黑五类”宣布“八不准”，包括不准看大字报，我得遵守。拉锯时听人说“张彪
不怕惹祸”“张彪又出来了”“快去看张彪”，说这些话的人都很兴奋。我真想看
看这张彪是何威武模样。
造反派在本镇崛起后，要找张彪算帐，把那个被认为是张彪的人揪出来斗。斗
来斗去，那人反复申诉活天冤枉。再作调查，那人确实不是张彪。后来查明，张彪
乃是张友洪的化名，要去揪张友洪，他却跑了。
想不到小小吾乡也出了一个小小张良。两干年前，张良博浪沙率力士铁锥打秦
皇，惊天动地，何等剽悍！太史公司马迁瞻仰张良遗像，看见张良“状貌如妇人好
女”，一点也不“魁梧奇伟”。这使他深感意外。张友洪也使我深感意外。
张友洪跑到北京去投靠姐姐。  1967年春节前，为了确保伟大领袖的安全，北
京驱逐外来人员，张友洪不得不潜返成都。城厢镇不敢回，造反派要打他。一无工
资，二无口粮，为了找碗饭吃，他在成都加入保守派的成大武斗队，当了射击教练。
这一步踩虚脚，从此落入了悲剧的深渊。
1968年初，张友洪受命参加成都十中保卫战，率武斗队支援保守派的“红成”
守陕西街教堂钟楼，与来犯的成都工人造反兵团街道分团作战。兵团街道分团团长
宋立本，雅号“蓉城武斗之花”，凶猛异常，亲自抱炸药冲来炸钟楼。张友洪他们
守不住，撤入十中校内。成大武斗队由此与宋立本结了深仇。后来宋立本被敌方抓
获，关押在成大教学楼。成大武斗队痛恨宋立本，捆他在椅子上，一顿毒打。武斗
队司令姓潘的命令张友洪也去打。张友洪说：“打死人，我脱不到手！”潘司令说：
“不打死，打成残废。”于是张友洪也去打。打毕，张友洪吩咐负责看守的两个女
学生：“不能给他喝冷水，只能喝人尿。”后来，宋立本要水喝，女学生误给了两
杯冷水，一饮而毙命焉。“武斗之花”殒谢，当年轰动蓉城，消息传播四方，我在
城厢镇都听见说了。杀人者，人亦杀之，还说什么呢。可是江青说：“越乱越好，
乱了敌人。”多美的葬花词！
事过不久，张友洪一错再错，又枪伤过路行人。此事发生在1968年2月28日。
那天下午，成大武斗队的人员在杜甫草堂侧门外公路旁拦截“撬狗儿”——成都工
人造反兵团的丑称。当时保造两派都在拦截敌方的人，截住便要弄去审问，乃至拷
打。中学生唐金桥，一个逍遥派，骑车路过那里。他不肯停下来接受盘查，一冲而
过。成大武斗队的小头目姓赵的从后面向他连射三发，未中。赵小头目恼怒，立刻
递一支半自动步枪给张友洪，叫打。张友洪问：“要死的，还是要活的？”赵回答：
“打死他！”张友洪瞄准了唐金桥的背心，一瞬间他的心忽有所动，便将准星向下
微移，一发射中腿部。
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张友洪以打死宋立本和枪伤唐金桥这两项罪名被
拘留在成都大学。革委会军代表告诉他：“你的罪起码判二十年。”他便越窗逃脱，
展转流亡。后来两派“大联合”了，全国“一片红”了，无处藏身，才不得不潜去
广州，偷越边境。被捕，押回成都丢监，差点判处死刑。关押五年后，判刑十五年，
送凉山劳改。许多年过去后，唐金桥到城厢镇去看望张友洪，两人感慨不已。原来
这唐金桥命运也很坎坷，出院后被卷入一桩所谓的反革命案件，饱尝辛酸，直到
1983年才平反。
张友洪是躲避造反派的迫害才逃离本镇的。以后，他的老母无人侍候，饥寒频
频。街巷儿童无知，投石打她，吐她口水。她关死门，又向门缝撒尿淋她。可怜老
母，旧社会做女佣人，新社会翻身，晚年遭罹文革之祸，陷入比旧社会更悲惨的境
况。身心受创，哭诉无门，她疯了。1984年张友洪刑满返故乡。现在在纸盒社劳动，
已结婚了。近况不详，想来早已失去二十二岁那年的英姿雄态了，这就是反对红卫
兵运动的下场！掷笔拍桌，老泪纵横，叹叹！
说了红的说黑的。黑的那一位姓蔡名长乐，下乡知青，务农。本镇人背后叫他
蔡小偷，可能是指他在乡下务农时同某些下乡知青一样的爱在夜间“跳丰收舞”。
他的身材瘦弱，脸色苍白，眼眸灵活乱转，一副聪明相。如果不发生文革的噩梦，
他可能也有一条明亮的前途。
