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活性元素

　　文/任继周

　　编者按

　　内蒙古的草原文化研究受到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著名草原学权威任继周先生的重视和认同。他为本报《精彩大草原》赐大作《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活性元素》，这是国内两院院士第一篇草原文化专论。他认为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的板块碰撞发生的“文化造山运动”，既激发了人类文明的火花，更是中华文明蔚为壮观的历史辉煌和巨大财富，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游牧是草原生态系统的基本元素

　　游牧文明是人类文明发生的原点，在中国以伏羲时代为表征。伏羲氏初现于华夏民族的传说中，实际代表了人类文明发生的普遍规律。

　　更新世晚期和全新世早期，有两项气候事件对人类文明引发重大影响。一是气候长期处于暖湿阶段，有利于草木生长，动物繁衍，人类也处于相对适宜的生存环境；二是更新世末期和全新世初期，包括我国在内，发生了全球性洪水灾害。

　　当洪水消退以后，欧亚大陆的先民进入游牧阶段。主要活动地带为欧亚大陆的草原带。其中一部分长期驻留欧亚大草原，过着游牧生活。另一部分，随着地区环境的异化，例如大河两岸及其冲积平原，发生了农耕生产，在东亚地区的直接遗存为“红山文化”。

　　游牧既是人类最初的生存形态，也是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黄金时期。

　　“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是人类最原始的生存方式。草食动物有寻觅水草的生物学本能，人类跟在草食动物群的后面，进行所谓的“放牧”。这样的放牧，与其说是人赶着畜群前进，毋宁说人群被畜群领着迁徙。其本质是人类对食物源的追踪，一如狼群跟在鹿群的后面，以便随时猎取食物。这样的“草地-畜群-人群”的食物链，形成了生态系统的一环。当人们通过实践，由感性到理性，把这个放牧系统由被动转为主动而固定下来，就完成了人类最初的仿生学。

　　对“草、畜、人”的地境统一的认知。这是人与环境和谐相处的基础。由此产生了自然地理的概念。什么地带，什么地形，什么草，什么动物，在什么季节表现何种物候学特征。这一套地境、牧草、动物、人的物候学的相关知识，是人类文明的珍贵最初积累。新疆一幅岩画，是标有水源的地图，研究者说是人类早期的水利地图，但我看这是人类最早的放牧路线图。因为人类早期，不可能有水利工程，何须水利图？而人类在草食动物的引导下，对“草地-畜群-人群”的生存路线的选择与认知是当时的头等大事。

　　游牧仿生学启发了人类对于草地利用和评价的初步认知。游牧民对草地的评价有一套体系，虽然说不上完整，但颇有科学依据。1950年，我随西北访问团参观内蒙古草原，随处请教牧民对草地载畜量的估测，他们估测以后，我再用现代草原学的载畜量估测法核对，其结果大体一致，相当准确。

　　对牧草营养价值的判断。他们依据家畜对牧草的择食状况，认识了毒草、害草、好草、坏草；阔叶草、窄叶草，当年生草和宿草（多年生草）；把含蛋白质高的草叫做硬草，水分多的草叫做软草，这是对牧草的原始分类。

　　牧民依据对草原地境的干湿、冷热，牧草的生育阶段，草地贮草量的多少，决定他们的游牧路线和日程。当前为人们所熟知的季节牧场，暖季在高山，冷季在山麓，春秋在两者之间的山坡扎营的放牧设计就是由此而来。通过这个仿生学的过程，揭示了生物的时间地带性规律。这是至今还刚刚起步、远未被充分研究的领域。

　　近半个世纪以来，将游牧作为落后生产方式一概否定，连它的生态系统的合理内核一并舍弃不顾。一刀切地推行定居定牧，甚至全面废除放牧，改为舍饲，割裂了“草地-家畜-人”的和谐生存的生态系统，这种鲁莽行为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已经明若观火。90％以上的草原呈现不同程度的退化，其根源就是“草地-家畜-人”之间出现的系统相悖。但至今还没有引起我们充分警惕。

