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越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淮海收藏论坛]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骆越文化是它的一个重要源头。
骆越人是夏、商、周乃至汉代生活在岭南的古代民族，她是现代壮族、侗族、黎族、毛南族、仫佬族、水族等民族的祖先。骆越人在北到红水河流域，南到越南红河流域和海南岛，东到广东西部，西到云贵高原东部的广大地域建立了一个闻名的骆越古国，骆越古国在中华文化历史上曾创造出灿烂的骆越文化，骆越文化中的稻作文化、棉纺织文化、航海文化、龙母文化、铜鼓文化、花山文化、医药文化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
骆越人世居的两广地区是百越民族最早的中心地带。近年来，迅速发展的分子生物技术为人类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工具，许多学者用分子生物技术对百越族群的遗传结构进行了新的探索。分子人类学的新研究成果表明，百越民族最早是在两广地区生息，然后再向北、向东、向西迁移，最后扩展到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的来源。百越民族先居住在两广, 由于广西西部和云南居住着百濮民族, 湖南北部居住着三苗族群, 所以百越最早的扩散方向是空旷无人的东北和正东。至少在河姆渡文化之前，向东北迁徙的越人先进入江西, 形成后来的干越。从江西进入浙江一带的越人形成了於越, 於越在太湖平原和宁绍平原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向正东方向迁徙的越人进入福建, 形成了闽越各部。两广地区的百越人具有百越族群最古老的遗传标记。而两广百越族群最古老的遗传基因标记又指向了红水河流域至郁江流域的古骆越中心地带。一些学者从父系遗传物质Y 染色体入手，调查了骆越后裔壮族各个支系的DNA ，发现壮族支系父系遗传结构体现出以红水河土语区为中心从东往西的梯度变化过程。
两广地区历史文化遗存的分布情况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古骆越的中心地带是两广的古文化中心。两广地区有一种分布较广的文化类型，叫做顶蛳山文化，这一文化的中心就在古骆越的中心南宁市。两广地区有一种独特的文化类型，叫做大石铲文化，大石铲是我国稻作文化的标志性文物，而大石铲文化的中心也在南宁市左、右江交汇的地带。两广地区最早的青铜文明也产生于这一地带的大明山西南麓。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大明山地区发现了骆越古国的高级礼器商代牛头提梁卣、最大的骆越文化遗址元龙坡商周墓以及安等秧、独山、敢猪岩、岜马山等一批骆越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骆越古国文物。广西著名历史学家覃圣敏曾将广西各地发现的商代到战国时期的器物进行排列，发现出土文物年代最早而且前后连贯、分布相对集中的，是环绕大明山的几个县，其中武鸣、宾阳、上林、马山四县紧贴大明山，是内圈；忻城、来宾、横县、邕宁、南宁市、隆安、都安等县市，离大明山稍远，是外圈。在这内外两圈之中，从商代晚期到战国时期，都有器物和墓葬发现，其中年代最早、时间延续最长、最集中并有墓葬群的，只有武鸣马头一带。这两年，全国和广西的一批著名民族文化专家在大明山地区进行了深入的骆越文化和龙母文化考察研究，破解了这里的骆越古都和龙母文化古地名“密码”，证明骆越人的祖居地和骆越古国最早的都城在大明山西南麓。大明山壮语叫“岜是”（也写作“博邪”、“岜社”、“岜虽”），即“祖山”、“根山”、“神山”的意思，这个名字也说明大明山是骆越文化的中心。
