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论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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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1-28 14:11:45）来自：宁夏大学学报：哲社版
一
团结，就是为了集中力量实现共同理想或完成共同任务而联合或结合。
团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立统一规律——矛盾规律的生动实践。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客观事物发展的辩证性质及动力和源泉。它指出，自然界、社会和思维领域中的任何事物、过程都包含着矛盾属性。而同一性和斗争性又是矛盾双方所固有的两种属性。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就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做了这样的描述：“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1]根据列宁的思想，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也指出：“一切矛盾着的方面都因一定条件具备着不同一性，所以称为矛盾。”[2] 他又特别对矛盾的同一性做了这样的论述：“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3]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 不具备必要的条件，矛盾双方既不能共处，也就没有任何同一性。而矛盾的斗争性，则是贯穿于过程的始终，并使一过程向着他过程转化。对矛盾的同一性的研究却显得更加有意义，列宁指出：“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相互转化而同一的，——为什么……”[4]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又作了这样生动的描述，他说，“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5]。 他把相对静止称作事物运动的第一状态，后者则是事物运动的第二状态。而两种状态都是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运动的结果。他进一步指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看见的统一、团结、联合、调和、均势、相持、僵局、静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都是事物处在量变状态中所显现的面貌。而统一物的分解，团结、联合、调和、均势、相持、僵局、静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状态的破坏，变到相反的状态，便都是事物在质变状态中、在一种过程过渡到他种过程的变化中所显现的面貌”[6]。由此说明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 而对立的互相排斥的斗争则是绝对的。在斗争性与同一性的关系中，我们特别关注同一性，这是我们探讨团结的哲学意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因为团结其本质就是矛盾双方同一性的显现。然而，矛盾双方达到这种同一性是必须具备一些条件的，否则，就不可能有这种意义上的团结。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们的社会里已经没有任何的矛盾了。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7] 应该说这句话包含着这样的含义，即，团结是有条件的，是建立在对矛盾双方的正确把握和解决基础之上。创造这样的条件，人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毛泽东同志所概括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民主方法，即“团结——批评——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8]。有了这样的方法，才有可能创造使矛盾双方转化的良好条件，矛盾的斗争性才有可能向同一性转化，才有可能达到团结的目的。虽然这种转化是在不断的斗争中实现的，是一个无限循环过程。但是，如果在处理矛盾时违背了这一方法，事物矛盾双方就不能达到同一性，就没有团结可言。因此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矛盾规律是社会实践中团结的哲学基础。同时，也是我们在争取团结，维护团结问题上同“左”倾教条主义斗争的理论武器。这一规律告诉我们，在团结问题上，我们必须划清与“左”倾教条主义的界线，“左”倾教条主义所采用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斗争方法，绝不可能实现矛盾双方的斗争向有利于同一性的转变，它是团结的大敌。
团结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要内容。革命导师对这一重大问题有过精辟的论述。马克思在总结第一国际的经验时就明确指出：“国际的一个基本原则——团结。如果我们能够在一切国家的一切工人中间牢牢地巩固这个富有生气的原则，我们就一定会达到我们所向往的伟大目标。”[9] 列宁在创建布尔什维克党时也指出：“无论为了尽快地实现无产阶级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在现存的社会基础上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战斗的无产阶级最亲密之间的团结都是绝对必要的。”[10]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在其最初的创立实践中得出的重要结论。
毛泽东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发展实践，把团结称作“无价之宝”。他指出：“一种是党内团结，一种是党与人民的团结，这些就是战胜艰难环境的无价之宝。”[11]反观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始终珍爱“团结”这个法宝，革命和建设就能胜利，反之，如果丢弃“团结”这个法宝，革命和建设就遭受困境，而且有被敌人和困难瓦解、消灭的危险。在1942年我党的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同志概括出了党内斗争的基本公式，即“团结——批评——团结”，即从团结愿望出发，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经过几年之后，到一九四五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果然达到了全党团结的目的，因此就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12]全党的这一次团结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形成了集中统一的党中央领导。“那次大会总结了我国民主革命二十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的认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达到了全党的空前团结。”[13]