他弄我去审，我认识了他。在他审我以前，我已多次听人谈到他了。他是反到
底战团的头头，勇于惹祸，敢于同保守的尖刀团作对，敢于冲派出所，在本镇的造
反派内威望颇高。1966年秋后，我的处境已相当可悲了，书籍被抄没一空，又被抄
家，上面不再将我“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对待”。一夜，两位我不认识的年轻人到我
家中，叫我跟着他们去。他们引我到镇政府旁边的劳动讲习所旧址去，叫我坐在角
落等着。这里进进出出的人很多，大约都是红色工人造反兵团的成员。这些人过去
地位低，现在随造反派而崛起了。我看见同社的木匠韩二哥也在这里。他过去同我
有点头招呼，现在没有了，好像不认识。后来我才知道这里是红色工人造反兵团
（简称“红工”）的指挥部。
等了好久，那两个引我来的年轻人叫我进房间去。房间内空荡荡的没有什么家
具。只有两把椅子，还有一张办公桌靠墙放着。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好像中学生，
怪怪怪，有椅子他不坐，却高高坐在办公桌的桌面上，双手抱膝，背凭着墙，仰面
向着屋上。那两个年轻人各坐一把椅子。我没有座位，憨痴痴地站着。
坐在桌面上的那个中学生模样的人偏头向我微笑，似乎在研究我。他忽然问：
“认得我吗？”
我回答不认得。
“唔，不认得？”他又问。
我仔细看了他那稚气而清秀的脸，估计只有十六七岁（当然估计低了）。断定
从来没见过他，我说：“真的不认得。”
他脸一沉，警告我：“你不要看见我在笑。哼！笑官打死人！”说完话又微笑，
笑中透出冷威。
我猜他会不会是有名的蔡长乐。觉得年龄看来太小，不会是。何况他的长相又
这样清秀，眼睛又显得很聪明，绝不会是手脚不干净的小偷。使我迷惑的是为什么
那两个年轻人在他旁边坐着，不但矮一截，而且表情恭顺，似乎在贴着他。
他不再笑，开始审我。他想知道是谁派我到城厢镇来的。这时候坐椅子的一个
年轻人出去拿来一只包装用的草袋，抛在地面，示意我坐。我打盘腿坐着，必须仰
起脸来，才能望见双手抱膝高高坐在桌面上的小法官。我向他详细解释，力求消除
他的怀疑。这样受审至少半小时，我的颈项仰疼了。他的最后一个问题使我相信他
是很幼稚的。他问：“你从前是坐小汽车的吧？”早知道他这样幼稚，我真不该向
他作那么多解释。
审毕，他吩咐那两个年轻人带我到隔壁去写交代。我只需一张纸便写成。他晃
着头读完，放我回家。回到家中，向何洁如此这般说了。何洁断定此人就是蔡长乐，
在“红工”勤务组任职。我真想不到他是这样天真可笑。
1967年的“二月镇反”把他抓了，关入本县监狱，俗谓之“上焦山”。入狱前，
他被捆着游街。游入小巷，我看见他。当时有百姓在路旁端水给同游街的本镇党总
支部书记沈全彬解渴。蔡长乐也渴了，乞水，没人给他。《红十条》公布后，本省
政局又变。造反派战友放鞭炮迎接他光荣出狱。于是他的威名大振，据说还当了官。
1968年冬，清理阶级队伍，他又“上焦山”，演了《二进宫》。他的罪名是打砸抢。
关在狱中，他还念念不忘革命尚未成功。后来疯了，关入单间。开四届人代大会，
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焦山一带敲锣打鼓。他每次听见了，都要高呼口号：“热
烈欢呼九大胜利召开！”“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死保卫林副统帅！”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他的近况不详。他是运动的牺牲品。如果不疯，还有可
能回头是岸。可惜他吞服迷幻药过量，恐怕理智不容易回归了。倒是那些“左家庄”
的毒品贩子，老谋深算，从来不疯，红黑都有糖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