现代的壮族、侗族、黎族、毛南族、仫佬族、水族的文化都带有骆越文化的深刻印记。骆越人的祖居地大明山地区现在是壮族人的聚居地，保留的骆越文化习俗最多，壮族人是骆越人的后裔自不待言。侗族最尊崇的“萨玛”（ 大祖母）神和大明山地区的龙母（壮语称娅蒲即祖母）神显然有渊源关系。根据水族古歌的叙述，水族的祖先最初生活在邕江流域的”岜虽山”，后来被迫离开邕江流域，渡过红水河，经河池、南丹一带，沿龙江溯流而上，迁徙到今天的水族地区，因此水族的古称也叫“虽族”。这一水族古歌中记载的“邕江流域的‘岜虽山’”就是现在的大明山。这些骆越人后裔的民族都有厚重的骆越文化底蕴，他们的许多习俗都可以在大明山地区的骆越文化习俗中找到自己的源头。骆越是战国至汉代百越族群中活跃在岭南的大部族。从历史文献记载的情况来看，骆越人主要聚居在左右江流域和贵州西南部及越南红河三角洲一带。骆越因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特定的生产方式，创造了独特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由于地处中原与华南、西南往来的交汇处，长期的多民族杂居、交流与融合，其文化亦具有多元色彩。其中最能体现骆越文化自身发展特点的是这一地区的青铜文化。
一、骆越活动的时间和地域
骆越名称的由来，众说不一。带有倾向性的说法是因垦食“雒田”而得名。郦道元《水经注》卷三七叶榆河条引《交州外域记》说：“交趾未立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随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雒民。” 雒与骆通。骆民，即骆越之民。
《逸周书》说“路人大竹”，有人认为贡大竹的“路人”就是骆人，也就是骆越。《吕氏春秋·本味篇》和之美味者有“越骆之菌”。高诱注曰：“越骆，国名”。越骆是骆越族称词序的颠倒。旧本《水经注》里将“骆越”写作“越骆”，如“温水”下说：“盖藉度铜鼓即越骆也”。又同书“叶榆河”下说：“击益州臣所将越骆万余人”。由此可见，越骆就是骆越，本为越的别名。《史记·南越列传》载赵佗上汉文帝书曰：“且南方卑湿，蛮夷中间，其东闽越千人众号称王，其西瓯、骆裸国亦称王。”武帝平南越时，“越桂林监居翁谕告瓯骆”属汉，得封侯。其中的“骆”就是骆越。
《后汉书·马援列传》载：“援好骑，善别名马，于交趾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还上之。”骆越之名才正式出现中国文献。关于《后汉书·马援传》中的骆越，李贤注曰：“骆者，越别名”。
骆越活动在哪些地方呢？
《旧唐书·地理志》说：邕州宣化县（今南宁）“驩水在县北，本牂牁河，俗呼郁林江，即骆越水也，亦名温水，古骆越地也。”唐代邕州治所在今南宁，领宣化、武缘、晋兴、朗宁、横山五县，相当于今广西桂西南和桂西北；首县宣化就是今南宁，“驩水在县北”，就是指在宣化县即南宁北，当是今之右江。也就是说驩水就是右江，即骆越水。骆越水当以居住骆越人而得名。
明人欧大任《百越先贤志》自序中说：“牂牁西下，邕雍绥建，故骆越地也。”对照《旧唐书·地理志》邕州条，驩水即牂牁河，也叫郁林江，亦即骆越水，又名温水。而顺这条河下的邕雍绥建各地都是骆越地。邕即邕州，已如前述，即南宁一带；绥即绥宁县，治所在今宾阳县黎塘镇安城村；都在郁江上游地区。