　　存在决定意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方式，构成游牧民族赖以生存的草原文化的核心。一切衣、食、住、行以及婚嫁、生育、游牧等特征都由此衍发而生。可以说，草原文化是人类文化最早的珍贵元素。

　　草原文化发生与发展基础

　　草原文化随着游牧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而逐步发展壮大。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即徒步游牧阶段、骑马游牧阶段和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交融阶段。

　　徒步游牧阶段。这是最初的原始游牧状态。人跟在畜群后边放牧。这时畜群规模较小，人的生活处于“穴居野处”，与野兽区别不大的原始状态。初民在蒙昧状态下，经历了漫长的史前时代，绽放了草原文化的萌芽。

　　骑马游牧阶段。随着马的驯化，游牧民族骑马放牧，延伸了活动范围，畜群搬迁的频率大为减少，畜群相应扩大。于是在较为适宜的地点，出现了较为稳定的居民点。尤其是冷季营地趋向稳定，建立了半定居居民点。相对于冷季营地的发生，冬季营地和夏季营地也相伴出现。在冷季营地上逐步形成牧民的聚落。牧民聚落的形成促进草原文化的飞跃发展。伴随初民聚落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原始积累，出现产品加工和贮藏技术，如酿酒、奶品、肉品、绒毛加工等得以进行，生活水平大为提高。为了战争和狩猎的需要，发展了铜铁冶炼工艺。牧民较为稳定的聚落，促使家庭结构趋向稳定，某些生产、生活资料可以贮存，少量的私有财产自然发生，这必然促使家族、集体的凝聚和生产、生活资料占有意识增强。

　　群居生活提供了歌唱、舞蹈、游戏的社会背景。游戏是人类的本能，如果不是早于生产活动，至少与生产活动同时发生。例如幼儿，浑然不知生产为何物，但必需常与游戏为伴。这应是人类文明的一大源头。牧民住地较为分散，生活的节律舒缓，闲暇时间较多，人类的游戏本能得以充分发挥，因此相对于农耕民族，游牧民族能歌善舞，性格开朗活泼。

　　骑在马背上的游牧民族，纵横驰骋，突破自然障隔的能力突增。他们的先民筚路蓝缕，超越重重关山险阻，踩出了许多道路，为东西交流、人类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丝绸之路”已为大家所熟知，但远不止此。在欧亚大陆，他们翻越阿尔泰山、天山、帕米尔高原、昆仑山、祁连山等大山高原，不但打通了贸易通道，也在某些地方实现大规模的领地迁徙，甚至建立了政权。在中亚，游牧民族几次入侵两河流域。在欧洲，来自北部的“蛮族”，即游牧民族的入侵，形成整个欧洲多民族的大迁徙，甚至翻越阿尔卑斯山直逼罗马帝国。

　　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交融阶段。通过碰撞、磨合、互借、融合、创新，打造了更新、更高、更强、更好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合金钢”文化。

　　激发了人类文明的火花

　　韦尔斯的《世界史纲》中说：“游牧民的征服，同化，新的征服，再同化，这种更替现象是前人类历史的特征。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河地区更为明显。”这种征服与同化的多次反复，酝酿并迸发了人类文明的火化。

　　我们且不去说全世界游牧民族的草原文化与其他文化融合所结的丰硕果实，就以华夏文明来看，由于游牧民族的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的融合，就频频迸发出照耀历史长河的文明火花。充满阳刚之气的草原文化，几千年来，不断渗入、催化着农耕文化，使其发生、发展、延伸为崭新的大中华多元一体文化内涵。

