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风——中国学者论苏联解体和对苏联历史的评价》苏联剧变的原因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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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10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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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风——中国学者论苏联解体和对苏联历史的评价》选摘（二）苏联剧变的原因和教训
吴雄丞
苏联的演变和解体，是20世纪历史上最震撼人心的重大政治事件。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客观正确地剖析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倾覆的原因，认真总结吸取历史教训，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综观苏联演变和解体的过程，它不是在战争中被打败而瓦解的，却是在和平的改革过程中亡党亡国的；不是被政治反对派直接打倒的，却是由领导人自己宣布解散共产党、停止苏联存在的。这实际上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斗争的核心是政权问题。整个过程可以说是国内反社会主义势力在西方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在党内人道民主社会主义分子和民族精英中图谋私利的集团与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纵容、配合下，向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夺取政权，一步一步地埋葬社会主义的过程。这个过程经历了三部曲：一是制造反革命舆论，给共产党抹黑，给社会主义抹黑，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二是借思想混乱之势，造成党组织的瘫痪瓦解，进而制造政治动乱，在敌对势力步步进逼之下，共产党领导集团步步退让、拱手交权；三是资产阶级政治势力夺得政权后，积极按西方的旨意推动私有化改革，为资产阶级政治统治奠定经济基础，直到全面复辟资本主义。
一、苏联演变和解体的原因探析
导致苏联解体和演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既有外因，又有内因；既有远因，也有近因；既有经济上的原因，也有政治、思想文化、民族、军事方面的原因；既有历史积累起来的矛盾和问题，也有现实的错误路线和政策引来的恶果；既有体制上弊端的作用，也有领导者个人品质与变节的原因；各种原因中，有的只是起一般性作用，有的则是起着直接的决定性作用；正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总的合力才造成了最终的结果。所以，我们应当全面地、历史地、辩证地分析，既要坚持“总的合力”的分析，又要从中指明主要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从近年的报刊文章中，常常会看到这样一种情况，我国在强调某项工作、某个问题的重要性时，有人就说苏联演变就是由于这项工作没有做好或出了问题，事先定了一个结论，然后找点苏联的材料加以论证。还有的人并不占有可靠的事实材料，不从历史和实际的事实出发，只凭某种印象或直观就妄作判断。这样的一些做法得不出科学的结论。时下流行的一些关于苏联演变原因的观点，比如认为主要是因为经济没有搞好；是斯大林模式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被教条主义和“左”倾错误所葬送；是因为没有搞改革、没有搞市场经济才垮台；等等，虽都包含有“真理的颗粒”，有着一定的启示作用，但强调它们是“主要原因”，显然是片面的，不符合历史真实。
（一）国外政界要人和著名学者们的见解
1．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论析
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辞世后，出版了他的遗著《超越和平》。书中说到他的整个生涯，“被恰当地冠以毫无悔改之意的冷战斗士和共产主义之敌的头衔”，“我最大的满足是活着看到了西方国家战胜了共产主义并且开始进行一场新的、同样艰巨、同样崇高的战斗，以确保自由在国内外获得胜利”。这是一本很好的反面教材。这本书中有一节题为“俄罗斯和自由的胜利”，讲到了苏联崩溃的主要原因。
他写道：“正如黑格所评论的那样：美国的军事集结和强硬外交促成了苏联的崩溃。但苏联崩溃的主要原因在莫斯科。”“俄罗斯并未在冷战中失败，失败的是共产主义。美国及其盟国反对苏联向欧洲扩张寸步不让，斩断苏联向第三世界伸出的触角，这是值得赞许的。但是，给苏联共产主义以致命一击的是莫斯科的民主力量。是它们挫败了保守派1991年的8月政变，接着又在12月埋葬了苏联。”
尼克松高度称赞戈尔巴乔夫等人“摧毁苏联共产主义的历史性作用”，说戈尔巴乔夫是进行国内改革和外交新思维的试验的“旗手”，并且指出：“人们应当记住，戈尔巴乔夫是俄国历史上的一位伟大领袖，他的政治改革使叶利钦的表演成为可能。”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尼克松指出：“因此，我们不应把俄罗斯人看作被击败的敌人来对待，而是应作为盟友来对待。他们同我们一道在苏联的心脏地带——俄罗斯——打败了苏联共产主义。”
尼克松的“立场、观点”是那么坚定、鲜明，再多的解释与说明就是多余的了。
2．俄共三大（1995年1月）纲领的总结
正在崛起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1995年1月22日举行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新的纲领。《纲领》在总结俄罗斯历史的教训时，肯定了1917年的十月革命，肯定了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赞扬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和国民经济的恢复，说实践“证明了我国这条发展道路在历史上是正确的”。《纲领》也指出了苏联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如把社会主义思想简单化了，把这条道路错误地绝对化了，具有强制的性质，人民自由独立的组织受到限制，劳动者的社会力量和首创精神不再提倡，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变了形，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主动性，等等。但是，绝不能因此得出否定苏联发展道路正确性的结论。
《纲领》指出，安德罗波夫于1983年开始改革，他实行的政策的有些方面，“共产党人今天也不该放弃”。“但是，社会先进阶层进行国内早已成熟的改革、走向新岸的努力，后来被腐化无能的国家领导人所骗，用于反人民、反国家的目的。他们口头上假惺惺地宣布各种所有制一律平等，而事实上却千方百计地破坏最富生命力的公有制的作用，歪曲合作社的实质和形式。大众传媒被有意识地交给诽谤和仇视我们国家的人掌握。他们利用心理战方法，向劳动群众的意识里大量灌输污蔑苏联和俄罗斯历史的东西，放纵影子资本和反对苏维埃政权、反对统一的联盟国家的反人民势力”。“腐朽透顶的上层及其助手们决定用权力换财产。当他们的行为遇到真正的党员的抵制时，他们就禁止共产党人在国家企事业的劳动集体中活动，而后在 1991年 8—11月实行反革命政变并试图永远禁止共产党”。《纲领》鲜明地指出，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等人，“要对背叛党、无视民族利益、破坏我们祖国承担个人责任”。
《纲领》指出：“使苏联社会垮台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执政几十年的党的危机造成的。苏共内部历来就存在对立的倾向——无产阶级倾向和小资产阶级倾向、民主主义倾向和官僚主义倾向。”后来，“苏共内部形成了两翼，实质上是两派。它们之间斗争不止，在斗争过程中形成了实际奉行的政治路线”。“黄色报刊和御用大众媒介把苏共发生的悲剧事件说成是苏共的‘垮台’。实际上，这是在一个形式上统一的组织内长期并存的党的两翼最终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划清了界限。其中人称‘总统直系’的一翼……它变成了叛国党，今天它在国内随心所欲，无人监督，使国家遭受空前的浩劫和屈辱。”
俄共《纲领》鲜明地指出了问题的症结与要害。俄共代表大会是总结苏联历史教训最具有权威性的机构和人们。
3．利加乔夫谈苏共垮台的原因和教训
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现俄国家杜马议员利加乔夫，1992年曾出版过《戈尔巴乔夫之谜》一书，经过补充，重新出版，改名《警示》，中译本已由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2000年冬他应邀来华访问，就苏共垮台的原因和教训谈了一些看法。他说：
“苏联剧变和苏共垮台不是不可避免的。可以肯定地讲，导致苏联剧变、苏共垮台、国家解体，主要是主观原因。改革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搞晚了。本来完全可以按照已经设想的发展道路前进，不发生后来的那种悲剧。党内的健康力量主张应在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前提下进行改革和完善，但以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等为首的另一伙人认为苏维埃制度不能改革、完善，只能摧毁、打碎，改革就是要摧毁社会主义制度，消灭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在改革的第一阶段，即1985—1988年，这几年经济是上升的，但随后陷入了困境，经济方面出现了无组织现象，原因是戈尔巴乔夫不懂经济发展规律，急于快速转向市场经济。我们主张改革要循序渐进地进行，但戈尔巴乔夫推翻了这种方案。结果比例被打破了，计划中的货币和商品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了，市场受到破坏，商品短缺更加严重。
“苏共主要领导人的政治蜕变，是导致苏共垮台的最主要的原因。我认为，戈尔巴乔夫在进入党的领导核心之前不是像他现在所说的那样，已经转到了反党、反共产主义的立场上了。他们一伙是后来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改变了自己的政治观点，政治蜕化了。那么，为什么戈尔巴乔夫掌握了最高权力？我当年积极支持将戈推举到总书记的位置，可能我犯错误了。但我可以确认，当时戈确实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在他之前都是病夫执政，这时候出现了一位年富力强的领导，他的年轻超过了所有其他的因素。而且戈也有在斯塔夫罗波尔州担任7年第一书记的经验。头三年我与戈合作得非常愉快，他干得很积极，是以后才发生重大矛盾和分歧的。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等人后来写书或发表演讲，表白自己从年轻时起就是反党、反共产主义的，是以推翻共产主义为使命的，这不符合事实。他们曾与我们一起执行过正确的路线，后来才在内外因素作用下转到反党、反共产主义立场上的。他们之所以现在这样讲，依我看，他们是不想被打上‘背叛者’、‘叛徒’的烙印，我不认为我们已经把当年的经验教训思考过了，但我们已经感受到个人因素所起的作用是多么重大。