在新中国建立的不长时间，当我们只取得初步的成就时，却丢掉了“团结”这个“无价之宝”，由于党的领导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使阶级斗争扩大化，进而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具有全局性的长期的严重错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使是非混淆，导致敌我不清，又重演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做法，不是乱了敌人，而是乱了自己，造成全国范围的不团结，宗派主义、拉“山头”等大行其道，使社会主义建设蒙受了巨大灾难。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会议彻底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实际上成为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他指出：“这次会议，解决了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分清了一些人的功过，纠正了一批重大的冤案、错案、假案。这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团结的需要。”[14]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走上正确的道路。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十三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着理论的不断发展，全党、全国人民大团结也在不断加强。这一大团结产生了邓小平理论。特别是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江泽民总书记提出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并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我党的指导思想，再一次雄辩地说明，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各族人民实现大团结的光辉旗帜。
二
历史和现实的实践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第一，要实现党和全国人民的团结，就必须有正确的理论、路线和方针，必须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做基础。“我们党的团结，是建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15]，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就是我党新的历史时期的政治保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我党实现团结的重要思想保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生动体现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争取更大团结的愿望。第二，要实现党和全国人民的团结，还必须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强调党的核心作用和过去的个人崇拜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坚强的“核心”，有利于团结，而建立在“个人崇拜”基础上的“团结”是没有丝毫战斗力的。“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16]邓小平同志还特别告诫全党，进入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领导核心，“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17]，自觉维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核心的权威是实现党的团结的组织保证。实践证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正以崭新的姿态，把中国带向21世纪。第三，要实现党和全国人民和各界的大团结，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对立统一的规律，分析和解决各种矛盾，特别是要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是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群众基础。
伟大的革命领袖之所以重视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实践之所以离不开团结，都充分说明团结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首先，团结是党的生命线，是革命和建设力量的源泉。党只有加强团结，才能巩固和发展稳定的政治局面，保证革命和建设的顺利进行。没有了党的团结，任何革命和建设的美好设想都将断送。其二，团结出新的生产力，团结出效益。全党和全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就能广泛地集中群众的智慧，使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达到理论对社会实践的正确指导，使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产生高效的功能，进而推动社会生活和经济的全面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全国人民在“党的基本路线”基础上的大团结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其三，团结就是力量，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实践表明，只要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了高度的团结，就会产生强大的凝聚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就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种力量是战胜困难、取得胜利的力量，是修正错误、制定正确方针的力量。要实现党的十五大制定的战略目标，就必须团结一致，才能取得新的胜利。
