锯齿啮痕录-29．别了故园

29．别了故园1978年5月6日午前9点摘掉帽子。戴上帽子是在1958年5月6日午后3点。只差六小时，便是二十年。戴帽是在成都市布后街2号省文联小会议室。我坐中间，抱臂望着宣读人。心中不服，难免反映在脸上，所以当面被宣读人骂成“九少爷威风不倒”。摘帽是在金堂县城厢镇中学校大操场边。我坐教室外石阶上，低头聆听有线喇叭宣读，看不见宣读人。心中快活，脸上不好反映出来。脸上只是皱眉蹙额，作愁苦状。深怕显得快活，被有线喇叭看见了，惹得有线喇叭不快活。心中快活，这是因为我知道从今后我可以一心一意钉木箱，不受刁难，不被亏待，不做那做不完的义务劳动了。我总是天一亮就起床。淘米下锅后，叫儿子鲲鲲也起床。我坐在灶门前，一边添柴烧火，一边课督鲲鲲英语。从1975年9月起，自编课本教他英语，迄至摘帽时已两年零八个月了。吃了早饭，我就带着他去木器家具社上班，赶钉包装木箱。每只木箱的两个档头都是他帮我做的。我必须每天赶钉出十五只木箱，每只工值一角，这样一个月才能挣得四十多元，维持生活。我很俭省，一日三餐之外，只抽廉价的春燕牌香烟，鲲鲲几乎没有零食，纵有也不过是一块糕饼或一块锅魁罢了，所以每月四十多元已经足够。为了钉出十五只木箱，白天做了，晚饭后还得去加两个钟头的夜班。夜班做了，回到家里，再教鲲鲲的英语夜课。夜课教了，他去睡了，我便在灯下编写他的英语课本。那些年的中学生英语课本只能算是左倾政治初级课本的英译，可笑之至，我不采用，所以自编。摘帽时，我已编到同时也教他到第七册了。后来总共编了十册教他读完。还有一本《片语ABC》编完了来不及教他，我们就告别故园，到县文化馆去了。说是为儿子编课本，其实也是为我自己进修。就像古人日日耕田夜读书一样，我们是白日钉箱夜读书。我的生活是充实的。摘帽后，心中也快活了，钉箱更有劲了。可怕的是停电。电停了，圆盘锯不转，我领来的那一大抱原板就不能裁锯成箱板，只好坐等电来。等得不耐烦，便回家读书。读书心慌，读不进去，惦念着电是否已来了，便叫鲲鲲跑到社内去看。他若看了跑回来一路欢呼“来了来了”，我便赶快跑去抢用圆盘锯。停电，对月薪制工人说来，落得清闲，有的人还巴不得，而对计件制工人说来，便是断粮。白天停电，停几小时，夜晚电来了，就得去加几小时的班。这样，有许多次我都是做到半夜过了才回家，儿子一个人在床上等我，等呀等的等睡着了。衣裳还未脱呢，看了心酸。摘帽后第七天，何洁被放回家。她在焦山上金堂县监狱拘留审查一年零一个月，被人牵连的问题早就审查清楚，不成其为问题了。可是有那些恨我也恨她的官员，挖空心思，罗织成罪，安心要把一个无权无势无背景且无辜的“右派”婆娘置之死地，并加以利用，以满足他们派性斗争的需要，硬是抵着不叫放人。现在放回来，只是为了罗织得更周密，整得更惨。我与何洁都是幼稚的软弱的知识分子，遇人总往好处去看，遇事总往好处去想。我们以为四人帮时代总该要结束了吧。我们忙着重整家园，做明天的好梦。不错。四人帮时代两年半以前已经结束了。我们早就生在“华国锋时代”了。叫我们怎么说才好呢？四十天后，何洁再次被抓。上次抓是“拘留审查”，这次抓是“逮捕”。逮捕的同时搜查了我家——这是文革以来第十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抄我的家。这一天的日记尚在，全录下来，并在括弧中加以必要的注释和文意的补足。［1978年6月21日夜］洁于5月12日上午被放回家。在四十天的平静和谐的家庭生活之后，今日不幸终于来临。早晨，我与鲲鲲走后，她被叫到镇革委内，宣布逮捕。随即被押回家。同时，何代表（本镇第三段居民委员会主任）来社（木器家具社）叫我回去。我万万想不到是为了此事。到家方知已出事了。如晴空雷电，使我发呆。门外已挤满无事闲人。室内正在搜查。此时是上午9点过。