“苏共在组织工作、干部工作和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教训。第一，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严重破坏。戈一直想摆脱中央对他的控制，甚至从未参加过苏共机关的组织生活。第二，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存在严重问题。选拔干部时主要看他们的专业，选一些搞经济的干部，并没有考虑到这些干部的政治取向和政治素质、他们与群众联系以及政治坚定性。没有把高素质的人才推荐去从事党务工作，大量在政治上没有受过良好培训的人登上了岗位，他们精通专业，但却是蹩脚的政治家。发生剧变事件后，他们没有经受住考验。第三，党必须牢牢抓住对媒体的控制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也可能是最重要的教训，我们放松了对媒体的控制，尤其是在80年代末期。第四，苏共在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问题。当初提出的口号是‘意识形态工作要与现实生活相符合，保证经济和社会发展任务的实现’，这是对的，但是领导人很少注意意识形态工作。在对祖国历史的宣传和评价上存在偏差，对领导层错误的批评有时过火了。如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在纠正错误过程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和损失，给敌人以可乘之机。80年代党对媒体的领导极大削弱，把媒体的领导工作交给了政治局中背叛了共产主义事业的人。”
4．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一书的观点
尼•伊。雷日科夫，1929年出生于苏联顿涅茨克州，1985年9月至 1991年1月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他撰写的《大动荡的十年》一书，已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中译本。该书是雷日科夫对苏联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的回忆和反思，对俄罗斯现状的思考与评述，对于我们了解苏联改革的真实内幕和当前俄罗斯的形势，研究苏联剧变与解体的原因，提供了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全书共600多页，这里只能摘录他的一些主要观点：
“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这个时代的特点暂无一致公认的评价。流行着各种各样的说法。按我的观点，现时所发生的一切的实质，确切的评价应该用如下的一个著名的概念——反革命。更确切地说，是弥漫性的反革命。”（该书第370页）
“现在有人说戈尔巴乔夫是‘改革的建筑师’，还有人说是‘改革的工地主任’。而我认为，是一个‘破坏的工地主任’。我想他将以这样的身份进入历史……1985年，历史把戈尔巴乔夫推向前台。自那时起，曾被叫做苏联的这个国家的所有事件主要是和戈尔巴乔夫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对这些事件及其后果的责件，后人不会找别人而只是找戈尔巴乔夫清算，这是历史的惯例。一切成败只能归于具体的人。”（第366页）
“我曾详尽而公平地分析了改革的年代，仔细研究过国家领导层及其领袖的一个个行动。现在我作出了肯定的结论——就其气质和性格，戈尔巴乔夫不能成为真正的国家首脑。他不具备充当国家首脑的素质”。（第367页）“他既没有行动纲领，也不想有行动纲领。他做事往往是心血来潮，而且往往受他人所左右。”他“瞬息万变”，“往往很难捉摸”。“他秉性妥协性格变成了无原则的妥协，总是在对立力量之间两面倒，时而讨这部分人欢心，时而讨那部分人欢心，一而再玩弄手腕。”“总是时而向‘左’派，时而向右派作出小的或不太小的让步，在两边搞平衡。”“戈尔巴乔夫时期不仅没有结束俄罗斯专制主义的历史，相反，继承了专制主义的传统。戈尔巴乔夫一贯追逐专制权力，有时甚至要求作为总统应拥有‘特别全权’。”（第367—369页）
“正如读者所见，我在本书中写的是一系列背叛的历史——背叛改革、背叛社会制度、背叛国家、背叛人们希望的历史……改革时代的大背叛是由许多小的背叛行为积累而成的。”“的确，原来计划的那种改革没有实现，因为改革被出卖。”“4年前。我在撰写《改革：背叛的历史》一书时，我给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改革未能成功？是由于缺乏某种经验犯下错误还是改革领导人的蓄谋行为？……可以原谅错误，但不能饶恕蓄谋的背叛。那些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者们的全部悲剧也正在这里。他们轻信了领袖蛊惑性的言词，相信了改革的思想，他们始终不知晓大背叛的真情。”（第377—380页）
在该书最后的一章里，作者写道：“我想再一次回答一个基本问题：到底需不需要改革？是的，在当时是需要改革的，尤其是经济方面。改革已经叩响了大门，只有政治盲人才看不到改革的必要性……今天许多人都想弄明白，改革的初衷是什么。或者改革从一开始就是掩饰戈尔巴乔夫背叛行为的烟幕，抑或背叛行为是后来发生的？”“现在流行几种说法。一种说法：党的总书记从改革一开始好像就知道这一切对国家对人民将以什么样的结果结束；第二种说法：他根本不能认清事件的进程并控制它；第三种说法：他只是别人手中，包括西方手中的一个傀儡，这一点甚至他自己都不清楚。”（第562—563页）但是不管有什么说法，雷日科夫认为事实却是这样的：’”
“从1987年开始，在改革中出现了与刚刚宣布的改革方向相偏离的转折。以阿•雅科夫列夫、爱•谢瓦尔德纳泽、瓦•梅德维杰夫为首的反共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他们将改革的旗帜用于完全不同的目的。从那时起，苏共开始日益被他们排斥出对改革的领导。这一切表现在逐渐排挤开创改革、真诚地相信改革理想的人，通过社会舆论低毁不久前的战友的威信。其结果是实行与改革初衷完全相反、甚至截然对立的计划，从而为国内反革命爬虫们准备了土壤。”（第563页）
“我再强调一次：我认为，1991—1993年的反革命不仅背叛了改革的思想，而且也背叛了十月革命的理想……改革的悲剧结局是一系列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包括：时代的特点，公开提出的和暗中隐藏的目标以及戈尔巴乔夫的个人品质等等。”（第564页）“我国现在总危机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改革本身，而在于改革的目的和方式，在于在改革的目的和方式中缺少社会和道德的基础，改革是靠多数居民的贫困和少数人的致富而实现的，它完全践踏了俄罗斯固有的道德典范——义务、公正、真理、真诚、爱国主义、民族自豪感和正直等等。”“现在动乱的种子是由戈尔巴乔夫及其叛徒战友们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最后几年播下的……”（第570页）
5．卢基扬诺夫、亚佐夫谈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原因和教训
原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原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元帅，在2001年夏就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原因和教训发表了个人看法。
第一，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人背叛共产主义信念，是苏共垮台的主要原因。共产党领导人的信仰和德才对党的建设非常重要。对执政的共产党来说，如何保证党的各级领导权掌握在信仰坚定的党员手里，而不是掌握在投机分子和野心家手中，是关系共产党生死存亡的大事。1987年以前，戈尔巴乔夫表现得好像非常坚定，但实际上他的信仰早就发生了动摇。戈曾私下说过：“共产主义思想对我已经过时。”戈的信仰危机和性格弱点决定了苏共和苏联悲剧的开始。雅科夫列夫不久前在《共青团真理报》上发表文章说，当戈还是农业部长时，雅与戈找到了共同语言，即必须消灭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两人一致认为，为达此目的，应千方百计进入党的领导核心，继而影响并左右党的政策。此文反映了雅、戈的真实思想，正是他们有组织、有预谋的活动最终导致了苏共的迅速垮台。他们从组织和宣传上从事反共活动。他们首先控制住苏共舆论宣传阵地，借“公开性”和“民主化”大搞无政府主义的民主，通过全盘否定斯大林、夸大苏共历史错误、揭露存在的官僚腐败等问题，搞乱了党员和群众的思想，为最后背叛确立了思想理论基础。
第二，叶利钦对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难辞其咎，应承担比戈尔巴乔夫更大的责任。
第三，苏共高层组织机构设置不合理，党内民主不健全，高层决策严重失误。苏共高层严重缺乏民主风气，戈执政后期，基本上是一人说了算。对戈的所作所为，党内和军内均有反对的声音，但因缺乏民主监督机制，致使戈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第四，苏共民族政策存在严重失误，没有对民族分裂主义进行严厉打击。苏联完全按照社会主义大家庭分工协作的方式规划各加盟共和国的经济，中央权力过分集中，严重损害了各民族地区利用本地优势发展地区经济的自主权和积极性，从而招致民族地区不满。民族分裂活动都是从小闹大的，苏联解体的教训之一就是对民族分裂组织的活动要坚决打击，决不手软。在民族地区，决不能让党的领导权落入混进党内的民族主义分子手中。
第五，对西方敌对势力的长期渗透防范不利。长期以来，西方敌对势力对苏联进行了有组织有预谋的各种颠覆活动，曾制订了一套分裂苏联的“民族战略”。在戈尔巴乔夫时期，一部分移居以色列、德国和美国的苏联移民重新回到苏联，其中不少人是西方间谍。他们汇集到雅科夫列夫旗下，以激进改革派自居，以“民主化”和“公开性”为借口，四处煽风点火，混淆视听，大肆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宣传活动，为搞乱苏联、搞垮苏共推波助澜。
6．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一书中的观点
瓦•博尔金曾任苏共中央总务部长、苏联总统助理，他在《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一书中提供了丰富的不可多得的第一手珍贵资料。他对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原因看得很透，因为他是知情人、目击者，甚至可以说是当事人。他在该书的前言里写道：“无论是世界大战、革命，还是两大阵营的军事、经济对抗，都没能摧毁和肢解这个伟大的国家。苏联是被人从内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葬送的，是被反对派搞垮的。”“如果党没有在这场改革中被削弱，党的领袖不那么腐败，国家经济部门的科学技术改造速度不那么缓慢，那么无论戈尔巴乔夫，还是任何什么人，都不可能搞垮这个国家。同时也不应忽视西方特工机关破坏性很强的宣传所造成的影响。”
“我从道义上有责任把这场剧变的主要人物和组织者——戈尔巴乔夫的情况告诉世人，因为我是他班子中的成员，亲眼目睹了他的思想和世界观的变化过程，他为何在口头上提出各种口号，而实际上却干着破坏的勾当，或者在社会改革中令人不能容忍地无所作为。”（该书第l－2页）。