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指出，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就是动员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他说，“首先是党的团结，全党各级组织都要加强团结，同时要加强党同各民主党派、各方面朋友的亲密合作，加强党同广大群众的紧密联系，巩固和发展全国人民的大团结”[18]。在即将进入21世纪的今天，重申加强团结，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和战略意义。这是因为我们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和大好时机，迎接挑战，抓住机遇，都需要更高层次上的团结，否则就会失去大好时机。其一，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经济、科技上同发达国家的差距给我们很大压力，要在短时间赶上去，迫切需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心一意搞建设，团结是摆脱落后的动力。其二，下个世纪要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迫切需要实现包括各民主党派在内的全体人民更广泛的团结，还要争取与国际上各方面朋友的团结，团结是实现宏伟目标的坚强保证。其三，我们在前进道路上还有许多矛盾和困难，国有企业活力不强，腐败问题，地区差距拉大等等，这些矛盾和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依靠任何外来力量，只有依靠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从大局出发，才能逐步得以解决，团结是克服困难的重要条件。江泽民总书记说：“这个团结，是建立在中华民族实现全面振兴的共同利益基础上的，是建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基础之上的。”
三
我国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要实现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完成跨世纪的伟大事业，还必须正确处理以下几个关系。
第一，党的团结和广泛的人民团结。我们党所倡导的团结首先是党的团结。这包括党的组织、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的团结。这是达到广泛的民族大团结的保证。只有实现了党的团结，才能有更加广泛的人民群众团结。因为只有党的高度团结，党的领导集体才能制定出合乎客观实际的方针、政策，才能有正确的理论和纲领，通过这些方针、政策及理论和纲领，党才能争取各民主党派，才能把广大人民群众团结起来。广泛的人民大团结，成为维护党的团结的群众基础，离开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团结，党的团结就成了“空中楼阁”。当前，必须下大力气，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把党建设好。对领导干部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应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否则，将破坏广泛的人民大团结。
第二，党的团结与民主集中制的关系。坚持贯彻民主集中制是巩固党的团结的重要保证。党内团结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在党内生活中呈现出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自由又有纪律，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局面。各级党的组织要坚持贯彻民主集中制，通过发扬党内民主，活跃党内民主生活，促进党的团结，这种团结，才是真正的团结。离开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所谓团结是脆弱的，是一种虚假的团结，这种团结不但不能凝聚力量，反而会削弱党的力量，甚至会分裂党的领导。正如毛泽东同志曾指出的：“我们要把我们党的一切力量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和纪律的原则之下，坚强地团结起来。”[19]如果只追求形式上的民主或团结，其结果是既践踏了民主又破坏团结，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的混乱。
第三，团结与思想斗争的关系，团结不是“一团和气”，不是“老好人”。没有积极的思想斗争，原则不能坚持，就会被各种错误的理论、思潮所侵蚀。原则被侵蚀了，就不会形成广泛的团结，真正的团结就不能巩固。当然，我们所说的积极的思想斗争，是维护正确原则的思想斗争，不是无原则的思想斗争，是有正确目的、并运用正确的方法来进行的思想斗争。批评应该是严肃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
第四，团结与个人自由的关系。要实现包括民主党派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就必须尊重个人自由，求同存异。让人说话，让人批评，有气的还要让出气。一潭死水最可怕。只要个人的言论、行为是在宪法和法律之内，就要互让互重，增进了解和信任，以促进团结的实现。不能因为个别团体和个人的个别言论和行为与己不利，就排斥，甚至是打击。要坚持区别对待的原则，争取和团结大多数群众，扩大教育面，缩小对立面，收到团结绝大多数同志的效果。绝不可再回到“万马齐暗”的封建专制的老路上去。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个人自由不加分析，盲目讲团结，而是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对那些搞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故意搞分裂的人要坚决予以斗争。有了党内外的民主作风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心情舒畅，才能真正团结。
第五，团结和利益的关系。江泽民同志指出，全国人民的大团结是建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团结，就是在当今中国，只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没有别的什么可以代替中华民族共同利益。任何局部的个人的利益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这个共同利益。如果不是这样，而是从局部利益出发讲所谓的团结，就容易产生宗派主义，造成全党、全国的不团结；如果从个人利益出发讲团结，就会产生自由主义，造成一盘散沙。
四
