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与《北京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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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7年10月，英、法全权专使额尔金和葛罗分别以“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为借口，各奉本国政府训令先后率远征舰队到达香港。12月，英法已作好了充分的战争准备，齐集珠江口，战争一触即发。28日，英法联军炮击广州，登陆攻城。两广总督叶名琛死守清政府“息兵为要”的方针，不事战守，29日，英法联军一举占领了广州省城。
（一）《天津条约》的签订及其主要内容
占领广州省城并不是他们的真正目的，和北京直接打交道，迫使清政府就范才是他们的真正意图。2月16日，四国公使照会清政府，提出外国公使进驻北京，增开新口岸；外国人可以自由出入内地游历、传教；制定新的税则；赔偿军费；保护教徒等要求，还威胁说，清政府若3月底之前不派钦差大臣赴上海谈判，联军将举兵北上，扩大战争。不久，四国使臣便先后离开广州，前往上海。
咸丰帝获悉照会后，对事态的严重性认识不足，认为“此次夷人称兵犯顺，占据广州省城，现又来沪投递照会，并言欲赴天津，显系虚声恫吓。”（《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3月，他谕令两江总督何桂清分别照会四国，要求英、法、美代表驰回广州，与新任两广总督黄宗汉商办；俄使则到黑龙江与黑龙江将军奕山交涉。
英、法、美、俄使者对清政府的处置极为不满，于4月率舰队陆续来到大沽口外，要求清政府指派全权大臣进行谈判。清政府先是派仓场侍郎崇纶负责交涉，被英法认为官位太低而拒绝。清政府又改派直隶总督谭廷襄负责谈判，由于这时联军尚未集结完毕，所以，他们又借口谭并非全权大臣而拖延。直到5月中旬联军集结完毕，他们才接受谭廷襄为和谈代表。一开始，侵略者就蛮横地要求6天内答复其要求，否则即诉诸武力。事实证明，他们和谈是假，借以争取时间，加紧战争准备是真。
在这期间，俄、美使者充当了卑鄙的角色。他们一方面配合英、法作战争准备，一方面对清政府极尽欺骗、麻痹之能事。如美使列威廉就训令其谈判代表，一旦联军战争准备就绪，就用一种最和蔼亲切的方式，把一切谈判中止；另一方面向英、法两国出卖中国情报，鼓动英、法对华战争。如俄国公使普提雅廷写信给额尔全和葛罗，煽动说：“同中国政府打交道，没有坚定和恫吓，不可能达到满意的结果”（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新编：《沙俄侵华史》第2卷）。同时又以“调停人”的身份出现在清政府面前，诱逼清政府于6月13日、18日分别同俄国、美国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中美《天津条约》。中俄《天津条约》使俄国不费一枪一弹攫取了沿海通商、内地传教、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一系列特权；并且还特别规定，两国派员查勘“以前未经订明边界”，“务将边界清理补充进此次和约之内”，为沙俄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埋下了伏笔。中美《天津条约》同样也攫取了许多特权。
英法两国舰队在5月20日作好了战争准备后，就悍然驶入白河，炮轰大沽炮台。由于咸丰帝有令在先“不得先行开炮”，直到英、法开炮轰击，大沽口南北炮台的守台官兵才奋起抵御。尽管广大爱国官兵进行了英勇抵抗，但大沽炮台最终陷落。26日，英法联军溯白河西上，侵入天津城郊，随即要求清政府另派头品大员迅速前来共议，否则将直趋津、京。清政府急忙另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赶往天津议和。
来到天津的桂良、花沙纳，看到英、法“枪炮迅利”，“若抵都门，祸恐难测”。想到“国家内匪未净，外患再起，征调既难，军饷不易”（《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的困境，面对英、法的武力威胁，26日、27日，分别与侵略者签订了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主要内容是：①公使常驻北京；②增开牛庄（今营口）、登州（今烟台）、台湾（后定为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③英、法等国人可往内地游历、通商、自由传教；④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往来；⑤修改税则，减轻商船吨税；⑥对英赔款银400万两，对法赔款银200万两。11月，桂良等根据《天津条约》的要求，在上海同英、法、美三国分别签订了作为《天津条约》附约的《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条约规定：①鸦片贸易合法化；②中国海关由英国人“帮办税务”；③海关对进出口货物照时价值百抽五征税；④洋货运销内地，只纳按价值2．5％的子口税外，免征一切内地税。