书中讲述了戈尔巴乔夫的发迹史，讲述了他在权力阶梯上的升迁和争权夺利，讲述了他的性格、习惯、爱好、品质、工作方法和他为社会改革所作的努力。作者在该书最后一章里写道：1985年 3月 11日，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总书记，他到退休时工作了六年多一点。“历史上这六年将成为导致苏联解体、经济崩溃、人民贫困的悲惨的六年”。“是戈尔巴乔夫的行动导致统一国家的垮台、生产减少、犯罪增加、人民生活恶化、出生率下降”。“这场由戈尔巴乔夫外行地、优柔寡断地推行的、而后又被他出卖的苏联社会的改革成了千百万人的悲剧”。“造成这种结果的一个主要原因首先是戈尔巴乔夫的世界观和性格，是他的优柔寡断和热衷于他年轻时就形成的那些公式”。博尔金还指责戈“独揽党和国家大权，独断人们的命运”，“独断专行”，“排除异己”、“两面派行为”。谁也弄不清楚总书记要把党和国家带往何处，“大概除了雅科夫列夫。切尔尼亚耶夫和沙赫纳扎罗夫三人，谁也不知道他的意图，包括总书记说的他最信任的安全会议的战友”。“现在才知道，戈尔巴乔夫早就在考虑分裂党，把社会民主派从党内分离出来”。博尔金认为，实际上戈尔巴乔夫是“采取秘密手段破坏苏共和苏联”，“这是公开的背叛”。（第406、411—413、420页）
瓦•博尔金在接受俄罗斯《公开性》周报的访谈中（见该报1994年10月1日），把他的观点表达得简明扼要，他认为1985—1991年，特别是1991年8—12月“所发生的一切都是戈一手造成的”。没有戈尔巴乔夫“这样的问题根本不会发生。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他的行为的后果”。他还说：“如果起初戈尔巴乔夫是无意中使党遭受损失，那么后来他就是有意识这样做了。他怀着良好的意图开始改革，但他没有能力领导这项重大的事业。他使国家陷入了灾难，自己也感到茫然了。于是他转向西方支持下寻求出路，实际上则是在西方指挥棒下行事。他迎合那些假民主派论敌，同他们建立联系，并讨好他们。他在党和国家的会议上，像一个共产党员那样讲话，但面对‘民主派’时却说，应该更快地沿着摧毁这个制度的道路前进。”
7．美国学者大卫•科茨的分析
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安姆赫斯特分校经济学教授大卫•科茨，近年对苏联解体的原因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出版了《自上而下的革命》一书。2000年5月来华访问，就这个问题作了专题讲座。他说：
“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西方的主流观点包括两个方面：第一，计划经济是走不通的。苏联别无选择，只有实行市场化和私有化。第二，这是苏联人民的选择。在社会主义国家一旦给人民真正的民主和自由，人民就会废除社会主义而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大卫•科茨认为，“用上述观点来说明解体的原因，在我看来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这不符合实际”。因为“90年代初苏联经济中出现的问题，根本不在于体制内容，而是人为破坏的结果”。“多次民意测验结果表明，支持实行资本主义的人在5％－20％之间，高达80％的人民都希望坚持社会主义。”
大卫•科茨“从历史事实得出的研究结论”是这样的：“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来自苏共内部，我这里指的是大约10万人左右的占据党政机关重要领导岗位的‘精英集团’。”这个“精英集团”想实行资本主义，以便他们享有更大的权力，拥有更多的财富。他们与城市中那些持相同观点的知识分子组成了一个强大的联盟。正是由于这些共产党内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精英”们的支持，才使俄罗斯顺利地向资本主义过渡。
大卫提供了一项来自美国的调查。1991年6月，美国一个社会问题机构在莫斯科做了一次调查，对象是掌握高层权力的党政要员，调查采取特定的小组讨论方式，一般要同调查对象进行4-5小时的谈话，以确定他们的思想观点。分析结果是：9．6％的人具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12．3％的人具有民主社会主义观点，76．7％的人认为应当实行资本主义。大卫认为，这个数字“实在令人震惊”，其实也不足为怪，他分析说：“据我研究，70年代苏共领导集团还是由理想主义的革命者组成的，到80年代就完全不同了，占据苏联党政机关要职的‘精英们’开始放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代之以典型的物质主义、实用主义。尽管这些‘精英们’还在不断重复官方的观点，但相信者是极少数。他们开始考虑实行什么改革方案对自己最有利。”“显然，实行资本主义最符合‘精英’集团的利益。这样，他们不仅是生产资料的管理者，而且可以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既可以实现个人财富更快地增长，又能合法地让子女继承权力和财富。”所以，“从根本上说，是苏共的精英集团搞垮了苏联”。
“为什么一个由党的精英集团和城市知识分子组成的联盟，竟能不顾广大苏联人民的反对而把国家推向资本主义道路呢？我认为，在苏联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广大人民确实在生活上得到了很多好处，但在政治上是比较被动的缺乏政治权利。当‘精英联盟’要搞资本主义时，广大人民群众不能采取有效的抵制措施来捍卫社会主义制度。”“苏联解体的教训在于，由少数精英管理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旦老一代革命家过世，很难保证继承者们不想通过实行资本主义而为自己获得更多的好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定要“真正实现大多数工农群众不仅有受教育的权利，劳动的权利，还有直接参加和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
8．俄学者亚•亚•季诺维也夫从苏维埃制度的批判者到颂扬者的转变
俄罗斯哲学家、作家季诺维也夫从青年时代起就反对斯大林，对苏维埃制度不满，写了不少书批判苏联社会制度。但当苏维埃制度覆灭后，他目睹现状，深感痛心和后悔，转而为这个制度辩护并热情颂扬它。他的思想发展轨迹和转变后的观点，很值得研究。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季诺维也夫1922年出生于一个偏僻农村，家庭生活贫苦。青年时代对现实强烈不满，仇恨斯大林，因和几个同学密谋暗杀斯大林而被捕。在押送途中逃脱，流浪近一年，后隐瞒身份参加了红军。战争爆发后上了前线，几乎参加了战争的全过程，因立有战功受到奖赏。战争结束后，上了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先后取得了副博士和博士学位，曾在苏联科学院哲学所任研究室主任，兼任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某教研室主任，在逻辑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1974年他写成的文学创作《黑的高空》一书，对苏联社会生活描画得奇特古怪，引起苏联当局的恼怒，苏斯洛夫称他是“苏维埃政权的一个比索尔仁尼琴更可怕的敌人”。1978年8月他应邀到联邦德国讲学，苏联当局取消了他的国籍，从此定居慕尼黑，开始了政治流亡生活。在侨居国外期间，出版了一些著作、论文集、文学作品，其思想政治倾向仍是对苏联社会制度持批判态度。
1985年戈尔巴乔夫开始实行“改革”，身在异国他乡的季诺维也夫密切关注国内政治动向，认为80年代初期的苏联虽然出现了危机，但这危机“完全可以用苏联社会拥有的手段加以克服”。到1987年，经过对苏联国内发生的事态的周密研究后，他得出结论说，“历史性大背叛的时代正在开始到来”。在戈尔巴乔夫提出“公开性”和“民主化”口号的鼓动下，苏联国内出现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季诺维也夫不但不参加这个合唱，反而站出来为之辩护。1989年6月，他在德国科隆一次研讨会上慷慨陈词，驳斥反共言论，宣布自己“既不愿同戈尔巴乔夫，也不愿同萨哈罗夫一起参加在莫斯科上演的那场戏的演出”。
苏维埃制度倾覆和苏联解体后，季诺维也夫深感痛惜。从1992年以来，他发表了许多文章和谈话，出版了几本专著和论文集，详尽分析了苏联剧变的性质和原因、现政权的本质和俄罗斯未来的前景，同时回顾了苏联的历史，对苏维埃时代作了新的评价。
季诺维也夫明确地指出，苏联发生的是一场反革命。1985年至1991年是反革命进行全面准备的时期，而反革命政变则是在1991年8月公开发动的，到1993年10月完成。
关于苏维埃制度覆灭的原因，他在文章、谈话里一再指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灭亡不是由于它已经衰老了，并不像西方和亲西方的宣传机器所说的那样已“日暮途穷”，而是被国内外敌对势力人为地扼杀的。它的灭亡也不是因为苏联人民抛弃了它而选择了资本主义，而是由各种外部和内部的因素，由各种主客观条件造成的。起作用的外部因素，就是西方的反苏宣传和思想渗透，在冷战中西方占了上风。内部因素主要是社会的分化，形成了享有特权的上层，他们的变节因素以及变节行为逐步成熟。这些人依靠苏维埃制度发迹起来，是这个制度的主要受益者，本应成为这个制度的支柱和捍卫者，可是他们却反对这个制度，有时甚至比西方反共分子和持不同政见者还厉害。西方敌对势力在一场旨在破坏苏联社会的战争中采取了从最上层入手的战略，设法让“自己人”占据苏共中央总书记的位置，以夺取苏联的最高权力，通过他毁掉苏共机关，实行一系列能引起苏联社会解体的连锁反应的改革。季诺维也夫痛斥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同伙“为了金钱、荣誉和获得支持而完全卖身投靠他人”，说他们“有一个洗刷不掉的头衔：犹大”。
季诺维也夫改变了对苏维埃制度的激烈批评态度，苏联解体后，更成了苏维埃时代的热情赞颂者。他在一次谈话中说：“我认为苏维埃时期是俄罗斯历史上的顶峰。”“等到多少个世纪过去后，后代将会怀着惊讶和赞赏的心情研究这个时代，为一个处于极端困难条件下的国家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做了这么多的事情而惊叹不已。不错，有过许多不好的东西，有过犯罪行为、错误和失望。然而我认为这个时期真的是非常好的，是俄罗斯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现象之一。”他表示“我接受整个十月革命和它的产物——共产主义社会。这也是我的革命，这也是我的社会。”他认为苏联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使俄罗斯实现了跃进；这个制度与人民血肉相连，俄罗斯人民觉得这个制度特别适合自己。他对苏联解体后建立的制度，持激烈的批判和否定的态度。1994年他预言，再过几年，俄罗斯人将会感觉到他们失去了什么。
9．两位美国军方要人专著中的观点
新华出版社近年来出版的“回顾反思苏联东欧问题译丛”中，有两本书值得一读。一本是美国研究苏联军事问题的著名专家、曾任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的威廉•奥多姆所著的《苏联军队是怎样崩溃的》；一本是曾以专家身份参与策划美国瓦解别国的秘密战略的美国中央情报局要员彼得•施魏策尔撰著的《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作者站在美国资产阶级的立场看问题，书中不乏对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污蔑歪曲之词，但书中所阐述的独到见解和提供的资料，还是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的。
奥多姆的著作对苏联军队的崩溃原因、过程、结果作了实质性的分析。在解释苏联军队为什么和怎样垮掉时，始终把它同苏联的政治、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论证。他特别指出，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鼓吹“公开性”和“新思维”，在国际上向西方妥协投降；在国内修改苏联宪法第六条，取消总政治部，大量裁军和缩减军费，结果使苏共失去了领导地位，使军队失去了堡垒作用。作者的结论是，“戈尔巴乔夫的选择造成了根本性的错误”，最终毁了苏联和苏联军队。