清人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说：“今邕州与思明府凭祥县接界入交趾海，皆骆越也。”
海南也有骆越之族。《汉书·贾捐之传》记载，在汉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讨论是否出兵珠崖郡时，贾捐之说“骆越耍缸油ǘ。嘞耙员且肭菔尬抟欤静蛔憧は刂弥薄Ｖ檠率呛涸α辏ü?11年）设的郡，治所在今海南省琼山东南，辖境相当于海南东北部地。
《后汉书·马援列传》说，马援“于交趾得骆越铜鼓”，交趾古代泛指五岭以南，东汉交趾郡治所在龙编，即今越南河内东天德江北岸，辖境相当于今越南北部红河三角洲一带。《后汉书·任延传》说到，东汉建武初年，任延做九真郡太守时，境内“骆越之民无婚嫁礼法”。东汉九真郡，辖境相当于今越南清化、河静两省及义安省东部地区。
从上述文献来看，骆越人活动的时代大致是从战国至东汉时期，活动地域包括汉代的郁林、珠崖、交趾、九真等郡。汉代郁林郡在今广西南部，珠崖郡在今海南，交趾郡在今越南北部红河流域，九真郡在今越南清化、义安地区。因此，骆越活动中心在中国广西左江—邕江流域至越南的红河三角洲一带。由此可见，骆越活动地域在西瓯之西，大体相当于左右江流域、邕江-郁江流域，海南、越南北部红河流域。
骆越在历史上又常与西瓯并称为瓯骆。如《史记·南越列传》载南越王赵佗上汉文帝书，述其西“瓯骆裸国亦称王”，汉武帝平南越时，“越桂林监居翁谕告瓯骆属汉”；桓谭《盐铁论·地广》也有“荆楚罢于瓯骆”的话。《旧唐书·地理志》有些地方称“古西瓯所居”，有些地方称“古骆越所居”，有些地方又称“古西瓯骆越所居”，把西瓯、骆越各自的居地和混杂居地分别说得比较明白。
《旧唐书·地理志》载潘州“古西瓯、骆越地”；贵州“古西瓯、骆越所居”；如前对潘州、贵州所释，今广东的茂名、广西的陆川、博白、玉林、贵港、灵山、合浦一带应是西瓯、骆越的交错杂居地区。
骆越是战国至汉代百越族群中活跃在岭南的大部族。从历史文献记载的情况来看，骆越人主要聚居在左右江流域和贵州西南部及越南红河三角洲一带。骆越因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特定的生产方式，创造了独特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由于地处中原与华南、西南往来的交汇处，长期的多民族杂居、交流与融合，其文化亦具有多元色彩。其中最能体现骆越文化自身发展特点的是这一地区的青铜文化。
一、骆越活动的时间和地域
骆越名称的由来，众说不一。带有倾向性的说法是因垦食“雒田”而得名。郦道元《水经注》卷三七叶榆河条引《交州外域记》说：“交趾未立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随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雒民。” 雒与骆通。骆民，即骆越之民。
《逸周书》说“路人大竹”，有人认为贡大竹的“路人”就是骆人，也就是骆越。《吕氏春秋·本味篇》和之美味者有“越骆之菌”。高诱注曰：“越骆，国名”。越骆是骆越族称词序的颠倒。旧本《水经注》里将“骆越”写作“越骆”，如“温水”下说：“盖藉度铜鼓即越骆也”。又同书“叶榆河”下说：“击益州臣所将越骆万余人”。由此可见，越骆就是骆越，本为越的别名。《史记·南越列传》载赵佗上汉文帝书曰：“且南方卑湿，蛮夷中间，其东闽越千人众号称王，其西瓯、骆裸国亦称王。”武帝平南越时，“越桂林监居翁谕告瓯骆”属汉，得封侯。其中的“骆”就是骆越。