《天津条约》及其附约，基本上包括了侵略者战前“修约”要求的主要内容。“公使常驻北京”实现了侵略者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就梦寐以求的愿望；口岸的增开，意味着中国的沿海、沿江经济富庶区域，从此为侵略者敞开了大门。而其附约则在中国对外贸易的管理、税则税率上，制造了影响深远的、恶劣的法律依据。鸦片贸易的合法化，使这种毒害中国人民精神和肉体的白色恶魔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可以畅通无阻地行销中国。海关由英人“帮办税务”的规定，为英国控制中国的国门提供了便利。以此为契机，英国开始在海关管理上扩张其势力，霸占中国海关管理权长达近一个世纪。进出口货物值百抽五的规定，使进入近代社会的中国丧失了保护对外贸易的主权。马克思怒斥《天津条约》“从头到尾都是欺诈”（马克思：《马克思致恩格斯（1858年10月8日）》，《马克思恩格格斯书信集》）
（二）《北京条约》的签订及其主要内容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侵略军于1858年7月陆续南撤，暂时解除了对清政府畿辅重地严重的军事威胁。但是，这个新的屈辱条约并没有给统治者带来和平与安宁。
以咸丰帝为首的清朝统治者，害怕过多地给予外国特权不利于自己的统治。特别对《天津条约》中公使驻京、长江通商、洋人在内地传教等条款更忌讳，害怕侵略者与正在蓬勃发展的人民革命力量结合起来造成更大的“内忧外患”。因此，咸丰帝在1858年10月到11月，多次指示在上海同额尔金、葛罗等谈判通商章程的桂良等人，乘谈判之机修改《天津条约》，甚至不惜以免除关税来换取取消公使驻京、内地游历、内江通商等条款，并设法避免英、法到北京换约。但英、法方面不容变易《天津条约》各项条款，甚至英、法国内对《天津条约》攫取的中国特权仍不满足。英国政府报纸公开宣称：“条约中有关商务的条款不能令人满意。”（转引《近代中国史稿》编写组编：《近代中国史稿》），于是，1859年6月25日，英、法两国借到北京换约的道路选择问题，重新挑起了战争。
1860年8月，攻陷了天津，北京门户洞开。9月，咸丰帝仓惶逃往热河，命他的六弟恭亲王奕留京求和，督办和局。10月13日，英法联军占领安定门，控制了北京，对北京大肆洗劫焚掠了世界名园—圆明园。进而提出了新的侵华条款，并且声称，如不接受，将以对圆明园的方式焚毁北京城内宫殿。奕无奈，乞请俄国公使伊格纳季耶夫从中斡旋。俄使在提出以解决中俄边界作为他调解的先决条件得到满足后，反过来“奉劝”奕，中国“必须立刻同意联军的一切要求”（中国近代史编写组：《中国近代史》）。奕在英、法武力逼迫和俄国恫吓挟制下，10月24日、25日分别与额尔金、葛罗交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并签订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
《北京条约》除承认《天津条约》完全有效外，又增加了以下几项主要内容：①增开天津为商埠；②准许英、法招募华工出国；③割让九龙司，“归英属香港界内”；④退还以前没收的天主堂资产。充当翻译的法国神甫，在葛罗指使下，又在条约中文本中偷偷地加入“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条文；⑤赔偿英、法兵费800万两，恤金英国50万两，法国20万两。通过中英、中法《北京条约》，英国完成了对我国香港的第二步占领，而法国则为其传教士深入内地传教、租地建屋取得了护身符。
沙俄怕英、法阻挠和干涉它与清政府签订新约，以北京气候严寒，白河口几天内就要封冻为由，劝说英、法侵略者早日退出北京。在英法联军退出北京后，沙俄遂于11月14日迫使清政府订立了《中俄北京条约》。该条约除承认《瑷珲条约》外，还规定：①乌苏里江以东地区40余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割让给俄国，只有中国人居住及所占渔猎的地方，仍准中国人照常渔猎；②中俄西部未定边界，以后应顺山岭的走向、大河的流向及现实中国常驻哨所等处，及1728年新立沙宾达巴哈之界碑末处起，往西直至斋桑湖，自此往西南顺天山之伊塞克湖，南至浩罕边界为界；③俄国得在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张家口、喀什噶尔等地免税贸易，设立领事并享有领事裁判权，并取得了片面的最惠国待遇。
美国虽与清政府没有签订新约，但是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条约》新规定的各项殖民特权，美国都可依照“利益均沾”的条款得以分享，所以同样十分满意。
总之，通过《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更深的灾难，套上了更沉重的枷锁。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更为广泛深入，中国主权进一步丧失。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是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开始，那么，《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则使这种社会性质更进一步深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