在该书的“序言”里，奥多姆写道，在短短六年时间里，世界上规模最大、也是不少人认为最强大的军队解体了。苏军并未被入侵的敌军消灭，它也没有企图从苏共和苏维埃政权手中夺权，它也未曾向别国发动战争，它手中握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核武器，它没有采取任何积极行动，最终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它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连西方资深的观察家也没有估计到会出现这种结果。“有些人预计军方会使政体脱离危险，但它没有这样做。共产党同它的将军们手挽手、肩并肩地走向灭亡”。“1991年12月苏联解体以来，大量新资料公布于世，使人们有可能了解到苏联武装力量消亡的许多戏剧性情节。有些场景充满密谋和行动，引人入胜；另一些则是司空见惯的有组织的剧情发展。但主要情节的发展自始至终都是以军队、政党、经济界和政府错综复杂的组织安排为背景的”。（该书第l－2页）
在该书的“结束语”里，奥多姆写道：“简而言之，是戈尔巴乔夫毁了苏联军队。他用他的政策使军队逐渐受到破坏；这样做有时是故意为之，有时则非出于本心。”“关于苏联解体是由于国内因素所致，还是西方军事和政治压力所致的辩论，是一个错误的命题。在对苏联解体的某些原因的解释上，双方都是正确的；而在声称自己拥有完整答案的问题上，双方又都是错误的。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双方都忽视了关键的突如其来的因素：政治唯意志论、领导的作用，忽视戈尔巴乔夫的选择造成了根本性的错误。苏联注定难逃灭亡的厄运，但它本可以苟延残喘几年，甚至几十年。在更为恶劣的经济阴影下，一些极权主义制度却比苏联的寿命更长。因此，在解释苏联政权为什么和怎样崩溃的时候，必须考虑到戈尔巴乔夫的作用。”（第  469、471页）
施魏策尔在他的著作中全面阐述了美国搞垮苏联的战略。包括许多具体措施和行动。如：以隐蔽手段对波兰团结工会予以财政、情报和后勤方面的支持，以确保反对派在苏联控制下的华约的心脏地带得以生存；对阿富汗抵抗组织和穆斯林游击队提供切实的财政和军事支持，把战争引向苏联境内；千方百计压低石油价格，限制苏联出口天然气，使苏联硬通货收人显著减少；发动一场圆滑而详细的精神战，在苏联领导层中间煽风点火，使他们变得优柔寡断和担心害怕；发动一场包括秘密外交在内的全面的全球性战役，从而极大地减少苏联获得西方高技术的可能性；发动一场散布假技术情报的战役，企图瓦解苏联的经济；开展一场具有进攻性的高技术的国防建设，使苏联在经济上感到严重的压力，并且加剧其资源危机；等等。他露骨地宣称：“在美国政策的范围之外调查苏联解体的原因，有点像调查一起突发的、始料不及的和不可思议的死亡事件，却不对发生谋杀的可能性进行调查，或者对灾祸的周围环境不进行最起码的调查。”（该书第11 一12、2页）
作者在该书的“绪论”和“后记”中概括性地指出：“导致苏联解体的最主要因素到底是哪些呢？是国家意识形态的破产吗？是由于共产主义违反人性而命中注定要失败吗？是苏联经济的钙化与生锈最终使其不堪重负而发生内部爆炸、轰然倒塌吗？历史学家们可能对这一问题争论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不限于所有这些解释，而且还有更多的解释。”“苏联的共产主义体制并不是一种在任何国际环境中注定要自我毁灭的有机体。美国的政策能够而且也确实改变了苏联的历史进程。”“使克里姆林宫陷入深渊的并不是哪一个事件或者哪一项政策。里根政府的总体战略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威力，是各种政策的综合效应。这些政策就像一阵阵强烈的飓风吹进虚弱的苏联体制之中，苏联共产主义体制的死亡消灭了冷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目前的历史学家给了戈尔巴乔夫最高的荣誉，认为正是他才使人们看到了冷战后时代的曙光。战败者获得了比胜利者更高的荣誉，这是人类发展过程中最为奇特的一幕。”（第l、312、315页）
以上所列9条资料，介绍了著名政界要人和学者们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肯定会给我们很多启迪，引发我们更深的思考。类似的资料和不同的观点还可以援引更多。
（二）对苏联剧变内因的几点看法
苏共垮台、苏联剧变和解体这样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地用一两条原因是很难说清楚的。还是要坚持“总的合力论”的分析方法，同时又要分清主次，尊重历史真实，做出科学分析的结论来。概括言之，导致苏联剧变的因素从大的方面讲：一是外因，即二战后特别是60、70年代以来时代的变化，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的得手；二是内因，即苏联社会内部的和苏共内部的原因，这里又有深层的历史的原因和现实的直接的决定性的原因之分。
外因，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不承认、不重视是不符合实际的，但也不能把它说成是主要的因素，因为外因总是要通过内因起作用的。苏共对二战后特别是60－－70年代以来时代变化的新特点，没有能作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并制定相应的正确战略；没有能正确处理与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对西方国家的渗透颠覆防范抵制不力，在对外政策中有谋求霸权和大国主义色彩。这些就是苏联演变和解体的外部原因。
内因，历史的深层次的原因是指思想上的僵化、政治经济体制上的弊端。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失误、执政党建设中的问题，由此造成的理论、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对外关系和党的建设各方面积累起来的种种矛盾，孕育着严重的社会危机，使社会主义形象受损，动摇了苏联社会生存发展的根基；现实的直接的原因是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推行一条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把改革变成了“改向”，一步一步把苏联引向深渊，并由他们亲手毁掉了苏共和苏联。
为了全面把握苏联剧变内因的两个方面的不同作用，在此结合实际，有针对性地提出五点看法。
1、要客观地正确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及其在苏联剧变中的作用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从制度层面看，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应该说是正确的、成功的；从具体的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层面看，其具体实现形式的有关政策措施，大部分还是正确的，但也有些是错误的；有些在当时是正确的，但在发展过程中却显示出有弊端与缺陷。承认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有失误和弊端，但不能认为是其主流和本质，应该说那只是其次要的、支流方面。弊端与失误引起了不良的后果和人们的不满，并给敌对势力提供了可乘之隙，因而确实孕育着危机，对于导致苏联演变，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但是它毕竟只是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提供了一定的土壤和温床，并不是现实的、直接的因素，更不是必然会葬送社会主义、导向资本主义。苏联的剧变和解体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
苏联社会主义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还是比较稳定的，并没有就要垮合的迹象，就好比一位危重的病人，并不是必死无疑。得了病就需要医治，这里决定性的因素在于怎么治？对比一下1985年初的苏联和“文革”结束后的中国，以及此后走过的路程，两种不同的路线导致了截然相反的结果。因此，不能把苏联演变的主要原因归之于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和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经济停滞。
2．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路线的致命性影响
苏联原有的体制和政策非改革不可，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关键是实行什么样的改革。苏联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种种问题，本可以通过自身的改革与完善加以解决。但是，戈尔巴乔夫却在“多一点民主、多一点社会主义”口号的掩盖下，推行了一条“拆除社会主义大厦”的路线，把苏联引向了绝路。他否定了改革的基础——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伟大的历史性成就；他错误地确定了改革的走向和目标——根本改变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他不懂得必须处理好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他还根本否定了苏联共产党在改革进程中实现领导核心的作用。戈尔巴乔夫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包括取消党的领导，抛弃无产阶级专政，全盘否定苏联的历史，推行了一条要根本改变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路线。他的“改革”就是要“根本改造整个社会大厦一一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要炸毁一切，以便消除垄断，克服异化”；他主张政治上搞多党制、议会民主；经济上取消公有制，实行私有化；思想文化上搞意识形态多元化；这就必然导向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之路。
早在1983年，戈尔巴乔夫就说过：“我们的社会要改头换面，彻底改变自己的性质。”1991年11月，他曾说：“应当改变制度，我当时就得出了这个结论。但是如果一开始，社会还没有做好准备，就这样提出问题，那将一事无成。”苏联解体后，他竟踌躇满志地说：“就我的工作而言，我一生的主要目的已经实现，我感到安宁。”
3．关于苏联演变的经济根源
恩格斯说过，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在有关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因此不能忽视对苏联剧变的经济根源的研究，更不能认为苏联解体与经济无关。但是，笼统地说“苏联的经济没有搞上去”、“长期忽视发展生产力”，夸大“经济因素”为主要原因，则是片面的、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必须承认苏联7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沙俄时代经济极端落后，1913年工业总产值只相当于美国的6.9％；而到 1985年，苏联工业总产值已相当于美国的80％，20多种主要工农业产品跃居世界第一位，综合经济实力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另一个超级大国。还应指出，在此期间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美国本土没有受到战争破坏，反倒发了战争财；而苏联的领土却是两次大战的主战场，遭受的破坏极大，大约有20年的时间没能够正常地搞经济建设。在这样完全不同的条件下，苏美经济差距大大缩小，不能不说是成就辉煌。在20世纪30-50年代，苏联经济增长速度明显高于西方国家；60年代初，苏联经济增长速度减缓，70年代大幅度下降，逐渐丧失了速度方面的优势，但苏联的综合国力仍在不断增强。因此，似乎谁也无法得出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经济没有搞好”的结论。