《后汉书·马援列传》载：“援好骑，善别名马，于交趾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还上之。”骆越之名才正式出现中国文献。关于《后汉书·马援传》中的骆越，李贤注曰：“骆者，越别名”。
骆越活动在哪些地方呢？
《旧唐书·地理志》说：邕州宣化县（今南宁）“驩水在县北，本牂牁河，俗呼郁林江，即骆越水也，亦名温水，古骆越地也。”唐代邕州治所在今南宁，领宣化、武缘、晋兴、朗宁、横山五县，相当于今广西桂西南和桂西北；首县宣化就是今南宁，“驩水在县北”，就是指在宣化县即南宁北，当是今之右江。也就是说驩水就是右江，即骆越水。骆越水当以居住骆越人而得名。
明人欧大任《百越先贤志》自序中说：“牂牁西下，邕雍绥建，故骆越地也。”对照《旧唐书·地理志》邕州条，驩水即牂牁河，也叫郁林江，亦即骆越水，又名温水。而顺这条河下的邕雍绥建各地都是骆越地。邕即邕州，已如前述，即南宁一带；绥即绥宁县，治所在今宾阳县黎塘镇安城村；都在郁江上游地区。
清人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说：“今邕州与思明府凭祥县接界入交趾海，皆骆越也。”
海南也有骆越之族。《汉书·贾捐之传》记载，在汉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讨论是否出兵珠崖郡时，贾捐之说“骆越耍缸油ǘ。嘞耙员且肭菔尬抟欤静蛔憧は刂弥薄Ｖ檠率呛涸α辏ü?11年）设的郡，治所在今海南省琼山东南，辖境相当于海南东北部地。
《后汉书·马援列传》说，马援“于交趾得骆越铜鼓”，交趾古代泛指五岭以南，东汉交趾郡治所在龙编，即今越南河内东天德江北岸，辖境相当于今越南北部红河三角洲一带。《后汉书·任延传》说到，东汉建武初年，任延做九真郡太守时，境内“骆越之民无婚嫁礼法”。东汉九真郡，辖境相当于今越南清化、河静两省及义安省东部地区。
从上述文献来看，骆越人活动的时代大致是从战国至东汉时期，活动地域包括汉代的郁林、珠崖、交趾、九真等郡。汉代郁林郡在今广西南部，珠崖郡在今海南，交趾郡在今越南北部红河流域，九真郡在今越南清化、义安地区。因此，骆越活动中心在中国广西左江—邕江流域至越南的红河三角洲一带。由此可见，骆越活动地域在西瓯之西，大体相当于左右江流域、邕江-郁江流域，海南、越南北部红河流域。
骆越在历史上又常与西瓯并称为瓯骆。如《史记·南越列传》载南越王赵佗上汉文帝书，述其西“瓯骆裸国亦称王”，汉武帝平南越时，“越桂林监居翁谕告瓯骆属汉”；桓谭《盐铁论·地广》也有“荆楚罢于瓯骆”的话。《旧唐书·地理志》有些地方称“古西瓯所居”，有些地方称“古骆越所居”，有些地方又称“古西瓯骆越所居”，把西瓯、骆越各自的居地和混杂居地分别说得比较明白。
《旧唐书·地理志》载潘州“古西瓯、骆越地”；贵州“古西瓯、骆越所居”；如前对潘州、贵州所释，今广东的茂名、广西的陆川、博白、玉林、贵港、灵山、合浦一带应是西瓯、骆越的交错杂居地区。
二，考古发现所反映的骆越文化
1986年发掘武鸣马头元龙坡西周至春秋墓群和安等秧战国墓群，广西西部地区的青铜文化逐渐显露出来。韦仁义在总结武鸣马头这两群先秦墓时，已把它们定为骆越人的墓地。他认为，马头先秦墓葬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点：
1，墓穴排列整齐、集中而有序，说明是一处受着一种观念制约的公共墓地；
2，墓室方向绝大多数东西向，在436座墓中有322座为东西向，占总墓数的74%，而且绝大多数头向东，南北向的墓很少，即使是南北向的墓也偏向东，表现了强烈的方向意识；
