锯齿啮痕录-27.家灾踵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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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家灾踵至圆盘锯可不是走马灯,虽然都在旋转。走马灯你想看就看,不想看就掉开脸。圆盘锯一开动,你就得不停地给锯口喂木料,而且必须全神贯注地喂。稍有不慎,便要出事,我从前的联手,那位可爱的罗师傅,就是由于偶一失慎,到头来吃了圆盘锯的大苦头,被飞旋的锯齿啮掉四根手指和半截手掌,致残终身。这是我离开那里五年以后的事了。1977年2月14日下午我正在圆盘锯的工作台上喂木板,把原板裁锯成箱板。我是带病上班的,额烧,头晕。想到明天是腊月二十八,我家团年之期,囊中钱少,不知如何是好。忧从中来,未能做到全神贯注,不慎将右手中指喂去。那家伙还算客气,只啮掉中指尖的背面,连根啃去指甲,便一弹弹开了。当时不觉得痛,还笑。夜晚才痛起来。此后夜夜痛得难以入睡。中指既伤,整整一个月不能握钉锤做包装木箱,我家生活更困窘了。我以为四人帮下台了,我家就会好起来了。哪知竟是这样!还有更恼人的事呢。上海《文汇报》一篇文章批姚文元,说他支持《草木篇》。原来两年前《诗刊》准备复刊,姚文元批示曰:“我们不怕出《草木篇》!”明明是一句战斗口号嘛,怎么会是“支持”我呢?我想起了,1958年我这一类人是资产阶级反动派,代表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1959年变成美蒋匪帮在大陆的代理人。六十年代前期反修,又变成帝修反的代理人。文革开始,变成“党内走资派”复辟的社会基础。林彪丧命黄沙以后,才发现原来是林彪“克己复礼”的社会基础。后来又挂到了孔老二的帐上。批《水浒》时,批邓时,我这一类人又被叫去投靠了新主子四人帮。四人帮下台了,终于最后查清,什么都不是,只是四人帮的社会基础罢了。既然如此,姚文元“支持”我,也就不足怪了。家灾接踵而至。1977年3月25日何洁被关入城厢镇派出所。鲲鲲每日给她送饭。4月22日晨他送饭归来,说:“爸,他们要把妈妈押走!”放下盛碗筷的提篮,他又跑去派出所。进大门后,他看见民兵正在捆绑何洁。他要上前去把钱粮交给何洁,别人不准。何洁被捆押着带出派出所,向东门方向走去。鲲鲲跟着走,走到大小东街拐角处,确信何洁是押送到县上去了,他才含泪回家。后来我才知道,这次捕人之举不但是全县规模的,而且是全省规模的,全国规模的。一次运动捕人之多,超过四人帮时代。白日埋头做箱,不想什么。黑夜为忧伤所煎熬,我便译书遣愁,有友人赠美国中篇小说《混血儿》一册,且弄来译译吧。每夜译出一段,翌日即被堂妹索去阅读。于是夜夜必译,历四十夜而译完全书。想不到五年后还能出版,成为我归来后出版的第一本书。书译完了,《史记》三读完了,还得找些事情来混混,于是每夜继续编英语课本,默抄唐诗宋词,用以教鲲鲲。后来又教堂妹的小儿阳阳和老侄的小儿建章夜学英语。1977年秋冬之交,堂妹家中灯下,夜夜书声琅琅。堂妹之母大婶感叹说:“这才像个读书人家了!”这时已不再禁止百姓家读书求学,显然是一大进步。还有呢,窗口对面那一对恶邻造反派夫妇也不再打骂我了。我仍旧处在半失业状态。钢锉厂的产品质量低劣,锉具卖不出去,包装锉具的木箱自然也不需要那么多。我常常失业,原因在这里。若是让我放手做箱,像1977年8月份那样,半天我也不肯休息,结果挣来五十五元五角。从1966年到1978年在木器家具社的十三年中,这是我的最高月纪录了。可惜只有那样一次。八月份以后又一蹶不振。总是这样,钉着钉着,钢锉厂的绰号“英国人”的张国靖走来了,直摆手说:“别做啦,老余。”他知道我家很困窘。可是他的库存木箱已够多了,只得叫我停做。我总是一笑凄然,二话不说,锁了工具,去圆盘锯工作台旁和老陈讲笑话,偶尔发发牢骚。老陈总是低声说:“有困难,开声腔。”我几乎月月都要向他借钱,少则两元,多则五元。有一次我同他正在发牢骚,叹人间的不公平,掌墨的黄老师走来听见,从旁插嘴。他读过很多线装书,总爱旁征博引。这一次他引来明代某文人的感叹:“诗书误我!我误妻儿!”我听了这句话,恰如雪水浇头,仿佛眼帘忽卷,瞥见一群可怜的清白的中国知识分子,从古到今,排成长龙,低头走向地狱。妻在囹圄之中!儿在校园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