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苏联经济工作确实有过失误，存在着问题。例如：第一，长期没有认真考虑改革不适应的生产关系，让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没有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脑体劳动工资倒挂，平均主义严重。第二，没有及时调整不合理的国民经济结构，农业、轻工业严重落后，第三产业没有什么发展。第三，没有敏锐地跟上新科技革命的潮流，不善于把强大的科技力量和众多的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第四，只重视不断增强苏联的综合国力，却不懂得提高苏联在国际经济中的竞争能力。第五，在两霸争夺的冷战条件下，同美国搞军备竞赛，军费庞大，援外负担沉重，严重损害了苏联经济的发展。再加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实施的搞垮苏联的秘密战略和蓄意实行的经济技术封锁，使苏联经济遇到严重困难。以致勃列日涅夫的后期出现了经济发展停滞，经济效率低下，市场供应紧张，商品品种单调，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不快的局面。
到80年代中期，存在着许多严重的问题，但国民生产总值仍以4％—5％的速度增长，最多只能说是潜伏着经济危机。而真正形成和爆发经济危机，出现经济状况恶化，生产、金融、财政、市场供应多种危机交织，并由此带来政治动乱，使苏联经济从危机边缘演化为全面危机，还是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路线导致的结果。第一，戈上台伊始提出的“加速战略”，延误了经济结构的调整，使农业生产形势进一步恶化，食品短缺约为1／3。第二，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后，戈尔巴乔夫倡导的经济体制改革开始背离社会主义方向，从完善社会主义转变为“根本改造整个社会大厦”，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为改革目标，结果只能是瓦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第三，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实施，打乱了原来基本稳定的苏联政局，导致经济建设无法正常运行。因为它不仅破坏了从联盟到地方的经济管理系统，造成管理上的许多“空白”；还引发了各共和国和地方的封锁与割据，破坏了原来有序的生产联系与协作关系，造成了经济上的无政府状态和全国混乱局面。
由于政局不稳，社会动荡，从1988年苏联经济每况愈下，连年滑坡，1990年出现了战后以来第一次经济负增长。据苏联国家统计局发表的数字．与1989年相比，1990年苏联国民收入下降4％，劳动生产率下降3％，对外贸易额下降6．9％，外贸逆差由20亿卢布增至100亿卢布。财政赤字连年上升：1980年为200亿卢布，1986—1988年平均为430－440亿卢布，1989年上升为1200亿卢布，1990年为 1400亿卢布。内债由 1989年的 4 000亿增至 1990年的5 500亿卢布，几乎相当于全年的国民收入；外债由 1989年的550亿美元上升到1990年的700亿美元。消费品严重匾乏，市场供应全面短缺，据统计，在1200种基本消费品中，95％以上的商品供应经常短缺，在211种食品中有188种不能自由买卖。苏联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相当一部分人有所下降。苏联经济确实陷入了危机，正在加速崩溃。
从1990年开始出现第一次经济负增长（4％）到1991年经济大幅度下降（l5％），苏联经济危机全面爆发。经济危机导致了信仰危机，苏共威信下降，社会主义失去了吸引力。经济危机促进了政治危机，各种政治派别登台捣乱，大肆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活动。经济危机诱发了民族危机，民族矛盾激化，独立和分离倾向滋长，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各共和国急于脱离苏联。经济危机也为国际反苏势力的和平演变阴谋提供了可乘之机。毫无疑问，苏联的经济危机是导致苏联演变和解体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形成和爆发经济危机确有其历史的原因（包括理论、指导思想的失误、政治经济体制的僵化等等），但是，现实的直接的原因还是由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路线造成的。
4．苏联解体与民族问题
这个问题非常复杂，需要作全面的历史的研究，不是简单地从表面现象就能得出科学结论来的。有的学者认为，苏联解体是苏联民族危机的爆发，这正是民族问题长期积累、渐变，从量变到质变的结果。还有的人认为，苏联长期推行大俄罗斯主义政策，欺压少数民族，时间太长，压得太重，一旦爆发，统一的苏联就四分五裂。这些看法有一定的道理和根据，但从实际的历史事实来观察，似乎有些片面性和简单化之嫌。根据我的初步研究，只想指出以下几点：
（1）苏联解体有着深刻的、复杂的、多方面原因，然而最终一锤定音的首先是三个、以后是十几个加盟共和国的独立和分离。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里当然有深厚的历史根源。沙俄时代被称为各民族人民的大监狱，留下了沉重的历史遗产；斯大林时期，在民族理论、政策和工作中都有错误，积累了大量的民族矛盾，出现了离心倾向；赫鲁晓夫解决了一些民族矛盾，又酿造了一些新的矛盾；勃列日涅夫时期虽然潜伏的民族矛盾仍然存在，但却造成了苏联民族问题已经解决了的假象，产生了在民族问题上的麻痹心理；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路线煽起了民族分离主义的烈火，民族矛盾逐渐尖锐化，到1990年爆发为全面民族危机。戈尔巴乔夫时期先后显露出来的民族矛盾和问题包括以下一些方面：“被流放民族”重返家园的有关实际问题和由此引起的冲突；中亚各国的土著民族与外来移民的矛盾；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矛盾；各加盟共和国和国内各级自治实体以及少数民族集团的矛盾；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独立问题；各加盟共和国向苏维埃联盟中央争取主权的斗争。
（2）苏联民族矛盾激化最终导致联盟解体，绝不能因此否认苏联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在苏联的胜利，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关系，也改变了各民族内部尖锐的阶级对立的状况；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和政策的指导下，苏联各民族的经济、文化普遍繁荣发展，各民族之间建立起民族平等、和睦、团结友爱的关系。
（3）沙俄帝国在民族关系上的历史遗产，不仅有离心力，而且同时并存着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即使在解体前的苏联也并未消失。沙俄帝国是在16—19世纪的300多年时间里，通过残酷的武力兼并建立起来的，历史本身就注定了境内各民族巨大的离心力。然而，俄罗斯帝国的各民族之间同时又存在着相当大的凝聚力，否则这个帝国就不可能长期存在。这种凝聚力是由许多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因素造成的，主要是：处于欧亚大陆的沙俄境内各民族客观存在着一种紧密的地缘关系和经济上的极大互补关系；欧亚大陆上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大小小民族为了减少和避免相互蹂躏与残杀，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政治军事的权威力量来保障相对稳定以利于发展；俄罗斯拥有高于许多民族的文明，凝聚力来自于文明的吸引力；等等。这种客观存在的内聚力，在苏联存在的70多年里不仅没有消失，而且由于各民族加盟共和国之间建立起来的经济、政治、文化关系，使之更加难解难分了。即使在戈尔巴乔夫错误路线引出民族危机全面爆发之时，社会主义苏联也没有失去吸引力。在1990年12月24日苏联第四届人代会上，就是否需要保留原来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一名称举行投票，总共1800名代表中，有1365人投了赞成票，而反对和弃权的分别只有189人和170人。最能说明问题的是1991年3月17日全民公决，80％以上的公民投了票，赞成保留苏联的占76．4％，表示反对的占21.7％（1.9％为无效票）。
（4）苏联在80年代后期出现的民族危机固然有其历史根源和多方面的原因，但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路线和民族工作上的错误却是直接的主要的原因。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新思维”和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搞“公开性”、“民主化”、“曝光”、“不留空白历史”，实际上放弃了社会主义的旗帜，搞自我丑化，人为地煽起了民族矛盾，点燃了各民族国家内部民族分离主义的烈火。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对苏联民族问题的重要性、复杂性认识不足，忽视对民族干部的合理配备，对民族分裂主义缺乏足够警惕，没有摆正联盟中央与各加盟共和国的关系，特别是  1990年蓄意修改苏联宪法第六条，取消了苏共党的领导，使苏联各民族失去了联合的政治基础和统一的领导力量。加上叶利钦脱离苏共队伍以后的所作所为，最终埋葬了苏联。
（5）必须研究一个新的问题，这就是民族官吏阶层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民族官吏集团是苏联社会中一个特殊的社会政治阶层和政治精英的一部分，是在苏联民族政策指导下的民族——政治构成体的形成过程中，由被拴在联邦内的一定民族地域上的民族干部组成的一个群体，包括党的工作人员、地方国家机构领导人和经济管理干部。他们是一个由共同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并在民族基础上进行活动的稳定的政治集团。他们在自己的自治区域中制定和实施各种政策，极力为自己谋取特惠，任人唯亲，搞裙带关系，损公肥私，按民族特征提供特权等。他们还利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路线错误和联盟中央地位的削弱，来加强自己的地位。他们逐渐偏离甚至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改涂上浓厚的“民族色彩”，先是为民族主义分子活动提供自由，为各种外国势力干涉内部事务大开方便之门，进而要求主权和独立。他们同叶利钦沆瀣一气，在“8•19”事件之后，伴随着苏共被解散和联盟中央的权力逐步削弱和实际被剥夺，实际上民族官吏阶层已经接管了各加盟共和国的地方政权。此后，就是发生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别洛韦日密谋”，签署退出苏联的声明等等事件，最终苏联宣告解体。这时，民族官吏阶层也就从联邦国家的全联盟政治精英的一部分变成了各独立国家的统治阶层。