3，墓葬形制都是狭长小型竖穴土坑，墓坑宽度极少超过90厘米的，一般在60~70厘米之间，长宽之比往往都在4∶1以上，有的达7∶1，墓圹显得特别狭窄；
4，元龙坡西周春秋墓有用火烧烤墓坑之俗，烧烤部位，有的在墓底，有的在墓壁，有的是填土，有的仅烧烤其中的局部；
5，随葬品先经打碎或拆散，然后散放在填土中及墓底；
6，随葬品少，但富有地域特色。随葬品的组合一般是实用青铜兵器、生产工具、生活日用陶器或玉石器。陶器盛行圜底器，少见圈足器和平底器，没有三足器，器表打磨光洁，无纹饰或仅饰绳纹。
再结合马头附近同时代的崖洞葬和右江流域几处战国墓，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断骆越青铜文化的主要特征：
1，流行土葬和岩洞葬
马头先秦墓群是土坑墓，与之并存的是附近的崖洞葬。土坑墓墓室狭长，有将随葬品打碎和拆散埋葬的习俗。没有像岭南东部地区的西瓯墓那样的腰坑。
2，随葬品主要是实用器
基本上没有礼器。其组合也是青铜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铜兵器是剑、矛和镞；生产工具是斧和刮刀；生活用具是釜、钵、杯等；此外还伴出一些玉石饰品。大墓中随葬铜鼓。
3，青铜器有浓厚的地域特色
最具代表性的青铜器是镂空细纹匕首、圆尖顶长舌圆形器、圆銎长骹矛、凤字形钺、斜刃铜钺、新月形刀、桃形镂孔镞。除武鸣马头先秦墓群之外，还有人面弓形格剑、曲刃一字格剑和铜鼓。
镂刻细纹匕首  武鸣元龙坡出土2件，身呈锐角形，扁茎，无格，阔肩，宽扁叶，呈锐角三角形，截面呈菱形。茎部镂刻细线云纹和凿点纹，叶面浅刻极纤细的栉纹地三角形细线纹及眼状纹。1992年南宁市邕江捞获1件，金黄色，与此十分相似。元龙坡有这种匕首的石范，代表了骆越青铜工艺的最高水平。
圆尖顶长舌圆形器  圆面隆起聚成尖顶，另一面正中伸出扁长鹰嘴钩状长舌。有的背面圆弧，中心突起一个尖圆钮，圆面由弦纹、栉纹、云雷纹组成晕圈，舌末开一孔眼；有的背面隆起，聚成一条细长圆柄。这些都出在武鸣元龙坡墓地，同墓地出土这类器物的石范。
圆銎长骹矛  早期的宽薄长叶，短骹，扁圆銎，骹与叶相比，显得特别短小，武鸣元龙坡铜矛在骹与叶分界处有清晰的段线；晚期的变得厚重，多为圆銎，骹部加长，加粗。武鸣安等秧矛短身圆銎，銎口凹弧，骹的正面有钮，并铸有“王”字符号；武鸣独山崖洞葬铜矛，宽叶长骹，骹两面都铸双勾“王”字符号；田东锅盖岭铜矛一件骹的正面有钮，钮上方也铸“王”字符。
凤字形钺  扁圆銎，整体如同张开的一把折扇，有的身显瘦长，被称为束腰斧，除在武鸣安等秧、田东锅盖岭战国墓出土外，在百色、德保、大新也有出土；有的对称刃角微翘，形态极为柔和，元龙坡出土的多破碎；锅盖岭1件器身扁平，弧刃翘出两角；在百色至田东的右江常打捞出此类铜钺，右江流经百色市区萝卜洲附近一次打捞出4件。
斜刃钺    武鸣马头元龙坡墓地出土。斜刃，双肩向内收成倒勾状双翼，两面自肩部至锋尖各有一道弯弧形棱脊，近銎部有数道弦纹。有双斜刃和单斜刃两种。双斜刃钺的刃呈斜弧形，武鸣马头元龙坡130号墓一件长15.5厘米，刃宽12.5厘米，尖锋，宽肩略呈翼状，扁圆銎。来宾古旺山崖洞葬出土1件，与此十分相似，通体光素，脊根部有一细小的穿，通长13.7厘米。单斜弧刃，背脊斜直，武鸣马头元龙坡147号墓一件通长10.5厘米，刃宽9.6厘米，单肩，背脊微弯曲，扁圆銎。南宁邕江水下出土1件，通长8.9厘米。在田东右江和百色萝卜洲也出水同样的斜刃钺。马头元龙坡有石范伴出，说明这种斜刃钺是当地铸造的。越南北部富寿的富厚、安沛的安合、老街的铺卢和海防的越溪也有类似钺，如富寿富厚出土1件，宽圆跟銎部也有一条横凸线与南宁、百色的极相似。