团结的重要性已经被广大的干部、群众所认识，那么，为什么要真正实现团结却又存在着种种困难，一些地区和单位常常会因团结问题而贻误事业和工作。目前存在着的一些影响团结的因素不容忽视。一是政策倾斜，带来的分配差距产生的沿海开放地区与内陆特别是西北地区的矛盾增大。由于经济发展速度的不同，在这些地区之间出现了条块分割、地方保护主义，这种不团结的表现影响了全国范围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二是骄傲情绪。特别是在领导干部中，表现极为严重。一些领导干部在工作、学习中取得一点成绩就沾沾自喜，就认为别人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就忘掉了组织的培养和教育，就开始脱离组织，甚至凌驾于组织之上，脱离群众，甚至坑害群众。这种做法，严重地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破坏了团结，使事业和工作受到严重损害。三是谣言。有一些人不讲纪律，不讲原则，很善于制造谣言，传播小道消息，什么“改革派”、“保守派”，什么“秘闻”、“传奇”、“隐私”大行其道，这些东西涣散了人心，动摇了人们的信仰，是团结的腐蚀剂。四是僵化。思想的僵化突出地表现为唯书、唯上，对新事物、新的办法缺乏热情，死抱着老观念不放，对外来的新观念和群众中的新办法采取一概拒绝的态度，不主动学习新的理论，不愿参加火热的社会实践活动，说怪话，泼凉水，甚至制造事端，这种情绪分裂党的团结和群众的团结。
要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21世纪，要完成中华民族的腾飞大业，就必须有广泛的、坚强的中华民族大团结作基础。对于面临跨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团结有着前所未有的重大意义。这是历史的挑战和机遇带来的必然要求。实现这样的团结，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教育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武装广大领导干部的思想。要真正地、诚心诚意地牢记，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要从党的大局出发，扎扎实实落实党的十五大精神，自觉地实践邓小平理论，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共同理想。必须牢牢地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认真分析研究当前社会发展的各种矛盾，始终抓住落后的生产力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要求这对基本矛盾不放松。对当前由于企业职工下岗，收入分配不公，东西差距拉大，腐败等引起的群众与党的干部之间、地区之间，以及群众之间，干部之间的矛盾绝不可掉以轻心，虽然这些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如果不很好地处理，就会使矛盾性质发生变化，影响群众积极性和热情，使群众对党的政策和方针产生怀疑，进而产生离心力破坏团结。对待这些矛盾，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下大力气在深化改革过程中，加快社会保障等一系列制度的建立，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不受侵害，任何粗暴简单的方式都将失去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基础。实现中华民族的团结，干部是关键因素。必须加强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同人民群众的联系，继续发扬党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对当前一些干部中存在着的严重脱离，甚至欺骗、坑害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绝不能姑息，这些作风是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最危险的敌人。广大干部要努力学习，自觉增强群众观点，加强同工农群众的感情，积极投入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活动，用自己良好的精神状态影响群众，凝聚群众，带动群众，促进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实现。
一
团结，就是为了集中力量实现共同理想或完成共同任务而联合或结合。
团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立统一规律——矛盾规律的生动实践。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客观事物发展的辩证性质及动力和源泉。它指出，自然界、社会和思维领域中的任何事物、过程都包含着矛盾属性。而同一性和斗争性又是矛盾双方所固有的两种属性。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就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做了这样的描述：“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1]根据列宁的思想，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也指出：“一切矛盾着的方面都因一定条件具备着不同一性，所以称为矛盾。”[2] 他又特别对矛盾的同一性做了这样的论述：“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3]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 不具备必要的条件，矛盾双方既不能共处，也就没有任何同一性。而矛盾的斗争性，则是贯穿于过程的始终，并使一过程向着他过程转化。对矛盾的同一性的研究却显得更加有意义，列宁指出：“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相互转化而同一的，——为什么……”[4]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又作了这样生动的描述，他说，“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5]。 他把相对静止称作事物运动的第一状态，后者则是事物运动的第二状态。而两种状态都是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运动的结果。他进一步指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看见的统一、团结、联合、调和、均势、相持、僵局、静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都是事物处在量变状态中所显现的面貌。而统一物的分解，团结、联合、调和、均势、相持、僵局、静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状态的破坏，变到相反的状态，便都是事物在质变状态中、在一种过程过渡到他种过程的变化中所显现的面貌”[6]。由此说明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 而对立的互相排斥的斗争则是绝对的。在斗争性与同一性的关系中，我们特别关注同一性，这是我们探讨团结的哲学意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因为团结其本质就是矛盾双方同一性的显现。然而，矛盾双方达到这种同一性是必须具备一些条件的，否则，就不可能有这种意义上的团结。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们的社会里已经没有任何的矛盾了。