5．苏联剧变解体与苏联共产党
苏联剧变和解体的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出在苏联共产党内部，首先是在它的领导层，在它执行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和党的作风。
苏联共产党在苏维埃联盟国家的社会生活中的领导作用，是历史形成的必然选择，是苏联宪法明文确定了的。苏共是一个有90多年历史的老党，在夺取政权、建设社会主义的历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的经验和教训，这是一个弥足珍贵的巨大宝库。遗憾的是，那些“不肖子孙”没有能正确地科学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把它们运用于继续前进中新的实践，反倒逐步走上了一条蜕变、丧权、亡党亡国之路。
1938年，联共（布）中央审定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结束语”，总结了布尔什维克党40年走过的历史途程的基本经验，概括为六条。1959年，由鲍•尼•波诺马辽夫主编的新的《苏联共产党历史》的“结束语”，将苏共的基本经验的概括扩展为十一条。这两个“结束语”比较全面地、科学地揭示了苏联共产党发展的基本规律，是苏共留下的宝贵历史遗产，理应为苏共的后人继承发扬，也值得世界各国共产党人研究、学习和借鉴。其中最主要的是：
第一必须建立一个新型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工人政党，工人阶级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解决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历史任务。
第二，共产党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指导自己的一切活动，善于把理论同实践紧密结合，创造性地对待理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第三，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发扬党内民主与纪律不可分，要保持党的高度组织性，要实行集体领导原则，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第四，党要紧密地广泛地联系群众，像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安泰那样，与自己的母亲——工农劳动群众保持联系，决不能脱离人民群众。。
第五，党要同影响工人队伍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同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者、妥协分子和信念不坚定的人进行斗争，保持工人阶级队伍的团结统一，保持党的队伍在马列主义思想基础上的团结一致。
第六，共产党代表本国人民的利益、祖国的利益，始终不渝地捍卫这些利益，是真正的爱国主义的力量。与此同时，共产党在自己的理论和实践中，还始终不渝地遵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
第七，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已经表明，在同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体系和政策的争论与斗争中，苏联共产党是正确的。那些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社会民主党人曾经执政或正在执政的国家，现在和过去一样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必须同社会民主党划清界限，防止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化。
苏共在几十年的历程中也有过许多失误与缺陷。如思想上的教条主义和僵化，长期以来受超越阶段的“左”的思想支配，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些误解和扭曲；在政治上，制订路线、纲领、政策时，一定程度上脱离了苏联的实际国情，同时又排斥和拒绝吸取人类文明积累的优秀成果；在组织路线上，高度集中而民主不够，个人崇拜与个人专权突出，层层任命委派干部而忽视了民主选举的原则，干部职务的终身制，还有“一朝天子一朝臣”现象和不正常的党内争权夺利；党的作风上，屡反不止的官僚主义、干部特权与党内腐败现象、严重脱离群众；等等。
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六年里，没有继承和发扬苏共的成功经验与优良传统，却把历史的错误与弊端加以发展，推行了一条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路线：否定了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取消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作用，篡改了党的奋斗目标，推行了极端民主化的组织路线，在经济政策上盲目模仿引进西方模式，在外交政策上全面屈从于西方。戈尔巴乔夫全面否定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给历史和领袖人物抹黑。他以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改造苏共，根本改变了苏共的性质。地位、作用和目标；毫无限制地推行“民主化”和“公开性”，放开了“民主派”的手脚，为非正式组织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土壤，这既为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提供了武器，又导致了苏共的自我毁灭；把党内健康力量视为“障碍机制”，千方百计加以剪除，频繁地大幅度地撤换和更新干部，使许多蜕化分子、投机分子甚至反社会主义分子占据党的各级领导岗位，极大地削弱和破坏了苏共干部队伍；采取措施逐步削弱直至取消党的领导地位，搞多党制和总统制，到“8•19”事件后，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要求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命令停止苏共活动，最终使苏共彻底毁灭。
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力量和指挥中心，执政党的中央、主要负责人出了问题，当然是致命性的。苏联剧变和解体中的所有问题，直接、间接地都是由苏联共产党本身的问题、戈尔巴乔夫的问题所造成。
二、认真总结吸取苏联剧变的历史教训
一个具有93年历史的苏联共产党解散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74年后垮台了，一个唯一能同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分裂和败落了。这个震撼世界、错综复杂、变化深刻的历史过程，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我们应该从中吸取什么教训？是摆在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极其重大的课题。认真地、科学地总结和吸取苏联剧变的历史教训，是继续推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向前发展，使之摆脱困境、走出低潮的需要；是巩固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坚定不移地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需要；也是在2I世纪新的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需要。
（一）总结苏联剧变教训的意义和方法
怎样总结苏联剧变的教训，从原则上说必须要坚持以下几点：第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按照历史本来面貌去做科学的具体分析。第二，要分清是非对错，绝不能含糊不清，更不能颠倒是非功过；既不文过饰非，以功掩过，也不否定功绩，夸大错误。第三，明确目的，着重从探寻如何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的规律上引出必要的结论。第四，总结历史教训可以从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视角去做，既可以是宏观的战略性的原则，也可以是具体的对策性、操作性的意见。第五，一定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站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立场上，站在党性和党的正确路线、纲领、政策的立场上，站在坚持社会主义和通过改革完善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去观察和评价，绝不能用西方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去评价苏联的兴亡得失。。
具体讲，从宏观上、理论原则上作战略性思考，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九点启示：
第一，搞社会主义，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代特征、本国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第二，社会主义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和什么“最终规律”，必须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发展道路。
第三，在原来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长期性、艰巨性和阶段性。
第四，经济文化不发达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要把可以超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和不可超越生产社会化过程严格区分开来。
第五，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不改革的社会主义是没有出路的，但在推行改革时必须选择正确的改革战略和策略。
第六，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第七，社会主义要实行对外开放，利用人类文明成果和资本主义一切能为我所用的东西来发展自己，正确处理同世界资本主义的关系。
第八，努力发展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和党内民主，运用好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工具不断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维护社会稳定。