郁江水系的百色、田阳、南宁、贵港一线发现最多，还见于柳江、灵山，广东的广州，香港的大屿山、赤立角、南丫岛，在越北见于清化、海防等地。广西贵港剑、南宁邕江剑与越北东山剑、海防象山剑属一个类型。邕江剑，2002年于南宁邕江打捞出水，无剑首，扁状茎，中部收束，近格处加宽，剑格两端微翘，剑身起脊，最宽处在中部，平缓向前收束，前端骤收成锋，近格处饰人面纹。东山剑也无首，茎的上部较粗，中部较细，下端又扩宽，茎的表面饰曲折的阴线纹，在阴线纹框内填五道纵横极细的阳线纹，线纹上再饰S形卷云纹，茎的基部有阴线构成的梯形框，框内填S形卷云纹，剑格宽5．2厘米，两端上扬，中部弯曲如弓，剑身长17．4厘米、宽4．6厘米，最大宽位于剑身中部，上、中部的空间饰人面图案，呈倒三角形，用连珠纹作外框，脸形轮廓、眉、眼、鼻梁为阳纹。人面下为丫形宽带纹，歧出三组扇形光芒纹。田阳县隆平村剑，剑首有两个如同车轮一样并列的圆环，剑茎扁体实心，两侧有“山”形齿状扉棱，但在剑身人面纹的地方只保留了一个三角形框，并未铸出人面图像。1999年5月柳州博物馆征集到2件从百色某河中打捞出的人面弓形格剑，1件较大，长32厘米，刃宽5.8厘米，无首，茎上部为椭圆柱形，茎上有卷云纹、曲线纹、虚线纹等多种几何纹饰，剑身近格处饰人面纹，面赔瘦长，五官清晰，人面两侧有锯齿纹，下接长*纹，直剌一只横卧的青蛙纹；另一件长245厘米，双环首，茎中部粗大，分三组饰卷云纹、栉纹、鸟纹，剑身近格处饰阴铸人面纹。
曲刃一字格剑  首、茎、身一次铸成，圆首，扁圆茎，一字形格，短扁身， 呈梭形。锅盖岭1件，通长29厘米，刃宽6.5厘米，茎中空，两面均饰回形纹；正背两面均饰二道卷云纹。田阳七联村东邦1件，
通长28厘米，格宽11厘米，厚2厘米，空首，椭圆茎，茎末端有格盖，盖宽于茎，盖面呈椭圆，饰菱形几何纹；茎中部收束，上下向外扩张；茎上下两端饰云纹；剑格宽 于身，两头微翘；格面亦饰云纹；剑身扁，较薄，刃锋利，两面无纹饰。田阳隆平村排楼屯1件，通长26.3厘米，刃宽4.5厘米，茎椭圆空心，无首，茎身束腰，上端近格处的脊部有一“Y”形血槽。田阳百育沙场1件，通长28厘米，刃宽7厘米，茎上饰云纹和斜线纹，盖面饰菱形纹，格面饰云纹，和锅盖岭出土的很相象。田东林逢镇打捞1件，全长27厘米，刃宽4.2厘米，首、茎、格上都有精细的几何花纹，剑首平面呈菱形抹角的椭圆形，正中饰菱形纹，外围以扁长方块，内饰S形云纹；剑茎上自首而下饰六道回纹箍，靠近剑格处有一个对穿小圆孔，圆孔外亦饰S形云纹；剑格面上也有纹饰，以剑首为中心，左右两边纹饰对称，饰S形云纹条带。同类短剑在越南北部多次发现，安沛陶盛1件茎上装饰交织的直线纹；河江1件，剑首分成四格，每格都有一个S形云纹，剑茎上也有精细花纹；1961年在太原钢铁工地出土1件，剑首饰S形云纹，剑茎上有四条S形云纹带，剑格上也布满S云纹，剑身上半部有一组两边匀称的狭长三角形纹饰。
铜鼓  春秋时期从云南中部偏西濮人地区发源，称为万家坝型铜鼓，战国时期已为右江流域和红河中下游的越人接受，1994年在田东县南哈坡战国墓发现2面，1994年在田东县林逢乡大岭坡战国墓又发
现1面。在越南北方早在1932年5月在河山平省章美县美良社淞林寺附近的田野就出土过1面，称淞林鼓；1973年在同一地点又发现1面，称为淞林2号鼓；1981年在永富省三清县上农乡出土1面，称上农鼓；1993年在老街发现2面。这些都是形制粗糙，胸部鼓突，装饰简单或没有装饰的铜鼓。大岭坡鼓，鼓面小，胸部突出，腰内缩，下部外撇，足极短，鼓面太阳纹中心隆起，有不规则的11道芒。胸、腰间有两对小扁耳，腰上半部用绳索纹夹对角三角纹纵向分格，下半部分别饰回纹、绳索纹各2道。南哈坡鼓有2