洁已被铐。她说自己太天真，想不到会如此。我只好劝慰她，望她说清楚后会回来，并望她相信党的政策，端正态度。纵然不能回了，也要好好生活下去，勿有轻生之念。她说，她这一去，必然影响我的前途，叫我提出离婚。我说，影响了也没来头。我就这样劳动下去，和鲲一起等待若干年她的归来。这是我的真心话。我说了许多，都是重复的话。我强压自己的悲伤，平静地劝慰她。鲲在社内不见我转回，便赶回家来。鲲哭了，我叫他不要哭。11点过，洁收拾行李完了，被押走。我扛着被盖卷，送她至外北车队。上车前，又说了许多话。洁已失去冷静，心中痛苦。我为她拭了额上的汗（她双手被铐）。送她上车。挥手。并跟着车跑出大门，到岔路口。一直向她挥舞手中手帕。车远去，看不见了。她（的车）向右边的道路去了。我向左边的道路走回家。此时已正午12点了。回到家中，鲲独自一人在室内等我。到这时我的痛苦才涌上心来，站不稳了。夜晚，勋锦（堂妹）和柏奎（侄）劝解我。我这才知道明天县上公判（大会）。但愿洁早些判。要平安归来，已绝对不可能了（这是我的估计错误）。我等待她，无论十年十五年。但愿她能熬出来。四十天的家庭生活，真像做了一场梦！家被抄得乱翻翻。地板都撬开了。我一一收拾还原后，烧火煮饭。饭熟，我吃不下，儿子也吃不下。空着腹，我说：“鲲鲲，走！钉箱箱去！”想我自从1957年起，望了这么多年，天却愈来愈黑。一黑十年，又亮，亮了又黑，妻捕。黑了又亮，摘帽，妻归。如今亮了又黑，再捕。这就是我个人感觉到的“华国锋时代”。我不知道别人的感觉如何。我也不想归咎于某一个人。一个人只是一颗锯齿罢了。我得铁化自己，不要让人家把我锯成一撮木渣。为此，我得拼命干活。我家养着三只母鸡，天天有蛋。我不能死于营养不良，当此光明遥遥在望之际。本镇的和四郊的摘帽右派现在敢于互相公开交往了。他们每天在大东街一家茶馆聚会，互通消息。他们一些人去找县委统战部，一些人去找外地原单位。应邀，我去那家茶馆两次。我要忙着钉箱，不能多陪他们。夜晚加班更勤。夏至到冬至，我劳累致病三次。县委统战部一位姓杨的工作人员找我去谈了话。我说，我要求回原单位四川省文联。老杨说，去联系过了，那里不要我。于是我死了心，决定终老故乡。老杨说，教中学，去县文化馆，随我选择。我选择了后者。1978年12月20日，县委统战部正式通知我：任县文化馆馆员，行政二十二级。这一天，女儿余蝉从成都外婆家赶来奔丧。她的外婆亦即我的岳母郑雪华，在省政协做财务工作。她老人家听省政协的人说，我已死了，死于喜极喝酒过量。老人家不知道我家喜从何来，从铁窗内的妻那里来吗？从不要我回去的省文联那里来吗？事出有因。本县最近确实有一位姓金而不姓余的摘帽右派死于喜极喝酒过量。我叫女儿余蝉快回家去向忧伤的外婆报喜，就说爸爸不蠢，不会去死。我赶着把手头的活路做完，一一交割清楚。12月22日，我向木器家具社岳社长告别。社上送我一支自来水笔和一个工作日记本。我把自己的工具箱带回家去。我想那些工具，将来或许还有用处。我没有想过从此我就算是弄对了。我知道，做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必须有忧患感。1978年12月25日早晨，我不再煮早饭了。父子二人各喝一杯糖水后，我提一口破箱，他背三个书包，出门去外北乘车到县上报到。后来我写了一首《故园别》。结尾一段如下：这该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不是我偶然地交上好运像我这样提着一口破箱回城去的在中国至少有五十万人。曾经认为这黑该是终点站哪知前头更有遥远的路程我以微笑告别了历史手牵儿子跨出了柴门1985年4月21日脱稿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