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7] 应该说这句话包含着这样的含义，即，团结是有条件的，是建立在对矛盾双方的正确把握和解决基础之上。创造这样的条件，人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毛泽东同志所概括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民主方法，即“团结——批评——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8]。有了这样的方法，才有可能创造使矛盾双方转化的良好条件，矛盾的斗争性才有可能向同一性转化，才有可能达到团结的目的。虽然这种转化是在不断的斗争中实现的，是一个无限循环过程。但是，如果在处理矛盾时违背了这一方法，事物矛盾双方就不能达到同一性，就没有团结可言。因此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矛盾规律是社会实践中团结的哲学基础。同时，也是我们在争取团结，维护团结问题上同“左”倾教条主义斗争的理论武器。这一规律告诉我们，在团结问题上，我们必须划清与“左”倾教条主义的界线，“左”倾教条主义所采用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斗争方法，绝不可能实现矛盾双方的斗争向有利于同一性的转变，它是团结的大敌。
团结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要内容。革命导师对这一重大问题有过精辟的论述。马克思在总结第一国际的经验时就明确指出：“国际的一个基本原则——团结。如果我们能够在一切国家的一切工人中间牢牢地巩固这个富有生气的原则，我们就一定会达到我们所向往的伟大目标。”[9] 列宁在创建布尔什维克党时也指出：“无论为了尽快地实现无产阶级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在现存的社会基础上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战斗的无产阶级最亲密之间的团结都是绝对必要的。”[10]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在其最初的创立实践中得出的重要结论。
毛泽东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发展实践，把团结称作“无价之宝”。他指出：“一种是党内团结，一种是党与人民的团结，这些就是战胜艰难环境的无价之宝。”[11]反观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始终珍爱“团结”这个法宝，革命和建设就能胜利，反之，如果丢弃“团结”这个法宝，革命和建设就遭受困境，而且有被敌人和困难瓦解、消灭的危险。在1942年我党的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同志概括出了党内斗争的基本公式，即“团结——批评——团结”，即从团结愿望出发，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经过几年之后，到一九四五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果然达到了全党团结的目的，因此就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12]全党的这一次团结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形成了集中统一的党中央领导。“那次大会总结了我国民主革命二十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的认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达到了全党的空前团结。”[13]
在新中国建立的不长时间，当我们只取得初步的成就时，却丢掉了“团结”这个“无价之宝”，由于党的领导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使阶级斗争扩大化，进而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具有全局性的长期的严重错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使是非混淆，导致敌我不清，又重演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做法，不是乱了敌人，而是乱了自己，造成全国范围的不团结，宗派主义、拉“山头”等大行其道，使社会主义建设蒙受了巨大灾难。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会议彻底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实际上成为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他指出：“这次会议，解决了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分清了一些人的功过，纠正了一批重大的冤案、错案、假案。这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团结的需要。”[14]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走上正确的道路。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十三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着理论的不断发展，全党、全国人民大团结也在不断加强。这一大团结产生了邓小平理论。特别是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江泽民总书记提出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并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我党的指导思想，再一次雄辩地说明，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各族人民实现大团结的光辉旗帜。
二
历史和现实的实践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第一，要实现党和全国人民的团结，就必须有正确的理论、路线和方针，必须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做基础。“我们党的团结，是建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15]，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就是我党新的历史时期的政治保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我党实现团结的重要思想保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生动体现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争取更大团结的愿望。