第九，始终不渝地加强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全面加强执政党自身的建设，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代表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换个角度总结经验教训，可以从巩固和建设社会主义方方面面的工作领域，做更细致、具体的思考。诸如，党的领导和党的自身建设、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民主法制和政权建设、思想文化与舆论导向、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化、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国际形势与对外政策、国防战略与军队建设等等，每个领域都有丰富的经验教训。而贯穿社会主义建设诸多领域之中，还有一些辩证关系问题需要正确的理论思维和具体的应对方法。例如：理论与实践、开拓创新与继承传统、共性与特色、根本制度与具体体制，经济与政治、计划与市场、对外开放与自力更生、吸取借鉴与批判抵制、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反“左”与反右，等等。可见，总结经验教训的空间很广阔，我们只能一点一点地、一个方面一个方面地、日积月累地、有计划有目的地去做，不可能一蹴而就、面面俱到。
（二）苏联剧变的十条教训
第一，决定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关键是共产党。必须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绝不能以任何借口和形式削弱和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否则，必将导致亡党亡国。
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在政治体制改革中，以“革新”党为名，不断采取措施，消弱和否定党的领导。如：通过改革苏共中央机构，削弱中央书记处的地位和作用；通过规定各加盟共和国党的领导人都是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使苏共联邦化；以划分党政机关职能为名，歪曲利用“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使国家权力中心从党手中转到苏维埃；继而又鼓吹和实行政治多元化，推行多党制，并通过修改宪法，取消关于苏共领导地位和作用的条款，使苏共从执政党变成议会党。削弱和放弃共产党的领导的后果是，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势力急剧发展并取得合法地位，他们的猖狂活动闹得社会四分五裂，政治动荡不安，并利用动乱之机，步步进逼，乱中夺权。“8•19”事件后，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要求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建议各加盟共和国和地方党组织自己决定怎么办，下令停止苏共活动，从而从组织上摧毁了苏共，完成了苏共自我毁灭的过程。4个多月后，苏联停止存在，70多年的社会主义成果毁于一旦。这个教训极其深刻和沉重。
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必须坚持共产党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坚持党的领导，就是坚持党对国家大政方针和全局工作的领导。坚持党对军队和其他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机器的领导，坚持党管干部的政策，坚持党对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领导，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等等。如果动摇和否定了这些内容，共产党的领导就是一句空话。
第二，坚持党的领导，首先要真正解决领导权问题。一定要使党的各级领导班子，尤其是中央一级的班子牢牢地掌握在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手里，严防蜕化变质分子、投机钻营分子、社会民主主义者、甚至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混入党内，篡夺党的领导权。
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新一代领导人，自称是“苏共二十大的产儿”，他们的政治思想直接接受的是赫鲁晓夫时期非斯大林化和“解冻”思潮的影响，本来就是一批口头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在执政期间，对内向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势力投降，对外屈服于西方帝国主义的压力，日渐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阵地，转向了社会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推行了一套错误的政治路线，使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化，最终把国家和人民引向了灾难的深渊。
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戈尔巴乔夫的“密友”和“军师”雅科夫列夫其人其事，俄罗斯舆论已经揭露，仅从他所著的《一杯苦酒》来看，他实际上就是一个隐藏在苏共内部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在改革的开头几年，雅科夫列夫采取迂回战术，通过对戈尔巴乔夫施加影响，力图改变苏共性质和毁掉苏联社会制度，并利用负责领导宣传舆论工作的权力，为其罪恶目的服务。戈尔巴乔夫推行的许多政治措施，实际上都来源于雅科夫列夫的“思想库”，曾有人把他称之为苏联“改革的设计师”和“公开性之父”。从1990年冬季起，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就开始同戈尔巴乔夫拉开距离，最后竟分道扬镳，伙同谢瓦尔德纳泽等人组建“民主改革运动”，支持叶利钦，从迂回反共走向了公开反共，1991年6月被苏共开除出党。事实证明，苏联剧变解体是苏共中央领导集团自己把自己搞垮的。
第三，要高度重视和抓好意识形态工作，让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牢牢占领阵地，要科学地正确地评价社会主义历史和领袖人物，决不能全盘否定过去，自己丑化自己。
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是共产党的传统和优势，在社会主义时期更应坚持和加强。连美国资产阶级政治家都懂得，“最终对历史起决定作用的是思想，而不是武器”，“在宣传上花一个美元等于在国防上花五个美元”，“说到底，动员人们采取政治行动并从而塑造世界的正是思想”，政治思想越来越重要是因为，“它要么成为精神凝聚力的源泉，要么就是混乱之源；要么成为达成政治共识的基础，要么就是冲突的祸根”。
苏联的演变和解体就是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瓦解开始。西方资产阶级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把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大规模地搞思想文化渗透。戈尔巴乔夫之流不仅不予防范与回击，反而与之相互策应，全盘否定苏联的历史、全盘否定斯大林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谴责苏联建立的是“极权官僚主义制度”，“兵营式的共产主义模式”，要予以“摧毁”、“打碎”，“根本改造整个社会大厦”，同“万恶的过去”“彻底决裂”，提出要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就搞乱了人们的思想，瓦解了党的凝聚力，也为敌对势力逼共产党下台、夺权改制提供了口实和条件。苏共的悲剧教训我们，否定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否定党的领袖和党的实际活动，就是把自己摆到了接受审判的被告席上，必然会毁掉共产党赖以生存发展的思想理论基础和社会政治基础而垮台。
第四，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密切注视社会结构的新变化，绝不能用劳动人民的血汗培植养肥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更要防止党内形成既得利益集团，从社会阶级基础方面挖掉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源。
历史经验表明，社会主义时期要特别防止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倾向，但又不能忽视国内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的存在，更不能忘记国际范围存在的复杂阶级斗争。不能诋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不能丢掉阶级分析方法，在分析研究带阶级斗争性质的社会问题时，舍此别无他途。绝不能用人性论、人道主义取代阶级观点和阶级方法，作为观察社会问题的基本原则。要密切注意研究社会结构的新变化，具体分析各阶级、阶层、不同利益群体的现状与发展趋势。特别要关注那些新出现的社会阶层，按照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和生产力标准加以鉴别，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严加管理，或予以扶持，或加以节制，使之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巩固和发展。要善于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胜质的矛盾，尽可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苏联社会主义垮台、资本主义复辟起主要作用的因素是苏共领导集团的蜕变。它推行了一条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放弃社会主义的路线。其社会阶级基础是什么呢？绝大多数的政要和学者都没有涉及这个问题，最鲜明地表述这个问题的是美国学者大卫•科茨。他经过研究认为，苏联改革过程中，形成了一个新资本主义的社会集团和阶级联盟，这个联盟由三部分人构成：一是“新兴的企业家阶级”；二是羡慕西方、迷信资本主义的知识分子；三是苏共内部占据党政领导职位的“精英”集团。如果只有企业家和知识分子拥护资本主义，他们永远也夺取不了政权。主要是苏共内部特别是中央政治、经济、党务的管理机构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从维护既得利益并希望获取更多利益出发，形成了强烈的亲西方、亲资本主义的政治倾向，他们就是支持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毁党丧国路线的社会阶级基础。这个分析是发人深省的。
苏联剧变的事实有助于我们更深刻领会邓小平和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我们不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我们不能“像有人主张的那样退回去走资本主义道路，用劳动人民的血汗去重新培植和养肥一个资产阶级”，要警惕“极少数人企图在中国制造一个所谓‘中产阶级’，作为他们的依靠力量，来颠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共产党内，“绝不允许以权谋私，绝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