面，A鼓鼓面太阳纹中心隆起，周围有不规则的16道光芒，腰部由正倒V形纹带纵分成空格，近足处有一周三*纹和一周雷纹；B鼓鼓面向内凹陷，中心太阳纹隆起，有短小杂乱的22道光芒，芒外又有杂乱的晕圈，外围以绳索纹，胸部凸鼓，胸腰间有两对桥形耳，腰部为纵向曲折纹分割的界格，近足处有一周勾连雷纹。越南淞林鼓，鼓面太阳纹16芒，芒角长短不一，周围有两道小绳索纹，其间有些回纹线条组成的4个平行曲线纹，外围一个带圆点的短线纹晕。胸部光素，腰部和足部上方有平行回形纹及似梳齿的平行短线条纹。上农鼓面径32厘米，高26厘米，全身光素无纹饰。稍晚的石寨山型铜鼓在骆越地区也有发现，如田东锅盖岭铜鼓。锅盖岭鼓，鼓面中心太阳纹8芒，芒间饰斜线纹，外围有花纹3晕，主晕是翔鹭4只，等距离逆时针旋转飞翔，另2晕饰锯齿纹和圆点圆圈纹；胸部突出，饰回形纹和弦纹。
以武鸣马头先秦墓为代表的青铜文化遗存，当属骆越文化，主要分布于广西西半部。以平乐银山岭战国墓为主体的遗存属西瓯文化，它主要分布于广西东半部。事实上，这两半部地区的文化遗存除了一定差异外，也存在不少共性。
西瓯骆越青铜文化是在当地原始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萌生于商末周初，开始以接受中原青铜文化为主，到西周春秋时期掌握了青铜冶铸技术，开始铸造青铜器，产生了自己的青铜文化，这种青铜文化都具有浓厚的土著色彩。到战国时期发展到鼎盛阶段，产生盘口鼎、柱形器、扁茎短剑、竹叶形刮刀、靴形钺、斜刃钺、弓形格剑、一字格剑和墩形铜鼓等极富地域特色的青铜器。同时也就进入了铁器时代。西瓯骆越的青铜器种类繁多，绝不止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些，但从总的面貌来看，它们都重视兵器而忽视礼器。春秋时期出现过一些礼器，但多是接受中原文化影响的仿制品。越到后来，这种仿制品就越少。
西瓯用甬钟、柱形器、扁茎短剑、双肩铲形钺、竹叶形刮刀，骆越用铜鼓、斜刃钺、弓形格剑和一字格剑。铜甬钟广泛流传于西瓯或西瓯骆越错居地区，在右江中游田东偶有一见，没有再向西传；柱形器只见于西瓯地区，在骆越地区至今尚未发现；扁茎短剑普遍流行于西瓯地区，在骆越地区也不少见，但与一字格剑和弓形格剑相比，数量少得多；流行于西瓯的竹叶形刮刀，在骆越地区也偶有发现，如武鸣安等秧战国墓、宾阳韦坡战国墓、越北东山文化墓和越溪船棺墓等骆越墓中有随葬。双肩铲形钺只流行于西瓯 但在越南象山遗址出土一件；骆越地区流行的斜刃钺，在西瓯地区一般不见，西瓯用的靴形钺在骆越地区变得棱角分明；流行于骆越地区的弓形格剑和一字格剑，除在骆越西瓯交错区偶有发现外，一般不见于西瓯地区。铜鼓只流行于骆越地区，但在越过西瓯中心地区，在偏东的贺州龙中又偶有一见。这样，我们就可以从青铜文化上将西瓯、骆越区别开来。
它们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断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但由于地理不同，所受文化影响也不同。西瓯更多的是接受楚文化影响，骆越则受滇文化影响较大。
瓯骆故地既是中国南疆东西部地区的结合部，又是内陆与沿海地区的过渡地带，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古代文化有其自身特殊的历史渊源。在吸纳周边地区先进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形成独具特色的青铜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