第二，要实现党和全国人民的团结，还必须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强调党的核心作用和过去的个人崇拜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坚强的“核心”，有利于团结，而建立在“个人崇拜”基础上的“团结”是没有丝毫战斗力的。“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16]邓小平同志还特别告诫全党，进入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领导核心，“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17]，自觉维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核心的权威是实现党的团结的组织保证。实践证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正以崭新的姿态，把中国带向21世纪。第三，要实现党和全国人民和各界的大团结，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对立统一的规律，分析和解决各种矛盾，特别是要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是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群众基础。
伟大的革命领袖之所以重视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实践之所以离不开团结，都充分说明团结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首先，团结是党的生命线，是革命和建设力量的源泉。党只有加强团结，才能巩固和发展稳定的政治局面，保证革命和建设的顺利进行。没有了党的团结，任何革命和建设的美好设想都将断送。其二，团结出新的生产力，团结出效益。全党和全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就能广泛地集中群众的智慧，使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达到理论对社会实践的正确指导，使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产生高效的功能，进而推动社会生活和经济的全面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全国人民在“党的基本路线”基础上的大团结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其三，团结就是力量，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实践表明，只要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了高度的团结，就会产生强大的凝聚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就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种力量是战胜困难、取得胜利的力量，是修正错误、制定正确方针的力量。要实现党的十五大制定的战略目标，就必须团结一致，才能取得新的胜利。
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指出，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就是动员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他说，“首先是党的团结，全党各级组织都要加强团结，同时要加强党同各民主党派、各方面朋友的亲密合作，加强党同广大群众的紧密联系，巩固和发展全国人民的大团结”[18]。在即将进入21世纪的今天，重申加强团结，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和战略意义。这是因为我们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和大好时机，迎接挑战，抓住机遇，都需要更高层次上的团结，否则就会失去大好时机。其一，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经济、科技上同发达国家的差距给我们很大压力，要在短时间赶上去，迫切需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心一意搞建设，团结是摆脱落后的动力。其二，下个世纪要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迫切需要实现包括各民主党派在内的全体人民更广泛的团结，还要争取与国际上各方面朋友的团结，团结是实现宏伟目标的坚强保证。其三，我们在前进道路上还有许多矛盾和困难，国有企业活力不强，腐败问题，地区差距拉大等等，这些矛盾和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依靠任何外来力量，只有依靠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从大局出发，才能逐步得以解决，团结是克服困难的重要条件。江泽民总书记说：“这个团结，是建立在中华民族实现全面振兴的共同利益基础上的，是建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基础之上的。”
三
我国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要实现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完成跨世纪的伟大事业，还必须正确处理以下几个关系。
第一，党的团结和广泛的人民团结。我们党所倡导的团结首先是党的团结。这包括党的组织、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的团结。这是达到广泛的民族大团结的保证。只有实现了党的团结，才能有更加广泛的人民群众团结。因为只有党的高度团结，党的领导集体才能制定出合乎客观实际的方针、政策，才能有正确的理论和纲领，通过这些方针、政策及理论和纲领，党才能争取各民主党派，才能把广大人民群众团结起来。广泛的人民大团结，成为维护党的团结的群众基础，离开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团结，党的团结就成了“空中楼阁”。当前，必须下大力气，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把党建设好。对领导干部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应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否则，将破坏广泛的人民大团结。
第二，党的团结与民主集中制的关系。坚持贯彻民主集中制是巩固党的团结的重要保证。党内团结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在党内生活中呈现出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自由又有纪律，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局面。各级党的组织要坚持贯彻民主集中制，通过发扬党内民主，活跃党内民主生活，促进党的团结，这种团结，才是真正的团结。离开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所谓团结是脆弱的，是一种虚假的团结，这种团结不但不能凝聚力量，反而会削弱党的力量，甚至会分裂党的领导。正如毛泽东同志曾指出的：“我们要把我们党的一切力量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和纪律的原则之下，坚强地团结起来。”[19]如果只追求形式上的民主或团结，其结果是既践踏了民主又破坏团结，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的混乱。