第五，要坚持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建设理论，从政治、思想、组织、作风各个方面，全面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揭露批判民主社会主义思潮，防止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化。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警示我们，一定要始终按照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全面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使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完全巩固，才能肩负起伟大的历史使命。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绝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代、本国实际很好结合起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制定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纲领；要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正确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充分发展党内民主，建立健全党内外监督机制，克服个人专断和软弱涣散现象；要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坚决反对腐败；要培养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这是党不变质、国不变色的根本保证。
戈尔巴乔夫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上是以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改造苏共。无论是在党的性质、地位、作用上，在党的指导思想和组织原则上，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改革的目标上，都是模仿和照搬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与实践。苏共垮台后，戈尔巴乔夫对其所作所为的严重后果从未有过自责之意，而且组建了俄罗斯联合社会民主党。事实表明，戈尔巴乔夫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而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信奉者。苏联剧变的历史过程，展示了一幅社会民主主义适应西方的需要、一步一步退出社会主义阵地并最终毁掉了社会主义制度、自己也彻底破产了的图景。
第六，要完全彻底地实现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要让人民共享经济发展繁荣的成果，得民心者得天下。
共产党必须始终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漠视群众利益、甚至欺压人民群众，这是我们共产党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取得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是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江泽民同志强调的共产党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观点，是历史和现实的丰富经验教训的总结，有着极为深刻的内涵和价值，我们要结合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教训去把握和领会。
第七，社会主义的改革是必要的、合乎规律的，目的是不断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要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具体体制统一起来，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不能把改革变成“改制”、“改向”，改革路线正确，社会主义是不会垮台的。
斯大林提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完全适合”论，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不要改革；赫鲁晓夫搞了一些改革，没有抓准问题，而且半途而废；勃列日涅夫求稳怕变，实际上没搞改革；安德罗波夫开始了正确的改革进程，但时间很短他就离开了人世。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由于指导思想和路线的错误，越来越成为破坏性的因素，改革就成了“改制”、“改向”，最终葬送了社会主义。
第八，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把发展生产力作为首要、优先的根本任务，坚定不移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常注意研究经济建设中的矛盾和问题，制定正确发展的战略和具体方针政策，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不断改善人民生活。
要集中主要精力搞经济建设，发展是硬道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邓小平同志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苏联在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经济工作中确实有些问题，但还不能说他们那时忽视生产力发展，没有把经济搞上去。但戈尔巴乔夫倒确实没有始终坚持发展生产力，特别是重心转到政治体制改革之时，从上到下都在为争权夺利而战，谁也无心抓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方针多变，又失去了社会主义方向而招致失败，由此引起经济形势恶化，社会生产深陷泥潭，1990年出现了国民收入第一次负增长，1991年经济又进一步恶化，使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综合国力削弱，联系各民族的经济纽带失去作用，苏联也就失去了凝聚力。
但还需指出，发展生产力是第一的、最重要的，但它不是社会主义的目的，也不是任务的全部，不能经济“单打一”，而要讲社会全面进步，讲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讲“三个文明”一起抓，讲社会公平，讲可持续发展，讲人的全面发展，等等。
第九，要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采取多种综合措施，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大力培养民族干部，实现各民族的大团结，坚决打击民族分裂主义活动，特别要注意防止民族“精英”利用民族感情为自己谋利，把民族分裂活动与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合流。
在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党的民族政策正确与否，各民族是否能和睦团结，是影响社会政治局势稳定、关系社会主义繁荣发展的重要因素。历史经验证明，民族宗教问题无小事，切不可掉以轻心。
苏联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无论是斯大林或斯大林以后的各个时期，都存在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既有“左”的错误，也有右的错误。但总的说来，苏联在实现各民族政治平等、消除种族歧视、促进各民族经济文化共同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民族关系基本上保持了团结和稳定，拥护和赞成保留苏联的人占绝大多数。正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路线与措施，诱发了历史遗留的民族问题，而戈尔巴乔夫又对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姑息迁就；削弱和否定苏共的领导作用，使苏联各民族人民失去了领导核心；经济恶化使苏联失去了联系各族人民的经济纽带；特别是民族“精英”在西方国家和国内右翼势力的支持下，为谋取私利而煽动民族对立情绪和民族冲突，直到分裂苏联。
我们党非常重视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兴边富民”行动，积极支持和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加快发展，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各类人才。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第十，社会主义国家要制定正确的对外战略和政策，实行对外开放，吸取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开展广泛的经济技术合作，在全球化条件下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根本利益，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民族沙文主义，高度警惕和防范西方国家的渗透颠覆图谋。
社会主义的苏联，先是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封锁和战争的侵扰，后来又在斯大林的“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理论、勃列日涅夫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主张的影响下，一直没有能正确处理好同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戈尔巴乔夫继承赫鲁晓夫的“三和”路线，抛出外交“新思维”，其结果是对外屈服于美国的压力，适应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战略的需要，出卖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起了里应外合的作用，成了苏共内部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掘墓人，做了西方想做而不可能做成的事。
应该和可以吸取的历史教训很多，上述十条只是选择其中主要部分作为提示。
（《环球视野》摘自《历史的风——中国学者论苏联解体和对苏联历史的评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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