　　相传黄帝和炎帝，都是来自西部的游牧部落，征服了华北黄河冲积平原，更扩展到东部和南部。周朝更自命为西方的姻亲，有一部从游牧到定居农耕的民族发展史。战国时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实际上包含了一系列的生活和战争习俗。秦朝饱含来自西部的胡人文化基因。汉代尽管汉武帝征讨匈奴大获全胜，但对立、征战的同时，必然发生文化的融合。到了东汉时期，胡汉文化交流大盛，如汉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筱、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竟为也”。就中华文化整体来看，公元4世纪，西域游牧民族大举入侵晋王朝，长江以北发生有名的五胡乱华，先后建立16个国家政权，出现了南北朝。北中国不少汉人发生少数民族化倾向，如北齐高欢一族“累世北迁，故习其俗，遂同鲜卑”。通过从4世纪到7世纪，长达300年的民族大融合，赋予中华文化以强大生命力，终于诞生了隋唐盛世。其时，长安盛行胡衣、胡帽、胡食、胡床。《旧唐书·舆服志》：“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供胡食，士女尽胡衣胡食”。唐朝的空前繁荣是各民族文化大融合的结果。接着就是宋朝，在中国北部经过辽、金、西夏的交织缠斗，历时一个半世纪，导致了以游牧民族为主的元朝横空出世，震惊世界。其文化影响远播欧亚大陆，对内地影响尤大，北方不少汉人改用“胡服”、“胡语”、“胡姓”。进入明朝，虽然奉行“高筑墙”的政策，大修长城，企图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截然分隔，但直到15世纪中叶，严令禁止的“鞑妆”仍盛行内地。这说明，历史的进程无法阻挡，在明朝建国的277年里，始终与蒙古族游牧部落，及后起的以八旗为基本建制、全民皆兵的满族游牧部落纠缠不已。终于，以清朝的统一全国，展开了又一轮的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大融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以草原文化为优势的元、清两代，开拓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版图。

　　今天我们所见到的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无论衣食住行，还是文学艺术、伦理道德，无不融合着几千年来各个历史时期、各个游牧民族贡献的草原文化元素。其刚烈勇武的气质，已经融合为我国北方的民族特性，“北雄南秀”的文化地图，形象生动地反映了游牧文化对农耕文化的影响。如果舍去草原文化，我们将无法想象华夏文明会是何等式样，更无从探索其发展历程。

　　草原文化的特色

　　上述对草原文化历史过程的陈述，包含了丰富的草原文化特征。其特征的深厚内涵，需专文论述。本文只能约略指出其荦荦大端。如草原文化特征可分为自然的和人文的两个方面。

　　在自然特征方面，草原文化含有深厚的生态伦理。草原文化以“草地-畜群-人群”系统为主轴，推演了草原与人和谐共存的漫长过程，培养了生态伦理观。其主要表现为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对自然的法制保护等方面。

　　蒙古民间祭词《午时》有：“午时/和风的苍天/祝福/祝福！//群马给牧民的恩赐/献给你阿尔泰山/祝福/祝福！//物质的恩赐/回报其主人//食物的恩赐/回报其盘器//祝福，祝福！”明显体现了对自然存有感恩、敬畏之心。

　　天人感应是另一重要信念。天与人互相感知，互相爱护。如民间诗歌《十三匹骏马》的（宇宙无际）中有：“牧人爱宇宙/宇宙赐给我们幸福//牧人保护宇宙/苍天交给我们的任务。”《十三首阿尔泰之歌》中，牧人保卫阿尔泰的誓言：“吉祥安康的阿尔泰山啊/所有宝物、资源供牧人享用//辽阔无边的美丽壮观/富饶的阿尔泰山啊/牧人永远保护您安康。”严法保护自然，是草原文化的重要特征。依据草原文化生态伦理观念，认为一切生产、生活资源都是上天赐予的，需制定法规，严禁开荒，燎原，护林。对于野生动物有其独到的伦理概念。