第三，团结与思想斗争的关系，团结不是“一团和气”，不是“老好人”。没有积极的思想斗争，原则不能坚持，就会被各种错误的理论、思潮所侵蚀。原则被侵蚀了，就不会形成广泛的团结，真正的团结就不能巩固。当然，我们所说的积极的思想斗争，是维护正确原则的思想斗争，不是无原则的思想斗争，是有正确目的、并运用正确的方法来进行的思想斗争。批评应该是严肃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
第四，团结与个人自由的关系。要实现包括民主党派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就必须尊重个人自由，求同存异。让人说话，让人批评，有气的还要让出气。一潭死水最可怕。只要个人的言论、行为是在宪法和法律之内，就要互让互重，增进了解和信任，以促进团结的实现。不能因为个别团体和个人的个别言论和行为与己不利，就排斥，甚至是打击。要坚持区别对待的原则，争取和团结大多数群众，扩大教育面，缩小对立面，收到团结绝大多数同志的效果。绝不可再回到“万马齐暗”的封建专制的老路上去。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个人自由不加分析，盲目讲团结，而是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对那些搞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故意搞分裂的人要坚决予以斗争。有了党内外的民主作风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心情舒畅，才能真正团结。
第五，团结和利益的关系。江泽民同志指出，全国人民的大团结是建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团结，就是在当今中国，只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没有别的什么可以代替中华民族共同利益。任何局部的个人的利益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这个共同利益。如果不是这样，而是从局部利益出发讲所谓的团结，就容易产生宗派主义，造成全党、全国的不团结；如果从个人利益出发讲团结，就会产生自由主义，造成一盘散沙。
四
团结的重要性已经被广大的干部、群众所认识，那么，为什么要真正实现团结却又存在着种种困难，一些地区和单位常常会因团结问题而贻误事业和工作。目前存在着的一些影响团结的因素不容忽视。一是政策倾斜，带来的分配差距产生的沿海开放地区与内陆特别是西北地区的矛盾增大。由于经济发展速度的不同，在这些地区之间出现了条块分割、地方保护主义，这种不团结的表现影响了全国范围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二是骄傲情绪。特别是在领导干部中，表现极为严重。一些领导干部在工作、学习中取得一点成绩就沾沾自喜，就认为别人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就忘掉了组织的培养和教育，就开始脱离组织，甚至凌驾于组织之上，脱离群众，甚至坑害群众。这种做法，严重地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破坏了团结，使事业和工作受到严重损害。三是谣言。有一些人不讲纪律，不讲原则，很善于制造谣言，传播小道消息，什么“改革派”、“保守派”，什么“秘闻”、“传奇”、“隐私”大行其道，这些东西涣散了人心，动摇了人们的信仰，是团结的腐蚀剂。四是僵化。思想的僵化突出地表现为唯书、唯上，对新事物、新的办法缺乏热情，死抱着老观念不放，对外来的新观念和群众中的新办法采取一概拒绝的态度，不主动学习新的理论，不愿参加火热的社会实践活动，说怪话，泼凉水，甚至制造事端，这种情绪分裂党的团结和群众的团结。
要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21世纪，要完成中华民族的腾飞大业，就必须有广泛的、坚强的中华民族大团结作基础。对于面临跨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团结有着前所未有的重大意义。这是历史的挑战和机遇带来的必然要求。实现这样的团结，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教育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武装广大领导干部的思想。要真正地、诚心诚意地牢记，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要从党的大局出发，扎扎实实落实党的十五大精神，自觉地实践邓小平理论，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共同理想。必须牢牢地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认真分析研究当前社会发展的各种矛盾，始终抓住落后的生产力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要求这对基本矛盾不放松。对当前由于企业职工下岗，收入分配不公，东西差距拉大，腐败等引起的群众与党的干部之间、地区之间，以及群众之间，干部之间的矛盾绝不可掉以轻心，虽然这些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如果不很好地处理，就会使矛盾性质发生变化，影响群众积极性和热情，使群众对党的政策和方针产生怀疑，进而产生离心力破坏团结。对待这些矛盾，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下大力气在深化改革过程中，加快社会保障等一系列制度的建立，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不受侵害，任何粗暴简单的方式都将失去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基础。实现中华民族的团结，干部是关键因素。必须加强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同人民群众的联系，继续发扬党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对当前一些干部中存在着的严重脱离，甚至欺骗、坑害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绝不能姑息，这些作风是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最危险的敌人。广大干部要努力学习，自觉增强群众观点，加强同工农群众的感情，积极投入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活动，用自己良好的精神状态影响群众，凝聚群众，带动群众，促进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实现。