　　游牧民族认为野生动物不仅属于自然也属于共有的财产，要严加保护。元朝统一中国前，蒙哥汗下令：“正月至六月尽怀羔野物勿杀。”元朝《刑法志》规定：“诸每月朔望二弦，凡有生之物，杀者禁之。”元朝忽必烈规定了禁猎区和禁猎种类。北元时期的《阿拉坦汗法典》规定：“偷猎野驴、野马者，以马为首罚五畜；偷猎黄羊、雌雄狍子者，罚绵羊等五畜；偷猎雌雄鹰、鹿、野猪者，罚牛等五畜；偷猎雄岩羊、野山羊、麝者，罚山羊等五畜；偷猎雄野驴者罚马一匹以上；偷猎猞貉、獾、旱獭等，罚绵羊等五畜。”清朝《喀尔喀法典》中规定禁猎期和禁猎区，第136条规定：“不许杀无病之马、鸿雁、蛇、青蛙、黄鸭、黄羊羔、麻雀、狗。谁看见捕杀者，罚要其马。”蒙哥汗于1251年发布登基诏书：“要让有羽毛的或四条腿的，水里游的或草原上生活的各种禽兽免受猎人的箭和套锁的威胁，自由自在地飞翔或遨游；要让大地不为桩子和马蹄的敲打所骚扰，流水不为肮脏不洁之物所玷污。”

　　《成吉思汗新传》曾载有“禁遗火而燎荒，违者诛其家”。《黑鞑事略》也有“遗火而炙草者，诛其家”。北元时期的《阿拉坦汗法典》规定“失荒火之死亡者，罚三九，以一人或一驼赔偿顶替”，“烧伤断人手足，罚二九；烧伤眼睛，罚一九；烧伤面容，杖一，罚五畜”。

　　《喀尔喀法典》第133条明确规定：“在库伦辖地外一箭之地内的活树不许砍伐。谁砍伐没收工具及随身所带全部财产。”第134条规定“从库伦边界到能分辨牲畜毛色的两倍之地内（距离）的活树不许砍伐，如砍伐，没收其全部财产。”

　　草原文化的人文内涵极其丰富多彩。可简约归纳为浩大壮美，青春活力，崇拜英雄几个方面。

　　其浩大壮美来自对广袤的草原景观的陶冶感知。可举一首传颂千古的敕勒歌为代表，以见其雄浑开阔的意境：“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其青春活力，则英雄史诗《江格尔》可见一斑。在《江格尔》序诗中表达了对宝木巴理想国的憧憬：“江格尔的宝木巴地方/是幸福的人间天堂//那里人们永葆青春/永远像二十五岁的青年/不会衰老、不会死亡//江格尔的乐土/四季如春/没有炙人的酷暑/没有刺骨的严寒//清风飒飒/吟唱/宝雨纷纷下降/百花烂漫/百草芳芳”。

　　至于对英雄的崇拜，则莫过于对成吉思汗的多种描述和纪念活动。需要着重说明的是，成吉思汗的一生是征战的一生。这位伟大历史缔造者生于军旅，逝于军旅。更准确地说，是“以战止战”的一生。创造了通过战争、征服而达到融合的历史，是走向统一、走向开放、走向新的文明高度的历史。这是特定历史时期，使世界由分散趋向凝聚的过程，也是在特定历史阶段人类历史的必由之路。

　　叹为观止的“文化造山运动”

　　本文仅就草原文化的荦荦大者略作论述。但其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文艺歌舞，文治武功等等，来不及细说。这些值得欣赏回味的文化片断，都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但令我感受更深的，还是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碰撞交融所创造的历史奇迹。中华民族从初民社会起，历经世代更替、分合聚散之中，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碰撞融合，发生的历史记忆无处不在。草原文化不但与农耕文化共同创造了中华文化的历史辉煌，今后也将是人类文化不可或缺的活性元素。人类文明将永远离不开草原文化的支撑。

　　众所周知，地幔的板块碰撞发生了地质造山运动，创造了地球上的高山大川和繁缛多彩的自然景观。而草原文化板块与农耕文化板块碰撞，发生的“文化造山运动”，尽管一次次发出电光石火，给人类历史以极大的震撼，但其高深莫测，其鬼斧神工，其深远影响，至今我们还很少系统探索，这不能不说是深深的遗憾。

　　笔者情感的奔驰不能自己，献上一首小诗，来表达对草原文化的虔敬仰慕之情：草原雄风起朔方/举世仰头观雁行/莫谓寒流只凛冽/君为南国送阳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